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模式后来传入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翻译有价值的外国手稿这个主意本身一开始是基督教/犹太教/异教徒的做法。在阿拉伯世界没有这样的传统和先例，由于恭德沙普尔是不同宗教融合的国际城市，主持翻译的有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徒，巴格达的翻译工作也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随着这座和平之城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提高，许多聂斯脱利派医学世家的后人和继承者来到这里。9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十分幸运地拥有了一位开明的哈里发马蒙，他十分同情一个半秘密的穆尔太齐赖教派，他们是唯理主义者，一心想将《古兰经》文本与人类的理性标准进行调和。据说，马蒙做了个梦（也许是历史上最重要、最幸运的梦），梦中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因为这个梦，哈里发决定派遣使者远至君士坦丁堡，尽可能搜求希腊语手稿，并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专门致力于翻译的中心。
771年前后，一个来到巴格达的印度旅行者带来了一本天文学著作《悉檀多》，曼苏尔坚持要将其翻译。这本书在这座城市被称为《信德欣德》。这个旅行者还带来了一部数学著作，其中介绍了一套新的数字，如1、2、3、4等，我们至今还在使用（在那之前，数字用单词或字母表的字母表示）。这些后来被称为阿拉伯数字，不过现在我们（至少数学家）承认它们是印度数字。这本书还介绍了0，它可能最初来自中国。表示0的阿拉伯单词zephirum成为英语单词“密码（cipher）”和“零（zero）”的基础。这些文本是由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法拉兹翻译成阿拉伯语的，著名穆斯林天文学家花拉子米的许多想法就是以他的翻译为基础。[1241]
阿拉伯人对希腊文学（诗歌、戏剧、历史）不是很感兴趣。他们觉得自己的文学传统就足够了。但是以盖伦为代表的医学、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数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则另当别论。最早对科学的全貌进行思考的穆斯林思想家是法拉比（卒于950年），他的分类著作《科学分类》，拉丁语名为《关于科学》（De Scientiis），将不同的活动分为：语言学；逻辑学；数学，包括音乐、天文学和光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政治学；法学；神学。之后的伊本·西那将理性科学分为理论科学（追求真理）和实用科学（以富足为目标）。[1242]理论科学包括相面术、解梦和咒语解释。实用科学包括道德和预言。
许多图书馆和学术中心在伊斯兰大城市建立起来，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阿拉伯人征服亚历山大港和安条克时发现的希腊模式。不过最有名的是建于833年的马蒙的智慧馆。许多翻译就是在此完成的，另外还有天文观测、化学实验和教学（不过休·肯尼迪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只是个图书馆）。不过，即使在这里，所谓的“翻译长”也是一个从希拉赫来的聂斯脱利派基督徒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他懂四门语言，被任命为智慧馆的负责人，全权负责所有的科学翻译。据休·肯尼迪称，侯奈因受穆萨家族的保护，穆萨家族是巴格达黄金时代精密科学最主要的赞助人。侯奈因将衣钵传给了他的儿子伊斯哈克和侄子侯贝什，他们一起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盖伦关于解剖学的七本著作（希腊语本现已失传）、希波克拉底和迪奥斯科里德斯的作品。侯奈因还将《旧约》从希腊文《七十子译本》翻译过来，不过这本书也失传了。[1243]丝毫不逊于侯奈因·伊本·伊斯哈克的是塔比·伊本·库拉，第二个翻译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将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和阿波罗尼奥斯的著作（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翻译成阿拉伯文。如果没有伊本·库拉，现存希腊文著作的数目不会这么多。伊本·库拉也不是穆斯林，他是异教萨比教派的成员。幸运的是，萨比教派在《古兰经》中被提到过，所以受到保护。伊本·库拉和伊本·伊斯哈克合作测量过地球的周长。为了确定结果，他们测量了不止一次，这是实证方法的早期体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地球是圆的。
