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一些科技进步，如卡拉维尔帆船和移动前帆的发明，但商业革命主要是一场组织革命。“对利益的原始性追求被合算、深思熟虑和理性的长期计划取代。”[1748]记账货币和复式记账法几乎同时发展，海上保险产生于对外贸易繁荣的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这导致货物关税变得更加复杂，反过来增加文书工作。1382至1410年，达提尼家族在普拉托的档案包括超过500本账簿和12万封信件。这表示平均一年有4285封，差不多一天12封。“写作成了所有活动的基础。”[1749]
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诞生的标志吗？从稳定的资本积累、使用贷款增加、管理同资本所有权和劳动力分开这个意义上说，是的。从通过大规模运营，有意扩大市场这个意义上说也是的。从有意识地教给年轻人贸易技巧这一意义上也是的。当然，规模比今天要小得多。[1750]
但或许资本主义最明显的标志是佛罗伦萨的另一项主要活动银行业的成功，这本身就是场经济革命。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见证了大银行业家族阿恰约利、阿美耶利、巴尔迪、佩尼奇、斯卡利的崛起，而且到1350年，它们在所有的主要贸易中心——布鲁日、巴黎（1292年有20家）、伦敦（14家）——都建立了分支机构。大部分现代运营方式已经发明：外币兑换、吸收存款、转账、贷款利息和透支。需求来自欧洲非常富有的王公这一相对较小的群体，他们对炫耀性消费的热情引起对奢侈品（尤其是衣服）和对银行服务业的巨大需求。[1751]理查德·高德斯威特说贵族社会的这个小群体可以被认为是文艺复兴的开创者。[1752]
随着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财富，而不再是出身，首次成为阶级区分的主要基础。商人，甚至是店主，如果他们足够富有的话，经常会被授予爵位。于是，他们经常效仿老贵族，建造宫殿、购置乡村田产。彼得·伯克说，正是老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混合才产生了价值和品质的融合，“贵族军人般的勇气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精打细算”。这产生了一种新的开拓精神，“一部分具有军事性质，一部分具有商业性质，最早表现在海上贸易”。最后，它以更平静、不太冒险的内陆贸易形式稳定下来，但正是这种海盗精神首次引发了伟大的商业革命。[1753]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姻”也产生了新的城市精英分子，他们文化素养高、有教养和理性，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就像复式记账法、机械钟和被广泛使用的刘易斯—威廉姆字所代表的一样。但这仍然是一个手工业社会。知识活动依旧保持它的实用性，与特定的职业和专业目的有关，用来满足世俗世界的社会需要。[1754]从心理上说，它产生了一种新兴的能人崇拜，即超越所有宗教传统而只依靠自己的人，它与希腊的“英雄”概念相似并不完全是一种偶然。[1755]对个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理性优越于传统，以及时间和金钱的管理具有决定作用时，人生以一种更快的步伐在前进。现在意大利的时钟一天敲二十四下。
这一切虽然解释了为什么佛罗伦萨有如此多的新财富，但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财富带来如此巨大的文化爆发现象。城市研究专家彼得·霍尔将原因归结为（这适用于古典时代的雅典，同样也适用于19世纪的维也纳），“创造财富的人和有知识的人来自同样的家族”。因此贵族不仅是艺术和知识的赞助人，而且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几乎每一个显赫的家族都有一个律师和教士，许多人文主义学者……科西莫·德·美第奇是银行家、政治家和学者，也是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尼科利、马苏皮尼、波吉奥）、艺术家（多纳泰罗、布鲁内莱斯基、米开罗佐）和博学的教会人士（安布罗乔·特拉维萨里、教皇尼古拉五世）的朋友和赞助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艺术赞助模式发生变化并得以拓宽。彼得·伯克表示，从1420到1539年，意大利创作的约两千幅标明日期的画中，87%是宗教题材，其中约一半是关于圣母马利亚，25%是关于基督（其余的有关圣人）。同时，变化正在酝酿中。第一个变化是，对宗教艺术品的订单很少来自教会，而是要么来自大行会，要么来自精神的兄弟会，要么来自私人。[1756]现在不是教会人士，而是新变富有的市民在选择重要的艺术家并和他们讨论诸如圆顶或整个教堂的设计细节。
第二个变化是世俗赞助的对象从教会建筑转向城市公共建筑。例如，14世纪艺术的几个重要人物（乔托、杜奇欧、安布罗乔·洛伦泽蒂）将他们事业的大部分都放在政府工程上。与这个变化相关的是推动介绍新的世俗主题，尤其是14世纪艺术的主要创新手法，即叙述法的产生。[1757]
第三个变化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首先，在文艺复兴早期，艺术仍然是一种工艺，就像以前在雅典那样。一幅画是一个实用的物体，用于特定的祭坛；一座雕塑用于特定的壁龛。但14、15世纪意大利日益增长的需求表明手工艺者应该发展新的思想，而且最重要的是证明他们熟悉新的知识——透视法、解剖学、光学、古典艺术，甚至是理论。“此后出现了艺术市场，首先是教会和女修道院建筑群的设计需求，然后约在14世纪中期是私人住宅的设计需求。”[1758]虽然艺术家实际上可能高价兜售他们的作品，但赞助人对完成品有很大的影响力。合同从各种意义上变成了商业文件，它们详细说明了材料、价格、交货、大小、助理的工作和要涵盖的细节（如小天使和天青石另外付费）。合同可能指明艺术大师应该自己执行此项工作；1485年乔万尼·达尼奥洛·代·巴尔迪和波提切利之间为一幅圣坛画制定的合同，十分详细地规定了颜色和画笔的使用。另一个例子是1445年为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仁慈圣母》订立的合同，用斜体明确指出“只由皮耶罗执笔”。[1759]乔托或许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他在商业方面十分成功，似乎把最高的艺术技巧和敏锐的商业头脑结合在一起。到1314年，他有多达六个公证人照管他的财产。[1760]
