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代替缣帛后（除了奢华的书），开始以24厘米×45厘米的尺寸生产。纸张前后粘贴形成长条，可以卷在轴上。但是这样做比较麻烦：如果想寻找某一篇章，必须展开整个卷轴。这大概促使书后来向书页发展，尽管当时印度的许多经典写在棕榈叶上，用麻线穿起来，所以有可参考的原型。在敦煌发掘的一个古代中国图书馆出土了5至10世纪的1.5万卷手稿，从封闭的墙中发现了各种形式的书。除了书卷，还有中国人所称的“旋风装”。书页的竖边相互粘贴，卷起来后就像手风琴，打开时呈波浪曲线。这种形式现在还用在书法作品、某些佛经或道教经文，以及画作上，但是由于边缘容易破损，于是出现了第二步——把纸张对折，再把书脊缝起来。这样可以自由翻动书页，这种书有个中国名称，叫“蝴蝶装”。[1361]
随着纸的出现，印刷术的发明也不会远。到纸发明出来时，中国人和其他民族一样，一直以来在大石板上刻写经典文本，以便尽可能精确地保存它们，同时也让大众能够阅读。于是出现了在石板上反向雕刻的经文，好让朝圣者或游客可以带回拓片。这实际就是印刷，除了名称不是。但事实上直接导致书籍印刷出现的是阳文篆刻的发展。到公元1世纪初时，虔敬的信徒当中流行阳文篆刻的印章，上面刻的通常是长篇经文、祈祷词，甚至还有佛像。这些印章有时会摆放在僧人的禅房里。不过，重大的突破可能还是纸张能够压出印痕，这是丝绸无法做到的。对反向雕刻的文字进行压印就可以印刷出正面可读的书页。在大量的试验之后，在已有的发现中，最早的阳文反向雕刻木版是一幅8世纪中期的小佛像，它是伟大的法国史前史学家伯希和在新疆的库车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那是868年用木版印刷而成的长书卷。它是佛经文本，有漂亮的卷首插画，质量上乘，说明木版印刷技术已经非常发达。最近在韩国发现的一本书也许年代更久远，但是目前学者还无法决定它起源于韩国还是中国。[1362]
雕版印刷可能出现在长江两岸，从那里开始往外传播，主要是宗教权威组织出于保存经文的需要。公元932年，冯道给皇帝呈送了一份报告，建议使用雕版印刷来保存经典文献，因为当时的朝廷没有足够的财力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保存，即通过雕刻“石经”。新的方案非常成功，大大提高了读写能力，从932到953年，大多数传世文献都被印刷。这一新技术得到官方正式认可，冯道也被认为是印刷术的发明者。正如东汉时蔡伦和纸的发明一样，雕版印刷真正的发明者也是更早的不知名的人物。
试验在不断进行，但是铜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早期尝试都没有成功。对活字印刷的第一次真正尝试是在11世纪，发明者是一个叫毕昇的铁匠，他用胶泥制作活字，然后火烧令坚。这些活字被放入松脂和熔蜡浇灌的铁版内，松脂和蜡汁冷却后会凝固，能固定活字。当重新加热的时候，版上的字就会脱落，可以重新排列，组成新的文本。[1363]硬木、铅、铜和锡都曾被用作字模，但都不是很成功。当时的一篇文章提到，这些字模按照发音分别存放，即同一韵部的字放在一起。[1364]
然而，现在清楚的是，活字印刷在中国的近邻朝鲜发展最快。这得益于一位仁慈的国王，世宗，他于1403年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这项谕令即使在今天也非同寻常，更不用提当时了。他说：“须广布律令、典籍，以扬善去恶；唯有如此，方能长治久安。我邦鄙处海外，自中国输入之书甚少。而木刻雕版容易腐损，且难以刻尽天下之书。朕欲以铜活字印刷，以印制更多书籍。其利之广，诚不可限量。工程之费不宜由百姓承担，当由国库所出。”法令颁布后，浇铸了约十万个铜字，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又制作了另外十种字模，我们现在知道，前三种（分别在1403，1420和1434年）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1365]但是无论是朝鲜的印刷术还是中国的印刷术都似乎未能迅速传播到西方，对欧洲的印刷术产生影响。[1366]
虽然宋代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更多的书籍，但是中国人自己并不像欧洲人那样认为印刷术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字不是字母文字，而是由数千个汉字组成，所以活字印刷没有表现出印刷拼音文字那样的便利性。另外，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在中国的欧洲人注意到，木版刻字工雕刻一页汉字的速度同欧洲的排字工编排一页拉丁文本一样快。木版印刷还有两个优势：雕版可以保存以备后用；雕版既可以刻字，也可以刻图。因此在早于西方的几百年前，中国书籍就有彩色插图。[1367]
印刷术必然引发书写和语言问题。汉语和汉字同印欧语言大不相同。虽然有很多方言，但是北方人所说的官话为现在70%的人使用。汉语所有的字都是单音节，例如，“China”在普通话中是“中国”，字面意思为“中央之国”。而且，汉语中只用420个音节，而英语中有1200个音节；因为汉语字典中大约有5万个字，所以有很多词的发音相同。这样，为了区分不同的意义，所有的音节都有声调：平、上、去、入。以周有光所举英语句子为例，想想英语中在不同情况下说“是”的语调：例如当你沉浸于工作中回答敲门声时，又如同意某一观点但心里仍有疑问时。这种声调的差异可以完全改变汉字的意义。例如，“ma”依声调不同，既可以是“妈”，也可以是“马”，还可以是“骂”。[1368]更复杂的字如第四声“yì”，有41种意义，其中包括“易”“义”“异”“艺”等。意义必须根据上下文才能清楚。
