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此时，空间和时间还都是模糊的。由于那些对欧洲人来说“显而易见的”历史和宗教原因，耶路撒冷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分为四个王国，这些都源自《但以理书》中的一段话。时间还未统一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某些人热衷三分法：从创世到十诫，从十诫到道成肉身，从道成肉身到基督再临。[1684]人们广泛认为耶稣降生之前的人是无法得到救赎的，这也是为什么但丁在《神曲》中将荷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置于地狱边界而不是炼狱或天堂。虽然存在“小时”，但中世纪的一天实际上分为七个教会“小时”：早课时、晨课时、第三时、第六时、第九时（英语中“正午”一词即来源于此）、晚课时和晚祷时。这些都是祈祷的时间。[1685]天之下的万物都由四种元素构成，并且是可变的。但是天是完美的，在地球四周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球体，而且由第五种完美的元素构成，“这种元素是不变的、无瑕的、高贵的，完全高于人类所接触的四种元素”。[1686]这一思想反映在现代英语单词“第五元素”（quintessence）中。
数字在中世纪只是个近似概念。制造玻璃或风琴金属部件的配方里很少有精确的数字。相反，例如“再加一点”或“中等大小的一片”等说法被认为足够了。例如巴黎的一个建筑群就被描述为“像田地里的茎秆”。罗马数字还在使用，使算术愈加困难，而且它们写起来和我们理解起来并不总是一致：MCCLXVII可能被写成x.cc.l.vij。当时的做法是，在大数字末尾加“j”，以避免窜改。基数词和序数词由v[o]和v[m]表示。[1687]在手指计数中，超过10的数字就指向手指关节来代表10的倍数，如果是非常大的数字，如5万，人们就将大拇指指向肚脐。“人们抱怨大数字简直要用‘舞蹈姿势’才能表达。”[1688]
但是，在13世纪末，欧洲社会全方位地从一个主要关心定性思考的社会转变为定量思考的社会。这可能与人口变化有关，西方人口在1000至1340年间至少翻了一番。不管怎样，被雅克·勒高夫称为“计算气氛”的东西进入了欧洲人的生活。[1689]这也与亚里士多德被重新发现很有关系。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注意到，伦巴底人彼得写于12世纪中叶的神学标准教科书《箴言录》只有三处引用了世俗哲学家，数千处引用了教父们的话；而托马斯·阿奎那在他写于1266至1274年的《神学大全》仅亚里士多德就引用了3500处，其中的1500处引自100年以前西方还不知道的著作。[1690]
这时期识字率飞快增长，这与书写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主语—谓语—宾语的语序也确定下来）。最著名的例子是英诺森三世（1198—1216）和博尼法斯八世（1294—1303）之间的区别，前者一年最多发出几千封信，而后者每年多达5万封。M.T.克朗奇报告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细节，英格兰王家文书官衙在13世纪20年代平均每周消耗3.63磅蜡用于文件封印，但是到13世纪60年代末上升到了每周31.9磅。在那时，单词、句子、段落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分隔（罗马人摒弃了单词间隔）。总之，这意味着阅读非常困难，而且必须大声读出来。到了14世纪早期，草写体中才加入了单词间隔、标点符号、章节标题、页眉、互见和其他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标记（还有一些我们今天不常见的符号，比如表明某个单词一直持续到下一行的半圆形）。大约1200年，斯蒂芬·兰顿（未来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发明了《圣经》各书的章节系统，在此之前，《圣经》的章节一直未作区分。图书馆传统上根据宗教排列书籍：首先是《圣经》，然后是教父们的书，最后才是关于文科的世俗书籍。但是在这大体的一致之外，许多书的实际顺序是很随意、不可靠的。这个时候学者发明了按字母顺序的排列方式。每个人都能明白这种方式，且这一顺序不会暗示学说的意义孰轻孰重。[1691]同样，学者还引入了分析目录表。这些创新都改变了阅读体验，尤其是从大声朗读变为默读。牛津大学在1412年，昂热大学在1431年都规定图书馆内必须保持安静。在此之前，图书馆都是吵吵闹闹的。同样，书本知识取代了对领袖人物的模仿而成为教育的中心。这点极其重要，因为阅读成为私人活动，因此很可能成为异端行为（这在15世纪的英格兰尤其重要）。还有证据表明是默读提供的私密性导致了色情作品的增多。[1692]
