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成功还有最后一个原因。人们认为宗教的稳定会帮助改善罗马帝国日益恶化的国运。这进而暗示了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关键变化，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变化将促使中世纪的形成。这就是教士阶层的兴起。
在早期，支撑教会的主要思想是“耶稣圣灵的恩赐”。人们相信耶稣圣灵曾降在使徒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突然能说多种语言，保罗能看到幻象。使徒转而把圣灵传到罗马早期教会的领袖身上：这些“长老”不同于其他教众是因为他们坐在桌子旁，而其他人都站着。但是使教士成为单独阶层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主教的出现。“主教”这个词是希腊语，起初这个词意思是“监督者”。在早期教会，教众被划分为七个团体，主教是这七个教士团体的首领。[1048]出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圣灵恩赐”，就产生了只有主教能居于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只有他们才能解释《圣经》的思想。
首先，在所有的地中海大城市（安条克、以弗所、亚历山大港、迦太基和罗马）都有主教，他们的实力和影响力都差不多。他们偶尔聚集在一起召开集会或会议，解决诸如他们是否有权力宽恕罪恶这样的教义问题。这样的结果是使主教成为不同于教会其他人员的一个阶层。独身主义还没有提出，但是把一生专门用来冥思和读书开始成为教士的一种风尚。教士阶层形成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君士坦丁决定赐给基督教教士那些异教祭司曾经享有的待遇：不纳税、不参军。后来的格拉提安皇帝（375—383）还让教士不受民事法庭的审判，除刑事案件外，涉及教士的其他所有案件都在主教法庭审判。由于还允许主教接受遗赠，到5世纪时，教士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富有，完全掌控教会教义，基本上就是独断专行。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教士“享有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特权，一千年来，他们在西方社会总是一个要素，有时甚至是主宰要素”。[1049]
罗马成为基督教主要的中心，这绝不是已经确立无疑之事。在早期，如果有谁比较重要的话，那就是安条克的主教，但迦太基和亚历山大港的主教地位也很高。每个地方的主教都被称为“牧首”。但罗马是帝国的都城，据传统说法，彼得和保罗都曾到过那儿。所以“耶稣圣灵”尤其兴盛于台伯河流域。即便如此，罗马第一任主教（不算彼得）克雷芒据说并不高于其他主教。直到维克托时期（约190—198）才发生变化，当时他竭力把许多东部的主教绝罚，因为他们不接受维克托决定的复活节日期。[1050]在公元325年的首次普世教会公会上，据说罗马比其他地方享有更多声望，但不拥有更多权力。但是到公元343年召开的赛尔迪卡（今保加利亚的索非亚）教会会议时，所有代表都同意，当某些教会事务出现分歧时，问题最后会提交到罗马。
当然，罗马的权力在东部从未完全被承认，但是一些有雄心的教皇使罗马在皇权逐渐丧失的帝国衰落期间越来越成为焦点。（“教皇”一词来自拉丁语Papa，等于牧首。）教皇达马苏斯（366—384）排干了他住宅所在山上（即现在的梵蒂冈）的水，重新开始之前君士坦丁大帝中断的事业，即收集殉教者的遗物。他还翻修了早期基督徒的坟墓。因此，罗马以这种方式成为基督徒朝圣的圣地，这是安条克或迦太基这样的城市从未有过的。教皇利奥一世（440—461）确定（即创制）了“使徒统绪”，这是专门从《马太福音》16：18中引用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里圣灵的恩赐也起了作用。利奥一世说服当时的皇帝坚持罗马在整个帝国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自己的两个杰出的外交成就：一个是公元451年他说服匈人撤出罗马；另一个是公元455年他把罗马从汪达尔人手中解救出来。[1051]
但早期基督教并不仅仅关乎“神权等级”，即教士阶层的发展。早期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隐修主义，认为完全的灵性最好通过摒弃尘世及其所有诱惑来实现。[1052]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隐修主义不仅仅是一个西方理念。在地中海地区，它产生于一个叫瓦迪纳特仑的山谷，或叫作苏打谷，“从尼罗河三角洲往西大约骑一天骆驼就能到”。[1053]早在2世纪中期就有一群隐士开始聚集在这里。到3世纪，来自基督教世界各地的男男女女受一个叫阿蒙的隐士指引，来到这个山谷。每个隐士要用粗糙不平的石头建造一个有两个房间的小屋（这通常要花约一年时间）。之后他们基本靠织地毯为生，商人从他们手里购买，然后在亚历山大港市场上出售。据估计，到4世纪末，苏打谷有五千个隐士。“之所以产生这种吸引力，原因一部分在于随着迫害的减少，殉教机会也随之减少，人们认为到瓦迪纳特仑山谷接受恶魔的诱惑仅次于殉教。”[1054]“隐士”源自希腊语中的“沙漠”。
