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随着修道院、小教堂和医院被卖掉，宗教人物消失了。贵族也消失了，取代他们的是商业和手工艺人。法庭纷纷出现，“因为人们更愿意诉诸法律而不是暴力”。圣保罗大教堂现在成为闲聊的主要场所，有点像俱乐部。“伊丽莎白时代的花花公子会习惯性地早上去看看谁在那里，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什么丑闻，关于最新的书或剧本的有趣评论，或任何适合回家贩卖的新的讽刺短诗或逸闻趣事。”[1853]但是最有名的聚会地点是美人鱼酒馆，它是最好的酒馆，也是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文学和戏剧中心，是诗人、剧作家和才子聚会的地方，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会在那里聚集。最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人物都会加入：本·琼森、伊尼哥·琼斯、约翰·多恩、迈克尔·德雷顿、托马斯·坎皮恩、理查德·卡鲁、弗朗西斯·博蒙特、沃尔特·雷利。博蒙特曾经给本·琼森写信，概括了美人鱼酒馆的魅力：
……在美人鱼酒馆我们看见了
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听见的话
这么机智、这么热情洋溢！
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英格兰的商业繁荣是导致其剧院出现的主要原因。[1854]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格兰人心中激发了一种放任和不敬感：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圣的，就连女王也频频说脏话，并且“朝她的宠臣吐口水”。[1855]
虽然伯比奇迁到肖尔迪奇是英国戏剧复兴（或说诞生）的催化剂，但是它仍旧是从一些中世纪传统发展而来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神秘剧、奇迹剧和道德剧；圣诞节十二天里的王室狂欢，它后来发展成假面舞会；还有组织游行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即便如此，当莎士比亚成长的时候，伦敦之外没有戏剧，连伦敦也没有职业剧院。亚茅斯在1538年有一个游戏屋，埃克塞特自14世纪之后有一个类似剧场的地方，上演滑稽剧。但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演员，而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就连耶稣受难剧也停止了演出。大学里研究古典戏剧，从16世纪20年代以后，学校的男孩们开始表演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喜剧和塞涅卡的悲剧。[1856]后来，学校教师和大学教师会模仿古典戏剧的风格创作自己的戏剧。1550年左右，伊顿的一位教师创作了韵体打油诗《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十年后，在剑桥的基督学院上演了一出更有名的戏剧《葛根婆的缝衣针》。不过，这些也都是在莎士比亚出生三年前的事情，由于没有证据表明他上过大学，因此他同这些戏剧之间的联系不会太密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档案表明，在整个16世纪60年代，戏剧都是私底下在枢密院演出，由学者表演。同时，王室有两个剧团，每个剧团由八人组成，随着剧院开始讲述人间的故事和个体人物开始出现在舞台，他们也表演娱乐剧，有时是“马戏团性质”的剧目，有时是比较严肃的剧目。[1857]
就结构而言，当时伦敦的剧院是两个圆形场所，一个是斗牛场，一个是熊栏。它们都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这些熊栏从来没有上演过戏剧，相反，客栈的院子成为自然剧院开始出现的地方（莎士比亚称之为“木头圆圈”），里面用一个脚手架当舞台。虽然很方便，但是也产生了问题。当局害怕瘟疫和叛乱，因为剧院随时都有酒供应。同业公会（依附于某个如莱斯特、牛津、沃里克伯爵的有权势的赞助人的演员公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停止流浪演出，因此逐渐把幕间表演引入道德剧中，这些幕间表演在主题性和戏剧内容方面得到发展。因此，当伯比奇建造他的剧院时，以前发展出来的所有能量和趣味全都派上了用场。“曾经的一个封建组织，同业公会，一夜之间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组织。”[1858]剧院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商业机构，里面的演员多少具有职业性质。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早期戏剧是写来听的，而不是阅读的。尽管如此，阅读大众在伦敦飞速增长。17世纪早期，伦敦只有25%的商人和工匠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大约90%的妇女是文盲，但她们仍然是剧院观众的生力军，这也是为什么那时的景观比现在还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当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1859]