市镇上最早的时钟没有钟面，也没有指针，只是一口钟。（“时钟”与法语cloche和德语Glocke有关，这两个词意为“钟”。）一开始钟很受欢迎。里昂市有一份要求安装时钟的请愿书这样写道：“如果制造这样一个时钟，那么更多的商人就会来到集市，市民会非常欣慰、喜悦和高兴，市民的生活会更有秩序，城市也会装点得更加美丽。”[1693]许多市镇，甚至是小镇，也同意交税制造时钟。机械钟大概发明于13世纪70年代（眼镜也在这十年发明），但丁在写于大约1320年的《天堂篇》中提到了时钟。虽然中国比欧洲先有时钟，但正是西方对等分小时的热情改变了对时间的看法。等分小时在14世纪30年代的德意志应用广泛。[1694]研究百年战争的历史学家让·傅华萨在他的编年史开头使用的是教会小时，但在叙述中转向了等分小时。不久之后，市镇的时钟决定了一天的工作何时开始、何时结束。
透视的发现（第19章关于美的观点中将详细讨论）及其与数学的关系是这段时期生活量化的另一方面。我们最早在乔托（1266/1267或1276—1337），然后在塔代奥·加迪（1366）身上看到了透视的迹象，而到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1410/1420—1492）时期则已经相当牢固了。这些发现和应用之间互相补充，以至于库萨的尼古拉斯（1401—1464）动容地说道：“上帝本身就是绝对的精确。”[1695]这种思维形式将会引发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著作的产生，帮助开启科学革命，使空间变得更大，但更精确。
花拉子米关于印度数字和代数的书由切斯特的罗伯特于12世纪翻译成拉丁文，从此以后，新数字的影响开始增长（最后一本使用罗马数字的数学教科书写于1514年）。[1696]但是，有一段时期，欧洲人同时使用这两种系统。有一名作者写下MCCCC94的年份，即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两年，而迪尔克·鲍茨为他在鲁汶教堂祭坛上方的装饰画注明日期为MCCCC4XVII，可能是1447年。算术的运算符号后来才产生。15世纪下半叶，意大利人和其他人还在使用P表示“加”，M表示“减”。我们熟悉的“+”“—”号首次刊印于1489年的德意志。它们的起源，据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称，还不清楚：“也许它们来源于仓库管理员在大包和大箱货物上用粉笔记的简单标记，表示超过或不足分量。”[1697]1542年，英格兰的罗伯特·雷科德宣布“这个图形‘+’表示多，而这一横‘—’没有一竖，表示少”。可能是雷科德在16世纪发明了等号“=”来避免文字“等于”的重复出现，因为“没有两个东西能更相等了”。[1698]乘号“×”一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会确定下来：一开始在中世纪的手稿中它有多达11个意思。分数是贸易的一种功能，在中世纪，分数可以非常复杂，例如，在一个案例中甚至有。小数处于萌芽状态，但是其系统要再过300年才能最终确立（见第23章）。
随着刘易斯—威廉姆字的到来，代数终于得以发展。在13世纪早期，列奥纳多·斐波那契用一个字母代替了一个数字，但是未对这一思想进行阐发。与他同时代的约旦纳斯·尼莫纳纽斯将字母作为符号表示已知量和未知量，但他没有使用表示加、减、乘的符号。16世纪法兰西的代数学家对这一系统进行了完全的整理。弗朗索瓦·韦达用元音表示未知量，辅音表示已知量。在17世纪，笛卡尔引入了现代系统，a，b和字母表前列与它们相邻的字母代表已知量，x，y和字母表末尾与它们相邻的字母代表未知量。[1699]
与这些书写和数学方面的变化同时发生的是音乐记谱法的发展。中世纪教堂音乐中最著名的格列高利圣咏是典型的无量音乐：乐行的结构由拉丁语单词的流动决定。但是在大约10世纪，不同圣咏的数量增长太多，没有人可以把它们全记住，因此需要有一个记录它们的系统。一开始，他们发明的系统被一位学者称为“气动记谱法”：系统中的记号表明当声音应该升调（尖音符′）或降调（沉音符｀）或先升后降（长音符号^）时的呼吸。僧侣在纸上轻轻地画了一条水平线，后来是两条甚至更多条，使高低音更容易辨认，这一系统又得到提高。这就是五线谱的开端。传统上将五线谱归功于本笃会唱诗班指挥阿雷佐的圭多，不论是不是他发明了五线谱，肯定是他将其标准化了。关于他的唱诗班成员，他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通常我们似乎不是在歌颂上帝，而是在和自己较劲。”[1700]圭多称，有了新方法，他可以在两年而不是十年内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演唱者。圭多注意到，在人们熟悉的歌唱施洗者圣约翰瞻礼日的《圣约翰赞美诗》中，音调升高就像在五线谱中升高一样：
Ut queant laxis Resonare fibris
Mira gestorum Famuli tuorum
Solve polluti Labii reatum
Sancte Iohannes（注：“神圣的约翰，让我们不洁的嘴唇免去罪恶，让我们，您的奴仆，可以自由地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情，赞美您奇妙的壮举。”[1701]）
斜体音符ut、re、mi、fa、sol、la成为今天教孩子们学习音符的基本方法，后来do取代了ut，也许是因为ut中的t无法唱出来。[1702]
