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兰（portolano）”这个词最初指书面的航行指示，但后来用来指地中海的航海图。这些航海图是手绘的，根据经验标明了主要的海港、地标和介于中间的城镇港口。它们的外观几乎相同，画在一块羊皮纸上，3到5英尺长，1.5到2.5英尺高，海岸线是黑色的，城镇也是黑色的，镇名垂直于海岸线，主要特征用红色标示。除了河流和山脉，内陆的细节很少。[1914]离岸航行的危险处用点或十字标记出来，但是没有标出洋流、深度和急潮流。当时制图者的主要目标是做到距离的准确性，并没有考虑地球的球面性。这在地中海没有引起太大误差，因为地中海是一个相对较小的东西向海洋，所处的纬度范围较小。
然而，在15世纪中叶，随着葡萄牙探险家扩大了对西非海岸和大西洋岛屿的认知，对这些地区的航海图的需求增加了。（最早的大西洋航海图制作于1448至1468年间。）这些新海图的第一个技术创新是引入了一条单独的子午线，通常是通过圣文森特角的那条子午线，从航海图的顶部贯穿到底部，标明了纬度刻度。虽然这是个进步，但问题是波特兰航海指南传统上使用的是磁北而不是真北，而且随着探险活动的进行，这一差别越来越有影响。因此一些航海图加入了第二条子午线，倾斜着画在图上，与中心子午线有一个角度，对应了这一差别。[1915]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地图显示出那些逐渐进步的发现：例如，印度尼西亚群岛和摩鹿加群岛，即人们长久追寻的香料群岛，被更精确地描绘了出来。
同时包含新旧大陆的最早的世界地图来自西班牙，由比斯开的制图者兼领航员胡安·德·拉·科萨于1500年绘制，他曾跟随哥伦布进行第二次航行。图上没有纬度标记，两个半球画的比例也不同。稍后有一张地图被历史学家称为坎提诺地图，因为这张地图是一个叫坎提诺的人偷运出葡萄牙的，这张地图上显示了基于瓦斯科·达伽马的航海发现记载而绘制的整个西非，一直画到印度西海岸。在这张地图上，安的列斯群岛西北的一条海岸线清楚地标着“亚洲部分”。整张地图的标题是“最近发现的印度地区岛屿航海图”。
但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地图是西班牙的《王家标识》，即航海发现的官方记载，最初是在1508年奉王室命令而绘制的，保存在塞维利亚的“贸易馆”，并随着发现的增加而不断更新。[1916]虽然这些地图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迪奥戈·里贝罗根据它们绘制的一些现存于梵蒂冈的地图表明，人们对世界各个部分比例的理解越来越进步。地中海的大小缩小到近似真实的样子，非洲和印度也表现得更加准确了。但还是有一个重大错误：亚洲的东西向长度被大大拉长。人们还是认为亚洲离西班牙西部并不遥远。[1917]
受《圣经》启示而绘制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地图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东边是陆地上的伊甸园，到15世纪中叶这种地图变得不为人认可。体现思想进化（而不是革命）、可以被称为过渡地图的是毛罗修士在1459年于威尼斯绘制的著名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在风格上是波特兰航海图；耶路撒冷从纬度上看处于中间，但是从经度上看位于西方，因此欧洲和亚洲差不多处于恰当的比例。非洲的部分地区名称是阿拉伯名字，亚洲具有一些最先由马可·波罗描述的特点。非洲和亚洲的南边是一片连绵的大海。那些怪物种族和陆地上的伊甸园不见了。
随着地球上更多的地区被发现，波特兰地图在许多更重要的方面开始无法满足航海者的需要。这也与托勒密《地理学》一书的发现同时发生，这本书试图解决地球的曲率问题，但是同时假定了酷热地区以南有一块广阔的未知领域。现在人们知道根本没有古代意义上的酷热地区，也没有未知领域，至少没有与非洲或亚洲相连的一整块大陆。
第一幅包含美洲的印制地图是1506年由乔万尼·马特奥·康塔里尼绘制的，这张地图表现了地球的曲度，同时将新大陆分三部分展现出来：北部与中国相连，西印度群岛位于距日本不远处，南美洲是南部一块单独（而广袤的）大陆。一年之后，马丁·瓦尔德泽米勒绘制了他著名的世界地图，这张地图由十二张纸组成，画在一块心形的投影图上，题作“基于托勒密的传统与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和其他人的航行”（这是第一张用美洲这个词来形容新大陆的地图）。这张地图显示旧大陆横跨230°的经度，但是瓦尔德泽米勒后来抛弃了托勒密，绘制了亚洲比例近乎准确的地图。[1918]
但是托勒密的影响还在继续，随着人们对地球曲率越来越了解，他为那些希望提高航海技术的人提供了灵感。第一个探索这一问题的是佩德罗·努涅斯，一位葡萄牙数学家和宇宙学家。虽然他从未实际投影出一张图，但是其他人做到了，尤其是佛兰德人格哈德·克莱默，即墨卡托。墨卡托是一位土地测量员、雕刻师、数学和天文工具制造者、地图制图员。他是那个时代最富学识的地理学家（他编辑了托勒密和其他人的著作），但是令他声名鹊起的是他绘制的世界地图。他绘制的地图很大，由二十四张纸组成。[1919]地图按照他的新投影绘制，虽然他的投影方法后来被修改了很多次，但仍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张地图的基本原理是画成平行直线的纬度和经度组成的格网。但是墨卡托按照纬线离两极的距离渐进地增加了每一纬度的长度，越靠近两极，每一纬度的长度更长，而且这种渐进的增加与子午线在曲面上的汇聚比例相同，这样就克服了地球曲率的影响。用当时的话说，他的地图拥有“增长的纬线”。这样就保留了两地之间正确的角度关系，也意味着航海家能够在航海图上将路线画成直线。墨卡托投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它虽然给航海带来了稳定性，但没有相应地提高使用墨卡托投影的地图的质量。在海上仍然不可能测量经度，最重要的是，整个16世纪，探索世界的水手和探险家都不知道怎样将他们的发现画在航海图上。墨卡托地图犯了一个约翰·诺贝尔·维尔福特所说的奇怪错误：希腊人概念中的一片广大的南方大陆，即澳大利斯地，覆盖了南极，并向北延伸到南美洲和南非。[1920]