与此一致的是，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盖自己的印章。赞助人的家庭开始出现在画上，艺术家也是如此，如贝诺佐·戈佐利在他的《三圣贤之旅》（1459）和波提切利在他的《对三圣贤的崇拜》（约1472—1475）中都是那么做的。“到15世纪，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发生明显的变化；吉贝尔蒂和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都占据重要的行政职位，后者甚至成为市政府官员。”公众对艺术家的尊重极大地增长；到16世纪，当“神圣”这个词被用在米开朗基罗身上时，几乎达到了谄媚的地步。对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概念中一个全新要素是发现了天才的概念；这是一个在中世纪世界观中不曾知晓、也实在无法想象的概念，中世纪世界观认为思想的原创性和自发性毫无价值，而推崇模仿，认为剽窃是颇可允许的，不看重思想竞争。天才思想当然是新的个人崇拜的逻辑结果，是自由市场下自由竞争的胜利”。[1761]
这种思想变化还关系到建筑的变化。1450年后的某个时期，建筑师开始精心设计个人住宅的正面，来突出彼此的不同及其和周围中世纪建筑的不同。住宅开始要求比以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入口。商店被迁走，为的是让世界上的其他人能看到一座住宅是多么宏伟。大约也是从1450年开始，室内摆设也追随这种潮流。购买有艺术价值的物品，包括购买早期的艺术品，是为了时尚，而不仅因为它们有用。当然这种收藏暗示了对艺术和艺术史的了解。“高雅或说精致成了常规主题，它体现在意大利人购买的物品中：餐具、乐器和艺术品。”[1762]
因此资产阶级上层的崛起和艺术家地位的提高是同时的。教会和王室不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艺术赞助来源。艺术收藏仍然只限于少数人，但是比以前广泛得多。到15世纪末，艺术品的价格开始上升。1480年后，当艺术家开始被授予贵族头衔时，画家和雕刻家也能够向往过上富裕的生活了，就像拉斐尔和巴尔达萨雷·佩鲁齐那样。[1763]
汉斯·巴隆认为，文艺复兴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摒弃了中世纪的“弃世”思想（这比天才的概念更重要）。“僧侣不再是唯一有美德的人。”现在完美的人是亚里士多德，一个认为自己需要“房屋、财富和艺术”的人。佛罗伦萨人和他们之前的希腊人一样，相信成就，视人生为一场比赛，不再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每个人“在人生中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1764]“精打细算的习惯对意大利城市生活来说很重要”；到处都有计算；时间十分珍贵，必须通过合理规划谨慎地“花”；节俭和精打细算是原则。“15世纪早期佛罗伦萨人文主义思想的整个趋势是倾向于过好这一世，倾向于含蓄地或有时明显地反对之前一直与宗教正式相关的自我克制。”[1765]结果是产生了许多不同的世界观，这可能会促进思想创新。
我们很快就要讲到的新的人文主义本质上提供了神圣秩序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即根据实践经验建立的理性秩序。“就好像世界是一个由抽象、可互换、可测量，尤其是客观的数量组成的巨大数学实体。”[1766]美德因此是个人的，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与出身、财产的优势无关，更与超自然力量无关。正是古典时期为这种观念奠定了基础。经院哲学在教会之外大部分领域都被摒弃。[1767]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取代了正在衰退的教会的地位。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著名的研究中指出：“在意大利城市，我们首次看到国家作为精心的、有意识的创造物而出现，看到国家作为一件艺术品出现。”[1768]
在纽约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的研究《欧洲霸权之前：1250至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她认为在13世纪，“各种各样的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共存于世界各地，没有哪个体系有足够实力超过其他的体系”。[1769]她继续说道，14世纪的黑死病是影响远东地区贸易体系的不利因素之一，但它对欧洲贸易体系的不利影响小得多，而且也有助于解释西方的崛起（这些论述在第15章介绍过）。瘟疫可能起了作用，而且是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纯粹的经济分析忽略了14世纪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同时开始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变化的作用。这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的迅速发展。
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是彼特拉克（1304—1374）。彼特拉克的成就在于，他是认识到“黑暗时代”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一千年左右是古罗马及之前古希腊的辉煌之后的倒退。追溯起来，彼特拉克关于征服阿非利加的西庇阿的诗也预示了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Poterunt discussis forte tenebris
Ad puram priscumque iubar remeare nepotes
Tunc Elicona noua reuitentem stripe iudebis
Tunc lauros frondere sacvas;tunc alta vesurgent
Ingenia atque animi dociles,quibus ardour honesti
Pyeridum studii ueterem geminabit amorem.
