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位改革家并不是一个那么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他是最伟大的组织者和集大成者。这就是希尔德布兰德，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诺曼·康托认为16世纪之前最伟大的三位教皇是格列高利一世、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最后一位我们不久就会讲到。“没有一个教皇像格列高利七世一样具有争议、被崇拜、也被同等程度地憎恨。”甚至在成为教皇之前，希尔德布兰德就迫使意大利学者开始教会法的编纂和综合，而这将在欧洲复兴和新式大学的建立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下一章的主题就在此。但是真正引起世界注意的是1073年他当选教皇后不久发布的《教皇教谕》。从各方面看，这都是教皇权力非常有力的宣言，“一部轰动的、非常极端的文献”。[1545]上文提到，这一教谕坚称罗马教皇是受圣彼得认可的，教皇从未错过；根据《圣经》，教皇也永远不会错。教谕说，只有教皇是普遍的权威；只有教皇可以任命主教；不经教皇的批准没有什么是符合教规的；除非赞成教皇，否则无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者；教皇自身不受任何人的裁判。教皇有权力废黜皇帝，对统治者不满的人可以依法向罗马教廷表达他们的不满。
教谕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大，它试图创造一个服从罗马的新的世界秩序，而格列高利七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场革命如此之大，不仅欧洲北部的皇帝和国王感到不安，高级神职人员也很不安，因为教皇提议改变业已存在几个世纪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没有一个中世纪统治者曾允许教皇干涉国家事务。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一场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斗争不远了。但是，在教谕发布之后，格列高利七世并没有罢手，他在写给梅斯主教赫尔曼的一系列尖锐的信中继续发展他的观点。这些信写在小册子上，列出了主教向教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送到欧洲所有宫廷。在这些信中，格列高利七世扩展了他富有挑衅性的观点，进一步坚称国家在道德上不受认可，王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暴力和犯罪，世界上唯一的合法权威是神职人员的权威。只有全盘基督教化的世界才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除了这一基本的攻击，格列高利七世还引入了，或说重新引入了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教会活动的中心了，这就是对穷人的关心。格列高利提出穷人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准政治问题。他自己本能地站在受压迫者一边，同时唾弃他眼中的压迫者（包括国王）。这样他将一定程度的社会良知和批评引入了基督教，而这是基督教在农业中世纪时代所缺乏的（虽然由于他对教士独身的坚持，成千上万的教士妻子被赶到了大街上）。这种本质上情绪化的对待贫穷的态度一时成为增强教会的一个因素；它在新兴城市阶级中很受欢迎，这些人不可能个个都在新城市中生活快乐。[1546]格列高利七世也暗示许多富人在精神上的贫瘠，而这使他更加受欢迎。但这些不足以推迟将要到来的斗争。
当亨利四世在1065年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皇帝时，距离安贝尔出版他的两本书只有六年，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选举教皇，一本是关于买卖圣职，两者都特别针对德意志人。亨利四世不可能喜欢这些文字，但无论如何，他直到1075年才稳定了他的国家，并认为德意志的农民、市民和贵族对现状感到满意，或至少能保持沉默。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之后不久，米兰主教的职位空了出来。在不久前的1073年，格列高利七世已经发布了《教皇教谕》。一场竞赛隐约可见，并在亨利四世和格列高利七世各自提出米兰主教候选人的时候成形。但是，受到近期在自己领地取得的种种成功的鼓舞，亨利四世特别自信，所以非常“粗鲁地”回复了教皇的教谕。他寄了一封信到罗马，在信中，他用十分直白不客气的语言将格列高利七世贬斥为“现在根本不是教皇，而是个虚伪的修士”。[1547]这封信敦促格列高利七世“从彼得的宝座上下来”，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封信语气“顽固，带有侮辱性”。[1548]
格列高利七世反击了。他知会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除非他们拒绝承认亨利四世，否则他们会被集体绝罚。他得到了敌对亨利四世的政治势力的支持，以防战争发生。这是十分成功的一步棋，亨利四世的支持者流失了，德意志的贵族在教皇的号召下开始讨论从其他家族选举一位新国王。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将亲自去德意志主持取代亨利四世的选举大会。这不啻火上浇油。
