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及其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带来的整体成就可以最终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衡量：北宋成为一个取得“完美的诗歌艺术、纯文学和史书创作、辉煌的书画艺术、无与伦比的瓷器，以及一整套艺术成就”的时代。[1422]书籍的出版也是如此，“宋版书”成为最受追捧的版本。这是一个学术开始呈现出某种现代严谨性的时期，是第一批百科全书出现的时期，这些百科全书至今仍有很大价值。“宋代精英阶层已经远远超出了很久之后在欧洲仍然流行的‘古董收藏’阶段，他们沉浸在鉴定、训诂、年代测定和注解等相关学术研究中。”[1423]宋代还是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发展的鼎盛期。航海技术、桥梁、军事装备，所有这些都在宋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424]
正如牟复礼关于宋代文化的描述，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笔，从诗歌到绘画到书法，从史书创作或对经典的批评性研究到行政治理甚至到开医药处方，“都属于士大夫文人的正当行为……他们以毛笔为生，而且与毛笔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属于高雅文化”。[1425]这当然不足为奇，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其他体力和脑力活动（雕刻、制陶、漆器制作）被认为是工匠活，因此不属于高雅文化。后来的中国人继承了宋代的文化价值等级观，这种等级观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宋代确实取得了全新的、全方位的突破性进步：艺术、技术、自然科学（8世纪发明了天文钟）、社会制度、哲学。这可以从沈括（1031—1095）的一生中得到最好的体现，牟复礼认为，沈括“可能是中国科技史上最有趣的人物”。[1426]沈括广泛游历，仔细观察，尤其对太行山上的海洋生物化石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认识到山体曾经是海底。他在天文学、数学、冶金术、药物学和绘图法上也取得了进步。他制作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计算出了精确到1英寸之内的等高线，而且第一个详细记录了磁力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1427]
当我们接近本书第二部的结尾时，我们可以看出，到西方人所称的中世纪末期，世界主要文明，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和发明策源地，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从政治力量、人口、技术创新和抽象思想而言，亚洲占据主导地位。欧洲既远离当时的文明潮流，也远离伟大的贸易路线。但是一种长期的、系统的变化正在酝酿。我们很快就要看到，13世纪对许多事情而言是不寻常的一个世纪，但是正如美国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指出来的，它之所以不寻常，主要是因为它代表了一个“枢纽”世纪。“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出现了文化和艺术的繁荣。旧大陆这么多的地方从未同时呈现出这种文化成就。中国制作了最辉煌的瓷器，宋代青花瓷，只有波斯制作的溢彩流光的绿松石釉碗才能与之比肩。在马穆鲁克王朝的埃及，工匠制作出镶有金银阿拉伯花饰图案的精美家具……印度南部伟大的印度教寺庙群在此时也达到鼎盛。几乎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大量的财富被用在装饰和象征性展示上……在所有的地方，繁荣……产生高雅文化。”[1428]
然而，她同时指出，这也是西方伟大的教堂建筑活动达到高潮的一个世纪。也就是说，欧洲正在崛起。为什么东方在13世纪之后举步不前、最终一直落在后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在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中心事件之后，这个问题可能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重要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部 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15 欧洲的观念
公元10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第这样谈论“乌鲁发”（这是当时穆斯林对欧洲的称呼）民族：“他们缺乏暖的体液；他们身材高大、本性粗犷、举止粗鲁、理解迟钝、话语沉闷……越往北，人就越愚笨、粗犷和野蛮。”[1429]稍后，他的同事赛义德·伊本·艾哈迈德，也是西班牙穆斯林城市托莱多的法官，对欧洲也没有更深刻的印象。根据研究伊斯兰的大学者伯纳德·刘易斯的观点，1068年，即黑斯廷斯战役两年后，伊本·艾哈迈德用阿拉伯语写了一本关于民族类别的书。他发现，对知识做出最大贡献的有八个民族，包括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埃及人，当然还有阿拉伯人。另一方面，他发现北欧人“没有发展出科学，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是动物……他们没有敏锐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头脑……”[1430]即使到13世纪，牛津大学的学者罗杰·培根还是坚定地把目光投向东方。他向教皇克雷芒四世请求开展一项宏大的工程：自然科学领域内的新知识百科全书。他能想到的很多著作都译自阿拉伯语，他建议研究东方语言和伊斯兰教。