“那么或许，随着黑暗的驱散，我们的后人能回到纯净而古老的光明中去。然后你会看见随着万物复苏，赫利孔山又是一片绿色；神圣的月桂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伟大的天才会再一次崛起；善于接受的灵魂对真诚研究缪斯女神的热爱，会重复着古老的爱。”[1770]
当然彼特拉克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的时代，因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古典著作渐渐被恢复、被翻译。但是彼特拉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些古典著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中世纪盛期的学者，集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尝试把它们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彼特拉克的创新是双重的。他关注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逻辑，也不是新知识的基督教内涵，而是根据其自身的情况把古代诗歌、历史、哲学等理解为早期文明“光彩夺目的楷模”，它们也理应被这样理解。他觉得欧洲只是忘记了这个伟大的早期，他开始就这个时期本身来理解它的想象力。理查德·塔纳斯说：“因此，彼特拉克开始了欧洲的再教育。”[1771]
在他生活的世界里，就连彼特拉克也相信基督教是一切思想的神圣成就。但是他强调生活和思想不是一维的，古典世界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是基督来到世界之前人们可接触到的最高的生活形式。在鼓励他的同时代人追溯历史时，彼特拉克因此鼓励了重新追寻失去的古典著作。在这一点上，西方很幸运，因为这和君士坦丁堡发生变化的时期一致。由于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很多学者离开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在1453年陷落），前往西方，尤其是意大利，随身带着许多著作，特别是希腊语版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以及很多其他柏拉图传统的作品。这是彼特拉克的第二个贡献，他促进了柏拉图哲学的复兴，这令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哲学在12世纪时的复兴。实际上，虽然彼特拉克总是着迷于柏拉图，但在他生活的14世纪，新手稿还未到达西方。直到15世纪早期，希腊原作才真正出现（1450年之前，西方很少有人懂希腊语）。那时，只能靠其他人文主义者，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等人发展彼特拉克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介绍给他们的同时代人。
亚里士多德学说有益于学术思想的发展，而柏拉图主义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适合他们正试图引发的变化。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的灵魂是神的形象和肖像，用威廉·克里根和戈登·布雷登别出心裁的话来说，即“知识的神性”。更为重要的还是这样的观点：“美是寻找终极现实的一个基本部分，想象力和洞察力在这一寻求中比逻辑和教条更重要，人可以获得对神圣事物的直接认识。这些观点对正在欧洲成长的新思想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772]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流畅文体比亚里士多德纯粹的随笔更具有吸引力，而后者正是12世纪复兴的基础，并且也帮助塑造了新思想。很多人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描写是极其不准确的。科卢乔·萨卢塔蒂和尼科洛·尼科利两人都认为，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优秀，认为苏格拉底的雄辩术才是应追求的理想。而列奥纳多·布鲁尼歌颂人文主义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西塞罗华丽文体的著作成为畅销书：他的牛皮纸手抄稿有两百五十份流传至今。[1773]汉斯·巴隆将布鲁尼的《同彼得·保罗·希斯特鲁姆的对话》称作“一个新时期的出生证明”。[1774]
当时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阿奎那之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学者对阿奎那和其他中世纪大师观点的琐碎细节的争论导致经院哲学不断僵化，逐渐在大学中变得荒谬刻板。因此，15世纪下半叶，当一所柏拉图学院在佛罗伦萨城外建立时，它没有设在大学中，而是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私人赞助下，由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一位医生的儿子担任院长。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式的环境中，学术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在柏拉图的诞辰之日会举行大型盛宴，并且任何时候都有一支燃烧的蜡烛照耀着他的半身像。[1775]费奇诺最终将整个柏拉图文集翻译成拉丁文。[1776]
