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强大帝国的存在使居住在其周边地带的民族发生变化。首先，帕特里克·吉尔里说，蛮族包括生活在黑海到北海之间的河流沿岸、海岸和林中空地的村庄小团体。[1114]具有乱伦禁忌的部落为了防御聚集到一起。他们有神圣宗谱，有针对特定场合（如战争）而选举的头人（“兵营皇帝”）。[1115]罗马帝国将民族身份强加给他们之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凯尔特人、法兰克人或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的意思是“一群人”，阿勒曼尼人的意思是“所有人”，两个都是日耳曼词语，罗马人只能是从那些群体自身或他们的邻居那儿学会使用这些词。[1116]）人类学证据也说明，从广义上讲，无组织的民族受到威胁时，会被迫凑到一起组成“部落”，团结在一个首领的周围并且提出领土要求。[1117]有些证据表明，罗马帝国周边地区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形。例如，对陶器的分析表明，在恺撒时代之前，日耳曼人群的陶器、装饰物、工具以及埋葬习俗十分相似，但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考古学家称之为亚斯托夫文化。[1118]）然而，在罗马扩张期间以及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格局发生了变化，陶器和埋葬习俗在更广阔的区域变得更统一了。似乎邻近帝国的存在确实对部落“团结成”较大的、多样性减少的单位产生了影响。在前2世纪初进行的高卢战争中，新的、更大的聚落形成了，其中位于今德国下萨克森州的维耶德和弗勒格尔恩已经得到了仔细的研究。考古学也表明，居住在帝国周边地区的民族开始在埋葬习俗中模仿罗马人，将人与兵器，甚至马刺埋葬在一起。[1119]
目前，沿着罗马帝国边界已经挖掘了约三十六个遗址，差不多呈西北到东南轴线分布，就像莱茵河和多瑙河所勾勒的一样。[1120]这些挖掘提供了一系列有关“蛮族”的社会组织、信仰、艺术和思想的信息。恺撒和塔西佗分别于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00年对蛮族进行了描述，他们的描述方式与3世纪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早期作家描述的族群较小，居住地也小。而3世纪时期的群体要大得多，组织性也更强，形成部落联盟。罗马人自己促进了这一切的发生：他们将外国人训练成辅助部队，帝国对物资的需求使得地区中心为满足这个市场而得到扩大。亚库索威茨、古默和希姆林戈耶等中心逐渐形成，不过得到研究最深入的是伦德伯格，它是今天德国西南部原罗马帝国边境的五十座山顶堡垒之一。此处的考古证据表明，该堡垒被一个阿勒曼尼国王和他的拥护者占领。堡垒内的作坊不仅制造兵器，还制作青铜和黄金饰品、雕刻的骨器和游戏用品。还有大量罗马帝国晚期的陶器和玻璃器皿，这些物品是从莱茵河以西的高卢进口的，运输距离至少有九十英里远。[1121]
凯尔特人在神圣的小树林拜神，但他们没有供奉神像的精美神殿。狄奥·卡西乌斯写到，布立吞人拥有供奉胜利女神安德拉斯特的圣所。[1122]“这些小树林是令人生畏的地方，受到人们的敬畏，并且只有祭司才能接近。”[1123]对在日耳曼土地上发现的敬拜之地进行的复原工作表明，它们模仿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高卢神殿。荷兰马斯河南岸恩珀尔发掘出的金属搭扣和其他物品表明供奉的是赫拉克勒斯·马古斯努斯神，该神是罗马神和本地神的典型结合。这些圣所中有兵器和骑马用具。将物品投入水中也是仪式的一种方式。在法国东部的塞纳河源头，发现了木制的人物雕像，它们是敬献给前罗马女神塞奎娜的。水井同样是仪式的中心。[1124]蛮族敬拜的神也包括温泉和治愈女神希柔娜（莱茵河、摩泽尔河；英国巴斯的苏尔或苏利丝）、凯尔特女马神依波娜、航海女神尼哈莱尼亚（荷兰的北海海岸）以及莱茵兰的母神安法奈和母神瓦卡琳奈。[1125]塔西佗在《日耳曼尼亚志》中告诉我们，日耳曼人只有三个季节：春季、夏季和冬季。实际上，他们的一年由六个节期组成，每个节期六十天，或叫“双月”。每年始于冬季，伴随的节日相当于凯尔特的夏末节。[1126]如尼文在公元1或2世纪出现，目前的普遍看法是，由于蛮族和说拉丁语的罗马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人们试图设计一个与拉丁字母表相当的体系。[1127]
因此，仔细思考这些考古发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蛮族不是凭空出现的；没有突然出现的艰险的“文明冲突”。
这个例外就是匈人。匈人是中亚的一个游牧联盟，4世纪末期居住在临近黑海的一个地区。匈人与“罗马人或其周边民族所见的任何民族都不同”。[1128]他们的一切——生活方式、外貌，尤其是战争风格——在旧大陆看来都是可怕的，最重要的是匈人的到来改变了罗马人和蛮族对自己的看法。这些大草原的游牧民为了生存必须不停地迁移。他们发明了反曲复合弓，骑在马背上就能发射致命的箭矢。在反曲复合弓的帮助下，他们吸引了很多部落的支持者，从一群人发展成一支军队，以劫掠为生。除了阿提拉的统治时期外（444—453，他被称为“上帝之鞭”，但他的名字在哥特语中指“爸爸”，说明匈人的种族成分是多么复杂），匈人一直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或集中的民族，几代之后就解体了。但是他们的介入（蛮族内部的蛮族）使其他部落从受匈人劫掠的罗马帝国中坐收其成。
