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塞·德·阿科斯塔的《向受管辖的印度致敬》的写作时间稍晚于拉斯·卡萨斯，写于1576年。他最杰出的贡献是，首先，他把野蛮人分成三类，然后区分了三种土著人，这推进了人类学的理解。最顶层的是像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样拥有稳定的政体，有法律、法庭、城市和书籍。其次是像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那样缺乏书写艺术和“文明、哲学知识”，但是拥有政府形态。最低级的是那些“没有君主、没有契约、没有行政长官或政体，居无定处，或即使有住所，也是类似兽穴的地方”的人。[1987]德·阿科斯塔的著作主要以研究为基础，这使他能够把建立了帝国、有固定居所、不“像野兽一样游荡”的墨西哥人和印加人同逐水草而居、缺乏任何文明组织形式的珍科人、基里关尼人、伊斯盖因戈人和所有的巴西土著区分开来。[1988]他还认为印第安人生活在对神灵的畏惧之中，他说这也是基督教与异教的重大区别。印第安人有一些法律和习俗，但是并不完善，或与基督教习俗相悖。这一事实表明撒旦先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1989]
同样，这些观点比乍看起来重要许多。地理和气候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决定性因素这一古老理论被代替。一个新的问题是迁移。“如果美洲居民真的像权威思想坚持的那样是诺亚的后代，那么很显然，他们一定是在漫游的过程中忘记了其社会属性。德·阿科斯塔认为他们穿过亚洲大陆来到新大陆，在迁移过程中变成狩猎者。逐渐地，其中一些人在美洲的某些地区聚集，恢复了社会生活，开始建立政治制度。”[1990]这一观点的重要性（现代性）在于，它假设存在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序列，这又进一步表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曾经像15、16世纪的美洲土著一样。根据拉斯·卡萨斯的说法，佛罗里达的土著仍然处在“最早期的原始阶段，其他民族在学会文明之前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我们以及所有其他民族的生存状态”。[1991]同样，新大陆原始人的存在似乎佐证了犹太—基督教的时间观，即它是线性的，而不是循环的。[1992]
发现美洲的最后一个影响是这样一种观点：现代人已经取得了古代没有取得的某种成就。遥远的黄金时代的思想就这样被削弱。同时，大发现无可争议地证明，第一手经验的价值优于沿袭的传统。16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博丹写道：“他们所称的黄金时代，如果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只能算黑铁时代……”[1993]
欧洲视角以及美洲大发现的短期影响（第28章将讨论其长期影响）就讲这么多。但是在思想领域，欧洲人究竟发现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很长时间，甚至许多个世纪。1986年，成立于1973年、旨在提高印第安人历史研究和教学质量的达西·麦克尼克尔美洲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心发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洲1492”，以纪念1992年时美洲大发现五百周年。以下的大部分内容都以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为基础。[1994]
1492年，美洲大陆大约居住着7500万印第安人现在美国的大陆部分的印第安人人数有不同的说法。达西·麦克尼克尔的数字是600万，但是史密森学会的道格拉斯·乌贝雷克在《北美印第安人手册》中说，最精确的估计是189万，平均每100平方公里约11人。[1995]不管哪个数据更准确，当时印第安人的分布不是后来的样子。例如，大平原印第安人还没有马匹，因为马匹是欧洲人引进的。“他们本质上是在大平原河流沿岸种地、赤足狩猎的农民，根本不是头戴战帽的战士。”[1996]
印第安人的许多习俗与欧洲人不同。靠近北极的民族，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爱斯基摩人或因纽特人，无一例外同部落其他人分享肉食，因为他们相信动物会更愿意同慷慨的猎人合作。[1997]太平洋海岸各部落的特色是巨大的图腾柱，他们使用一百多种药材和植物，熟悉它们的营养和药用属性。[1998]他们有用于净化仪式和疗病用的特殊木屋或房子。[1999]许多部落有野蛮的入会仪式，即标志青少年长大成人的成年礼。烟草大多出于仪式目的，这种习俗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他们还建造基瓦会堂，那是一种地下大厅，用作仪式场所以及男人俱乐部。有时，基瓦会堂的墙壁装饰着仪式画，尽管在仪式结束后，通常都会刷新一遍。美洲的艺术与文艺复兴欧洲的艺术具有不同的意义。