到17世纪早期，“表演者”这个词被用来指伦敦的剧院演员，体现出相较于“演说家”的一大进步，说明“角色扮演”和“性格描绘”正在发展和深化。虽然演员还未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尊重，但是全部剧目单（没有哪个剧目会连着两天表演）的确让人注意到演员在快速的连续时间里表演非常不同的角色的能力，那是很容易就能欣赏的多才多艺能力。然而，当约翰·多恩在1604至1605年间撰写他的《王子宫廷图书馆目录》时，没有包括任何戏剧，因为他并不认为它们是文学作品。
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的戏剧包括两个主要成分：那个时代的技巧所能表现的写实主义和感情的即时性（除了其他要素，伦敦剧场还产生了一种萌芽中的新闻要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剧院反映出正在变化的世界，观众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社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旧的规则被打破，个人阅读正在兴起，许多人的购买能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
莎士比亚迈入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恰如其分地提出的：“莎士比亚的出现是偶然吗？”毕竟，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像后来那样的卓越天才。正如布鲁姆还指出的，如果莎士比亚在二十九岁时被杀，就像马洛一样，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有那么大名气。“在《爱的徒劳》上演之前，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帖木儿大帝》两部和《爱德华二世》，甚至《浮士德博士》片段，都比莎士比亚的作品更伟大。马洛死后五年，莎士比亚就超过了这位先驱和竞争对手，创作出《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和《亨利四世》等伟大的系列剧。在《约翰王》中的福康勃立奇之外又增加了伯顿、夏洛克和福斯塔夫，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默库肖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舞台人物，远远超越了马洛的才能和兴趣……在福斯塔夫这一人物创造之后的十三至十四年里，我们发现了一批同等重要的人物：罗莎琳德、哈姆雷特、奥赛罗、伊阿古、李尔王、埃德蒙、麦克白、克利奥帕特拉、安东尼、科里奥兰纳斯、泰门、伊默琴、普洛斯彼罗、卡利班等。到1598年，莎士比亚已经确立了他的地位，而福斯塔夫就是这一确认天使。没有哪个作家具有莎士比亚那样的语言天赋，它在《爱的徒劳》中如此丰富，让我们感到语言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是永远。”[1860]
莎士比亚到达伦敦时，还没有任何事业发展计划，除了要成为一个流行作家甚或受雇文人之外，没有其他任何雄心，而且在作为一个作家出名之前他是一个演员。他创作了严肃剧、诙谐剧、适合演员的剧作。他很少注意拼写或语法，经常在需要的时候造出新词。尽管如此，在思想史上，莎士比亚不比任何人逊色，因为他是两个开创性发明的创始人。第一是易变性。莎士比亚的人物，至少是重要人物，能听到自己的不同声音并且表现出变化的能力，当然是心理学和伦理意义上的变化。这是崭新的发明。这在哈姆雷特和李尔王身上有表现，但最突出的是福斯塔夫，他可能是莎士比亚最杰出的创造。第二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拒绝基督教化”，这也是最容易忽略的，也是与城市化最相关的：他的戏剧活在自己的世界，完全由戏剧组成的世界，我们不假思索就会接受的世界。在从古代获取灵感这一鲜明的意义上，这些世界不是明确的人文主义的；这些世界也没有尽量利用学术知识（米兰通过水道与大海连接）。“莎士比亚似乎不是一个热情的人（至少他的婚姻不是），他没有什么神学，没有什么形而上学、伦理学，也几乎没有什么政治理论。”相反，他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发明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自我”。或许最能说明莎士比亚的戏剧是《李尔王》，剧的结尾出现了布鲁姆所说的“宇宙空虚”，剧中的幸存者以及观众都被扔进了这个“宇宙空虚”中。“《李尔王》的最后没有什么超验……李尔王的死亡对他是个解脱，对活下来的人却不是……对我们也不是……自然和国家都受到损害，几近死亡……最重要的是对自然的破坏，以及我们对自身生活中什么是自然的、什么不是自然的认识。”[1861]这是非常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成就。