格列高利圣咏的基础是男高音（tenor，来自拉丁语tenere，表示保持），它形成了固定旋律，或我们可以说基本低音。从9世纪后期开始，其他更高的音开始脱离，不过一开始它们还保持平行。后来，它们脱离得愈加厉害，这就形成了西方复调音乐的基础。复调音乐似乎是第一种专门用音符谱写并记录的音乐，而不是经过声音的反复尝试得来的。这些最主要发生在巴黎，音乐家这个职业就是首先在这里出现的。音乐是中世纪四艺之一，是所有的高级学者都要接受训练的高级艺术之一。巴黎圣母院乐派的佩罗坦引入了休止符（这一概念可能来源于零），而科隆的弗朗哥规范了记谱法，确定了所有音符和休止符的时间值。他勾勒了音乐记谱法中的四种单音符标记——倍长音符、长音符、二全音符和全音符，它们每个之间都是倍数关系。基本单位是节拍，即“完全呈现或可以呈现最小音高和或音符的一段音程”。[1703]新音乐，即复调音乐，写在纸上，对细节的控制更加严密，被称为新艺术，与古艺术相对。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新音乐，（也许不可避免地）包括教皇。在教廷关于音乐的最早公告《充满智慧的神父》中，教皇猛烈抨击了复调音乐，复调音乐被禁止在教堂中使用。[1704]
量化发展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复式簿记和相关技术的引入。普拉托一位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提尼从1366至1410年的账簿表明，印度—阿拉伯数字约于1366年开始出现在欧洲，一直到1383年账簿都是以叙述的形式记录的。但是在那之后，记录方式发生了变化，资产和债务开始记录在平行两列，这两列要么在同一页上，要么在对开的两页上。从此以后，生意是赚钱还是亏本就一目了然了，而之前却没这么显豁。[1705]在托斯卡纳，这种技巧被称为威尼斯方式，表明威尼斯更早使用它。虽然从此以后清账成为我们时代的神圣仪式，但是它对于地理大发现时代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因为它使人们对远在千里之外的生意仍然能够加以控制。
量化的传播，与学术的传播一样，因为印刷术的发明而加速发展。在13世纪，大多数学生都买不起学习需要的书本，至少不做重大牺牲是买不起的，因为手稿的价格很高。因此，学生十分依赖在大学里对课本的阅读和讲解。13世纪后期这一局面因为更便宜更实用的手稿生产方式而得到缓解，手稿的生产先是受到大学的鼓励，后来受到严格控制。[1706]该制度的基础是样本的多次复制，即准确誊抄教学中所用的文本和注释。每个样本都分成几部分，每部分通常有4张对开纸（8页），对应文本中不同的部分。多名抄写员可以同时誊抄一个样本，每个人抄写不同的部分。这制度使学生可以购买或租借一本书相对便宜的某个部分抄本。更自由的文本流通将学生从对讲师一字一句的依赖中解脱出来，缓解了学生的记忆压力，使学习可以在更轻松、更私密的环境中进行。[1707]
在纸传入之前，牛皮纸书很贵，但不是贵得离谱。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一本书需要多达一千张动物皮的说法太夸张了。如果一张动物皮的平均面积是半平方米，大约能制作12至15张24厘米×16厘米大小的纸，这意味着一本150页的书需要10到12张动物皮，成本还是很高。随着阅读需求的增加，随着大学日益流行，学生人数日益增加，对书的需求也在增加，而且随着版面规格的扩大，牛皮纸书或羊皮纸书越来越不实用。[1708]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文书或文具商行会，他们与抄写员和书商一起经常会成为大学半官方的附属机构，拥有被大学法庭审判的权利（这可能部分与大学当局坚持为了教义的精确性而审查书籍有关）。[1709]这一制度效率颇高：从13、14世纪流传给我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抄本超过两千多本。这也表明13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阅读公众。
至14世纪，纸的使用已经十分广泛，至少在意大利是如此。造纸厂通常设在市镇上游，因为那里的水更干净，正是在这时捡破烂的人变得常见了（捡破烂很赚钱），甚至旧绳子也很值钱［因此才有了“旧绳子赚的钱”（便宜事儿）这一说法］。造纸商行会是在15世纪初形成的，它们与文书和书商一样与大学联系紧密。[1710]
印刷术在西方的“发现”靠的是三个创新：金属活字、油脂墨、印刷机。在众多先驱中我们要提到的是金匠，他们知道如何制作用来装饰书的皮革封面的图章；还有懂得凹凸印刷术的白镴制造者；以及13世纪的金属铸造工，他们懂得如何利用刻有浮雕的冲压机来制作黏土模具，他们用这些模具的凹字模制作了饰章上的凸版印刷刻字。[1711]当然硬币的生产使用了锤子敲打出的模具。印刷的原理是一目了然的。
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继续说到1439年在斯特拉斯堡发生的一场著名的官司。保存下来的有点令人疑惑不解的文件显示，一个叫约翰·根斯弗莱希（又名古登堡）的金匠与汉斯·里夫、安德烈亚斯·德礼存和安德烈亚斯·海尔曼三人成为合伙人，古登堡负责完善一系列秘密技术，而其他三人则在经济上支持他。在德礼存死后，他的继承人想接替他的位置，由此引发了官司。这些秘密技术包括打磨宝石、生产镜子和一种新技术，这一新技术涉及印刷机的使用、一些单个或铸在一起的“片”、一些铅版，最后是“与印刷有关的东西”。古登堡不是唯一一个对印刷术进行实验的人。另一个金匠，布拉格的普罗科皮乌斯·瓦尔德福格尔，在15世纪40年代中期与阿维尼翁的市民签订协议，制造一些“与书写有关的……铁模”。这件事情也很令人疑惑。无可争议地第一次提到印刷术是在1499年的《科隆编年史》，作者在其中称与科隆第一个印刷工，一个叫乌尔里希·泽尔的人有联系，而这个人又与古登堡的伙伴之一舍弗尔有联系。他写道：“印刷术这一伟大的技术首先是在德意志的美因茨发明的。1440年它传入我们这里，此后一直到1450年，这一技术和与其相关的所有一切都在不断进步……虽然如我们所说，这一技术是在美因茨发明的，但是对其首次试验是之前在荷兰印刷的一本多纳图斯著作。这一技术的开端源自这些书；实际上它现在比一开始更加权威，更加精细。”关于荷兰和美因茨哪个是印刷术最先产生之地的争议至今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1712]但是美因茨毫无疑问是最早的印刷业摇篮。
