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艺术吸收罗马帝国因素的另一特征是宫廷装饰。正如劳伦斯·尼斯所说：“至少就圣像而言，基督教向整个罗马，尤其是帝国思想的‘转变’是很有诱惑力的。”[1184]装饰变得越来越华丽，帝王紫色被越来越多地用在神圣人物上，重要人物形象比其他人都要塑造得更高大，通常比真人还大。在拉文纳的盖拉·普拉奇迪亚陵墓，耶稣不再是牧羊人打扮：“他披着一件有金色条纹的紫色外衣（全能的主形象）。”拉文纳的其他图像中，耶稣在接受使徒们的欢呼，就像帝王接受臣民的朝拜一样。[1185]“自公元4世纪早期以来，加冕的基督教上帝形象突然成为基督教圣像的中心元素。”考虑到早期基督教信仰吸引贫贱者和被遗弃者，现在把豪华奢侈引入基督教艺术和基督教理想是革命性的举动。[1186]在帝国的威严进入基督教艺术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叙述的铺张。这可能发生在公元4世纪，当第一批长方形会堂开始建造时。这提供了更多的墙壁空间，但实际的革新直到公元5世纪才出现，也许是受到5世纪早期普鲁登提乌斯的一组诗歌的启发。此时的叙述按照经文上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不是按主题排列。正是在这些叙述中，人们在对新的拉丁文《圣经》（4世纪末、5世纪初的哲罗姆版）仔细阅读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基督教圣像。[1187]
6世纪末基督教世界关于形象的信仰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形象不再被认为是具有伟大热情的基督徒的表现，越来越多的教徒开始把形象本身视为神圣。这种“圣像崇拜”在基督教世界的东部，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尤其强烈，这可能同它离圣地巴勒斯坦相对较近有关。前往圣地的朝拜者回来时通常会带回各种各样的纪念品，例如巴勒斯坦某些被认为多少是准神圣遗址的石块（查士丁尼曾派遣一队工匠前往耶路撒冷）。这种做法逐渐传播到整个西方，就连罗马也不能幸免：拉特兰宫的至圣小堂藏有一幅公元8世纪的耶稣像，至少在中世纪，它被认为是神圣的，而且在危机的时候会被拿出来。
对圣像态度的变化从两个具体的发展中可以推测出来。第一，画像越来越易于携带，说明它们不仅在家里、坟墓或教堂里使用，也在旅行时使用。第二，出现了减少甚至去除画像人物动作的倾向，“它所传达出的人物是神圣的，似乎在等待手握圣像的人祈祷他的出现”。[1188]正是这种“凝固”的特性产生了我们对“偶像的”（iconic）一词的使用。尽管如此，虽然《圣经》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耶稣、使徒，或童贞女马利亚的相貌的信息，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作家已经在依据他们所相信的传统描绘这些人物画像（经常来自幻象）。例如在一篇记述中，圣彼得被描绘成“身材中等，发际线后退，苍白色的皮肤，眼睛像酒一样深暗，浓厚的胡须，大鼻子，连成一线的眉毛……”基督的形象是有胡子，长发，头上有光环，穿着金色和白色相间的衣服，一手握着书卷，手臂庄严地上举。[1189]身体形象一般都被认为与精神特质相关。有些画像被认为具有神奇的来源，被描写为“神来之笔”，意思是“不是人工画成”。[1190]
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圣像显得高度形式化，但当时人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拜占庭人而言，一幅圣像就是真正的肖像，完全表现了神圣人物的真实特征。这就是不允许改变圣像的原因：因为它们是某个圣人的真实记录。公元692年，第五、六次宗教会议通过了关于表现人体形象的新方案。在那之前，基督一直被表现为羔羊，但是现在取消了。从此，他可以以真实的人物形象出现。“于是教会的故事从墙壁下来，转向把教堂最神圣的内殿同外殿分隔开的圣障。”正如西里尔·曼戈所写的，圣像是圣人传记的视觉版：“虔诚的教徒在礼拜基督的时候，可以凝视他们的英雄（总有一个英雄会符合人的期望，或抚慰他们心中的恐惧）。”圣人传记就是在此时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1191]
这对某些人来说简直太过分了，他们的愤怒因为耶稣的画像被查士丁尼二世印到钱币上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公元8世纪中期，强烈反对崇拜圣像的运动爆发，导致了反对圣像崇拜的论争，论争从754年持续到843年。这场论争的背后有几个原因，它们对教皇权威和基督教艺术的表达形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是这样一种感情：制造基督画像是渎神行为，上帝的神圣性，他的非物质性，显然是不能用任何可知的方式表达的，这样做就否认了耶稣的神圣性。这一态度完全符合当时有名的阿里乌异端教派的观点（见第8章）。其次是这样一个观点：对基督和圣徒的描绘不过是偶像崇拜，标志着向异教习俗的退步。第三，反圣像崇拜者认为圣像崇拜本质上是一种新现象，它违逆了基督教最初和最纯洁的发展阶段，那时基督教对圣像没有兴趣（这也是《圣经》无意描述耶稣或使徒形貌的原因）。[1192]