和沙漠的隐士相比，第一个修道士团体建于4世纪早期，在尼罗河上游约六百英里的塔本奈斯。这里，帕科米乌（292—346）创立了第一套不同于尘世生活方式的教规。每个修道士都有自己的小屋，而且他的时间分为两大部分：熟记《新约》和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1055]于是，罗马的第一批修道士被叫作“埃及人”。但是遁世的思想越来越受欢迎，4世纪初在西罗马开始建立修道院。到目前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修道院是本笃（卒于543年）建立的，他创立了对欧洲思想生活影响很大的群居方式。（550至1150年通常被称作“本笃时代”。）[1056]他的修道院建在罗马以南几百英里处的蒙特卡西诺。本笃花了很长时间完成《修道士教规》。在经过大量艰苦的试验后，这本《修道士教规》旨在提供理想的宗教生活。他也曾尝试隐士的生活方式，但发现这种方式让人孤单，甚至带来心理上的危险。[1057]他的教团被认为在经济、政治和精神上完全自给自足，只有在受到丑闻威胁时，才允许外界干涉。修道院院长由修道士选举出来，终身任职，享有绝对权力。但他有责任为他所监管的修道士提供食物，保证他们身体健康。这些“黑修士”（因其修道服的颜色而得名）沉默寡言，生活在远离尘世的“冥想世界”中，外人很难入会。首先所有申请者都要等待（被拒）五天。只有他们做好等的准备，他们才能入会。而且作为一个新人，他们要受到已经入会的修道士整整一年的保护和指导。在那之后，如果新人仍然想加入，他就会被授予“固定成员”称号，正式会员都是这么称呼的。这些入会成员和在瓦迪纳特仑隐修的人不同，所有的事情都共同进行。他们一起工作、祈祷、吃饭、睡觉，宣誓要坚守贫苦、禁欲和顺从。他们白天每时每刻都有功课，白天、晚上都履行仪式。
本笃本意并非如此，但他创立的组织却正好适合早期的中世纪。在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和衰亡之后，城市地位下降，世界更混乱、更地方化。学校和其他民政机构都衰败了。而修道院（坐落于远离城市的地方）仍然很强大，领导教育、经济、宗教，甚至是政治事务。修道士通常成为神的代理人，结果是，修道院获得王室和贵族的大量捐赠。修道院享有不计其数的财富，院长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地方势力。
基督教是一种新信仰，但远不止如此。在4世纪到6世纪之间，主要是在欧洲，教士精英接管了不断衰败的帝国的许多民事、政治，甚至是司法职能。虽然很有用，但这也决定了中世纪的基本特点，即教士和那些不被允许在教堂布道的俗人之间横着一条鸿沟（还会有一个时期甚至不允许俗人读《圣经》）。同时，教会为逃离严苛的日常生活，逃入“另一个世界”提供了入口。这种思想尤其使教士对俗人具有很大的控制权。
教士的这种权力随着《圣经》和礼拜仪式的发展得以强化。最开始时，耶稣什么都没写。但渐渐地，一些书面著作的经典被确立下来。最初的两本是用阿拉米语写成的，一本叫《耶稣语录》，另一本是《箴言书》。这些主要摘录自《旧约》，似乎为了证实耶稣确实是弥赛亚。换言之，是专门面向犹太人而不是基督徒的著作。还有另一部著作，叫《十二门徒所录上帝的箴言》，指导如何组织早期教会以及正确的敬拜仪式。[1058]《圣经》的思想源自犹太教，基督教在很多地方都得益于犹太教（例如庆祝安息日，这两个宗教只是在一周的不同天庆祝安息日）。我们现在仍然保留的洗礼和圣餐都是基督教的首创。还有第三种仪式，已经不用了，但在少数教派中还有保留，就是一人同时说不同的语言，“它被认为是圣灵向教众显圣的方式”。[1059]这种仪式来自希腊的神秘信仰。
但书写传统是在保罗开始给他创立的教会写信（《哥林多书》《以弗所书》等）后才真正开始兴盛起来的。保罗和教众从来没想到有一天这些“信件”会成为任何圣书的一部分；他只是评论一下前人口授给他的教义。大部分信件写于公元50到56年之间。[1060]阐释耶稣的使命当然不错，但对于信徒来说，尤其在早期，最重要的是耶稣曾经存在过、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因此，约于公元125年召开的以弗所公会决定把四本《福音书》作为敬拜的基础。四本《福音书》正确介绍了有关耶稣的方方面面，力图遏制所有异端的出现。正是这些早期异端最终导致了正典的确立。有三种早期异端教义的形成特别有影响力。这三种异端是由瓦伦蒂努斯（卒于160年）、马吉安（活跃于大约公元144年）以及孟他努斯（活跃于大约150至180年）提出的。瓦伦蒂努斯认为耶稣是幻影而不是真人，在十字架上并没有遭受任何痛苦；马吉安认为耶稣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位比耶和华“级别更高、更仁慈的”的神之子；孟他努斯反对教会的组成结构，认为神职人员只能由“受圣灵恩赐”“受神启示的先知”组成，认为决定敬拜对象的是他们所说的而不是任何福音。[1061]为了应对这些悖逆的信仰，教会团结起来，不仅确立了《新约全书》正典，而且确定了宗教习俗的主要组成部分。圣餐仪式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圣餐仪式是对最后晚餐的重现，基督徒认为通过它可以赎罪（这是犹太思想）并且得到拯救（这是希腊的诺斯替教思想）。“新约”这个词在192年第一次被使用。[1062]因此，200年左右时，基督教正在成为一种有经书的宗教，这是它与犹太教的又一共同之处。当然，这只能增加教士阶层的权力，因为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唯一能够阅读的人。
