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来自中国的佛教香客法显来说，在公元5世纪伊始游历印度时正是笈多王国最后打败塞种人的时期，笈多王国看起来非常完美。他记录了自己朝拜与佛陀生平相关的圣地时，如何能够安全地穿越整个恒河流域。[1294]“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功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1295]他发现那里的行会很有势力，它们负责工匠的培训，产品的质量控制、定价和分配。[1296]各种行会的首领定期聚会，就像现代的商会。[1297]不过，他发现佛陀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城是座废城，“大空荒，人民稀疏”。华氏城的阿育王宫殿也一样荒芜。[1298]尽管如此，佛教在印度依然有巨大的影响力。法显记录了几百座窣堵波，有些非常宏伟，还有供养着几千僧人、香火旺盛的寺庙。虽然阿育王的宫殿被废弃了，但是在华氏城，法显目睹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节日，游行的队伍中有二十座装有轮子的金银镶边的窣堵波。
就是在这个时期，梵语成为独立的文字。18世纪对梵语以及它同其他语言，例如拉丁语和希腊语之间亲属关系的发现开启了比较语言学的事业。这将在第29章详细展开，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说明梵语和其他“印欧语言”之间的重叠。梵语中的“deva”（神）对应了英语中的“deity”和“divinity”。梵语中的“asthi”（骨头）对应了拉丁语“os”。“在前面”在梵语中是“anti”，在拉丁语中是“ante”。“迅速”在梵语中是“maksu”，在拉丁语中是“mox”。“打喷嚏”在梵语中是“nava”，在德语中是“niesen”。
与大多数语言相比，梵语更是一种思想的象征：特别之物应当有一种特别的语言。这是一种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古老语言。最初，它是旁遮普的语言，后来向东扩展。就像在第5章讨论的，不管《梨俱吠陀》的作者是印度之外的雅利安人还是本地土著，他们都已经掌握了一种非常丰富和精确的语言，以及优雅的诗歌传统。[1299]在第5章我们也描述过，这些祈祷文诗歌的监护者是祭司家族，他们最后演化成婆罗门种姓。这一诗歌发展于约公元前1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之后的发展主要是专注于仪式事务的散文。梵语的散文形式与其诗歌形式略有不同，显示出东方影响的痕迹。例如，“l”代替了“r”，这种声音变化在中国也发生过。不过，无论是散文形式还是诗歌形式，都完全是口头语言。当然有点变化，但是负责保存这些材料的家族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使得这一语言的变化比想象中要少许多，也比其他人说的通俗语言的变化少许多。前古典梵语文学分成《梨俱吠陀》本集（前1200—前800）、对仪式做出神秘解释的梵书（前800—前500）和详细解说仪式的经书（前600—前300）。[1300]
公元前4世纪的某个时间，出现了波你尼和他的《语法书》。语法学家在梵语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语法之所以杰出是因为需要保护吠陀经典，使其完好无损：因为根据传统，关于仪式的每一个词都必须准确发音。对波你尼的生平，除了知道他出生于印度最西北部的萨拉图剌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八章书》包括四千句格言。它们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了当时婆罗门使用的梵语形式。波你尼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如此成功以至于他描写的梵语被固定下来，甚至后来被称为“完美的语言”。[1301]波你尼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于翔实描写了这种语言，还在于它对印度语言发展的影响。即使在那时，“雅利安”语也有两种形式：梵语是学术和仪式的语言，为婆罗门专用；而普拉克利特语是日常语言。虽然这些名称实际很晚之后才出现，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到佛陀和大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而且从波你尼之后，由于他的《语法书》，语言变化只发生在普拉克利特语中。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情形，有极大的人为因素，而且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更奇特的是，尽管梵语同普拉克利特语之间的鸿沟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扩大，梵语并没有受到损害。