哲学和文学也是如此，基督徒和异教徒的成功突出了巴格达的开放性。阿布·拜舍尔·马塔·本·尤努斯是著名的法拉比的亲密同事，他是基督徒，在巴格达求学，试图将亚里士多德和《古兰经》调和起来。7、8世纪早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吉亚特·伊本·萨尔特是基督徒，他来自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赫附近，甚至曾被哈里发一起带到过麦加。虽然被任命为宫廷诗人，他却拒绝皈依伊斯兰教，拒绝放弃对酒的“沉溺”，拒绝摘下佩戴的十字架。他与妻子离婚，娶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常常被看到与妓女在一起，喝酒喝到“烂醉”，他说这是他获得诗歌灵感的唯一方法。他死在自己的床上。[1244]所谓阿拉伯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实际上就是古老的波斯作品《一千个故事》，它包含许多故事，其中不少来自印度，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了许多故事，不仅有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还有来自希腊、希伯来、土耳其和埃及的故事。[1245]
除了像智慧馆这样的学术机构，现代意义上的医院也是在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1246]第一所也是最完备的一所医院是由8世纪的哈里发拉希德（《一千零一夜》里的哈里发）建立的，但是设立医院的理念迅速传播开来。在当时，巴格达、开罗和大马士革的中世纪穆斯林医院比恭德沙普尔的比斯马里斯坦还要先进得多。比如，男女病房分开，内科、眼科、骨科和精神科均设特殊病房，为传染性疾病设有隔离病房。同时出现了流动诊所和药店，军队也配有军医院。较大的医院附属有清真寺，并设立学校，全世界有远大抱负的医生都来这里接受培训。也是在8世纪，阿拉伯地区出现了药学和药剂师。至少在巴格达，药剂师必须在通过考试后才有资格制药和开药。考试内容涵盖药品的正确成分、合适的剂量及疗效。穆斯林除了发明一些古老的疗法之外，还制出了樟脑、没药、硫黄和水银，以及糖浆和药水的混合物。[1247]尤值一提的是13世纪伊本·贝塔尔所著的《简单饮食及药品汇编》一书，包括一千多种根据作者沿地中海海岸亲自采集的植物写成的条目。公共卫生的概念也是在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尤其是医生要前往监狱，检查犯人中是否有传染病携带者。
这个时期诞生了两位享誉千秋的穆斯林医生。一位是拉奇，以拉丁文名字拉齐斯为西方所知。他于865年生于波斯城镇赖伊，年轻时不仅精通炼金术，而且学问广博。他撰写的将近两百本书包罗各种学科，如神学、数学和天文学，不过将近一半是医学。他的幽默感体现在他的两本书名上：《神医也不能治百病》和《为何庸医和郎中比神医更吃香》。他是巴格达大医院的第一位首席医师，据称，为了给医院选址，他将碎肉挂在各地，从中选择腐烂度最小的地点。[1248]（如果属实的话，这可以算作第一例实验。）但拉奇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最早描述了天花和麻疹。[1249]《医学集成》是他的另一部伟大作品，共二十三卷，是一部集希腊、前伊斯兰阿拉伯、印度甚至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它探讨了皮肤和关节疾病、饮食疗效及卫生概念（疾病微生物理论出现时才明确提出这一概念）。
另一位伟大的穆斯林医生是伊本·西那，以其拉丁文名字阿维森纳为西方所知。[1250]与拉奇相同，他也有约两百部题材各异的著作，但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汇集了希腊和阿拉伯医学成果的鸿篇巨制《医典》。该书记载了多种病症，从解剖到排便、从肿瘤到骨折以及以水和土壤为介质的疾病传播，还收录了七百六十种药物。《医典》也开启了心理学研究，因为伊本·西那发现了情绪和生理状态之间的密切联系、音乐的益处以及环境对医学的影响（即基本流行病学）。他认为医学是“去除阻碍自然正常运转因素的艺术”，可以说他提供了医学的哲学基础。12世纪时克雷莫纳的盖拉尔多（见此章后文）将《医典》译为拉丁文，在此后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至少到17世纪，它与拉奇的《医学集成》一道，取代了盖伦的著作，成为欧洲医学学校的基础课本。[1251]
641年，亚历山大港被穆斯林占领。如我们所了解的，亚历山大港在此前长期是世界的数学、医学和哲学中心，因此穆斯林获得了大量关于这些学科的希腊文书籍及手稿。后来，智慧馆中出现了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米。像欧几里得一样，他成为知识界无人不晓的名字。他以两部作品著称于世，一部具有较大的原创性，另一部原创性稍弱的作品或许根据《信德欣德》（《悉檀多》的阿拉伯文名字）而编成。《悉檀多》由婆罗摩笈多所著，曾被带到曼苏尔的宫廷，里面描述了各类算术问题及印度数字。花拉子米原创的书如今仅存拉丁文译本，阿拉伯文原本已经失传。[1252]该书的拉丁文书名的意思“印度计算法”。花拉子米对印度算术体系做了十分完备的叙述，正如卡尔·波耶指出的，“人们认为计数法起源于阿拉伯，这种广为流传但错误的认识或许得归因于他”。[1253]花拉子米并未将它称作自己的创造，但是这个新的记数法却被称为花拉子米记数法，最终简化为算法二字，现在指任何特定的程序法则。数字符号的演化过程参见图10，但其中并未显示这些转化的过程多么缓慢。甚至到11世纪，阿拉伯学者书写数字时仍然使用全称和文字。
花拉子米也被视为“代数之父”，他的《代数学》（Hisab al-Jabr wal muqabalah）也的确包含八百多个例子。《代数学》在12世纪被盖拉尔多译为拉丁文，直到16世纪仍被用作欧洲大学的主要数学教材。从阿拉伯文版本的前言（拉丁文译本中没有这一部分）来看，代数很有可能起源于复杂的伊斯兰继承法。为决定哪个儿子该继承什么及怎样还清债务，这些法律通常涉及复杂的计算。Al-jabr一词明显具有“还原”或“完成”的意思，也明确指移到方程另一边的负项。Muqabalah意为“对消”或“平衡”或与之十分相近的意思。《堂吉诃德》中，“代数学家”一词用来指跌打医生，即一个还原者。在二次方程中，等式两边同时消项以还原平衡。[1254]在《代数学》中，花拉子米提出了用符号（如X）代表未知量的思想，并用六个章节介绍包含三个量的六种方程的解法：它们是根、平方和数。