对信徒而言，使徒传统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同时它也是罗马强调自己在基督教世界最高地位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罗马不是唯一的中心，也不是唯一有影响力的思想策源地。正如《约翰福音》受到以弗斯的希腊和诺斯替教信仰的影响一样，地中海东部的其他作家也结合哲学和神学，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基督教。这些人通常被称作教父（教会元老）。罗马境外两个突出的中心是亚历山大港和安条克。亚历山大港人深受诺斯替教派信仰的影响，尤其采用寓意法解读《圣经》，竟然到了能从错误拼写中发现隐含意义的程度。《圣经》注释学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1063]
最著名的亚历山大港教父是克莱门特（约150—216），他的目标是调和异教学问（尤其是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其作品《启蒙师》中，克莱门特称柏拉图的地位类似于古代以色列的先知。柏拉图的逻各斯在英语中被译为“词语”，尽管它比“词语”的意思更复杂，是永恒的理性法则。它将上帝这个高层界域和人类这个被创造的低层界域联系起来。克莱门特说，柏拉图受到逻各斯的启示，就像以色列的先知受到神的启示一样，因此人类才可能了解真正的信仰，了解以色列为迎接耶稣降临所做的准备。在柏拉图的观念理论中，克莱门特发现了对“现世”的“轻蔑”，这在耶稣的教义中也有体现（并且也体现在如隐修主义的行为中）。[1064]
克莱门特在亚历山大港办过一所学校，但被迫离开了。经过几年的中断后，俄利根（约185—254）重开了他办的学校。除希伯来语外，他还教授异教学科（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哲学）。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两本是最早的基督教注释学著作，被称为《六种经文合璧》和《论原理》，它是“基督教神学最早的系统介绍”。[1065]俄利根最著名的创新之处在于：《圣经》中的一切都有三层意义——字面意义、道德意义和寓意，只有最后一层是启示的真理。例如，他认为不能按字面意义理解圣母马利亚子宫内的童贞女之子基督。它真正代表的是神圣智慧在灵魂中的诞生。[1066]俄利根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阿蒙纽斯·萨卡斯的弟子。萨卡斯创立了新柏拉图主义。在他的影响下，俄利根称宇宙是“一个神灵的等级体系，上帝位于顶端，魔鬼和堕落天使位于底部”。[1067]俄利根说，可通过两种方式认识上帝：通过自然这个合理有序的宇宙和通过基督。基督是上帝仁慈和智慧的完全昭示。人由肉体中的理性灵魂构成，因此居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灵魂因存在于肉体内而堕落，因此生命的目的是“以尽可能不使灵魂堕落的方式行事”。[1068]俄利根认为灵魂先于人而存在，在肉体死后灵魂会进入一种净化状态，并且最终所有灵魂经过火的炼净后共享宇宙的复兴。[1069]然而，俄利根不相信肉体会复活，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基督复临并没有发生，这个观点因此越来越具有影响力。
哲罗姆（约340—419）为人真诚，受过教育，他试图开办一所自己的修道院，但未能如愿。他在近东攻读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337年，教皇达马苏斯将他召回罗马，让他负责将《诗篇》译成拉丁文。这成为他获得声誉的主要原因。在罗马，他和一群富有的女性交往，并且最终在她们的共同出资下在伯利恒附近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兼研究所。在那儿他用余生将整部《圣经》译成拉丁文，这一工程将取代此前存在的被称为“意大拉”的不完整的旧拉丁文译本。[1070]他同时将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用作原始材料，想写成一部既能使学者和主教满意又能让普通民众喜欢的作品。最终他写成的文本语言介于受教育的文人所用的古典拉丁文与普通民众所用的通俗语言（该语言最终发展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各国俗语）之间。《武加大译本》（通俗拉丁文译本）获得巨大成功，并且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作标准版本。
毫无疑问，奥古斯丁（354—430）是最伟大的拉丁教父和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之一。多亏了他的作品，人们才能更多地了解他。他于354年11月13日出生于塔加斯特，即现在的桑克阿哈拉城，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波尼（安纳巴）以南。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和异教徒，而母亲莫妮卡是基督徒。（由于基督徒的态度趋于温和，4世纪时，“异教通婚”并不少见。）奥古斯丁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写有113部作品和200封书信），但在历史上却以“成为伟大圣人的罪孽深重之人”而出名。[1071]根据他自己的忏悔，在三十二岁皈依基督教之前，他一直是个罪人。但即便是皈依后，他仍因“无力抵制性诱惑”而达不到自己的期望。（他常常祈祷，“上帝，请赐予我贞洁吧”，“但不是现在”。[1072]）伟大的仁爱使奥古斯丁极富同情心，此外他还具有伟大作家的天赋。《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是用生动的拉丁文写成的两部杰作，今天仍受到人们的关注，原因是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曾经涉猎当时大多数的其他思想体系。