如果有损害的话，也是另一方受损。例如，在孔雀王朝时期，从阿育王的石刻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官方用语是普拉克利特语。然而，几个世纪之后，它逐渐被梵语取代，直到笈多时代，梵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佛教徒之中。起初，根据佛陀的话，佛经和文献应当以俗语保存，即一种被称为巴利语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但是，在公元的最初几个世纪里，北部的佛教徒放弃了巴利语：古老的佛经被翻译成梵语，新的经文也用梵语写成。同样的变化在耆那教徒中也发生了，当然时间更晚。[1302]印度的“现代”语言（孟加拉语、印地语、古吉拉特语、马拉地语）仅仅是在公元1千纪末才有记录。[1303]
印度读写能力的普及开始于波你尼编写《语法书》之时。之后的大约两百年内，大多数书面梵语文献都是宗教文献，不过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了诗歌、戏剧、科学、技术和哲学文献。当时，所有的文人都必须把《八章书》熟记于心。虽然这是一个费时的过程，但是表明他们受过教育。[1304]随着时间的流逝，波你尼定下的规则在运用时越来越严格，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学术语言和神圣学科的纯洁性。有时，这种严格鼓励而不是阻碍了创新，帮助激发了梵语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兴盛期为公元500至1200年，首先是最著名的迦梨陀娑。需要补充的是，印度的古典传统本质上是世俗的。宗教文献和学术作品一般与文学作品有区别。[1305]
迦梨陀娑的身世不比波你尼更确定。他的名字意思是“迦梨女神的奴隶”，某种程度上说明他出生于印度南部，尽管作为湿婆配偶的迦梨在孟加拉有众多的追随者。与此同时，迦梨陀娑作品中的某些特征暗示他是来自乌贾因或曼陀娑尔的婆罗门（许多细节表明他非常熟悉马尔瓦地区肥沃的纳尔马达河谷）。同索福克勒斯一样，迦梨陀娑也只有七部作品传世。他首先是一位抒情诗人，但他也创作了史诗和戏剧。他最有名的诗是《云使》。诗中，一位恋人试图通过大雨来临之前一片移动的乌云向他的情人传递消息。在叙述中，乌云从德干高原以北的圣山向喜马拉雅山飘去，飞过下面变化万千的风景——美丽的河流、雄伟的山脉、精美的宫殿，产生各种感情。迦梨陀娑最让人感动的戏剧是《沙恭达罗》，它讲述了豆扇陀国王在一次狩猎中遇见了一位美丽的仙女。落入情网的国王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宫廷，与这位迷人的仙女结合。最后他回到宫廷，逐渐忘记了她。后来，当沙恭达罗生的儿子来到首都时，国王一开始拒绝承认。故事情节很简单，但突出的是迦梨陀娑对话中的欺骗性现实、人物的多变人性，以及他随时随地发现美的方式。尤其是迦梨陀娑对人物的理解和刻画，人物能够提升或堕落的方式，使他成为莎士比亚的前驱。[1306]
笈多王朝有自己的戏剧理论，由婆摩诃（5世纪？）做出了总结。他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尽管他的理论改编自更古老的传统：婆罗多（传说是第一位“演员”）的《乐舞论》。根据《乐舞论》，戏剧的发明是为了描写和谐的黄金时代衰退之后世界上出现的冲突。[1307]《乐舞论》的主要思想是，戏剧可以划分成十种：街头戏剧、关于神灵的远古戏剧、幕间舞等。戏剧探讨八种重要感情：爱、幽默、力量、愤怒、恐惧、悲伤、厌恶和震惊。戏剧的目的是模仿世间主要事件，给观众带来各种美的享受（戏剧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引诱观众与人物认同）。戏剧“应当向观众展示，敏感、喜剧化、英勇、愤怒、不安、同情、恐惧、神奇都意味着什么”。戏剧是为了享受，不过舞台也应当有教育意义。婆摩诃把这一理论扩展到了整个文学领域。
这一时期印度文学的思想和创作传播至整个东南亚，这一事实更印证了它的璀璨成就。在马来亚、爪哇和婆罗洲都出现了笈多风格的佛陀形象。[1308]据认定，公元3、4世纪第一次在印度支那出现的梵语文字表明它是那里读写能力的开始，“几乎东南亚所有的前伊斯兰文字都是笈多婆罗米文的派生”。[1309]
正是在笈多王朝的统治下，印度教寺庙成为印度的古典建筑形式。印度教寺庙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整个世界（尤其是中国、朝鲜、西藏、柬埔寨和日本）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度艺术，西方也是如此。英国达勒姆大学古尔班基安东方艺术博物馆的菲利普·罗森这样描述：“后来历史上的艺术的某些象征和形象首先出现在印度河谷的微雕和印章上。例如，以‘万兽之王’形象盘腿而坐的阴茎神、裸体女孩、一条腿成对角线穿过另一条腿的舞者、圣牛、健壮的男性半身像、‘生命之树’，以及众多的小型猴子、女性、牛和推车等陶俑。”[1310]