以上这些都不容易，因为一旦在海上，计时就非常困难和麻烦。船上通常实行两班制度，每班四小时。时间的流逝用沙漏记录，沙漏每半个小时翻转一次，以值班水手的吆喝为标记。（这些沙漏通常由威尼斯生产，非常脆弱易碎，船上会携带许多个备用，麦哲伦的船上就带了十八个以防万一。）正午是由罗经刻度盘确定的，刻度盘的阴影会变短，然后变长。[1921]
掌舵也是个问题，至少在18世纪之前是。一个长长的舵柄被榫接在船舵上。舵手通常看不见船前进的方向，航线由值班驾驶员大声传话给他。船舵在顺浪甚至横浪中都几乎没什么用，遇到暴风雨的话，可能需要多达十四个人来稳住舵柄。17世纪出现了垂直船舵，这是一根支点位于后甲板的长杠杆，通过一个环与舵柄相连。这使得舵手可以观察船帆，使它发挥额外的杠杆作用，但是在恶劣天气里它仍然不是那么理想。最终在船舵顶部安装了一个轭，绳子穿过一系列滑轮连接到后甲板的一个卧式滚筒上，这个滚筒可以由轮子带着转动。但是舵轮一直要到18世纪才出现。[1922]
除了指南针（据传欧洲最初使用指南针是在阿马尔菲），还有测深锤。通过使用深海测深锤，船员们可以提早发现陆地。人们知道在欧洲外围海洋深度达一百英寻（六百英尺），然后深度陡然增加。船员们认识到，例如在葡萄牙外围，大陆架延伸大约二十英里；而在更北方，例如不列颠，大陆架延伸约一百英里。测深锤重约十四磅，系在两百英寻长的线上，线上二十英寻处和其他每隔十英寻处用绳结做有标记。在熟悉的海岸，水深测量还有助于定位，船员们学会了记住海底的走向形状。有时候测深锤是中空的，带上来的岩屑还能帮助有见识的船长看出他们的位置。[1923]其他的帮助包括《航海指南》，一本写成于13世纪末、内容覆盖整个地中海和黑海的综合领航书。这些种类的书要在很久以后才在北方使用，在那里它们被称为“航迹图”。到16世纪，这些书提供了水深的详细记录。[1924]
随着船冒险进入外海，领航术被真正的导航术取代，但是早期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测量速度。最早的方法是将一块木头系在绳子上，绳子上每间隔一段有绳结。当放开“圆木”，所有绳结在船尾上方完全显现的速度被用沙漏记录下来。这不是非常精确，许多水手，包括哥伦布，常常高估了他们的速度。人们对洋流的无知也使得计算无法降低难度，但是从13世纪末开始有了一些表格，这些表格能够让航海家算出当他们在顺风的时候逆风调向会对他们的位置有怎样的影响。对速度的初步认识能通过航位推算法来帮助航行，但是如果不了解洋流和潮汐，一趟航行的距离越长，误差也就会越大。唯一的另一种方法是航海的时候观察天空。在夜空中最耀眼的是北极星，北极星在地平面以上的高度会随着人们往南航行而降低。这里就要用到四分仪来读出纬度。在哥伦布的时代，纬度的一度测算约合50英里，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差，可以追溯到托勒密。北纬9°往南，北极星就完全消失在视野中，但是可以用到与北极星的角度距离已知的其他星辰。北极星的消失当然证明了（对于那些不接受其他证据的人来说）地球是圆的。
最后一个因素是，随着航行的时候观察天空和纬度航法的采用，真北和磁北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重要，需要航行者将他的航线与真北，而不是磁北联系起来。最初人们认为两者间的差距是不变的、系统性的（有一条不存在差距的子午线通过亚速尔群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世界性大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中的经验表明，情况要复杂得多。只有把整个16世纪海员的经验综合起来才最终使情况明晰，而这也需要用上记载在年鉴中的地方信息。经度仍然是个更棘手的问题，因为它与速度和时间紧密相连。问题是，因为地球是个曲面，经度间的距离大小不一：在南北极为零；在赤道，它近似纬度一度的长度。如果一个人知道他所在的纬度，那么他理论上可以算出经度的一度，但是这只有在可以精确测量速度的时候才有用，而且需要精确的计时。正如J.H.帕里所说，整个15世纪和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外海航行基本上就是“通过观测纬度来核查和补充”航位推算法。[1925]
在15世纪中叶约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航运业发生了一次重大革命。[1926]这就是装有大三角帆的地中海船与装有横帆的北欧—大西洋船的结合。“这一结合诞生了基本的三桅帆船，即文艺复兴和后来大航海（时代）所有横帆船的直系祖先。”[1927]
地中海的主要战船是桨帆船，直到17世纪它还是地中海海军的组成部分。[1928]它的主要缺点是需要大量人力，这使其不适合外海的长距离航行。地中海航海术的另一个理念来自阿拉伯人，即大三角帆。大三角帆是阿拉伯船上唯一的帆型，大体上呈三角形，系在一根前倾的桅杆和长帆桁上。无论是不是阿拉伯人发明了大三角帆，它都在印度洋和地中海的阿拉伯人中得到广泛使用。大三角帆的形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风向，而且作为帆的一种，它可以多面转动，使船只更加灵活机动。[1929]
欧洲北部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另一个传统产生了更结实、更敦实、浮力更大的船只，船上只有一块巨大的方形帆。这些船被称为柯克船，比较笨重，行动缓慢，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是船的容量大，而且需要的人力要少得多。人们计算过，大三角帆船上需要五十个人做的工作，北方的横帆柯克船上只需要二十个人就能做到。