在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中，人文主义者发掘出一条古老的精神河流，它与基督教自身一样古老，并且两者在很多方面没什么不同。这一认识反过来对信仰产生了新的理解。基督教或许仍是上帝对世界旨意的最终形式，但柏拉图主义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基督教并不是这一深层真理的唯一表达方式。因此，人文主义者没有止于希腊文学。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实际上位于城外的卡雷吉）提倡学习所有理性的、精神的和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不管这些作品在哪里发现，包括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琐罗亚斯德教、希伯来语的喀巴拉作品。关键一点是，在包括普罗提诺和柏拉图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时代，整个世界都弥漫着神性，一切事物都带有“超自然的”品质，自然实际上被赋予了魔力；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审慎的解读来了解，上帝的讯息通过数字、几何学、形式，尤其是通过美被昭示。柏拉图主义教授的是一种对世界的审美理解，也有助于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和艺术家地位的提高。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写了《柏拉图神学》一书，他在书中说道，人“和造物主几乎是一样的天才”。[1777]
而且由于柏拉图主义最重视美学，所以那时对想象力的赞扬超过了对密切观察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式美德的赞赏。人们认为上帝通过数字、几何学和直觉启示给天才的形而上学真理提供了更多获取终极知识的途径。因此，占星学、星座和十二宫，以及它们的神秘数字命理学被复兴。古老的希腊—罗马众神不具有犹太—基督教上帝那种崇高的地位，但古典神话却获得了新生和尊重，作为生活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人们的宗教真理而被接受。人们甚至期待一个宗教由基督教和柏拉图混合而成的新黄金时代。[1778]
在这背后，不可低估财富累积的重要性。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可以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悬浮于信仰与知识之间。由于中世纪超自然主义的桎梏开始放松，世俗的和人类的利益变得更加突出。个体在世上的经验事实变得比虚无的来世更令人感兴趣。人们对上帝和信仰的信赖在减弱。现实世界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为未来世界做的准备。”[1779]财富的积累显然促进了这个变化，该历史学家还强调该变化是思想史上的三大变化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公元前600年左右伦理一神教的到来……和19世纪中期达尔文带来的变化”。就此而言，文艺复兴可理解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元素，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新思想。这三个元素是人文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学主义运动，对美的狂热崇拜导致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爆发。资本主义现在不仅被理解成一种经济形式，还被理解成一种自我表达形式。如果没有人文主义者“现世”第一的思想，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完善的；并且如果没有早期资本家积累的巨大财富，那么艺术的激增也是不可能的。
人文主义更关注的不是重新发现古代科学，而是重新树立一套异教价值观，即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俗价值观：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正如彼特拉克最先认识的，这一态度已经被遗忘了一千年左右，因为基督徒接受了奥古斯丁对“过度沉溺于”世俗利益的警告，害怕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凡人之城而不是上帝之城）。[1780]然而，古人更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地幸福、丰富的人生，而不是他们灵魂的永恒命运。例如，古典哲学关注的更多是现在如何成功地生活，而不是来世。人文主义者接受了这一观点。例如，伊拉斯谟说：“任何虔诚且有助于良好举止的事物都不能被称作是渎神。居于首位的必须是《圣经》的权威；但尽管如此，我有时发现古人，不，甚至是异教徒，不，甚至是诗人，他们说的和写的一些东西是如此纯洁、虔诚和神圣，以致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受到了神的启示……向朋友们坦白承认，我阅读西塞罗的《论老年》《论友谊》……时忍不住亲吻书本。”[1781]伊拉斯谟借他创作的一些人物之口说，像圣徒苏格拉底或圣徒西塞罗这种头衔并不是亵渎神明。
人文主义理想的中心是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意大利出现了新的贵族，具有审美情趣、受过教育，而不是建立在继承的特权、土地，甚至金钱的基础之上。它源自文化欣赏以及艺术和学术成就，并且它最重视的是自我表达。文艺复兴时期可能是美学理论最兴盛的时期（虽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18世纪更关注这一方面，见第29章）。人们认为诗歌和艺术包含了世界和谐的秘密。第19章将更全面地论述这一点。