这就是1076到1077年间隆冬季节亨利四世来到卡诺莎的背景。谋臣们建议他亲自向格列高利七世寻求赦免，这是这场斗争的唯一出路。真相很可能是，亨利四世毫无悔过之心，格列高利七世本身也不愿赦免他。但是，亨利四世的亲戚、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她的卡诺莎城堡正是教皇的栖身之地）和克吕尼的于格都出面为亨利四世求情。格列高利七世不能冒招致克吕尼修会及欧洲其他国王反对的风险，他们正看着他将如何专横地对待这个亲自前来负荆请罪的君主。所以，亨利四世最终免于被绝罚。
现在，绝罚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但在中世纪情况却不同。事实上，格列高利七世扩大了绝罚的观念和做法。绝罚部分来源于异教仪式“献身”，即犯下重罪的公民被用来祭祀神灵。在执行仪式的同时，犯罪者变得神圣化，并同其他人隔离。[1549]在一个法律不健全的时代，诅咒作为一种额外的执行手段被附加于契约之上，这种观念也被早期教会所用。最后一个方面是流放：“巴比伦囚虏”时期与异教徒结婚的犹太人被流放，财产被没收。[1550]耶稣诞生之前，巴勒斯坦禁止异教徒参与犹太教会及社区生活。基督教绝罚的直接来源是《马太福音》，它提到，基督徒必须对罪人提出告诫，先是私底下，然后是在两三个证人面前，最后如果必要的话，当着全教会的面。“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18：17）。《新约》描写了几个用社会驱逐作为惩戒的事例。3世纪的叙利亚文献《宗徒规诫》首次详述了绝罚的做法。《宗徒规诫》据传为匿名使徒所作，它将仪式驱逐与社会驱逐分开，并记叙了有罪之人重归教会必须做的苦修。所有的性行为、诉讼、军事义务、洗浴、比赛活动，被绝罚的人都被禁止参与。[1551]然而，传统上，教会一直以来都意识到了过多社会驱逐带来的危险：罪人很容易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导致更坏的结果。[1552]
1078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布教规《致大多数》，用来限制绝罚做法的“扩大化”，从列出可以与被绝罚者往来但不受牵连的人着手。（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纠正格列高利七世的教廷改革导致的绝罚做法的“流行”）。例如，被绝罚者可以与家人往来：考虑到无法与妻子进行性生活的丈夫会去外面拈花惹草，教会采取了一种实用的做法。[1553]格拉提安用“革出教门”一词表示全面的社会及宗教驱逐，将绝罚本身限定成“仅”为仪式驱逐。[1554]只有被教会法庭定罪的人才会被革出教门，而绝罚成为良知问题，理论上人们可以自我绝罚。第三次拉特兰公会（1179）将所有的异教徒绝罚。对异端的绝罚一直以来都是最残酷的，异端分子可能被判监禁或死刑。[1555]12、13世纪之交时，格拉提安的划分成为规范，但在那时将它们称为“小绝罚”（仪式绝罚）和“大绝罚”（彻底的社会驱逐）。[1556]
格列高利七世在将亨利四世绝罚又将其赦免后，已经没有必要前往德意志，于是他返回罗马。表面看来，他取得了重大胜利，重振了教会权威。（赦免亨利四世时，他迫使亨利四世承诺将来遵守教皇敕令。）然而与此同时，亨利四世也挽救了他的王国，并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永远不会再受卡诺莎之辱。在德意志教会的支持下，他成功地领导了另一次反贵族运动。这样一来，他拒绝遵守教皇敕令的意图很快公之于世。不久之后，他再次被绝罚。这次，他几乎无视教皇这种重复的伎俩，可见境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085年，他终于实现了秘密寻求已久的复仇，将教皇从罗马驱逐至意大利南部，这成为“格列高利七世无法翻身的耻辱驱逐”。[1557]即使是格列高利七世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强大。
许多史学家认为，用体育术语说，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在卡诺莎事件中打成平手。但这不等同于没有任何意义。亨利四世的负荆请罪给神圣王权的观念以致命一击，给欧洲的众多“诸侯国”带来安慰，并支持了教皇有权判决国王的观念。这毫无疑问强化了天主教会的政权，但同时，许多人，尤其是国王们，并不欣赏格列高利七世在使用或滥用权力时的专制和羞辱方式。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之一乌尔班二世（1088—1099）开始寻求解决教皇与皇帝之间永久斗争的方式，尝试通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把欧洲统一在罗马身后。但他的统治风格也令许多人难以接受，所以此后出现了另一种风格的枢机主教——温和的外交官和官僚，他们的经验是，幕后的商讨比直接对抗更富于成效。因此卡诺莎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国王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教皇的统治。即便较为好战的教皇没有意识到教权的固有弱点，罗马教廷也意识到了。