因为汉语是非屈折语言，不会因为数、性、格、时态、语态或情态而发生屈折变化。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或通过词序，或通过使用助词加以表示。以汉语常用的一句话为例：“昨天他给我两本文学革命的书。”“昨天”表明“给”是“过去给”（就像我们在英语中那样说）。从词序上，“我”是“宾格我”，而“两本”表明“书”应该是“书的复数”。最难理解的是“文学革命”。句子中的词序表明它是“文学的革命”，而不是“革命的文学”。因此整句话的意思是“昨天，他给了我两本关于文学的革命的书。”[1369]助词“了”表明已经完成的动作，“我”和“们”在一起表示“复数我们”。汉语中的词还分成“实词”和“虚词”。实词本身具有意义，而虚词只有语法意义，具有介词、连词或疑问功能。“你是一个英国人吗？”意思就是问“你是不是一个英国人？”[1370]
汉语的思想不同于印欧语言，同样，汉字也不同于西方的字母文字。它更让人想起文字诞生之初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早期图画文字。所有的汉语方言都使用一种文字，它也是朝鲜语和日语的基础。根据传说，汉字是由公元前3千纪初半神话时期黄帝宫廷的一位官员仓颉所造，尽管并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存在比公元前1400年的甲骨文更早的文字。汉字的基础是四书，第一种是象形，例如，太阳开始是一个圆圈，中间一点。后来简化成一个小长方形，中间一横。三个山峰连在一起表示山。（见图11的例子。）第二种是指事，例如数字用简单的短横表示，“上”和“下”的概念分别用横线上一点和横线下一点表示（见图11）。第三种是会意（含有某种幽默），例如“闻”字，是两扇门中间一个耳朵，“林”是两棵并排的树。第四种是形声，例如表示海洋和羊的字都读“yáng”，第二声。如果加上“水”，“yáng”就是“洋”。这当然只是萌芽阶段。在字典中汉字根据214个“部首”或区别性字根分类排列，表示意义的一般特征，在此基础上添加各种成分。[1371]
传统汉字用毛笔书写，而不是笔管。有几种字体，例如楷书、行书和草书。楷书的每一笔都相互分开，类似于英语或拉丁语的手抄体。行书的各笔倾向于相互牵连成流线状，比英语中的草写体更流动。草书则更为简约，就像速记。例如，“禮”字如果用楷书书写，有十七笔，用行书有九笔，而用草书仅有四笔。[1372]楷书用于正式书写场合，行书通常用于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作品中。
图11 汉字的发展
（Source:John Meskill et al.(editors),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sation,197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汉语和汉字的诸多方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汉字本身的图画性质，更重要的是四声，它为中国诗歌注入了西方语言所没有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汉语的体验同其他语言完全不同，它通常体现了儒家的阴阳思想。再举一例，“山高”在汉语中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必要使用动词“是”。周有光说：“因为没有主谓结构，中国人没有发展出逻辑学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没有发展出哲学上的实体概念。没有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关系或科学的观念。相反，中国人发展出了相关逻辑、类比思维和关系思维，这些思想虽然于科学无益，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政治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关于人生的哲学。”[1373]
然而，在讲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总是回到实用层面。无论纸张、印刷术、汉字和中国人的思维之间有何关系，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其他更为实际的用途。例如纸币，这是宋代的又一项发明，它其实体现出两种思想：印刷的纸和书面承诺。这是对钱币的一大进步，因为钱币本身能代表这种或那种金属的价值。纸币首次见载于11世纪初，可能是对多种同时出现的危机做出的回应。首先，在10世纪的中国，也就是宋代之前，国家分裂成十多个各自独立的政权，每个政权都铸有自己的钱币，北方用铜，南方用铁或铅。10世纪末，宋代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并实行单一的货币：铜币。但是，此时正值战乱频仍，国家花费巨大。因此，政府大量铸造铜币，但仍不足以应对。起初从为军队提供军需品的商人开始，国家开始发行纸券，它们被称为“飞钱”[1374]，是真正的纸币的先驱。真正的纸币出现于1024年，后迅速传播，至少使用了一段时间，直到元代末期（14世纪中期）因滥发而废止。它们被称为“交子”，或“钱引”“关子”。纸币还促进了其他交易工具的出现。兑票、汇票等，都出现在11世纪。一开始，政府新成立的交子务规定纸币分界发行，每界三年，不过，后来这一规定逐渐松弛。[1375]
除了纸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中国在钢铁制造方面也比欧洲先进几百年。从8世纪开始，煤矿得到开采，并用于炼炉，制造高质量的铁和钢。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从一项估算中可见一斑。11世纪中国生产的铁已经是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生产铁的70%。[1376]在蒙古人入侵和占领期间（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钢铁制造急剧下滑，再也没有往日的辉煌。[1377]
