罗马的另一重要创新是，书卷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书册，这对学术和读写能力产生了影响。这一过程发生在2世纪和4世纪之间。书卷的替代物一直都有，即用涂蜡木片做成的书写板。它能擦干净，因此平时使用很方便：教学、书信、简单记事。不过，罗马人开始用它书写法律文件，逐渐用羊皮纸取代了木版，并且用皮带或钩环把多页羊皮纸穿在一起。[978]马提亚尔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个提到以书册形式出版的文学作品的人（在一首1世纪80年代写的诗中），不过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还不普遍。书册开始于2世纪，真正盛行于4世纪，至少对非基督教文学作品而言是这样。书册流行的原因不难解释。莎草纸书卷虽然不易损伤，但是很少能维持300年，而且可以说，如果没有出现书册的话，许多古典文献将会全部消亡。书册没有书卷那么笨重，标号的书页使它成为一种更方便的参考版式，使用起来更不容易破损，而且生产成本可能也便宜许多。
不过，对于书册，我们似乎最应感谢的是早期基督徒。在公元2世纪，非基督教书册还非常稀罕，然而书册形式的基督教文献却非常普遍。可能是因为基督徒想有别于异教徒，也可能是因为书册比书卷更便宜。不过更有可能的是，书册在基督徒中受欢迎是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因：由于它的版式（标号的书页以及目录），在书册中添加伪造内容尤为困难。对于一种处在发轫期的宗教，经文的准确和权威是主要问题，而书册版式在此方面的优势是巨大的。[979]
希腊人已经发明了主要文学样式：史诗、历史著作、喜剧、哲学、悲剧、田园诗、抒情诗、演讲术、辩论术。虽然许多罗马作家如今被尊为“古典”，但事实上，就文学而言，他们相对于希腊人的真正超越出现在两个领域：爱情诗和讽刺诗。除了这两大创新，在罗马，作家对希腊人的模仿是被认可的，模仿是与变异一样正当的文学手法。
西塞罗（前106—前43）是最著名的吸收希腊文化的罗马作家。[980]除了他最擅长的演讲术外，他的作品主要包括书信和关于不同阶段希腊学术的论文。他的《论神性》以及《论义务》是我们了解希腊宗教和伦理思想的最好来源之一。他的作品一直以来是研究文学辞藻和哲学内涵的主要对象，它们的重要性如此之高，乃至于被普遍认为在为西方文化传统提供思想源泉的贡献者之中，仅次于亚里士多德。[981]
西塞罗出身于一个富庶家庭，受过辩护律师的训练，担任过占卜官职务，其职责包括预测未来和解释征兆。他的作品很少有真正的原创性，但是他的风格和拉丁语的优雅却是无与伦比的：“一个又一个世纪的人们从这些作品学习哲学文法，它们现在仍然很有价值。”[982]斯多葛主义是在西塞罗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西塞罗认为，它更多是一种实用的、关涉伦理道德的折中主义，而较少是一种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和对形而上学的根本性探索。斯多葛主义在罗马产生了三个主要影响。第一是与基督教的重叠，与其说体现在西塞罗的作品中，不如说体现在塞内卡的作品中，后者常被与圣哲罗姆作比较。不管怎样，这对许多异教徒皈依基督教起到了某种作用。第二个影响体现在罗马人对法律的态度上。斯多葛主义认为，人应当遵循自然法则，而“自然具有一种哲学家能够一瞥的法则”。[983]“自然法则”的观念就是这样提出的，它将在西方思想史上拥有漫长的历史。最后，斯多葛主义关于“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对罗马人对待奴隶的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西塞罗，“真正的法律是理性的、正确的、自然的……不存在罗马的法律、雅典的法律，也不存在此时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论国家》III，33）他最关心的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和谐、元老院外的中等阶级和元老院之间的合作关系。用迈克尔·格兰特的话说，他是一个中间派：“他反对两种专制，复古和革命。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其中一种成为威胁，他就会站到另一边。”[984]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事实上，他是西方社会整个自由传统的最伟大的先驱。”
他还是“人情”的创立者，通常称之为西塞罗主义的核心。他相信德行“使人与神联结”，由此得出，所有人，不论贵贱，都有价值，这又“使人与人联结，不论国家、种族和阶层”。[985]他的“人情”，不仅仅指人性，或人道，或人文主义，而是对他人的关心、宽容、人文学科，以及教育。在他翻译的希腊著作中，他为了使自己母语中较少的词汇适应较大的希腊思想，发明了像“性质”和“数量”这样的术语。西塞罗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任何其他散文作家，不论哪种语言”。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甚至说，他希望能够销毁西塞罗的作品，因为“它们转移了人们对《圣经》的关注”。[986]西塞罗虽然不属于刺杀恺撒的一党，但是他赞同刺杀行动，然而，他认为后来安东尼的专制更加可怕，并且公开宣布自己的看法。结果，他自己也在公元前43年12月被刺杀。（当刺客们逮住他的时候，他正在读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