这些人远比罗马人原始，他们没有复杂的法律或政治体系，没有宏大的公共建筑，没有教育体系，就我们所知道的，也没有伟大的文学作品留存下来。（最早的法典是西哥特人在470至480年左右制定的尤力克法典。[1129]）然而，日耳曼入侵者比某些记载所说的更灵活，不是那样残酷无情。在6世纪，这些部落一个接一个都适应了基督教，这产生了奇妙的结果。一个将来永远无法完全弥合的鸿沟在欧洲出现了，即拉丁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民族分歧，及深谙拉丁语的教士与操方言的农民之间的一种社会鸿沟。[1130]“因为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像学生一样学习这些［基督教］传统，而不是像老师一样运用它们，所以他们总是被一种自卑感困扰。法兰克和日耳曼的作家在整个中世纪都不得不忍受被拉丁人称作‘野蛮人’的嘲弄。”[1131]撰写查理曼传记的艾因哈德在830年写道，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没有精通罗马语的野蛮人而已”。拉丁民族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这种分歧永远不可能完全从欧洲人的思维定式中消除，前者比后者更“文明”的这个相关观念也同样如此。但是，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对基督教的皈依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从那以后，只有异教徒和异端者被视为野蛮人，从而为中世纪鼎盛时代最激烈的思想论战创造了条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异教虽然“被击败”了，但是绝对没有被消灭。
11 书籍的浩劫，基督教艺术的兴起
奥古斯都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把帝国疆域的一面限制在三大河流之内，即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一面限制在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地带。他认为这些是天然屏障，即使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很困难，也能够阻挡敌人。尽管如此，到3世纪，在帝国的几个边境地带，境外的一些部落决定继续进攻，给帝国带来了确实的威胁。[1132]此时，尤其在莱茵河以东，塔西佗名著中描写的零散的小部落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在上一章所解释的，这些众多的氏族合并成更大的部族，并且从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与波斯和日耳曼的边境战事不断，只有偶尔的停息。地理和外交两个因素相结合，使日耳曼人的进攻主要限于帝国西部，而东半部则较少受到冲击，特别在2世纪40年代萨珊王朝的进攻受到遏制后更是如此（例如，该地没有发生过货币贬值）。君士坦丁堡以海洋为屏障，一直无法撼动。这将对中世纪思想的保存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133]
帝国政府一开始迁到米兰，后来迁到拉文纳（它面向大海，且从陆地很难攻击它）。[1134]西哥特人三次包围罗马城，并在410年的第三次进攻中，攻陷了罗马，掳走皇帝的姐姐加拉·普拉西提阿作为人质。5世纪早期，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国王盖塞里克从他们的据点西班牙入侵非洲，并在罗马领地上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主权国家。[1135]在奥古斯都和图拉真时代，罗马城拥有29家公共图书馆，人口超过百万。经过多年的血腥屠杀，它的人口剧减到3万，而且“既没有支持图书馆的资金，也没有使用图书馆的人”。[1136]正如约瑟夫·沃格特所说，现存秩序遭到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1137]到4世纪末，盗匪如此猖獗以致在有些地方法律允许居民携带武器进行自卫，最严重的地方是受日耳曼人侵略的省份。[1138]此时，许多公共建筑成为废墟，市民被严禁改变职业，未经允许不得出城（总有人试图逃离，到乡村谋生）。5世纪末以后，再也没有关于元老院的记载。税收不断增加。人们造出了一个新的拉丁词“罗马式”，描写罗马世界的文明生活，以区别于蛮族人的生活方式。[1139]
像以往一样，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夸张。许多高卢罗马贵族即使在日耳曼人占领期间也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领地受到侵犯。5世纪的作家仍然编纂作品颂扬罗马，甚至列举它的伟大成就。同样，约瑟夫·沃格特认为，陶工和织工作坊“似乎未受到风暴的冲击”。西哥特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和他的儿子们在阿维图斯的引导下，接触到拉丁文学和罗马法，并且深为感激。[1140]在昔日的帝国出现了两种法律并行的现象：罗马人的罗马法和勃艮第人的勃艮第法（惩罚较轻）。[1141]社会一团混乱，而且有时毫无疑问不如人意。但是，并不是完全的混乱。
实际情形是，野蛮人为了确立他们的权威，做了必要的最大限度破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罗马文明，至少承认大部分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因此在把当时出现的确定无疑的学术衰亡归咎于法兰克人、哥特人以及其他蛮族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另有原因。