然而，他们也有许多习惯同旧大陆相似。印第安人发展出“灵魂”的概念，尽管一些部落成员相信多灵魂说。同样，他们还发展了婚姻制度和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带状耕作、刀耕火种、冲积平原耕作、山区的梯田）。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女人负责耕种，男人负责狩猎。死亡有复杂的仪式，而且很多部落都发现了如何把尸体做成木乃伊以便保存。在有些地方，寡妇在丈夫死时被杀，让人想起印度的一种相似习俗，殉夫。烹调技术很先进（“烧烤”是台诺语），而且斋戒（同旧大陆一样）的发展同宗教活动有关。他们用木薯酿造各种啤酒。同在旧大陆一样，黑曜石被大量使用，并且被人尊重。存在某种形式的计数和税收，有些部落甚至拥有“可被描述为公务员”的一类人。[2000]
就日常生活而言，最显著的区别是美洲印第安人普遍居住在“长屋”中。易洛魁人的长屋长达三百英尺，几个家庭共有，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氏族。男人结婚后，搬进长屋，如果长屋内已经没有空间，就把屋子加长。“每个住处居住着多达三十个核心家庭，或大约一百到两百人，他们彼此之间有血缘和婚姻关系。传统上，长屋的中心走廊把整个建筑纵向切分。成对的家庭区彼此相对，就像火车卧铺车厢，中心走廊有公共灶台。”[2001]每家之间只有两根墙柱分隔，每家有自己保持不灭的火炉。“家庭吊床（又一个新大陆词汇）同时也作为空间划分的象征。”[2002]
巴西的图皮南巴人是食人族。他们同加勒比人和古比欧人一样都相信圣体同质说，吃人肉是仪式的一部分，对种族延续和获得祖宗神明的庇佑至关重要。[2003]对早期探险家来说，居住在亚马逊盆地密林中的门都鲁古族人割取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的行为同样野蛮。这些门都鲁古族人因好战而令人惊恐，他们通过取下敌人的首级这一血腥行为来践行自己的意志。不过，任何开始这一行动的武士都承担了重大责任，因为这种行为会引发一个长达三年的仪式。“当首级被取下时，同时即开始了仪式的准备工作。在男人们回到村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首级的脑髓被取出，牙齿被敲出保存。首级被煮成半熟，然后风干，使皮肤像羊皮纸。用一根绳从嘴里穿进，再从一只鼻孔穿出，张大的眼睛用蜂蜡涂合上。一个成功的首级猎取者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享受神圣的地位。他必须弃绝日常活动，包括同他的妻子或其他女人的性关系。他在早晨要洗一个仪式澡并躲开女人的视线。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男人屋的吊床上，寡言少语，只对严肃的话题发表意见。当他真要进食时，他坐在妻子旁边，但是背对背……在猎取首级的周年纪念日，在一个复杂的仪式上，头皮被从头骨上剥离。一年以后，在最后的庆祝仪式上，牙齿被穿在一起，挂在英雄房屋的一个篮子里。这样经过三年，英雄才恢复正常的生活。”[2004]
早期对新证据的收集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学者跟随商人和探险家一起活动，美洲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图景。我们不妨从语言开始。“1492年，在西半球人们说着多达2000种互不相通的语言。其中，大约250种在北美洲，大约350种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有不少于1450种在南美洲。”[2005]美洲土著语言同旧大陆的语言一样成熟；它们缺乏某些特征，但另一些特征却比欧亚大陆的语言更普遍。“例如在印第安人语言中，很少在名词上添加后缀表示主格、宾格和与格（就像拉丁语那样），也不使用名词性或代词性的性别指称（就像英语中的‘he’和‘she’，或西班牙语中的‘el’和‘la’）。”[2006]但是，许多印第安语言区分有生命的实体名词和无生命的实体名词，区分哪些明显有归属关系（例如亲属关系和身体各部分）的物体和哪些偶然拥有的物体（例如小刀或工具）。不可避免地是，它们有许多旧大陆语言中缺乏的音，尤其是喉音的闭止（由于声带突然关闭而导致的呼吸间歇，就像英语短语“uh-oh”中的停顿）。[2007]有些单词没有元音，有时还会对一个单词或一个单词的某个成分重复或说两次，以改变它的意义，这种做法很新奇。例如，居住在北美大盆地的瓦肖印第安人用“gusu”指“野牛”，用“gususu”指“各地的野牛”。[2008]在其他情况下，动词随信息的有效性而变化，例如，说话人正传递的信息是亲身所知，还是仅仅听闻，还是在梦中出现。[2009]