从历史上看，印度教没有产生任何永久的仪式。印度教徒可以自由地在乡村任何地方献祭，因为神灵喜欢在乡村现身。[1311]然而，公元2世纪时，印度教开始表现出与印度王权理论结盟的倾向，在此理论下，某些神灵受到国王的敬拜，这样国王可以把自己的权力同神的超自然力量联结。结果，印度教的石室建筑和寺庙雕刻在分散的各处发展起来，这些地方都曾经是王朝的都城。婆罗门在他们的神圣文献《往世书》中利用这些地方创造传说，吸引信徒，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建造了其他寺庙。寺庙建筑群就是以这种方式成为印度宗教/建筑生活的一个特征。
正如古典时期的希腊一样，印度教寺庙也被理解成神灵的家园，里面有神像，人们可以献祭供品、做祷告。每座寺庙供奉一位特殊的神，经常是毗湿奴、湿婆等的化身。（就像史诗中那样，主神往往是其他信仰、当地神祇、自然神祇等的衍生。）早期寺庙的结构分成三部分。外部是门廊，饰有各种神话场景下的神祇浮雕。内部是一个正方形大厅，叫回廊或“曼达帕”，信徒在这里聚会，有时跳舞。再里面是圣堂（加婆格里亚，意思是“子宫屋”）。寺庙通常用大块石板砌成，不需要灰泥，整个院落建筑在铺砌的长方形地基上，象征微型宇宙，寺庙则类似天国。寺庙风格从开始的简单浑朴发展到后来的铺张华丽，有些甚至发展成整座城市。许多寺庙后来被一圈圈同心建筑围绕，每一圈都建有巨大的门，而且都被认为是“世界的轴心”，象征着印度教神圣的宇宙中心，即传说中的须弥山。[1312]与寺庙建筑群相联系的则是各建筑学派。
虽然印度寺庙的图像显然来自不同于基督教艺术的各种理论，但是它本身也具有同样的想象力和联动性。总体而言，印度教的形象比基督教要古老许多，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希腊艺术还要古老。关于毗湿奴和湿婆等伟大主神的神话是雕塑的主题，他们每一劫都会重复出现，即每43.2亿年重复出现。所有的神习惯上有自己的坐骑伴随：毗湿奴的坐骑是天蟒或天蛇（创世之初远古水域的象征），梵天的坐骑是雄鹅，因陀罗的坐骑是大象，湿婆的坐骑是公牛。雄鹅被选为坐骑是因为它代表了所有生命的两重性：能在水面游泳却不受它的限制。[1313]雄鹅的呼吸声正是瑜伽练习者渴望达到的，实际上，瑜伽的呼吸节奏被称为“内心的雄鹅”。[1314]一直以来负载因陀罗的大象被称为“爱罗婆多”，它是所有大象的天祖，也是带来大量雨水的季风云的象征。[1315]因为大象是众神之王因陀罗的坐骑，所以大象为国王专有。[1316]
湿婆神庙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物体是林伽或阴茎，这是湿婆神的一种形式，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石头崇拜（见第3章）。关于林伽的起源，印度教神话中有一些复杂的神话，说它从海上升起，然后裂开，里面出现的是湿婆。这隐约让人想到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神话。
印度艺术中最著名的人物是以舞王神相出现的湿婆，纳塔罗迦，他有四只手臂，被火圈笼罩。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印度图像。舞王湿婆和他的美丽妻子帕尔瓦蒂、他的两个儿子和他的神牛南迪住在凯拉萨山。这是一种通过林伽崇拜诸神的家庭生活。作为舞王，湿婆的舞步既能把宇宙化为乌有，也能创造一个新的宇宙。[1317]（在印度传统中，舞蹈是一种古老的巫术，它能致幻。同时它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可以把舞者“召唤”到一个更高的身份。[1318]）舞王的上边右手通常握着鼓，用来打鼓点。这能召唤声音，语言的载体，通过它得到启示。在印度，声音和以太联系在一起，以太是五大原质之首，其他原质都从它而生。上边的左手托着火焰，是毁灭元素，也是对将要发生的灾难的警示。第二只右手摆出“不必畏惧”的姿势，第二只左手则指向抬起的脚，象征着从地面的解脱，也即获得救赎。整个人物形象是在恶魔身上舞蹈，不仅仅表示胜利，也表示人类的无知，因为真正的智慧来自对恶魔的征服。火圈不仅代表火，而且代表光明；不仅象征地上肆虐的毁灭性力量，而且象征真理的光芒。虽然这些远没有穷尽这一人物的丰富蕴含（例如，他的实际姿势代表“时间的旋转”），但是它们传达了印度图像的联动性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印度的寺庙。
笈多时代的几十座寺庙得以保存，分别在桑吉、那烂陀、菩提伽耶，以及在中央邦、北方邦和比哈尔邦的其他地方。不过正是在今天孟买东南两百英里处的艾荷洛和巴达米，“建筑和雕刻的盛宴”标志着这一新形式的真正到来。在艾荷洛，约七十座寺庙刻有拉维基尔蒂的诗歌，其中一首第一次提到了迦梨陀娑。紧随其后的是帕拉瓦王朝的主要港口马马拉普拉姆（位于东海岸中部）的巨大石刻寺庙（帕拉瓦是一个稍晚的王朝，我们此时说的是7世纪末、8世纪初）。在花岗岩小山上雕刻而成的马马拉普拉姆“七大宝塔”是印度南部雕刻—建筑一体的最好例子。柬埔寨和爪哇的很多艺术，包括吴哥窟和婆罗浮屠，都是印度教—佛教艺术的代表。[1319]
