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1997年，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继续讨论奇波拉留下的问题：他着力解释前现代世界的发展方式以及为什么是欧洲发现了（而且征服了）美洲，而不是相反。他的答案包括三个宽泛的主题。第一，欧亚大陆基本上是个东西走向的大陆，而美洲则是南北走向的大陆。他说，地理上的严峻现实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家畜和植物沿着纬线播迁比沿着经线播迁更容易，这意味着欧亚大陆的文化演进比美洲大陆更容易也更快。第二，欧亚大陆可驯养的哺乳动物种类比美洲大陆要多（15：2），这也有助于文明的演进。尤其是，在欧亚大陆，马的驯养改变了战争，刺激了剑的制造，后者又促进了冶金术的发展，它们都意味着欧洲的武器远远胜过新大陆。第三，动物的驯养意味着欧洲人对动物体内携带的病菌具有免疫力，而这些病菌进入新大陆时使当地人口急剧减少。[25]
令人欣慰的是，上述不同的方法之间有重叠之处。例如，农业、武器、科学、工业化和印刷术，每一项都被不止一位学者选中。这些论争和思想显然有助于我们在这一庞大领域中找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正如我在“前言”的下文，乃至整本书将要清楚阐述的，虽然所有这些思想和发明都很重要，我却有不同的选择。
当然，识别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发明和思想绝不是论述思想发展的唯一方式。雅各·布罗诺夫斯基和布鲁斯·马兹利希在他们的著作《西方思想传统》中，区分了思想活动的三大“王国”，我发现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做法。首先是真理的王国，追求真理是宗教、科学和哲学所关心的问题。在真理的王国，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意见的一致性是完全的、不由自主的，即在逻辑、数学和演绎意义上是必然的。其次是正确的王国，这是法律、伦理学和政治学关心的问题。在这个王国，意见的一致性多数时候是自愿达成的，人们不需要完全同意，但是为了行之有效仍需要广泛流布。最后是趣味的王国，主要与艺术有关。在这个王国，完全不必达成一致性，甚至不一致往往还饶有意味。同样，这三大王国之间也有重叠之处（艺术家也追求真理，宗教对什么是真理和什么是正确都关心），不过它们的区别是阅读本书时需要牢记的。希腊人很早就认识到自然之律和人事之律之间的重要区别。[26]
当然，“三分法则”并没有任何神圣性或必然性。另一种途径是强调“大”思想之间的连续性。例如，在诸如“进步”“自然”“文明”“个人主义”“权力”和“什么是现代”“什么不是现代”等热门话题上，论著甚多。许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历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把贯穿历史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看作围绕自由和个人主义这两个主题而推进的道德传奇。有人把历史看成是一部道德演进的宏大叙事，伊曼努尔·康德就是其中之一。以赛亚·伯林还花了大量笔墨界定和完善不同的“自由”概念，解释在不同的政治和思想体制下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是如何被理解的。个人主义的研究近来急剧增加，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它代表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丹尼尔·丹尼特在其近著《自由的演进》中，描述了历史上个人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自由如何发展，如何造福人类的不同方式。自由本身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特别能激发思想生成的心理/政治条件。
上述每一种解说思想史的方法都自成一说，上述每一种著作和文章都值得推荐。最后，本书也仿照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卡莱尔、詹巴蒂斯塔·维柯、卡罗·奇波拉、欧内斯特·格尔纳、贾雷德·戴蒙德等人，采用三分结构，不是为了照猫画虎（另辟蹊径可能更糟），而是因为我所确定的三个最重要的思想，能够言简意赅地概括我对历史上发展的论述，也能更好地描述我们的现状。
以上提到的所有组织形式在后面的叙述中都会涉及，但是我要确定的最重要的三大思想将决定本书的最终结构和主题，它们是：灵魂、欧洲和实验。在此，我不想预先演示本书的论证。不过，如果有批评的话，我相信本书能阐述清楚，为什么我认为灵魂概念比上帝概念更为重要；为什么欧洲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更是一种重要思想；为什么小小的实验能发挥如此深刻的影响。我还认为，这三大思想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的困境，不过这也要容后叙述。