一些被归功于中国人的发明，尤其是马鞍和马镫（5世纪），很可能是中国边境草原游牧民族的首创，后被中国人习得。尽管如此，大批新技术是在中国境内被发明的，[1378]其中两项尤其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即火药和瓷器。[1379]煤、硝石、硫黄的燃烧和爆炸性能首先是在唐代的炼金术中发现的，但是直到904至906年火药才被用于战事。[1380]起初，它只用于飞行投射物，称为“飞火”。后来该技术迅速发展，制造出烟雾弹和燃烧弹，最终制成炸弹。这些弹药在1161年的安徽之战中已经投入使用，帮助宋军取得了对女真人的胜利。女真族是满洲人的祖先，又称为金，占据了宋朝西北的土地。换言之，虽然火药成为燃烧武器，但是就战事而言，它最有威力的性能是爆炸性能。[1381]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发展是火药在管中的爆炸，它的使用可追溯到1132年。第一批火药管有点像臼炮或火箭，其实就是第一批火炮，用木头或竹子制成。使用时要用两次火药，一次用于箭镞的推射，一次用于点火。金属管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280年的宋蒙之战中，有一个描述这一新型杀伤性武器的新词叫“铳”。到火药传入西方的时候，它不仅仅是炸药，而且火炮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具备。同纸一样，火药也是通过穆斯林传入西方的，具体来说是通过安达卢西亚的植物学家伊本·巴伊塔，他于1248年死于大马士革。硝石的阿拉伯语是“中国雪”，而波斯语是“中国盐”。[1382]在西方，火药的历史重要性被大书特书，人们一般认为，火药的发明加快了骑士阶层的没落，结束了刀剑和战马的主宰地位，从而加速了中世纪的终结。
在火药发明的同时，宋代瓷器的生产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达到鼎盛。[1383]11世纪最重要的瓷器产地是黄河之滨的开封以及河南、河北一些城市的官窑。12、13世纪，这些官窑被东南沿海（香港的东北方向，台湾对岸）的其他官窑取代，例如杭州、福建和江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被外界看成是“奢侈之国度”的一个原因，它生产的商品令人垂涎。除了瓷器之外，大麻、养蚕用桑树以及棉花在13世纪也开始向外传播，茶树也开始在四川的高地种植。漆树在河北、湖南和浙江更加普遍。[1384]
中古中国最后一项伟大发明是它出色的航海事业，它开始于11世纪，鼎盛于1405至1433年明代的探险，最远到达了红海和非洲东海岸。中国的早期航海活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那个地区的风向。[1385]那里的季风很有规律。风向突变或完全无风的情况相比大西洋或地中海要少得多。因此，对划桨奴隶的需求也少得多。相反，中国比世界其他地方发展了更先进的各种帆。季风的规律性以及它们随季节而改变风向的特性（冬天是东北方向，夏天是西南方向）意味着，每年一次的长途航行可以不需要停靠港，在中途做一长时间的停留后，一旦时机适合即可返程。这样的航行导致中国人在东南亚和印度海岸建立了重要的海外殖民地，促进了思想的传播。[1386]所有这些大概对10、11世纪大型中国外海平底帆船的出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387]
自古以来，中国船的船体就有相互隔开的水密隔舱，这种构造直到19世纪初才被西方船只采用。但这决不是中国航海技术的唯一先进之处。指南针发明之前最重要的技术是船尾柱方向舵的发明，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中国平底帆船的船体是长方形，能够把方向舵安装在船的尾部。直到1180年左右，船尾柱方向舵才传入西方，此前西方的船只一直使用后方桨控制方向。这种方法的控制力弱得多，而且在外海暴风雨天气几乎没有控制力。它还限制了大海航行船只的规模。与此相反，到两宋时期，中国的平底帆船规模巨大（400英尺长；哥伦布的船刚刚80英尺）。这是一系列发明和创新的结果，它的4个甲板可以装载1000人，4座桅杆上装有12张帆。这样的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两年而不用添加补给。在中国人的其他航海发明中，还有锚、滑动龙骨、绞盘、布帆和转向帆，以及指南针。指南针第一次被提及是在一本名为《萍洲可谈》的中国书中，作者叫朱彧，里面提到前一个世纪末广东船只就已经使用了指南针。两百年后，即1280年，欧洲船只才使用指南针。[1388]
每项发明都证明，此时的中国人不仅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民族，而且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民族。我们检视过的所有这些发明都促进了中国的兴盛，带给中国人探索世界的乐趣。但与此同时，中古的中国人生活中也存在另一面，一种更加抽象的、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心性，它创造了另一种类的许多发明。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观念，这一观念在欧洲也有对应物，但是在中国远比欧洲出现得更早、更广。