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时也密切关注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穆斯林在8世纪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被逐出家园的基督教贵族在比利牛斯山避难，他们用两个世纪的时间重新整合，到10世纪末，至少收复了部分失地。如果要完全摆脱穆斯林的统治，还需要四百年，到15世纪末才有可能。但是，在此过程中，基督徒接触到了伊斯兰教的吉哈德（圣战）思想，其教义是把为安拉而战死作为最高道德。[1558]基督教中，“正义战争”的观念始于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甚至更早，而希尔德布兰德就是一名热切的奥古斯丁信徒。此时，穆斯林正像统治西班牙那样统治着中东，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圣墓落在他们手中。这一切，连同重新统一东西方教会（作为对抗伊斯兰教威胁的有效方式）的愿望，促进了十字军东征思想的产生。[1559]
当然，原因不止这些。十字军东征是教会至高权力的最好体现，有利于南北欧的统一，理想情况下甚至可以确认罗马对拜占庭的统御权，可谓一石多鸟。然而，主教叙任权之争耗费了格列高利七世大量时间，使他无暇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这项任务落到了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的身上。他即位时，仍有更充分的理由证明十字军东征行之有效。它有利于消除格列高利七世改革造成的长期敌视，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在德意志还未完全归附于罗马时，它有利于提高教皇的威信。它也很可能提升法兰西的威望，因为乌尔班有法兰西背景。由于叙任权之争，德意志人不太可能支持十字军东征，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及西西里岛的诺曼人也是如此。但是乌尔班二世了解，在法兰西中部及南部，许多领主及他们的封臣愿意借此机会获得外邦土地，并在此过程中拯救他们的灵魂。
因此，1095年，在法兰西中部举行的克莱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会议上，他向前来的骑士发表了热情洋溢、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激发他们的虔诚信仰和对世俗利益的追求。他详述了突厥人统治下基督徒的遭遇，以及穆斯林入侵给拜占庭帝国和耶路撒冷圣墓带来的威胁。（注：在君士坦丁堡，尤其受到威胁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物藏品：荆棘冠、来自埃德萨的印有耶稣面孔的布、路加的圣母画像、施洗者约翰的头发等。[1560]）乌尔班二世用《圣经》中一个著名的短语来描绘巴勒斯坦，“流奶与蜜之地”。他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想法：承诺为十字军战士的财产和家庭提供教会保护。他宣称，作为天国钥匙的守护者，他承诺“豁免”十字军的罪恶。[1561]这种想法很可能来自伊斯兰教中任何为信仰而战死的勇士都将进入天堂的保证。但是基督教的豁免观念很快扩大化，甚至被滥用，以至于在16世纪遭到马丁·路德的攻击并最终受到特伦托公会的抨击。到12世纪，天主教会的豁免制度不仅适用于十字军，还扩展到为他们提供财力支持的人。似乎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对教会的损害。14世纪，教会出售赎罪券已经不需要以十字军东征为托词，富人可以直接买通进入天堂的道路。[1562]人们加入十字军的理由极易被嘲弄，毫无疑问，许多人确实动机复杂。尽管如此，据说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蒙演说结束时，全场的骑士站起来，异口同声地叫喊：“这是上帝的旨意。”许多人从红袍上撕下布条，做成十字形状。由此产生了我们熟悉的十字军标志。[1563]
关于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思想影响，长久以来存在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十字军东征使部分基督徒的眼光更加国际化，当然也将他们观察学到的一些东方生活习惯引入生活中（例如，喜食香料、使用念珠和新乐器）。但整体来看，我们不能说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广泛影响。穆斯林在两百年之内就收复了基督徒通过十字军东征攻占的土地，并且比圣战之前更加敌视和仇恨他们。基督徒和他们的敌人一样狂热。后来，当基督徒试图在中东与犹太人或穆斯林共同生活时，曾经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和劫掠经常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十字军东征对学术的影响比想象中小得多：促进西方学术复兴的手稿是经由西西里岛、西班牙及拜占庭帝国传播的，而不是十字军。这是下一章的论题。