在中世纪盛期，思想革命表明，古代的权威之间彼此有分歧，而且这些权威尽管没有《圣经》，仍然过着充实的生活。同时，生活是按社区组织的：信众、行会和大学。时钟、火药、瘟疫等带来变化之后，随着财富的增长，个人主义开始超出了大教堂和大学的“学术”界。此外，因为黑死病对教会的冲击，古老中世纪的经历（神职人员常常受到较好的教育）也中断了。印刷品和默读出现时，个人主义的传播差不多完全实现了。个人主义加上财富，无论是它帮助创立了资本主义还是自身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一起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首要元素。但丁、彼特拉克、马基雅维里和蒙田以不同的方式撰写关于思想自由和个人表达的文章，文章中经常夹杂着一种对基督教思想的怀疑主义。[1782]印刷术发明之后，民族文学的兴起取代了统一性，促进了多样性的产生。正是这些信仰决定了文艺复兴的思想性质。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中，彼得罗·蓬波纳齐（1462—约1525）的哲学思想很典型。他断定亚里士多德哲学不能证明灵魂的独立存在。尽管他没有否认灵魂的不朽，但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解释的问题，因此，建立在死后奖惩基础上的伦理学体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他认为我们应构建一个与现世有关的体系。“美德本身就是对美德最好的奖赏，”他说，“而邪恶是对邪恶最好的惩罚。”宗教权威不赞同蓬波纳齐的观点，他得以逃脱火刑是因为他和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1470—1547）的深厚友谊，本博本人是异教/古典思想的崇拜者。但是，蓬波纳齐的著作被焚烧。
不过，他的哲学说明了观念如何在开始发生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包括了某种怀疑主义的增长。伊拉斯谟、皮埃尔·拉米斯（1515—1572）、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皮埃尔·沙朗（1541—1603）、弗朗西斯科·桑切斯（1562—1632）和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都可以称作怀疑论者；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与休谟或伏尔泰的怀疑论方式相同，他们都反对经院哲学家的迂腐、神学家的独断和神秘主义者的迷信。伊拉斯谟说，阅读敦司·苏格徒的作品令他感到“生气和厌倦”。[1783]（这种怀疑主义，用理查德·波普金斯的话来说，是17世纪思想的“第三大力量”，这将在第25章中更全面地论述。）
伊拉斯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学者、卓越的拉丁文学家和四处游历的怀疑论者，还是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正如阿奎那是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伏尔泰是最著名的理性主义者一样。[1784]伊拉斯谟于1466年生于荷兰，他的思想主导了一代欧洲思想界。他的一个朋友曾说：“我在公共场合被认出是收到伊拉斯谟信函的人。”[1785]他的母亲和父亲在他十几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监护人将他送入修道院。这本来可能是没有前途的，但1492年他成了一位神父并搬到了康布雷主教的宫廷，并且后来实现了他的目标：进入巴黎大学。然而，他大失所望，因为一到那儿，伊拉斯谟就发现这座伟大的学府声望已经大大下降，并且经院哲学家的争论枯燥僵化，专注于枯燥乏味的细节，在敦司·苏格徒、奥卡姆的威廉和阿奎那之间纠缠不休。这座大学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1786]
如果说巴黎对伊拉斯谟的发展影响是负面因素，那么1499年到英格兰访问使他的人生从根本上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他在英国遇到了托马斯·莫尔、威廉·格罗森、托马斯·利纳克尔、约翰·科雷特以及其他英格兰人文主义者。对伊拉斯谟而言，这些虔诚，甚至禁欲的人物是古典学者和虔诚基督徒的完美结合。他认为，他们是宽厚仁慈之人，坦率地追求真理，没有沾染上巴黎经院哲学家那琐碎的争吵和沉闷的自我辩护的习气。在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家中，他发现了他开始认识到的一生的事业追求：基督教和古典的协调。当然，不是阿奎那所理解的、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正典的古典，而是以柏拉图为中心的新发现。对伊拉斯谟来说，柏拉图、西塞罗以及其他伟人是一种启示。“当我阅读这些伟人的一些段落时，”他写道，“我几乎禁不住地说，圣徒苏格拉底啊，请为我祈祷吧！”[1787]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从英格兰返回时，尽管已经三十四岁，还是开始学习希腊语，以便能够阅读深爱的经典原作。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希腊语。而后便开始了他生命中最激昂的时期，他翻译和编纂了古典作品。1500年左右，他从拉丁古典作品中收集了大约八百条格言和谚语，出了好几个通俗本。然而，他没有背弃基督教，仍留出时间翻译《圣经》（一页是希腊语，对页是拉丁语），以及教父们的著作。