754年，君士坦丁五世支持的赫里亚教会会议就是在这些争论的背景下召开的。他公开谴责圣像崇拜，并且寻求将它们毁灭。和以前一样，不只这么简单。8、9世纪反圣像崇拜的帝王的行动背后有两个更深刻的理由：其一，那时拜占庭的掌权者来自东部，因此更多地受到中东传统的影响，尤其是犹太人和阿拉伯穆斯林的影响，他们都禁止圣像。其二，反圣像崇拜者的论争可以被看作是拜占庭皇帝扩张权力的一次尝试。皇帝发现希腊僧侣的行为是他们目标的障碍，这些僧侣通过一系列所谓的创造奇迹的圣像而非常受人欢迎。这些圣像可以移动，还能流血，被保存在修道院。[1193]
由于当时的教皇格列高利二世，即格列高利一世的后继者，认为艺术中的画像对穷人和文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和宗教教导手段，反对圣像崇拜者的论争转变为关于教皇权威的论战。格列高利二世给君士坦丁堡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指责皇帝干预不属于他管辖的教义问题，并且（有些乐观地）威胁说如果皇帝再犯，就要动用武力。从这时起，教皇开始转向西方的国王们寻求保护，首先是法兰克人的国王丕平。皇帝把罗马对意大利南部和达尔马提亚的宗教管辖权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以此作为回答。于是开始了罗马教会与我们现在所称的希腊东正教的分裂。[1194]
在反圣像崇拜运动的最激烈时期，许多圣像被毁，可携带的圣像被烧掉，壁画和马赛克至少也被粉刷一新，或被完全刮掉。带插图的手稿被剪掉或被撕碎（如果没有被烧毁的话），仪式器具被烧。不过，这些也是浩劫，而不是彻底灭绝。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用西里尔·曼戈的话，“即权力所在之地”，遭受的破坏比其他地方更厉害。反圣像崇拜者在减少基督教艺术的数量上显然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完全毁灭它的目的。结果，有证据表明，马赛克技术出现下滑，画家对人体形式的掌握也在衰退。[1195]
反圣像崇拜者更喜欢教堂的“中性”主题，如动物、鸟、树木、常春藤等，而不是人像。维护圣像崇拜的人认为，他们的反对者正在把上帝的屋子变成水果店。[1196]不幸的是，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反圣像崇拜者的作品都被毁灭，而他们的反对者的作品（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圣杰曼努斯、尼科弗鲁斯）却以胜利者的姿态告诉了我们这段历史。整体上，他们的论辩探讨了经文和教父对真实人像的权威性、画像与所描绘圣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用画像代表基督时（他的双重性质，既是上帝又是人）存在什么样的权威。
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恐怖冲突（艺术家被拷打，鼻子被割开，舌头被割掉，人被监禁），最后人们同意，基督徒可以表现那些确实在人间出现过的人物，也就是基督本人、使徒和圣徒，甚至包括一些在特殊场合以人形“现身”的天使（例如天使传报），但是不允许描绘天父上帝和三位一体。最后一个重要的完善是，任何表现都必须“同真人一致”，即必须是真实的描写，就像镜中的人物一样，艺术家不能发挥自己的想象。（要求对耶稣的描绘准确到信徒在审判日那天能够认出他。）从这得出，传统形象永远不能改变，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也不能减少。如同在其他方面，任何理性讨论和创新都不受鼓励。以此类推，同样的方法也被运用在建筑和教堂装饰上。装饰仍然是简单的，拜占庭人所称的“外部知识”一律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没有寓言故事，没有自由七艺，没有数月的辛劳。重要的、被允许的，只有基督教的中心主题：耶稣的诞生、传教、受难和复活。（《旧约》中的先知被允许出现，因为他们宣告了耶稣的道成肉身。）
不仅是使徒的相貌显得呆板。比例和透视法继续被忽略。任何一幅拜占庭画上的人物，其大小不是依据其空间位置，而是依据他在故事中的重要性。这正是为什么圣母马利亚总是比约瑟看起来高大，也能解释为什么圣徒会比作为背景的山脉还要高大。色彩的处理不是为了加深对距离的感觉，人物也没有投下可能会干扰作品宁静和谐的阴影。重要的是，画中的所有元素都必须被平等地笼罩在天国之光中。但是，由于圣像不允许有变化，因此拜占庭的不知名艺术家把他们的创造力投入到对色彩前所未有的大胆使用上。“拜占庭艺术在色彩上远比之前的任何艺术都更丰富，因此产生了散发着精神光芒的图画，金色的叶子和其他绚丽的色彩闪烁着珠宝一样的光芒，有些画作甚至用宝石镶嵌。”[1197]
今天，要完全理解最初的基督教艺术，我们需要做出大胆的想象。在浑浊的烛光下，画像闪烁不定的灿烂金色、紫色和闪耀的宝石给一个不确定的充满敌意的世界提供了神奇的、神秘的、永恒的威严和宏伟。拜占庭的长方形会堂都是色彩绚丽的剧场，故事的要点是，它永远不会改变。“拜占庭人认为这些画像是真实的肖像，这赋予了他们的会堂以强烈的神圣气氛，对此我们现在只能猜想。”[1198]这些于843年在反圣像崇拜的论争结束之后而艰难获得的思想在几个世纪之内将不会变化。到建造大教堂的伟大时代，教会才允许做出改变。
12 巴格达和托莱多的哲学与代数
“智慧”，埃及的一则古老谚语说，“降临到了这三者身上：法兰克人的头脑、中国人的双手和阿拉伯人的舌头。”口才与箭术、骑术一起构成了贝都因人生活的阿拉伯半岛上“完人”的三个基本特征。[1199]