古登堡似乎在15世纪40年代后期从斯特拉斯堡回到了美因茨，在那里他与约翰·富思特和彼得·舍弗尔组成了新的团队。前者是他的新赞助人，一个富有的市民；后者曾就读于巴黎大学，在成为印刷商之前可能当过抄写员。一切都似乎进展顺利，直到1455年，富思特和古登堡闹翻，又引发了一场新官司。古登堡输了，不得不偿还贷款利息和剩下的本金，富思特和舍弗尔撇下他单干。1457年10月14日，可确定日期的第一本印刷书出自这台印刷机。这就是所谓的《美因茨诗篇》，它是一家将要繁荣一百多年的印刷厂的第一件产品。吕西安·费夫贺断定它的印刷质量很高，不可能是第一次尝试，现在历史学家基本上同意1450至1455年间还有其他印刷机在运作，它们以商业规模印刷了很多书：文法、历书、弥撒书，著名的42行和36行的三卷本《圣经》。[1713]古登堡后来欠下了债务，但是之后他因为个人服务被美因茨大主教兼选帝侯授予爵位，所以他可能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字母的形式还没有统一，一直要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才确立，那时采用了一种标准量“点”，即国王脚长大小的1/144，今天仍然在使用。[1714]
当印刷术出现的时候，四种手写体十分流行。它们是学者偏爱的“黑体”哥特体，直笔画较多、不那么圆润的较大的哥特体，精装书使用的“非标准哥特体”和人文主义者使用的罗马手书体“古字母”。彼特拉克受到加洛林小书写体的启发，使之成为时尚。它也同一种教皇宫草书体有联系，这种草书体基于流行于梵蒂冈文书衙门的一种手写体，它是斜体字的起源。罗马手书体也因为彼特拉克而流行开来，彼特拉克是一位狂热的书法家；他和其他人希望使古典作品（许多新近才被发现）更接近它们的原始面目。[1715]但是罗马手书体和斜体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与威尼斯著名印刷大亨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有关。他在1501年让弗朗切斯科·格里福根据教皇宫字体刻写罗马体和斜体字，这极大地减少了文本的占用空间。这些威尼斯字体很快被德意志和法兰西采用，并成为标准。在一段时间内，大学仍然继续使用哥特体，但通俗印刷品更偏爱罗马体。从16世纪中叶开始，罗马体的应用在学界渐渐扩大。阿尔杜斯还引入了页数标记方法，但这要到16世纪前中期才成为惯例。
有了印刷，书本就不再是奢侈品了。有了书，读者就希望能够在旅行时随身携带，因此书的尺寸变得越来越小。四开本书（折叠一次，提供四页）和八开本书（折叠两次，产生八页）一开始就有人印，但是阿尔杜斯为了使阅读经典作品更方便，发行了著名的“便携式”作品集，这一做法被很多人效法。因此，到16世纪，图书分成了面向图书馆的笨重的学术大部头和面向普通大众的小部头文学或辩论作品。[1716]
大胆的书卖得更好，因为它们能引起流言蜚语，这是出版业的本质，结果就是早期的出版商经常庇护有异端嫌疑的作家。因为出版人是最先阅读新手稿的人，他们很自然地不断接触新观点，而且他们通常是最先相信新论点的人。这样一来，印刷商成为最早一批皈依新教的人。但是他们也很容易成为受害者，因为他们有工厂，他们的名字印在书的封面上。异端裁判所很容易就发现，根除异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关闭那些传播这些思想的印刷厂。结果，在16世纪早期，许多印刷商为了躲避间谍、告密者和审查员而被迫逃离法国。奥热罗只是被处以火刑的众多印刷商之一。艾蒂安·多勒是最著名的“书的烈士”，他原先是名作家，后来成为一名书商和印刷商。他为出版商格里夫工作，同时写自己的书，他还与伊拉斯谟发生过争论。但是在1542年，他出版了一些可疑的宗教作品。警觉的当局搜查他的住处时，发现了一本加尔文的作品。多勒于1544年被执行火刑，他的书也被焚烧。
一开始，在印刷业早期，出版商不支付作者的酬劳，作者收到他们作品的一些免费样书，然后会将它们寄给富有的赞助人，并附上华丽的题献，希望以此获得报酬。这种方法往往能奏效，“那时的作家和后来的作家一样很少挨饿”。一些作者被出版商强迫购买很多本他们自己写的书，例如一个叫塞里安努斯的作者在1572年买了186本（一共出版了300本）他自己写的《读莱韦提茨有感》。[1717]但是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现代做法开始引入，作者将他们的手稿卖给出版商。随着阅读越来越普遍，卖出的书越来越多，预付金也开始提高，到17世纪，预付金数目已经相当大（例如在法国就高达数万法郎）。[1718]版权大约在17世纪的英格兰开始出现。[1719]按照现代标准，当时一版书的印数不多，有时候只有100本。《圣经》可能一版出930本或1000本，但这样的规模已经算很大了，冒险出版的出版商往往陷入财务危机。[1720]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书的生产成本下降，印刷更多的书变得更加安全。到16世纪后半叶，一版出2000本书或更多已经很常见了。尼古拉·克雷纳尔1564年的希腊语语法书和1566至1567年他编辑出版的《民法大全》都印了2500本。一些《圣经》在荷兰出版达到3000至4000本。[1721]