据说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死于同一天。一个更重要的巧合是，小说，我们现在非常普通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西班牙随着《堂吉诃德》的出现而诞生。差不多与此同时，现代戏剧在伦敦出演。在西班牙文学中，从时间上来说，《塞莱斯蒂娜》（又叫《卡里斯托与梅丽贝娅的悲喜剧》）是最早期的作品（1499年的版本中是个十六幕剧，1526年版本中是二十二幕）。[1862]故事情节，如果有的话，围绕一个职业媒人塞莱斯蒂娜，她撮合了两个恋人，卡里斯托与梅丽贝娅，但最后因为她而导致两人的死亡和自己的死亡。在《塞莱斯蒂娜》中有大量对下层生活的描写，它帮助建立了西班牙文学中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其中，《托尔梅斯河边的小癞子》是第一部此类重要作品（一个犯罪家庭及其冒险的故事），以及迄今为止最有魅力的《堂吉诃德》。[1863]
同莎士比亚不同，塞万提斯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显然是伊拉斯谟的信徒，他的家庭曾经被异端裁判所强迫放弃犹太教。他参加了勒班陀战役，并在战斗中脱颖而出。在战役中，他病痛缠身，先被摩尔人俘虏，后被投入西班牙监狱，历经磨难，《堂吉诃德》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酝酿的。小说面世的时间与《李尔王》差不多同时，因此可以说属于纯粹的原创作品，史无前例。故事的中心，也即它的伟大之处，是堂吉诃德和他的贴身侍从桑丘·潘沙之间“有爱的、经常是暴躁的”关系。他们的个性，他们那些无足轻重而又伟大的英勇行为是一种启示和颂扬，让读者心中充满了温馨，正如李尔王的结局让我们感到孤寂和寒凉一样。小说的许多背景都不清楚。塞万提斯告诉我们堂吉诃德是个疯子，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也没有给出任何诊断细节。堂吉诃德可能是因为阅读了另一时代的骑士传奇故事而变得疯狂，这些故事激发他开始了实现梦想的不可能的路程，在旅行中经历人生。随着友谊的加深（这种友谊曾被比作彼得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旅行中，“任何一方没有哪种思想未经审视或批评。通过主要是一种彬彬有礼的反驳方式，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最彬彬有礼，他们建立了一个自由游戏的领域，在这里，思想被自由地释放给读者，供他们思索”。[1864]尽管存在等级差异，在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之间有着一种平等的亲密关系，它既搞笑，又严肃（一些搞笑的插曲纯粹是低俗的闹剧）。堂吉诃德始终对战斗的渴望，他把风磨误认成巨人、把木偶当作真人的奇特能力，桑丘·潘沙对名望而不是财富的希冀（这在今天听起来多么奇怪），他们与非常危险的罪犯和骗子德·帕萨蒙特的会面，所有这些都非常新颖。而中心要点是，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在小说中发生变化，他们在聆听对方的同时也在互相改变。同莎士比亚的发明一样，《堂吉诃德》主要的心理学创造是可变性。同莎士比亚一样，塞万提斯创造了伟大的人物，而且同莎士比亚一样，他大大超越了有学问的人文主义、古典和教会，而达到一种新的境界。“它不是一种哲学，”埃里希·奥尔巴赫在描述这本书的时候说，“它没有说教目的……它体现了对世界的一种态度，勇敢和沉着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这么说，《堂吉诃德》不仅仅是第一部小说，更是一部“公路电影”，这种体裁至今还伴随着我们。[1865]
想象力的爆发（以及讲故事和讲故事的技巧）没有单一的原因。但是这些伟大作品开始超越基督教的程度不应该被忽视。毫不夸张地说，想象作品提供了与传统祷告文和《圣经》叙事完全不同的一种形式。
20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精神视野
“直到临终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仍然坚持认为他到达了他要寻找的‘印度’。他登上了靠近齐潘戈（日本）的岛屿，登上了契丹（中国）的大陆。他接近了马可·波罗所说的蛮子［中国的另一别称］的海岸，距离大汗的领土只有数里格之遥。”[1866]中世纪的一里格是一般的船只行驶一个小时的平均距离，大约在七至十二英里之间。今天我们可能会对哥伦布临终前的错觉报以一笑，但是他对自己看法的坚持与他史诗般的发现之旅一样，向我们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尤其是，它们表明发现新大陆的这个人属于中世纪，而不是现代。
哥伦布代表了所有的历史力量，无论他有没有意识到这点。首先，他的航行是数世纪以前就开始的一大批航海胜利的高峰。（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在16世纪对这些航行进行了调查和总结。[1867]）有些航行比他的距离更长，也不比他的更安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发现之旅共同代表了人类最令人惊叹的特点：对知识的好奇。人类在中世纪向未知世界的冒险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因此从根本上将我们与哥伦布的时代分离开来。虽然对商业利润的追求往往是这些旅行家的一个动机，但是很肯定的是，他们的旅行也代表了最纯粹的对知识的好奇。
