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相关的原因是千禧年的到来和结束，即时间年表上的公元1000年。在公元1000年左右，仍有人希望地球上的生活秩序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随着11世纪的推进，什么都没发生，对于身体复活的信仰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结果是，神秘思想增加，出现了所谓的耶路撒冷文学，主要形式是新赞美诗。这关系到耶路撒冷意义的变化。这座城市不再被认为是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天堂。相反，人们的目标是到达天堂里的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它表明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救赎，只有那些获准救赎的人才能被救赎。反过来，这也发展了个人救赎思想。[1483]耶稣受难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反映了这些新思想。在中世纪早期，有一种标准圣像：胜利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利亚和约翰看着他。基督的形象是活着而身体笔直，他的两只脚并排站在一个支撑物上。他双眼睁开，胳膊伸直，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他的脸通常没有胡须，很年轻。在基督教历史的第一个千年，到处都是死亡，死亡威胁着大部分人，死去的基督却几乎从来没被描绘过，这真是件非比寻常的事情。“耶稣受难被视为万物之主基督的胜利。”[1484]基督教传统对把基督表现为遭受痛苦的人感到不安，而是更喜欢在他身上看到神圣力量的表现。与此相反，在11世纪我们突然发现耶稣裹着薄薄的围腰布，陷入痛苦中或已经死了，而且在降格过程中太过人化。现在关注的是耶稣的悲伤和他内心的痛苦。
这种变化之前的古老思想在教会的礼拜仪式中最能得到体现。[1485]国王和贵族如此重视修道院仪式，以至于政府被合理地描述成“礼拜式国家”。例如，在11、12世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修道院中心克吕尼，礼拜仪式变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它占据了用于学习和体力劳动的时间。礼拜仪式过多，大型建筑物激增，无视农民经常缺乏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更无视仪式是用大部分俗众不理解的语言进行的：这都突出了个体性的缺乏，正如弃世的修道生活所突出的一样。[1486]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普通人、世俗个人只被允许目睹在基督身上再次印证的上帝的胜利，而不能参与其中。[1487]中世纪的残酷和暴力也起到某种作用，因为在10世纪不快乐的世界中，弃世似乎对很多人来说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1488]这种心理因以下事实而得到强化：直到1100年左右，基督徒相信人是为了补差堕落天使的数量而被创造的。换言之，人的目的不是成为人，而是成为天使。人不应期望发展自己的天性，“而应变成另一种存在”。[1489]这个时期的赞美诗是集体性的，不是个体性的。
科林·莫里斯注意到，在中世纪的早期文学中，尤其在史诗中，都叙述了在严格的贵族和等级社会中，忠诚和正式义务之间的冲突。这就等于没有个体主动性或表现更多亲密感情的余地。[1490]但在11世纪，这些也都消失了。现在我们发现，对于自我表达的欲望在不断增强。例如，在1050至1200年期间，布道和提倡个人对《福音书》的理解有了明显增加。用诺让的吉贝尔的话说：“任何人都有教育他人的责任。如果他想完全做好准备，可以首先认识自我，然后才能很好地将自己内心的斗争经历教给他人……”[1491]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吉贝尔把自己视为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他的叛逆也只限于严格界定的范围。
类似的变化在教会的教规调整中也可以看出。在11世纪中期之前，罪人必须在教会全体大会前被宽恕，如果罪孽深重，被宽恕之前会有一段时期被取消正式教会成员资格。这一做法后来被具体的苦修取代。萨瑟恩举了一个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后征服者威廉的军队受到惩罚的例子。任何杀人者必须为他所杀的每个人做一年的苦修。伤人者必须为他所伤害的每个人做四十天的苦修。不知道自己杀害或伤害多少人的人必须在他的余生每周做一天苦修。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考虑动机或痛悔，简言之，就是不考虑内心感受。这些在12世纪发生了变化。[1492]现在人们意识到，外在的苦修不如内心的悔过重要。最终，这种对内心痛苦的强调促使人们更广泛地采用个人告解。一开始，告解很少见，例如临死前或朝圣时会做这件事。但是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上，一年一次的忏悔被强制作为对教会每一位成员的最低要求，为的是信徒能聆听“灵魂的声音”。“对内心宗教信仰的追求从少数人延伸到每个人。”[1493]