如果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有一样名副其实的成就的话，那就是它引起了对教会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好事，但不全然如此。11世纪，欧洲正在发生变化；12世纪，随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欧洲将会有更大的改变。这对教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世纪的教会本质上管理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在迅速城市化。许多新兴的城市居民成为新兴中产阶级，比起前辈来，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深的学识，工作更加勤奋，且极其虔诚。因此，他们对神职人员的态度逐渐改变。进入12世纪，针对神职人员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在新成立的大学中，神职人员被犀利地讽刺，将他们刻画成粗鲁而腐败形象的做法在学生当中相当风行。教皇使节经常被看作地方事务的插手者，而不是教皇的使者。这个时期的文献，无论翻到哪一页，都充斥着对教会与日俱增的不满。
这种新兴宗教虔诚（新的内心宗教）的表现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新修道会的发展。另一个影响是异端激增，人们对它们更加重视。[1564]事实上，异端一直存在，尤其在拜占庭帝国，但从380年至12世纪之间，没有人被烧死。这种新形势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对富有且世俗化的教会机构的反叛。另一个是读写能力及冥思的提高，这体现在新兴的大学中，尤其是巴黎。巴黎的两个学术异端是迪南的大卫和贝纳的亚马里克，但12世纪影响最大、争论最激烈的异端是瓦勒度派、菲奥勒的约阿希姆之千禧年主义及清洁派的阿尔比异端。
皮埃尔·瓦勒度是一位里昂商人，像许多异端分子一样，他是一位禁欲主义圣徒。里昂是首座反克吕尼修道院的所在地，该城的大主教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忠实追随者，因此这里坚持教会使徒应当坚守清贫的传统。瓦勒度的信徒自称“里昂的穷人”，除了主张信徒应该守贫、赤脚走路外，他们还宣扬反对神职人员（即反僧侣神权）。瓦勒度派认为，异端与圣人之间的分界线很小，“教会”不是那无处不在的天主教机构，而是由“经历过神圣的爱与恩典的”虔男信女建立起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团体。[1565]
南意大利修道院院长菲奥勒的约阿希姆宣扬一种更为激烈的反教权主义。12世纪末，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敌基督时代，也是基督再临和末日审判之前的最后时代。敌基督的观念来源于早期的第二圣殿犹太教启示传统中上帝和弥赛亚的“人类”反对者。这些观念由公元1世纪后期的早期基督徒传承下来，他们认为存在着阻止耶稣返回的势力（《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敌基督”是在《约翰一书》中）。这个传统在拜占庭帝国极为盛行，并通过10世纪的著名文献——阿德松所著的《敌基督信》传到西方，成为西方长达几世纪的标准观点。[1566]阿德松是一个僧人，后来成为蒙捷昂代尔修道院院长，在给德意志帝国的复兴者奥托二世的姐姐热贝嘉的信中，他全面介绍了敌基督思想。这是一部“颠倒”的圣徒传记和叙述，也是它无比受欢迎（被广为翻译）的原因。在阿德松的叙述中，敌基督（最后一位敌基督）将出生在巴比伦，前往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自行割礼，并创造包括起死回生在内的七个奇迹。他将统治四十二个月，最后死于橄榄山，但阿德松并未明确指出是耶稣还是大天使米迦勒造成他的死亡。在绘画及书的插图中，敌基督常被描绘成一个坐在天启之兽背上或只是勉强驾驭它的国王（少数情况下是一个提坦）。[1567]
菲奥勒的约阿希姆与阿德松的不同之处是，前者将教皇本人看作敌基督。约阿希姆认为，《圣经》注解是了解上帝旨意的唯一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从《启示录》第十二章看出：“龙的七个脑袋象征着七个暴君，对基督教的迫害正是从他们开始。”[1568]他们是：希律（犹太人对基督教的迫害）、尼禄（异教徒）、君士坦丁（异教徒）、穆罕默德（撒拉森人）、“美兹莫斯”（巴比伦之子）、萨拉丁以及“第七位王”，也就是他认为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位“最大的”敌基督。身为熙笃会修士，约阿希姆建立起自己的修道会，并实践自己的想法。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未来取决于修道生活，他认为其他组织终将消亡。但通过对《圣经》和七头龙的解读，他推断，最后的敌基督将会效仿耶稣，具有教士和国王的双重形象。由于11、12世纪的教皇对君主权力的追求，难怪约阿希姆认为教皇就是他寻找的敌基督。[1569]
他的观点很受欢迎，很可能是因为它的诉求简单明了：一切都颠倒了。教皇的所作所为越积极，敌基督就越具有欺骗性。末日即将到来的“事实”使千禧年信徒的信念比任何人都坚定。约阿希姆信徒推断，世界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本书“导论”部分已有提及），分别由圣父（从创世到道成肉身）、圣子（从道成肉身到1260年）、圣灵（1260年之后）主宰，圣灵时代现有的教会机构将被清除。1260年并未发生任何大事，这使约阿希姆的理论失去了依据，但他的思想仍在此后流传了一段时间。[1570]