维吉尔（约前70—前19）被誉为奥古斯都时期的桂冠诗人。他的《牧歌集》和《农事诗》为他后来的伟大史诗《埃涅阿斯纪》奠定了基础。《埃涅阿斯纪》是荷马式英雄传奇的罗马版，在书中奥古斯都被公开描画为埃涅阿斯。偶然的是，恺撒和奥古斯都所属的尤利乌斯家族，自称是埃涅阿斯的儿子尤卢斯的后代，埃涅阿斯是《伊利亚特》中的人物。因此，维吉尔的史诗也是典型的荷马式，主人翁埃涅阿斯在地中海漫游，以《奥德赛》的方式从特洛伊到台伯河，然后在第二部，在意大利进行了伟大的战斗，让人想起《伊利亚特》。[987]除了与荷马的相似之处，这部书还是个密码本：埃涅阿斯是奥古斯都，书本身就是关于权力性质的探讨。其中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虔敬，它有两种意义：罗马意义上的对父母、国家和神的义务，以及同情，但不是传统的或现代意义上的同情。埃涅阿斯对其他人物怀有同情之心，包括他的妻子狄多和他的敌人图尔努斯，但是他最后遗弃了前者，杀死了后者。这就是维吉尔对战争的评述：战争既毁灭我们憎恨的人，也毁灭我们热爱的人。故事的结尾完全不是对罗马和帝国权力的理想化，而是模棱两可。维吉尔的人性与西塞罗是一致的，在温柔和怜悯方面不相上下。
考虑到大致耶稣时期地中海一带权力以及文明中心的变迁，那么古代医学最大的权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就不足为奇了。克劳狄·盖伦在十六岁时决定从医。公元131年他出生于帕加马，在转向医学之前，先后学习了数学和哲学，并且为了求学先后游历了士麦那（现在的伊兹密尔）、科林斯和亚历山大港。他回到帕加马，成为角斗士的医生，不过后来定居罗马，成为受富人和名人追捧的医生，他的客户包括皇帝马可·奥勒留、康茂德和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他卒于210年左右，传世作品包括二十二卷内容，确立了他在古代世界的权威地位：除了希波克拉底能和他比肩外，盖伦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现代。[988]
一直以来，盖伦有更看重疾病，而不是病人的名声，“他把后者视为理解前者的工具”。从希波克拉底那里，他借用了四体液说，即构成人体的基本组成是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它们对应热和冷、湿和干等基本特质。盖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完善，认为这四种体液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形成器官，这些器官又共同组成人体。对他而言，当体液之间或各器官状态出现不平衡时，疾病就会产生。他的主要创新之一是确认疾病在具体器官中的位置。例如，广义的发烧是由于体内的体液腐败，导致发热，而局部疾病来自个别器官中的有毒体液导致肿胀，或硬块，或疼痛。[989]诊断时，盖伦特别注意病人的脉搏和尿，同时也关注病人的姿势、呼吸、“上部分泌物和下部分泌物的性质”的变化，以及是否头疼。
他认识到解剖的重要性，但是承认实体解剖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鼓励学生留心可能的机会，例如当有坟墓被发掘或发生事故的时候，进行细致的观察。他还推荐学生去亚历山大港参观，“那里可以亲手检视骸骨”。[990]不过总体上，他承认学生需要依靠动物尸体解剖，尤其是那些与人类相似的物种。他自己解剖了一些动物，包括一只小猴子，他们称之为无尾猴，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猕猴。他借用了柏拉图“三重灵魂”说，提出灵魂的理性机能所在的大脑是神经的来源；情感所在的心是动脉来源，动脉血由此传送到身体各部位；胃口或欲望所在的肝脏，是静脉来源，静脉血使身体得到强化。食物到达胃部后，部分通过体热“烹煮”被转换成流汁，然后通过胃壁输送进周围的静脉被吸收，再输送到肝脏。在肝脏，食物被进一步加工、烹煮，转变为静脉血，为各种器官提供营养。静脉血到达心脏，为心脏提供营养，当然心脏也接收从肺部输送的动脉血。动脉血提供生命，同样被传送到各器官。大脑同其他的器官一样，接收动脉血。在这里，盖伦犯了一个特殊的错误，他认为动脉血会进入细脉网，那是他在解剖某些有蹄类动物时发现的一种细密的动脉网络，他认为人体内也存在这样的网络。他说，动脉血液在这个网中被加工成“最高等级的”精神或元气，即心灵元气，后者又通过神经被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负责感觉和运动机能。[991]
盖伦的体系远比我们所解释的复杂得多，但是这些足以说明他的思想结构。这一思想将主宰整个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它的形成部分可以归因于他的其他观念。盖伦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相信目的论，这使他同时受到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欢迎。受柏拉图《蒂迈欧篇》和亚里士多德《动物之构造》的启发，他得出结论：人体和动物的构造中具有“智慧设计”。在他的论文中，他极力赞美造物主的“智慧和深谋远虑”，这一理解显然来自柏拉图。盖伦认为人体构成与其机能之间匹配得非常完美，“将它提高，即使是想象，也是不可能的”。[992]这是自然神学，即关于神灵的存在于自然中得到体现之理论的滥觞。