让我们回到基督教。前面提到，古典时代早期的宗教宽容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例外，但是随着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情况发生了变化。[1142]我们不能忽视当基督教成为国教时人们态度发生的变化。人们最大的愿望是“服从新的神圣权力，它束缚着人们的内心”；最大的“需要”是超人类的启示。结果，当时的思想家对解开物理世界的谜不怎么感兴趣（或感到灰心）。“基督教学术的至高任务就是理解和深化神启的真理。”[1143]异教很少对罗马知识分子施加限制，然而基督教积极地排斥科学探索。米兰主教安布罗斯（374—397）说，关于天空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忽略，“因为它对我们的救赎有何帮助呢？”米兰是当时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乐意接受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思想，它首先是希腊人的创造。在《博物志》中，普林尼写道：“人类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双脚彼此相对而站立，天空的顶部在哪儿都一样，脚底下的土地在任何方向都是中央。”三百年后，拉克唐修挑战了这一观点：“现在有谁无知到相信人的脚比脑袋还要高？……庄稼和树木朝下生长？雨点、雪花和冰雹向上掉落地球？”[1144]拉克唐修的观点为大家如此普遍接受，乃至在748年一位叫维吉留斯的基督教神父因为相信对跖点说而被控异端邪说。
基督教思想整体上经常悖于异教/古典传统。修辞学是一个例子。传统上，修辞无法脱离作者而单独存在。但是在基督徒心中，是上帝在通过他的传道士说话。这是保罗的贡献，他强调圣灵的力量：说话的是圣灵，而不是个别人。这归根到底意味着拒绝把整个哲学和独立思考作为寻求真理的方法。[1145]尼撒的格列高利是所谓的卡帕多细亚教父之一，他们都是心仪于古典哲学的伟大雄辩家。就连他也说：“人类的语言只为了一个理由而存在：它是将被圣灵感召的内心情感清楚地翻译成上帝福音的媒介。”同样，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辩证法也被禁止：没有人可以同上帝辩论。主要因为这个缘故，除了两部逻辑学著作，亚里士多德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他能够保存至今，完全有赖于阿拉伯译者的努力。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的学者继续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但是，正如上所述，仅作为这些书的监护者，而不是为了增加新的思想。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理由是哲学思考已经成为异端分子的同谋，是导致基督徒发生争执的“罪魁祸首”。许多学者开始往东走，先进入埃德萨，一座美索不达米亚古城，那里聚集了几个著名的学园。然后他们穿过波斯边境到达尼西比斯，那里的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理查德·鲁本斯坦说，这就是阿拉伯人继承亚里士多德和希腊科学财富的方式。聂斯脱利派（即景教）教徒以语言学家著称，他们把大量的希腊科学和医学著作翻译成叙利亚语，它是当时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际语言。[1146]
医学提供了基督教扼杀西方思想的其他例子。希腊人虽然没有在寻找疾病的处方上特别成功，但是他们发明了观察症状的方法，以及疾病是一种自然过程的思想。公元2世纪，在罗马，伟大的医学家盖伦提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按照一个目的创造了人体，“身体所有部分的功能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的”。[1147]这一说法与基督教思想如此吻合，乃至于在公元500年左右，盖伦的著作被编成十六卷，成为一千年来的医学经典。它标志着从科学探索到魔法和神迹的转变。圣泉和圣所成为人们寻求治疗的处所，瘟疫被解释成“上帝施加”的惩罚，中世纪意大利的油画仍然显示出瘟疫被上帝用箭射出，正如一千多年以前荷马世界中的阿波罗一样。希波克拉底早就把癫痫描述为一种自然疾病，而晚至14世纪，英格兰医生加德斯登的约翰建议在病人的身上放白狗毛，同时为他读《福音书》来治疗。这一方法在金口约翰那里得到了简明的概括，他是一个虔诚的保罗门徒。“约束我们的理性，清空我们的世俗学问，用一颗澄净的心接受上帝的福音。”[1148]这不仅仅是漠不关心。布雷西亚的菲拉斯特里亚斯暗示，对经验知识的寻求本身就是异端邪说。“有一种关于地震的异端邪说，认为它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是源自元素的性质……他们［异教徒］无视上帝的力量，自以为是地把力量的运动归因于自然要素……就像某些愚蠢的哲学家把这一运动归于自然力量，而不知道上帝的力量。”[1149]公元6世纪关于神迹的报道比3世纪多得多，把它们看作自然过程的解释被大大淡化。