也许我应该稍稍花点笔墨解释我所说的“思想”的含义。我没有什么神奇的公式，可以依据它来选择本书所包括的思想。我把自己认为重要的抽象思想和发明都包括在内。根据某些古生物学家的观点，人类的第一个抽象思想出现于大约70万年前，当石器手斧在比例结构上开始呈现标准化的时候。科学家认为，这一标准化表明早期人类的头脑中已经有了手斧应该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会在下文讨论这一论述以及它的意义。不过，我认为在250万年前，远在手斧的标准化之前，早期人类认识到锋利的石头能够刺穿他们用手指和牙齿都不能撕开的兽皮而首次发明手斧，也是一种“思想”的证据。公元前3000年之前发明的书写是一种思想，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现在，我们一般都不认为文字和书写像电脑或手机一样，是一种发明，因为它们伴随我们的时间已经太久了。但是，发明是思想的证据。我把语言当作一种思想，因为语言反映了人类的思考方式，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亦标志着不同民族的社会和思想史特点。而且，大多数思想是在语言中形成的。所以，我讨论了在世界思想中最有影响力的几种语言的历史和结构：汉语、梵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
第一位构思思想史的人也许是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他肯定说过，最有趣的历史形式是思想史，不曾考虑各时期主导思想的“历史是盲目的”。[27]伏尔泰（1694—1778）谈到了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应该被看作某种让哲学家（而不是军人—政治家）感兴趣的东西。他认为文化和文明以及此意义上的进步，应当容许世俗的、批判的和经验的探索。[28]法国的年鉴学派对历史中较不易察觉的“心态”感兴趣，例如历史上不同阶段的思想氛围（比如时间是如何被理解的，中世纪对隐私的观念是什么），这一派也构成了一种思想史，尽管谈不上系统性。
在现代，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教授阿瑟·O.洛夫乔伊在激发对思想史的兴趣方面，比其他任何人都用力更多。他是霍普金斯大学思想史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1933年春季，他为哈佛大学“威廉·詹姆斯哲学和心理学讲座”项目做了系列讲座，主题是他称之为西方思想中“最有力最持久的假说”。讲座题目为“存在巨链”，1936年作为同名书出版，到2001年共再版二十一次。洛夫乔伊认为，存在巨链是两千四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理解宇宙的一种方式，它暗示了对神的性质的某种认知。他坚持认为，不了解这一点，“对［西方］思想历程的理解……是不可能的”。[29]简而言之，书中隐含的观点是，正如首先由柏拉图认清的，宇宙本质上是一个理性世界，所有的有机物组成一根巨大的链条，不是从低到高（因为柏拉图能够看出，即使低等生物在其体系内也是完美“适应的”），而是存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等级秩序，从虚无到无生命世界，到植物王国，再向上进入动物王国和人类世界，再向上进入天使和其他“非物质的、思想的”实体，最后到达一个最高最超越的存在，即终点或绝对。[30]除了说明有一个理性的宇宙外，洛夫乔伊还说，链条还暗示了某些现象的“非现世性”，不仅指“绝对”（或神），还特指“超感觉的永恒实体”，即“思想”和“灵魂”。
这一存在链进一步表明，越往上，越完美。这就是变得完美、改善和趋近完美的概念，由此出现“善”，什么是善，以及把神和绝对等同为善的思想。“神在他永不停止的内省中总能享受的福佑是善，这是所有其他存在以不同方式渴望并且极力达到的。”[31]思想的永恒世界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在永恒的思想世界，或在最高存在之外，为什么存在一个“变得完美”的世界？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存在有形世界，而不是尽是虚无？第二，是什么原则决定了构成这个可感觉的世俗世界的存在的种类数？为什么种类如此丰富繁多？这是不是体现了神的善？
洛夫乔伊接着追溯了这一思想在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8与19世纪的变迁。他举例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证明地球是围绕太阳运转的，而不是相反，当时很多人把这一理论理解为对天堂是“至善”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更加接近上帝希望人类对他的理解。[32]例如，红衣主教贝拉明也说：“上帝希望他的子民能通过他的创造物多少了解他，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单一的创造物能完全展现上帝的至高完美，所以他创造万物，赋予每个事物以某种程度的善和完美，这样从它们身上我们得以一窥上帝的至善与完美，因为他就是至高的完美。”[33]在第25章，我们将看到，红衣主教贝拉明是天主教会抵制哥白尼学说的主要人物。根据这种解读，哥白尼的突破不过是人们通往上帝而迈出的小小的一步而已。
卢梭在《爱弥儿》中说道：“噢，人啊！安分守己，你就不会感到不幸。恪守自然指定你在存在链中的位置……”[34]蒲柏有诗云：“了解你自己；这种种类、程度的/盲目和软弱，是上帝的赐予。”[35]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的作者认为这种方法能够增进知识，“因为‘自然界任何事物都联结在一起’，因为‘所有的存在都被一根链子连为一体，链子的有些联结我们能看见，但是更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连续性不被我们注意’，‘哲学家的艺术就是为看似不相干的各部分寻找新的联系，尽可能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36]甚至康德也谈到“那条著名的创造物连续性的规则……”[37]