图10 数字的谱系[1255]
（Source:Carl Boyer,A History of Mathematics,New York:Wiley,1991,p.237.This material is used by permission of John Wiley&Sons,Inc.）
尽管《代数学》历来被视为代数学的开山之作，20世纪末土耳其发现的一部手稿却令我们对此提出质疑。这部名为《混合方程的逻辑必然》的书与《代数学》内容十分相似，解出的一些方程更是一模一样。因此，似乎其中一部是在另一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究竟哪一部最先出现却无人知晓。[1256]
在化学科学领域，阿拉伯的领军人物是8世纪后半叶居住在库法的贾比尔·伊本·哈扬，西方称他为格伯。同那时的多数化学家一样，他沉迷于炼金术，尤其沉迷于用普通金属炼金（贾比尔认为通过一种神秘物质伊克西尔，或长生不老药，就可以做到，但仍未发现这种物质）。炼金术士还相信他们所研究的是“平衡的科学”，认为通过观察并改进天然生产方法就可以生产出贵金属。[1257]但是化学为系统实验提供了机会，贾比尔当然也是实验方法的创始人。他首次系统地描述了最主要的化学操作过程：煅烧、还原、蒸馏、升华、熔化和结晶。与此同时，拉奇将自然物质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他认为，矿物质分为精（汞、卤砂）、矿（金、铜、铁）、石（赤铁矿、氧化铁、玻璃、孔雀石）、矾（明矾）、硼砂和盐类。在这些“自然”物质之外，他又增加了“人工”物质：铜绿、朱砂、烧碱及合金。他主张实验研究，为化学与炼金术的彻底分离做出了巨大贡献。[1258]
正如安拉创造了完美的世界，“艺术”只能用作“装饰”以赞美安拉的创造一样，哲学是关于事物存在方式的学问，不过也只是在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范围之内。
换言之，哲学具有明显的无可避免的局限性：启示永远在理性之上。与科学一样，阿拉伯哲学本质上是希腊式的，融合了印度及其他东方思想，用阿拉伯语表达，并且一直以来都有个预设：理性是有限的。从事哲学活动的侯凯玛（智者）与从事神学的穆台凯里姆（神学家）就形成了对比。
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是三位最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肯迪于约801年生于库法，他既融合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又非常重视毕达哥拉斯的理论。在他看来，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成就是所有科学的基础。肯迪出身高贵，“悬诗”的作者之一伊木鲁勒·盖伊斯（大约卒于545年）是他的祖先。阿拉伯人将肯迪称为“阿拉伯哲人”，并常认为他是首位阿拉伯哲学家。事实上，肯迪更是一个哲学的传播者（希腊式思维的倡导者），而不是一个原创思想者。他冒着遭传统穆斯林忌恨的风险，坚持认为哲学和神学不同，并主张神学应受如逻辑这样的哲学规则支配。同时，他认为哲学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像神学那样认为通往真理的道路有等级区分。他写了大量关于灵魂的作品，认为灵魂是安拉创造的精神实体。他的主要成就或许可以用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来总结：他走进马蒙的沙龙，并坐在高于神学家的位置上。当有人提出质疑时，他的理由是“你知晓的我都了解，但我了解的你却并不知晓”。[1259]
法拉比也试图融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上文医学部分提到的伊本·西那在对柏拉图思想的改造中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希腊思想。[1260]伊本·西那的哲学具有冥想性质：他接近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他对神的观念与亚里士多德“永不变动的推动者”（尽管伊本·西那称之为造物神）相近，认为其他所有的事物都具有双重本质：肉体和灵魂。人的灵魂是神流溢的宇宙灵魂的一部分，是三种流溢中的第二种（第一种是智慧，第三种是物质）。他认为人死后灵魂依旧存在，但不会占据其他身体。人类的至高境界是成为先知，真正的先知不是通过中间人而是借神性之光直接从安拉那里获得知识。尽管安拉掌控主要力量，人类却有自由意志。而正统思想认为安拉的意志是永恒的，它决定一切，伊本·西那因此与之发生冲突。由于时间久远，现在很难理解伊本·西那在宣扬哲学与神学分离的过程中有多激进。然而，英格兰哲学家罗杰·培根（卒于1294年）认为他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哲学权威。[1261]