对教会形成最大威胁的异端是清洁派（纯洁者、圣人），又称作阿尔比派，以图卢兹附近的阿尔比城命名的。[1571]清洁派运动背后的主要思想秘密流传已久。这些思想让我们想起4世纪的摩尼教徒，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宗派中存活下来，被称为鲍格米勒派。然而，同样有可能的是，清洁派由更传统的神学和哲学中的新柏拉图思想发展而来。（有充分证据证明，许多清洁派教徒接受过较高的教育，精通辩论之道。）最后一种说法是，他们很可能来自犹太教神秘主义——喀巴拉，尤其是诺斯替主义。摩尼教徒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神，分别主管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他们为争夺世界的统治权长久不息地斗争。（这与敌基督思想有明显相似之处。）与这些信仰相联系，人类被看作精神（美好的）和物质或身体（邪恶的）的混合体。像其他异教徒一样，清洁派教徒是追求纯粹精神——“完美”境界的禁欲者。婚姻和性行为是应当避免的，因为它们产生更多的物质。清洁派教徒也不食用肉和鸡蛋，因为它们来自交配繁殖的生物。（由于对生物的认识存在局限，他们吃鱼类和蔬菜。）他们认为，饥饿而死是得到救赎的最可靠方法，人在弥留之际受过坚信礼后，不应当再吃任何东西，否则会被再次亵渎。这样看来，他们宁可饥饿而死。[1572]然而，他们也承认，即使没有过一种完全纯洁的生活，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肯定“完人”，即清洁派的领导权而获得救赎。真正清洁派信仰的所谓“听众”在临终之际会接受圣礼，洗清在世时的所有罪恶，使灵魂与圣灵重聚。对“不完美”的人来说，临终“净化”是唯一真实的通往上帝之路。[1573]关于清洁派有各种各样耸人听闻的观念。例如，据说他们拒绝承认道成肉身，因为它表明上帝被“禁锢”在邪恶物质之中。只要能避免怀孕，他们就会性滥交。他们让孩子饥饿而死以得到救赎，同时为世界消除更多的物质。据说，所有这些恶行都能轻易获得认可，因为清洁派的惯例是允许在死前净化，那么其他的行为又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清洁派先是在讨伐阿尔比派的十字军圣战（1209—1229）中受到挫折，这使它失去了贵族的支持，之后受到成立于1231年用来应对威胁的教皇裁判所的镇压。这些运动除了帮助法兰西国王兼并这片土地外，还将“十字军东征”重新定义为欧洲内部反异端的战争。[1574]这反过来强化了欧洲对自身作为基督教世界的认识。
随着1200年的到来，教廷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最大的，或至少最明显的威胁来自异端，但也存在其他问题，尤其是教皇本身的软弱无能。1181年亚历山大三世死后，即位的多个教皇无力应对信仰的巨大改变和十字军东征的余波，更不用说从巴黎和博洛尼亚新兴大学中得到解放的新学术。严格地说，亚里士多德（他在大学中被重新发现）不该被视为异端，因为他早于耶稣，但他的思想仍然引起罗马教廷的恐慌。下章将重点讲述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1198年枢机主教团选举出一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作为教皇，希望他可以统治长久，逆转教廷的境况。虽然寿命并不长，但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并未让众人失望。
洛塔里奥·孔蒂，即英诺森三世（1198—1216），出生于一个罗马贵族家庭。他分别在博洛尼亚和巴黎学习法律和神学，成为当时欧洲学识最渊博的人之一，并在二十六岁就早早进入枢机主教团，辅佐舅舅克雷芒三世。但英诺森三世靠的却不仅仅是裙带关系，他的共事者都被他非凡的才能和决断力所折服。加冕之日，他明确地描绘了未来。他宣称：“我就是耶稣与之说话的人。耶稣对我说：‘我将交给你天国之门的钥匙，你在世间拥有的一切，在天国也会同样拥有。看看这位管理着整个家庭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圣彼得的继承人。他站在上帝和人之间，小于上帝，大于人类。’”[1575]
大于人类。或许没有哪位教皇比英诺森三世更自恃了，说句公道话，英诺森三世言之凿凿的背后多半是虚张声势。英诺森三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属于教皇管辖”，耶稣授权圣彼得“不仅统治全基督教会，而且掌管整个世俗世界”，而他，英诺森三世，则决心建立或重建世间新的平衡，在欧洲建立全新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秩序。[1576]英诺森三世去世时，教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抗异端，争夺世俗权力，提高神职人员的素质，打击知识异端。正是英诺森三世首次征收什一税资助十字军东征，由于这次成功的尝试，1199年他又第一次向教士征收所得税来资助教廷本身。也正是英诺森设立了异端裁判所，才有效地对抗了阿尔比教派。1208年，一位教皇使节在法兰西被谋杀，图卢兹伯爵被认为脱不了干系。这使英诺森三世产生了讨伐异端的想法。[1577]这并不是西班牙那个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那个裁判所与其说是教会机构，倒不如说它是王室机构），但跟它有类似的想法。英诺森三世制定了一套新的法律程序，用调查和审问的方式系统地搜寻异教徒，而不是坐等有人控告。这也是教皇权力和野心的新体现（也是神学弱点的体现）。