稍晚一点的罗湿陀罗拘陀王朝是埃洛拉的庇护者（孟买西北两百二十英里处）。那里有一个空旷的岩面，从一端到另一端有两公里，一直以来装点着许多石洞寺庙。从这块岩面上，罗湿陀罗拘陀国王黑天一世开始雕刻无疑是世界上最令人景仰的岩刻纪念柱，所谓的凯拉萨寺庙就是从岩石中雕刻而成，它最终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结构，寺庙大小相当于一座大教堂，包括为僧人准备的单间小屋、楼梯、神堂、寺庙围地和大门，都用岩石雕刻而成。约翰·凯伊说得对，它看上去像建筑，但其实是雕刻。当地的刻录文字暗示，甚至连神祇都感到震惊，雕刻工自我陶醉地评价说：“噢，我怎么创造出了这样的作品？”雕刻/寺庙也为理解罗湿陀罗拘陀王朝的动机提供了线索。喜马拉雅的凯拉萨山被认为是主神湿婆在人间的居所。罗湿陀罗拘陀王朝在命人从岩石中凿建埃洛拉的凯拉萨寺庙时，企图把圣山放在他的王国境内，把印度的神圣之地纳入他的领土。[1320]
然而，次大陆最大的寺庙群落在奥里萨邦的邦府布巴内斯瓦尔。奥里萨和卡朱拉霍从未完全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在卡朱拉霍的八十座寺庙中，有二十五座幸存下来，它们分布在一个湖泊四周。[1321]有些寺庙建有与主殿分离的舞蹈室，所有的寺庙都刻有精美的人物浮雕，所有的人物都动人心魄，许多造型很淫荡。需要说明的是，从图像学的意义上，这些淫荡的雕刻目的是为了表现人死后从天女（即飞天）那里获得的快乐（虽然这个主题很大，在学术界也非常有争议）。许多评论家认为这些人物代表了印度艺术的最高成就。除了这些精美的雕刻，寺庙里还有大量的绘画和墙壁挂饰，上面镶嵌着宝石，大多数宝石已经被劫掠。
奥里萨的寺庙群也许是最有魅力的。它们由两百座寺庙组成，过去曾经更多。最早的建于公元7世纪，最晚的建于13世纪。它们紧密地建在一起，有点呈鸡蛋形状。这些有巨大竖笛和众多水平风向标的建筑群意欲使访客完全慑服，而且这种群落建筑的中心思想可能是对伊斯兰入侵印度的一种回应。这些群落幸免了被穆斯林毁灭的命运，似乎仅仅是因为它们地处偏僻，很快就被淹没在丛林中。19世纪一个叫伯特的上尉重新发现了它们，他看见，“那里树木缠绕，复杂的湖泊和水道野草丛生，无法再修复。就像柬埔寨的吴哥窟被一支法国探险队‘发现’那样，这里也被废弃了几个世纪，其象征神圣的复杂地貌也湮没在丛林中”。[1322]从那以后，对石刻文字的分析研究再现了旃陀罗王朝的某些历史。对图像的研究表明，这些遗址对湿婆崇拜有多么重要。
对许多人来说，全印度最令人难忘、最美丽的单座寺庙是11世纪早期由朱罗王在丹周尔建造的。朱罗王朝统治者是达罗毗荼人（印度南部），他们自史前就居住在卡佛里三角洲地带。卡佛里于公元985年在国王罗阇一世时期经历了一次复兴，罗阇一世在其统治末期决定在丹周尔建造一座寺庙以纪念他取得的成就。寺庙历时十五年才建成，它可能是印度最高的寺庙，高近两百英尺，屋顶有一块八十吨的压顶石。[1323]寺庙刻有重要的文字，装饰着展现湿婆神话和飞天舞女的稀世朱罗绘画。主殿有一个巨大的林伽，表明丹周尔神庙是献祭湿婆的神庙。这座寺庙是一个巨大建筑群落的中心，可能有五百名婆罗门和同样数量的乐人与舞女参加献祭仪式。周围几百英里的人们向寺庙捐赠财物和土地，村庄向寺庙进贡十一税。[1324]朱罗王朝铸造了著名的青铜器，前面讨论过的许多雕刻都以湿婆的舞王相出现，被火圈包围。
印度的印度教神庙正如西方的古典希腊建筑一样，其艺术和智慧成就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们与希腊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他们的成就既是雕刻上的，也是建筑上的。[1325]需要抓住的要点是，寺庙和雕刻都反映了一整套理想的形式经典。这些经典背后的思想不是西方的，而是世代相传的神圣法则和比例。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古典主义”思想不包括作为印度古典主义中心成分的感官与色欲的张扬。然而，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印度艺术中的这种肉欲性质没有世俗成分，而是为了提醒信徒，在天国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人间的美是多么贫乏，以及世俗的欢乐是多么短暂。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柏拉图的思想。不管怎样，印度的艺术和建筑是对古典主义内涵的挑战。
笈多王朝的成就不限于印度。从孟加拉（那时叫万加）的耽罗栗底港口出发，印度的船只一直远航到中国，主要出口胡椒，也有棉花、象牙、铜器、猴子和大象，再带回丝绸、麝香和琥珀。（当时还没有茶叶和鸦片贸易。）已经向世界出口过佛教的印度，现在则出口印度教和梵语文化。扶南的印度教王国，也就是现在的越南，由婆罗门憍陈如统治。巴厘岛、苏门答腊岛的一部分以及爪哇都成为“印度教之岛”。这些地方很可能是在引入梵语之后才有了读写能力的。[1326]
但是笈多王朝的统治并没有持久。第五代君主塞健陀·笈多是最后的一代。公元455年他登基之后不久，西北边境的胡那人（匈人）大兵压境，抵御的代价亏空了整个笈多的国库。467年塞健陀死后，帝国迅速崩溃，就在公元500年之前，胡那人首领攻占了旁遮普，他的儿子后来把克什米尔和恒河平原纳入自己的疆域。到公元6世纪中期，笈多王朝的辉煌已经完全消失。随后是半个世纪的分裂，直到606年，笈多王朝的一个与王室没有关系的分支开始崛起。这其中最出色的是第一位君主戒日王，他试图重新统一整个印度北部地区。同旃陀罗·笈多一世一样，戒日王的伟大被广为承认，当时一个叫波那的婆罗门廷臣记录了他的成就，写下了戒日王的圣录传记《戒日王传》。另一部更有判断力的记述来自一位中国佛教信徒。他就是玄奘，在630至644年间到达戒日王统治的印度，著有《大唐西域记》。