古典时期，由于各国之间的战争，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如第5章所说，这就是士。[1389]在这段动荡混乱时期，世袭出身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个人的才能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虽然受过教育但是没有爵位，因此他们施展自己的才能，游走于各国之间，充当书吏或史官。一些人的主张颇有成效，就能带来政治上的晋升：士开始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到两宋时期，这一阶层已经经历了几次变化。成为士的途径也变得更复杂。最重要的途径是参加科举考试，士大夫从中产生，并由此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文官行政体系，管理整个国家。在科举制度之前，士都由有威望的人甄选，尽管有时他们也会犯极大的甚至是荒唐的错误。[1390]正因如此，习惯做法是，士必须先在地方官衙进行历练，可是，由于特殊阶层总是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一体系自然就弊端百出。结果是，到隋唐时期（581—906），不满情绪滋生。第一种改进的方法是让荐举官为候选人的表现负责，不过这种方法并不见效。从6世纪开始，人们尝试采用口试和笔试与推荐制度相结合的体系。[1391]
整个唐代，考试取代了推荐/实习制度，到宋代正式成为一项制度。到那时，称为“科举”的整个考试包括三个阶段，一般每三年举办一次，第一轮是在州、府考试，几乎所有的考生，不论家世，均可参加。[1392]考生一般在地方书院学习备考，书院类似现代“填鸭式”私人教育机构。[1393]现代研究者计算，大概两万到八万考生参加州考，而通过率很少高于百分之十，而且经常低至百分之一：考试非常难。[1394]通过考试的人可以进入县或府级的儒学书院学习，准备参加下一轮考试。第二轮考试在帝国的都城举行（从唐代的长安迁到宋代的开封），由礼部主持。合格的生员会留在京城，参加最后一轮考试，这最高级别的考试有时被西方学者视为相当于博士学位。同样，第三轮及第的生员不会超过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失败也不会感到耻辱。考生从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直到三十多岁才及第是很常见的事情，有的直到五十多岁才及第。事实上，那些仅取得参加礼部考试资格的生员就可称为“举人”，意为“中举之人”。起初，第三轮是整个科举考试的最后阶段，但是975年宋代第一位皇帝发现及第的名单中有一个人的名字，觉得他缺乏才能，因此下令让所有的举人都参加皇帝的面试。这一做法延续了下来，而且由于皇帝亲自参与，使这一制度更有声望。从那时起，只有那些通过了州考和京城三个轮回考试的生员才被认为拿到全部学位。[1395]
考试分四场，每场考试用时一天。考生可以在经、史、礼、法和算等科目中选择。四场考试前后持续几个星期，起初在大型会场举行，后来考场设立单间，以防作弊。为了做到公平，采取了各种别出心裁的措施。去掉考生的姓名或涂抹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样考官无法确认考生的身份。1015年成立了誊录局，专门誊抄考生的答卷，这样考生的字迹也无法分辨。每张试卷由两位考官共同评阅，如果意见相左，两人必须达成一致才能上交给主考官。[1396]对科举考试的主要批评是，认为它太学究气，就像我们所说的，太书本化。一般来说，会考查考生对经书的强记博诵能力以及赋写各种诗体的能力，当然也会要求他们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策论。即使这样，也要求考生熟悉历史，运用古代的史传文体，知古鉴今，预测未来。科举制的批评者认为考生通经致用的能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397]
而且事实上，即使在现在的中国，科举对宋代社会的影响也是学术界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科举的真正开放程度以及鼓励社会流动的程度。无论科举是否刺激了社会流动（现代的研究结果既有支持的，也有否定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为此而产生的，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官方精心制定了各种规章以实现这一目标。“法律规定考试面向国内每个男性臣民，由此树立了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的理想，它成为整个社会的动力。”在这一方面，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1398]科举制度在1905年才被废除。
无论科举制度是否鼓励了社会流动，与周边对手和邻国相比，它确实帮助中国保持了较高的读写能力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文明。从最早期开始，教育和学术就成为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到宋代，这一进程被制度化。在更抽象的思想领域，这引发了一些重大变化和进步的产生。