15世纪的船使用两种帆，横帆在船头，大三角帆在船尾。还有龙骨形状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但是后来证明帆和人力的要求是世界性大发现中最重要的因素。这种“结合”的两个最重要的形式是克拉克帆船和卡拉维尔帆船。克拉克帆船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十分巨大，有六百甚至一千吨。卡拉维尔帆船要小得多，六十或七十吨，也快得多。后者装有大三角帆，探索河口和岛屿更加方便，而且它们虽然小，但非常安全。哥伦布在第一次航行的时候带了两艘卡拉维尔帆船，其中一艘“尼尼亚”号就装有大三角帆。它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在第二次航行中也起了作用。
除了帮助整理文学家、航海家和地理学家的工作，航海家恩里克和他的兄弟佩德罗王子还让王室贵族指挥船只，指示他们完成更远大的目标，要求航线要更长，报告更加详尽，更努力地让探险队尽可能快地到达尽可能远的地方。在恩里克的赞助下，葡萄牙船队于1434年绕过博哈多尔角，1442年绕过布朗库角，1444年绕过塞内加尔河口。同年到达了佛得角，两年后到达了冈比亚河口。塞拉利昂于1460年被发现。人们发现这些沿海地区生活着穆斯林和赤身裸体的异教徒，还有出售鸵鸟蛋和狒狒皮的市场。探险家见到了大象、河马和猴子。贝宁出产奴隶和味道很浓的胡椒。
1460年恩里克的去世使探险暂时中断，不过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到达塞拉利昂的时候，北极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太低了，水手们担心北极星完全消失之后他们无法航行。但是在1469年，王室将几内亚租给了一个叫费尔南·麦哲伦的人，他在五年租期内着手每年探索海岸线的一百里格。在那五年中，葡萄牙人到达了位于南纬2°的圣凯瑟琳角（在今天的加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发现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们表明非洲比许多人预期的往南延伸得更远，这意味着通往印度的捷径越来越不现实。但是国王若昂二世没有退却，他赞助了一系列探险队沿非洲海岸向南探索。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在1487年从里斯本出发，到达了南纬40°（好望角在南纬34°），然后向东，然后向北航行，在位于今天的开普敦和伊丽莎白港之间的莫塞尔港登陆。他已经到达了好望角，但是没有看见它。疲惫的船员担心供给不足，劝说他返航。在回程的路上，迪亚士看见了好望角，虽然没有确认，但他猜测自己已经发现了通往印度的道路。他于1488年12月回到里斯本。他将这个海角称为风暴角，但是传说是国王将这个名字改为好望角。[1930]
瓦斯科·达伽马史诗般的航行要到1497年7月才从里斯本开始，差不多是迪亚士归来的八年之后。J.H.帕里认为在中间的这几年间，葡萄牙人在南大西洋肯定进行了许多次航行，只不过其记载已经丢失，而达伽马的探险利用了这些航行积累的知识。帕里坚持这么认为是因为达伽马的探险队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十三个星期没有看到陆地，这是“欧洲航海家到那时为止进行的最长时间的航行”。[1931]达伽马绕过了好望角，在莫塞尔港由他带来的补给船进行了补给，然后向北挺进。他将圣诞节时经过的海岸命名为纳塔尔，最终到达了莫桑比克和受穆斯林影响的地区。在蒙巴萨，他被迫用火炮驱除登船者，但是在大约南纬3°的现今肯尼亚海岸的马林迪，他受到了较好的接待。非常幸运的是，达伽马获得了当时最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的帮助，马吉德还是名为《马赫特》的航迹图集和航海指南书的作者，他带领葡萄牙人穿过印度洋，于1498年5月到达卡利卡特。无论达伽马到达东方的哪里，他都非常失望地发现穆斯林已经捷足先登。另外，他发现他携带的商品（在非洲西海岸很受欢迎的布匹和金属器件）在东方根本不合时宜。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装了一船的胡椒和肉桂运回国。回程的时候，他在印度洋遭遇了猛烈的风暴，但是到了大西洋就一切顺利，并于1499年9月回到里斯本。他连续航海三百天，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船员。贝伦区的热罗尼莫教堂和修道院就是为纪念他而修建的。[1932]
哥伦布是热那亚一名织布工的儿子，他在葡萄牙人的船上最远到过几内亚，但是与其说他是个职业海员，不如说他是个“极其有说服力的地理学理论家”。[1933]1492年批准他航行的协议中规定，他要去“发现并获得海洋中岛屿和大陆的领属权”。当时还没有人经过好望角到达印度，这份协议的意思指的就应该是日本和中国。这样的期望绝不是不同寻常的：人们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没想到有大陆分布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哥伦布最初在1484年向葡萄牙王室提出航海建议，被拒绝了。法兰西和英格兰也拒绝了他。他又第二次找到葡萄牙王室，1488年这一次他有可能成功，但是迪亚士恰好胜利归来，吸引了所有人的精力和关注。因此哥伦布转向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在这里，他最终成功赢得了王室和富人的支持。他于1492年8月从帕洛斯向“阴影之海”起航。[1934]