然而，到与他同姓的弗朗西斯·培根的时期，世界已经大不相同了。在公元1000至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弗朗西斯·培根认为从欧洲之外的地方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
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西方”领先了？如伊本·艾哈迈德描写的那个“呆板”“粗犷”和“冷漠”的民族的哪些特点发生了转变，从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使西方在财富、技术进步、宗教和政治自由方面都毫无争议地处于领先地位？在思想领域（本书主要关心的话题），欧洲在公元1000至1500年之间某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也许是一个最令人着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任何问题，并且塑造了历史新纪元。公元1500年左右，（西欧人）发现了美洲。鉴于至今仍没有正确的答案，这个问题显得越发重要。虽然有很多理论，但它们差不多都只是猜测而已。
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太多。从现有的学术研究来看，有六种答案。它们都认为欧洲在1000至1500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此时“西方”首次出现。这些答案的一致之处仅此而已。任何一个决定性的论据都有待证明。
本章与其他章节有所不同，从某种角度讲是本书的枢纽。其他章节都是描述产生的思想，试图评价它们的重要性，并且按时间顺序排列；而本章后退一步，着眼于思想产生的可能背景，力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后来的历史而言，为什么是在欧洲而且是西欧，出现了具有决定性优势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因此，我们要提前讨论一下后面章节将详细论述的一些发展。本章的直接目的是要说明，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为什么欧洲会成为这么多主宰我们生活的思想的发源地。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试图从地理学方面进行解答。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文明和资本主义》这两本书中，尤其是在后者的卷一《日常生活的组织》中，他试图解释为什么欧洲呈现出当时的特征。例如，他认为食物和世界文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他发现，在亚洲，大米“使人口高度密集，［因此］在人口繁荣的地区产生了严格的社会纪律”。另一方面，“玉米是一种需要很少投入的农作物”，这使美洲印第安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建造使这些文明声震遐迩的大型金字塔。他认为，欧洲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其相对较小的面积、谷物的效率和气候。他说，如此多的室内生活时间促进了家具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工具的发展；天气越恶劣，工作的天数就越少，但仍得养家糊口，这使得欧洲的劳动力相对昂贵，致使对省力设施（在工具的发展之外）的需求高涨，先是促进了科技革命，后又促进了工业革命。[1431]
在关于地中海的书中，布罗代尔写得较为具体，力图说明地中海那些促进欧洲崛起的特征。例如，他指出，从地质学上来说，地中海古老而深邃，几乎没有沿海大陆架。海水的“倦怠”和浅海的缺乏使地中海不产什么鱼类，因而促进了长途贸易。山脉临近海岸线，尤其是阿尔卑斯山脉，这意味着高地村庄里的人们迁移到海岸上，并带来不同的技术。迁移是思想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并且更容易在地中海进行，因为（1）地中海是东西向的，与盛行风向相同，因而使航行更容易；（2）岛屿和地中海的大体轮廓将其分割成更小的区域（第勒尼安海、亚得里亚海、爱琴海、黑海、伊奥尼亚海、苏尔特湾），它们使航海和航行更为容易；（3）地中海被很多半岛环绕着（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半岛、希腊半岛），它们的地理凝聚力促进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反过来刺激了国际竞争；（4）阿尔卑斯山脉中部是三条河流的源头——莱茵河、多瑙河和罗讷河/索恩河，它们支撑着到欧洲腹地的运输。欧洲大陆面积较小，加上这三条大河流域如此深远，促进了道路的发展，完成了运输网络的最后一步。这些道路，像可通航的海洋和大河一样，意味着欧洲中心地的开放程度是独一无二的。结果，移民，连同他们的新方式和不同的思想，在欧洲比在其他地方更为常见。
这种观点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错（虽然，西班牙不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么有凝聚力，人口也相当混杂，有阿拉伯人、柏柏尔人、莫扎勒布人和犹太人）。然而，实际上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欧洲在某个阶段迅速发展。布罗代尔的主要论点是地理决定原材料、城市（市场）和贸易路线的产生。换句话说，文明的发展方式在地理上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这种不可避免性使欧洲，而不是亚洲、非洲和美洲，成为科学和资本主义的摇篮。但是，这并不是个充分的解释。我们仍需解释为什么会在那个时期发生加速发展。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欧洲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也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一变化发生在1050至1200年之间。