这些变化也反映在礼拜仪式之外。乔治·迪比指出，在这个时期的绘画中，在意大利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首次“表现出最深刻的感情”：温柔、尊敬和绝望。[1494]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文学作品增多了，“获得”这个动词开始普遍使用，“1125至1135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那些负责圣像的人命令在欧坦的圣拉扎尔教堂门廊上雕刻的石匠放弃抽象性，而赋予每个人物个性化的表情”。[1495]迪比说，随之产生的是对洁净的执迷，然后是对洗澡和裸体的执迷，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那些有财力的人在家里开始另建私密房间，例如书房。[1496]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突出个人特点的昵称。例如，在12世纪40年代特鲁瓦大教堂的三个教士都被称作皮埃尔，每个人都有易于辨别的昵称（当然，用拉丁语）：斜视的皮埃尔、好饮者皮埃尔和好食者皮埃尔。[1497]古代世界几乎没有过的自传也从11世纪末增加。[1498]传记和通信集也在增加，这些通信集经常探究通信者的内心生活、他们的问答，以及类似于忏悔的自我反省。[1499]（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们了解到，身份可确认的艺术家第一次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自豪之情，这同拜占庭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1500]例如，埃德温是1150年左右坎特伯雷圣咏的抄写者或构思者：“我是作家之主；我的名声和赞美不会很快消失……名声永远在你的作品中铭记你，埃德温，你的名字将会在这里的画作中被世人看到。”[1501]
艺术也以其他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公元1000年后，我们看到肖像中的个人细节有所增加。科林·莫里斯认为，事实上我们理解的肖像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失传了，直到11至12世纪才重新出现，并且“形成一种新理念”。[1502]例如，王家肖像和墓碑雕刻变得更明晰，不那么理想化，人物较少地表现美德，更多是用特有的现代方式对待人物的形体。[1503]“在这个世纪中期之前，雕刻家吉斯勒贝尔在欧坦雕刻的夏娃被称为自罗马衰亡之后西方艺术中第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女性。”[1504]纪念性雕刻在11世纪晚期之前基本不存在，现在渐渐变得比较普遍。
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爱的革命”，它将个人主义、心理学和教会连接起来。11世纪见证了爱情文学的爆发，它的成就不亚于，可能更胜于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不止一位历史学家说，所有的欧洲诗歌都来自中世纪鼎盛时代的爱情诗。当然在我们最熟悉的行吟诗人中，出现了男人对女人（高度程式化）的奉承这一新元素。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努力，诗人在纸上还是竭尽全力表现出对他人的不同反应。单恋即使不算完美的爱，也获得广泛的关注。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同于对上帝的爱。一个人今生都不可能知道自己对上帝的爱与他人相比是怎样的，除非到审判日。而对一个女人的单恋使男人反思自己，并迫使他们考虑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以及怎么能改进。[1505]
我们充分考虑到修道院了吗？910至940年之间就已经为修道院的复兴打下了基础，然而在1050至1150年之间修道院数量大幅度增长。在这方面数字统计相当准确的英格兰，在1066至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之间，男修道院数量就从不到50座增加到约500座。克里斯托弗·布鲁克计算出修士和修女的数量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翻了七八倍。[1506]仅熙笃修会在1098至1170年就建立了498座修道院。[1507]在德意志，为妇女建立的修道院数量从900年的约70座上升到1250年的500座。[1508]这一复兴对建筑和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花窗玻璃、书籍彩饰，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对雕刻以及对妇女和女性观的影响。修道院和后来大教堂的大规模建造（在后两章会介绍）促进了雕塑的激增，这些雕塑除了它们本身的辉煌外，还将激发人们对将成为艺术现代化特征的透视法的兴趣。[1509]正是在11、12世纪的修道院建立和发展了圣母马利亚崇拜。崇拜圣母马利亚既表现了（男性认为的）理想女性，也体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形式。“有许多证据表明在12、13世纪，出现了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参与宗教生活的强烈需求。”[1510]女人同男人一样开始关注内心生活。
科林·莫里斯说：“个体的发现是1050至1200年间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成就。”[1511]但它是否有助于独特的西方个体观的出现？它无疑是基督教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原因或表征，基督教本身在统一欧洲大陆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中世纪鼎盛时代新的修道会不是本笃会，而是方济各会，它强调传教而不是组织，强调良知而不是等级。“如果任何一个教士给兄弟修士的命令不符合我们的规则或良知，兄弟修士不必服从他。”[1512]