尽管很有影响，洛夫乔伊还是感到存在巨链说没有效果。他说，事实上，它不得不失效，因为它暗示了一个静态的宇宙。不过这与它的影响关系不大了。（注：这里需要记住，一种思想有影响并不代表它是正确的。20世纪的批评家保罗·罗宾逊也这样说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我们这一世纪的主导思想，多半是错误的。”）[38]
不管从哪方面看，洛夫乔伊都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能阅读英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文献。他的学生打趣说，他在霍普金斯大学的休假年中，埋头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仅有的他未曾读过的几本书”。[39]然而，他还是被人批评为把思想当作“单位”——一种永不变化的实体，就像化学中的元素。他的批评者则认为思想是流动的。[40]
不过，洛夫乔伊成了一项运动的发起人，他是1940年创办的《思想史期刊》的首任主编。（在众多的撰稿人中有伯特兰·罗素和保罗·O.克里斯泰勒。）在第一期，洛夫乔伊制定了期刊的宗旨：探索古典思想对现代思想的影响，欧洲思想对美洲思想的影响，科学对“趣味和道德标准以及对教育理论和模式”的影响，以及某些“普遍流传和广泛发展的思想或教义”的影响，例如进化论、进步、原始主义、决定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等。他提出，思想史不是“一种完全逻辑意义上的进步，其中的客观真理并不是以一种理性的秩序逐步展现自身”。相反，他认为，思想史揭示出在唯智论和反智论之间、浪漫主义和启蒙之间的某种来自非理性因素的“摇摆”。他认为这是代替“进步”说的另一模式。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思想史的内容包括：哲学史、科学史、宗教和神学史、艺术史、教育史、社会学史、语言学史、民俗和民族志史、经济学和政治学史、文学史和社会史。
自此之后，《思想史期刊》继续探索历史上的一种思想引发另一种思想的微妙方式。最近刊登的文章有：《柏拉图对加尔文的影响》《尼采对苏格拉底的崇拜》《佛教和19世纪的德意志思想》《弗洛伊德之前的无意识心理学家（以色列·萨兰特，1810—1883）》《牛顿与亚当·斯密、爱默生和印度教之间的联系》《先于卡尔·波普尔的皮埃尔·贝尔》《古典时代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之间的相通之处》。也许该刊物最重要的成果是1973年出版的《思想史词典》，编辑是继洛夫乔伊之后的第二任主编菲利普·P.维纳。这部四卷本巨著共两千六百页，有二百五十四位撰稿人，有包括以赛亚·伯林和欧内斯特·内格尔在内的七位助理编辑，有包括E.H.贡布里希、保罗·O.克里斯泰勒、彼得·B.梅达沃和迈尔·夏皮罗在内的七位特约编辑。[41]《思想史词典》覆盖了七个核心领域：关于自然的外部秩序的思想；关于人性的思想；文学和美学；关于历史的思想；经济、法律、政治思想和制度；宗教与哲学；形式逻辑数学和语言学思想。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是一座巨大的思想宝矿”。
在纪念创刊五十周年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失败。第一，关于“世俗化”这个现代重大思想，历史学家未能提供任何解说。第二，大家对“心理历史学”普遍感到失望，而历史上的众多人物，如伊拉斯谟、路德、卢梭、牛顿、笛卡尔、维柯、歌德、爱默生和尼采都需要我们对其有一种深刻的心理学解释。第三，历史学家和科学家都未能把“想象”作为生活的一个维度加以认真对待，尤其就思想的生产而言更是如此。阅读本书时，这些所谓的失败是我们需要牢记在心的。[42]
《思想史期刊》经常会区分“思想史”（英语，主要是美式用法）和几个德语术语，即“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思想史”（Ideengeschichte）、“词语史”（Wortergeschichte）和“用现代概念观照历史过程的时代错置倾向”（Verzeitlichung）。这些术语对学者来说在细化主题上是有用的，但是一般读者只需要明白，如果他们想进一步了解，在哪里可以找到这种深层次的分析。
在本“前言”中，通过讨论他人的理论和论述，我力图展现思想史是什么，能有什么特点。不过，阅读本书的更简单方法就是把它当作传统历史之外的另一种解读：一部没有帝王将相，略去军事战役、帝国征服和停战协约的历史。传统历史书比比皆是，我想读者对主要的历史框架都了然于心。不过，虽然我不讨论具体的军事战役，或某一国王/皇帝的事迹，但我确实讨论了军事战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发明、君王理论以及国王和教皇之间为了争取民心而展开的斗争。虽然我不打算对美洲的征服做任何详细的探讨，但是我确实要讨论引起发现新大陆的思想背景以及该发现如何改变欧洲人和穆斯林的思考方式。虽然我不描述帝国的建立，但是我要讨论帝国思想和殖民思想。我探讨了“帝国心态”，例如，大英帝国是如何改变印度人的思维方式以及印度人又如何改变英国人的思维方式。种族观念不是总像现在这样有争议，而且它本身也是个有趣的重要话题。
我还给和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假说不同的理论留出空间，代表作是詹姆斯·思罗尔卓越却不为人所知的《另一传统》。[43]它对自然主义历史观所作的探讨非常吸引人，所谓自然主义历史观就是不用求助于上帝或神灵来解释世界及世界的存在和秩序。在我看来，这一传统仍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而且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思罗尔的著作将在第25章得到讨论。