其他差别更基本。例如，在欧洲，语言主要分成动词和名词。与此相反，亚利桑那的霍皮人把持续时间短的实体当作动词，例如闪电，或波浪、火焰，而把持续时间长的实体当作名词。[2010]在纳瓦霍语中，英语“他拾起了某样东西”可以有十二种翻译方式，“取决于拾起的物体是圆的还是方的，是细长的还是有生命的，还是像泥块一样，等等”。[2011]比喻同欧洲语言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诗歌被描写为“花的歌”，女人是“裙子”），但是沉默却有着丰富的意义。阿帕切人在遇到陌生人、在追求的开始阶段或在与亲人长期分开后重聚时，会沉默。[2012]有些部落有贸易语言，在家里从来不说，只有商人在与外来人交易时才使用。
除了个别有名的例子，印第安人没有书写。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可以依赖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哲学或经文。[2013]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有宗教，即关于灵魂的概念和一些世界起源神话，通常与太阳、月亮和地下世界有关，这些地下世界分许多层。童年得到认可，因为青春期和月经初潮期有成人礼作为标志。有意思的是，在一些部落，成年礼似乎是为了让青少年从他们的孩童环境中摆脱出来。例如，霍皮人从不允许儿童观看某些戴面具的宗教人物的真容，为的是鼓励他们把这些人物当成神灵。但在成年礼上，他们可以一睹面具后的人物，似乎是为了告诫这些刚刚长大的成人抛弃幼稚的信念。[2014]
新大陆的宗教通常有一个类似教士的阶层，有时也有“太阳贞女”，都是在十岁时被挑选充当不同的角色，“从在神庙中服务到作为祭祀牺牲”。[2015]祭祀很普遍，可能非常血腥：波尼人的贞女要连着四天参加仪式，最后被一箭穿胸。[2016]不过，从宗教意义上也许最根本的区别是他们普遍使用迷幻剂。部落民众被具有疗治—宗教职能的萨满引导，就像在旧大陆一样。部落有首领（虽然有些部落只在战争期间有），他们也可以充当萨满。某些部落承认六种性别：超男人（战士）、男人、第三性（双性同体）、女战士、女人和超女人（她们精于女性技艺）。第三性和女战士有时可以充当纠纷中的调停者。[2017]心，而不是大脑或面孔，被认为是一个人的本质，萨满会对病人唱“心歌”来疗治他们。[2018]许多部落的人同动物和植物聊天，认为它们能懂人话。
美洲土著对“自我”或“个人”有完全不同的理解。[2019]基本上他们强调“无我”，因为人们从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获得自己的身份，没有独立的地位。行事自私自利的人会变成巫师，可能是女人，也可能是男人。
婴儿的降生被认为是父亲、母亲和神灵共同作用的结果。父亲给予硬物质，例如骨骼；母亲给予软物质，例如肉和血。在太平洋沿岸西北部，人们相信婴儿未出生前居住在一个特殊的地方，他们像其他人一样生活，直到在地球上找到他们的父母。一般来讲，他们只有在经历了出生的痛苦之后才会有名字，此时可以确实认为婴儿会活下来。[2020]女孩取花的名字，男孩取猛兽的名字。但在庆贺仪式中，会添加别的名字，以纪念孩子的第一次笑，或第一次吹口哨，发出第一个词，甚或第一次剪发。[2021]最大的庆贺总是留给当孩子完成了第一次经济活动，例如采集浆果。有时女孩的成年是以割掉她的阴蒂作为标志的。人们相信，这样做就消除了她性格中的任何男性特征。[2022]据说，男人只有在有了孙辈时才能完全“长大”，这很明显是使家庭团结的手段。[2023]
或许这两个半球之间最重大的区别在于关于经济的思想。西方征服时期，美洲最杰出的两大文明是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在这两个文明中，任何一个统治者的死亡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国王和王后死后被制成木乃伊，保存在经过精心装饰的特别建造的宫殿里。大量奴隶和妃嫔殉葬，供国王在另一个世界驱使。但这不是全部。大量土地被指定用来护卫死者的宫殿，永远保管木乃伊。这意味着，每一段统治的终结都给本已拮据的王国又添加了新的巨大压力。[2024]换句话说，每一位新死的国王都意味着又一次的奢侈浪费。[2025]最后的结果是，因为“守卫木乃伊”而失去的劳动力只能通过征服更多的人和土地来补偿，而这不是没有风险的。主要后果是，他们从未发展出推进个人事业的资本。[2026]