约翰·本顿认为，如果男人和女人在1050至1200年间真正开始关注内心生活，他们一定比他们的先辈具有更多的自尊，而正是这种精神变化加上关于自我（口头上和视觉上）词汇的增加，最终产生了西方不断提高的自信，带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和文艺复兴。
虽然没有证据，但是变化的确出现了。11至12世纪是时代的枢纽，那时欧洲开始加速发展。从那以后，新的思想主要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怎么赞扬都不过分的巨大变化。
第四部 从阿奎那到杰斐逊：攻击权威、世俗思想和现代个人主义的诞生
16 “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1077年1月末，正值严冬，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来到意大利北部帕尔马东南方二十英里的卡诺莎。亨利当时刚刚二十三岁，他身材高大，充满活力，有着蓝色的眼睛和亚麻色的头发，是典型的条顿人。他来卡诺莎是为了见“罗马教廷的尤利乌斯·恺撒”，即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当时正在卡诺莎的城堡里。格列高利七世当时五十出头，在未来他会被教会封为圣徒，但是如教会史学家威廉·巴里所说，他实际上是“世人所说的狂热分子”。那个月早些时候，他竟然将皇帝绝罚，表面上是因为亨利四世胆敢任命德意志的主教，还因为他没有采取措施禁止当时十分普遍的买卖圣职行为，也没有禁止包括主教在内的神职人员结婚。[1513]
这个月的25日，亨利四世获准进入城堡辖区。传说他光脚站在厚厚的积雪中，饥肠辘辘，只穿了一件长衫，足足在严寒中等待了三天，格列高利七世才同意见他并赦免了他。这次公开羞辱是一场已经酝酿多年的争端的戏剧性转折点，而这一争端还要持续两个世纪。
前一年末，格列高利七世在为自己写的《教皇教谕》中宣称“罗马教会从未错过，也永远不会错”。他声称，教皇“不受任何人裁判”，“教皇的判决任何人不得取消”。格列高利七世进一步说教皇“可以免除臣民对邪恶君主的效忠”，“所有诸侯都只能亲吻教皇一人的双足”，教皇“有权……废黜皇帝”，“只有教皇可以使用帝国徽章”。[1514]
这次被称为主教叙任权之争的严重争端是教会与世俗政权争夺教会职务控制权的漫长斗争，格列高利七世只是一长列追随他的教皇中的第一个而已。[1515]他所引发的这一争端因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而达到高潮（当时正值法兰西籍教皇卡利克斯特二世在位期间，1119—1124），皇帝同意放弃主教叙任权，允许教会自由选举。对历史学家来说，主教叙任权之争只是一个更大范围运动的一部分而已，这一运动有一个很相称的名字，教皇革命。[1516]它最直接的结果是使神职人员脱离皇帝、国王和封建贵族的控制。将神职人员控制在手中之后，罗马教廷很快成为某位观察家所说的“强大中央集权的官僚权力中心”，在这里，集中了中世纪的强大工具——读写能力。[1517]一个多世纪之后，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1198—1216），教廷达到了权力的顶点。英诺森三世可能是中世纪教皇，乃至所有教皇中最强大的一位，他公开宣称：“正如宇宙的创造者上帝在天堂上空创造了两大灵光，强者管昼，弱者管夜［《创世记》，1：15，16］，他也在全教会上空创造了两大尊贵力量……强者管昼，即灵魂；弱者管夜，即肉体。这两大尊贵的力量即教权和王权。正如月亮的光辉来自太阳，并在质量、数量、位置和效果上低于太阳一样，王权的光辉也来自教权。”[1518]
这是挑衅性言论，但事情远非仅仅如此。1076至1302年间，另有两条教皇教谕宣称教权的优越性，四个国王被绝罚或受到绝罚的威胁。1302年的《一圣教谕》被公认为中世纪教皇声明中的登峰造极之作，当时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显然希望借此来确立其持续的至高权威。[1519]该教谕没有指名道姓其针对的对象，即法兰西国王腓力四世，他曾下令禁止从法兰西出口钱币（因此断绝了教廷的这方面的财政收入）。虽然两人原本是可以达成协议的，但博尼法斯八世坚持要求法王完全服从，这促使法王对博尼法斯八世进行了一系列的指控，其中包括异端。教皇又发出一条教谕进行还击，宣布解除腓力四世的臣民对他的效忠，这对忠于国王的支持者来说过于冒犯，他们闯入了教皇位于罗马东南五十英里阿纳尼的住处并绑架了教皇。虽然教皇很快被释放，但由于受惊，一个月之后去世。继任者很快被选出，但他只在位九个月，之后枢机主教们又争执了两年，最后波尔多大主教当选教皇。他定居在阿维尼翁，身边聚集了法兰西的枢机主教。阿维尼翁将在未来的六十多年（1309—1378）里成为教廷所在地。[1520]这些事件震惊了整个欧洲，标志着教廷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往后，教皇再也无法享有从《教皇教谕》到《一圣教谕》颁发期间所享有的至高地位。