最全面的一个变化是从佛教到新儒家的转变，后者又叫“理学”。虽然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但是佛教比基督教传播得更加深远，地理范围更加广阔，民族也更加多样。如果仅以数量计，佛教影响的人口更多。[1399]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分为三个阶段。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到5世纪是佛教的缓慢发展阶段，这时佛教逐渐改变其性质，开始适应中国人的心性与传统。5到9世纪是中国化佛教的鼎盛时期，宗教热情不仅体现在信仰活动中，而且体现在大量佛教艺术、建筑和思想的兴起与繁荣中。9世纪早期开始，佛教开始受到限制，中国向儒家思想转变，尽管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佛教起初是沿着贸易路线获得商人的支持而征服中国的，但也是因为它不再像开始那样追求抽象的“涅槃”，而更像我们今天说到它时所认识的那种宗教。这种佛教形式就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认为人人都能成佛，而小乘佛教认为只有那些完全灰身泯行、一心向佛的人，例如僧侣，才能成佛。大乘佛教强调佛（而不是法），并且承认三世十方各佛，尤其是弥勒佛，即来世佛。它包括佛迹崇拜、如来崇拜和阿罗汉崇拜。很可能在穿过巴基斯坦的“世界屋脊”，从印度进入中国的伟大贸易路线上，佛陀首次被描绘成人形，当时希腊风格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表现在坐像人物披衣的皱褶上。这种新的宗教开始在中国周边的各国流传。把佛经翻译成汉语的第一批译者不是印度人，而是帕提亚人、栗特人和印度—斯基泰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附近）。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佛教团体于公元65年在江苏彭城成立，它的吸引力一部分在于强调新的入定方法（例如瑜伽），一部分是由于有些教义与道教相同，有似曾相识之感。特别是它的三种教义让人联想到道教。首先是羯磨（此生的业决定了来世的存在形式），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个人份数和命运的概念。其次是世界皆空的大乘思想，它和玄学派及其有无之辩有内在的联系。（玄学在下一段落讨论。）第三，修行瑜伽同道教修炼致幻和狂喜没有什么不同。[1400]
尽管如此，佛教开始只在非常有限的人群中传播：僧人走的商路上的商人和地方贵族。贵族对此产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清谈”风尚。“清谈时，双方争相发表机智的言论、有趣的回答和华丽的名言，它逐渐扩展到……文学、艺术、道德和哲学问题。”玄学派也经常钻研老子，对形而上学问题很感兴趣，尤其是有和无之间的关系。从传统角度看，它们并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一组对立体。相反，“无”被看作“有”的反面，是存在的另一种模糊形式，这一点很难让现代人明白。对玄学来说，佛教把“无”看作什么都没有、纯粹虚空的思想非常有趣，因为这是一种崭新的思想。[1401]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佛教的兴趣成为知识贵族的一种哲学/形而上学活动，当时仅限于南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世纪末，之后它开始在北方发展。但是在一些能够表演奇迹和诱导产生恍惚和狂喜的僧人推动下，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同的佛教，对大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些僧人成功地获得了朝廷的支持，朝廷出资帮助建立寺庙，特别是资助佛经的翻译，并且资助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中国两位著名的佛教人物是慧远（334—417）和鸠摩罗什（350—413），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在中国发展成熟。由于他们的译经和传法，尤其是对戒律（毗那耶）的翻译，有组织、有戒律的僧侣制度在中国开始发展。这使佛教成为一种更伟大的救赎宗教，并且鼓舞了更多的朝圣者前往印度“求法”。402年，慧远召集僧人和居士，在阿弥陀佛（无量光佛）像前发誓愿往生西方净土，那是这位大乘佛教中的伟大菩萨所居之地。“它第一次证明所有的信徒共同拥有一种信仰，是佛教第一次以一种普遍的救赎宗教的形象出现。”[1402]
自4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开始出现各种佛塔（窣堵波）和佛堂。同时，开始在岩石上雕凿佛窟，信佛者人数剧增。这时期的皈依不再关乎个人信仰或良知，而是某种团体（甚至大众）行为。这一时期佛教的胜利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宣称僧侣阶层的自主性。404年，慧远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正如在欧洲，教会的财产不可剥夺一样，佛教徒的某些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容侵犯的，例如剃度、独身和持戒。[1403]5世纪以后佛教信仰如此昌炽，许多相应的问题开始出现。例如大量的“伪造度牒”（可以避免税役），假意向寺院捐赠土地同样也是为了逃税。大量的钟和佛像被铸造，以致没有足够的金属来铸造钱币和犁。中央政府担心太多的男子出家远游成为行脚僧或托钵僧会破坏作为社会核心的家庭生活。从这开始播下了后来对佛教不满的种子。
求法在5至9世纪也达到高峰。许多僧人前往印度，撰写游记。最有名的是法显，399年，他以六十多岁高龄离开长安，游历长达15年。他撰写了《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并带回大量佛经，将其翻译。这些求法僧人撰写的记述非常准确，为当时的亚洲史提供了许多资料。据谢和耐的统计，已知翻译的佛经总共有1692种，其中包括被认为是佛陀本人的讲法。515至946年，制作了大约14种汉译佛经的书目，使我们得以重新构建佛教影响鼎盛期的思想和活动传播情况。最多产的翻译队伍是玄奘（602—664）主持的译场，他西行印度，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待了5年，然后返回中国，用了18年的时间翻译了全部印度佛经的四分之一，约计1350卷，而在他之前的六个世纪里，185位译者总共翻译了5100卷。[1404]