我介绍了许多我认为引人入胜的“小”思想，但是它们很少被纳入传统史书中，尽管它们不可或缺：例如，是谁、什么时候开始把年代划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为什么把圆周分成360°？加号和减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始运用到数学中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自杀爆炸的时代，那些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相信死后能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天堂这种奇怪观念是从何处获得的？是谁发现了大冰期，它是怎么、又是为什么出现的？本书的目的便是去明确和讨论那些对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思想和发明。我不期望每个人都同意我的选择，不过这本书有点厚，任何人如果认为我有严重的疏漏，请务必写信告诉我。我也敦请读者参考书后的注释。历史的许多方面都是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在正文中把他们的论辩全面展开，将妨碍我的叙述。不过，对于那些比较重要的思想大论辩，我在注释中有详细的交代。
序曲 发现时间
1859年5月1日，一个星期三的晚上，英国考古学家约翰·埃文斯从福克斯通乘汽船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布洛涅，然后乘火车到达阿布维尔，与著名英国地质学家约瑟夫·普雷斯特维奇会合。第二天早晨7点，他们又与雅克·布歇·德·克雷弗克·德·佩尔特会合，他是该镇的海关负责人，同时也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在法国要对东道主的一些发掘做调查。
自从1835年以来，工人在阿布维尔郊区的河里采集沙砾，不断发现古代动物的骸骨和不同种类的石器。这些石器让佩尔特相信人类的历史比《圣经》上说的久远得多。根据宗教权威基于《创世记》中的年谱所作的研究，人类在公元前6000到前4000年被创造出来。阿布维尔地区本要建造一所医院，但他们在挖掘中，发现了三柄石手斧，同时出土的还有很久以前就已经在法国灭绝的一种大象的臼齿。佩尔特由此证实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然而，他很难让他的法国同胞相信，人类在数十万年前就出现了。当时的法国不乏专家，天文学有拉普拉斯，地质学和博物学有居维叶、拉尔泰和斯克罗普，古生物学有皮卡尔。不过，古生物学界的专家往往只是业余爱好者，散布在法国各地，只在当地做些挖掘工作，与像法兰西学院这样的高层次学术机构没有什么联系。另外，佩尔特的可信度也特别成问题，因为他是在五十多岁时才开始从事考古发掘的，之前写了几部五幕剧，加上一些关于政治、社会和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述，加起来不少于六十九卷。他在一些圈子里被称为“万能博士”。更不利于说服别人的是，他把自己的发现说成是一个早期人类被全球性大灾难彻底灭绝，后来被重新创造的神奇理论的一部分。英国人更能理解他，不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家比法国科学家更强，他们并不更强，而是因为类似的发现在海峡以北的萨福克、德文郡和约克郡都出现过。1797年，古文物研究者约翰·弗里尔在萨福克的迪斯附近的霍克斯尼地面十一英尺以下的自然地层发现了一些与灭绝动物骸骨混在一起的手斧。1825年，天主教神父约翰·麦克奈里在德文郡托基附近的肯特穴发掘的时候，发现一个和已经灭绝的犀牛牙齿在一起的“确定无误的燧石器”，它们都被密封在石笋层下面的地层。[44]1858年，在德文郡布里克瑟姆港附近采矿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小山洞，皇家学会和地理学会成立了一个出色的工作委员会，来负责科学发掘。他们在石笋层中发现了已经变成化石的猛犸、狮子、犀牛、驯鹿和其他已经灭绝的更新世动物的骸骨，在石笋层下面发现了“确定是人类加工过的燧石”。[45]同一年，著名的英国古生物学家休·福尔克纳博士和赞助布里克瑟姆发掘的一名委员会成员凑巧拜访了去西西里路上的佩尔特。福尔克纳对自己看到的东西非常震惊，他说服了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两位专业领域最相关的人，亲自去看看在阿布维尔出土的东西。
两位英国人在法国仅待了一天半。星期四的早晨，他们看了看阿布维尔的沙砾坑。据埃文斯的日记记载：“我们走近石坑，清楚地看见没有动过的石床上有一只手斧，离地面十一英尺……最特别的是，石床上与手斧一起出现的几乎所有动物骸骨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有猛犸、犀牛、乌鲁思（一种老虎）等。”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在现场拍了一张手斧的照片，然后回到伦敦。5月底，普雷斯特维奇在伦敦的皇家学会发表演讲，解释在英国和法国所作的近期发现如何使他相信人类历史有多么古老。6月，埃文斯在古文物专家学会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其他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宣布接受这一关于人类更早起源的新观点。[46]