在《欧洲经济的起源：公元300至900年的交流和商业》（2001）这本书中，哈佛大学的迈克尔·麦考密克认为，欧洲早在8世纪晚期就处于发展之中了，并且到1100年左右已经全面展开，这意味着欧洲大陆的发展时间是通常所认为的三倍长，“并且难度也是通常所认为的三倍”。[1432]他指出，真正的最低点，至少在西欧，是公元700年，此时所有的商业活动都急剧减少，香料的国际贸易也暴跌，莎草纸不再销往法兰克地区，并且较少制作覆写本。[1433]他记载到，比德于735年去世前，在病榻上捐赠了胡椒和香料。然而，四代之后，胡椒贸易大大增加，它不再是一生难得的礼物了。他说，加洛林帝国的钱币铸造比人们迄今所想的更普遍、更复杂，并且在帝国的42个地方发现了54种7至10世纪时的阿拉伯钱币。[1434]他指出，船只拥有量在9世纪中期增加，并且他发现该时期有记载的、进行长途跋涉的将近有700人。9世纪，多瑙河上的运输如此繁忙，水匪和收费员随处可见。[1435]到10世纪早期，莱茵兰和巴黎的市场繁荣发展，巴黎郊区圣德尼的商人来自西班牙和普罗旺斯，所交易的物资最远来自伊拉克。[1436]他指出，匈牙利王国在1000年左右改信基督教是一个决定性事件，由此重新开放了到君士坦丁堡的陆上线路。[1437]
麦考密克的论点具有说服力（他的书长达1100页，史料翔实）。然而，他确定的似乎只是欧洲正在凝聚的酝酿期。游历过乌鲁发的阿拉伯人（如他们的钱币所示），如马苏第，并没有注意到这块大陆正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它正在发生变化，但伟大的飞跃还未发生。
关于10世纪后的加速发展，第二种解释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由两部分组成。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详述了“旧大陆”的经济/文化情况。[1438]她写道：“13世纪下半叶是世界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期。在旧大陆，之前从未有过这么多地区彼此相互接触，虽然仍然只是表面的接触而已。这段时间的鼎盛时期是13世纪末期和14世纪头几十年，此时欧洲和中国甚至也建立了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直接的联系。”[1439]她说，这个经济世界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其自身，而且由于它不存在单一的霸权，它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一个重要对比：后者是按照自身目的重新塑造的、长期居主宰地位的欧洲。
她的论点是，从时间上来说，公元1250至1350年之间的一百年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或重要“转折点”；从空间上来说，连接地中海东部和印度洋的中东中心地带构成了使东西方大体平衡的地理支点。她著作中的论点与布罗代尔的论点相反，认为不存在一种使世界体系向有利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她指出，曾经有八个基本贸易体系，但是它们瓦解成三个主要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和亚洲体系。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点：货币和信贷的发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机制；拥有独立财富的商人。因此，虽然欧洲在13世纪和16世纪之间确实超过了东方，她仍断定欧洲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东方只是“暂时陷入混乱”而已。她说：成吉思汗统一的陆路贸易路线在慢慢分裂；帖木儿1400年所进行的破坏比十字军东征对亚洲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1348至1351年，这个世纪的中期，从中国一路蔓延至欧洲的黑死病摧毁了位于著名的世界贸易海上路线上的许多城市，彻底打乱了习惯行为。由于不同的人口损失而改变了交易条件，引发了世界形势的可变性，促进了激烈的改革，使一些国家获益，另一些国家受损”。[1440]她说，这可以在欧洲得到证实，英格兰以前是一个边缘国家，在这场瘟疫之后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死亡”率低于欧洲大陆。此外，13世纪末期，意大利城邦的桨帆船使大西洋北部开始通航，这是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世界体系的致命一击。葡萄牙人因此“发现”了到东印度群岛的大西洋路线，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早在几个世纪前已为阿拉伯人和中国商人所知。然而，阿拉伯和印度的船只无法对抗16世纪早期出现在他们海域的葡萄牙战船。
她的观点是，13世纪时的世界体系相对稳定，是真正的世界性体系：不同的宗教体系和平共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琐罗亚斯德教；全世界的商业惯例也同样先进，“甘吉布勒姆生产纺织品的组织与佛兰德的组织并无差异；在威尼斯和中国，都是国家制造商船；在13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开罗、泉州和特鲁瓦贸易中心的发展方式和速度大致相同”。[1441]在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看来，一度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3世纪开始瓦解，没有影响以布鲁日、特鲁瓦、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但破坏了东方的中心，如开罗、巴格达、巴士拉、撒马尔罕、霍尔木兹、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和中国大陆。[1442]阿布—卢格霍德指出，历史学家通常未能“尽早开始这个故事”，因此对西方崛起的因果解释断章取义、失之歪曲。她说，实际上，13至16世纪是一个转折阶段，世界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地缘政治因素创造了一个时机，没有这个时机，欧洲不可能崛起。