正如之前所讨论的，历史上西欧曾经并不在旅行和探险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希腊人在公元前7世纪发现了大西洋，当时他们将直布罗陀海峡命名为赫拉克勒斯之柱。根据赫卡泰乌斯的说法，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平的圆盘，中心在特洛伊或后来的伊斯坦布尔附近，地中海通往大洋，大洋完全包围陆地。[1868]公元前6世纪后期，意大利南部的一位毕达哥拉斯追随者提出地球是一个球体，在太空中有十个这样的物体围绕着位于中心的火而旋转。这些其他物体包括太阳、月亮、固定的星星（天空）、五个行星和一个反地球。[1869]我们在地球上无法看到位于中心的火和反地球，是因为我们的行星有人居住的一面总是背对着位于中心的火。对许多人来说，地球是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苏格拉底甚至称地球只是因为巨大所以看上去才是平的。
希腊人知道陆地从西班牙向东一直延伸到印度，有传言说在更东方还有陆地。南北方向的陆地就不那么为人所知了，不过亚里士多德认为陆地南北长是东西长的五分之三。更重要的是，他认为亚洲一直向东延伸，环绕整个世界，与赫拉克勒斯之柱只相隔一小片水域。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冲击力的思想，几个世纪以后，当哥伦布扬帆起航时，这一思想仍然具有重大意义。[1870]
我们所知的第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是生活在马萨利亚（现代的马赛）的皮西亚斯。马萨利亚的居民从那些沿着罗讷河航行并遇见过其他旅行家的船夫口中得知，在北方有大到容纳岛屿的巨大海洋，那里出产贵金属和一种漂亮的棕色树脂，非常有价值，被称为琥珀。但是罗讷河并不通向这片北方的海洋，也没有人知道它到底在多远的地方。然后，在大约公元前330年，从西地中海回港的水手报告说赫拉克勒斯之柱这一次没有军队把守。对马萨利亚的商人来说，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机会。他们寻找北方海洋的道路畅通了。人们选出皮西亚斯进行这次航行，并配备了一艘一百五十英尺长的船（比哥伦布的船还大）。[1871]他紧靠陆地航行，最终到达了法国北部，然后在寒冷的雨水和雾中，穿过了英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海域，到达了他称为奥卡的群岛（我们今天仍然称之为奥克尼群岛）。接着他穿过设得兰群岛和法罗群岛，到达了一片陆地，在这里，夏天的第一天，太阳二十四小时都在地平线之上。他将这个地方称为图勒，之后的几个世纪，图勒实际上就是这个方向的世界尽头。它可能是冰岛，或挪威、设得兰群岛或法罗群岛。皮西亚斯回程通过丹麦和瑞典，发现了一片通往内陆的宽广海域，波罗的海，开始了对琥珀之地的探寻。他发现了从南流向北的河流（如奥德河与维斯瓦河），并意识到关于北方海洋的消息就是这样传到地中海的。但是当他回到家乡，许多人拒绝相信他的话。之后迦太基人控制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大西洋又一次被隔绝在外。[1872]
在另一个方向上，希腊人也知道波斯之外有一个地方叫印度。他们听说了许多神奇的故事：一个极其显赫的国王能够号令十万头大象参战；据说还有长着狗头的人，狗头上有巨大的蠕虫，能把一头牛或骆驼拖入河里吃掉。[1873]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了他的一系列征服，越过波斯，来到阿富汗，一直到达印度河。在这里，他确实遇见了鳄鱼，即传说中巨大的蠕虫。[1874]他沿着印度河往南，直到来到一片大洋，传说中的南方大洋。因此现在这就是个“事实”了，陆地确实如古人所说，被海洋所包围。[1875]
学者们开始收集所有这些旅行细节，尤其是在拥有闻名遐迩的图书馆的亚历山大港（见第8章）。[1876]其最著名的图书馆长之一厄拉多塞（前276—前196）可以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位数学地理学家，他着手绘制了更精确的世界地图。他用第8章描述的方法，计算出地球的周长略小于25000英里。这一数字与真实答案相差不远。这还不是厄拉多塞唯一的成就。他还根据气候计算了可居住的陆地，发明了与太阳角度相关的纬度概念，这使得对诸如亚历山大港、马萨利亚、阿斯旺和麦罗埃等城市更精确的定位成为可能，麦罗埃是人们溯尼罗河而上发现的。[1877]大约公元前140年，喜帕恰斯在厄拉多塞工作的基础上，将地球周长调整为25200英里（252000斯塔德），这样他就可以将它以70英里为一度，正好分为360度。这使得他能够在地图上每隔一度画一条纬度，他称之为klimata，我们今天使用的“气候”（climate）一词就是这样来的。[1878]
在罗马时代，知识的进步主要是贸易带来的结果。罗马对丝绸的需求意味着人们发现并扩大了陆上丝绸之路和通往中国的海上路线。情况究竟如何，可以从亚历山大港一个不知名的希腊商人在大约公元100年写的航海指南中看出。这本书叫作《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描述了对南至拉夫塔的非洲东海岸（大约1500英里）的探索，然后是从红海到印度河的印度洋北岸，之后是到锡兰（斯里兰卡），但再往东去的信息就很模糊了。但是这个不知名的希腊人表明，他是知道恒河和更远方的丝绸之地（即中国）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们对这个世界的地理知识的增长许多都是因为丝绸，而且丝绸促进了知识的不断更新。继厄拉多塞之后是140年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虽然托勒密手头的信息比厄拉多塞更多，但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而且他也要为哥伦布航海时带有的一些误解负责。是托勒密发明了经度的观念，虽然当时没有办法计算这些线应该怎么走。他的思想是将世界分成大小相等的正方形，以助于精确定位。除了中国，他的地图中还包含了有关大西洋的信息，谣传大西洋中的幸运岛就在非洲沿岸的某处。[1879]