现代的时间概念正是来源于这些事件，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人类的古老起源逐渐取代了《圣经》中的传统纪年。[47]这一变化和石器研究密不可分。
这并不是说，佩尔特是第一个怀疑《旧约》的人。最晚至公元前5世纪，人们就知道燧石斧的存在，一位色雷斯公主就收集了一些燧石手斧，并作为葬品同她埋在一起，可能是祈求好运。[48]这些奇怪东西的普遍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石器的许多奇妙的解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认为它们是“石化的霹雳火”，普林尼就是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它们是“精灵之箭”。17世纪中期的阿尔德罗万迪认为，石器的产生是因为“雷、电的某种喷气和含金属的物质在乌云中结合，遇到充盈的湿气而凝结，合成一团（就像面粉和水），然后遇热而硬化，就像砖块”。[49]
然而，在16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期，水手们在美洲、非洲和太平洋开始遇见狩猎采集部落，它们中的一些还在使用石器。主要因为这些，意大利地质学家格奥尔格·阿格里科拉（1490—1555）提出，欧洲发现的石器可能是人类的制造物。米凯莱·梅尔卡蒂（1541—1593）也这么认为。作为梵蒂冈植物园的主管和克雷芒七世教皇的医生，他对作为礼物从新大陆送到罗马的石器很熟悉。[50]另一个人是伊萨克·拉·佩莱尔，他是法国的一座加尔文教图书馆的管理员，1655年，他撰写了最早挑战《圣经》关于创世记载的书之一。其他人，像爱德华·鲁伊德，也开始发表类似的观点，但是佩莱尔的书极受欢迎，还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表明他说的东西是普通人乐意听的。他的书名是《关于亚当之前的人类假说的神学体系》。他认为这些“雷燧石”是“前亚当”时代人种，尤其是亚述人和埃及人的武器，他们在第一个希伯来人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他说，亚当和夏娃只是犹太人的祖先。非犹太人，也就是前亚当人，出现得更早。佩莱尔的书被斥为“渎神和不敬”，他本人也被宗教法庭拘禁，他的书在巴黎的大街上被烧毁。他被迫宣布放弃“前亚当”说，甚至放弃加尔文教，后来因“精神打击”而死于一家修道院。[51]
虽然佩莱尔遭受了不幸，但是人类的远古起源思想并没有消亡，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观点随着新的发现而被进一步证实。然而，这些发现都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地质学，即为石器发现提供背景的学科，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分歧。令人吃惊的是，直到18世纪晚期，地球的年龄问题还不是地质学家的主要研究领域。他们最关心的是地质历史是否和《创世记》中记载的地球历史相符。正如我们将在第31章详细看到的，关于这一点，地质学家分成了大灾难派和均变派。大灾难派，又叫洪水派，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坚持《圣经》中关于创世的观点，而《圣经》是当时欧洲人所能获得的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他们把历史理解为一系列灾难（主要是洪水，因此又称为洪水派），所有的生命形式不断地被灾难清除，又不断地被上帝创造，以更高级的形式出现。因此，《创世记》中诺亚洪水的故事就是那些毁灭事件中最近的一个。[52]整个教会都是洪水派的支持者，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拒绝接受对手的证据。例如，曾经有一段时期，他们相信，《圣经》中前五天的创世寓指五个地质年代，每个年代为一千年或更长些。这意味着，“第六天”创造人类发生在约公元前4000年，而诺亚洪水则发生在大约1100年以后。
传统主义者的论点还被19世纪在中东，尤其是在传说中亚伯拉罕的家乡尼尼微和迦勒底的乌尔的考古大发现所支持，尽管是间接的支持。《圣经》中记载的列王也在真实的楔形文字中发现了，例如西拿基立王和犹大国王希西家，都符合《旧约》的记载，因此大大增强了《圣经》作为历史文献的可信度。随着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开始收藏这些遗迹，人们开始把它们称为“圣经地质学”。[53]
与这一论点相反的均变派也开始赢得支持。他们宣称相反的观点，认为地质历史是连续不断的，没有什么大灾难，我们所看见的地球经历了一个自然过程，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河流从岩石中流过，切割出山谷和峡谷，携带淤泥到海边再沉积下来；偶尔发生火山爆发和地震。但是这些地质过程过去和现在都非常缓慢，因此，对于均变派来说，地球的历史远比《圣经》的记载要古老许多。在这一方面，比佩莱尔更重要的人物是贝努瓦·德·马耶（Benoît de Maillet）。他极可能在18世纪初撰写、于1748年出版的《泰里阿麦》（Telliamed）一书描绘了地球的历史总貌，根本无意附会《创世记》的记载。（正因如此，德·马耶的书以一个叫泰里阿麦的印度哲学家写的神话故事的形式出版，泰里阿麦正是他的名字的倒写。）德·马耶认为世界本来大部分覆盖着海水。山脉是由于强大的水流作用而形成的，当水流消退的时候，它们受到侵蚀，冲积物留在海底形成沉积岩石。[54]德·马耶认为到他那个时候，海洋还在消退，每年一点点。他的观点中有一点很重要：他的纪年中没有近期的洪水记载。如果地球按照他所说的方式演化的话，地球早在人类文明出现的许多年前就已存在。他认为生命肯定出现在海洋中，每种陆地生命形式都有其对应的海洋形式（例如，狗是海豹的陆地形式）。和佩莱尔一样，他认为人类在亚当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后来，还是在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布封伯爵在1799年计算出地球的年龄是7.5万年，后来又修改为16.8万年，不过他私底下认为地球的年龄将近50万年，这一观点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发表过。他还缓和了自己的激进观点，宣称在地球的形成过程中有七个“时代”，这让更正统的基督徒以为这七个时代对应了《创世记》中的七天。