现代学者认为哥伦布不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航海家，但是他细心谨慎。他的路线位于加那利群岛（北纬27°）正西方，不过他后来的航行要偏南，那里的风更加可靠。但是他的第一次航行很幸运，经过33天只能看见海草和鸟的航行之后，他看见了巴哈马的外围岩礁（圣萨尔瓦多，位于北纬24°）。毫无疑问，哥伦布认为这些岩礁是一个群岛的外围岛屿，而日本就在这个群岛中。（这也正是马丁·倍海姆1492年发明的地球仪所描绘的。）这是马可·波罗的错误（亚洲的东西范围）和托勒密对地球大小的低估（比实际大小低估了25%）的综合作用所致，马可·波罗认为日本距离中国1500至1600英里。所以哥伦布认为欧洲距离日本大约3000英里，而实际上有10600海里。
因此下一步是找到日本。哥伦布继续前进，发现了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今天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后者出产少量沙金，而金鼻塞和金手镯是通过以货易货方式从“当地人”手中换来的。由于搁浅损失了旗舰之后，哥伦布决定返航，他将一些人留了下来，吩咐他们建立基地，寻找金矿。在这次回程的路上，哥伦布发现他需要再往北航行，在靠近百慕大纬度（北纬32°）的地方寻找西风。在靠近欧洲的时候，哥伦布遭遇了强风暴，最终被迫在里斯本港寻求庇护。葡萄牙人审问了他，但是对他的故事有所怀疑，因为他们曾经遇到过夸大其词的意大利人。[1935]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宣称有权拥有他的发现。
西班牙人同样谨慎。他们让他尽快进行第二次航行，为了抢在葡萄牙人前面，他们向教皇寻求定居和航海垄断的认可。因为当时的教皇就是西班牙人，获得他的支持并不困难。在开始于1493年9月的第二次航行中，哥伦布发现了多米尼加、维尔京群岛、波多黎各和牙买加。1498年的第三次航行没有志愿者参加。相反，参加的人都是被迫的，或是监狱里释放的犯人。这次他向南走得更远，发现了特立尼达岛和奥里诺科河口。这条河比欧洲人已知的任何河流都大得多，它携带的淡水量表明它所处的大陆是多么巨大。他没有太认真地考虑到，这里太靠南了，不可能是亚洲的一部分。然后哥伦布往回向北走，但是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他发现他留在那里的人公开叛乱了。哥伦布作为一个管理者远没有他作为一个探险家优秀，后来他戴着镣铐被遣回。1502年他又得以进行一次航行，在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发现了大陆。他死于1506年。[1936]
到那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被发现的许多岛屿并不是更遥远的靠近中国的群岛的一部分。奥里诺科河的发现是中国和欧洲之间存在一整个大陆的第一个迹象。早在1494年，彼得·马特就写道：“当论及这个新国家时，人们必然谈到一个新大陆，如此遥远，如此缺乏文明和宗教。”[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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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会发现北美洲（没有丝绸或香料），渐渐地，南美洲的广袤也被揭开面纱。随着在委内瑞拉发现珍珠，在巴西红木中发现一种珍贵的红色染料，在纽芬兰发现鳕鱼，对东方的兴趣开始减退。最终，在1519年9月，麦哲伦从塞维利亚带着五艘船组成的船队起航，船上满载葡萄牙人发现在东方贸易中有用的商品。和哥伦布一样的是，他也是个外国人，手下指挥着一群麻烦的西班牙人。[1938]在巴塔哥尼亚发生暴动后，麦哲伦不得不绞死暴动的带头人，又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损失了两艘船之后，他到达了太平洋。穿越这片广阔海域的旅程似乎永远没有尽头，船员陷入吃老鼠和生皮革的境地。他们在菲律宾的宿务岛登陆，在那里卷入了当地的战争。包括麦哲伦在内的四十个人被杀死。
麦哲伦和哥伦布、达伽马一起荣膺最伟大的探险家，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麦哲伦的旅程在他到达环球航行的一半时就结束了。环球航行是由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完成的。他避开葡萄牙军舰，穿越印度洋，绕过好望角，回到了西班牙，出发时候的五艘船最终只剩下一艘船“维多利亚”号，船员只剩十五个人。这可能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一次航行。它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方式。
21 印第安人的心灵：新大陆的思想
从很多方面来说，1492年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如果我们承认，在1.8万年前到1.2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早期人类曾经横跨西伯利亚、经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那么从那时起到15世纪末代表了一次独一无二的自然实验。在这次实验中，两群人类在两片辽阔的大陆（我们所说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互相隔绝，同时发展，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这种状态，尽管与一个完美设计的实验相比具有很多缺陷，但是仍应告诉我们许多：哪些可归因于固有的人类本性，哪些可归因于自然环境？思想也是如此：哪些思想是旧大陆和新大陆共同分享的，哪些思想是各自独有的？为什么如此？