伊斯兰世界的科学与哲学往往是叙利亚人、波斯人和犹太人的成就。与此相反，伊斯兰神学（包括教法）主要是阿拉伯人的成就。“圣训”思想早已产生，但在8世纪这种传统经历了一些转折，其中最为显著的一次来源于著名的穆罕默德法令：“追寻学问，即便它远在中国。”这激励着许多穆斯林学者出外旅行，这些艰苦的行程最终被视为虔诚的象征，旅途中死去的人被看作殉教者，与圣战中牺牲的人一样崇高。[1262]旅行赋予虔敬的信徒以权威，谁能反驳他所见所闻的事实呢？因此，尤其在8、9世纪，圣训的数量猛增。在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即便是虔诚的人也有私人的野心。据菲利普·希提称，一个在772年被处决的库法教师承认自己共捏造了4000条圣训。因此后来规定，一条“完美的”圣训必须具备两个因素：权威链和源本。在此基础上，圣训分为真实的、良好的和缺乏说服力的。
9世纪（穆斯林的3世纪），圣训发展成6卷本经典，其中普遍被认为最有权威的是穆罕默德·伊本·伊斯玛仪·布哈里（810—870）的圣训集。据称，他在16年间拜访了1000位酋长，从收集的60万条传述中，选取7397条作为圣言，并将它们分为三类：祈祷、朝觐和圣战。这部圣训集成为仅次于《古兰经》的第二权威；依它所宣的誓言在穆斯林国家都真实有效，它深刻影响着伊斯兰思想。
早期伊斯兰学校的教学以学习《古兰经》为主，核心课程包括背诵《古兰经》和圣训、写作和数学。学生通过创作世俗诗歌来练习写作，以免在使用经典时产生错误。“巴格达小学中表现好的学生获得的奖励是上街展示自己并接受向他们投来的杏仁。”[1263]
智慧馆是巴格达最出色的教育机构，但是第一个与大学（我们所说的可供学生居住并注重教学而不是研究的机构）类似的机构却是由波斯维齐尔尼扎木·穆勒克于1065至1067年在巴格达创立的神学学校：尼扎米亚学校。[1264]神学学校的阿拉伯文是“马得拉萨”，课程以《古兰经》和古诗为主，还包括其他人文学科，正如后来希腊和罗马经典成为欧洲教育的基础那样。尼扎米亚学院与另一所神学院——穆斯坦色利亚赫学院合并，该学院配有医院、浴室和厨房，正门还有一座钟塔。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27年访问巴格达时，发现合并后的学院拥有4所司法学校。[1265]在巴格达成立的神学院总共30所，大马士革的神学院数量几乎与之相同。纸出现之前，人们主要通过记忆来学习，有关惊人记忆力的故事常常是闲谈中的有趣话题。据称，一些有学问的人可以记下30万条传述。清真寺也设有图书馆，并提供圣训讲座。所有的旅行者都可以信赖圣训。此时，书在伊斯兰世界已经非常普遍。根据9世纪末一位作家的说法，巴格达有一百多家书商，全部聚集在一条街上。书商通常也是书法家，他们常常抄录书本获取额外收入，而且经常把自己的书店当成作家的聚会场所，就像后来的咖啡馆一样。[1266]
并非人人都认同《古兰经》为安拉一人所作。在伊斯兰历第二世纪（公元8世纪）中期涌现出一派思想家，他们对传统伊斯兰教几乎提出全面质疑。他们被称为穆尔太齐赖（“分离派”），认为只有对《古兰经》揭示的内容进行理性分析才能获得真理。例如，如果安拉是独一的，他没有人类的特质，就不可能说出《古兰经》，《古兰经》一定是由别的方式创造的。同时，由于安拉是公正的，受到公正原则的约束，那么人类必须具有自由的意志，否则，从不自由的行动上来评判人们是不公正的。[1267]最激进的穆尔太齐赖思想家是马扎姆（活跃于9世纪上半叶），他提出怀疑“是获得知识的首要条件”。[1268]
穆尔太齐赖的思维方式尤其受到马蒙的极大关注。他将穆尔太齐赖的思想提升为国教，宣称“《古兰经》的创造”说。它与传统称《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而非安拉的创造”的思想截然相反。可以想象，这种对信仰的背离引起了巨大恐慌，尤其在马蒙设立“米哈奈”（一种类似异端裁判所的法庭）来审判对新教义持异议的人之后，这种恐慌更加强烈。马蒙死后的两位继任者继续推行这项新制度和对传统教义的迫害，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转变。通常认为开始向正统思想回归的是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780—855），他提出，由于安拉是全能的，他的公正就不同于人类的公正；他是《古兰经》的唯一创作者，并不意味着他必须具备人类的特质；他的特质是神圣的，人们必须按原样接受，不需要与人类的特质做类比。巴格达的阿布·哈桑·阿里·艾什尔里（活跃于10世纪上半叶）继承了伊本·罕百里的观点。艾什尔里认为安拉的听觉、视觉、语言都不同于人类，人类只需接受，“不需要问为什么”。巴格达尼扎米亚学院的成立，就是为了宣扬艾什尔里的思想。[1269]
艾什尔里之后，许多伊斯兰思想像基督教思想一样，开始热衷于将希腊思想融入经典，继艾什尔里之后的是阿布·哈米德·本·穆罕默德·安萨里，他被普遍认为是最伟大的伊斯兰神学家。他于1058年生于波斯呼罗珊的图斯，某种程度上堪称伊斯兰教的圣奥古斯丁。他遵循先知留下的传统，漫游世界，获取智慧，思想上同时涉猎怀疑论和苏非主义。苏非主义过去是，现在也是伊斯兰神秘主义（一种禁欲运动）的主要形式，具有诺斯替教、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和佛教的元素。他们模仿基督教僧侣，穿着粗羊毛（苏非）织就的衣服，保持独身。苏非派的启示意味较微弱，他们相信有“敌基督”，将获得喜悦作为净化灵魂的方式。他们可能从印度教那里引入了念珠（十字军东征时传给了基督徒），并且像诺斯替教那样将安拉的知识（神智）和理性知识区别开来。[1270]