虽然戒日王扩张了他的帝国，但是让我们记住他的是，他既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诗人。他把要殉夫的妹妹从燃烧的柴堆上救下来，而且最重要的，在他的统治期间，实施了重大的宗教和哲学改革。正是在戒日王的统治下，印度教达到极盛，并取代了佛教，形成了其经典的崇拜形式，“礼拜”。它包括信徒把水果、糖果以及其他点心等祭品供奉给寺庙的神像或图像，并伴随某些秘密的仪式，所有这些都与“性力”有关，又叫“夏克提”。这被人称为“密教”。密教显然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信仰，它和古代的大神母有关，但是其中的纵欲性质是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并不清楚。密教的基本教义同其他正统印度教或佛教非常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它们这么流行，证明这些思想非常古老。其基本教义是，对大神母的真正信仰只能通过性交才能实现。最后带来的是群交，通常在所谓的“被污染的”火葬地进行。伴随这些活动的还有其他禁忌活动，例如食肉、饮酒等。[1327]
密教影响了（有些人可能会说侵染）佛教，使佛教在7世纪走向继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后的第三种形式。这就是金刚乘（“雷电之乘”），它引入了一些女性救世者作为其最有神力的神祇，即“多罗菩萨”，她们是法力较弱的佛和菩萨的配偶。[1328]换句话说，印度教中的密教和佛教中的密宗都抬高女性法则，把她们视为法力的最高形式。
密教崇拜变得非常神秘，也很秘密，因为它的活动对正统教派的许多人是无法接受的，不过它与瑜伽的密切关系增加了它的流行度。人们练习瑜伽，因为对呼吸和身体的控制对正确地性交非常重要。瑜伽作为一套思想体系，此时成为一种更有经典可依的信仰体系，例如王瑜伽的“八步功法”。这八步法是：内制、禁制、体式、调息、制感、专注、冥想，以及彻底的无分别境界。[1329]
但是瑜伽只是戒日王时期出现的六大古典印度教哲学派别之一。这六大派别一般分成三对。例如，瑜伽和数论派是一对，后者也可能具有古老的渊源。根据数论哲学，世界由二十五谛组成，其中二十四种是“物质”（自性），另一种是神我——人、精神或自我。在这一体系中，没有创造者，没有神圣之物，所有的物质都是永恒，自性存在。但是所有的物质都具有三种不同程度的属性：或多或少的纯质、或多或少的激质、或多或少的翳质。这三种属性的不同混合决定了事物在崇高、道德、惰性、残忍、强大或光明等方面的程度大小。[1330]这二十四种物质形式表现了某种进化程度，因为它们开始于原质，后者产生智慧（菩提），再上升到我们所说的自我意识，然后上升到心。从心产生五知，再产生五知根，然后是五作根。决定所有物质的是五大：以太、空气、光、水、土。成为个体感觉的神我拥有个体的精神，它认为，众生平等，但是同时又都不一样。只有当一个人实现了自性与神我的基本分离，使精神不再受苦并且得到解脱时，才能获得救赎。这些神秘主义思想与希腊柏拉图主义和亚历山大港的诺斯替信仰有很大的重叠之处。[1331]
另外两组古典印度教哲学是正理派/胜论派和弥曼差派/吠檀多派。正理派哲学（或称识见，印地语中的“达沙那”）意思是“分析”，它教授通过十六种逻辑类别获得救赎的方法。这些类别包括三段论、辩论、驳斥、诡辩、论争等。与正理派成一对的胜论派，意思是“个体特征”，它被认为是印度的“原子论”，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物质世界由单个原子组成，它们形成四种元素——土、水、火、空气。胜论派也设想非原子实体的存在，例如灵魂、心、时间和空间。同样，完美的知识是为了达到拯救，那时“自我”从物质世界和生死循环中解脱。正理派同瑜伽派一样，是一种行为哲学，或是一种思辨方法；而胜论派就像数论派，是解释物质和心灵如何组织、如何彼此相区别的一套体系。[1332]
弥曼差派（“前期探求”）是一种宗教极端主义，它认为《梨俱吠陀》的文字就是神启的经典，因此坚持救赎只能通过严格履行苏摩酒祭祀仪式才能获得。[1333]由于弥曼差派强调仪式而缺乏新的思想，后来的信徒越来越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吠檀多派（“吠陀的结束”，有时也被称为“后期探求”，后弥曼差派）成为印度最有影响力的哲学体系，衍化出许多分支，吸引了历史上众多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而且不限于印度。同样与弥曼差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吠檀多派以解释《奥义书》作为其出发点，而不是《梨俱吠陀》的祭祀，并且寻求把各种表面上看来相互矛盾的印度教经文综合起来。它提出，万物存在一个“绝对灵魂”。