因此，阿布—卢格霍德认为，重要的是先有“东方衰落”而后才有“西方崛起”。1386年，因黑死病而遭到严重打击的蒙古人“失去”中国时，世界也失去了连接陆上路线和海上路线的关键枢纽。陆路贸易路线止于北京，海上路线经过印度洋和南海，止于中国东南部的港口。整个贸易世界都感受到了与世界体系东端相分离而产生的后果。[1443]尤其是，分离有利于热那亚，损害了威尼斯。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这个世界体系进入欧洲的通道。但是，热那亚还有另一个更方便的通道——大西洋。因此，随着大西洋的开放，往返于那条路线上的船舶能够从东方的混乱中受益。这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位决定性地颠覆了世界的重心之所在。
剑桥大学中国早期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他首先提醒我们，东方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发明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多发明在上一章中已经描述过。李约瑟认为，在较早的几个世纪里，欧洲这块大陆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方面来讲都远不及中国稳定，因此发展一直落后。欧洲缺乏贵金属，地理格局——一系列的半岛和群岛（伊比利亚、意大利和希腊）——使其民族主义更强烈，因为自然边界很多。此外，他说，正因为字母书写系统如此灵活，不同的部落和群体比较容易形成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语言，从而加剧了这个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具有统一的书写系统）。所有这些使欧洲不断陷入冲突之中，因此发展落后。[1444]
随后而来的是中国的两项发明。第一项是马镫，它大大增强了欧洲骑士阶层的权力，帮助产生封建制度。第二项是火药，至少在欧洲，它帮助摧毁了封建制度，因为它削弱了骑士阶级的权力。根据李约瑟的说法，随着西方封建制度的衰弱，商人阶层出现了，该阶层与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虽然有很多发明，但它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大陆，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的帝国历史，取代封建制度的是“官僚封建制度”或“官僚统治”。这个士大夫精英阶级非常适合一个高度集权、皇帝专制的大国，官僚的治理使中国稳步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一面是，商人阶级在这样的体系中被抑制。在社会的四个等级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这种等级划分不但扼杀了创造力，还意味着中国从未发展出城邦：管理城市者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市长、行会和议员。中国的城市不是向上流动的场所，而是受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虽然有很多发明，但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现代的商业方法或现代科学。在李约瑟看来，这点终究是致命的。[1445]
不管中国的城邦是否有过发展，李约瑟的其他论述在被最近的学术研究推翻的同时也得到支持。（关于“李约瑟因素”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首先，人们对封建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存有疑虑，这不仅因为这个术语出现较晚，还因为土地/法律/效忠关系这种思想不完全符合中世纪的经历。领主对农民的权力不是来源于马匹和马镫，而是来源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体系，该体系将世界分为三个阶层（祈祷者、打仗者、劳动者），并且支持一种少数统治多数的法律体系。此外，该体系在1000年左右才产生，因此在中世纪早期就谈论“封建制度”是毫无意义的。使领主对农民的权力瓦解的最终因素与骑士阶层的命运没有什么关系，而与14世纪的人口危机有很大关系，当时蔓延的瘟疫和饥荒使农民数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增多，这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工资和更大的活动自由，从而结束了“农奴制”。
同时，其他历史学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和东方的学术确实存在差异。前面的章节介绍了杰弗里·劳埃德和内森·席文对中国和希腊早期科学结构差异的研究和观点。近来，托比·胡弗声称，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学生的能力是由国家或师父判定的，这两个体系都未能培养独立思想。胡弗认为，在12、13世纪，欧洲、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拥有的学者数量差不多，但是东方的学者没有形成一个集体身份；因此，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学者没有获得在欧洲实现的独立权利。[1446]他说，独立权利在西方发展的一个原因是11世纪末期《查士丁尼法典》，即《民法大全》的重新发现。这一发现重新引入了法律体系概念，一种新的法律科学，产生了可供讨论和争辩的共有知识这一思想。胡弗说，共有知识的思想是大学之所以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伊斯兰世界孕育的原因。[1447]这意味着，东方不存在有组织的怀疑主义。例如，他指出阿拉伯天文学家与开普勒知道的相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天文学这个概念，因而没有形成像哥白尼那样的日心说观点。集体天文学指总体的天文学知识，它为全民所有，并且可以被质疑。[1448]