在1075至1302年的教谕颁发期间，教皇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段时期也叫作教皇专制时期，是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时代。中世纪鼎盛时期潜伏着三场同时进行的战争：三种思想互相斗争，它们虽然在时间和地点（及新闻价值）方面有交错，但在概念上是很不同的。第一场战争发生在教皇和国王之间，焦点是谁的地位更崇高。这反映了神权的本质和国王在这一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上一章和第11章说明了东西方教会的不同：在东方教会，国王作为耶稣在世间的代表直接拥有权力；在西方教会，教皇作为圣彼得的继任者，将权力赋予国王。在西方，城市和商业不断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商人阶级不断加强的独立性。他们不像之前的农奴和骑士，不会轻易被唆使为了国王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因此国王的权威越来越受到质疑，议会和各社会阶层不断发展，新阶级及其利益有了表达意见的权利。如果像某些时候，教皇的权力大于国王，国王地位不够高，那么国王就越来越必须遵从法律。这一变化非常重大，对于它的描述和讨论将在本章下面进行，并在第24章继续。
我们要考虑的第三个思想在上一章（枢纽章）开了个头，即对于信仰的新认识，将信仰视为内在的、在一个人内心发现的东西，新的个体性的一个方面。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所有问题中最有趣的。内心的信仰虽然在神学上很有意义，而且《圣经》也表明，它更接近耶稣基督的教义，但它实际上却是削弱组织严密的教会的腐蚀剂。个人信仰超出神父和主教的控制；另外，个人信仰可能会陷入非正统，甚至异端的危险。将这三个问题和本章讨论的其他问题联系（不过再次声明，我们不能过分夸大这一联系）起来的是思想（因而是政治）权威。如果国王和教皇宣称他们的地位和权力属于神授，但自己却公开地激烈争吵（事实如此）；如果个人信仰是通往真正救赎的道路，这岂不是神学上和政治上的一个新情况、一个新状态？这意味着也许新的个性以及思考一个世俗世界的新自由是有意义的。
这很重要，因为它有助于我们解释那一时期的一些悖论，如果我们要完全理解中世纪鼎盛时期，理解这些悖论非常关键。例如，以上简短的分析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两个强大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出现在从长期来看教皇权威实际上正处于衰弱的时期；为什么枢机主教团和罗马教廷在这一时期形成：它们是为了应对新的心理/神学氛围下教会固有的弱点，为了加强教会的团结性所做的尝试。它还特别有助于解释英格兰、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历史。的确有为了重新确立国王权威所做的努力，经常是通过“宗教”方式：路易九世被封为圣徒，卡佩王朝和金雀花王朝试图通过“国王摩顶”等方式为国王增添神性色彩。“国王摩顶”据称可以治愈瘰疬。但是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和法兰西，随着商业革命的发生，议会首次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在意大利的各城邦国家，公社思想发展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世俗）权威。
现在，这些问题都是研究思想史需要探究的主题。它们同现代世界的诞生以及这个词的确切意义关系密切。专业历史学家再也不把文艺复兴视为现代性的诞生时期。1050至1250年很可能如R.W.S.萨瑟恩所说，是除了时间跨度相同的1750至1950年之外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商业、政治、学术方面，教皇的命运变迁与此关系密切。
在开始详细讨论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中世纪人们对王权的看法。在西方，王权以两种不同的形态出现。在东罗马帝国，希腊化和东方传统使皇帝被视为基督教预言中“万众期待之人”，在尘世代表上帝。通过上帝的名义，君王就能够保证经济繁荣和战争的胜利。俄罗斯也接受了这一理念。[1521]
但是在西罗马帝国，王权带有部分日耳曼部落的传统色彩，也受到天主教扩张的影响。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告诉我们，日耳曼语中“国王”这个词是从“家族”这个词发展而来的。古代日耳曼异教徒的超自然信仰使他们认为整个家族而非个人具有神赐的力量（这一思想在多个世纪以后连阿道夫·希特勒都信服）。因此，日耳曼统治者，或国王，并不比家族中的其他人更接近神，但他通常是最高军事领袖。他的成功反映出整个民族的超自然属性，而不仅仅是他个人。
另一方面，基督徒从罗马和犹太/巴比伦/希腊传统那里继承了思想，认为教士统治者独立于军事统治者，但地位至少不低于军事统治者。另外，随着教会的发展，神职人员得到了越来越多在税收和其他义务方面的豁免权。教会法的重要性在增强，主教做出的司法判决被视为“如同基督的判决”。[1522]加剧这一现象的是，在中世纪早期，教权往往取代世俗国家权力，特别是因为教会通常能吸引更有才能的人，剩下的才进入帝国行政系统。
这些造成了东西方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异。罗马圣约翰拉特兰教堂的一幅8世纪马赛克画显示了圣彼得授予教皇利奥三世精神权力，授予查理曼世俗权力。实际上，天主教会的权威来源于耶稣早期的门徒，而非像希腊东正教传统那样直接来源于基督。根据教皇的使徒统绪思想，圣彼得将统治精神的教皇的地位提高到统治世俗的国王的地位之上。[1523]后来的画像显示圣彼得将天堂的钥匙交予教皇，而国王在一旁看着。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说：“皇帝在教会之内，不在其上。”[1524]在东方，情况相反，由于战胜了日耳曼侵略者，政治上取得了完全的自主，拜占庭皇帝压倒了教会。教皇格列高利一世（590—603）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君主为“皇帝主公”，而称呼欧洲西部和北部的国王为“亲爱的孩子们”。751至752年间加洛林王朝的宫相丕平被贵族大会选举为国王，之后马上由主教波尼法爵为其涂油，这与主教的任命程序相同。“西方教会承担着使王位继承神圣化、因而合法化的功能，而在东方教会，为皇帝加冕代表了皇权的神圣来源。西方教会将国王置于其所解释的上帝法律之下；东方教会接受皇帝为基督在世间的代表。”在东方，我们可以说皇帝是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的地位要模糊得多。[1525]