1509年，英王亨利七世去世。伊拉斯谟的朋友们写信给他并且催促他来英格兰，希望他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得到提拔。正在意大利的伊拉斯谟马上出发去英格兰，在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时，他构思出了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愚人颂》。这部讽刺僧侣生活的作品是当他再次在托马斯·莫尔爵士家中居住时花一周写完的。作为感谢，伊拉斯谟将作品题名为《愚人颂》（Moriae Encomium）（希腊名词Moria“愚人”与莫尔的名字More很相似）。该书于1511年出版时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1517年的一个版本中，十八岁的小汉斯·霍尔拜因在空白处加上了一组插图，从而使这本书无疑成为史上最精美、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这本书还激发了一整套讽刺作品类型的出现，包括拉伯雷的作品。该书的“幽默”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相当严厉的，因为伊拉斯谟痛斥了僧侣的怠惰、愚蠢和贪婪。但以时代精神来看，他的语气恰如其分，因为读者与他一起大笑的同时，并没有严肃地质疑自己的信仰。愚人在中世纪故事和戏剧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伊拉斯谟描绘的正是这种类型。正如彼特拉克提供了两个讯息（美学和柏拉图），伊拉斯谟也提供了两个讯息：古典文学是知识和情趣的高尚的、值得尊敬的来源；教会越来越无知、自负和偏狭。[1788]
宽容，尤其是宗教宽容，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具有长期的影响，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乌尔里希·冯·胡滕和米歇尔·德·蒙田都是杰出的人物。鲁比亚努斯和胡滕所写的《蒙昧者书简》经常被称作是斯威夫特之前最辛辣的讽刺作品。它的来源很复杂。德意志犹太人约翰·普费弗科恩皈依了基督教。像很多皈依者一样，他对自己的新信仰非常狂热，并且建议强迫那些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光明的犹太人都进入基督教教堂，并且禁止借贷和收取利息。他还希望焚烧除《旧约全书》之外的所有犹太作品。因为他过去的身份，普费弗科恩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并且很多德意志教士和学者的观点都得到详细的讨论。其中一位是约翰·罗伊希林，他对这一主题思考后说，正相反，犹太作品整体上应受到赞扬，尽管他承认应摒弃一些神秘主义作品。因此，他没有支持普费弗科恩的观点，反而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并且建议在所有大学设立希伯来语教席，“以便非犹太人可以更好地了解犹太作品，也更宽容犹太作品”。[1789]这一言论激怒了世界各地的反犹分子，但罗伊希林也收到了很多著名朋友的来信支持，他以《名人书简》为题出版了其中一些信函。正是这部作品启发鲁比亚努斯和胡滕撰写了一部讽刺迫害罗伊希林的人的作品。《蒙昧者书简》于1515年出版，假称收集了地位较低的教士和无知的教徒写给一位真实人物奥尔登·格拉提乌斯的信函。他是一位重要的德意志多明我会教徒，集中体现了当时经院哲学家的偏执和迂腐。《蒙昧者书简》一方面突出粗俗和荒谬（醉醺醺的教士问，向犹太人致礼是不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什么时候鸡蛋能孵出小鸡，成为鸡肉，因此在周五禁食），但它主要抨击的是经院哲学家的迂腐，此后经院哲学家再也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声望。[1790]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成就/影响在教育。其胜利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古典异教的语言和文学成为课程基础，它的突出地位在很多地方至今仍然存在。这种古典课程首先在意大利的大学中被采用，从那里传到巴黎、海德堡、莱比锡、牛津和剑桥。人文主义课程是由伊拉斯谟引入剑桥大学的，将其引入德意志大学的是阿格里科拉、罗伊希林和梅兰希通等人。伊拉斯谟提倡在整个欧洲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在英格兰得到了托马斯·莫尔和罗杰·阿斯卡姆的支持，在法兰西得到了勒·费夫尔·代塔普和纪尧姆·布德的热烈支持。在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大学变得对科学尤其是数学越来越宽容。医学也得到了传播，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1517年，即小汉斯·霍尔拜因为《愚人颂》添加插图的这一年，马丁·路德将其抨击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虽然伊拉斯谟赞同路德对教会的很多担忧，但两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1517年初，在采取其决定性行动的几个月之前，路德写了以下有关伊拉斯谟的话：“他对人的关怀比对神的关怀多得多。”对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是拐弯抹角的恭维话。
与路德不同，伊拉斯谟知道对教会批评过火只会造成双方不妥协，这种僵持不会带来任何发展，并且实际上可能阻碍双方都想看到的那种变化。下面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并且触及人文主义者试图实现的变化的根本。“您好，”路德写道，“我们经常彼此交谈，伊拉斯谟，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希望，然而我们并不相互了解。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有谁的内心深处未被伊拉斯谟穿透，有谁未受到伊拉斯谟的教导，有谁未被伊拉斯谟主宰？……因此，亲爱的伊拉斯谟，如果能让您高兴，也学着去了解这个信主的小兄弟吧；他一定是您非常热切的朋友，尽管他由于无知，理应被埋在一个角落里，甚至不为您的太阳和气候所知。”伊拉斯谟的回信巧妙但极其清楚：“亲爱的兄弟，您信中透出的热切和流露出的基督教信仰，令我感到非常愉快。您不知道，您的作品在这儿［鲁汶］造成了多大的骚动。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这些人消除这样的疑问：您的作品由一个助手写成，并且他们认为我是你们这一群人的领导人……我已经向他们证明，我完全不认识您，没有阅读过您的作品，不赞同也不反对任何事情……我试图保持中立，以便能尽我所能地促进学术复兴。并且在我看来，谦逊有礼比热情冲动所取得的成就更大。”[1791]