实用，即罗马人的理性及对其成就的自豪，对视觉艺术的革新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希腊的肖像画变得越来越写实，但是它们仍旧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理想化。到罗马时期就不是这样了。皇帝可能希望他的画像能表达出帝王的尊严，但是对其他家庭，越写实越好。在罗马有一个传统，至少在贵族家庭，人们要保存祖先的蜡像面具，以备活着的亲人在葬礼中佩戴。从这里发展出青铜和石制半身雕像，非常写实。[993]
在建筑业，水泥的发现改变了一切。它是在大约公元3世纪末期发明的，可能通过非洲传入。人们发现水、石灰和像沙子一样的沙砾物质混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耐久物质，可以用来砌砖瓦，本身还可以作为一种建筑材料，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铸模。它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第一，重要的公共建筑物，例如澡堂或剧院，能够在市中心建造。不需要从远处运送大型石块，相反，沙子可以用较小的、更容易操作的工具运送，建造复杂得多的基础设施，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第二，因为水泥在湿的状态下能够成形，因此不需要像在石头上那样进行雕刻。因此，对工人的手艺要求不高，甚至奴隶都能胜任，成本也因此降低很多。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大型建筑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宏伟，这也是为什么罗马成为如此众多的大型建筑遗迹所在地的原因。[994]
罗马视觉艺术的另一发展源自之前提到的“古典”思想。它是罗马人的首创，它产生于这样一种情感：虽然罗马战胜了古典希腊，虽然许多罗马人认为希腊人虚弱，甚至女子气，但是在罗马存在一种对希腊文化的无比敬重。（希腊诗人阿尔启亚斯被指控冒充罗马公民，西塞罗在为他辩护时说：“希腊文学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而拉丁语只限于它自己的疆域，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疆域非常狭小。”他自己准备“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写作。[995]）公元前1世纪以后，罗马许多上层社会的家庭收藏希腊的雕塑以及复制品，许多复制品都非常优秀，而且现在对希腊雕塑的知识只能或主要通过罗马的复制品才能获得，当然这些复制品本身现在也非常有价值。[996]首先，罗马的将领尽其所能地劫掠：公元264年，沃尔西尼的两千座雕像被洗劫。[997]（乔治·梅里迪斯曾经说，军人唯一能够想到的一个抽象观念就是战利品。[998]）希腊艺术家迅速做出调整，在雅典很快出现了一个繁荣的艺术品市场（所谓的新阿提卡作坊），满足罗马游客的需要。后来，希腊艺术家还在台伯河一带开业。[999]因此，罗马本身就是希腊思想和拉丁雄心的混合。不过，由于水泥的出现，相比雅典，罗马为后人留下的要多得多。
虽然罗马没有取得古典希腊那样的思想成就（例如，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罗马人有过原创性数学成果），但是他们的成就表现在别处。对他们最精到的评价还是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的话：“若要指出世界上哪一个时期人类最为繁荣幸福，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说是从图密善被弑到康茂德登基。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治，其指导方针是德行和智慧。连续四位皇帝一脉相传，运用恩威并济的手段，统帅部队，使之秋毫无犯，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在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小心翼翼的维护下，文官政府的形式得以保持。他们喜爱自由的形象，愿意成为向法律负责的行政首长。”[1000]
即便这一论断如今不能完全被人接受，对罗马的这种情感却延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证明了罗马的成就。
10 异教徒和基督徒，地中海和日耳曼传统
罗马的成就是伟大的。罗马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开始信奉“永恒的罗马”也不足为奇。但正如学童都知道的那样，罗马并不是永恒的。阿瑟·费里尔说：“关于罗马帝国，众所周知的是,它衰亡了。”[1001]