因此，教皇与帝王之间的权力平衡在整个中世纪此消彼长。定都于亚琛的查理曼的称号是“承蒙上帝的恩典”而被授予的，通常由教皇授予，但这还不够。在朝时，人们用《圣经》中的头衔称呼他为“大卫王”。换句话说，无论罗马天主教怎么说，他认为自己是君权神授。[1526]但是在查理曼死后，他的儿子们再也没能拥有同等的权力，只能在加冕礼上被教皇涂油。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教皇有利，但查理曼的死也意味着教皇失去了一位强大的盟友，再一次受到以难驾驭而著称的罗马贵族的摆布。正如我们要看到的，法兰西国王也与教皇作对，尤其是教皇在阿维尼翁的“囚禁”期间。正是这些情况使地方主教的权力开始增长，而正是他们的种种习性、放荡和其他恶习产生了对教会进行重大改革的需要。
另一个使情况更加复杂的因素是，教会自身一直在扩大其世俗权力。因为馈赠制度，教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土地是当时主要的财富形式。为了获得教会的支持，国王成为教会的赞助者，他们资助修道院等，使教会更加富有，也加强了教士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只有当国王遵循教会所阐释的正义道路，他们才能拥有幸福，获得丰收，战胜敌人。”[1527]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主教叙任权之争这样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要考虑到另一种中世纪思想：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不是封建时代的词语。它是17世纪的发明，由孟德斯鸠传播开来，并被卡尔·马克思和其他人采用。[1528]当时用来形容封建等级制的词语是“封臣制”和“领主制”。封建制度其实是从9世纪到13世纪在北欧和西欧盛行的一种权力分散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领主制，即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集中在世袭贵族手中。但是除了封臣制和领主制，还有两个要素：财产因素（封地）和治权与法权的分散。
根据历史学家诺曼·康托的说法，封建制度的萌芽是扈从队或随从队，即一个日耳曼军事团体中的武士通过效忠领主以换取庇护。“封臣”这个词来自凯尔特语中表示“男孩”的一个词，而一开始，“武士”通常就只是一群男孩而已。（这与后来“骑士”的概念很不同。）在早期，封臣并不拥有土地，他们住在领主提供的营地，靠领主供养。改变这一切的是军事技术方面的不断革新。首先，中国发明的马镫传入欧洲，极大地改变了骑兵与步兵的关系。马镫使骑手能够将重量与速度的合力集中在冲击点——长矛的末端，这从根本上增强了骑手的优势。[1529]但是这一变化也带来了问题。骑士的盔甲、剑、马刺、马衔、缰绳都很昂贵。战马甚至更昂贵：骑士上战场至少需要两匹战马，这些马也得装备护甲。骑士还另外需要几匹驮马将装备运送到战场。因此，正是那些希望骑士为其作战的领主发现授予骑士封地比较合算，骑士可以从自己的封地上获得必要的收入来完成他们在战场上的责任。这激发了骑士对土地的渴望，推动了欧洲的形成。然而，这一状况的一个后果是，治权和法权，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从国王下移到大封臣的手中，这些大封臣私自收税、开庭。在法庭上，他们听取诉讼，并执行他们自己草率（有时候非常草率）的司法。这一体制只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农村，尤其是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农村，被分成了一块块领土，这些领土有着不同的和重叠的税收系统、司法权和效忠对象。国王实际上仅仅是这一系统中地位同等的许多人中的第一个而已。
教会一开始对这一系列变化非常敌视，但不久主教们（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越来越独立了）发现他们可以适应这一系统，因为他们自己成为封臣和领主，除了不发动战争，他们完全参与进了封建社会。正如人们所说，一环扣一环的效忠组成的等级制度现在超出社会，“到达了天国”。[1530]
最近的学术研究在一些重要方面修正了这一传统图景。先前提过，对“封建制度”整个概念的传统理解已经受到质疑，尤其是领主和骑士的重要性。现在人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农奴的总体状况，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拥有土地，所以是自由人。另外一个因素是，至少在有些时候，主教确实发动过战争：1381年，东安格利亚发生的农民起义遭到德斯潘塞主教的武力镇压。很多农民拥有土地（在某些地区高达40%），这一事实使领主/骑士/效忠的结构有所松动。当同时考虑到商人阶级的崛起时，封建制度可以被视为王权衰微的一个方面。中世纪鼎盛时期所发生的就是衰微的教皇与衰微的国王之间的斗争。教皇失败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最终失败了），而国王也许由于数量众多的原因，在应对变化时比较灵活，意大利之外的国王都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也许教皇树敌太多，不过这也是衰微的一个标志。