另一种经济学解释让我们回到布罗代尔的观点：欧洲面积较小。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中，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认为，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即1000至1300年之间，欧洲从“蛮荒之地转变成一个被充分殖民的地区”。人口的显著增加，说明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住满”人口的地区。其主要河流的分布对此也有所助益：多瑙河、莱茵河和罗讷河/索恩河一直深入欧洲腹地。这些因素的结合产生了若干结果，特别是，古老的封建结构开始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财产，关注土地所有权。[1449]正是这种更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很快导致了专业化的出现（先是出现在农作物的种植中，然后是在支撑这种专业化的服务业），然后导致了贸易的增长、市场的扩展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它是产生剩余财富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1450]
作为支持他们论点的部分证据，诺斯和托马斯发现欧洲在这些年间引入了新的农业体系，即从二区轮作制改为三区轮作制。采用二区轮作制时，人们翻耕所有的可耕地，但只在一半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剩余一半土地处于休耕状态，以便恢复肥沃度。采用三区轮作制时，庄园的可耕地被划分为三部分。通常，一块地翻耕后在秋天种植小麦；另一块地翻耕后在春天种植燕麦、大麦或豆科植物，如豌豆、菜豆；剩余一块地翻耕后休耕。第二年，农作物轮栽。该轮作制使产量增加50%，同时也将农业劳动力分散于一年四季，降低了因农作物减产造成饥荒的可能性。[1451]该时期发生的另一变化是，马耕取代了牛耕。从生物学上讲，马比牛的效率要高50%到90%。
而且，11世纪，水磨的使用量在增加。水磨不是欧洲发明的，但是它被引入后在这个新气候区迅速传播开来，尽管需要很高的资本支出：1086年，《末日审判书》记载，英格兰的3000个社区建有5624个磨坊。尽管水磨在这里容易大量增加（因为这个小地区河流众多），但没有理由认为英格兰的技术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先进。因此，羊毛和布匹制造成为英格兰和佛兰德的一大特色。
诺斯和托马斯说，这两个发展（土地对越来越多的人利害攸关，而且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供分配）产生了两个心理影响。人们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因为某物对他或她利害攸关，个人身份不再仅仅由其宗教信仰或庄园主的农奴身份来确定；出现（或重新出现）了效率观念，因为资源现在被视为是有限的。这些与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迅速发展的市场（供应来自远方的诱人商品）一起，构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革命，最终将导致文艺复兴。
这一观点近来也遭到学者的质疑，他们强调总是有40%到50%的大量人口不是农奴（指“不自由”的意义），并且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土地。意大利经济历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进一步指出，欧洲不存在土地短缺问题，相反，土地很充足。他指出，欧洲与东方的不同之处在于，未婚人口较多，这有助于避免地产的分割和减少大家庭的数量，而这两个因素都有助于改善贫困。奇波拉还支持迈克尔·麦考密克关于科技稳步增长的论点：6世纪的水磨、7世纪的犁、8世纪的轮作制度、9世纪的马蹄铁和套头马具。同样，磨坊也被用于其他用途：从861年的啤酒生产到1138年的制革，到1276年的造纸，再到1384年的鼓风炉。[1452]所有这些都证明，欧洲的发展是稳步进行，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奇波拉同意诺斯和托马斯的以下观点：11世纪出现了新的商业技术，特别是从积聚钱财（通货紧缩）到“资本”投资的转变，尤其是康曼达契约的出现。[1453]该契约实际上是一方借贷资金给另一方的合同，以资助对外贸易，所借出资金会连本带息偿还。奇波拉还发现，自10世纪以来，对货币（钱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他提供了一份当时批准建造的造币厂的地图。他说，“银行”和“银行家”这两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2世纪。在1252至1284年间，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开始铸造金币，并且它们的金币很快成为价值标准。[1454]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是变化产生的原因还是表征。
关于欧洲的崛起，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最多的解释与基督教会及其在欧洲大陆统一中的作用有关。当时，很少使用欧洲（拉丁语：Europa）这个名称。它是一个古典术语，可追溯到希罗多德，尽管查理曼称自己为欧洲之父。11世纪时，更常用的术语是基督教世界。
教会的早期目标是领土扩张，第二个目标是修道院改革，由修道院（散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领导争夺皈依者的思想之战。由此掀开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三章，中央—教皇统治取代分散的地方主义。1000至1100年左右，基督教世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部分原因是千禧年无论从宗教意义还是从天启意义上讲都未能提供任何奇观，部分原因是视伊斯兰教为共同敌人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促使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因素。所有这些在13世纪达到顶峰：教皇与国王和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甚至到了帝王被绝罚（参见下一章）的程度。[1455]