托勒密之后，地理学在基督教极端主义时期陷入低潮，其他思想领域亦是如此。6世纪，一个叫科斯马斯的航海商人兼修士提出地球是一个长方形。他的观点基于《出埃及记》，在书中上帝召唤摩西到西奈山，并向他揭示了许多秘密。上帝指导摩西建造一个圣所，并称圣所应该再现这个世界的形状。对于科斯马斯来说，这暗示了世界的形状像圣所一样。[1880]这后来导致了“基督教地形学”的产生，在这一学说中，地球与天堂在边缘相接，伊甸园在海那边的东方，位于接近天堂的一座“光芒万丈”的岛上。[1881]科斯马斯说，实际上，虽然地球是平的，但是倾斜的，这解释了山的存在以及为什么太阳会在夜晚消失（他说，地球只有四十二英里宽）。他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向北流的河比向南流的河流得慢（因为它们往上流）。科斯马斯称地球一定是平的，因为如果地球是圆的，另一边的人们就倒着生活了，这不用说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在他的系统下，尼罗河实际上是往上流的。
对于早期基督徒，尤其是神父们来说，伊甸园的位置非常重要。根据基督教信仰，既然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伊甸园，那么这两条河的位置和走向必须与伊甸园位于世界东方尽头这一早期信仰相合。一个解决办法是，认为伊甸园的河流在地下流过一段距离之后才上升到地面。但是这没什么实际帮助，因为这意味着人们无法沿着河流到达伊甸园。[1882]另一个问题是《圣经》中描述的那些怪物般种族的下落，尤其是从北方入侵古代世界的哥革人和玛各人，传说他们还会出现。他们到底在哪里？另一个难题是地球的中心。《诗篇》中的两篇和《以西结书》中两条引文认为耶路撒冷是地球的中心。在许多中世纪地图上，耶路撒冷也被如此描绘。[1883]但是很快耶路撒冷的地球中心地位就难以保持了。
皮西亚斯之后第一位重要的大西洋探险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基督教探险家，是一名被称为航行者圣布伦丹的爱尔兰修士。布伦丹在大约484年出生于特拉利，512年被授予圣职，在他的成长时期，许多爱尔兰渔民被风吹到海上，回来之后讲述了许多关于西方海洋中岛屿的故事。[1884]据我们所知，布伦丹是自发航海的。为了寻找“圣徒的应许之地”，他和十六名修士于约539年出发，开始了史诗般的航行。“他的航行故事直到四百年后才被写下来，在此期间，其他修士也在大西洋进行了许多次航行。但是布伦丹名声太大了，其他人的航行也被算到了他的头上……［他和他的同伴］没有指南针，但是他们能识别星象，观察迁徙的鸟类。他们向西航行了五十二天，然后到达了一个岛，在那里登陆。岛上只有一只狗迎接他们，将他们带到了一栋建筑，他们就在里面休息。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岛民出现并给了他们食物。他们被风吹得迷失了方向，后来来到了一座有着纯白羊群和满是鱼的溪流的岛。他们决定在岛上过冬，并在一座修道院受到了欢迎。然后他们继续航行，来到了一座光秃秃的小岛，但是在他们煮饭的时候，这座岛震动了。当他们匆匆爬上船的时候，岛沉了。据布伦丹解释说，那是一条鲸鱼。”[1885]
在其后的七年间，布伦丹到达了大西洋的许多其他岛屿。有一个长满了白色和紫色鲜花的大力士岛；他们还驶过了漂浮在海上的巨大水晶柱；经过了附近一个岛，岛上的人都是“高大的铁匠”，向他们扔燃烧的熔渣块。（他们认为这是地狱的外沿。）在一次向北的旅行中，他们见到了一座向天空喷射火焰和烟的山。[1886]但是他们哪儿都找不到他们航行的目标，即应许之地。最后，羊岛的长官同意带他们去应许之地。他们花了四十天穿过一堆厚重的雾或云。上岸后，他们在陆地上又探查了四十天，然后来到了一条河，这条河太深了，他们根本无法通过。他们回到船上，穿过云堆，回家去了。
对这些“发现”已经有许多推测。法罗群岛的名字来源于丹麦语的羊。[1887]有着紫色和白色的花的大力士岛似乎是加那利群岛，或可能是西印度群岛。水晶柱只可能是冰山，其附近的大铁匠岛可能是冰岛，而在北方喷射火焰的岛与小小的扬马延岛相符。那应许之地呢？考虑到云堆，那只可能是北美了。无论如何，这个故事被反复传诵，后来应许之地变成了圣布伦丹岛，这后来成了大西洋地图的一个特征，一直到1650年，但是其确切位置从未被确定。[1888]
在10世纪，挪威人有一幅不同的图景。如果你在挪威大陆以西画一条线，你会找到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冰岛、格陵兰岛和巴芬岛。冰岛在很早就被发现了，不仅仅被爱尔兰修士发现：挪威人习惯将顽抗者发配到冰岛。一个人如果在去冰岛的路上被风吹离了航线就有可能见到格陵兰岛，大约986年，那里开始有人定居。他们饲养牛羊，狩猎海象和北极熊。他们还探索了南方的一些土地，不过对比亚德尼·荷约夫松来说，“探索”这个词就太刻意了。他是一名年轻的冰岛商人，在从格陵兰岛回程的路上被风吹离了航线，穿过浓雾来到了南边。他到达了一片长满绿色森林的丘陵地带，这里与格陵兰岛或冰岛完全不同。比亚德尼回到格陵兰岛之后将他所看到的告诉了别人，激起了他们的兴趣，随后一个叫雷夫·埃里克松的年轻人在1001年出发，效仿他的航行。