这种大众认知至少一部分归因于可能是现代最著名的历史著作，即上一章结尾提到过的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本著作距今年代久远，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发展了吉本的观点。例如，最近有一本德语著作，几乎有700页，列举了不少于210种可能导致罗马衰亡的因素。[1002]它除了强调衰亡的主要原因现在没有定论外，并没有使我们有任何进展。而另一方面，尽管吉本的书从1776至1788年共出版六卷，但他对罗马衰亡的原因所持的观点比较简单。他指出两个弱点，一个内在的，一个外在的，他认为这是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内在的弱点就是基督教，外在的缺陷就是蛮族入侵。”[1003]这样的观点在今天仍然能获得支持。正如阿瑟·费里尔指出的，在4世纪最后的十年里，有一位叫狄奥多西的皇帝仍然统治了一个比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还大的帝国，统率一支庞大的军队。不到八十年后，西罗马的帝国和军队都被消灭了。或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德烈·皮加尼奥尔所说的：“罗马文明不是自然消亡的，而是被扼杀的。”[1004]
毫无疑问，欧洲从古代转入中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基督教的传播。这也是形成我们现在所知世界最重大的思想变化之一。在追溯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有两件事要记住。我们必须准确地解释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以何种顺序发生的，但同时我们还要阐明为什么基督教如此受欢迎。[1005]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第7章已经讨论过的《福音书》的产生。
在《新约》中，犹太被描述为新信仰的发祥地，并有一个总教会坐落于耶路撒冷，但它没有提及犹太人的反抗或耶路撒冷遭围攻和毁坏这些同时期的政治事件。[1006]传统观点认为，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些，原因在于这一反抗对于基督教并没有产生影响，因为早期基督徒已经离开了这座注定遭劫的城邑，移居到外约旦的佩拉。好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个观点，因为首先它完全符合耶稣是一位与政治无关的神这一观点。其次是因为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1世纪70年代所写的《犹太战争》一书中，解释这场起义的主要责任在于狂热的奋锐党，他们“唆使一个和平的民族参与致命的起义”。[1007]这一传统解释现在广泛遭到质疑。首先，佩拉在《圣经》中从来不具有基督教中心这样重要的地位。圣保罗的书信以及《使徒行传》都证实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公认的信仰和权威的来源”，所有信徒都要顺从。因而，完全不提及这个公元70年后的教会就需要一些解释。新的学术研究从这产生。
首先是《马可福音》，它一直以来都是重新解读的焦点，尤其是关于两个有歧义的论断。第一个就是法利赛人想要利用耶稣对罗马的态度来设计陷害他时，耶稣当时的著名回答：“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传统上，人们认为耶稣的回答是一种巧妙的策略，至少含蓄地表明他容忍犹太人纳税的观点。然而，另一种研究从《马可福音》还不是长篇著作引发，认为这一事件显然对著者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它最初于公元65至75年左右在罗马用希腊语写成，现在人们认为它的措辞是为了满足意大利非犹太人基督徒的“需要”。这发生于基督教的早期，那时虔诚的教徒担心他们的处境。这样看来，耶稣对向罗马纳税所持的态度关系到他们的福祉。这是因为导致犹太人66年起义的罗马压迫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犹太人没有纳税。[1008]奋锐党的创始人犹大和耶稣一样，来自加利利。因此现在的怀疑就是耶稣真正想表达的意思和《马可福音》想要他说的正好相反，即不应进贡。意思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若不这样的话，早期基督徒就无法在罗马待下去。而这也有趣地揭示了《马可福音》中的第二个短语，也就是他把十二位信徒中的一位称为“迦南的西蒙”。若不加以详述的话，公元1世纪罗马的非犹太人基督徒就完全不知道这应该是什么意思。事实上，西蒙在犹太也被叫作“奋锐党西蒙”。所以《福音书》掩盖了耶稣所选信徒中的一位是反对罗马的恐怖分子这一事实。正如S.G.F.布兰登所说的：“承认这一点是很危险的。”[1009]其他学者反对这一观点，他们坚持认为罗马的基督徒人数太少，不足以在《福音书》中做出如此巨大的更改。而且《新约》中许多对非犹太人基督徒毫无意义的地方（例如割礼），并没有被更改。
这些事件及其解释对于理解早期基督教都十分重要。如果将其同《新约》，尤其是《使徒行传》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出，新的研究解释了什么叫“基督教的犹太发轫期”。我们不能忘记最初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尽管耶稣的死对他们是一个打击，但他们仍然相信耶稣会回来并救赎以色列。正如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使犹太人同胞相信耶稣真的是弥赛亚，他们应该为基督再临做好准备。因此他们继续以犹太人的方式生活：他们遵守《摩西律法》，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朝拜。他们由耶稣的兄弟雅各带领着，吸引了许多皈依者，尤其是因为雅各以狂热地履行犹太教仪式而闻名。（他如此狂热以至于被一心要控制以色列革命情绪的大祭司处死。[1010]）