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某种心态，这才是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遍布整个大陆的巨大而分散的教会组织产生的问题，教会和帝王、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引发了很多教义和法律问题。因为当时开办的修道院和学校讨论和辩论这些问题，所以它们被称为经院问题。关于作为“超国家实体”的学者如何促进了欧洲统一这个问题，研究最多的是英国历史学家R.W.S.萨瑟恩。以下几页的内容主要以他的著作为基础。
学者所扮演的角色最直接明显地体现在他们使用的语言——拉丁语上。在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学校、正在发展中的大学和主教宫廷，教廷大使和教皇使节使用相同的语言交流观点和信息。皮埃尔·阿伯拉尔的对手认为他的书有危害性，不仅因为其内容，而且因为其影响范围：“它们从一个种族传到另一个种族，从一个国度传到另一个国度……它们远渡重洋，越过阿尔卑斯山……它们传遍各地和各国。”[1456]正因为如此，教廷的职业众所周知地具有国际性。法兰西人可能被派驻西班牙，德意志人到威尼斯，意大利人到希腊和英格兰，然后到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就像维拉齐奥的翟理斯在1218至1230年间的派驻经历那样。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在公元1000至1300年间在讨论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上，统一了思想和辩论规则，这在其他地方不曾出现过。它不仅存在于严格的神学事务中，还体现在建筑、法学和人文学科上。萨瑟恩认为，在12、13世纪，“也就是19世纪前欧洲人口、财富和世界性雄心膨胀最迅速的那段时期”，神学、法学和人文学科是欧洲秩序和文明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思想领域的一致性和影响世界的能力可归功于对全欧洲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校的发展。教师和学生都从欧洲各地游历到这些学校，并把他们所学到的知识带回家乡。[1457]
甚至到1250年，欧洲的大学仍然屈指可数：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法兰西南部的蒙彼利埃大学、法兰西北部的巴黎大学和英格兰的牛津大学。但它们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国际性大学。虽然大学后来变得很国家化，但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1458]12世纪前半叶就奠定了经院思想的主要基础，这带来了看待自然界和有组织的基督教社会的新视角。[1459]这种目标现在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事实上却同创世、人类的堕落和救赎、圣礼一样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借此，救赎可以延伸至个人”。之所以连贯是因为创造这一体系的人都用相同的、数量不断增长的教科书，他们都熟悉讲课、辩论和学术活动的类似程序，而且他们都认为基督教能呈现出系统性和权威性。[1460]
从古代世界继承下来的东西大部分都不协调。学者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将“早在创世时就已经拥有或接触到的那种完美的知识体系归还给堕落的人类”。[1461]人们认为，这种知识体系在人类堕落和洪水之间的几个世纪里就已经完全失传，但后来通过受上帝启示的《旧约》先知以及希腊罗马世界许多哲学家的努力慢慢在恢复。然而，这些成就再一次被破坏，其中一部分在中世纪早期征服了基督教社会的蛮族入侵时期就已经失传了。然而，古代学术的许多重要文本，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都幸存下来，尽管存在于阿拉伯语译本和注解中，这在第11和12章提到过。约从1050年开始，继续恢复人类堕落时失传知识的责任被认为是新学者的任务。[1462]这种责任包括澄清、更正由于文本的失落或古代作者的片面理解所造成的错误，最后使之系统化，以便使新知识在西方基督教社会中广泛传播。“人类始祖在堕落之前的所有知识已经不能恢复了，从深远意义上说，试图了解一切会犯好奇之罪。但能够正当追求的知识，是那种对公正地看待上帝、自然界和人类行为十分必要的知识，它能促使人类救赎的产生……这样构思出来的整个计划期盼的是一个不太遥远的时期，这个计划将尽可能地令堕落的人类回归人类始祖的天性。”[1463]在当时的神学背景下，恢复知识有一个很实际的目的。[1464]“世界很可能在几十年或最多几个世纪内会走到尽头，几乎可以肯定是在另一个千年结束之前。无论如何，当理想数量（但我们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多少）的人获得救赎时，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并且学校的使命和普遍意义上的基督教会的使命一样，是让世界为这一事件做准备，加速这一事件的到来。”[1465]萨瑟恩也提醒我们，当时学术总体的数量不像今天那么令人生畏，因为所有学科基本文本的数量按照现代标准来说是很少的，基本材料不会超过中等篇幅的三四百卷。[1466]