早期版权法的缺失意味着许多盗版书随处可得。国王或议会采取行动镇压盗版商，试图制止盗版行为，但这仅仅成功地将盗版业赶入了地下。15至18世纪的书籍审查制度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早在1475年，科隆大学就获得了教皇的批准，可以对禁书的印刷方、出版方，甚至读者进行审查。[1722]许多主教也试图行使同样的权力。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了《内部多样性》谕令，禁止德意志在没有教会许可的情况下刊印任何书籍。在1515年的拉特兰公会上，这一谕令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整个基督教世界，并由宗教法庭和大审判官负责。当然，审查恰恰使被审查的书更具吸引力，至少对某些人是这样。在整个16世纪，禁书的数量快速增长，建立一个《绝对禁书目录》就变得很有必要了，这个目录还必须不断更新。整个天主教的第一批禁书目录是1559年由教皇保罗四世发布的，虽然人们很重视它，但是很快就发现，在许多地区（例如佛罗伦萨，离罗马不远）如果彻底执行这一目录，新兴的图书业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因此，在许多地方，这一目录只是象征性地执行罢了。例如，宗教法庭驻佛罗伦萨的代表同意，律师、医生和哲学家所需的书在豁免之列。[1723]法国人尝试了另一种制度：每一本出版的书都要事先获得国王的批准。这也使出版转入地下，因为大多数出版商都无视法律，而禁书继续毫不费力地几乎在各个地方流通。[1724]
毫无疑问，印刷业发展十分迅速，这似乎证明印刷业出现之前的书对于许多人来说远远不是默默无闻的。据计算，1500年之前印刷出来的书不少于2000万本。[1725]虽然一开始这个市场主要包括大学和其他学术界人物，但书籍很快进入普通大众的生活。一种全新的文学成长起来，反映也鼓励了普通大众的信仰，例如对圣母马利亚的狂热崇拜仍然非常流行，赞颂基督之母的生活和美德的作品同有关圣徒的作品一样流行。印刷与人文主义的发展（见下一章）恰处同一时期，促进了对古代的新兴趣。文法书的数量也大幅增长，中世纪早期的骑士传奇也很畅销。但是科学和数学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古代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占星术和游记也很流行。
因此，印刷术的到来与其说改变了文化的形态，不如说使更多的人能够更轻松地接触到文化（这是可以预料的）。印刷术所带来的更深刻的变化更多与诸如精确的标准（在确定经典作品排版时，学者希望使用可以得到的最好的范本）、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宣传（第22章将讨论）和人文主义的胜利相联系。印刷使更多的人熟悉古典（即非基督教）作者，更加意识到纯文学和风格方面的特征（而非教义问题）的存在，进一步促进了生活的世俗化。懂得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这三种语言是许多人文主义者的目标，印刷在这一点上有所帮助。[1726]但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懂三门语言，因此印刷图书的另一个影响是，在激发普通大众对古典作品兴趣的同时，它也激发了对翻译成本国语言的古典作品的兴趣。这些译作在传播观点和知识方面往往比原作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1727]同样，本国语的译作也激发了对民族语言的兴趣，这一过程始于意大利，但在法国影响最为深远。1539年法国的《维莱哥特雷法令》规定法语是法庭的官方用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拉丁语直到17世纪才会消亡，而到那时民族文学已经发展得很成熟，正准备瓜分图书市场。
印刷术的最后一个影响是拼写，拼写此时变得固定下来，而且与发音的对应越来越弱。换句话说，拼写更多的是遵循单词的词源。[1728]这一点也受到民族语言发展的强化。1530年之后，拉丁语明显开始处于劣势。例如，在巴黎，1501年88种出版物中只有8种用法语写成；但是到1530年，456种出版物中用法语写成的有121种，从9%上升到了26%。这不奇怪，许多读者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商人，他们无心成为懂三种语言的人。但是这一过程在某些国家由于宗教改革运动而加速，因为宗教改革带有反罗马倾向，维护本地文化。路德在印刷的帮助下对德语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然，最终《圣经》，更不要说《英国国教祈祷书》，也用各国的民族语言刊印，使其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浅显易懂的程度。我们将在本书的余下部分讨论它带来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大体上，印刷确定了各国的民族语言。由于翻译，外来单词和词组使许多语言更加丰富，但是现在拼写和用法固定下来了。印刷商有意将语言统一起来，例如在阿里奥斯托作品的一个译本中[1729]：