另外，在耶路撒冷发生这些事件时，在耶稣受难和发生起义之间，保罗在以色列之外的地方活动频繁。保罗来自今土耳其阿达纳以西的塔尔苏斯，是一个制帐篷的人，他不是耶稣最早的信徒之一。和基督不同的是，他来自城市。他皈依基督教这一著名事件发生在约公元33年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当时他“见到”了基督（《使徒行传》9：1—9）。（他有慢性病，有人怀疑是癫痫。[1011]）保罗创立了另一种基督教，认为在以色列之外的希腊罗马世界传播这些思想是自己的责任。另外，他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不应该被夸大：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因此非常相信复活；就他而言，他是从一个犹太教宗派转到了另外一个宗派。[1012]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那时有互相敌对的多个基督教派。例如，在《哥林多后书》中，他是这么说的：“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另传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在其他地方，他称他的对手为“最重要的信徒”，指的是雅各、矶法（彼得）和约翰。因为保罗的一些思想威胁到以色列的犹太—基督徒的权威，因而他受到严厉的谴责。在公元59年左右，他被逮捕并带到罗马（因为他是罗马公民）。[1013]如果公元66至70年的起义从未发生的话，很可能在历史上就不会听说保罗这个人。但起义的确发生了，耶路撒冷及其圣殿都被摧毁。尽管犹太—基督教的遗迹保留了一个世纪，但再没有昔日的辉煌，最终不复存在。反而，保罗创立的教派得以幸存，结果是宗教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犹太教的弥赛亚派现在变成了在地中海的希腊化世界里，即非犹太人中，宣传普遍救赎的宗教。保罗尤其通过强调上帝“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来证明自己的独立教义。
和耶路撒冷的信徒相比，保罗信条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他深信他要在非犹太人中布道。首先，这可能是非犹太人中的特殊群体，他们同情以色列的传统，但反对割礼，他们被叫作“敬神者”（《使徒行传》13：26）。[1014]与此相关的就是保罗认为耶稣不仅仅是殉教者，而且还是神，他的死有更深远的意义，对那些以色列之外的人有深远意义，从历史角度说有深远意义。[1015]这里根据克里斯托弗·罗兰的观点，我们要理解保罗的目标就不得不提醒自己，保罗受到了希腊化思想的熏陶，尤其是他关于拯救世人的神和人类堕落状态的思想。救世之神的典型例子就是敬拜埃及神奥西里斯的宗教。这个神的信徒相信他曾经死去并死而复生，他们相信通过朝拜仪式他们也能死而复生。我们还必须把保罗放在众多的诺斯替教派背景下来理解。一些诺斯替教徒信奉柏拉图思想，并认为每个人都是不朽灵魂“被囚禁”在身体（而且是凡人）的混合体。最初诺斯替教徒说灵魂从“光和极乐之所”降临到人间。灵魂化身为人时，受到生活在地球（和其他星球）的邪恶力量的诱惑，只有通过对其本性真正的了解（灵知）才能获救。将灵魂从肉体的囹圄中释放出来，让它们重返原来的地方，就是灵知的目标。[1016]因此保罗的基督教是三个要素的结合：犹太—基督教（耶稣信奉救世上帝和救世主弥赛亚）、异教徒的救世神和诺斯替教徒关于人类堕落状态的思想。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基督徒对后两个观点深恶痛绝，也反对保罗认为耶稣的到来代替了《摩西律法》的思想。[1017]当保罗到耶路撒冷同那里的基督徒协调这些信仰时，遭到暴徒的袭击。一些罗马士兵救了他，于是他要求以罗马公民的身份接受帝国法庭的审判（否则他几乎一定会在耶路撒冷被私刑处死）。最后的裁决不得而知，但这场审判似乎发生于59年。
保罗的思想开始流行起来，是因为它们似乎解释了过去发生的事。在犹太教传统中，天国降临之前会有大灾难，耶路撒冷的毁灭如果不是灾难的话，又是什么呢？这些事件都被视为弥赛亚重返人间和世界末日的先兆。[1018]保罗自己也同意其中一些思想。例如，他从不给他的书信标上日期，就好像时间一点也不重要。当然，弥赛亚并没有再出现，耶稣再临没有实现。渐渐地，早期基督徒不得不做出改变。他们并没有摒弃对天启的憧憬，但他们思想体系中的这一部分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带来了保罗的另一个新思想。迄今为止，犹太—基督教一直接受犹太教的基本历史观，即随着弥赛亚的到来，时间将停止。但对基督徒来说，耶稣已经来了。如果他化成肉身是上帝为人类所做的部分计划，那么时间可被视为两段，一个是从创世一直到耶稣诞生，是以色列人为耶稣降临做准备的时期，这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有记载；第二个时期从耶稣时期开始。