如今在许多穆斯林心中，安萨里的地位仅次于先知。他的主要著作《圣学复苏》综合了辩证法、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对包括托马斯·阿奎那和布莱兹·帕斯卡在内的许多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今天的伊斯兰教。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伊斯兰教的支柱；第二部分思考了仪式之外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如婚姻、聆听音乐及世俗财富的获得；第三部分着眼于激情和欲望；最后一部分最具独创性，论述通往安拉之路。在书的前半部分，安萨里不断提醒读者要每时每刻感受自己的灵魂，正是这种自我意识为人们的行为添加了额外的意义并使其更有价值。[1271]在这部分中，安萨里将通往安拉之路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悔过，然后是耐心、恐惧、希望和放弃那些本身无罪但妨碍人们信仰安拉的东西。每个阶段都会有给旅途中的人以慰藉的启示，但这些都来自安拉的恩赐，而且是暂时的。然而，随着灵魂的上升，它自身的努力起越来越少的作用，更多依靠安拉的引导。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是停滞在某一阶段无法前进。人必须放弃所有的错误信仰，把自己完全交给安拉。当人完全忘记自我、安拉成为爱的化身、人开始意识到一种新的知识（神智）时，人就达到了最高境界。此时人就可以从远处看到安拉，并被准许看一眼即将到来的天堂。安萨里之后，逊尼派（认为《古兰经》和先知的言行就是足够的指引）成为伊斯兰教的主流。
开放和宽容贯穿巴格达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医学、数学、哲学、地理和其他科学分支也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苏非派在10世纪末、11世纪初时达到顶峰。伊本·纳迪姆的《索引书》（巴格达所有书本的纲要汇总）也在这个时期出版。正如上文提到的，巴格达展现了一系列具有异域风情的活动，吸引着当时的阿拉伯人，但从这里也清楚看出，许多人（商人、戏剧演员、作家、科学家、占星术士、炼金术士）涌向巴格达，如同后来人们涌入柏林、巴黎和纽约一样，因为巴格达如此开放且展现出万花筒般的人性。11世纪早期，中国指南针的传入使阿拉伯人摆脱海岸航行，阿拉伯人的旅行热情由此被激发。
然而大规模的开放并未持续下去。源自希腊和印度的研究在某些领域被视为“异域科学”，虔诚的信教者也对它们提出怀疑。正如我们所知，1065年或1067年，尼扎米亚学院在巴格达成立。在这所神学学校里，《古兰经》和古诗，而不是希腊科学，是学习的主要内容。后来它与一所比较晚近的学院——穆斯坦色利亚赫学院合并，成为常附属于清真寺并且分布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神学院的雏形，主要依据《古兰经》教授道德和伦理内容。它的课程包括宗教学、《古兰经》学以及最重要的凯拉姆学，即神学和“辩解”的综合，以抵御科学和哲学的侵袭，重申信仰的重要。由此，伊斯兰教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内转。在某些方面，阿拉伯世界从此再未恢复过此时的繁荣。
尽管远在阿拉伯半岛以西两千英里以外，西班牙（或西班牙大部分地区）从8世纪早期开始就信奉伊斯兰教。在被穆斯林攻占之前，西班牙是欧洲国家中皈依基督教时间最晚的国家之一，因此阿拉伯文明能够很快占据主导地位。756至961年，倭马亚王朝统治西班牙两百多年。阿拔斯王朝在大马士革将倭马亚王朝推翻之后，希沙姆之孙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得以逃亡，他率领忠诚的叙利亚军队横跨北非，最终到达直布罗陀海峡。尽管遭到当地与查理曼结盟的阿拉伯人的反对，阿卜杜·拉赫曼还是击败了他们，建立了另一个倭马亚王朝。
在西班牙，阿拉伯文明在10世纪后半叶发展到顶峰，取得了可以与伊拉克的阿拉伯文明媲美的辉煌成就。在那时，西班牙首都科尔多瓦与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并列成为“已知世界”的三大文化中心。铺设的街道两旁，每家每户晚上都会在门外挂起明灯。这里有定期的邮政服务、金银币、众多的花园、整条街的书店及七十家图书馆。“莱昂、纳瓦拉、巴塞罗那的统治者需要外科医生、建筑师、歌唱家或裁缝的时候，都会去科尔多瓦。”[1272]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是最令人敬仰的统治者。他创立了科尔多瓦大学，它建在清真寺内，比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甚至巴格达的尼扎米亚学院都要早。科尔多瓦大学装饰着从君士坦丁堡运来的马赛克，并用铅制管道运水。它拥有一座藏书四十万册的图书馆。北方的一位游客在回忆录中评价道，“几乎人人都能读会写”。[1273]比较宗教学是科尔多瓦的思想成果之一，产生于阿里·伊本·哈兹姆（994—1064）的著作。他的著作《教派和异端的批判》开创了新天地，其创新性不仅在于研究了不同的穆斯林群体，而且表现在他提醒大家注意《圣经》叙述中诸多不连贯处，这比基督教思想家对如此重要问题的思考早五百年。与此相似，伊本·赫勒敦（1332年生于突尼斯）取得了同样重大的突破：创立社会学。在《历史绪论》中，他提出了一种历史发展理论，综合考虑地理、气候、心理因素，试图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模式。这与他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他中年定居埃及并任教于最古老而著名的爱资哈尔大学，因此有机会见到来自突厥斯坦、印度、东亚和最遥远的非洲的学者。《历史绪论》开始部分就明确提出了他的方法：“表面上看，历史只不过是以优雅方式呈现的穿插着谚语警句的有关政治事件、朝代和久远过去的信息。它为芸芸众生提供乐趣，让我们了解人类事件……但是另一方面，历史的内在意义也包括思索和获得真相的努力、对事情的起因和来源的精妙解释，以及事件怎样和为何产生的深层学问。因此，历史牢牢植根于哲学中，应当作为哲学的分支。”[1274]他称此为社会科学，并宣布在其中发现了文明科学。他认为，任何文明的核心都在于社会凝聚力，这是人们需要了解的最重要现象。[1275]