同样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相反？比如说为什么印加人没有从西边穿过大西洋到达东岸，征服摩洛哥人和葡萄牙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最近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同时也是一个在新几内亚工作过的人类学家。他撰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获得1998年罗纳——普朗克科学图书奖。在对证据的全面研究之后，戴蒙德发现答案就在地球的整体形态上，尤其是各大陆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方式。简而言之，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主轴是南北分布，而欧亚大陆是东西分布。其意义在于，动物驯养和植物栽培更易于沿东西方向传播，更难沿南北方向传播，因为相同的纬度意味着相近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例如平均气温、降雨量和日照时间。南北传播比较困难，戴蒙德认为，这一简单的事实阻碍了动物驯养和植物栽培的南北传播。因此，牛、绵羊、山羊等牲畜的散布在欧亚大陆比在非洲或美洲大陆要容易得多，也更彻底。他认为，这样欧亚大陆农业的传播意味着更大的人口密度，与非洲和美洲大陆正好相反，它进一步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加剧了新的文化实践活动的演进，尤其是武器的发展，它对征服美洲至关重要。第二个后果是来自动物（主要是驯养动物）的疾病的演化。这些疾病只能在相对较多的人口中生存，当它们被引入像印加人或阿兹特克人等没有发展出相应免疫系统的民族时，疾病摧毁了他们。戴蒙德说，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由此而确立。尤其是，从演化意义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领先600万年”的非洲没有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三面都濒临浩瀚的海洋，北面是沙漠，而且沿南北走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种类稀少。[1939]
美洲大陆也是如此。除了白令海峡，美洲大陆也是四面环海，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很少。美洲大陆只有一小部分地区是地中海气候，意味着一年生植物的种类更少，而且其南北走向导致其农业活动传播较慢。例如欧亚大陆有33种大籽草，而美洲大陆只有11种。在已经被驯化的动物中，欧亚大陆有13种（在总共72种哺乳动物中），而美洲大陆只有2种（在24种哺乳动物中）。结果，新大陆“落在”后面。书写于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被发明，而在中部美洲直到公元前600年才出现。陶器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就已经出现，而在中部美洲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出现。酋长制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在肥沃新月地带出现，而在中部美洲直到公元前1000年才出现。[1940]
戴蒙德的观点，尽管被指责为纯属猜想（它毫无疑问是猜想），但是如果被接受的话，它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人类思想的一个领域，它表明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在公元1500年前发展出不同的文明阶段。
美洲的发现对欧洲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新大陆和新的民族对地理、历史、神学，甚至人性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1941]美洲成为欧洲需要的商品供应来源，它也因此具有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巴黎的律师艾蒂安·帕基耶在16世纪60年代初期写道：“我们的古典作家不知道这个美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大陆的存在，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事实。”[1942]“这个美洲”不仅超出了欧洲人的经验范围，而且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围。非洲和亚洲虽然对大多数人是遥远、陌生的，但是总还知道它们的存在。而美洲完全出乎意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对这一消息的适应是如此之慢。
适应是个关键词。一开始，正如约翰·艾略特提醒我们的，哥伦布的登陆激发了人们的兴奋激动之情。“振奋精神……听一听新发现吧！”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彼得·马特在1493年9月13日给格拉纳达大主教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报道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平安归来。他说他发现了非常奇特的事情，他还带回黄金，作为那些地方有金矿的证明”。[1943]马特接着解释说，哥伦布发现那里的人“是温和的野蛮人”，“他们赤裸行走，满足于自然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有自己的王，彼此用棍棒和弓箭打斗。虽然赤裸，他们也为权力而争斗，也结婚。他们崇拜天体，不过其宗教信仰的性质还不能确定”。[1944]