保罗称犹太人的著作为《旧约》，并且他现在说耶稣在创立一个新的约定。[1019]他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是人们应循之路，这样做才可能获得永生。就这样，基督教变成了非犹太人的宗教，并积极地寻找皈依者，因为皈依是获得救赎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保罗也为早期基督教作了许多修改，他谴责偶像崇拜、性欲，并含蓄地谴责哲学活动。[1020]在早期的罗马，基督徒经常标榜自己的无知和缺乏教育，把独立的哲学思考同傲慢之罪联系起来。[1021]最后，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保罗这种形式的基督教产生于罗马世界，那里有罗马律法，周围都是罗马异教徒的神。（“异教徒”这个拉丁词paganus的原意是山野村夫。）对罗马的忠诚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很重要，它意味着承认皇帝的神性和接受国家之神，这些神比基督教古老得多。塔西佗（约55—116）就将基督教斥为“一种新迷信”。
在罗马，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总是相互交织。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受自己的城市之神的“保护”，古罗马从澡堂到竞技场的所有建筑物都装饰着神的雕像，还有神坛和小神龛。奥古斯都非常关心宗教生活，在他统治时期里重建了82座已经年久失修的神庙，又下令建造另外13座神殿。[1022]但是在异教徒的世界里，没有人会期望宗教为人生的意义提供答案。人们转向哲学寻求这种理解。罗马人崇拜异教的神灵，是为了在危机时向其寻求帮助，确保国家有神明庇佑，体验“一种治愈心灵的社群感”。[1023]对于受过教育的异教徒来说，基督教之神很原始。像亚历山大大帝这样一位伟大的君主和战士成为神或神之子是合情合理的，但崇拜一个在罗马帝国遥远的角落作为罪人死去的可怜的犹太人则很荒唐。[1024]尽管异教徒崇拜许多神，并且到处都是神殿（有一个作家曾经写道：“神殿就是乡村的灵魂。”），但实际上在罗马有三种信仰比其他的都重要。它们是皇帝信仰、伊西斯信仰和密特拉信仰。
公元前44年，尤利乌斯·恺撒死后被封为神，他是第一个获得此项荣誉的君主。和恺撒有血缘关系的奥古斯都公开自称“神之子”。[1025]他死后也被封为神明，他的后继者提比略也是如此。提比略的后继者卡利古拉在有生之年就把自己封为神。异教徒有思想自由的传统，公民可以自由选择把皇帝视为神明的“当真”程度。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受到敬拜的经常是皇帝的“神性”，一种依附于该职位的神圣力量。而在东部，通常是皇帝本人被当作神。
许多人受奥古斯都的鼓励，崇拜主要的太阳神阿波罗，而最先产生于埃及的伊西斯和塞拉比斯（原本是奥西里斯）信仰也很受欢迎。塞拉比斯和奥西里斯死后都变成相同的神牛埃皮斯，这使人们把塞拉比斯与宙斯、波塞冬和狄俄倪索斯联系起来，他们在中东都和牛有联系。伊西斯是魔法女神和文明的创造者。她是救世女神，让人不禁想起更早期的大神母。[1026]密特拉教是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分支。康茂德皇帝（180—192）崇拜密特拉神，信仰斯多葛主义的皇帝马可·奥勒留在梵蒂冈山上建了一座密特拉神殿。这种信仰似乎在公元60年左右在叙利亚就有，由士兵带到罗马并且一直成为士兵的宗教，仪式中不能有女人在场。[1027]它有一个复杂的、令人生畏的入会仪式，有七个成员等级。信徒被称作“献身者”，仪式还包括圣餐。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基督徒把密特拉教派视为自己信仰的亵渎神明的低级形式。密特拉教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二元论，即世界上到处都是善恶之间、黑暗与光明之间的永恒斗争。这跟基督教的思想不谋而合，却和其余的异教思想大相径庭，后者认为世界或基本上都是好的，或不好不坏。密特拉神的斋日是12月25日（记住，这曾是一个没有周末的世界，斋日是唯一的节日）。尽管这些信仰都是主要的，但一神教不符合罗马人的本性。他们对找出他们的神和其他民族的神之间的联系更感兴趣。这让他们变得宽容。
除了这三种信仰，还有一个犹太教或基督教都没有的异教机构。这就是神谕所。同古希腊一样，罗马的神谕所就是神殿，通常远不止是神殿，例如山洞，人们认为那是神明开示的地方。通常，一个复杂的仪式会在这里进行，经常是晚上，以增加戏剧性和神秘色彩。神明通过个别人（“先知”）说话，朝圣者向他发问。有时先知就是当地的祭司，有时从朝圣者中挑选出来。有时会有两个先知：一个制造模糊的声音，另一个则将这些声音变成韵文。最著名的神谕所是在今土耳其伊奥尼亚海岸的迪迪马和克拉罗斯的阿波罗神谕所。罗宾·莱恩·福克斯告诉我们，去克拉罗斯的朝圣者来自从今保加利亚一直延伸至克里特岛和科林斯的四十八座城市。[1028]
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于异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给予的是“启示”而不是神秘主义。每一种异教信仰都是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从入教仪式到获得特定的经验和神示。而另一方面，犹太教和基督教表明的是一个能适用于所有人并且也能为所有人获得的普遍真理，而且是相当开放的。[1029]