这个教廷裁判所虽然并不总像描述中的“邪恶帝国”那样，但也极其糟糕。一切的背后是一个尖刻的讽刺：异端迅速生根发芽的原因之一是神职人员本身的道德放纵和腐败，而罗马教廷新法律的执行者也正是这些人。例如，阿维尼翁会议（1209）谈到一位教士用掷骰子的方法决定是否苦修，酒馆用教士的立领作为标牌。巴黎公会（1210）揭露主持弥撒的教士妻妾成群，修女也举办聚会。[1578]英诺森三世在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开幕致辞中证实，“平民堕落的罪魁祸首是神职人员的腐败”。[1579]
12世纪充斥着巫术和根深蒂固的迷信活动，尤其是在教会内部。有必要说明的一点是，异端与这两者毫无关系。基思·托马斯这样描述巫术活动：神迹是“证明（教会）对真理垄断的最有效方法”。[1580]人们有时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圣体变成血和肉之说。一位历史学家援引过这样一个例证，塞戈维亚一个犹太银行家同意将圣体作为借款担保；还有一位也举过这样的例子，女人在与丈夫亲吻时将圣体含在嘴中“以得到丈夫的爱”。[1581]基思·托马斯也提到，一个诺福克女人受七次坚信礼，“因为她发现这能治疗她的风湿”。[1582]教会明确区分了异端（固执信守的观念，背离教规）和迷信（包括将圣餐用于非教事活动，如前文提到的）。不管怎样，异端者对巫术毫无兴趣，因为巫术涉及滥用或误用圣礼，而圣礼是他们极力反对的。
起初，教会不情愿地宽容异端。直到1162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还拒绝将兰斯主教交付给他的清洁派信徒定罪，理由是“赦免罪人胜过取无辜者的性命”。[1583]但是讨伐清洁派却好处颇多，因为人们不必冒险和花钱跋涉至艰苦危险的中东就可以获得物质和精神利益。事实上，后果是多方面的。一开始，贝济耶有七千人被屠杀，这次恐怖的经历给讨伐者留下了永远的心理优势。[1584]与此同时，清洁派教徒被迅速驱散，这意味着，他们的潜在吸引力比之前传播得更快更远。为应对这种局面，召开了第四次拉特兰公会，制定了详细的正统信仰，首次概述了全新的法律程序。
教廷审判从格列高利九世在位时期，1227到1233年间正式开始，不过整个中世纪主教法庭对刑事案件的审判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诉讼形式：起诉、告发、讯问。过去，“起诉”依靠起诉人提起诉讼，若指控无法被证实，起诉人要受到惩罚。在新的异端堕落审讯（教廷裁判所）体系下，不需要起诉人也可以进行调查，但采取“调查方法”。1231年2月，格列高利九世颁布《绝罚通论》，为针对异端者的惩罚制定详细的立法，包括剥夺申诉权、剥夺律师辩护权以及对漏网的异端信徒进行掘尸。[1585]首位教廷裁判所审判官，即“异教堕落的审讯者”，是马尔堡的康拉德，这位相信唯有经历痛苦才能得到救赎的审判官，被证明是这一不光彩行业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刽子手之一。但在宗教审判的历史上，最恐怖的教皇敕令是由英诺森四世在1252年5月颁布的。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斩草除根”令，包括刑讯逼供、火刑和为信仰事务所（罗马对教廷裁判所的委婉说法）配备警察。[1586]
然而，裁判所最主要的任务却不是惩罚，至少理论上绝对不是，而是使异端者回归天主教。大审判官经常出入异端分子所在的各个城镇（许多小村庄从来没有见过审判官）。十四岁以上的男性和十二岁以上的女性如果认为自己是违背信仰的有罪者，都必须到场。所有人集合完毕后，审判官会布道，起初称为大会布道，后来改为“信仰审判”。[1587]有时，参加的人可能得到赦免。布道之后，忏悔的异端信徒可以免于绝罚及更严重的惩罚。然而，忏悔和赦免的一部分包括“告发”，即指认没有站出来的其他异端信徒。告发一直都被当作异端信徒忏悔有效的标志。被指认的异端信徒将会受到审判，恐怖从此开始。整个过程是绝对保密的，被控告者无权知道谁告发了他（否则就不会有人告发了），只有当被控告者作出猜测并能证明控告者与自己有私人恩怨，他才有机会得到赦免。1310年4月，贝尔纳·居伊在图卢兹举行的一场“信仰审判”展示了可能发生的事。4月5日周日到4月9日周四之间，103人受到审讯并判刑：20人被判戴上罪恶徽章去朝圣；65人被判终身监禁；18人被交由地方当局处以火刑。甚至已死的人也难逃惩罚。几十名已死的异端信徒被判刑60年，尸体被挖出并焚烧，骨灰常被丢进河里。在那个信奉来生、尊崇遗骸的时代，这种惩罚是极其可怕的。[1588]
酷刑手段包括水刑，即把漏斗或浸湿的长绸子强塞进异端信徒的喉咙。“通常的”做法是使用5公升水，这些水足以使血管爆裂。火刑是将犯人绑在火前，脚上涂满油脂放在火上烤，直到认罪为止。吊刑时，犯人被天花板上的滑轮吊离地面6英尺，脚上绑有重物。如果不认罪，就被吊得更高然后抛下，在即将落到地面时再次吊起。脚上的重量足以使关节脱臼，造成难以忍受的痛苦。[1589]酷刑使人闻之色变，但在封建社会中，声名狼藉的标记以及随之而来的绝罚同样让人难以承受（例如，犯人后代的婚姻前景是悲惨的）。[1590]
1215年在罗马的拉特兰宫举行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承认并正式确立了新的虔敬思想。这是天主教会三次最重要的全基督教会议之一，其他两次是325年的尼西亚公会和16世纪的特伦托公会，后者讨论了天主教会对新信仰做出的回应。400位主教及800位其他高级教士和知名人士参加了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为基督教制定了多项议事日程，明确了崇拜和信仰的多个领域并使之成文。会议废除了英格兰的《大宪章》，确定七项圣礼（早期教会从未确定圣礼的数量，一些神学家，如达米安，倾向于九项甚至十一项）。这七项是：洗礼、坚信礼、婚姻、临终涂油礼，加上弥撒、告解、神职授任礼。前四项标志人生的不同阶段。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也规定，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向教士告解，一年至少接受一次圣餐，多多益善。这当然是对教权的再次肯定和对异端的直接挑战。但这确实反映了新信仰的需要。会议规定，除非受到教皇封圣，否则新的圣人或遗骨不能获得承认。[1591]