最成功的吠檀多大师，也是仅次于佛本人的印度历史上第二位最受崇敬的人物是商羯罗（约780—820）。他出身婆罗门种姓，在他短暂的人生中，他从家乡喀拉拉四处游历，直到喜马拉雅山，其间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我们的世界是幻（摩耶），唯一的现实是梵，或阿特曼，即世界精神或灵魂。[1334]商羯罗最著名的教义是不二论（字面意思是“没有第二个”，或就像我们说的一元论）。根据不二论，现象世界都不是真实的，万物都源自那个“最终的，绝对的存在”，那个被称作“梵”的“没有人格的无性的实体”，它具有三个属性：存在、意识和至福。对商羯罗来说，梵是不变和永恒。对西方人来说，这听起来很神秘，就像柏拉图的“一”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的结合。[1335]宇宙其他任何事物都在变化，因为它们在某些层次上是不真实的。对人而言，这种变化的表现形式是轮回。
迦梨陀娑在他的一篇诗中提到了一个使空气凉爽的旋转喷水管。在古代和中世纪，印度人的智慧仅次于中国人，这一点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到公元1世纪，印度医生已经完善了二十种为不同的外科手术准备的手术刀。同时，他们的数学家已经发展了数群概念，让我们想起某种古埃及思想，那可以被视为关于未知数x的代数概念的原型。
在印度和在埃及一样，数学的出现似乎开始于寺庙建筑，人们用一套不同长度的绳索设计圣地的布局，建立直角，对齐神坛。这门学问在系列《苏瓦经》中被确定下来。“苏瓦”指的是测量用的绳索，“经”指的是记录一种仪式或科学的规则或格言的书。[1336]现存的《苏瓦经》有三种版本，最著名的版本叫《阿帕斯坦巴》。这些版本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其中的思想是印度人的自创，还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或希腊化世界。不过，印度的算术肯定发端于寺庙：例如神圣公式就是为了计算建造神坛需要多少砖块而发明的。[1337]
年代比较确切的是《悉檀多》，即（天文）体系，它有五个版本，都写于公元5世纪初，也是梵语复兴的早期例证。在这点上，印度学者同样坚持认为《悉檀多》中的思想是印度本土思想，然而其他人从中看到了希腊影响的确定痕迹。[1338]无论结果如何，在《悉檀多》中，印度人完善和扩展了托勒密的三角学。用H.J.温特的话说：“古印度数学毫无疑问是中世纪南亚次大陆取得的最卓越的思想成就。在希腊的几何学传统之外，它还发展了一种以分析为表现形式的强有力的方法。这不是建立在既有的公理、公设和普通观念基础上的演绎推理过程，而是对数字行为以及它们的排列组合的直觉洞察，也许可以认为是归纳性总结，简而言之，就是代数，而不是几何……对超越纯粹几何的更广泛的归纳法的探求使印度人抛弃了托勒密测算圆内弦的方法，而代之以正弦测算，由此启动了三角学研究。我们要把分析方法的起源归功于这些痴迷于神秘数字的婆罗门数学家的哲学心灵。在这种抽象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尤其有趣的特征：较低的成就是十进位的完善，较高的成就是某些不定方程的解法。”[1339]托勒密的三角学以圆内各弦与其所对应的中心角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悉檀多》的作者把这种对应改为半弦和整个弦所对的半角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被称为角的正弦的现代三角函数产生的过程。[1340]
印度人的第二大创造是发明了印度数字。这主要归功于著名的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本章开头介绍过他。公元499年，他完成了一个小薄本《阿耶波多文集》，由123行韵诗组成，涵盖了天文学，其中三分之一讲述了数学。[1341]书的后半部分讨论了时间和球面三角学，在提到计算中的数字时，他用了一句话，“后一位数总是前一位数的十倍”。“本地值”曾经是巴比伦计算法的主要构成，不过巴比伦人并没有使用十进制。刚开始时，印度的计算法都是用简单的竖笔画排在一起，这是一种重复算法，当然下一步是为4、10、20和100发明新的符号。这种佉卢文字被前面提到的所谓婆罗米文代替，它和伊奥尼亚的希腊数字近似，例如：
从这种排列发展到我们现在使用的算法，需要两步。第一步是要掌握在位值系统下，只需要九个数字——上表中从I往后的所有其他数字都可以不用。我们还不确定这一步是什么时候开始迈出的，但是数学史家一致认为它出现在印度，也许是在印度和波斯的交界处，那里巴比伦人的位值系统可能激发了它同婆罗米文字的融合使用；也可能是在印度同中国的交界处，因为中国人用算筹计数：
这有可能表明九个数字的简化。[1342]
最早提到九个印度数字的文献是叙利亚主教塞维鲁·塞博赫特的著作。在第11、12章我们提到查士丁尼于公元6世纪关闭了雅典的哲学学校，因此有些希腊学者逃到叙利亚（有些则逃到恭德沙普尔）。有可能塞博赫特对这些希腊人看不起别处的学问这一事实感到愤怒，因为他“发现有必要提醒这些说希腊语的人‘别人也知道点什么’”。[1343]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接着提到了印度人，提到他们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尤其是“他们弥足珍贵的计算方法和难以形容的运算。我只想说，他们的运算是通过九个数字进行的”。[1344]