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阿拉伯人的思想成果，包括穆斯林从别处获取的外来思想，事实上是通过西班牙渐渐传入欧洲的。印度数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下章更全面的论述）。正是在9世纪后期的西班牙，印度数字被修改成“尘土的字母”形式。这些古巴尔数字似乎是与沙制算盘同时使用的，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数字更相像。印度数字传入欧洲的另一途径是通过比萨的列奥纳多·斐波那契（约1180—1250）的著作。斐波那契的父亲是商人，在北非有很多生意，因此斐波那契能游历埃及、叙利亚和希腊，并拜一位穆斯林为师。他对阿拉伯代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学习了印度数字。[1276]1202年，他写了一本极具价值的书，尽管书名具有误导性。《算盘书》的内容与算盘毫无关系，却是一部极好的代数学论著，里面详细介绍了印度数字。该书开篇即描述了“九个印度数字”和符号0，“阿拉伯语称为zephirum”。[1277]斐波那契也在分数中使用了分数线。分数线在阿拉伯半岛已经使用了有一段时间，但直到16世纪才在其他地区普遍使用。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在植物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们加深了人们对发芽（哪些植物由扦插长成，哪些由种子长成）、土壤，尤其是肥料性质的了解。医学方面，他们提出烧灼伤口的疗法，并发现了“疥螨”。正是阿拉伯人提出了糖浆的想法，糖浆最初是糖与水的混合物，用来遮盖难以入口的药物味道。他们还发明了“苏打”。中世纪拉丁文为“苏打努姆”（sodanum），是治疗头痛的药物，由阿拉伯语的“苏打”（意思是偏头痛）而来。酒精、蒸馏器和碱都为阿拉伯化学术语，方位角（al-sumut）和天底（nazir）则是天文学术语。[1278]
就阿拉伯文明对西方思想的影响而言，穆斯林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成就是阿布·瓦利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伊本·鲁世德的哲学，他的另一个名字是阿威罗伊。正如菲利普·希提指出的，西班牙的思想极具冒险精神。伊本·奈伽暗示了无神论的可能，伊本·图斐利意识到了进化。然而，可能他们太遥遥领先于他们的时代了。阿威罗伊更像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于1126年出生在科尔多瓦的一个法官家庭，在科尔多瓦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大学学习法律和医学，并成为医生和哲学家。他首次发现天花一生只会患一次，接种观念由此产生。他也构想出视网膜的功能，这是医学的重大进展。[1279]但是阿威罗伊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其哲学思想，并且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甚于伊斯兰世界。摩洛哥的苏丹委托他整理一部清晰的哲学文稿。由此他不仅获得了酬金、荣誉袍，而且被授予首席法官的职位，他最初在塞维利亚就职，而后在科尔多瓦成为伊本·图斐利的接班人。[1280]
阿威罗伊的著作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首先，像许多前人一样，他试图将希腊，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思想与《古兰经》相调和。其次，他尽力将理性和安拉的启示相融合。最后，他尝试说明不同层次的平民是怎样根据自身的智力和教育与这些思想相联系的。同当时的风格一样，他的主要作品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但同时也是一种阐释。他尝试陈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原有思想，去除后来的添加和臆造，并给出自己的注释。在论述理性方面，他最重要的观点是，《古兰经》中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应当按字面意思理解。当文字的字面意思与理性的哲学真理相矛盾时，就该把它们当作隐喻来理解。他特别指出，自己无法接受预定论和肉体复活论。他认为，永生的是灵魂而非肉体，这改变了天堂的本质，使其不具感官性。他同意柏拉图的观点，认为英明的统治者可以将人民带到安拉身边。他提倡，人类分为三个层次，哲学属于精英，字面意义属于普通民众，辩证推理属于两者之间的人。阿威罗伊的方法与其论点一样重要。他引入了某种怀疑论，虽然这在伊斯兰教中从未流行，但在基督教中却成果颇丰。他的理解层级观在神职人员作为内部特权阶级的宗教中极具吸引力。在威尼斯，仅15世纪70年代，阿威罗伊的著作就再版了五十次，阿威罗伊主义成为欧洲所有主要大学的基本课程。[1281]
正如9世纪巴格达及其智慧馆是主要的翻译中心一样，1085年托莱多被基督教势力占领后也拥有了类似的地位。从时间来讲，第一个将阿拉伯文作品翻译为拉丁文的人是来自非洲的君士坦丁（卒于1087年），他是一个皈依基督教的突尼斯穆斯林，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工作。他翻译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著作极为糟糕（一位学者称之为“野蛮”），有时他冒充是作者。西西里岛也有众多的翻译者来翻译阿拉伯的哲学著作，但是托莱多的翻译成就是无与伦比的。[1282]