这封信在1493年印刷了九版，到那个世纪末达到了二十版，这一事实多少说明了哥伦布大发现的初期影响。[1945]法国人路易·勒·鲁瓦写道：“除印刷机和新大陆大发现外，不要相信还有任何其他更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一直认为这两样不仅可以与古代相媲美，而且可以不朽。”[1946]1552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他不总是一个可靠的史学家）在其《西印度群岛历史总论》中就1492年事件做出了最著名的裁定：“自从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不包括道成肉身以及基督的死亡）是西印度群岛的大发现。”[1947]
然而约翰·艾略特正确地警告我们还有另一方面。许多16世纪的作家在看待哥伦布大发现事件上缺乏一个正确的历史视角。例如，当哥伦布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时，该城编年史没有提到他的死亡。[1948]哥伦布是逐渐成为英雄的。他去世一百年后才出现了一些关于他的意大利诗，到1614年他才成为一部西班牙戏剧的主要人物，这就是洛佩·德·维加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1949]
刚开始，对新大陆的兴趣集中在可能会在那里发现黄金以及可能皈依基督教信仰的众多灵魂上。然而，整体而言，读者对土耳其人和亚洲更感兴趣。[1950]晚至16世纪的最后二十或三十年，世界仍然被认为是斯特拉波和托勒密的古典宇宙学确立的形态。（哥伦布似乎是用了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在15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一个版本。[1951]）在某些意义上，文艺复兴本身负有责任：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人们更推崇古代而不是新事物。[1952]
第一批到新大陆旅行的人包括士兵、教士、商人和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员，观察所看见的事物成为他们的任务。后果之一是，他们对当地土著的描写极尽详细，而忽略了美洲的地形地貌。[1953]当哥伦布本人一开始看见当地土著时，有点失望地发现他们一点也不“可怕，长相也不异常”。[1954]他注意到他们是多么“简陋”。[1955]同时，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摩尔人，这两种人是基督教世界最熟悉的人种。那么美洲土著在《圣经》记录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1956]也许新大陆就是伊甸园或天堂？早期的记载都集中描写土著人的纯真、简朴、生殖力强和数量众多，他们赤裸着身子四处行走，没有丝毫的羞耻感。[1957]这种观点对宗教人物和人文主义者尤其具有吸引力。由于对欧洲教会的现状感到愤怒和绝望，基督徒们看见了在新大陆重新创立原始使徒教会的机会，这块大陆没有受到欧洲文明邪恶的污染。
1607年，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一个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出版了广泛调查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理论的报告。16世纪的欧洲人相信“一个设计好的世界”，美洲一定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解释。加西亚认为人类关于“既定事实”的知识来自四种来源之一。《圣经》所揭示的神圣信仰和通过原因解释现象的科学是两种永远正确的来源。因为《圣经》中没有提到美洲印第安人，因此他们的起源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得太新，没有留给人们收集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时间”。[1958]
即使把新大陆纳入《圣经》揭示的历史图景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探险家和传教士还是发现，如果要继续传播福音，就必须对当地人的习惯和传统做适当的了解。由此而开始了他们对印第安人历史、土地所有制和继承法的详尽调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应用人类学的开端。[1959]早期传教士坚信人性本善，认定土著人的心灵“简朴、温顺、容易受伤、善良”，或用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话，是空白的石板，“真正的信仰很容易就能在上面铭刻”。[1960]传教士将会感到失望。在《新西班牙的西印度历史》（1581）一书中，多明我会修士迭戈·杜兰认为，印第安人的心灵无法被改变或被纠正，“除非我们对他们实践的所有宗教信仰有所了解……因此那些只有热情却不够审慎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烧毁、破坏了印第安人的历史文献。这让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任凭他们在我们眼前表演偶像崇拜”。这种观点为16世纪后期教士们对印第安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宗教和社会的详尽调查提供了正当的理由。