这些贝都因人是阿拉伯半岛的土著，文明程度相当低。“阿拉伯”这个词，在《旧约》中为“艾拉伯”，意为游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生活方式阻碍了财物的集中，也不需要任何公共建筑，而艺术恰恰是在公共建筑中繁荣起来的。骆驼使人在沙漠中居住成为可能，但是直到约公元前1100年骆驼才被驯化，所以贝都因人的历史不会比这久远很多。总是处于迁移之中限制了部落的大小，最大的部落仅有约六百人。在这个半岛上，劫掠作为一种强盗行为，“几乎就是一种民族制度”。[1200]用一个诗人的话说：“我们袭击我们的敌人、我们的邻居，如果没有可袭击的人，就袭击我们的兄弟。”[1201]
这不能造就一种定居文明，但是正如上面这句话暗示的，早期阿拉伯人成就卓著的一个文化领域是诗歌。甚至在今天，语言的韵律与节奏（即音乐）在阿拉伯人心中会产生他们所说的“合法的魔术”。另一则谚语说道：“人的美在于舌头的灵巧。”[1202]最古老的成文诗可追溯到6世纪，形式是颂歌。但是它作为一个口头传统，到那时肯定已经存在了许多代，因为诗中有一系列固定的惯例。从形式上来说，颂歌可能有一百行之多，一个韵脚可能贯穿整部作品。开头很老套，诗人总是会对他到过的某个异国他乡进行引人入胜的描写。一些主题是诗人的最爱，包括骑着骆驼的一段漫长旅程。同样的数量有限的暗喻、寓言和格言组合在一起，在结尾诗人通常会反思“面对全能的世界，人类多么渺小”。颂歌本质上是叙事，而非戏剧或散文，对于阿拉伯人来说，重要的是其叙述方式，有人甚至认为颂歌的稳定节奏是为了与骆驼在沙漠中穿行时的摇晃协调一致。无论这是真是假，这些诗一起构成了阿拉伯人的诗集，他们集体经验的“记录”。[1203]在古阿拉伯世界，诗人和诗享有崇高的声誉。
最有名的古代颂歌是所谓的“七悬诗”，或说“悬挂的”诗。这些诗如今仍在阿拉伯世界广受崇拜，因为传说它们在乌卡兹繁华集市的诗歌比赛中获得了年度奖。乌卡兹是一个靠近麦加的集镇，每年在严禁劫掠的时节举办集市。集市的一部分是文艺大会，从整个阿拉伯世界赶来的诗人聚集到这里，在公开竞赛中朗诵自己的诗歌。在乌卡兹大获成功之后，七首悬诗被用金字记录在亚麻布上，并悬挂于麦加的圣石克尔白的墙上。它们被翻译成英语《七金诗》。[1204]
游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贝都因人没有很浓重的宗教倾向。他们早期信奉的神灵有泉水（绿洲）和岩石。在盖曼有一块红石，在阿巴拉特有一块白石，在奈季兰有一块黑石，最有名的是麦加的一块正方体陨石。这就是克尔白。[1205]由于是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也崇拜一些月亮神，但是另外还有胡伯勒神，一个非常罕见的人形偶像，有人认为它是从巴比伦传入的。但是，麦加最主要的神是安拉，即真主。至少这个写作“hlh”的名字非常古老，可追溯至公元前5世纪，似乎起源于叙利亚。麦加的名字源自麦库赖伯，意为圣所，这暗示了从很早以前麦加就是宗教中心了。当然，托勒密在其成书于约公元150至160年的《地理学》中提到麦加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
现在的穆斯林将伊斯兰教之前的这一时代称为“蒙昧时代”，那时候人们还没有试图将遍布阿拉伯半岛的不同神话和传说整合起来。也许正是他们早期信仰的这种不调和特征，使伊斯兰教一出现就有巨大的吸引力。据传说，穆罕默德在大约公元570年出生于麦加古莱氏部落的一个家庭。彼时麦加正处于变革之中。理论上，它是罗马和东方之间贸易路线上的一环（伟大的沙漠商队路线的终端位于也门港）。但实际上，对罗马人来说，“阿拉伯省”是指纳巴泰人的土地，纳巴泰人居于更北方，首都是佩特拉（位于现在的约旦）。所以，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一样属于边缘行省，地位不明确。商人往往沿丝绸之路穿过中亚进入东方，这意味着阿拉伯半岛的财富远远无法得到保障。另外，灾难频频发生，450至570年间，马里卜大坝三次溃决，淹没大片肥沃的土地。阿拉伯传说讲述了6世纪经济的严重衰退。[1206]
另一个因素对理解伊斯兰教的出现也很重要：一神论在当时阿拉伯半岛的周边发展。除了一神论在北方的发展，也门早有犹太人聚居，阿比西尼亚当时已经皈依基督教。红海很狭窄，人们经常来回穿越，前伊斯兰时代的早期陶器显示出许多基督教影响的痕迹。麦加是个十字路口，通往也门港口的南北向路线和从红海到伊拉克的东西向路线在这里交汇。两支大型商队每年从麦加出发，一支夏天行动，一支冬天行动。这是思想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对穆罕默德我们知之甚少，尽管到6、7世纪，关于他的作品、传记和学术研究已经发展得很完备。我们所知的第一部他的传记写于这位先知去世很久以后的767年，而这也是通过833年写成的另一更晚版本才为人所知的。至于非阿拉伯的资料来源，穆罕默德第一次被一个拜占庭历史学家狄奥法内斯提到是在9世纪。我们也知道穆罕默德的外貌。他不高也不矮，并且不胖。他的黑发长而卷曲，皮肤白皙，眼睛黝黑，睫毛修长，肩膀宽阔，四肢有力。他有一张大嘴巴和一口漂亮的牙齿，除此并无特别之处。我们还知道，传说穆罕默德在六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之后他先后被祖父和叔叔抚养。一些传说称穆罕默德的亲戚是与克尔白有关联的某些遗迹的看守者，所以这个家庭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可能就享有宗教威望。传说穆罕默德在十二岁的时候被叔叔带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名叫巴希拉的基督教僧侣。二十五岁的时候，穆罕默德娶了他的雇主海迪彻，海迪彻是“一个富有而高尚的寡妇，比他年长十五岁”。[1207]他帮她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商队贸易，正是这桩婚姻使穆罕默德有了自己的空闲时间，能够长时间待在麦加城外一个叫希拉的小山洞里。