在基督教世界的有些地方，甚至连书籍和文本也遭到强烈的怀疑：它们有可能充满谬论，也可能记载了同神秘教派之间的来往。异教徒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详细记载了公元4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发起的迫害异教徒活动的行为。在书中，他说：“在东部各省，书籍的主人为了避免类似的迫害，焚烧自己的整个图书馆，巨大的恐惧攫住了他们。”[1150]编者评述道：“瓦伦斯极大地削减了我们对于古代作家的知识，尤其是关于那些哲学家的知识。”一些观察者指出，书籍不再随处可见，学术越来越被宗教据为专有。[1151]在亚历山大港，人们注意到“哲学和文化几近废弃”。爱德华·吉本讲述了一个故事：亚历山大港主教西奥菲勒斯允许洗劫图书馆，“将近二十年以后，空空荡荡的书架仍然激起每个心灵没有完全被宗教偏见蒙蔽的参观者的感慨和愤怒”。恺撒利亚的巴西勒对其家乡论辩活动的衰退感到无限悲哀：“现在，我们再也没有了聚会，没有了论辩，再也没有聪明人聚集在集市，我们的城市赖以闻名的一切都不复存在。”[1152]查尔斯·弗里曼告诉我们，当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公元6世纪末开始撰写他的《词源学》（一部记载宗教和世俗知识的词典）时，他虽然有自己的图书馆，但还是发现很难找到他需要的古典作家的文献。他说：“这些作家本来就像遥远地平线上的青山，而现在把他们按时间排列都很困难了。”
卢恰诺·坎福拉认为，到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的书籍几乎被洗劫一空。二十九座公共图书馆因为各种原因先后关闭。公元391年在亚历山大港，基督教大主教毁灭了在规模和声誉上仅次于缪斯庙图书馆的塞拉比斯神庙大型图书馆。缪斯庙图书馆此时还完好无损，主要是因为它成为神圣的基督教文献库，尽管都是拙劣的复制品，“错误百出”，因为希腊语越来越成为一种外语。当阿拉伯人在640年的圣诞节前征服亚历山大港后，缪斯庙图书馆的馆长请求征服者阿慕尔·伊本·阿斯不要烧毁图书馆，后者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哈里发。哈里发说：“如果它们在内容上与真主的经典一致，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因为真主的经典就足够了。如果它们与真主的经典相悖，更没有必要保留它们。那么，去吧，去烧毁它们。”[1153]这些书就这样被散发到各公共澡堂，用作炉子的燃料。一连六个月，焚烧的书卷加热着亚历山大港澡堂里的水。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书免于烈火的焚烧。
罗马教皇有一个图书馆，或至少开始是一个档案馆，似乎没有受到损害（一般来说，出于明显的原因，基督教图书馆比非基督教图书馆更容易留存下来）。这个图书馆始创于教皇达马苏斯一世时期（366—384），他在家中住宅接近坎榭列利亚宫的地方建造圣洛伦佐教堂时，建立了这座图书馆。后来图书馆迁移到拉特兰宫，那是教廷所在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加了《圣经》文本、手稿和各种基督教作品，许多都是异端观点。在拉特兰宫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公元7世纪的一面壁画，画中圣奥古斯丁坐在一本书前，一手握着书卷。据推测，这个房间就是原始的教皇图书馆。[1154]
另一座古代图书馆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属于公元600至636年间那里的主教伊西多尔。这座图书馆里既包括基督教文献，也包括同样多的世俗作品，尽管主教并不认为它们适合他的僧侣阅读。[1155]伊西多尔的藏书已经遗失，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图书馆里有哪些书，因为他写了一些诗贴在门上和书架上。第一首诗的开头非常简单：“这里有无数的书，宗教的、世俗的，都有。”从其他的诗篇中，我们知道，他拥有俄利根、优西比乌、金口约翰、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哲罗姆等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同时收藏了保卢斯（诗歌）、盖乌斯（法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医学）等世俗作家的作品。
然而，古典学校先后关闭（查士丁尼在529年关闭了雅典的哲学学园），这样到公元6世纪中期，只有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港的学校保留下来，相应的是可读文献范围在缩小。“公元3世纪后，要找到一个对没有留存到现代世界的文献知识有所了解的人实在太难了。”[1156]现代学者认为，这反映出一种情形：由一位著名的校长（可能是犹金）拣择出一个课程大纲，它如此成功，别的学校纷纷仿效。“随着文化的衰退和帝国的枯萎，大纲之外的文献没有一本被阅读和复制得足够多，能保证留存下去。”[1157]例如，埃斯库罗斯的七部戏剧和索福克勒斯的七部剧作被选入其中，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他们的全部作品。
到6世纪末期，学术和文化的衰退已经非常严重。帝国主要地方唯一活跃的教育机构是君士坦丁堡帝国大学，它创立于425年，是一个由牧首管辖的神学院。亚历山大港的学校此时已经被隔绝。在事态有所好转之前，这里笼罩着关于偶像崇拜的争论（见本章下文）。三个世纪以来——从6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真正的黑暗时代）——没有关于古典研究的任何记录，也几乎没有什么教育。这一时期很少有任何形式的手稿留存于世。