他首先来到了贫瘠的陆地，他称之为荷鲁兰，意思是平石之地或平板地。再往南去，他重新找到了比亚德尼见到的森林地貌，他称之为马克兰或森林之地。再往南去，他来到了一片长满葡萄或浆果的土地，他称之为文兰，并在那里过冬。其他人效法雷夫，但是他们都发现，被他们称为斯盖林人的当地人非常敌视他们，最终他们要么被杀死，要么被迫回去。不莱梅的亚当写于1070年的关于文兰的描述被认为是真实的。1117年，来自格陵兰岛的教皇使节访问了文兰，这说明有人住在那里，至少持续了一段时间（1960年，纽芬兰发掘出的建筑与格陵兰岛的很相似，用碳十四法测算其存在时间为11世纪）。罗马教廷的记录表明，15世纪末那里留有关于格陵兰岛的记载。[1889]
在另一个方向，亚洲的面貌正在具体化。“关于亚洲，最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在这个广袤大陆的某个地方有一位强大的基督教统治者，叫作祭司王约翰，人们认为他非常强大，连国王们都要在餐桌上侍奉他。”但是尽管许多探险家和旅行家进行了多次史诗般的航行，却都从未找到过祭司王约翰（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来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走了样的传奇）。中世纪三大旅行见闻记的第一部由柏郎嘉宾所著，他的《蒙古史》开始于1245年的复活节。他作为教皇的代表，从里昂出发。他一帆风顺地，甚至是隆重地前进，直到基辅。他体重超标，骑马不容易。但是从基辅开始，他发现蒙古人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高效的通讯系统，一路上都有驿站，他们可以一天换五到六次马。[1890]就这样，他经由克里米亚、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咸海以北，穿过西伯利亚，到达了贝加尔湖以南的哈拉和林，大汗王庭的所在地。柏郎嘉宾受到了热情接待，大汗接见了他，大汗的母亲送给他一件狐皮大衣，这件大衣在他回去的路上非常有用，因为道路经常覆盖着厚厚的积雪，他们不得不露宿野外。回去以后，他基于自己的旅行写成的书大获成功，不过正如作者竭力指出的，他在哪里都没有听人提到过祭司王约翰。
但是，他的旅行大大增加了人们对东方的了解，《蒙古史》传阅整个欧洲［英语中常与蒙古人联系起来的“游牧部落”（horde）一词来源于突厥语的“翰儿朵”（ordu），意为“帐篷”］。教皇决定派一名传教士到哈拉和林，希望使大汗皈依。被选中的人是鲁不鲁乞，他于1253年出发，但是非常失望地发现大汗对皈依根本没有兴趣。[1891]但是，在逗留哈拉和林期间，他看到了不少其他欧洲人，包括一个从巴黎来的金匠、一个从匈牙利被诱拐来的法兰西女人、一个英格兰人、一些俄国人和一些从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来的旅行者。柏郎嘉宾激发了欧洲人对亚洲的兴趣。
对亚洲最感兴趣的是威尼斯，因为威尼斯的商人自古就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保持着良好关系，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的货物来自更远的东方。这就是为什么尼科洛·波罗和马费奥·波罗兄弟决定于1260年穿越亚洲。第一次旅行非常成功，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汗对欧洲的兴趣如同兄弟俩对亚洲的兴趣一样大，并将他们作为自己的大使派遣回去。当他们在1271年回到东方的时候，带来了尼科洛十七岁的儿子马可。这次旅行成为历史上史诗般伟大的旅行之一。他们沿着旧丝绸之路（五十二天的行程）来到了中国边疆的喀什和叶尔羌。在那里他们穿越沙漠，最终到达了汗八里（现在的北京），大汗的首都已经从哈拉和林迁到了这里。马可·波罗被汗八里所倾倒；他形容这座城市“伟大得超乎头脑的理解……每天有一千多辆装满生丝的四轮马车和驮马进城；大量的金纱和各种各样的丝绸被生产出来”。[1892]
和他的父亲一样，马可也是位精明的商人，对市场非常敏感；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成为大汗的宠臣。在十五年中，他作为使者被派往中国各地和东方国家。[1893]实际上，忽必烈汗和波斯的统治者订立了一项婚约，需要送年轻的新娘到西方去，波罗一家人才得以回家。十四艘船组成的护航队整装待发，波罗一家人也是新娘护卫中的成员。船队离开太平洋海岸（波罗一家人认为这海岸一直延伸，绕过整个地球到达欧洲）的刺桐（今天的厦门），但是他们首先经过了行在，即今天的杭州，那是另一段不可思议的经历：城市周长一百英里，有十个主要市场和一万两千座桥。“每天有四十三堆重达两百四十三磅的胡椒在行在的市场上流通。”[1894]从护航队的水手那里，马可听说了齐潘戈（日本），他被告知齐潘戈距离大陆一千五百英里（实际上日本距离上海六百英里，距离朝鲜两百英里）。当波罗一家人最终回到家乡的时候，他们的朋友们都很震惊，以为他们早就死了。马可写完了他的旅行记述《东方见闻录》之后，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他，他还被人取了个“百万”的绰号，因为他总习惯于讲大话（实际上比萨的鲁斯蒂谦给他代笔）。但是，波罗一家人已经到达了亚洲的极限，并见到了一片巨大的新海洋。