在佛教思想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和日本的同时，佛教艺术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受到了希腊和伊朗的影响。[1405]印度僧人还带来了在岩石上雕凿佛窟的艺术。敦煌（长城的西端，丝绸之路附近）的千佛洞始建于366年。从那以后直到8世纪，大型佛像在中国各地出现，最著名的是云冈石窟，那里最大的佛像高160英尺。除了佛像，石壁上还绘有各种佛教故事，但几乎都已经佚失。这些故事一般取材佛本生记、地狱等。著名寺庙的墙壁也绘有宗教壁画。中国的古典艺术风格讲究纯粹、简单、精确。传统的中国艺术家会略去细枝末节，追求简洁。佛教艺术却更加华丽：它是一种铺陈、夸张、反复和修饰的艺术。佛教文学也是如此，它不仅提供了新的题材（描述佛本生故事、跌入地狱、求法），而且提供了新的形式——讲法、师徒对话、寓言故事，这些促进了中国小说和戏曲的发展。[1406]在许多方面，佛教文学使中国文学在一段时期更像异域文学：人的世界同神、动物以及来自地狱的鬼怪世界糅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与中国的传统经历非常不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想象出创世神和地狱，也没有精灵鬼怪。
因此，从4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五百年里，佛教在中国（随后在日本）兴旺发展。寺庙成为学术和文化中心，僧人（也是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同那些喜欢佛学和修习入定的俗家文人相互唱和往来。[1407]宗派随之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智顗（538—597）创立的天台宗（在浙江西北部的天台山），主要以《法华经》为教义根据；以及禅宗（日本禅宗），始于8世纪，尤其受到文人的欢迎。佛教许多宗派奉行长期的禁欲苦修，借助于苦修，通过更为艰难的禅定功夫，达到存在的极致。与此相反，禅宗追求“顿悟”，努力使自己的心灵远离散漫的思想，远离自我心念。因此，会借助于一切可能使人们从自我超脱的手段：悖论、“冥想荒唐的事情”、令人困惑的对话，甚至大声喊叫。
然而，从842到845年，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回转。佛教被禁止，佛教组织被驱散。
当然，这种巨大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反佛情绪存在了有一段时间，而且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重要差别。中国的贵族阶层总是欢迎外来影响，而且事实上，贵族阶层比整个中国民众容纳了更多的外国人：突厥人、栗特人、藏人。各种战争隔断了佛教徒的联系渠道,这也是一个影响。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受过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而进入仕途的士大夫文人。科举考试鼓励学习中国经书，在士大夫文人之间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已经远离了其简单明了的根本。819年，唐宪宗敕迎佛骨，送往长安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中国的一位大文人韩愈（768—824）写了一篇激烈的檄文表示反对。这篇有名的檄文进一步激起了反佛（和排外）情绪，并且逐渐从文人传到广大民众。最后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是，寺庙占有整个国家的大多数贵金属（以钟和佛像的形态）。当这些钟被熔烧，用来铸造钱币时，许多人拒绝使用，因为知道它们曾经是神圣之物，使用这样的钱币是渎神。这一行为也使佛教徒疏远了士大夫文人。836年，当局颁布一项敕令，禁止中国人与“有色人群”，即外国人有联系。这一敕令被普遍认为是对外来思想的攻击，并很快开始清理寺庙中的作伪现象：未受过教育的僧人、伪造的度牒、虚假的土地交易。政府对僧人的控制越来越紧，寺庙里的僧人被强制遵守他们的誓言：僧人必须发誓守贫，这样所有富裕的寺庙都被褫夺了财产。最终总共有26万和尚和尼姑还俗，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纳税，还有4600座寺庙或被毁或被改建成公共建筑。（另外4万座小型寺庙也被拆除或改建。[1408]）到宋代，出家修行虽然又重新获得了一些影响，但是一直未能恢复之前的繁盛。此时的中国佛教中断了同印度的联系，当时的印度本身正受到伊斯兰教的威胁。只有禅宗仍保持着发展活力，但主要在日本。在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激情，也就是后来所知的新儒学。
新儒学其实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所说的新理学（关于人性和宇宙秩序的一个学派）或理气学（关于宇宙秩序和宇宙能量的学派）的称呼。从某些意义上，这些称呼更准确，因为它们传达了新儒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即理，它既是宇宙（秩序）的中心理性法则，也是解释道德行为和事物的方式（如果它们能被理解的话）。把道德行为与事物联系起来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迥异（但对西方人并非没有吸引力）。