此时仅有的几家学校坐落在雅典、以弗所、士麦那、帕加马、亚历山大港、加沙和贝鲁特。贝鲁特与安条克的学校都在6世纪毁于地震，安条克在540年又被波斯人攻陷。因此，我们无法说，公元6世纪宣告的学术消亡有一个首当其冲的原因：自然灾害、蛮族入侵、基督教兴起、阿拉伯人兴起。它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6世纪末，学术生活越来越稀少。例如，关于希腊的知识出现衰退，甚至是灭绝。即使君士坦丁堡从来不是一个完全双语的城市，拉丁语和希腊语也一直以来是被人理解的语言（例如，希腊语是查士丁尼的第一语言）。这一情形最著名的例子是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在597年的一封书信，其中写着，在君士坦丁堡“不可能得到一部令人满意的译作”。[1158]虽然查士丁尼在位期间（527—565）许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仍然有理由认为，当时书籍的生产已经开始下滑。当然，希腊世界与拉丁世界的彼此摒弃是一个关键因素。到6世纪，几乎没有哪个西方学者懂得希腊语。
对书籍而言，这几乎是灭顶之灾。但是对学术而言，正如后来所证明的，并不是最终的灭绝。理由之一是，在拜占庭，为保护古典文献，各方做出了共同努力。357年1月1日在致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一封信中，拜占庭学者特米斯提乌斯（约317—388）提出了一个“保护古代文学”的计划。[1159]他的远见让他认识到“为古典文献生产新的复制品”而建立缮写室将保证君士坦丁堡成为学术中心，因为古典文献的生存因漠视而受到威胁。最需要缮写的作家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摩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和修昔底德。“还有”，特米斯提乌斯继续指出，“荷马、赫西俄德的后继者与哲学家克里希普斯、芝诺和克里安提斯，以及一大批其他作家，他们的作品没有广泛流传，因此他们的作品在被遗忘之前应该得到抢救。”[1160]372年，拜占庭城市长官克里楚斯收到敕令，要求任命四位熟谙希腊语和三位熟谙拉丁语的抄写员“负责书籍的誊抄和修缮工作”。[1161]尽管这离特米斯提乌斯提出建议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但是最终还是付诸实践。他的影响力并没有自己期望的大。
古典思想得以保留的另一原因是，有一批被称为“拉丁传播人”的作家，主要是百科全书作家，他们使古典思想（或至少传播古典思想的作品）保存下来，在4世纪和四百年以后加洛林王朝的复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马西亚·柯里希描写了他们的工作。
第一个传播人是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也是北非人。卡佩拉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主要著作有一个奇怪的书名：《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礼》。书的结构和内容也非常怪异，但是可读性很强，它至少表明他认为当时自由七艺摇摇欲坠，亟须保护。[1162]说是自由七艺，而不是九艺，部分是因为《圣经》中的《智慧书》：“智慧为自己建造了一间大屋，劈出了七根柱子。”医学和法学被马尔提亚努斯排除在外（也因此被中世纪大学的艺术学院和一些现代人文学院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不是“自由的”的艺术，而是“世俗的”东西。[1163]“婚礼”发生在奥林匹斯山，而且从一开始，墨丘利就是注意的焦点。墨丘利一直以来都充当神之间争斗和爱情的信使，这次他也想给自己找一位妻子。他被介绍给了“语文学”，语言的艺术，介绍非常成功。其他神灵同意赋予语文学以神性，在这对新人交换誓言后，阿波罗宣布了他的结婚礼物：七位仆人。“这七位仆人不是别人，正是自由七艺。”每项艺术都穿戴合宜地进行自我介绍。例如，文法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人，一手拿刀，一手拿文件，“用它们驱赶野蛮，为佶屈聱牙的短语修补边角”。修辞学身材较高，年轻许多，也漂亮许多，“她五彩缤纷的衣装展现出修辞的花朵……”[1164]马尔提亚努斯提出的论点都有赖于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这本书虽然怪异，但是非常流行，它至少帮助保存了希腊思想的基本元素。
第二位传播者是波伊提乌，他在狱中等待行刑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哲学的慰藉》。他没有可以凭借的图书馆，只有脑子里的记忆。不过，在入狱之前，他曾经给自己规定了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翻译成拉丁语的任务。他的早逝意味着他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不过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为中世纪早期西方保存的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唯一著作，确保部分希腊哲学被保存下来。同时，波伊提乌确信自己的翻译很有必要，这进一步证明他确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也证明当时这些作家的教导很少流传于世。