拉丁语的消亡是缓慢的。笛卡尔的《方法论》用法语写成，而他的通信通常用的是拉丁语。如果一个人面对欧洲读者，用拉丁语写作还是必要的。直到17世纪，拉丁语才最终消亡，从那以后法语成为科学、哲学和外交用语，每一个受教育的欧洲人都必须懂法语，法语书籍在整个欧洲出售。[1730]
印刷术就这样开启了欧洲的统一拉丁语文化的灭亡之路，这个文化曾经使欧洲超越了印度、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它同时标志着属于大众的另一种文化的开端。这一变化之强烈如同地震，但是其特征要在几个世纪以后才能显现。
18 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扬·范·艾克于1434年画了一幅叫《阿诺菲尼夫妇》的双人肖像画，它应当被誉为文艺复兴早期佛兰德艺术的杰出代表。它画的是意大利商人乔万尼·阿诺菲尼和新婚妻子乔万娜·切纳米站在他们家的一个房间里，温柔地握着彼此的手。这幅画运用细腻的笔法和微妙的光影效果，巧妙地捕捉了这对资产阶级新婚夫妇虔诚、平静而又有点自我满足的表情。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心理学研究。然而它也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幅画让观看者专注于这对新婚夫妇享有的大量财富。地板上是用小而复杂的菱形花纹织成的东方地毯；布包高背椅上装饰着雕刻的球形图案；红色华盖床、凸形的威尼斯镜子，镜子华丽的框架嵌入了表现基督受难情景的微型瓷釉；所有这一切的上面，是一个闪闪发光的交错成花纹图案的黄铜枝形吊灯。两个人也都衣着华丽，束腰外衣的袖子和下摆都是毛皮衬里，乔万娜的头饰表现出复杂的针线和折边。最后，在地板上有一双厚鞋底的木底鞋，表明阿诺菲尼夫妇远离城市街道的泥泞。正如历史学家丽莎·贾丁所评论的，这不仅仅是对两个人的记录，它是对私有制的庆祝。“我们应当对这些丰富的细节感兴趣，因为它们揭示出画像中人物的重要性，而不是因为它记录了一种佛兰德式室内陈设。这幅作品是对那个成功商人的心理的颂歌——他想要拥有和掌控的欲望。”[1731]
这幅画和本章的主题十分相关，因为尽管文艺复兴可能是最为人熟知的历史时期，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学界对“1350至1600年发生了思想和文化的‘文艺复兴’”这种观点进行了非常深刻的重新评价，过去很少有哪些观念经历过这样深刻的重新评估。从19世纪开始，而且主要由于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明》（1860），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文艺复兴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性”。中世纪的停滞期后，伴随着对古典文学的重新欣赏和视觉艺术的辉煌成就，“文化的春天”遍布欧洲。尽管这当中的一些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文艺复兴现在既被理解为一种文化革命，更是一种经济革命。[1732]
细细想来，若考虑到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一些重要发明的产物，其中许多发明在性质上是经济性的，那么这就不足为奇。前三章已经表明，可能从10世纪起，但肯定从11世纪起，欧洲就已经在宗教、心理、城镇发展、农业和知识传播这些方面酝酿重大变化。还出现了新建筑形式。科学、医学和哲学的异教世界已经被重新发现。在计时、数学、阅读、音乐和艺术上出现了重要的新发明，还发现了透视法。中世纪盛期绝不能被称作是停滞时期。从20世纪20年代哈佛历史学家查尔斯·哈斯金斯开始，学者开始谈论12世纪的复兴，这个概念现在被广泛接受。[1733]
一些学者现在对历史上的“超大”时期持怀疑态度。它被认为是19世纪“必胜信念者”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观中，文艺复兴成为中世纪的对立面。正如20世纪埃尔温·潘诺夫斯基等历史学家指出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有其他几个“复兴”，如加洛林王朝复兴、奥托王朝复兴、盎格鲁—撒克逊复兴和凯尔特—日耳曼复兴。因此不仅仅是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重新发现了古典艺术。然而，仍然可以说，尽管有这些复兴，意大利人比其他人更清楚正在发生什么。即便是潘诺夫斯基也承认，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一种“突变”，是决定性、不可逆转的前进，而不是一种“演化”。[1734]