由于他的母亲是基督徒，他很早就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但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们，他觉得《意大拉译本》很枯燥。他读过据说是西塞罗写的《霍尔腾西乌斯》，研究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怀疑论。有段时间，他粗略地探究了摩尼教，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养了一个情妇并与之建立了稳定的关系（长达14年），育有一子，从而产生更多的情欲（摩尼认为这是罪恶）。奥古斯丁后来尝试了新柏拉图主义，但也未能感到满足。一天，他在花园中读书时，听到一些儿童在唱歌。实际上他听到的话语是“拿起来读吧”，于是他翻到《罗马书》。（根据马西亚·柯里希的说法，随意翻开一本书，寻找解决个人问题的方法，是早期基督徒从异教徒阅读荷马和维吉尔作品中学到的一种习俗。[1073]）奥古斯丁那天偶然看到的、如此吸引他注意的思想是保罗将邪恶视为“对秩序的毁坏”。（4世纪末，保罗影响力的扩大以及反知识对古典学术的衰落产生了影响，这一点会在下一章进行论述。）新柏拉图主义关注的是秩序——宇宙中万物的等级，而奥古斯丁最伟大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自由意志思想。他说，人有能力对事件或事情或人或情境的道德做出评估，然后判定孰轻孰重，因此我们避开错误的道路，遵循正确的道路。他认识到，选择善就是认识上帝。这一点已被证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1074]
除了仁爱，奥古斯丁的睿智也很重要。这尤其体现在他的三位一体思想中。三位一体思想是早期教会最重要、最激烈的论争，它引发了一次著名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君士坦丁大帝于325年5月在尼西亚召开的。尼西亚位于靠近马尔马拉海的一个美丽如画的湖岸（现在的土耳其）。正如我们在第8章所见，点燃这次争论的是亚历山大港的阿里乌，他认为耶稣和上帝圣父的神圣是不一样的。阿里乌没有否认耶稣在某方面是神圣的，但是，耶稣自己特意声明上帝比自己更伟大。[1075]因此对于阿里乌而言，耶稣既不同于人也不同于上帝。只要耶稣称上帝为“圣父”，这就意味着上帝的先在性和某种优越性。阿里乌认为耶稣生下来是人，但变成了神；如果他不是人（至少在起初），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希望。然而，在尼西亚，主教们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在《尼西亚信经》（仍广泛使用）中规定，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世界，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同一性质。
但是主教们观点一致并不意味着一般信徒也一定赞同这个观点。实际上，很多早期基督徒认为这个观点难以理解（现在仍有很多人这么认为）。不过，几年后，来自土耳其东部卡帕多细亚的三位令人敬畏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至少令一些人，主要是东部的人感到满意。他们是恺撒利亚的主教巴西勒（329—379）、他的弟弟尼撒的主教格列高利（335—395）及其好友纳齐安的格列高利（329—391）。他们的解决办法是，称上帝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单一实质，但有三种表现形式（三位一体），通过它们人们可以了解上帝。[1076]三位一体不是三个神，而是一种圣灵/神秘体验，是冥想的结果。
奥古斯丁的思想以此为基础，并且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他认为，既然上帝以他的形象塑造了我们（如《圣经》中所说），那么“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应该能领悟三位一体”。[1077]在《三位一体论》中，他证明这个观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多么重要。例如，他说灵魂有三种功能：记忆、理智和意志。犯罪后的忏悔有三个阶段：痛悔、忏悔和赎罪。爱有三个方面：爱人者、被爱者和连接这两者的爱。关于上帝，有对上帝的记忆、对上帝的知识和对上帝的爱三个层面。信仰的三位一体是：在我们心目中牢记道成肉身的真理；深思它们；因它们感到快乐。这算得上某种命理学，但也是一项有独创性的智慧成果，是此前从未有人想到过的神学和心理学的融合。[1078]