这种对最后综合的希望到14世纪就破灭了，但那时早期大学开始形成，它们的国际性产生了许多拥有相同方法和观点的教师和学生，足够在欧洲创立一个完全由饱学之士（主要是男性）构成的阶层。这些人在相同的文本和注解方面接受训练，对相同的问题都高度重视。如前所述，他们认为神学、人文学科和法学才是重要的。[1467]除此之外，学术体系赖以建立的知识理论（所有知识是对人类堕落前大量可自由获得知识的再次获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出现一个权威体系。[1468]到1175年，学者不仅把自己视为古代学问的传递者，而且是一个“迅速达到巅峰”的综合多方面知识体系的发展的积极参与者。[1469]在稳定和促进神学和法学的研究中，学者帮助建立了一个有序的、向前看的社会。整个欧洲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
除了神学家外，有三位学者因他们对西方这个理念的贡献可能要格外被强调。第一个是博洛尼亚修道士格拉提安。在他之前，教会法不是系统的研究体系。直到那时，大部分决定都是由当地主教做出的。可以公正地说，到1100年，整个教会法体系是一片混乱。所以当他的论著《不一致的教会法规全集》（也叫作《教会法汇要》）在1140年出现时，整个欧洲大陆甘之如饴。[1470]格拉提安尝试以废除盲从惯例的方式对教会法进行重新思考、重新组织和合理化（教会法在一个完全宗教化的社会中当然是法学的主要形式）。他并不总是成功的，但在他之后，法律经常要经受合理性测试，以便能被教皇、当地主教和教士以差不多相同的热情接受。它既具有解放性，又具有统一性。
第二个学者是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约1186—1253）。格罗斯泰斯特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巴黎学习神学，以担任牛津大学的校长而著名。他是古典著作的翻译者，是《圣经》学者和林肯的主教。他还创造了（而且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实验的方法。[1471]罗杰·培根在他的《大著作》中最先指出，“格罗斯泰斯特最早写下了关于科学的著作”。[1472]在格罗斯泰斯特出生前的半个世纪中，西方学者一直把希腊、伊斯兰国家的科学著作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而这本身就是塑造西方的一个因素。格罗斯泰斯特参与了翻译运动，但正是他看到了，要想取得超越古典著作的进步，就必须解决科学方法的问题。从9世纪开始，西方就取得了大量的科技进步，那时就引进了新型轮式犁和给役畜套挽具的新方法。除此之外，水磨和风车改变了粮食研磨和冶金术，指南针和星盘工艺得到改进，发明了眼镜和时钟。但正如格拉提安之前的法学一样，这些都是即兴的、通过经验取得的进步，而且那个时期对如何归纳论证来建立论据、做出解释和提供更准确的测量和答案没有概念。
格罗斯泰斯特的主要见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归纳法”和系统测量模式。他说，调查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把调查的现象分解成构成现象的要素或元素。在分解了这些要素或元素之后，应该把它们系统地重新组合，来建立有关现象的知识。他从彩虹开始，观察它如何出现在天空，如何出现在水车轮和划艇桨产生的喷雾、嘴里喷出的水、太阳光照射的装满水的玻璃瓶中。这最终导致弗赖堡的狄奥多里克得出关于光照射球状水滴产生折射作用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第一例实验方法。[1473]
格罗斯泰斯特的创新引起人们对精确性的兴趣，进而导致对测量的关注，这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心理和社会变化，它在西方最初出现在13、14世纪。同时，时钟被发明（13世纪70年代）。在那之前，时间被认为是水流（借助滴漏或水钟），而且时钟随着季节而调整，这样夏季白天的12个小时比冬季白天的12个小时长。现在，钟楼开始出现在城镇和乡村，在田里劳作的人根据报时的钟声来调整作息时间。这样，准确性和效率就结合在一起。在欧洲人时间观念改变的同时，他们对空间的理解也改变了，空间的准确性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这些综合变化将在第17章讨论。
帮助奠定西方基础的第三个学者是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他尝试将基督教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古典著作调和起来，这是一项极富创造性和筚路蓝缕的成就，这也会在第17章详细阐述。在阿奎那之前，除了与上帝有关的知识外，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规律。我们所谓的托马斯式革命至少在原则上使一种自然观和世俗观成为可能。正如科林·莫里斯所说，这场革命区分了“自然和超自然、自然和上帝恩典、理性和启示。从［阿奎那］开始，对自然秩序的客观研究就成为可能，世俗国家的思想同样成为可能”。阿奎那坚持认为事物有一个自然的本质秩序，这似乎否认了上帝的神奇介入的力量。他说存在一种理性能掌握的“自然法则”。[1474]理性最终从天启的阴影中重新出现。
阿奎那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一方面使某束思想之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开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被托马斯引向顶峰的那束思想之光首先由圣维克托（位于12世纪的巴黎，圣维克托是一座奥斯定会修道院）的于格阐明，他提出，关注自然界纯粹现实的世俗学问是宗教冥思的一个必要基础。“学习一切事物，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多余的”，这是他的座右铭。这种态度在中世纪产生了撰写“大全”的做法，这是一种旨在综合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式论著。于格写了第一本《大全》，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可能是最好的。这种态度也得益于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它是一本宗教当局明显矛盾的言论的合集。尽管表面上看其方法是消极的，但它积极的一面是让人注意到，通过质疑矛盾之处和探索三段论，逻辑论证能深入知识的表面之下。[1475]