路德在1520年被绝罚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请求伊拉斯谟支持路德，但他回复说自己没有殉教的力量，如果发生“骚动”，“我会效仿彼得”。
但是，尽管采取中立态度，伊拉斯谟还是未能完全避开这场争论。偏执的天主教徒指责他产下的蛋“被路德和茨温利孵化”，并且《愚人颂》被列于“禁书目录”，伊拉斯谟也被特伦托公会谴责为“不虔敬的异端”。换句话说，他在两个阵营都不受欢迎。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尽管如此，仍是悲剧性的。伊拉斯谟曾过着，或试图过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生活。这样一种人相信精神生活，相信美德可以建立在人性之上，相信宽容与狂热的信仰一样都是美德，相信深思的人可以成为好人，熟悉各个时代作品的人可以在自己的时代过得更幸福，而且更公正。
在之前的一章中，我们了解到拉丁学术的兴起如何促进了欧洲的统一。在后面章节将要论述的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例如，路德无可争辩地是德意志人，毫无疑问亨利八世是英格兰人。伊拉斯谟之后的一些学者（利普修和格劳秀斯）和他一样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拉斯谟是最后一位真正的欧洲人。
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认为，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应归因于人性的变化。他认为，竞争、嫉妒、追求荣耀和名望促使这座城市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商人和银行家的生活节奏更快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感觉和行为方式看作是变化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不过，这种新思想确实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例如，艺术家是天才和放荡不羁之人，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这种现代观点正是佛罗伦萨最先公开表现的。它起源于古代医学的改变。当时，希波克拉底确定的四种气质（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仍在使用，不过增加了一个“对应”体系。例如，多血质被认为血液过多，它使人们安静、高兴、愿意爱以及与维纳斯和春天有关。抑郁质是因为黑胆汁过多（因此有“melan黑”+“cholic胆汁”），与农业之神萨图恩和秋天有关。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伟人都是抑郁质，人文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柏拉图关于灵感是神启的激情的观点。艺术家是忧郁的天才这一描写经久不衰。[1792]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心理变化是个性的崛起，它最先被雅各布·布克哈特注意到，后又得到其他人的阐述。彼得·伯克说，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自我意识的加强、竞争力的增强（与资本主义有联系？）和对个人独特性的兴趣的增加。自画像、自传和日记的增多（甚至比1050至1200年间的数量还多）是一个方面，“指南”类书籍的撰写是另一个方面，例如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卡斯蒂廖内的《廷臣之书》和阿雷蒂诺的《对话录》。这些书的重点往往是技术和选择，意思是个体可以从可供选择的事物中选择适合其性格、财力或奇想的任何一个。[1793]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不失真的平面镜最先在15世纪的意大利（主要是在威尼斯）大量生产，这些镜子被认为对自我意识的提高非常重要。16世纪佛罗伦萨一首关于镜子的狂欢节歌曲突出了这一点。这首歌翻译成白话是：“一个人的缺陷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这些缺点不像其他人的缺点一样容易看到。因此，一个人可以自己判断说：‘我会比从前更好。’”[1794]接着出现了卡斯蒂廖内的“若无其事的优雅”观点，即所有事物都应该看起来自然，这也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反映出个人风格很重要。[1795]