新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思想成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文艺复兴”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它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从政治到宗教到法律（在至今保存完好的第一部中国法典《唐律》中，规定儿子杀父亲所犯下的罪行比父亲杀儿子要严重得多，后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构成犯罪）。[1409]新儒学的重要性一直延续到20世纪。做出总结的是12世纪的朱熹，他列举了五位重要思想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他们都是11世纪的人物，彼此之间或为师生或为朋友，而且他们关心的问题都是关于“太极”的概念，即解释宇宙—时间—道德行为以及确保宇宙保持这种文明进程的力量或法则。这些思想家都是士大夫文人，科举进士，学习过相同的伟大的儒家经典，尤其是以孔子和孟子为基础的教育。新儒学内部有两个重大分支。一派重视经世济国和道德伦理，一派则专研理和心。强调经世济国的一派批评宋代哲学家太脱离现实，认为知识分子的真正角色是在政治现实中帮助个人的道德修行，认为大多数人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政府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最著名的心学家，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陆象山（1139—1191）。心学对很多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的信徒认为，人们只能相信那些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而获得的真理，而且在关于对错、真假问题上，个人其实是自己的权威。[1410]“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陆象山最著名的名言，被后人反复传诵。理学家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它可能削弱道德和社会行为中的所有权威。
最杰出的新儒学理学家是朱熹（1130—1200），他经常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有些人说他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十八岁考中进士，出任过一系列官职，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沉浮，在放逐中去世，两年后又被完全免罪。在他生前，他主张的理学被斥为“伪学”（因此而蒙羞并被放逐），但是在免罪后，他的思想变得极富影响力，以至于受到20世纪共产主义者的批判，被指责为中国在中世纪之后落后于其他文明国家的罪魁祸首。他的思想在今天很难获得认可，因为按照后来的标准，它们非常平淡乏味（这也许能说明共产党对他的态度）。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们在许多个世纪中的影响。[1411]
朱熹把程颐和周敦颐等前辈的一些思想融合起来。与佛家和其他人的观点相反，朱熹减弱了超自然力量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现在又重新成为自然力量，成为宇宙法则的表现形式。他说，只有遵循理学，或说包容整个世界、解释其存在及发展的自然法则，人们才能同时获得智慧、幸福和有道德的生活。[1412]只有当人遵循理学之道，他才能发现世界预先存在的和谐而接近自我完善。朱熹提出，宇宙中存在两种终极力量或实体，即太极和理，前者解释物质的存在（以及虚无的不存在，这在佛教进入中国后非常重要），而后者解释物质的形式和演化（本体论），以及如何导致人类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正如他之前的孔子一样，朱熹也相信宇宙是自我更新的。为了解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提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仁慈力量，仁。这解释了为什么孔子和孟子认为宇宙本善，人性为善。[1413]朱熹的权威部分在于其思想综合之精致，同时也在于他深厚的经学素养。在《道统》篇中，他阐明了类似的思想如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宋代。在梳理道统的同时，他其实是在宣称这些思想的真正中国特质，是与佛教的又一次分裂。他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把人比作一碗污水中的珍珠。珍珠可能看上去暗淡无光（在人的眼里），但是如果把它从水中拿出来，它仍旧会发出璀璨的光芒。朱熹认为，恶行的产生是因为忽视或缺乏正当的教育。[1414]
有感于此，朱熹汇编了《四书》。这是他确保新儒学，也就是他的理学之道能得以保存并广为传播的一种方法。他把《论语》《孟子》，以及从《礼记》中分离出的两章《大学》和《中庸》汇集在一起。他认为，这四本书应当成为教育的基础，同时还包括他对这四本书的注解和另外九种儒学经典。这一体系很快成为教育的主导。在他死后的短短几年，他汇编的儒学经典被正式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且一直延续到1905年废除科举。