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要是科技和经济因素）似乎共同帮助创造了我们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从科技角度上说，这些因素是：中国指南针的引入，使许多杰出的海上航行功绩成为可能，这些功绩为欧洲探索打开了世界之门；火药也来自中国，正如前面提到的，火药为推翻旧封建秩序做出了贡献并有利于增强民族主义；机械钟表改变了人和时间的关系，在特定工作中，使人类的活动结构不受自然节奏的影响；印刷术导致了知识传播的突破性进展，而且削弱了教会曾经在知识传播上拥有的垄断地位。除此之外，默读促使独立思考产生，独立思考以一种不知不觉的方式使个人摆脱更传统的思维方式，摆脱思维的集体控制，有助于激发颠覆、异端思想、原创性和个体性。
大量笔墨被用来分析大瘟疫黑死病对文艺复兴的影响。例如，在14世纪，由于瘟疫，乡村地区的很多地方都缺人。这迫使许多地主不得不向农民的要求屈服。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个时期从陶器到金属锅的转变，从中可以看出生活水平的提高。[1735]瘟疫似乎对教会和宗教生活有两个主要影响。大量的死亡使人们悲观，使他们更注重内心世界，趋向更个人化的信仰。随着瘟疫的发生，比以前更多的私人小教堂和慈善团体开始建立，而且神秘主义有所增加。对基督圣体的新关注开始出现：鉴于第四次拉特兰公会曾规定天主教徒应该每年至少领取一次圣餐，现在信徒力图尽可能多地领取圣餐。[1736]当然，与此同时，许多人产生了相反的心理倾向，开始怀疑是否存在眷顾众人的上帝。这场瘟疫的第二个主要作用是对教会自身结构的影响：大约40%的教士丧命，在很多情况下非常年轻的教士被指派代替去世的教士。这些年轻的教士比他们的前任受到的教育少得多，这证实了教会在知识领域的权威大大削弱这一事实。在许多地区，天主教学校教育体系崩溃了。因此，黑死病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模棱两可的，具体的证据从两方面理解都行。诚然，受教育程度低的教士可能导致教士权威下降，但随着瘟疫而来的更高的虔诚与我们在文艺复兴中所看到的情况相反。或许最好的说法是，黑死病在帮助摧毁已经渐渐衰退的旧封建制度时发出了致命一击，使新制度得以蓬勃发展。
更有说服力的是对文艺复兴在意大利起源并发展最快的解释。这和意大利城邦的规模小有很大关系。它们获得独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此外，意大利的地形（五分之一的山区和五分之三的丘陵，一个有很长海岸线的狭长半岛）不利于发展农业，却有利于商业、航海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总之，政治结构和地理构造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到1300年，意大利有23座城市人口达2万或更多。相对城市化的人口有很大的独立性，再加上它处于北欧和中东之间的贸易位置，意味着意大利商人比大部分商人受到更好的教育，更利于他们从正在发生的变化中获利。
我们在前面一章看到12世纪的复兴同学校教育的变化有关（从修道院学校到大教堂学校），也同教学方式上的变化有关，从单个具有超凡能力的教师和学生之间一对一传授变为更大的教室和课本学习。同样，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有另一种变化，如保罗·格伦德勒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学校教育》中说的，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意大利］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语言的多样性（分裂性可能是个更好的词语）在任何时候都有把半岛分裂的危险。但是学校教育使意大利人联合在一起，并对文艺复兴的产生起了主要作用。人文主义教师发明了一种不同于15世纪早期欧洲其余地方的新教育方法。从那以后，意大利的统治者、专业人士和人文主义者中的精英都使用古典拉丁语。他们使用相同的修辞。他们从由学校里学到的道德态度和生活实例构成的同一个宝库学习知识。人文主义课程统一了文艺复兴，使它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协调的文化与历史时代。”[1737]
格伦德勒说，在文艺复兴教育的背后是一个乐观的假想：世界可以被理解，能够被控制。到14世纪中期，当中世纪的教会教育体系崩溃时，意大利出现了三种学校。它们是由城市当局经营的公共拉丁语学校、独立学校（或像我们所说的私立学校）和用来训练商人和经商技巧的算术学校。根据格伦德勒引用的有关威尼斯的数字，约89%的学生就读于独立学校，与4%就读公共学校的人形成对比。他说33%的学龄男孩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12%的学龄女孩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总体上，到1587年，约23%的威尼斯居民有读写能力。[1738]他说威尼斯并不是个例外。