注意这里提到了九个数字，而不是十个。显然，在当时印度人还没有向现代计数体系（0的计数）迈出关键的第二步。D.E.史密斯在他的数学史中写道：“0在印度最早的确凿证据出现在876年的一处铭文上。”换句话说，是在其他九个数字出现的两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不清楚0第一次是在哪里出现的，而且零或空的概念由玛雅人独立发展出来，这一点在后面的章节中会讨论。剑桥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倾向于认为中国是0的起源地。他说：“比较古老的印度文献在描写中国计数板上的空格时只简单用了‘孙亚’，即‘空’这个词，这也许非常重要。”[1345]柬埔寨一处683年的铭文使用了“.”，又叫“宾度”，来表示0，而邦加岛（苏门答腊岛海岸）686年的铭文使用了闭合的圆圈。[1346]不过这无疑受到了印度影响，而且确实看起来是印度人第一次使用了以上三种新的记号，它们成为我们现代计数体系的基础：十进位基础；位值计数；十个数字，而且只有十个数字。这些到公元876年都出现了。
现在，我们只用一个“鸭蛋”来代表0。有一段时期，人们认为0最先起源于希腊的第十五个字母Ο，它是“欧登”的首字母，意思是“空”。这种说法已经被推翻。有时用“.”，有时用倒写的“h”来表示。[1347]
印度数学家的最后一个重要创造是发明了格子乘法和长除法。“格子”是个意大利词，这种算法在12世纪发明后传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14、15世纪又从那里传入意大利。格子看上去像威尼斯风格窗户上的格栅。下面是格子乘法的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中，456和34相乘，得数是15504。顶上的数字和左边的数字分别相乘，把每个得数写在相应的由对角线分割的方格中。这样除了个数相乘外，不需要别的记忆负担。然后，只需要把对角线上的数字相加，从右边顶部开始并向左进位，得出最后的答案。[1348]
直到公元8世纪早期，印度人才接触到伊斯兰教，而且如果不是因为711年的一件事情，可能还要更晚。那一年，一艘装满货物的阿拉伯商船在印度河口被劫，这一事件激怒了伊拉克的倭马亚总督，他向信德之王发起了一支由6000名叙利亚骑兵和同样数量的伊拉克骆驼骑兵参加的军事远征。[1349]这支军队很快征服了婆罗门阿巴德，所及之处，印度人不是改宗就是被杀。但是这种早期的暴行没有持续多久。阿拉伯人很快认识到印度人太多，难以杀尽；再者，穆斯林学者研究了浩繁的印度宗教文献，最后认可印度人的顺民地位，印度教成为一种与犹太教和基督教并行的受保护的信仰（当然是在他们缴纳特别税的前提下）。[1350]
伊斯兰教对中东的征服如此之迅速，人们以为它也能在印度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事实不尽然，这可以从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并存这一事实可见一斑。当然在印度，也有几百万穆斯林。穆斯林对印度北部的武力征服不在本书的范围。只需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突厥人和阿富汗人比阿拉伯人更多地参与其中，而且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主要形式是逊尼派和苏非派。苏非派神秘主义在1095年获得振兴，其时安萨里从巴格达的尼扎米亚学院的首席神学教授位置上退下来，开始了一个苏非信徒的生活（尽管诗歌也促进了苏非派的大众化）。到12世纪，苏非派分成几个不同的教团，每个教团都由一位导师领导，以罕卡（招待所）为中心，吸引各地寻求精神生活的信徒。[1351]一开始，罕卡依赖施舍维持，但是后来就像中国的佛寺，许多发展成非常兴盛的群体。
信德、旁遮普和孟加拉成为苏非教派的主要中心，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教团是苏哈拉瓦迪教团和契斯提教团，前者得名于一本关于苏非派神秘主义的手册的作者，后者取名于它发源的村庄。契斯提苏非信徒过着守贫和禁欲生活，他们有一些帮助入定的静修功夫，如控制呼吸、在偏僻地方苦修四十天，还有最奇特的是，两腿系在树上，头顶地，倒立四十天。这些修炼方法让比较正统的穆斯林感到震惊，有几次他们试图镇压，都未能成功。正如佛教在中国被汉化一样，伊斯兰教在印度也被印度化。[1352]
整个一千五百年来，佛教和印度教在印度和平相处，互相借用思想和修习方法。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入侵，佛教中心（那烂陀寺、超戒寺、欧丹多富梨寺）越来越萎缩，它们受到的压迫日益严重。佛教在印度逐渐消亡，直到19世纪中期才得到复兴。[1353]
宗教思想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印度，从印度到东南亚和日本的向东传播，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向西传播在规模上不相上下。这些重大思想从世界上如此之小的地方向外辐射，从它们所影响的生活各方面来看，很可能是整个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转变。