尽管主教也卷入封建社会，在德意志，权力还是回到了国王手中，尤其是奥托大帝（936—973）在位期间。他坚持由美因茨大主教为其加冕，并有效地利用教会的团结力量将自己置于其他封臣和公爵之上。同时，他控制着主教们，这要归功于德意志独有的财产法，它规定王室领地上的修道院属于王室，而非教会。其结果就是，在奥托大帝的领土上，国王要比其他地方的国王对高级神职人员的选举有更多控制权。这意味着，主教叙任权之争会在德意志爆发。
这场争端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除了教皇制，10、11世纪的西欧还存在着一股半独立的精神力量，而它也是促进统一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本笃修道会。在这个修道会中，勃艮第南部出现的克吕尼修道院影响最大。“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生活成为主要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表达形式。”[1531]克吕尼修道院是欧洲最大的，也是资助最丰厚的，它所践行的宗教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
817年，阿尼亚讷的圣本笃受虔诚者路易委派，为使修道生活稳定进行，对原先的教规进行了改革。此后几个世纪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本笃会成员再也不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1532]他们现在主要的角色是通过复杂的礼拜仪式担当神的代祷者，并佐以教育、政治和经济义务（教牧关怀的水平得到提高，这对丰富教区生活有影响）。不管怎么说，这对本笃会成员来说是一个新角色，而这又被他们的“封建”（或至少等级制）结构所强化。通过一系列有才智且长寿的修道院院长，尤其是奥迪路（卒于1049年）和伟大的于格（卒于1109年）的努力，以礼拜仪式华美著称的克吕尼在欧洲北部（德意志、诺曼底、英格兰）建立了一连串机构，它们接受克吕尼的领导，正如封臣接受上一级领主的领导一样。
修士成为代祷者这一思想产生了重大后果。国王和贵族争先恐后资助克吕尼式修道院，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修道院的祈祷词中。贵族临死前会来到修道院，因为他们相信这样更接近天堂。修道院的代祷者角色激起了一股建造教堂的热潮和人们对神职人员的崇拜。但是克吕尼对历史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它在亨利三世时期（1039—1056）在德意志的扩张。亨利三世娶了阿基坦公爵的女儿，阿基坦家族就是早先创立克吕尼修道院的家族，但是亨利三世对神权王位有更远大的雄心，并认为修道院对于达成他的目标非常重要。他想使欧洲全盘基督教化，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要首先处理某些事情。亨利三世相信，或说愿意相信，在他加冕的时候，他的职权已经神圣化，并相应获得了任命主教和指挥教会事务的神权。他还认为，他需要改革已经衰微近一个世纪的教皇制。例如，在1045年，罗马并存着三个教皇，部分因为这一原因，亨利三世在那一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开始改革。三个德意志人先后被任命为教皇，任期都很短，其中最后一个教皇，即利奥九世（1049—1054），是亨利三世的亲戚。不久证明，这一情形超出了其他教会人员的接受尺度，并引发了所谓的格列高利教会改革。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主教叙任权之争。
格列高利改革是现在的历史学家对1050至1130年这段时间的称呼，在这一时期，四位教皇努力改变崇拜的形式（圣奥古斯丁时代之后最大的剧变）和教皇的地位。由于受到罗马当地贵族和国际上欧洲各国国王的挑战，教皇的地位衰微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有学者认为，改革的联合目标不亚于一场世界革命，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1533]这样一来，教会将从世俗控制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神职人员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教会自身会成为一个由罗马的教皇机构或说罗马教廷统治的国上之国。
但是格列高利改革还同11世纪宗教情感更重要的基本变化有关：俗人对宗教更加虔诚。这一现象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克吕尼运动。由于克吕尼修道会在欧洲的普及，普通人产生了几乎与修士和教士一样的对教义的虔诚和对华丽仪式（“无穷无尽的礼拜仪式”）的热衷。不过，克吕尼修会成员自称代祷者这件事虽然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但也与新兴的信仰内在化发生了冲突，信仰的内在化认为代祷者是不必要也是不可取的。另外，信仰的内在化将某些人导向了不同寻常的非正统方向：异端重新出现。因此两件互相对立的事情同时发生：以扮演代祷者角色的神职人员为中心的崇拜的集权化和个人信仰的分散化。相当一部分私人信仰可被视为异端。这是11世纪产生的对修道院生活的态度的思想/情感背景——对克吕尼的反叛。它包括对苦行主义和隐士生活的回归，并很快引发了熙笃会和方济各会运动。