他在狱中完成的书，《哲学的慰藉》，被设计为波伊提乌和哲学夫人之间的一场优雅对话，书中的主题——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要遭受磨难——使它迅速流行起来。哲学夫人的形象非常不寻常：她的头触碰到云端，她的希腊式服装的褶边点缀着“实用”和“理论”的词语。她在开头就逐一赶走了波伊提乌试图从中寻求慰藉的其他八位文艺与科学女神。
卡西奥多鲁斯是波伊提乌的同时代人，同他一样，也在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位居要职。同波伊提乌一样，他也非常关心希腊研究在西方的衰落。（不过，同波伊提乌不同，他活的时间很长。[1165]）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在罗马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他与教皇进行了接洽，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动荡，他的想法被拒绝。卡西奥多鲁斯接着转向正在兴起的修道院运动。他用自己的钱创立了第一所后来成为学术中心的修道院（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瑞姆），这一做法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许多其他修道院所效仿。他收集基督教和世俗的作品手稿，而且一生都担任校长。卡西奥多鲁斯具有当时人共有的基本观念，即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学习神学、教会史和《圣经》注解，不过同时他也相信学者需要自由七艺的教育作为坚实的基础。于是，他准备了一份“普遍知识大纲”，这是他作为一个传播者的主要工作，即《宗教和世俗读物总论》，并且把它附在一份古典作品的书目之后，认为它将有助于僧侣的理解。[1166]除了拟定应该阅读的书目，卡西奥多鲁斯还概述了自由七艺中每一项的历史，包括当时观点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在他们生前曾经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这一套思想为中世纪许多僧侣学校的课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了能够阅读这些古典作品，需要更多的抄写本。因此在卡西奥多鲁斯的鼓动下，许多僧侣学校开始有选择地抄写古典作品，这也是修道院成为学术中心的另一个原因。卡西奥多鲁斯还编写了一本拼写书，它一般被用来证明，当时除了希腊研究在衰退之外，拉丁文的读写能力也在下滑。
我们已经谈到了7世纪早期的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他在思想传播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编写了《词源学》，书名本身反映出他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一个对象征主义和寓言着迷的时代并非罕见。他认为，通往知识的道路要从词和词源入手。虽然他犯了许多错误（仅仅词源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表达的物体和思想也相关），但是他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除了基督教主题外，还有生物学、植物学、语文学、天文学、法学、鬼怪、石头和金属、战争、游戏、造船和建筑等。马西亚·柯里希说，伊西多尔在写作中投入的热情和特殊的兴趣表明，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凭借广博的知识和剪刀糨糊的帮助来挽救文化，没有人会这样做”。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是在中世纪早期，《词源学》成为一本标准参考书。（正如查尔斯·弗里曼指出的，“参考”是个关键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12与13世纪之前，这些作品起到了启发思想的作用”。[1167]）
历史学家诺曼·康托认为，这些传播者既不是创新思想家，也不是语言大师，而不过是教书匠和教材编纂者。然而，鉴于当时的危险情况，以及许多基督徒对古典和异教思想的敌视态度，也可以这么认为，这些传播者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努力，古典传统（或一部分古典文献）得以保存。
尽管从思想的角度，真正的黑暗时代从6世纪中期延伸到9世纪中期，然而其间发生了图书史上的两大重要变化。第一个是从东方传过来的新的书写材料：纸。在8世纪末左右，人们认为阿拉伯人从751年怛罗斯战役的中国战俘那里学到了造纸技术，纸成为莎草纸之外的另一个选择。[1168]一些从埃及过来的晚期古文稿显示出新材料的碎片，不过完全写在纸上的最古老的希腊文书籍一般被认为是梵蒂冈图书馆大约写于公元800年的著名书册。[1169]莎草纸在西欧直到11世纪仍在使用，但是即便如此，纸张很快流行起来，可能是因为阿拉伯人控制着从埃及出口的莎草纸供应，而且允许出口的都是低劣产品。一开始，拜占庭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纸张，但是到13世纪，意大利出现了繁荣的造纸业。