奥古斯丁的另一部著名作品是《上帝之城》。这是针对西哥特人410年洗劫罗马而写的，这是罗马在当时遭受的最沉重最激烈的挫败。他之所以写这本书，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反驳这一指控：基督教应该对这次灾难性的逆转承担责任。不过他的主要目的是阐述一种历史哲学。奥古斯丁是批判时间是循环的这个古老观点的人之一；相反，他说时间是线性的，上帝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处理，那是他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创世与《旧约》中的始祖立约、道成肉身以及教会制度都可以视为上帝旨意的显露。他说，最后的审判将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个事件，“此时时间自身也会停止，每个人都会得到永恒的死后居所”。[1079]他坚持说，罗马衰亡发生的原因是它完成了自己的目标：整个帝国的基督教化。“但我们不应误解更大规模上发生的事情。”他说，历史的真正目的是使对自我的爱和对上帝的爱相互竞争。“对自我的爱通向地上之城，而对上帝的爱通向上帝之城。这两座城会一直处于争执和冲突中，直到上帝之城成为不朽的天堂，地上之城成为地狱。”[1080]奥古斯丁对历史的观点也含有一种强烈的、有影响力的悲观主义。例如，罗马的衰亡渲染了他的原罪观，该教义是西方基督教思想的中心部分。奥古斯丁开始相信上帝使人类永世受罚，这一切都来源于亚当的原罪。这个“与生俱来的罪”是通过奥古斯丁所称的性欲传递的，性欲指一种沉溺于性而不是热爱上帝的欲望。更高层的虔诚生活受“混乱的感觉和无法无天的激情”拖累的意象可与罗马的堕落现象相比拟，并且这将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观点。从奥古斯丁开始，基督徒认为人性有根深蒂固的缺陷。[1081]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40—604）获得声望时，蛮族入侵已经改变了帝国的版图。例如，6世纪，东哥特人（半个世纪以前他们就打入了意大利）遭到伦巴底人的驱逐。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位皇帝（查士丁尼，527—565），但是西罗马帝国的蛮族统治意味着，传统上由罗马行政机构履行的职责——教育、贫穷救济，甚至食物和水供应——由主教们接管。[1082]格列高利一世是一位了不起的行政官员，从世俗意义讲，教会在他的管辖下一天比一天更有效率。他同时也爱沉思，这种二元性使他非常适于提出使教会吸引普通人的教义。例如，为了使信徒更容易接受礼拜仪式，他的天才做法是引入音乐。于是格列高利圣咏便诞生了。本着同样的精神，他提出了炼狱的概念。他特别关注的是，一个罪人获得了神父的赦免，并且一直在“赎罪”计划中受教，但他在该计划结束之前去世了，他的命运会如何？对格列高利一世而言，将这样一个人判入地狱是非常不公的，不过他也不能升入天堂，因为允许这个人和那些已经完成赎罪的人在一起是错误的。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临时的处所——炼狱，人们在这儿可以赎罪，忍受惩罚，如果一切进展良好的话，就会升入天堂。他对信徒的另一个“人性化”思想是七宗罪。格列高利一世认为邪恶对人而言永远是神秘的：上帝有意为之，让其作为对信仰的考验（就像约伯所经历的）。但是，格列高利一世提出七宗罪的目的是引导信徒，使他们不至于总是被一种罪恶感“弄得不知所措”。七宗罪按严重性递增排列依次为：贪欲、暴食、贪婪、怠惰、暴怒、嫉妒和傲慢。[1083]该顺序清楚表明，思想上的罪行比肉体上的罪行更严重。
到此时，对时间的基督教化基本结束。然而，基督教的主要节日，即庆祝耶稣诞辰、死亡和复活的节目，在基督受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确定下来。复活节这个英语名称（Easter）是以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女神厄俄斯特（黎明和春季女神）命名的，并且在一开始，这个节日比圣诞节重要得多，因为这个节日庆祝的是耶稣复活，没有复活就不会有基督教信仰。法语词“复活节”（Pâques）——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也是这个词——源自表示逾越节的希伯来词语pesakh。在罗马，庆祝复活节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公元200年，依据是这一年的一封信函中提到了通过燃烧蜡烛来庆祝仪式。相比之下，圣诞节直到4世纪才开始庆祝。
由于《福音书》中没有给出有关耶稣诞辰的信息，早期的神学家，正如我们所知，承袭了异教徒的做法。复活节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根据《福音书》，基督是在犹太教逾越节的第一天去世的。根据希伯来传统，这天正好是春分后的第一个月圆日，因为这是依据阴历年有354天计算的，所以用回归年（365.25天）计算的话，每年的日期都会不同。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个很棘手的计算了，但是早期基督徒又增加了新变数，使难度更大。他们决定在星期日庆祝复活节，因为基督是在那天复活的，并且这可以将他们同在星期六庆祝安息日的犹太人区分开来。在教会的早期阶段，地中海一带的不同国家是在不同的日子庆祝复活节的，不过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上，318位主教决定基督教世界应在同一天庆祝这个节日。选定的日子是春分后第一个月圆日后的星期日。这个日期除了在《圣经》中被提到外，还有一个神学意义：这一天亮度最大有十二个小时的白天和十二个小时的满月。这与圣诞节（漫长的黑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神学家逐步建构了一层一层的寓意，将月亮和复活节故事联系在一起。复活节在春季举行，春季是世界最先形成的季节、第一个人被放入伊甸园的季节。月亮每个月都复活，像基督一样给世界带来一线光明。月亮借助来自天空的反射光（即借来的）而发光，就像人蒙受的天恩来自上帝一样。[1084]