熙笃会改革的背后思想是恢复原初的本笃会修行方式。其创始人莫莱姆的罗贝尔（约1027—1110）反对克吕尼艺术、建筑，特别是礼拜仪式的繁复，他认为现在的克吕尼修道会“过分强调装饰，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没有加深崇拜，反而对其有害。[1534]他提倡代之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教士应进行体力劳动，穿着朴素，并食素。他将熙笃会修道院建立在远离文明的边远地区，远离诱惑。这些修道院自身简单朴素，依靠线条和形式而不是装饰来产生美感。某种运气也在其中起作用，因为将熙笃会修道院建在边远地区的结果之一是他们也参与到当时发生的农业复兴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高效土地管理的榜样，这增加了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这一影响力不仅仅是组织上的：他们还成为精神领袖。原因之一是克莱尔沃的伯尔纳的贡献。伯尔纳是勃艮第一位贵族的儿子，二十二岁时受到神的感召。他熟知古典著作，创立了一种十分流畅的书写和演讲风格，这使他得以侍奉多位教皇和国王。他是教会圣会的倡导者之一，希望借此防止滑向异端，他也是十字军东征的热烈拥护者，这使他与本笃最初的和平隐士的理想背道而驰，相去甚远。他还提升了人们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
马利亚崇拜是12世纪世俗虔诚的一个重要例子。把马利亚在某种程度上视为神圣之爱的象征，“一切慈悲之母”，认为她的代祷为所有人提供了救赎的机会，这是伯尔纳的贡献。伯尔纳说，她是“圣灵停伫其上的鲜花”。马利亚在教会早期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是通过伯尔纳，她成为神、圣子和圣灵的重要补充，帮助人们接近上帝。[1535]他不同意同时代人认为马利亚免于原罪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马利亚的重要性在于她的谦卑：她愿意成为基督降临人世的载体。伯尔纳遵循本笃的观点，认为谦卑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是谦卑使马利亚自愿接受了上帝的计划。“上帝本可以用任何他喜欢的方式来完成对我们的救赎，但通过马利亚，他教导我们与上帝的恩典自愿合作的重要性。”[1536]实际上，圣母马利亚崇拜的意义不止如此。正如马里纳·沃纳指出的，“……通过把普通女人与圣母马利亚的崇高与完美进行对比，尘世的爱遭到贬斥，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天堂”。[1537]马利亚崇拜所包含的对神圣家庭的新的关注将公元1000年后的基督教与之前的基督教区分开来。为了增强人们的虔诚，教会现在更关心俗世。[1538]
13世纪出现的化缘修士填补了教士和修士留下的空白。化缘修士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和多明我（约1170—1234）都认为，当时教会需要的是流动的神职人员，他们可以自由地到街上去传教，聆听告解，到人们生活的地方去照顾他们。化缘修士的自由使他们高度组织化，并且思想开明：他们调整教规，吸收了女性和他们所说的“第三级教士”，即将自身同精神性相联系的普通人。
方济各会成员深受其创立者的影响。圣方济各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布商。圣方济各在童年时期生活无忧无虑，以礼貌和开朗著称。[1539]但丁这样评价圣方济各：“对于世界来说，一个太阳诞生了。”圣方济各喜爱法兰西文学，尤其是抒情诗，“方济各”（意为“法兰西人”）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文学品位而得到的别号。他的皈依，如果采用这个说法的话，经历了两个阶段。在一场阿西西人和佩鲁贾人的小规模冲突中，圣方济各被俘虏，他发了高烧，皈依了上帝。在他被释放之后的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麻风病人。当时人们对麻风病人非常恐惧，他们必须携带铃铛，并在靠近健康人的时候摇铃。圣方济各没有唯恐不及地避开这个病人，相反，他拥抱了他。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人，于是他相信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基督，基督将厌恶变成了兄弟友爱。被这一经历所触动，圣方济各用家族的财富修复了一座废弃的教堂。当受到父亲的责难时，这个年轻人在阿西西主教和众人面前抛弃了自己的家族财富，拥抱了清贫。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释迦牟尼。
不是所有的皈依都如此硕果累累。但是圣方济各的魅力富有传奇色彩。他认为一个宗教领袖最好的教导是在道德上以身作则（不过他也被一致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布道者）。他的魅力意味着即使他向动物布道，人们也不会认为他精神错乱，反而更加崇拜他。因为他，方济各会成员开始尊崇婴儿时期的耶稣，而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耶稣诞生像首次出现。圣方济各还有许多其他的神秘经历，包括有一次一群鸟围绕着他唱歌，还有一次他身上出现“圣痕”，即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的伤口。这些众多的故事使圣方济各在死后两年内就被封为圣徒，这一纪录无人能超越。效法圣方济各的方济各会成员的主要成就是将神学的目的确立为“使心流动，而不仅仅是告知和说服有智力的人”。[1540]这是信仰内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讲得太超前了。新的隐修会是对世俗虔诚的变化的一种回应，但远非唯一的回应。格列高利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格列高利本人称之为基督教世界。[1541]三位教皇和多位枢机主教试图开始这项雄心勃勃的改革。（“枢机主教”这个词来自拉丁语“门上的铰链”，铰链是开启和关闭的关键装置。[1542]）