差不多同时，出现了第二个创新变化，它同样降低了生产书籍所需的纸张/莎草纸的数量。在书写字体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传统的安色尔字体全部由我们所称的大写字母组成，非常大。虽然理论上抄写员可以把安色尔字体写小一些，但是实际上这并不常见，尤其当使用羊皮纸时，显得更加昂贵，因为N.G.威尔森提醒我们，羊皮纸只能通过屠宰动物而获得。[1170]为了节省成本，一张羊皮纸经常多次使用。誊写过不止一种作品的羊皮纸被称为“覆写本”，来自希腊语“我重新擦干净”。有些作家，例如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一些作品是从覆写本底下没有擦干净的地方辨认出的。在9世纪末左右，人们对现在我们所谓的“草书小字体”做了各种试验，但是大多数都很难辨认。第一本年代明确的用清晰、成熟的草书小字体抄写的书是以修道院大院长波菲利·乌斯蓬斯基命名的著名的《福音书》，他是在参观黎凡特的修道院时发现这本书的。[1171]年代为公元835年。
不仅新字体出现的时间不确定，它的发明地也不确定，尽管一个合理的假设是，它发展于君士坦丁堡的斯都迪奥斯修道院（乌斯蓬斯基《福音书》中有一页记录了其中一些成员的讣告，有些是广为人知的书写专家）。850年以后，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新的抄本，更多会用新的字体来抄写。950年以后，无一例外全部使用新字体。（大写字体的书籍现在几乎没有存世。[1172]）新字体对古代文献的保存至关重要：一页上可以容纳多得多的单词，意味着成本降低。另外，字母之间的连字弧线（以e、f、r和t开头）使书写更快。其他的发展还包括重音符号和帮助读者理解的停顿，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标点的开始。这些符号的使用并不常见，也不标准，但是个开端。[1173]差不多与此同时，即9世纪末，抄写员开始标记字间距，书中有一个常规部分作为使用重音符号和标点的指南，至少在斯都迪奥斯修道院是这样的。缩略符号也很普遍：p’（=后面），∪（=反面），li[o]（=平衡）。问号（?）也在这个时候出现，伯恩哈德·比朔夫找到了10种不同的问号形式；300可以写成iiic；发明了新的字母，例如⊙和Δ。
860年左右，副皇帝巴达斯恢复了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之前几个世纪被废弃的帝国大学，由哲学家利奥、几何学家西奥多、天文学家西奥德吉亚斯和文学家科梅塔斯共同主持。我们现在知道有些古代手稿只有单本传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巴达斯创立的学校成为官方特藏书库。[1174]里面都是古老的安色尔字体抄本，9世纪的学者用草书字体将它们誊抄。正如雷诺兹和威尔森所说：“主要因为他们的活动，希腊文学至今能被世人阅读，因为几乎所有作家的作品都最终依赖于这个时期或之后的草书字体抄本，所有后来的抄本都以此为底本。”[1175]
同样因为9世纪拜占庭的学者，我们现在才能知道不仅什么东西被挽救过，而且知道什么东西佚失了。不少学者，著名的有佛提乌斯（约810—约893），记录了他们读过的书，或至少他们知道的书，这些书单包括许多我们在别处找不到的书籍。例如，在855年开始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途（或许是去同阿拉伯人交换战俘）之前，佛提乌斯给他的兄弟塔拉修斯写了一个自己多年来读书的图书评述。有些论述只有两行，但是多数要长得多。他的这部作品包括280条，每一条对应其藏书中的一本。在此文本中，佛提乌斯对大量的异教和基督教文献做了广泛的评论。
佛提乌斯出生于810年左右，来自一个富有、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广泛社会关系的崇拜圣像的家庭。在832至833年迫害圣像崇拜者期间，佛提乌斯一家被流放，他的父母死于流放地。在9世纪40年代，当圣像崇拜在君士坦丁堡重新得势后，他被召回，并且同其兄弟一起在政府担任要职。（在提拔他的人中就有巴达斯。）那之后，佛提乌斯的仕途大起大落，不过他还是继续写作。我们不清楚他的书目完成于何时，年代约在838至875年之间。这本书目似乎是作为佛提乌斯的读书评述，这可以从他给的题目中看出来：《我们所读之书的清单和罗列，应爱弟之请而写的一般分析》（简称《书目》）。[1176]《书目》包括280本书，除了一本，佛提乌斯宣称都读过，不过他略去了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拜占庭人（像他的兄弟一样）都熟悉的著作，比如荷马、赫西俄德，以及伟大的希腊戏剧家。《书目》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提到的、但是现在已经佚失的书，共42种。
在佚失的书中有一本由阿明提亚诺斯写的亚历山大传记（献给马可·奥勒留）、明德斯的亚历山大写的《述异记》（沃伦·德雷德戈尔德在研究佛提乌斯时，把这本书归入“志怪作品”）、一位4世纪不知名作家写的《致俄利根》、大马士革的达玛修斯（约458—533）写的《神奇的动物》、波埃修（1/2世纪）写的《柏拉图难词解疑》、爱琴海的狄奥尼修斯（1/3世纪）写的一本关于医学的书、一本公元前3/前2世纪的作者佚名的毕达哥拉斯传记、金口约翰写的《论圣保罗》。除了这42本完全佚失的书外，还有81本书只能通过《书目》了解。这意味着，在280本书中，123本（44%）现在实际上佚失了。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数字。