正如第8章所谈到的，希腊的天文学家发现太阳和月亮19年后会回到各自的位置（默冬周期）。但这一发现没有考虑一周七天这个制度（希腊人没有采用该制度）。尼西亚会议规定必须在星期日举行复活节之后，又经过一个多世纪，阿基坦的维克多利亚斯才于457年又计算出一个28年的周期（考虑到一周的天数和闰年），该周期需要在计算中用到。因此，他提出532年这个周期（28×19）是考虑了所有变量的、唯一的、可循环往复的周期。[1085]这个周期不停地被修订，直到英国的尊者比德在725年发表关于时间的伟大作品《时日计算》将该争议解决后才算完全确定下来。不过，众所周知的“复活节争议”另外还产生了两个连锁反应。借助近来的考古发现、钱币发现，更不用提哥白尼革命后取得的更精确的天文学发展，20世纪的学者能够越来越精确地确定耶稣受难日的日期了。现在最受认可的两个日期是公元30年4月7日和公元33年4月3日。但是，早期的基督教学者没有任何这样的优势。6世纪，罗马修道院院长狄奥尼修斯·厄西格斯（意思是“谦卑的狄奥尼修斯”）认为，复活节表除了用于计算未来的复活节日期外，还可以反过来往回推算，得出耶稣受难日日期。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因为两个理由，早期基督徒主要关注的并不是日期的确定。除了他们认为耶稣基督再临已指日可待这个事实外，他们还试图强调，至少在罗马，基督教是个古老的信仰而不是新生的信仰，强调它来源于犹太教，因此其创立时间比与之竞争的异教派别要早得多。这有助于他们免受批评者的嘲弄，因此他们尽可能少用新日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弥赛亚没有出现，于是礼仪年历问题，即强调一年中信徒能够团结的时刻，变得急迫起来。[1086]
厄西格斯计算时所使用的历法是根据戴克里先皇帝即位的年份285年确定的。因此，对狄奥尼修斯而言，我们所称的公元532年就是247年。厄西格斯不明白为什么以一个异教皇帝的统治年开始计算时间。在计算复活节的过程中，这位修道院院长想出了按基督诞辰来划分时间的方法。此时一个罕见的数字命理学巧合降临到厄西格斯的头上。前面已提到，阿基坦的维克多利亚斯提出了532年的周期。往回计算时，厄西格斯在我们所称的公元532年发现，一个维克多利亚斯周期正好在他认为基督诞生的这一年开始，即现在所称的公元前1年。也就是说，在他计算时，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正好与耶稣诞生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真是太巧了，并且，用尊者比德的话说，它使厄西格斯确定了公元前1年就是“耶稣道成肉身”的那一年。从那时起，多亏了厄西格斯，日期以公元（Anno Domini）记录，“我主之年”。然而，将这以前的纪元命名为“公元前”直到18世纪才成为惯例。[1087]
这些日期在那时产生的反响比现在要大得多。这是因为，根据早期的神学家，世界会持续6000年。这种说法的依据源自《彼得后书》（3：8），其中提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上帝用六“天”来创造世界，因此说世界也会持续同样长的时间是很有道理的。神学家，如优西比乌，采用《圣经》中的年谱，计算出耶稣诞生时世界已经存在了5197或5198年。因此，在公元532年，世界在迎来天启和信徒的天国之前，最多还有271年。历法的精确性真的很重要。
复活节争议的第二个连锁反应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文献形式。虽然现在这种文献形式很大程度上已被忘却了，它却是几个世纪以来所有写作形式中仅次于《圣经》的最神圣形式。它就是计算。“计算”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和现在的差不多，指任何一种计算。但在中世纪，它仅用于指数学家编写的、预测未来复活节日期的一组表格。中世纪的人之所以认为这些表格神圣，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天体的运动是人类面对的最重要、最令人敬畏的奥秘，并且太阳和月亮周期可以相一致这个事实意味着上帝已经（至少向数学家）揭示了他对宇宙的宏大设计的一部分。[1088]因此，确定复活节日期的努力使人类了解到一个主要的天体奥秘。对于信徒而言，这是基督教真实性的另一个标志。
根据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和R.A.马库斯的观点，基督教的特征在奥古斯丁和复活节争议期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基督教受迫害的年份里，殉教现象很普遍，并且早期（贫穷的）基督徒期待耶稣随时再临，人们对现世、《圣经》、礼拜仪式和艺术的强调较少。这是一个崇拜圣徒的时代。圣徒崇拜来源于殉教，在圣徒崇拜中，基督徒将圣徒和圣徒的遗物视为信仰的主要激励以及基督教力量和真实的证据，然而很多异教徒认为这很恐怖。这些早期基督徒认为贞洁、克己和隐修是他们追求的理想。但是，在400年（大约是奥古斯丁写作的时间）和5世纪60年代（异教的最后一丝痕迹被记录的时间）期间，基督教对性做出了让步，使自己成为一种群体性更强（更加城市化的）信仰。随着耶稣再临重要性的减弱（因为它即刻来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圣经》占据了显著地位，时间的基督教化促使礼拜仪式得以全年展开。地理上的基督教化，尤其是在地中海东部，产生了大量的圣地、朝圣路线以及更强烈的历史感。蛮族的劫掠促进了教会的群体性和城市特征，基督教开始呈现出现代人熟悉的形式。[1089]