将结婚圣礼化是教会意义非凡的举动。在千年之交，可以说大部分欧洲人都不在教堂结婚。虽然交换戒指也很常见，但一般情况下，夫妻仅是住在一起。甚至到1500年，许多农民还是通过古老的同居仪式结婚。然而，到1200年，大部分富有和受过教育的人由教士主持婚礼。这一方面剥夺了教士和主教的婚姻，但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它赋予教会控制离婚的权力。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之前，人们在与七代血亲之内的人结婚时必须征得教会的同意（堂兄弟姐妹之间此时被允许结婚，因为相隔四代血亲）。实际上，人们对此并不理会。只有后来当即将离婚时，这种非法的血亲结婚才“被发现”，成为婚姻无效的理由。第四次拉特兰公会将七代血亲改为三代，诺曼·康托对此评论说，这样做的主要作用是“增加教会对个人生活的干涉”。英诺森三世的目的即在于此。
英诺森三世的执着非同寻常。他被形容为最伟大的教皇、“欧洲的领导者”。大卫·诺尔斯和迪米特里·奥伯伦斯基这样评价道：“他的任期是教皇世俗统治的短暂夏天。他之前最伟大的前任在为统治权而鏖战；他之后的继任者在运用权力时越来越缺乏精神智慧和政治远见。只有英诺森三世在为那些听命于他的人的利益考虑而行动时，能够让他们听命于自己。”[1592]
13世纪，教皇的道德权威消减殆半。虽然罗马教廷仍是不可一世的行政力量，但法兰西、英格兰和西班牙民族君主国的发展却越来越成为与梵蒂冈抗衡的力量。尤其是法兰西王权的增长对罗马教廷构成了威胁。中世纪早期，与教皇冲突最激烈的君主是德意志皇帝。但是由于这些冲突，德意志人没有像法兰西人那样在十字军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此一来，法兰西人得到更多与罗马教廷对峙的权力，除此之外，法兰西国王通过讨伐阿尔比教派获得了法兰西南部的大片领土，从这个意义上说，罗马教廷是自掘坟墓。这些涌动的趋势在法兰西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时（1285—1314）达到顶峰。
十字军东征和讨伐清洁派运动之后，枢机主教团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法兰西派系，民族主义的产生使教皇选举变得异常艰难。法兰西的安茹王朝统治西西里岛，但1282年西西里人发动起义，法兰西驻军被屠杀，这场起义被称为西西里晚祷。[1593]那时，西西里人效忠于（西班牙）阿拉贡王朝。而当时的教皇是法兰西人，效忠于安茹的查理。因此他宣布阿拉贡王朝无效，并在教会的部分资助下发动讨伐。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没有任何道德公正可言。在中立者看来，这贬低了教皇统治，讨伐的失败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想寻找替罪羊，腓力四世也因此站到了教皇的对立面。渐渐地，法兰西越来越强硬，在1292年达到顶峰：教皇职位空缺，枢机主教团的法、意两派互不让步，争吵持续两年未得到和解，没有哪个候选人得到所需要的三分之二选票。[1594]1294年，随着隐士塞莱斯廷五世的当选，妥协终于达成。塞莱斯廷五世对自己的当选困惑不已，几个月后即宣布退位。这次“伟大的拒绝”（但丁这样描述它）本身是一次耻辱的丑闻，因为历史上没有过退位的教皇，许多忠实的教徒认为教皇的任命是受到圣彼得的神圣恩典，因此教皇不得退位。塞莱斯廷五世称“一个天使的声音”劝他放弃教皇职位，但这是一个最方便的理由。随后本尼迪克特·加塔尼成为教皇，即博尼法斯八世（1294—1303）。博尼法斯八世可能是中世纪教皇中最具灾难性的一位。他的政治野心不亚于英诺森三世，但缺乏这位著名前任的才能。[1595]
1294年，英法之间爆发战争，很快，双方都痛感资金严重不足，四处寻求战争经费。法兰西的一项权宜之计是向神职人员征税，这种手段曾成功地资助了十字军运动。然而，这个做法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博尼法斯八世为此颁布了《教士不纳俗税》教谕。这项措辞激烈的教谕遭到了法兰西的报复，它将意大利银行家驱逐出境。更为切中要害的是，法国停止了向教廷进贡，这极大地削减了教会收入。迫于形势，博尼法斯八世做出让步，允许法兰西国王，也暗指所有世俗统治者，出于国家安全目的向神职人员征税。（虽然向神职人员征税在现在并不能获得多少财政收入，但要记住，那时教会拥有多达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几年之后，即1301年，关系进一步恶化，法兰西南部一名持异见的主教被以叛国罪逮捕。法兰西当政者要求罗马教廷剥夺这名主教的职位以使其接受审判。由于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在1300年涌向罗马庆祝大赦年，博尼法斯八世大受鼓舞，采取了专横手段加以回应。他撤回先前对法兰西国王向神职人员征税做出的让步，将法兰西的神职人员召回罗马以重组法兰西教会。一年以后，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一圣教谕》，宣称“精神和世俗宝剑都最终握在基督世间的代理人手中，如果国王不正当地使用借给他的世俗宝剑，他将被教皇废黜”。教谕最后说：“我们宣布、声明和规定，对罗马教皇的服从是每个人得救的绝对必需。”[1596]