610年的一天，当他在山洞中时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命令他：“诵读！”一开始，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声音重复了两次，然后他鼓足勇气问：“我读什么？”那声音回答：“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一晚后来被称为“力量之夜”。在山洞中和麦加的家中，还有后续故事，穆罕默德心烦意乱，让妻子给他盖上毯子。一开始有许多声音，后来只有一个声音，大天使吉卜利勒（加百列）的声音。穆罕默德记下了他收到的所有指示，一些写在棕榈叶上，一些写在石头上，一些他直接记住了。后来，正如我们所见，它们被收录进一本书中，即《古兰经》。[1208]
穆罕默德受到的神示从某些方面来说并不新鲜。它与琐罗亚斯德教、希伯来和基督教思想有所重合。神是唯一的，没有其他神。在审判日，那些忠实遵循神的指示、崇拜神的人将进入永恒的天堂，而那些违背神的意愿的人将在地狱承受无穷无尽的惩罚。
甚至在小时候，穆罕默德就被亲朋好友称为“阿敏”，即忠诚的人，所以他可能一直受到人们宗教上的尊敬。他的首批皈依的信徒是家人和朋友，然后和基督教一样，是奴隶和贫困阶层。这使得富有的家族成为他的第一批反对派，他被迫到红海另一边的埃塞俄比亚避难。在那里，他经历了很多奇象，最有名的是所谓夜行，穆罕默德于夜间被送到耶路撒冷，然后是天堂，在那里他见到了真主的脸。这一传说奠定了耶路撒冷成为继麦加和麦地那之后伊斯兰教第三圣地的基础。
继山洞的声音之后，穆罕默德事业的第二个关键阶段开始于621年。那一年，当他还在红海另一边流亡的时候，一些来自麦加以北约两百英里一个名叫雅斯里布的小镇的使者找到了他。他曾经在乌卡兹一年一度的集市上见过其中一些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现在问他愿不愿意裁决他们镇上的争端。他们说，作为回报，他们愿意为他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保护。穆罕默德同意了，但他没有急于行动。他让大约六十户家庭先行试探情况，他自己则于第二年出发。这一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希吉拉的行动被信徒视为伊斯兰教的决定性时刻，后来当穆斯林历创立时，就以希吉拉发生的那一年作为开端。新宗教的中心现在转到了雅斯里布，它被信徒们称为麦地那：那座城。[1209]
我们所了解的在麦地那的穆罕默德是复杂的。一方面，他集宗教、政治和军事领袖于一身。另一方面，他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自己补衣服，住在简朴的土房子里，（最终）有十二个妻子，生了一大群孩子，其中很多都夭折了。他继续发展他的思想，逐渐偏离犹太教和基督教。在麦地那，他将星期五定为安息日；制定了艾赞，即从宣礼塔发出的礼拜的召唤；确定斋月；并将礼拜时的朝向从向耶路撒冷改为向麦加。他还批准了前往克尔白亲吻黑石的朝圣之举。这带有挑衅色彩，因为那时麦地那和麦加处于敌对状态。事实上，当经过八年的战争，穆罕默德三百人的军队战胜了三倍于己的军队并掌控了麦加之时，伊斯兰的第三阶段开始了。其间，据说有三百六十个神像被毁灭，伊斯兰教取而代之。克尔白周围区域被宣布为神圣地区。一开始，只禁止多神教徒靠近克尔白，后来逐渐扩大到所有非穆斯林。菲利普·希提在他1937年出版的《阿拉伯通史》中称：“迄今只有不超过十五个欧洲基督徒成功地见过两座圣城并活下来。”[1210]将克尔白周围定为神圣区域的命令使人想起非犹太人不得靠近耶路撒冷圣殿的至圣所。
穆罕默德身兼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这一事实对伊斯兰教至关重要。他制定法律，执行司法，征收税赋，发动战争，建立同盟。他做这些的目的是重建他认为在其他地方已经堕落和扭曲的真正的一神教。“他是安拉最后的启示，在他去世（传说为632年6月8日）以后，关于安拉对人类的意志的启示已经完成。穆罕默德之后不会再有先知，不会再有启示。”[1211]
作为一系列思想，伊斯兰教更接近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然而，在中世纪，它与这两种一神教是如此相似，以至于许多基督徒以为它只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而不是一种全新的信仰。[1212]但丁在《神曲》中把穆罕默德置于地狱偏下的一层，与“有辱教规和分裂教派的煽动者”在一起。[1213]和犹太教一样，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独一性是最高的现实。他有九十九个“非凡的名字”，因此完整的穆斯林念珠有九十九颗珠子。伊斯兰教更接近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还体现在它的安拉与其说是仁爱之神，不如说是力量和权威之神。这契合了伊斯兰教将宗教视为对安拉意志的“顺从”或“屈服”的思想。使穆罕默德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亚伯拉罕接受耶和华的最高测试时愿意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祭品。亚伯拉罕的顺从，用阿拉伯语叫“阿斯兰”，使这一新宗教由此得名。