向儒学的回归不仅仅是一次哲学转变，它也是理智的转变，这一转变助力于宋代的复兴。佛教中的华丽、虚幻和来世思想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更务实的理性主义，一个更加纯智识的世界：沉思的、有见地的、对过去一切充满怀疑的世界。这是一种自由，它不仅仅带来了文明艺术的兴盛，而且带来了新的艺术和学术形式：配乐诗，大百科系列和文选，风景画，园艺，关于法医学、考古学、批评史、社会史的第一批论文，以及小说，这些同本书的主题更相关。
五代时期（907—960，外族入侵而建立的几个次第更迭的短暂军事政权）创立的作为皇家学府机构之一的画院到宋徽宗（在位：1101—1126）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1415]他还把绘画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因此提升了画家的地位。考试的问题千篇一律，总是摘取经书中的一句话，要求考生运用独到的手法予以表现。考生的成绩根据构思之独到而定，而不是写生是否栩栩如生。我们应该牢记，在中国，书写用的是毛笔，而不是笔管，因此，相比后来的西方，书写和绘画的关系更加密切，它们是不同形式的笔墨艺术。魏根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书法比绘画更重要。
五代末期，山水画开始取代动物和人物画，到10世纪末和11世纪，它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这部分归因于宋代城市的增长，使乡村（尤其是山川）山水成为人们追慕之所在。但是它们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文人进士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唤起人们对沉思生活的向往，突出了云雪映照下中国山川的峻秀和瘦硬。山水画其实代表了对儒家简朴、洗练和宁静理想的浪漫主义的怀乡式回归。
与山水相关的是中国式庭园。荣叶和阿瑟·科特雷尔告诉我们，庭园艺术的兴起与山水画的发展同步。“它的源头是道家思想中回归自然的永恒召唤，既指内心的自然，也指外部的自然。不过，佛教也鼓励了这种风尚。”[1416]许多佛教圣地都有庭园，富裕的居士开始把自己的庭院作为礼佛场所。[1417]到宋代，中国式庭园开始努力发展成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形式。尽管在庭园设计的背后确实存在某些规则，但是同后来欧洲的花园不同，这些规则并没有导致整齐划一的现象。庭园中必须有山水（野外岩石和池塘）、花、树和一些装饰性建筑——桥、凉亭，或仅仅是墙面。庭园也可以作为房屋的一部分。“天井”，又叫内庭，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可以在里屋，也可以在外面。所有的宫殿都朝南。[1418]庭园中的物体还具有象征意义，有助于沉思。水是庭园的灵魂。没有草坪，没有设计成图案的花。相反，嶙峋的岩石边栽种着三三两两的植物。关于花，有一个复杂的象征体系。例如，菊花，秋天的花，“代表了退隐和涵养”；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纯真；竹，“遇劲风而不折”，代表坚忍不拔，同时也是永恒的友谊和逆境不败的象征。[1419]“中国式庭园的不对称性和随意性是信仰自然的宣言，同时也是对人类在自然世界中谦卑位置的承认。”[1420]
就像风景画和庭园艺术一样，考古学在中国也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宋徽宗时，在安阳发现了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和玉器，安阳是位于黄河以北的商代都城。这激发了古董风尚，但也刺激了对这些物品上古代铭文的兴趣，包括上面的信息和书写风格及其演化过程。从这产生了批评性考古学和金石学。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篇关于古代钟鼎的论文，1092年，吕大临撰写了《考古图》，试图对公元前2千纪和前1千纪的青铜器进行分类断代。[1421]。关于古钱币的书籍也开始出现，一对夫妇撰写了《金石录》，书中共记录了两千条古代铭文。
宋代出现了历史写作的复兴，在新儒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向早期文学情感的回归。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它表明了对早期文学特质的体认，而且不以仿古为耻。然而，在承担这一工作的时候，欧阳修（1007—1072）重新编修了过去的历史，例如《唐书》（1060年重修的史书名为《新唐书》），同时把过去常规的官方记述（而且多数是匿名）变成一种更加严谨的、评鉴性的科学著作，其价值远胜之前的史书。这些批评性史书中最著名的是司马光写于1072至1084年间的《资治通鉴》，记录了从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但是给后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该书跨越年代之宏大，而是它对材料的使用：总共354卷中，有不下于30卷包含批评性注解，讨论作者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不同的材料相互矛盾时，作者不厌其详地对所有事件逐一核对，其态度之严谨足以使希罗多德汗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