尽管古典著作的复苏是在信仰上帝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恢复仍然很有影响力。安瑟伦在总结对日益增长的理性力量不断变化的态度时说：“如果在坚定我们的信仰之后，却不努力去理解我们所信仰的，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渎职。”差不多同一时期，宗教和政治当局之间漫长的斗争达到高潮，1215年巴黎大学赢得了教皇颁发的书面特许，确保它追求知识的独立性。巴黎有一位学者，也就是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他是第一个明确区分从神学中获得的知识和从科学中获得的知识的中世纪思想家。大阿尔伯特在强调世俗学术的重要性和经验观察的必要性的同时，为世界引发了一个变化，其力量之大是他始料未及的。
阿奎那同意他老师提出的区分，也赞同他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没有受益于基督教启示，而是人类理性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这一点上他加入自己的观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某种程度上描述的那样，自然十分宝贵，因为上帝赋予了它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哲学不再只是从属于神学。“人类的思想和自由从上帝身上获得真实性。”[1476]人只有通过自由地追求知识才能实现自我。阿奎那说，不应该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那样害怕或诅咒这种探索。既然上帝设计了一切，世俗知识只会更准确地揭示上帝的设计，因此能帮助人类更加了解上帝。“通过扩展自己的知识，人变得更像上帝。”[1477]
托马斯坚信信仰和理性能结合起来，他最初遭到教会的非难，后来又得到教会的支持。但正如在他之前的大阿尔伯特一样，他所引发的变化也比他想到的要大。在巴黎的其他同时代人，例如布拉班特的西格尔认为哲学和信仰不可调和，事实上它们彼此冲突，因此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理性和科学的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在神学之外”。[1478]曾经有一段时期，这一争论通过提出一个“双重真理”的世界而得到了“解决”（希望用词恰当）。教会拒绝接受这样的情况，因而切断了传统神学家和科学思考者之间的交流。但太迟了。即使现在，思想独立的科学家/哲学家仍然有宗教信仰，但他们比以往更看重跟随理性的指引。
在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结合起来时，阿奎那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使亚里士多德以前不被接受的思想现在得到了认同。在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的过程中，阿奎那最终成功地使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化。世俗的思考方式被引入到世界中，它最终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理解。这基本上是本书下一部分的主要论题。
科学的方法、准确的测量、一个有效率且思想统一的世俗世界：任何对西方现代性的定义都一定会包括这些基本要素。比这些更抽象却更有趣的是一种根本的心理变化，某种形式的个体性于1050至12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在欧洲产生，这最能解释西方思想及其在以上所述事件中取得的突飞猛进。如果个体性真的很重要，那么所有其他的进步（科学、学术、准确性、世俗生活等）就可能是现象，而不是起因。
有三个主要因素导致这种情感变化的产生。一个是城市的发展，它促进了教会之外其他职业的发展，如律师、文书和教师。突然间，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这助长了长子继承制的趋势。实行长子继承制是为了减缓土地分割，因为土地分割容易使其遭到袭击。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副作用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求财富。通常，他们进入别的宫廷，成为军人。这样的社会很快培养出一种英雄文学趣味（幼子寻求财富）。正是在这一系列环境下产生了骑士制度和宫廷爱情思想（尽管还有其他原因）。这种亲密的感情立刻占据中心位置。例如，对爱情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个人形象的兴趣，意味着12世纪是一个服装大胆创新的时代，它是不断发展的个体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1479]
这一变化的第三个刺激因素是12世纪的复兴，即对古典世界的重新发现，它尤其使人们认识到刚刚逝去的年代的缺陷，认识到古典作家已经表明，人类在动机和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上可能会各不相同，甚至表明教会之外也可能存在丰富的生活。[1480]同样重要的是，新的经院哲学表明过去的权威可能有出入，而且出入还很大。因此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他们自己的）并且形成新的思想。这产生了可能最富革命性的思想：个人信仰。[1481]理查德·萨瑟恩说，新思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解你自己，以此作为通向上帝的途径。”其基本思想是，每一个灵魂都受到各自心灵的影响，人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接近上帝的程度不同。[1482]这种变化不应被过分夸大，它主要影响精英人群。虽然出现了多种敬拜形式，但普通大众仍把自己视为集体，视为教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