在安拉的独一性和顺从之外，伊斯兰教另一重要的思想是，穆罕默德是安拉真正的使者，“安拉唯一的奇迹就是《古兰经》”。[1214]这唯一的奇迹反映了新信仰的简单本质：它没有诸如复活、三位一体或圣餐变体论等神学复杂性。没有圣礼，没有教士的等级制度，至少一开始没有。唯一的奇迹暗示《古兰经》是安拉的话，因此它“不是被创造的”。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罪，也是唯一不可原谅的罪，就是将其他神等同于安拉。
伊斯兰教还确立了五功，通过它们来追求信仰。第一是念，即信仰告白。第二是礼拜。虔诚的穆斯林必须每天面向麦加方向礼拜五次。[1215]然而，星期五中午的礼拜是伊斯兰教唯一的公共仪式，所有男性必须参加。[1216]第三是天课，一种用于帮助穷人和为修建清真寺提供资金的什一税。据普林尼说，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阿拉伯人必须为他们的神缴税才能在市场卖香料，所以穆罕默德可能借用了这一古老办法。第四是斋月期间从黎明到太阳落山的斋戒。斋戒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很熟悉，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阿拉伯半岛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有过斋戒。最后是朝觐，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教徒，如果他们负担得起，一生中必须在一年的神圣时刻去麦加朝觐一次。这个想法可能也来源于古代的太阳崇拜，他们在一年一度的集市结束之后聚集于克尔白。
从表面来看，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更不要说古老的异教仪式。与其他信仰不同的一个思想是圣战，它被一些小教派信奉为第六功，但这存在争议。《古兰经》明确提到，伊斯兰教的职责之一是把“伊斯兰世界”与“战争世界”分离开的地理疆域不断推进，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靠战争达成以及怎么理解“战争”，还远远不清楚。
穆罕默德死后的633年，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发现专司《古兰经》诵记的人都在老去。惊恐之下，他开始收集（传说）写有那本“书”零散片段的棕榈叶、石头、骨头和羊皮纸。这花了不少时间，实际上是他的继任者欧麦尔和做过先知秘书的载德·伊本·塔比特一起将那些片段集合起来，不过将这本书定型的是另一个人，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这本被称为奥斯曼本的书有三个抄本，分别存放于大马士革、巴士拉和库法，成为权威版本，至今仍在使用。这是传统说法。但是现代学者怀疑阿布·伯克尔根本没有参与其中。相反，他们认为奥斯曼发现阿拉伯世界存在很多文本不同的《古兰经》。他将麦地那的版本确定为神圣版本，并下令销毁其他版本。照此观点来看，《古兰经》的文本是在933年才由两位维齐尔最终确定的。因此，三百多年过去了，《古兰经》的权威版本才得以确定，比耶稣受难之后《圣经》的成书时间长得多。
尽管如此，虔诚的穆斯林还是相信《古兰经》的每一个字母都是由吉卜利勒口授给穆罕默德的，因此是受安拉启示的。《古兰经》有114个苏拉或章，分为90个麦加章和24个麦地那章。早期的麦加章总体来说篇幅短，充满激情，带有预言性。主要论题是人的伦理义务和即将到来的对不虔诚者的惩罚。（伊斯兰教实际上有两种审判：死亡时和复活时。[1217]）相反，麦地那章是在穆罕默德最初的斗争之后被“启授”的，要长得多，主要关于法律事务。书中概述了宗教仪式的细节，什么是神圣的，什么不是神圣的，并确立了关于偷窃、谋杀、报复、高利贷、婚姻、离异等的法律。书中还屡屡涉及《新约》和《旧约》。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约拿，与人类堕落、大洪水和所多玛城一起赫然在目。学者注意到，《古兰经》里许多《旧约》中的名字形式，表明它们来源于希腊或叙利亚的资料，而不是希伯来资料。一些被认为属于耶稣的奇迹，如在摇篮里开口讲话，只有在《伪经》中才能找到。这使我们得以一窥穆罕默德在7世纪能读到的书。[1218]