[1961]西班牙王室积极参与其中，发明了问卷调查方法，通过这种新的治理工具炮轰他们安排在西印度群岛的官僚。[1962]其中最著名的问卷调查作于16世纪70年代，应西印度顾问委员会主席胡安·德·奥万多的要求而作。此时正逢知识的各个领域开始出现分类的要求，对美洲的知识也成为这一潮流的一部分。[1963]1565年，来自塞维利亚的尼古拉斯·蒙纳德斯医生撰写了著名的关于美洲药草研究的著作，1577年由约翰·弗兰普顿译成英语，书名为《来自新大陆的喜讯》。[1964]1571年，腓力二世派遣了一支由西班牙博物学家和医生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率领的探险队前往美洲，系统地收集植物标本（同时也对印第安人皈依的可能性进行评估）。[1965]同一年，西班牙王室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名为“西印度宇宙志学者和官方编年史家”，当然这一举措的背后除了科学目的也有政治动机。其政治动机是提供一个西班牙在新大陆成就的详细记录，以缓和国外的批评。同时王室也感觉到，科学知识对消除西印度顾问们对自己管辖领土普遍存在的无知是必要的。[1966]
但是直到1590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整一个世纪后，由于何塞·德·阿科斯塔的《西印度自然和道德历史》西班牙语本的出版，把新大陆纳入旧大陆图景的思想才最终尘埃落定。[1967]这一综合过程本身代表了一个世纪的思想转型的最伟大成就，关于新大陆的三种不同观点被综合，纳入了欧洲人的思想模式。首先，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1968]其次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必须被纳入欧洲/基督教对人类的理解图式。最后，美洲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改变了欧洲对历史进程的理解。[1969]所有这些对古典学术构成了重要的挑战。[1970]根据《圣经》和人类经验，世界由三块大陆组成：欧洲、亚洲和非洲。改变这一观念正如认为南半球没有热带一样，都是对传统的根本背离。更有，白令海峡直到1728年才被发现，在那之前，人们一直不清楚美洲是否属于亚洲。1535年，雅克·卡蒂埃在后来所称蒙特利尔的圣劳伦斯河遭遇了湍流，他把这些湍流命名为“中国湍流”。一个世纪之后，即1634年，法国冒险家让·尼克莱被派往北美洲西部探测传言中的通往亚洲的一片内陆海。当他到达密歇根湖，看到眼前格林湾的悬崖时，认为到达了中国。他穿上一件中国丝绸长袍，以示庆贺。[1971]古典学术对解释新大陆的发现无能为力。既然伟大的古典作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块大陆的存在，他们又怎么能解释呢？新大陆的发现一次又一次证明，个人观察高于传统权威，这也是思维模式的一次重大改变。[1972]
美洲大发现时期最强大的（虽然是隐含的）思想之一是人类的二分法。据此，人类依他们的宗教归属（犹太—基督徒，或异教徒）和他们的文明或野蛮程度进行分类。[1973]不可避免地，到16世纪，这一分类不得不进行修正。关于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似乎主要取决于观察者是否真正看到了他们。任何与美洲印第安人有过长期接触的人都不太可能认为他们是天真无辜的原始人。[1974]陪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昌卡医生观察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吃草根、蛇、蜘蛛，得出结论：“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比任何野兽还要大。”这种矛盾（印第安人是野兽还是天真无辜的人）是大发现和定居美洲的早期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印第安人不是人类，那么他就不具备信仰的能力。当教皇保罗三世在1537年的教谕《崇高的上帝》中宣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类”时，就思考了这一问题。基督徒认定，具有接受上帝恩典能力的，才能称之为人。另一方面，对人的古典定义是“理性的存在”。在《崇高的上帝》之后，多数基督徒承认根据这两种标准，美洲土著可以归为人类。[1975]
然而，印第安人到底有多理性？对此，人们持怀疑态度。费尔南德斯·德·奥维多（他对中世纪的骑士史诗怀有持久的兴趣）坚信，印第安人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形式，“天生懒散，性喜邪恶”。[1976]他认为在他们的头骨大小和厚度上发现了他们的低级性质。他认为这些物理属性暗示出与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相关的身体器官上的缺陷。[1977]16世纪60年代，托马斯·德·梅尔卡多修士把黑人和印第安人一起归为“野蛮人”，因为“他们从来不受理性支配，只受热情的支配”。这与臭名昭著的“天生奴隶”说已不太远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主要论题。16世纪的异教徒被分成两类，“可以转变的无知者”（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曾经聆听过上帝的声音，但背离了他）和“不可转变的无知者”，那些像印第安人一样的人，他们从未有机会聆听上帝的声音，因此无须指责他们。但是当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梅尔等人坚持认为有些人天生是奴隶，有些人天生是自由人时，这一观点很快就庸俗化。