中世纪第三个伟大的旅行家是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他于1325年离开家乡丹吉尔，最初要去麦加朝觐。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再向北到小亚细亚，之后穿过中亚到达阿富汗和印度。他在印度受到热情接待（作为法官，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印度居住了七年，然后像他之前的马可·波罗一样，他也被任命为大使，德里苏丹的大使。伊本·白图泰代表苏丹去了中国。一路上他经历了许多冒险，包括被攻击、被抢劫、被留下慢慢等死，但是他在1346或1347年到达了中国。他在中国的港口城市发现了许多穆斯林，他们对他的到来丝毫不感到惊奇。回家后，他又旅行到了西班牙，然后出发去了西非，远达尼日尔河，在那里他又受到了黑人穆斯林的热情接待。他的旅行成为科尔多瓦和托莱多穆斯林学术中心教授的地理学、天文学和航海学知识的基础。这些传统在哥伦布思想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95]
因此哥伦布的精神视野至少部分是由早期旅行家的这些经历决定的。旅行是艰巨的，而且通常是危险的，但是人们还是进行了非常漫长的旅行，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也广泛传播，引起了像哥伦布这样的人的兴趣。但是，除了前人的航行，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影响了哥伦布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世界地图。哥伦布在1492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了古巴：“因为我不懂他们的语言，这些岛上的和我带在船上的印度人用手势让我明白，这里是记录有许多奇妙事物的齐潘戈岛。从我看过的地球仪和世界地图来看，它就在这一地区。”[1896]
这些世界地图和基督教一起到来，它们就是宗教传播的代理人。例如在《马太福音》中，门徒们被命令向“所有国家”布道，因此，地理被赋予宗教重要性。正如瓦莱丽·弗林特所说，基督教世界地图“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地理描述而是宗教辩论；不是一种地图而是一种道德”。[1897]这些地图选取《圣经》中《启示录》、各福音书、《诗篇》和其他书的段落为主要指导。“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西结书》中写道，“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围。”因此耶路撒冷被安置在世界的地理中心。同样地，东方位于地图的上方，因为这一特殊位置包含了伊甸园，根据《创世记》所说，伊甸园就位于东方，四条河流从其间流出。[1898]人类可居住的世界被分为三块大陆，与大洪水三天后上帝将土地“交付”诺亚相对应。[1899]这些陆地通常被画成圆形，周围是海洋，主要的内陆水道都呈T字形。列奥纳多·达蒂（1360—1425）在他的诗《球体》中首次将它们称为“T-O”地图。[1900]需要纳入基督教世界地图的其他东西有来自东方某个地方的三博士、祭司王约翰和那些怪物种族，他们后来很受地图绘制者的欢迎。尤其印度被视为许多怪物的家园。在那里可以找到长着狗头的人、脚往后长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长在胸前的人、有三排牙齿的人。印度也以拥有“一片巨大的胡椒林”而著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图者也似乎认识到了旅行者的发现。例如，里海再也不是流入北方的大海，而是完全被陆地包围。中国大陆外的岛屿数量也根据马可·波罗的报告增加了。1375年绘制的所谓加泰罗尼亚地图以尚且过得去的精确度描画了大西洋的岛屿，如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印度很明显是个半岛，印度洋的一些大岛也在地图上标明了。中国在最东方，标注出了一些城市。
同样具有基督教寓意色彩的是“地区和气候”地图，这些地图传统上把地球分成五大气候区：北方极寒区；南边可居住的温和地带；不可居住的环赤道中心“酷热区”；还有更南方的两个区，一个温带，一个严寒，与北方两个区相对应。[1901]存在一个不可穿越的酷热区，尤其存在一片极端酷热的海洋，这一概念似乎来源于希腊，后来被基督徒继承。其影响是，它提出北方有一条海路极其寒冷，南方的则极其炎热。这暗示了只能向西进行环球旅行。
15世纪早期，2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学》重见天日。这本希腊语书由克里索洛拉斯带到西方，并在约1409年被雅各布·安吉洛·德·斯卡贝利亚翻译成拉丁语而广泛流传。[1902]这本书由枢机主教纪尧姆·费拉斯特配上地图，所谓的“新地理学”流行开来（不过人们对托勒密所说的亚洲的巨大面积有所怀疑）。[1903]学者的集会，尤其是1450年教皇大赦年的集会，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地图采用托勒密的思想。这些地图引发了学者对哥伦布式思维模式的研究兴趣，其影响之一是使地球的尺寸最小化。虽然哥伦布没有采用可算出的最短估算距离，但是塞缪尔·莫里森在他撰写的哥伦布传记中，通过复原一位与哥伦布通信的佛罗伦萨医生保罗·托斯卡内利绘制的图表，表明15世纪的地图绘制者已经采纳了马可·波罗的观察记录，即齐潘戈（日本）距离中国海岸大约1500至1600英里，中间分布许多海岛。照这样计算，波罗所说的刺桐（他回家时从此港口出发）可能位于“今天的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偏东”。[1904]