《古兰经》用阿拉伯语写成，这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他们相信阿拉伯语是安拉的语言，是天堂使用的语言。他们相信亚当一开始讲的是阿拉伯语，但忘记了它，所以被惩罚学习其他低下的语言。实际上，阿拉伯语是闪族语系中相当年轻的一种语言，闪族语系包括阿卡德语（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阿拉米语（耶稣所说的语言）、叙利亚语和埃塞俄比亚语。按年代来看，这一语系可分为三组。美索不达米亚的语言可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语言可追溯至公元前2千纪，而阿拉伯半岛和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只能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1219]这是现代学者的观点，但是早期穆斯林官方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来自何方。一种观点认为它产生于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早期各族人的一次大会的结果，与会者认为它是最优秀的语言。实际上，我们所知的阿拉伯语来源于阿拉米语，通过纳巴泰人的草书写本发展而来，纳巴泰人的首都是位于今天约旦的佩特拉。甚至在伊斯兰教早期，阿拉伯语还在不断发展中。例如，那时还没有元音书写系统，如今用来区分相似字母（a和ā）的附加符号还未曾发明。为了辅助阅读，人们习惯于在元音的位置添加红色点，其他地方则用黑笔书写。[1220]
因此，阿拉伯语远非亚当所讲的第一语言，而是阿拉伯半岛西北部出现相对较晚的一种方言而已，碰巧穆罕默德所属的古莱氏贵族讲这门语言。阿拉伯语作为《古兰经》语言的地位导致了观点的出现。穆斯林，甚至现代的文法学家、语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坚称阿拉伯语优于其他语言，《古兰经》的阿拉伯语优美非凡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必须读阿拉伯语原本的《古兰经》，为什么只有一个译本（翻译成土耳其语）获得过授权认可。《古兰经》的阿拉伯语无比优美，这一直是现代伊斯兰学者的观点，甚至在18世纪开始发现阿拉伯语的起源和外来词语的存在之后也没有改变。[1221]
穆罕默德去世之时，伊斯兰教仅限于阿拉伯半岛。但是，正如这位先知所坚持的，他的新信仰是要走出去的。“伊斯兰教不是血缘的宗教，而是信仰的宗教。”这一思想对阿拉伯人来说很新鲜，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到一百年，伊斯兰教已经发展到东接印度，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中心，北达拜占庭。它的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它提供的确定性，在于早期伊斯兰教的宽容，当然是就启示的早期形式（犹太教和基督教）而言；部分是由于纯粹实际的因素，例如，伊斯兰政权比拜占庭帝国征的税低。
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哈里发制度。先知死后，需要一个新的领导者。他身边的追随者选择了阿布·伯克尔，他是最早的皈依者之一。当被问及如何称呼他时，阿布·伯克尔说他选择哈里发的头衔，在阿拉伯语中哈里发意为继任者和代理人。这就出现了模棱两可的地方：阿布·伯克尔是穆罕默德的继任者/代理人，还是安拉的继任者/代理人呢？不管怎样，哈里发制度确立了，它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222]
一开始，这一制度不是世袭的（《古兰经》没有对继承问题做出指示，这很奇怪）。最初的四个哈里发之间没有血缘关系，被现代穆斯林称为“四大正统哈里发”，即“受到正确引导的”。尽管他们中只有第一个不是被刺身亡，他们统治的时期通常被视为黄金时代。然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是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他对哈里发地位的角逐恢复了前伊斯兰的一个传统。考虑到过去的刺杀，许多信徒相信先知的亲属做领导人会更加接近先知最初的方向。阿里的追随者建立了一个后来简称为什叶派的教派。[1223]什叶派后来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不是此时，因为阿里也被刺杀了。在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内战中，胜利者是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他来自麦加的倭马亚家族。这带来了伊斯兰发展的新阶段，因为随后将近一个世纪，哈里发的继承权都掌握在倭马亚王朝手中。在之后的正史中，这一时期在重要性上有所降低。倭马亚王朝之前有“四大正统哈里发”，在他们之后，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领导权掌握在“被神认可的”哈里发手中。[1224]这表明伊斯兰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歧。什叶派认为神圣的权力规定了哈里发职权属于先知的血亲后代，这导致了680年的一场叛乱，阿里的儿子、先知的外孙侯赛因对倭马亚王朝宣战。侯赛因的军队被彻底击溃，根据传说，只留下了一个幸存者。从此以后，什叶派和所谓的逊尼派之间出现了两个巨大的分歧：前者相信（1）哈里发应该拥有穆罕默德的血统；（2）《古兰经》的一字一词都是真实的。