三位改革家中的第一位是彼得·达米安，他引发了一场对基督教社会本质的大讨论。达米安出生于一个贫穷家庭，是个孤儿，他被一位教士收养，因此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也认为克吕尼派的生活与尘世牵连过甚。他对教会的忧虑之一是，许多神职人员不是结婚，就是有私生子。达米安写了一本书，谴责这些丑闻，同时强烈呼吁神职人员独身。在拜占庭，普通教士被允许结婚，而主教应该独身。（当一个教士被提升为主教，人们认为他的妻子应该“做合适的事”，进女修道院。）但是即使如此达米安也不满：他认为神职人员只有完全独身，才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教会，而不是利用职权为子孙谋求财产和工作，这样的行为随处可见，败坏了所有神职人员的名声。（普通人似乎对神职人员有情妇并不十分介意。对神职人员独身的要求来自上层，其目的之一是将神职人员和俗众区分得更清楚。）
达米安也是第一个对风行天主教会的新信仰进行遏制的人，这种新信仰在前文和上一章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上帝与人关系的变化。中世纪早期流行的《旧约》中那个原初的、嫉妒的上帝现在渐渐被《新约》中描绘的那个慈爱的耶稣所取代，他为我们的罪而受苦，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悲伤的母亲”祷告。因此，我们上文也提到过，信仰不再是克吕尼理想中形式化、仪式化的祈祷和吟唱，而更多的是个人内在的体验。在一方面，这丰富了基督教；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不幸。达米安强烈的内心信仰方式释放了许多人心中强烈的宗教情感，这是一种不受控制的、走向狂热的情感。正是这种激烈的情感导致了十字军东征、异端、反犹主义和宗教审判。[1543]
格列高利改革的第二个执行者是希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安贝尔。他来自洛林，曾在克吕尼修道院当过修士，在那里，他也开始反对过于华丽浪费的礼拜仪式，认为克吕尼修会创立者的理想遭到了背叛。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机智聪明并且熟练掌握希腊语的枢机主教，安贝尔作为教皇的大使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由于极度缺乏外交才能，他的使命完成得简单粗暴，并不成功。他以1054年在博斯普鲁斯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绝罚而终止了他的访问，这一行动正式宣告酝酿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大分裂。（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分裂一直未曾愈合。）一回到罗马，安贝尔就成为那些希望看到重大变化的人的精神领袖。从1059年开始，他出版了两本书，引发了之后发生的事。第一本是关于教皇选举的法令，这本雄心勃勃的书开创了选举教皇的新方法，将德意志皇帝和罗马人排除在外，而之前德意志皇帝和罗马人都参与教皇选举。取而代之的是枢机主教团（起初大约十二人），选举现在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变化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仅仅一代以前，德意志皇帝还操控着教皇选举。不过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还是个未成年人，所以安贝尔忖度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安贝尔的另一本书叫作《反对圣职买卖的三本书》，诺曼·康托指出，这是一本反德意志的小册子，攻击了整个“中世纪时期教皇与世俗世界的平衡”。甚至连这本书的语气都是新的。安贝尔没有采用夸张的修辞风格，而是使用了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新学识，尤其是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后发展起来的新逻辑。他的风格非常克制，甚至冷漠，但充满了对德意志的仇恨。其主要论点是，买卖圣职是对教会事务不可饶恕的干涉，与异端一样可怕。[1544]
他没有就此打住。他还声称如果神职人员不能靠其他方式来进行改革，那么俗众有权考查教士的道德品质，如果他们发现教士的道德品质低下，他们可以拒绝接受这些教士主持的圣礼。这实际上是多纳图斯派教义的再现，即俗众有权评价神职人员。这是文化上和情感上十分危险的一步，是改革中最易挑起争端的问题。教会长久以来都声称圣礼的效力不在于教士，而在于其具有神圣性的职务。现在安贝尔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扔到了一边。在12世纪后半叶，这将导致异端运动，并引发宗教审判，后来又将引发马丁·路德十分有说服力的新教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