[1978]1512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召开政务会，专门讨论雇佣土著劳动力的合法性问题。保留下来的文件表明，当时许多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因此是天生的奴隶。但是这是“有限的奴隶制”，正如安东尼·派格登所描述的。西班牙人有个传统叫监护征赋制，在该制度下，作为对印第安人艰辛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向西班牙人学习如何“像人一样”生活。[1979]这一观点约在1530年被所谓的萨拉曼卡学派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他们是包括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在内的一群神学家。他们发展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印第安人不是天生的奴隶，那么就是“自然的孩子”，一种欠发展的人类形式。在其论文《关于印第安人》中，维多利亚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介于人与猴之间的第三物种，“上帝创造他们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1980]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那些同情印第安人的人试图找出他们具备才能的证据。罗纳德·赖特说，对这一文明冲突的最准确描述是一些阿兹特克人在16世纪50年代为伯纳迪诺·德·萨哈冈修士写的，现在被称为《佛罗伦萨书册》的第十二卷。作者匿名，也许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宗教法庭的审判。然而，约翰·艾略特说，对印第安人道德和才能迹象的寻找，帮助形成了16世纪关于什么构成文明人的思想。例如，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指出，上帝通过自然显示其力量，仅此一条就证明印第安人就是上帝的生民，因此有权接受信仰。他请大家注意墨西哥人的建筑，“这些古代原始拱顶建筑”“不啻审慎和良好政体的标记”。这一点却遭到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的完全否定，他指出蜜蜂和蜘蛛也能够造出人类无法比拟的艺术品。[1981]但是印第安社会和政治生活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多利亚在16世纪30年代写道：“他们的事务存在某种方法，因为他们有井然有序的组织形态，有确定的婚姻、治安官和最高统治者，有法律和作坊，还有一种交换制度，所有这些都需要理性，他们还有某种宗教。”[1982]
这比表面看起来要重要得多。理性，尤其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能力，被认为是衡量文明的准绳。但是如果理性能出现在基督教世界之外，那么历史悠久的关于基督徒同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又将怎样？“不可避免地，这种区别开始变得模糊，而且它作为一种区别性的力量也在减弱。”[1983]令人惊奇的是，拉斯·卡萨斯采取了一种很现代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人在历史天平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位于天平底端的人仅仅比那些更高一级的人“更年轻”而已。换句话说，他正朝着一种人类和社会文化的进化观摸索。
美洲大发现即使没能产生令人震惊的新思想，它也迫使欧洲人反省自身，使他们去面对其文化传统内部存在的观念和问题。例如，对古典的尊重说明他们意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这些文明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态度，而且比他们更优越。事实上，正是古代异教文明的存在和成功为16世纪两部最著名的论著打下了基础，它们试图把美洲纳入一个统一的历史图景。
第一部是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写于16世纪50年代的鸿篇巨制《西印度辩护简史》，该书在他生前从未出版，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该书是作者出于对塞普尔韦达贬低印第安人的野蛮论文《民主主义者》的愤怒和回应而作，在该文中，塞普尔韦达把印第安人比作猴子。[1984]事实上，1550年8月或9月，两人在巴利亚多利德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拉斯·卡萨斯认为印第安人是完全理性的个体，足已自己管理自己，因此有权聆听上帝的福音。[1985]拉斯·卡萨斯借用亚里士多德作为他的理论指导，从身体和道德方面对印第安人作了仔细的研究，使得他的论作成为也许是比较文化人类学的第一次习作。他把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古代高卢人和古代布立吞人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同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放在一起比较。[1986]根据他的比较结果，新大陆的民族并没有因比较而居劣势。他对阿兹特克、印加和玛雅艺术给予了充分的尊敬，并且观察到他们吸收有用的欧洲思想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