倭马亚家族战胜侯赛因并不出人意料。他们是极其精明的政治领导人（将他们的帝国扩张到印度、非洲和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还发展了宏伟的建筑，促进了学术的兴盛。这主要是由阿卜杜勒·马利克（685—705）和他的继任者希沙姆（724—743）完成的。在他们的统治下，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和波斯语成为官方行政语言；罗马和拜占庭的货币被阿拉伯货币取代；“伊斯兰历史上首个伟大的宗教建筑群”，圆顶清真寺和与其毗邻的阿克萨清真寺在耶路撒冷拔地而起。[1225]这标志着伊斯兰教成为世界主要文明之一。
也是在倭马亚家族统治下，第一批阿拉伯学术中心得以建立。它们位于巴士拉和库法。正是在这里，阿拉伯语得到系统研究，并出现了第一批文法和字典。也是在这里，哈迪斯（圣训）的传统发展起来。哈迪斯意为“穆罕默德教义”，但它具有更加具体的意思，指的是穆罕默德或其亲随的言行。圣训被视为仅次于《古兰经》，为许多伊斯兰神学和教律（即非教会法）提供了基础。[1226]在《古兰经》中，讲话的是安拉；在圣训中，讲话的是穆罕默德。在圣训中，只有意义是受神启的；在《古兰经》中，意义和语言都是受神启的。[1227]
正如上文提到的，伊斯兰教最早的建筑典范是在倭马亚王朝统治下建造出来的：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691）和大马士革的大清真寺，大马士革是倭马亚王朝的王庭所在地。许多人认为圆顶清真寺仍然是迄今为止最美丽的伊斯兰建筑，许多穆斯林认为它展现了伊斯兰教的优越性。这是事实，不过伊斯兰教从没有产生任何美学理论的伟大思想。建筑物如果不是以功能重于外表来衡量的话，也是按照两者的同等重要性来衡量的。考虑到贝都因人作为游牧民族住在帐篷里，实际上对建筑没有什么需要，这就没什么奇怪的了。第一座清真寺（这个词来源于“麦斯吉德”，意为匍匐的地方）位于麦地那，只是一个简单的露天庭院，后来被棕榈树干支撑的棕榈叶覆盖。一根树干被砍下作为敏拜尔，即宣教台，穆罕默德会在上面对信徒讲话。早期的资料一致宣称，先知自己的及其亲随建造的清真寺都很简朴。此外，据称穆罕默德对清真寺的装饰十分反感，他说“吞噬信徒财富的最无益的东西就是建筑”。[1228]
即使伊斯兰教没有正式的美学，但确实有一些大体思想成了传统。一个就是装饰或说点缀的思想。伊斯兰教认为安拉创造了世界，并装饰了世界，而且给予人类创造“点缀物”的能力。阿拉伯语单词“扎亚那”意为点缀和制作美丽的东西，“正如安拉用群星点缀天空”，不过另一个单词malih，来源于词根m-l-h，形成了milh，意为盐。因此，在阿拉伯语中，美有“欢娱”之意，而非柏拉图思想中的道德之善。[1229]阿拉伯诗歌中的美女无一例外都妆点着珠宝和香水。然而，这一装饰思想所传达的含义比这个词在西方表达的意义更多。伊斯兰教认为安拉创造了世界，世界是完美的。因此，人类没有真正创造的余地，人类能做的就是美化安拉创造的东西。于是，美化、点缀、装饰被理解为并非真正的创造性活动，也不是对安拉创造之物的改进，而是崇敬和赞美安拉的方式。与此相关的是，前现代穆斯林没有类似基督教十字架的宗教象征（新月符号是现代发明的）。只有安拉的话语是神圣的，其他所有形状和图案都是中性的，可互换的。[1230]因此，清真寺建筑与装饰的整个思想都强调了信仰的谦卑和内在性。主要的装饰是拱形，但是清真寺的中心是米哈拉布，即面向麦加方向的礼拜壁龛。壁龛周围的装饰最为浓重，两种主要装饰形式是阿拉伯花饰和书法。
阿拉伯花饰的产生并非全然因为禁止描绘人物形象。《古兰经》并没有禁止描绘人物形象，早期伊斯兰社会的画和雕塑绝非不存在，就连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肖像画也有。对人物的描绘实际上到14世纪才开始消失。阿拉伯花饰背后的思想其实来源于几何学。阿拉伯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比例是美之基础的思想，而且他们认为那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因为它鼓励人们进行抽象思考，“一项通往纯洁的活动”。[1231]阿拉伯语中没有表示阿拉伯花饰的词，而且也没有关于其功用的详尽理论。说到底，线条发挥了主要效果。它谦卑而平等（没有一个图案比另一个更重要），这是伊斯兰诗歌所珍视的文字游戏的视觉体现。它的目的是为了使注视者眼花缭乱，从而令其清醒头脑，思考安拉。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清晰连贯的图形不会出错。[1232]
书法的力量来源于这一主要事实：《古兰经》代表“直接、神圣的话语”，穆罕默德认为书写是“人每日食粮的关键之一”，因此它成为与基督教艺术中圣像类似的东西。《古兰经》之于穆斯林就如同耶稣（不是《圣经》）之于基督徒：那是安拉对他的信徒显露自己的方式。正如命理学总是流行于神秘主义者之间一样，一些苏非派（见下文）将阿拉伯字母表视为神秘玄妙。但是对书法更好更典型的理解是将其视为“文笔的修辞”，即对文字的装饰，使其反映几何学的和谐。[1233]