无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亡过程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是什么，历史学家，尤其是德意志历史学家赞同吉本的观点：蛮族入侵是主要因素。他们构想出所谓的“蛮族入侵时代”，称这才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主要因素，是它使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发生了重要的转折。[1090]他们认为，它同基督教一起成为“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是欧洲历史的一次剧烈中断”。[1091]这一观点得到了A.H.M.琼斯一项简单但又无可争辩的观察的支持。他指出，罗马帝国并没有在5世纪整个灭亡：它在东部继续以我们所知道的拜占庭帝国的形式存在，直到15世纪中期为土耳其所征服。[1092]琼斯说，这些观察资料很重要，“因为它们证明罗马帝国没有像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因年老衰弱而蹒跚走入坟墓，蛮族只不过是轻轻地推了一把而已……大部分的内部缺陷是东西罗马帝国所共有的”。[1093]如果说基督教使帝国从内部衰弱，那么，既然基督教在东罗马帝国更强大也更造成分裂，为什么西罗马帝国灭亡而东罗马帝国却继续存在呢？正如琼斯所发现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到5世纪末期……从战略上讲，东罗马帝国不易受攻击并且……受到的外部敌人的压力较少”。总之，蛮族入侵是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1094]
“野蛮（Barbaros）这个词源自早期希腊语，它在古典时代获得的三个目前仍保留的主要意思：民族志学意义、政治意义和道德定义。”[1095]例如，荷马在《伊利亚特》中用该词指小亚细亚的卡里亚人，说他们“说话像野蛮人”，意思是希腊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但他没有像古代其他人贬低外国人一样，将他们描述成“不会说话”；他也没有将他们的语言比作“鸟语或狗吠”，就像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很多其他民族描述异族那样。[1096]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人在哲学、科学、艺术和政府治理上开始取得成功，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认为自己是“理想的民族”，而他们的敌人是次等民族。在公元前472年的希波战争中，埃斯库罗斯认为敌人是“野蛮人”，部分原因是“他们说话像马嘶”；不过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他们的政治传统是原始的，他们几乎和奴隶一样，对一位东方军事暴君俯首帖耳，没有希腊人所有的各种自由。[1097]“野蛮”已经不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具有了侮辱含义。
这个词的意思在希腊化时期又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和罗马政府同时存在于地中海东部。那时人们开始通过人性来评判人，依据的是道德和社会习惯而不是军功。野蛮这个词语开始用于指粗俗的、不文明的、残暴的人。[1098]根据阿尔诺·博斯特的说法，西塞罗就是这么理解“野蛮”这个词的，这是能读会写、受过希腊教育的罗马人诋毁基督徒的原因，称他们是原始人、帝国的敌人、野蛮人。（早期的基督徒自豪地接受这种侮辱。“是的，我们是野蛮人。”亚历山大港的克莱门特说。[1099]）
然而，所有这些与日耳曼民族的入侵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在5世纪侵占了刚刚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野蛮人”这个词语不仅再次流行起来，还“被夸大指邪恶的人”。“入侵的日耳曼部落说的是难懂的方言，拥有军事力量，像农民一样粗野，并且鄙视城市文明；他们的异教迷信排斥基督教。”[1100]卡西奥多鲁斯在550年左右总结了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的态度，并在野蛮这个词中发现了一个隐含的意义：他说，它由“胡子（barba）和平地（rus）组成；因为蛮族不是居住在城市中，而是像野生动物一样居住在野外”。[1101]
“中世纪”是个“黑暗”时期的观点最早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14与15世纪表述出来的。例如，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承认，与更近的中世纪前辈相比，自己对伟大的古典作家有更强烈的依恋和更亲密的精神亲缘。[1102]“他对毫无根据的冥思和中世纪作家不合规则的拉丁语的鄙视，很快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流行口号。”第一个使用“中世纪”这个术语的人是科西嘉岛阿勒里亚的主教乔万尼·安德烈亚，他是在1469年出版的一部拉丁诗歌史中使用该术语的。
我们对于这个黑暗时期的看法现在有点不同。人们将公元400至1000年这个中世纪最极端的时期视为真正的黑暗时期。黑暗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没有多少文献幸存下来说明这一时期；第二，即便是幸存下来的那些艺术和文学作品，也很少被视为伟大作品。但是，13世纪的欧洲拥有大城市、繁荣的农业和贸易、复杂的政府和法制体系。大学和大教堂遍布整个大陆，大量的文学、艺术和哲学杰作可与其他任何时期媲美。因此，“中世一千年”的说法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我们现在承认有中世纪早期（黑暗时期）和中世纪盛期，后者为现代世界奠定了很多基础。