在加泰罗尼亚，对阿拉伯语的翻译从10世纪就开始了。巴塞罗那是我们已知的首位西班牙翻译家蒂沃利的柏拉图的故乡。1116至1138年，在安达卢西亚犹太人萨瓦苏达的帮助下，蒂沃利的柏拉图翻译了犹太和阿拉伯占星术和天文学著作。但很快，这些活动的中心转移到希腊—犹太—阿拉伯文化的明珠——托莱多。学者涌向托莱多，拜读伊斯兰教主宰西班牙时期收集在此的阿拉伯宝藏。托莱多大主教雷蒙德（1125—1152）参与了这项事业，“托莱多学派”也成为这个分散多样的群体的名称。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一开始，来到托莱多的西方学者几乎无人懂阿拉伯语，所以他们向那里的犹太人和莫扎勒布学者寻求帮助（莫扎勒布人是穆斯林统治下被允许在非常严格的条件下修习其信仰的基督徒）。这些人将阿拉伯文翻译成西班牙文，而后西方学者再将西班牙文翻译为拉丁文。久而久之，境况有所进展，移民学者自己也学会了阿拉伯语。即便如此，这种合作精神仍然流传了下来。正如蒂沃利的柏拉图与萨瓦苏达合作那样，托莱多学派两名最杰出的翻译家也有自己的合作者。塞戈维亚的执事长多米尼各斯·冈狄萨尔维与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阿文德斯（伊本·达乌德）合作，后者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叫约翰内斯·希斯巴纳斯。克雷莫纳的盖拉尔多或许是最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合作者是莫扎勒布教徒加利普斯（加利卜）。[1283]
冈狄萨尔维是包括法拉比、肯迪、安萨里和伊本·西那在内的阿拉伯哲学的主要翻译家。盖拉尔多（1114—1187）去世后，他在托莱多的同事及学生给他撰写了传记及书目注释，并将其插入他的许多翻译手稿中。“从这些注释中我们了解到，盖拉尔多不屑于自己拥有的世俗财富，他生活简朴，将一生奉献给科学。出于对科学的热爱，他学会了阿拉伯语，并翻译了七十多部阿拉伯作品。这些作品列在了书的注解中。”[1284]最著名的有《天文学大成》（托勒密由此为西方所知）、伊本·西那的《医典》，以及欧几里得、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伦、拉奇、花拉子米（“欧洲代数之父”）和肯迪的作品。事实上，推动9、10世纪阿拔斯王朝文化的整个希腊—阿拉伯科学都被盖拉尔多保存和传承了下来。盖拉尔多在托莱多生活多年以后，回到家乡伦巴底终老。除了这些人，我们还应当增加两位英格兰人，巴斯的阿德拉德（欧几里得和花拉子米的翻译者）和切斯特的罗伯特，他首次将《古兰经》翻译为拉丁文并首次翻译花拉子米的代数学著作。[1285]
到13世纪末，大部分阿拉伯（因此也是希腊）科学和哲学传入欧洲。由于这条从北方到伊比利亚半岛的路线途经普罗旺斯和比利牛斯山脉，法国南部城镇图卢兹、蒙彼利埃、马赛和纳博讷受益很大。翻译活动在这些地方进行，蒙彼利埃成为法国医学和天文学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众多西班牙僧侣的帮助下，里昂以北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变成阿拉伯学术的传播中心。修道院院长皮埃尔（1141—1143）赞助了《古兰经》的新版拉丁文翻译。阿拉伯和希腊科学从克吕尼传播到列日及其他地区，然后继续传入德意志和英格兰。
包括地中海东西两部分（像之前的罗马帝国一样）、向东延伸到印度的阿拉伯帝国的整体形态对欧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腊学术得以保存和补充，并沿着一条迂回的路线（穿过北非向北进入西班牙，而不是径直通过拜占庭和巴尔干半岛）到达西欧。其久远影响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介绍，但有两点在此值得一提。首先，欧洲最初接触希腊文化，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思想，但也包括柏拉图和其他人的思想，经过了阿拉伯语的“重新阐释”，而非直接传播。例如，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或是依据希腊原本的阿拉伯转译本，或是依据伊本·西那的著作。这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希腊哲学被涂上了伊斯兰教力图调和《古兰经》与理性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伊本·西那认为《古兰经》中与理性相悖的段落应当用隐喻的方式加以理解。这深深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以及人们对《圣经》的解读。
其次，这意味着，欧洲在一段时期内接受了伊斯兰思想中确立的哲学和医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阿拉伯单词“哈奇姆”既指医生，也指哲学家）在拉奇、伊本·西那和阿威罗伊的著作中尤为明显。阿拉伯医学为西方所承认，它的显著重要性增强了与之紧密联系的哲学的重要性。
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医学和哲学上的成就对西方早期的科学发展至关重要。从巴格达到托莱多的曲折传播路线保存了我们今天依然赖以生存的基本思想。
13 印度数字、梵语、吠檀多