这种对装饰的处理将我们带回了圆顶清真寺。圆顶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是一项复杂的政治行为。实际上那时候的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古兰经》从未直接提到耶路撒冷，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在哪里。早期伊斯兰著作中，耶路撒冷被称为埃利亚，这是罗马人为了将耶路撒冷去神圣化、消除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而取的名字。圆顶清真寺建造的目的是超越圣墓教堂和犹太教最神圣的场所（根据拉比的传统说法，亚伯拉罕就是在这里愿意献祭自己的儿子，这里也是圣殿约柜放置的地方）。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所说：“阿卜杜勒·马利克似乎在说，这是最终的赦免之圣殿——献给亚伯拉罕宗教的新圣殿，它取代所罗门的圣殿，将赐予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神启延续下去，并改正他们所犯的错误。”例如，刻在神龛上的《古兰经》铭文明确否定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安拉唯一，没有同伴，没有伙伴。”其他地方写道：“赞美献给安拉，他没有儿子……”正如圆顶清真寺所示，伊斯兰不仅仅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继承者：它取代了它们。[1234]
尽管取得了这些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成功，早期伊斯兰教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就其理想形式而言，它是一种比诸如基督教简单得多的信仰。它倡导平等，理论上没有神职人员，没有教会，没有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特权、更接近安拉的级别。但是这并不能被同时行使世俗与精神权力的王朝所接受。当这样一个政权的反对者同样也是先知后代的时候，不稳定性加剧了。这就是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起义的背景，起义首先发生在747年，两年后再次发生。起义拥护的是先知的叔叔阿拔斯的后代。[1235]第二次起义之后，什叶派领袖阿布尔·阿拔斯被他的军队推选为哈里发，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阿拔斯王朝将会持续五百年，阿布尔·阿拔斯的继承者曼苏尔的迁都之举标志了这一重大变化，他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座全新城市，这座城市位于今天的伊拉克，靠近波斯旧都泰西封。曼苏尔给他的这座新城取的官方名字是麦地那·阿萨拉姆，意为和平之城。但是这个名字从未流行开来，人们总是用此地一直通用很多代的一座小城的名字称呼它：巴格达。[1236]
巴格达这个名字意为“安拉所赠”，但这座城也因为其形状为圆形而被称为“圆城”。这座新的大都市的建造用了四年时间，据说曼苏尔雇用了十万名劳工、工匠和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点，部分原因在于这里易守难攻，部分原因在于底格里斯河能使人们通向远至中国，上游还能到达亚美尼亚。泰西封的废墟是建筑用石料的主要来源。
巴格达的伟大哈里发有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君主曼苏尔、第三任君主马赫迪，还有哈伦·拉希德（786—809）及其子马蒙。“虽然还不到半个世纪，在那时巴格达已经从一无所有发展成拥有惊人财富和国际地位的世界中心，唯有它能与拜占庭抗衡。”[1237]皇宫占据了这座圆形城市的三分之一，其中的奢侈品如传说一般华丽。哈里发的表妹兼妻子“不能容忍非金制或银制的器皿摆放在她的桌上”。在一次欢迎外国要员的队列中有一百头狮子。树厅的银制小鸟能“自动鸣叫”。[1238]城市的港口停满了从中国、非洲和印度周边来的船只。
人们从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涌向巴格达。[1239]这座城市的位置意味着它离印度和叙利亚不远，最重要的是，它离希腊和希腊化世界不远。尤其是，它距离波斯西南的恭德沙普尔很近，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杰出的学术中心。在这里活跃着一大群聂斯脱利教徒，他们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如我们在前章所读到的，于5世纪被迫从更远的西方逃亡而来。（聂斯脱利派认为耶稣不仅具有神性，而且具有人性。）和他们一样，其他的政治和宗教难民也来到恭德沙普尔，包括一些从雅典的那所529年被基督徒关闭的异端学园（柏拉图所创办）来的人。因此，多年来，恭德沙普尔一直是持不同信仰的学者和无神论学者，尤其是医生的聚集地。在向已知世界学习药用草本植物、手术方法和治疗手段上，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兴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翻译外国文本是常事。恭德沙普尔的许多聂斯脱利家族发展为医学世家，（翻译的）医学手稿父子相传。恭德沙普尔还拥有第一家医院比斯马里斯坦。城内可以听到多种不同的语言——希腊语、叙利亚语、阿拉米语、梵语，反映了多种传统，文本多是从希腊语和梵语翻译到叙利亚语和阿拉米语。在恭德沙普尔于638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这些学者很快学会了征服者的语言，开始了将希腊和印度的医学、几何学与其他科学手稿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宏伟工程。[12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