了解这些黑暗时期是多么黑暗，将具有启发意义。真正的中世纪思维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查理曼，第一位神圣罗马皇帝和中世纪最伟大的统治者，也不识字。[1103]
1500年，古老的罗马道路仍是欧洲最好的道路。至少在8世纪之前，欧洲的很多主要港口都不能使用。[1104]消亡的艺术包括砌砖。“在整个德意志、英格兰、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威廉·曼彻斯特说，“除了大教堂外，十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建造任何石头建筑物。”[1105]中国很早就发明的马项圈、马具和马镫直到900年左右才在欧洲出现。欧洲虽然有马和牛，但它们却几乎不被使用。英格兰验尸官的记录表明，黑暗时期的杀人频率是事故死亡率的两倍，一百个杀人犯中只有一个被绳之以法。（以死亡相威胁也被广泛用作基督教传播的一种方式。在镇压萨克森人反叛时，查理曼让他们在受洗和死刑之间做出选择。他一个早上就将四千五百个犹豫的人斩首。[1106]）猖獗的海盗行为阻碍了贸易，农业也歉收，以致人们从来就没有吃饱过。国库（exchequer）这个词出现了，描述的是王室金库。由于官员的算术能力不强，计算时不得不使用方格（chequered）布作为算盘。[1107]除了充满危险、不公正和一成不变外，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也是无形无声的。“中世纪的思想中没有自我。”有姓氏的贵族还不到人口的1%。因为很少有居民离开他们出生的村子，因此没有取名的必要。大多数村子也没有名字。由于暴力的普遍存在，人们聚集在公共房屋内，村民之间相互通婚，与外界如此隔绝乃至于地区方言连住在几英里外的人们都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一点也不奇怪。
罗马作家留下的对温带欧洲民族的描写具有一些明确的缺陷。它们写于军事背景下，并且都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写成的，没有一个拉丁语作者曾经生活在铁器时代的村子里，也没人以商人的身份在国外游历。罗马人发现自己的书写文明和蛮族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区别，但得出了两个不同的结论。有时，他们将蛮族描述成粗鲁的不文明的野蛮人，异常强壮和野蛮，并且在很多方面孩子气。恺撒指出日耳曼人甚至比凯尔特人更不文明，居住的社群更小，自然环境更原始，宗教习俗也不怎么成熟。他们没有长期的领导人，但是会为军事行动选举临时首领。居住越往北的人，就越是如此。在其他时候，蛮族则被理想化地描述成纯朴高贵的民族，没有受到复杂生活方式的污染。[1108]
在文艺复兴时期（见后面的第18章），当欧洲修道院保存的古典文本被发现时，人们认为其中的描述是客观的，但正如彼得·威尔斯所说，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质疑。例如，恺撒描述的要点是日耳曼人住在莱茵河以东，凯尔特人住在莱茵河以西。然而没有理由推测凯尔特人或日耳曼人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共同的民族，或认为自己是大地域人口中的一员。恺撒的可靠程度可以通过他对日耳曼森林中不同寻常的动物的描述来确定，其中包括独角兽和麋鹿，“一种没有腿关节的动物”。这意味着麋鹿不可能从地面上站起来，所以它只能站着睡觉，恺撒推荐的捕捉麋鹿的方法是将一棵树锯开。当麋鹿斜靠在这棵树上时，树就会倒下，麋鹿会跟着树一起倒下，从而容易被猎取。[1109]
目前，我们对中世纪早期的认识实际上混杂着19世纪的语文学和20世纪末期的考古学。“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这两个术语是由语文学家根据对后来年代中的已知语言的研究创造的：凯尔特语指布列塔尼语和爱尔兰语；日耳曼语指英语、德语和哥特语。用帕特里克·吉尔里的话说，“蛮族，真要是存在的话，是以理论范畴的形式存在的，而不是活生生的体验的一部分”。[1110]至于凯尔特语，最早的证据是高卢南部用希腊文字写的铭文，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所提到的人名与恺撒两百年后提到的非常相似。[1111]至于日耳曼语，最早的证据来自如尼文，它们是由直线组成的字符写成的文字，可追溯至公元2世纪末期。[1112]早期凯尔特语和如尼文在高卢和欧洲大陆北部的分布的确表明，罗马人向北向西扩张时，说凯尔特语和说日耳曼语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般性的地理区别。希罗多德说，凯尔特人居住在多瑙河的源头附近（即今瑞士阿尔卑斯山脉），并且考古学将他们与早期拉登文化联系在一起。该文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瑞士的纳沙泰尔湖东端发现的。发掘揭示了一种木制品主导的文化：木桩（房屋的残存部分？），两条木制堤道，一些工具和青铜、铁制和木制兵器。一些物品上有曲线图案，这些图案自此成为从中欧到爱尔兰到比利牛斯山的拉登艺术的标志。[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