这些观点在当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有想象力。对均变派观点的经典总结出现在查尔斯·赖尔的三卷本《地质学原理》中，于1830到1833年间出版。书中使用了赖尔在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进行的许多观察，也参考了他在欧洲大陆遇见的其他地质学家的著作，例如艾蒂安·塞尔和保罗·图尔纳。在《地质学原理》一书中，赖尔详细阐述了他的结论：历史是一个没有中断的漫长时间，是与现在运转速度大致相当的同一地质过程的结果。这一关于地质历史的新观点还表明，人类起源的问题是可以做出经验性解答的。[55]在赖尔的热切读者中，深受其影响的便有查尔斯·达尔文。
如果说均变派的胜利证明了地球的古老，它并不一定能说明人类也古老。赖尔自己就是一个多年来只接受地球古老但是人类不一定古老的人。《创世记》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怎么错了？有多严重？在这方面，法国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走在了前列。他对现有动物，尤其是脊椎动物的比较解剖学研究，帮助他在仅有一些骨头的基础上重建整个生物形态。18世纪后期，化石骨头得到了大量研究，居维叶的技术也变得非常有用。当这种新的知识与化石骨头在岩层中的分布方式联系起来的时候，它证明：（1）较深岩层中的动物和现有的动物很不一样；（2）它们已经灭绝。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这些不寻常的动物在世界的某个尚未发现的地方依旧存在，这种希望很快落空，而且有一种观点逐渐被人接受：整个历史是一系列创造与灭绝的过程。这是均变说在生物学和地质学的应用，而且再一次与《创世记》相异。岩层中的证据表明，创造与灭绝持续了非常漫长的时间，当埃及法老的木乃伊被作为拿破仑的征服战利品带回法国、证明几千年来人类没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人类古老起源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
1844年，爱丁堡的一位出版商和博学者罗伯特·钱伯斯，匿名出版了《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正如詹姆斯·西科德最近论述的，这本书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是钱伯斯而不是达尔文向更广泛的大众介绍了进化论的大致思想。虽然钱伯斯不知道进化是怎么进行的，自然选择如何产生了新的物种，但是他的书令人信服地详细论述了一个古老的太阳系，它在“火雾”中诞生，在重力下凝聚冷却，伴随地质过程（开始非常剧烈，逐渐变得轻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开始成形。钱伯斯设想了一个完全自然的、物质的生命起源，而且公开宣布：“人的本质不是源自使他区别于动物的精神特征，而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官能的直接延伸。”[56]下面是书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对地球上有机生命演化的观点是（它也适用于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似过程），最简单最原始的物种，按照同样的法则，演化成比它更高一级的物种，后者又演化成更高级的物种，以此类推，直到最高级物种。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每个阶段的进化都很微小，因此从来都体现出一种简单、温和的特点。”[57]
此时，在另一新的学科领域考古学，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虽然19世纪早期见证了一些主要在中东出现的神奇的发掘，但是，古物研究（即对过去的兴趣）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一直保持很强的势头。[58]特别是出现了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三分法体系：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由于一系列非比寻常的历史因素，三分法首先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622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签发了保护古物的法令。1630年，瑞典成立了国家古物办事处，同年建立了古物学院。奥勒·沃尔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创立了沃尔姆博物馆。[59]19世纪刚开始，丹麦出现了民族主义运动。这主要归因于它与德意志争夺石勒苏益格—霍尔施泰因的战役，以及正与拿破仑斗志消沉的大陆盟军作战的英国人，在1801年消灭了哥本哈根港的大部分丹麦海军后，1807年又再次进攻丹麦首都。这些战役以及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鼓励了对本国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对国家命运的安抚与激励”。[60]凑巧的是，丹麦拥有丰富的史前遗址，特别是巨石，因此它尤其适合探索遥远的民族历史。