腓力四世的法兰西谋臣也以牙还牙，绝不手软。在法兰西三级会议的首次会议上，博尼法斯八世遭受到了能够想象到的一切诽谤：异端、谋杀、黑巫术。三级会议坚称法兰西的每一位“基督教国王”的使命是将世界从这怪物的魔爪中拯救出来。法兰西人没有开玩笑。国王的谋臣之一、来自朗格多克的律师纪尧姆·德·诺加雷被派往意大利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在那里与某些世俗和教会的反对教皇的人会面。他的目标就是绑架博尼法斯八世，即教皇本人，并将其带回法兰西接受审讯。事实上，诺加雷确实在罗马以南教皇的家乡阿纳尼成功绑架了他，并带他启程返回北方。但博尼法斯八世被亲戚救出，仓皇返回梵蒂冈，之后在心力交瘁中很快去世。但丁将此视为文明史的转折点。[1597]
事实也正是如此。“法兰西人虽然没能成功绑架教皇，但某种程度上，他们成功地杀死了他。”博尼法斯八世的继任者是法兰西的大主教克雷芒五世，他选择居住在阿维尼翁而不是罗马。“但丁哭泣了。”[1598]或许不可避免地，这被描述为教权的“巴比伦囚虏时期”，但它持续了将近七十年。即使教皇在1377年返回罗马，混乱和滥权也没有结束。当选的教皇乌尔班六世着手惩治腐败，其手段之烈导致几个月之后部分枢机主教团成员撤回阿维尼翁，重新选举新的教皇，于是形成了两个圣座、两个枢机主教团和两个教廷。甚至在地方，天主教会大分裂也到了不可调和的荒谬地步：修道院有两位院长，教堂有两种对立的弥撒，等等。1408年，比萨会议召开，目的是结束混乱局面。然而事与愿违，会议选举出第三位教皇。整个荒谬、滑稽又悲惨的事件直到1417年才结束。
但损害已经造成了。政治上，教权永远没能恢复昔日的雄风。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晚至19世纪，也出现了其他强势教皇，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但事实上，这些教皇无论在雄心上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比肩。再也没有教皇宣称站在上帝和人类之间了。然而政治只是教权衰落的一个方面。思想领域的重大变革将给教权带来同样持久的损害。
17 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1144年6月11日，二十位大主教和主教聚集在巴黎的圣德尼教堂，为此而专门建造的祭坛与出席仪式的高级教士人数一样多。大多数主教并未到过这里，因此眼前的景象令他们大为震惊。毫不夸张地说，这座教堂的掌管者苏热尔院长创造了一千七百年来第一种完全崭新的建筑风格。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美学和思想突破。[1599]
传统上，教会建筑采用罗曼式风格。罗曼式建筑的基础是地中海东部的巴西利卡式会堂，这种建筑本来是为气候炎热的国家而设计的闭合式构造，一直以来都使用简单的材料。苏热尔新的圣德尼大教堂则另辟蹊径。他将自己对建筑的全新理解运用其中，结合最新数学原理，创造了一座恢宏的建筑，放弃了罗曼式教堂对水平面的强调，代之以垂直面和尖肋拱顶；建筑之外的“飞拱”支撑墙体，使广阔的中殿几乎可以脱离柱子的支撑；大量的光线从巨大的垂直窗户射入，照亮了之前一直黑幽幽的内殿和祭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正门入口上方的彩色玫瑰花窗。缤纷的色彩和精致的蕾丝状图案，以及工匠在玻璃上描绘《圣经》故事所表现出的匠心独运，都令人叹为观止。
苏热尔本人虽然出身并不高贵，却是法兰西国王幼时的玩伴，这段友谊保证了他在宫廷的最高席位。后来，当路易六世参加一次最终失败的十字军东征时，苏热尔以摄政者身份很好地履行了职责。虽然身为本笃会修士，苏热尔却并不认同弃世是正确的道路。相反，他认为，在人间级别最高的教堂，应当展现卓越，反映它的崇高地位。[1600]“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个人最认同的是：一切最珍贵的东西应该首先用于弥撒圣祭。如果按照上帝和先知的旨意，金器皿、小金瓶和小金钵被用来收集山羊、牛犊和红色小母牛（出现于古代以色列的圣殿中）的血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更大的热情捧出金花瓶、宝石及所有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来收集耶稣基督的血呢？”[1601]因此，1134至1144年，苏热尔彻底重建和装饰了圣德尼教堂，调用他能够支配的各种资源建造了这个新的礼拜场所。
苏热尔骄傲地将自己的成就写入《论上帝的管理》和《论献祭》二书中。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认为圣德尼教堂应当成为他在法兰西南部游历途中见过的所有美学创新的集大成者，并应当超越它们。他从伪法官狄俄倪索斯（这样的称谓来源于除了宣称自己是使徒保罗最初的希腊门徒之一以外，他还自称是雅典最高法院的官员之一）的神学中找到灵感，圣德尼教堂即得名于他。[1602]狄俄倪索斯习惯上被认为是一部中世纪神秘专著的作者，8世纪教皇将这部著作交给了圣德尼，其主要思想是上帝即光。根据这种神学思想，每个生命都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并将其传播出去，神圣之光按照上帝确定的等级顺序“倾泻而下，灌溉世间”。上帝是纯粹的光，所有生命体都根据内心的光辉对上帝之光进行反射。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12世纪大教堂的形态，苏热尔院长的圣德尼大教堂成为它们的先驱。[1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