布克哈特还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名声的理念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其他学者并不赞成，认为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体现了同样的心理。然而，彼得·伯克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暗示自信、竞争和渴求名声的词语很常见，例如：赶超、竞争、荣耀、对抗、嫉妒、荣誉、羞愧，尤其是勇敢或价值。[1796]布克哈特本人发现了“单一”和“唯一”作为赞美词的新用法，例如，瓦萨里这样说：“对抗和竞争是值得称赞的东西。为了获得荣誉和荣耀，一个人通过对抗和竞争以巨大的努力去征服和克服比自己更著名的人物。”[1797]名声崇拜一般被看作是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对古代的研究让我们重新接触到异教徒普遍持有的个人荣誉的概念（‘用行动扩大声望是美德的任务’，《埃涅阿斯纪》10.468—469），记录这一成就的古典作品能够幸存，其本身就有力地证明：当代的努力可能经得住同样的考验。”[1798]威廉·克里根和戈登·布雷登说，有一种“眩晕”感与个人主义相联系，并且他们引用马基雅维里的话说：“我深信：大胆冒险胜于谨小慎微，因为命运是女人，如果想控制她，就必须鞭打她、同她较量。”[1799]
与所有这些相联系的，是对成就而不是对出身的重视，这是中世纪以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在中世纪，出身的价值决定一切。与它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人是理性审慎的动物。在意大利语中，表示“理性”的词是“ragione”，该词有很多使用方法，但都有计算的意思。商人称自己的账簿为计算之书。位于帕多瓦的“理性宫殿”过去是法院，因为公正涉及计算。在艺术中，“ragione”指比例或比率。动词“ragionare”如今在意大利语中表示“说”，反映了人在说话中讲道理（和计算）的事实，这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正如我们所见，计算在12世纪后开始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深深根植于文艺复兴。布克哈特让我们注意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进出口统计数据，以及罗马教会的预算。[1800]在14世纪末之前，时间一般划分成一天中的各个部分，而用“万福”计算较短的时间长度，一个万福指说“万福马利亚”所用的时间。然而，15世纪下半叶，公共时钟在博洛尼亚、米兰和威尼斯出现，随后携带式钟表很快就被发明了。在安东尼奥·费拉莱特的理想国斯福尔金达城，连学校都有闹钟。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在关于家庭的论文中说，时间是“宝贵的”，并且表现出对懒惰的憎恶。[1801]实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费拉莱特在其理想国中甚至宣布取消死刑，认为如果迫使罪犯从事别人都不乐意做的、令人不快的工作，他们会更加“有用”。这是残忍的，但它是一种计算。
就教育有助于人的计算而言，人们认为学习提高了人的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尤其关注他们所谓的人类境况。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是变得尽可能理性，因此文法、修辞、历史、诗歌和伦理学在佛罗伦萨被称为人文学科，因为它们有助于使人更完善。自我认知是人自身完善所必不可少的。[1802]这导致了新的教育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复兴的概念：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学术，还应理解为培养良好公民，这是古老的古典思想，即完善的个体自然会参与城邦生活。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远离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公民人文主义，因此代表了重新发现古典的另一个方面。[1803]
我们不能夸大这些变化，同样也不能贬低它们。文艺复兴有其消极的方面：街头暴力，激烈的、长期的家族仇恨，政治派系斗争和恶毒残酷的行为。海盗和土匪有时十分猖獗。巫术和魔鬼崇拜激增，甚至罗马教皇批准的行刺也并不少见。教会这个“西方的根本制度”似乎有时也在精神上破产了。[1804]这是财富的快速积累和传统价值观的崩溃造成的吗？它是个人主义泛滥的副产品吗？现在有人怀疑个人主义是否就像布克哈特所说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非常新的或相当普遍的思想。实际上，在晚年，布克哈特自己也开始怀疑这一点。[1805]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还有一个领域可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但相比之下，中世纪的观念是，人是堕落的不幸的生物，在世间等待、期待着某处有天堂存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更关注此时此刻，关注现世的可能性、乐趣和机遇，关注在人世间可以实现的一切。[1806]几乎同样的是，对冥想生活和清贫的痴迷被对积极生活的热爱和对财富的赞美所取代。例如，语文学家、辩论家和古文物研究者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对话体著作《论贪婪》，是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罪恶的东西的辩护。他说，人的生产必须多于他的需求，否则“所有城市的辉煌都会消失殆尽，上帝崇拜及其装饰均会逝去，不会有教堂或拱廊的建造，所有的艺术都会终止完结……城市、联邦、省份、王国不正反映了公众对贪婪的崇拜吗？”[1807]文艺复兴的另一个创新是炫耀性消费，其本身就是一种计算，因为它对个人的名誉和声望产生了影响。科西莫·德·美第奇说，他“曾经”所犯的最严重错误是没有提前十年开始花钱。[18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