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克里斯蒂安·尤尔根森·汤姆森，他本来是个专业的钱币收藏家。古物研究首先是由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重新发现而激发的。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一个方面的钱币收藏在18世纪尤其受欢迎。根据钱币上的文字和年代，可以把它们排成序列，展现历史的进程，而且风格的变化也可以同具体的年代相对应。1806年，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管理员拉斯穆斯·尼鲁布出版了一本书，建议仿照法国大革命之后在巴黎建立的法国纪念物博物馆，在丹麦成立国家古物博物馆。第二年，丹麦政府宣布成立古物保管与收藏王家学会，并为成立这样一个国家博物馆而做准备工作。汤姆森是第一任馆长。1819年当博物馆的大门向公众开放时，所有的物品都按照年代顺序，分别归入“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以前也采用过，可追溯到卢克莱修，但这是第一次人们把它付诸实践，用它来排列物品。至此，丹麦的古物收藏是欧洲最多的，汤姆森采用的这一方法不仅创造了一种纪年方法，而且形成了一种装饰风格序列，使他能够研究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61]
虽然博物馆成立于1819年，但是汤姆森直到1836年才发表他的研究和理论，而且当时只以丹麦语发表。这本书，《北方古物指南》次年被翻译成德语；1848年，即钱伯斯出版他的《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四年以后，汤姆森的著作又被翻译成英语。三阶段体系逐渐从斯堪的纳维亚传遍欧洲。文化进化思想可与生物进化思想相媲美。
大约在同一时期，弗朗索瓦·茹阿内等学者开始认识到石器中凿器与更光滑的石器之间的区别。前者与灭绝的动物骸骨一起出现，后者出现在较晚期的古坟中，在已灭绝的动物年代很久之后。这些观察最终产生了四阶段纪年：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
所以，到1859年5月，当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从法国的阿布维尔拜访佩尔特回来后，人们再也不能否认和误解石斧的用途、重要性和相关性。欧洲各国的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一起帮助构建了这一历史图景。但还是有很多疑点。居维叶在巴黎的继任者爱德华·拉尔泰和普雷斯特维奇一样坚信人类的悠久历史。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赖尔多年来反对这一观点（他给达尔文写了一封著名的书信，为其不愿意接受物种进化说而致歉）。在埃文斯和普雷斯特维奇从法国返回英国的那一年，达尔文出版了《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以下简称《物种起源》）。他在书中的主要目的不是证明人类的悠久历史，而是要说明一个物种如何演化成另一物种，是钱伯斯观点的延伸，也是对创世说的打击。但是，在始自佩莱尔和德·马耶，由钱伯斯推广的进化思想革命的过程中，《物种起源》证实了自然选择是一个多么缓慢的过程。因此，即使不是达尔文的初衷，他的书还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比《圣经》中所说的要古老许多。自然选择能解释的诸多现象中，就有古生物记录的变化。人类的古老起源由此而确立。
一旦这一事实被接受，观念随之推陈出新。1864年，一支由爱德华·拉尔泰和伦敦一位银行界文物研究者亨利·克里斯蒂组成的英法小组在法国的佩里戈尔挖掘出了一些岩石遮蔽所，后来又引发了许多别的发掘，其中包括在拉马德莱娜发掘的猛犸象牙雕刻，上面刻的是一头卷毛猛犸。这件物品“消除了任何对人类曾经和已经灭绝的更新世动物共存这一事实的最后怀疑”。[62]
四阶段体系成为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的盛大考古展展品排列的基础，参观者可以从一个展间到另一个展间分阶段浏览欧洲的史前史。科学考古代替了文物爱好者的传统。“人们现在可以构想一部独立于书面文献的文化史，从法国和英国的铁器时代墓地、瑞士的青铜时代湖边聚落、丹麦的新石器时代贝丘……一直上推到旧石器时代。”[63]当查尔斯·赖尔最终在他的《人类古老的地质学证明》（1863）中接受新观念时，该书在出版后的最初几周售出四千册，同年又出了两版。
从此之后，正如我们在第1章要看到的，古代石器相继在世界各地被发现，其分布和式样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够重建远古人类遥远的过去、最初的思想和观念。在普雷斯特维奇和埃文斯证实了佩尔特的发现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石器制造的最早年代一直在往前推，直到本书正式开始的地方：270万年前埃塞俄比亚的贡纳河。
第一部 从露西到吉尔伽美什：想象的演化
1 语言之前的思想