从保罗时代起，基督教就脱离犹太教，成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在公元66至70年犹太人起义和耶路撒冷毁灭之后，犹太人花了二十年重新整顿。他们废除神殿祭司和献祭制度，用拉比制取而代之，并在这个过程中，驱逐了所有基督徒。
许多最基本的基督教教义受到罗马人的诅咒。例如，穷人的精神价值这种思想就是革命性的。同样，异端也是一个外来的概念。罗马人可以自由地加入多种他们喜欢的宗教，尽管无神论者不被人接受。（我们所说的无神论当时并不存在。“无神论者”指伊壁鸠鲁派，虽然他们不否认神的存在，却否认神意。[1030]）早期基督徒的执着可以从一个教派的行为中看出来，他们把自己卖作奴隶，以赎回其他身陷囹圄的基督徒。[1031]女性在早期基督徒聚会中的显著作用也和罗马的习俗不一致。一边是异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思想，另一边是基督徒的思想，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死亡的态度。异教徒和犹太教徒若死了，即使他们相信某种“来世”，如福佑之岛，也不会想象在尘世获得完全的身体的复活。基督徒却相信这一点。虽然基督再临可能不再被视为即将到来，但毫无疑问，有一天完全意义上的复活会发生。[1032]
然而，那时的帝国在各方面都面临危机。贸易萧条、出生率降低、哥特人在多瑙河沿岸构成威胁。更糟糕的是，165至167年东征回来的军队带来了瘟疫。这种情况在后来岁月中越变越糟，因为罗马允许帝国外的部族迁移，加入到军队中去，直至最后定居在边界线之内。对众多部队的控制权很快转移到这些能干的蛮族人手上，而且由于军队在选举皇帝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在政治上得到了体现。235至284年之间的二十位皇帝中，除了三位外，其余都被刺杀。[1033]这些情况有利于新思想的繁荣。一个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产生，是由阿摩尼阿斯（活跃于235年）、普罗提诺（204—275）和波菲利（活跃于270年）从亚历山大港带到罗马的。他们讲授各宗教间的最终统一，宣传从精神合一（即太一）到物质世界万千事物的“流溢说”。新柏拉图主义受到摩尼（卒于276年）的竞争，他宣传物质世界的邪恶本质，信徒需要不断净化自己来更接近永恒之光。[1034]摩尼相信每个人都有天使的一面监管并保护自己。光明和善良都被邪恶所困，食肉和耕作都是恶。据说，蔬菜要被切时，曾向摩尼哭泣；棕榈树要被修剪时，也曾向他抱怨。[1035]当选民死后，他们去的是光明之都；而不信者则进入世界尽头的地狱。这个未来时刻将在耶稣再临后到来，那时世界会在连续燃烧1468年后的大火中消灭。
由于正统基督徒甚至异端基督徒不能或不愿意接受罗马的传统习俗，而且他们的仪规和罗马既定的仪规有如此多的不同之处，那么他们的信仰和忠诚自然遭到怀疑。尽管早期基督教并未连续遭到镇压（211年在地中海地区周边和远至里昂都有主教），但也有一些残忍的皇帝制造了数量众多的殉教者。由于早期基督徒天启论的思想，这只会增加他们的使命感和传奇效果（人们坚信，童男童女在天堂里能得到普通基督徒六十倍的回报，而殉教者的回报是一百倍）。[1036]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成为皇帝时，基督教的命运改变了，优待代替了迫害，基督徒有很大的成就感。[1037]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套正典《圣经》，它向虔诚的教徒宣称，“人类的神圣使命”分两个时期，基督教教义缓慢而平稳的胜利是使命的一部分。
这把我们带回到新的时间观。从传统意义上说，人们认为时间是循环运行的，这从星星的周期运动中获得证实。许多人感觉一旦掌握了这些循环，就能揭晓天堂的奥秘。但这种时间的循环性观点在一定意义上使历史变得没有意义（时间只是不断重复），然而现在，基督徒认为根据上帝的旨意，时间是一个线性过程。这就意味着历史朝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或叫teleos。基督的出生是这个线性过程的焦点，但现在理解道成肉身在帮助世间所有人获得救赎中所起的作用变成了基督教的目标。早期基督教作家在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上毫不逊色。例如，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约160—240）认为世界会延续6000年。根据他的计算，基督诞生正好是在创世之后的5500年发生，因此，在他有生之年，在上帝完成他神圣使命之前还有约300年时间。基督教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宗教相区别。在其他宗教的创世神话中，只是模糊地提到发生在未知的、遥远过去的事件。但是基督教是具体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的上帝介入历史，证明他有一个使命，他是真正的神。
这些思想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对于罗马帝国比较贫穷的奴隶和劳动者更是如此。原因很明显：基督教认为“受难是高尚的”，随着耶稣再临即将到来，基督教在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最具吸引力。新的宗教正是在广大城市民众中，而不是在像罗马贵族或军队上层这样的阶层中流行起来。（当然，异教徒没有就这么让步。马克西米努斯二世推行了将耶稣描绘成奴隶和罪犯的反基督教的教科书。[1038]）