在15世纪，人文主义者修改了课程，取消了诗体文法课和词汇课，以及道德诗和写作课。相反，他们代之以根据最近被重新发现的古代作家作品为基础的文法课、修辞课、诗歌课和历史课，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把西塞罗的书信推举为“拉丁散文的典型代表”。大部分教师是人文主义者。格伦德勒说，到1450年，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城市的学校都教授人文学科。[1739]教育强调学习阅读，注重富有文采的书信写作，重视诗歌和“在中世纪课程中不曾有过的新课程”——历史。格伦德勒不赞成“学习拉丁语会扼杀创造性，使学生变得温顺”这样的批评。他说，文艺复兴中的事实也否定了这一点。相反，他说大部分学生“喜欢拉丁语及其揭示的文明”。他认为，这也有助于解释什么是文艺复兴。他将拉丁语的学习比作今天音乐和体育运动的学习。年轻人如此喜爱他们所做的事以及通过努力获得的成绩，以至于他们并不感到很艰辛：人们着迷于技艺，知道掌握技艺对于未来是多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是世俗的，对这个体系下不计其数的毕业生的人生观显然有很大影响，不论他们是艺术家、公务员还是商人。
算术学校的名字取自列奥纳多·斐波那契在13世纪早期写的《计算之书》。他的父亲是比萨的一个政府官员，被派去管理比萨在贝贾亚（阿尔及利亚）的贸易殖民地。他在那儿接触到印度—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数学的其他方面（见第12章）。斐波那契对大学的数学理论没有多大影响，但他却大大地影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业。孩子们在接受其他学校教育的中途要花约两年时间学习算术。例如，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在十岁零八个月大时进入一所算术学校上学，待了二十二个月。那时几乎所有上这些学校的孩子都在十一到十四岁之间。有时社区会请教师教算术，有时是教师独立上课。[1740]甚至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在《论家庭》中建议孩子应该学习算术，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这些技巧的重要性。“学生然后应该回到‘诗人、雄辩家和哲学家’的行列中去。”[1741]算术包括基本算术、手算、会计、计算利息、记忆乘法表、一些几何学知识和由多达两百道商业数学题构成的体系中的核心问题：称重和测量、货币换算、涉及合伙的利益分配问题、贷款和利息及复式记账法。算术书，尤其是关于商人难题的那一部分，在上完学后充当参考书：当一个商人不会解决难题时，他会浏览算术书直到找到大致相似的内容。这些书也教给人们不错的商业实践：如何将某个财政年度的所有文书都束成一捆，如何记录争论，如何提前考虑继承问题，等等。没有提到“公平价格”。[1742]
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些学校的实际作用，也不应该忽视这是第一次有一种文明常规性地、系统地使用有效的商业实践训练儿童或青少年。文艺复兴主要以想象力的爆发而闻名，想象力的爆发不仅仅是由于商业上的繁荣，计算能力和商业技巧也被认为是14、15和16世纪意大利儿童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它们的作用不应被忽视或贬低。
在意大利城邦中，佛罗伦萨最引人注目。其人口约为9.5万人，大约是米兰、威尼斯或巴黎的一半，与热那亚和那不勒斯差不多。[1743]佛罗伦萨远离大海，没有海港。但到15世纪晚期时，它把米兰或威尼斯与手工艺相关的服务业和银行业结合了起来。彼得·伯克说，佛罗伦萨有270家织布作坊、84家木刻工艺和镶嵌工艺作坊、83个丝绸铺、74个金匠铺和54个石雕铺。同时代的记述中提到了井、蓄水池、污水池和厕所，从中可以看出城市的许多新宅邸有现代管道系统。街道已经被铺设得很好，而且因为有下水道，水排向阿尔诺河，街道保持得很干净。[1744]所有的一切都反映了12到14世纪佛罗伦萨的经济增长规模是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这是基于三个基础：纺织品贸易、纺织品行业本身和银行业。整个意大利，尤其是佛罗伦萨，是商业革命的起源地。在商业革命中，贸易和对外贸易是其他事业的基础。[1745]举个例子，14世纪中期，巴尔迪家族在塞维利亚、马略卡岛、巴塞罗那、马赛、尼斯、阿维尼翁、巴黎、里昂、布鲁日、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都有代理商。达提尼家族与爱丁堡、贝鲁特等200座城市有贸易往来。[1746]罗伯特·洛佩斯说，没有哪次经济剧变像这次一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除了18世纪工业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意大利在第一次伟大的资本主义转变中所起的作用和400年后英国在第二次转变中所起的作用相同”。[1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