瓦莱丽·弗林特对已知的哥伦布所读资料的研究表明，除了意大利语，哥伦布还精通拉丁语、卡斯蒂利亚语和葡萄牙语，他读的书（许多因为做注太多而几乎损坏）分成两大类。正如本章开头所说，他对亚洲和那里奇异的人和财富深深着迷，这些都强化了他将来会找到通往东方的新路径的信念。他还涉猎了统治和管理国家的图书。这是探险家都需要的知识储备：天文学、算术、地理学、几何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基础知识。[1905]哥伦布似乎涉猎并不广泛，但是他读书深入。有五本被这位船长做了密密麻麻注释的书现存于世。包括刊印于15世纪80年代早期的皮埃尔·德·埃利（1350—1420，康布雷主教，后来成为枢机主教）的《世界图景》，这本书称，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有长达六个月的白昼，然后是六个月的黑夜。[1906]哥伦布在这本书中写了898条评注。第二本书是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即庇护二世，1458至1464年任教皇）的《罗马历史地理大全》，这本书中有862条评注。第三本书是多明我会修道士博洛尼亚的皮皮诺写于14世纪早期的《东方的习俗与情况》，书中有366条评注。哥伦布精神视野中的许多东西都可以从这些评注中得到再现。例如，我们可以从哥伦布在这些书中挑选的内容来观察他。他对这些书描绘的宝藏很感兴趣，对气候对人类本性的影响也很感兴趣。例如，他相信生活在太阳升起之处的东方的人天生比其他人更敏捷，“往往更有事业心，更精通占星术”。[1907]哥伦布对大自然的异常现象尤其感兴趣。他认为极端的气候会导致人类的变态，尤其是食人行为，他的写作中充满对食人行为的兴趣。在所有怪物种族和神奇人类中，哥伦布对亚马逊人有着持久的兴趣。亚马逊人的社会中，传统的性别角色颠倒了过来，女性才是领导人。[1908]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认为穿戴丝绸会导致道德沦丧，但是他对中国非常着迷，因为他认为中国与西班牙隔大西洋相望，中国的北部在爱尔兰对面。
当然，可以想象的是，他对航海也很有兴趣，尤其是海上可能会遇到的疾病。治疗肾结石的药物有酒中浸泡的一种海蝎，或是水蛇胆，或是酒中浸泡的海荨麻。也许哥伦布所读的书中最出人意料的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本书1470年才被完整译成拉丁语。[1909]除了表现出对历史和历史传记的兴趣，哥伦布似乎也在寻找政府模式，如果他真的发现了新国家的话就会用到这些知识。[1910]他注意到了开明和开放的例子，促进市民之间同胞感情的措施，以及可允许公开展示的财富的数量。
以上就是哥伦布的大概背景。但是对他的见识和思想产生影响的还有一系列直接因素，第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葡萄牙王子恩里克，在历史上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航海家恩里克。恩里克对航海的兴趣据说来自葡萄牙1412年对摩洛哥的战争，葡萄牙胜利以后，恩里克对休达的市场比对其他东西更感兴趣。“在那里，他看到了经由沙漠路线，从南至非洲腹地的廷巴克图、东至红海而来的货物。恩里克回到葡萄牙后想知道，海路是不是比沙漠更好的到达南方和东方的捷径。”他定居在小镇热波赛拉学习地理学、天文学和航海，并接见了停泊在欧洲西南端圣文森特角的船上的水手。[1911]这个地方再好不过了，因为他可以学习地中海和大西洋两地的航海技术传统。[1912]
地中海航海家带来了指南针的知识。指南针是中国发明的，因为中国人总是想埋葬的时候朝着最吉利的方向。（鉴于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间很短，而躺在地里的时间很长，坟墓被认为比房子这样的东西重要得多。）正确埋葬的方法之一是用一块特殊的板，板上有一个勺子。（用勺子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形状粗看像天空中确定北极的大熊星座。）随着这一习惯的发展，做神圣勺子的材料越来越珍贵：玉、水晶、天然磁石。人们注意到，虽然所有其他材料都产生不同的结果，天然磁石总是最终指向南方。这就是指南针的基础。指南针大约在公元6世纪被发明，逐渐传到西方。它代替了航海（指穿越开阔海域）的最早方式，即将鸟带上船，每隔一段时间放飞。鸟本能地知道陆地在何方，水手就跟随它们。冰岛就是这样被发现的。[1913]如果没有指南针，大航海时代就不可能到来。
地中海的船只还带来了航海图，图上的路线是根据每天的航行记录绘制的，被称为航位推算法。这些航海图包含大量基于定期贸易活动的“干货”信息。但是大洋航行的要求与此不同，它是逐渐产生的。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海洋太巨大，地球的曲率就成为航海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花费了不少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并找到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