乔治·夏勒是纽约动物学协会野生动物保护部的主任。在生物学同行眼中，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位非常严谨细致的野生动物观察者。在漫长而又成绩斐然的职业生涯中，他对狮子、老虎、猎豹、美洲豹、野狗、山地大猩猩和鬣狗等动物做了大量的系统研究。他于1993年出版的《最后的熊猫》一书记录了熊猫许多生动而感人的故事。他发现，有一次，一只生病的熊猫自己走进卧龙山区的一户人家，在那里，人们喂它吃了三天的糖和米粥，直到它身体康复回到森林。[64]
20世纪60年代后期，夏勒和一名同事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平原花几天时间做了一个没有人做过的简单观察。那几天里，他们随处都能发现许多“散布在地上”的动物死尸，有死的非洲水牛，是狮子捕杀过的猎物的残骸。他们还遇见了一些失去行动能力的动物，食肉动物非常容易就能捕获它们。体型较小的鹿科动物（如汤普森瞪羚）一天之内就会被吃完，成年水牛之类的大型动物大约四天内都会“一直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65]夏勒由此得出结论，早期人类在塞伦盖蒂平原仅靠捡食残肉就能很容易地生存下去，非洲荒野上有足够的残肉供他们食用，他们无须打猎。其他同事因此指出，甚至在今天，坦桑尼亚北部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哈德扎人有时候仍然捡食残肉，他们悄悄跟踪狮子，在它们捕杀猎物后制造巨大的声响，把狮子吓跑。
这种关于人类早期生活方式的简单描述只是一种推测，[66]将这种生活方式上升到“思想”无疑是夸张的：起作用的不过是本能。觅食残肉虽然听起来不太有情调，却可能是个不错的开端。更可能的是，开阔的非洲大草原既有利于泛食动物，也有利于像河马、长颈鹿等专食动物，正因为如此才首先激发了人类的智力。不过，食腐假说也获得了最新的证据：一项针对古生物遗址出土的骨骼上痕迹的研究表明，食肉动物捕杀的动物身上确实有工具的痕迹，但比人类屠宰的动物身上少。需要强调的是，早期人类的食肉行为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狩猎。[67]
人类最早的思想可能有两个，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待证实，即后两足行走说。自1871年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起源》出版以来，人们都认为后两足行走说已是定论。受达尔文影响，大家都认为人类的早期祖先来自树上，气候变化导致雨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人类因此开始直立行走。65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南极冰冠从海洋中吸取了大量的水，导致地中海枯竭。这个时间与基因证据吻合。我们现在知道，DNA的基本变异率是每百万年0.71%。从黑猩猩与当前人类的DNA的差异追溯，我们得出660万年前黑猩猩与人类开始分化的结论。[68]
目前在非洲已经发现了多种两足猿，都源自600万至700万年前生活在乍得久拉普沙漠的萨赫勒人，他们很接近黑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69]但是最能显示后两足行走的是南方古猿阿法种，她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露西”，因为她被发现的那天，古生物学家的营地里正在播放甲壳虫乐队的《缀满钻石天空下的露西》一歌。露西的骨骼保存良好，足够说明340万年前至290万年前，早期人类是后两足行走的。
现在人们相信，人类直系祖先的脑容量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大增长与两足行走有关。（最重要是因为它是最大的一次增长；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较之过去要略小。[70]）在全新的开阔大草原环境中，直立行走解放了手臂和手掌，使它们能够将食物传递给居住在分布更广泛的树上的同类。后两足行走还解放了手来制造石器，石器有助于早期人类改变饮食习惯，变成食肉动物。肉含有更多的热量，促进了大脑进一步增长，但还有第二个重要的结果：直立使喉头的位置下降成为可能，人类的喉头在喉咙的位置比类人猿低得多。[71]在新的位置，喉头能够更好地发出元音和辅音。另外，后两足行走还改变了呼吸方式，提高了声音质量。最后，肉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比坚硬的植物更容易咀嚼，这改变了下颚的结构，促进了敏感肌肉的生长，使舌头活动更加灵活，对于丰富说话的声音很有必要。切割工具对牙齿是一种补充，于是牙齿变小，有利于说话。当然，这些都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后两足行走与食肉引起的“连锁反应”。后两足行走的最后一个结果是，女人只能生育头相对较小的后代，因为相对窄小的骨盆能让母亲行走更方便。从中可知，婴儿会较长期依靠母亲，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男女分工，男性必须为配偶和后代带回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工会促进核心家庭的发展，使认知群体的社会结构更加复杂。这个复杂的结构要求人预测不同社会状况下其他人的行为。科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意识进化所需要的机制。通过预测他人的行为，个人获得了自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