然而，即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不会一直等待耶稣再临，需要有其他策略。一个就是用宗教迫害的方法。首先，正如前面叙述的，罗马人是相当宽容的，他们只要求被征服的民族能以他们那样的精神认可他们的神。但自从引入皇帝崇拜以后，罗马人变得不那么宽容。就像许多古代民族一样，他们认为国家不断繁荣依赖于神的不断恩赐。基督徒所做的不仅仅是拒绝朝拜罗马神和罗马皇帝：救赎或耶稣再临的思想意味着由某人推翻这个国家。这已经够糟了，但基督徒拒绝担任公职或入伍就是更直接的冒犯。而且在礼拜中，他们将奴隶和主人等同起来，这同样是严重的社会错误。他们确实也向他们的上帝祈求“国家的福祉”，但这是不够的。渐渐地，帝国政策开始对基督徒不利。[1039]首先，图拉真规定对皇帝不敬就是死罪。然后在248年，基督徒拒绝参加罗马城建立一千年的纪念庆祝活动后，基督徒变得不受欢迎。德西乌斯颁布法令，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出现在行政长官面前给罗马神献祭。据估计，那时基督徒占罗马人口的10%，因此殉教的人尤其多。但基督徒持有异议，认为那时罗马帝国明显衰落的原因在于罗马人拜错了神。这开始对上层阶级产生影响，促使瓦莱里安和戴克里先威胁元老院议员，如果他们皈依基督教将永远失去职位，并且通过整肃军队、毁掉教堂和焚书的方式，来试图彻底铲除基督教。
到3世纪，一段奇怪的交叉时期到来了，那时“殉教的欲望几乎无法控制”。[1040]到这时，基督徒故意蔑视罗马习俗，他们冒犯行政长官，毁坏异教神的雕像，尝试模拟耶稣所受的苦难。他们追求的正是迫害。“他们相信，遭受人世间一小时的苦难就会得到永恒不朽的极乐。”[1041]这些（取决于你自己的观点）都是不错的思想。但事实上，从受迫害的宗教到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这一重要变化的产生并不是由于罗马哲学思想上的根本变化，而是因为有一个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发现基督教更实用。312年在罗马城外的米尔维安桥之战中，君士坦丁和篡位者马克森提乌斯决战。拥护君士坦丁的基督徒建议，如果他向他们的上帝寻求帮助，他就会赢。在一些记述中，他做了个梦，梦里有人让他的军队在盾牌上画带环十字架。[1042]他照做了，而且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此后，他允许帝国内各种信仰敬拜各自的神明，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撤销了以前针对基督徒设的法律上的限制。从那以后一直到他临终时皈依基督教，君士坦丁一直相信他受到基督的指引。在壁画上，他被刻画成头部环绕着圣人的光环。
他还做了其他改变。庆祝礼拜日变成一种义务，至少在城市里是这样。他开创了收集圣物并将其放在神龛的风尚。同样重要的是，他将罗马帝国的都城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那是330年在拜占庭古遗址上建立的一座新城市。这座城市曾经受到女神赫卡特的庇护，但君士坦丁劫掠了爱琴海的异教神殿来充实他的新宫殿。他还为自己立了一尊巨大雕像，举着一个象征着征服世界的球，里面嵌入了据说由他母亲发现的真十字架的碎片。[1043]基督教现在得以广泛传播，教徒达到希腊、土耳其（当时的小亚细亚）、埃及和埃德萨（一直到亚美尼亚）人口的一半。它一步一步地延伸至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高卢和波斯，延伸到非洲的毛里塔尼亚和欧洲北部的不列颠。基督教的成功得益于它不断增长的自信使其能够稍稍放松一点，吸收它感觉能为其所用的异教习俗。除了采用密特拉教12月25日的斋日作为耶稣诞生之日外，就连“显灵”这个词也是异教概念，指神在朝圣者面前的现身，未必不是在梦里。[1044]“教区神父”和“主教管区”这两个词来自皇帝的行政改革。最初创立“主日”不是对耶稣表示敬意，而是对太阳的敬拜。公元326年，君士坦丁把尼禄竞技场中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殿交给基督徒，用来建造圣彼得新教堂。基督教神父剃发制来自埃及异教祭司的习俗。马利亚于431年在以弗所第一次被尊称为圣母，供奉她的教堂就建在狄安娜神殿的旧址上。[1045]在供奉仪式中所焚的香和用于供奉狄安娜神的香一样。
从3世纪40年代初期起，就有了第一部要求“绝对不能容忍”异教崇拜的基督教著作。公元380至450年，异教规模迅速缩小。尤其是3世纪80年代后，再没有听说过运动场了。这同罗马帝国的财富不断减少有一部分关系：城市当局再也没有能力给公共学校提供资金。但也是由于基督徒的态度。“‘在基督教环境下，有关身体方面的教育减少了’：在城市里，它曾经和裸体运动、异教信仰和同性恋行为有关。‘运动场这一希腊化世界的焦点最终消失，比任何事件都更能表明中世纪的特征’。”[1046]公元529年，查士丁尼皇帝关闭了雅典古老的哲学学校，“这是异教学术最后的堡垒”。[1047]到530年，他在北非建立了一座新城市，那里的艺术完全是基督教色彩，所有的异教成分都融入新的宗教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