公元499年，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6，回归年的长度是365.358天。差不多同时，他构想出地球是一个绕自身的轴自转并绕太阳旋转的球体。他认为地球的影子投在月球上产生了月食。人们要问，将近一千年之后当哥白尼做出以上“发现”时，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中世纪的印度思想比欧洲要先进许多。当时的印度佛寺得到大量的资助，它们甚至就像银行一样，把富余的资金进行商业投资。[1286]这些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历史学家把笈多王朝（约320—550）统一北印度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它和戒日王朝（606—647）一起构成了现在所称的印度古典时期。除了数学上的进步，这一时期还见证了梵语文学的兴起、新兴的然而影响持久的印度教，包括吠檀多，以及宏伟的寺庙建筑。
和之前的孔雀王朝一样（见第8章），笈多王朝的经济基础也是巴拉巴山脉丰富的铁矿（今比哈尔邦的巴特那以南）。旃陀罗·笈多一世与创立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没有任何关系，公元320年2月，旃陀罗·笈多一世在华氏城铸造了一枚钱币，以庆贺他的加冕，并且采用了梵语称号“摩诃拉贾迪拉贾”，即“王者之王”。通过一系列的征服和联姻，旃陀罗·笈多一世，及其“征战百次”的儿子沙摩陀罗，击败了印度北部的九位王、南部的十一位王，并且迫使帝国周边的其他五个王国向他进贡。二十五个部族被他征服。不过，古典笈多王朝的鼎盛期是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约375—415）。他最宏伟的事迹（如果确实发生过的话），后来被记录在约6世纪写成的梵语剧本中。剧本叙述了旃陀罗的兄长罗摩，一个软弱的人，如何因为在战斗中受辱于塞种国王而献出自己的妻子。巧妙的旃陀罗扮作那位妻子，当他一进入女眷内室，立即杀死了塞种国王并逃走。故事可能说明了点什么，因为那时铸造的硬币表明塞种人在409年（即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被笈多人打败，从那以后笈多人控制了印度西海岸的港口，那是通往阿拉伯海的巨额贸易的口岸。随后是更多的政治联姻，笈多王朝的版图（直属地、附属国、势力范围）延伸到除最边上的西南部和最北部之外的整个现代印度。就控制的疆域而言，笈多王朝很可能是印度史上最成功的王朝。[1287]
旃陀罗·笈多二世的统治比其他君主留下了更多的记载。在阿拉哈巴德的石柱上刻有一段重要的文字，有对他的记载。中国僧人法显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统治的时期。另外，被称为“印度莎士比亚”的迦梨陀娑很可能就是在这一时期创作了他的剧本和诗歌。最后，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对历史学家有帮助的发明。
先说最后一点。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出现了一批土地契约书，它后来发展成一种文学形式。一开始，它们被写在棕榈叶上，但是因为很难持久，契约开始被刻录，有时刻在洞穴的石壁上，但越来越多地刻在铜板上。这些契约，或叫萨萨纳，记录了国王以礼物形式赐予的土地。契约因此弥足珍贵，也因此得到保存。这些契约有的被藏起来，有些被埋进房子或农场，就像中东第一批文明时期，神灵被装入箱子放进墙内一样。如果契约非常复杂，就在几张铜板上分开记录，然后用一个金属环别在一起。[1288]不过它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仅是商业文件。契约的开头往往是对王室捐赠人的颂扬之词，甚至极尽华美夸张。这些契约书成为珍贵的历史记录，因为它们记载了哪些国王生活在什么年代，并且穿插了其他政治和社会事件，历史得以在此基础上还原。契约书的结尾往往警告违反契约的人会遭受严酷的惩罚，例如，拒绝遵守萨萨纳的惩罚等同于杀死一万头瓦腊纳西牛而受的处罚，“是无法想象的恶劣的渎神”。[1289]如果没有这些铜板，我们就无法像现在这样了解笈多王朝。
让我们回到阿拉哈巴德的石刻文字，它也许是全印度最著名的。它用所谓的笈多婆罗米文写成，但是由梵语诗篇和散文组成。[1290]印度字母最早的证据来自公元前3世纪，有两种文字形式，佉卢文和婆罗米文，它们都以成熟的形态出现在阿育王的石刻上。佉卢文字母自右向左书写，限于印度西北部，那里曾经是波斯人的统治地区。它是对阿拉米语字母的改进，到公元4世纪消亡。婆罗米文字母自左向右书写，是所有印度字母体系的基础，也是那些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国家的文字的基础，如缅甸、暹罗、爪哇。它源自某种闪米特字母，但是其真正的发展演化无从得知。[1291]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梵语用各地的字母书写，但是随着印刷的采用，被称为“天城文”的印度北部字母成为标准字母。一开始，最常用的书写材料是棕榈叶，也就是说，最古老的手稿已经不存在了。因此大量的梵语文献保存在最后几个世纪的手稿中。[1292]旃陀罗·笈多二世似乎想让阿拉哈巴德石刻像阿育王的法敕（见第8章）一样传世。现在看来，阿拉哈巴德的石柱可能是从恒河盆地的一座古城俱赏弥沿河而下运送过来的，那里发现了一些最古老的石拱门。正是通过这些石刻，我们才了解到笈多王朝的征战以及旃陀罗如何把十万头牛作为礼物送给他的婆罗门支持者。[1293]19世纪当这些石刻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后，他被誉为“印度的拿破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