在印度，梵语的发展（或停滞）导致了某些不规则现象。例如，在迦梨陀娑的剧本中，有一个戏剧传统，那就是属于下层的仆人和所有的女人儿童都只能说和理解普拉克利特语，表明它是所有人的第一语言。Burrow,Op.cit.,p.60.在剧本中，梵语只属于那些“重生的”国王、刹帝利和有学问的婆罗门。Keay,Op.cit.,p.153.因为梵语非常僵硬，因此，在波你尼之后整整一千年里的作家不得不用独创代替更新。后果之一就是，一个句子有时长达几页，而单词可能长达五十个音节。（相反，在早期梵语中，复合词的使用与荷马时代没有什么不同。）Burrow,Op.cit.,p.55.尽管梵语只能被极少数人理解，那些人却非常重要，而且正如我们要看到的，这并不能阻止新思想的发展或传播。随着各地方言的分化和繁殖，梵语在印度充当了一种文化纽带。
14 中国的士大夫、理学和毛笔文化
希腊语中，“中国人”叫“赛里斯”，拉丁语“赛里卡”由此而来，意思是丝绸。普林尼就指责他的矫揉造作的同时代人奢靡放纵，抱怨说太多的中国丝绸进入罗马。中国的纺织品至少自公元前1200年就经过“丝绸之路”运往西方，因为直到公元200年左右，只有中国人知道如何养蚕。[1354]晚至7世纪，旅行家和僧侣携带丝绸，以备生病时当医药费使用。据传说，一位中国的新娘远嫁给一位中亚的王子，她在头发里面私藏了一个蚕茧，由此，中国失去了在丝绸业的垄断地位。到4、5世纪，波斯、印度、拜占庭和中国一样，都能生产丝绸，当然，中国人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竞争优势，因为他们生产的丝绸编织更致密，式样更复杂。[1355]
到中世纪为止，世界上思想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是中国。事实上，中国的领先地位可能在宋代（960—1279）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更突出。剑桥学者李约瑟（1900—1995）毕生致力于早期中国科技史研究，他在其皇皇巨著中说：“无论什么时候追踪中国文献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科学或技术史，人们总是在宋代发现它们的重大进展。”不过，魏根深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印刷术的发展（这点我们很快要讲到），相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多的宋代文献得以保存下来。[1356]中国发达与成功的一个标志是其人口，12世纪超过了7000万，一个世纪以后可能达到了1亿，几乎是整个欧洲人口的两倍。[1357]
自从汉代的强盛（见第8章）之后，又经历了几个朝代更替。中国被蛮族游牧部落瓜分后又统一，再次被瓜分又再次统一，朝廷征召劳力建造长城和遍布乡镇的运河。到唐代（619—906），虽然君主登基、废黜、复位，但是唐代的君主在8世纪为发展骑兵而开始了马匹饲养和繁殖计划，这为火药发明前的中国军队提供了主要战斗力，因此唐代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和辉煌。两宋时期（北宋从960年至1127年，南宋到1279年结束），中国已经接近了近代科学边缘，并且出现了小规模的工业革命。“在把自然知识运用到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比。”[1358]
有一些思想和突出的技术发明推动了宋代的发展，第一就是纸张，它最终带来了印刷术的发明。中国人早在商代（前1765—前1045）就有了文字，商代人在占卜时，用红热的木棍灼烧兽骨和甲壳，从开裂的纹路卜筮吉凶，将结果刻在这些骨头和甲壳上。这些甲骨片上已经发现了大约3500个不同的汉字（现代汉语总共约有8万个汉字），这些甲骨片有时绑在一起。后来，出现了竹简，用刻刀在涂有一层清漆的竹片上写字。这些竹片也用线或绳穿在一起。孔子研究《易经》时，使用的就是这种书，显然他是一个非常刻苦用功的学生，因为他“韦编三绝”。[1359]吕西安·费夫贺和马尔坦在他们的图书史中指出，现存最古老的中国书籍于20世纪初在中亚的沙漠地带被挖掘出来，包括简策和版牍，上面写有词语、日历、药方以及守卫丝绸之路的驻兵日常生活的官方记录。它们都用毛笔书写于公元98至137年。不过，从那以后，版牍在古墓中不断被发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
有的时候，竹片被缣帛代替，因为后者更轻、更韧、更有弹性，而且能用棍子卷起来，节省空间。因此，汉字中的“卷”成为“书”的代名词（正如拉丁语中的“卷轴”一样）。但是缣帛昂贵，中国人一直都在寻找替代品。从丝绸碎布，到其他废弃物（破布、破渔网、大麻类植物、桑树皮），经过不断的试验和失败，他们终于制成了一种糊状物，当它干燥后，能够在上面书写。当时的惯例是，所有的发明都要归功于宫廷，因此纸的发明者被正式认定为任宫廷作坊主管的蔡伦（卒于121年）。是他在公元105年给皇帝的进呈中首次提到了纸的发明，不过之前纸张肯定使用了有段时间，发明者是些从未见诸记载的无名人士。[1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