我们已经看到，在6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这段时间，学术领域没有什么进展。这段时间构成了真正的黑暗时代，这一事实可以从拜占庭帝国城市的命运中得到佐证。城市是智力生活的中心，也是戏剧、公共澡堂、竞技场和手工作坊的中心。直到5世纪，拜占庭帝国还是一个发达城市集合体，一本手册列出了九百多座城市，尽管正如西里尔·曼戈所说，到查士丁尼时代（527—565），这一数字要翻倍。大多数城市的布局具有罗马风格，横平竖直的街道，两条主要大道，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垂直相交，一直延伸到城门口（城市都有城墙，以抵御蛮族入侵）。大道非常宽敞，有柱廊，柱廊底下是商店。按我们的标准来说，城市很小，例如尼西亚南北和东西各长1500米。一个拜占庭省城的平均人口在5000到2万之间，安条克是20万，而君士坦丁堡是10万。[1177]
然而，由于蛮族入侵，这些城市一个接一个陷落。从叙利亚到巴尔干半岛，帕加马、西多波利、辛吉杜努姆（贝尔格莱德）和赛尔迪卡（索非亚）等城市或被毁坏，或人口消失。长期的劫掠，再加上瘟疫、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情况更加恶劣。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达德（约840）记录道，在他生活的时代，小亚细亚只有五座城市——以弗所、尼西亚、阿摩利阿姆、安卡拉和萨马拉，还有一些城堡。流通的青铜硬币也急剧减少，而且根据西里尔·曼戈的研究，在巴尔干半岛的斯托比，找不到7世纪之后的硬币。[1178]
虽然君士坦丁堡是个例外，但也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它的人口在50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受到瘟疫的袭击而减少。这一衰退是长期的，到750年左右达到一个最低点。740年城墙被地震摧毁时，当地人缺乏足够的资金去重建。在747年的瘟疫之后，皇帝通过有计划地从爱琴海各岛移民，试图增加人口。即便如此，一本760年的指南书形容该城是“被废弃的荒城”。[1179]只是从8世纪末以后，该城才开始恢复。
拜占庭的基督教艺术尽管在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却大不同于后来的艺术思想。自乔托以来，艺术（至少在欧洲）不仅记录了形式变化，而且记录了可识别的个体艺术家，他们不断创新，独出心裁，既受前人影响也影响后来者。然而在拜占庭，艺术家被视为工匠，仅此而已。（只有一个拜占庭画家被人记住了名字，“希腊人狄奥凡”，他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活跃于俄罗斯。）建筑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安提莫斯和伊西多尔在君士坦丁堡建造了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不过仅此而已。由于拜占庭的艺术发展如此缓慢，要确定年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并不能削弱拜占庭艺术的重要地位，因为它是第一种成熟的基督教艺术，是表明基督教思想如何通过视觉形式（圣像）得到体现的最初艺术。
考虑到后来的发展，有必要说明，耶稣从未暗示肖像是对他的冒犯。[1180]然而，对早期基督徒而言，视觉艺术没有经文重要，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一套象征和形象体系。当公元303年戴克里先迫害基督徒时，锡尔塔教堂里收藏有经文、圣餐杯、青铜烛台，但是没有提到神坛。事实上，在公元2世纪之前，不存在什么基督教艺术。尽管耶稣的态度很平和，许多早期基督徒对视觉艺术没有兴趣，这或许是受犹太人的影响。公元3世纪，亚历山大港的主教克莱门特告诉他的教众，虽然基督徒被禁止像异教徒那样制造偶像，但是他们获准制造记号（例如鱼或船）表示所有者身份或作为签名。克莱门特还允许使用其他的符号，例如鸽子和锚。鸽子是基督徒的象征，来自《马太福音》10：16：“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拜占庭的艺术“是后期罗马帝国为适应教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艺术”。[1181]第一次真正的繁荣是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之后，他下令建造一大批宏伟的教堂。在公元4世纪之前，不存在基督教建筑。早期基督徒利用任何方便的地方，作为教堂之家（群体）。第一批教堂（至今在地中海东部一带仍然可见）的形式与异教徒使用的地方相似：会堂，一种长方形大厅，有柱廊，一端有高起的讲坛。会堂（Basilica）是个希腊词，意思仅指一个大厅，基督徒最早用它指君士坦丁大帝在罗马建立的七座教堂。[1182]
但是罗马最早的地下墓地以及幼发拉底河岸边的杜拉欧罗波斯的早期小教堂表明，甚至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基督徒已经发展了某些视觉艺术，可能是以古老的插图版《七十子译本》为基础。主题都来自《旧约》（人类的堕落、以撒的祭祀、越过红海），当然约拿的故事尤其为人喜爱，因为他被一条鱼吞进肚子，三天之后才被吐到岸上。基督徒从中体会到了浸礼和复活。在最初对耶稣的描述中，他是个年轻人，没有胡须；他头上的光环直到公元4世纪才出现。[1183]最早出现在建筑物上的《新约》故事出现于公元500年左右拉文纳的圣阿波里奈尔教堂，最早出现的插图本是《罗萨诺书册》（现藏于巴黎）和古叙利亚语的《拉布拉书册》（现在收藏在佛罗伦萨）。这些都较晚出现，但是它们都说明，到公元500年左右“权威形式”的圣像已经确立。有些书册非常豪华，圣哲罗姆轻蔑地称它们为“紫皮书册”，它们可能不是为了阅读，只是为了在仪式中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