虽然新大陆有科学这类东西以及原始技术，但是美洲土著不像旧大陆的欧洲人那样具有关于现象的理论知识。两个大陆的人都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它同生长季节有密切的关系。印第安人发明了欧洲人用过的同样的简单机械，类似于古典希腊机械学中的简单设备：楔子、斜坡、杠杆、滑轮和螺钉。（机械的作用是增大加之于其上的力量。）美洲土著对这些器械都很熟悉，他们在从伐树到制造独木船的各种活动中使用它们，不过，当15世纪的欧洲人在寻求那些其结果总能被预测的终极动因时，美洲土著更愿意通过亲近那些控制自然力的神灵来控制自然力，通过仪式或梦来实现。[2027]“对欧洲人来说，自然世界有规律可循；对美洲土著来说，自然世界施展自己的意志……欧洲科学同土著科学的重大分歧在于实验。霍皮人从来不会只为了要看看太阳是否会继续向北移动而不是在运行轨道上掉头而停止他们的仪式。”[2028]
有些民族，例如纳瓦霍人，根据植物的大小和软硬度把植物分成阳性和阴性。这种观念是建立在同男人和女人的类比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植物本身的性征上。例如，阿兹特克人的植物名称包括一个后缀，表明它们是食物还是药物，是用于织布还是用于建筑。[2029]事实上，他们对自然世界的分类标准非常不同于欧洲人的观念。纳瓦霍人把昆虫和蝙蝠分成一类，因为在他们的远古神话中，这两类动物曾经生活在同一个世界。[2030]
对欧洲人来说，夜晚的星星是星相学的基础，然而在美洲，地平线更重要。[2031]这种思想很普遍，在整个美洲大陆，所有的部落在建造神庙时，都要与显著的天象活动相一致的地平线对齐。“卡萨林克纳达是位于墨西哥西北部查科峡谷地区的一个大型圆形地穴，在它的石头内墙上刻有二十八个距离相等的壁龛。它们的下面是六个更大的、距离不等的壁龛。在夏至那一天，从地穴东北墙高处的窗户射入的阳光有四到五次会照射在这六个壁龛的其中一个上。”[2032]但是印第安人根据星星的运动来制定日历，在此过程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计算体系。起初这是玛雅人的发明，后来阿兹特克人将其发展完善。[2033]日历的计算是玛雅人主要的，其实是唯一的对数学的应用，尽管在印加帝国，数学知识似乎在他们的结绳文字中有记载。[2034]这是一种由一系列绳结组成的信息存储系统。这些绳子，有些绳串结在一起，由不同的颜色组成，而且颜色和绳结按照顺序排列。结绳文字的“语言”或说代码，从未被破译，但人们认为它们是某种宗教记录，对这一说法的证据来自保存至今的两片织片。上面的织法非常精细：有一片上织有10行圆圈，每行36个圆圈，对角线上的所有圆圈加起来是365。另一片上有28个长方形。这些织片显然具有某种日历意义。[2035]
一些学者认为中部美洲织物的复杂程度“可与欧洲冶金术中的复杂知识媲美”。战争结束后，布匹经常成为进贡品，棉弹弓在战争中被使用。[2036]美洲驼和羊驼被驯化，成为驮畜和毛料的来源。织物甚至比作为存储容器的陶器更重要。“最精致的衣服用直径1/125英寸的线织成，在印加人的织物中发现了大约125种色差。1492年欧洲人知道的所有的重大织布技术印加人也都知道，如挂毯、织锦、薄纱，而且他们还掌握了另一种方法，叫交叉经纱。”[2037]
虽然到1492年，新大陆的驯养动物种类并不多，但是他们栽培了大量的植物，包括一些当时欧洲人不曾知道的品种，这些品种后来变得非常熟悉：玉米、马铃薯、红薯、可可、南瓜、花生、鳄梨、西红柿、菠萝、烟草和辣椒。在安第斯山脉就有3000种不同的马铃薯。[2038]新大陆的文化充分认识到植物的药用价值。例如，阿斯皮里亚具有抗生素作用，被派尤特印第安女性用作避孕药的紫草后来被发现能抑制老鼠的促性腺激素。特拉帕特里在阿兹特克人的医学中是一种利尿剂和有效的坏疽治疗药，之后人们发现它含有白花丹醌，一种抗菌剂，对杀灭葡萄球菌很有效。[2039]然而，美洲土著没有真正的化学概念。对他们来说，植物的药用功能是一种精神现象。
新大陆没有“艺术”，没有“为艺术而艺术”意义上的艺术，没有哪种当地语言有一个词表示艺术（或宗教）。[2040]这是因为每件雕刻的物品、每首歌或每支舞蹈，都具有强烈的实用目的，它们不可能脱离各自的目的而被认知。即使阿兹特克人的雕刻有时是刻在从未被人见过的一面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们具有象征意义，这比它们的形象更重要。换句话说，不存在真正的美学，只有功能，是功能赋予物品以意义。[2041]因此，新大陆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器乐，因为在正常的活动过程中，歌曲、舞蹈和音乐在仪式中一起出现。只有在较为发达的中部美洲文明中才出现了艺术的职业化。也只有在这里，出现了高雅艺术和民间艺术的差别，就像在欧洲一样。[2042]结果，只有在这些文明中，艺术家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其他任何地方，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某种艺术才能。在印加帝国，某些行业，例如银匠和织毯工，是政府的世袭仆役，并因此而免除课税。[2043]更复杂的是，星相学，或叫魔法，开始发挥作用。例如阿兹特克人相信在“花”相下出生的人注定会成为艺术家或艺人。[2044]艺术家的功能还同创世神话有联系。新大陆的创世神话不同于旧大陆的有趣之处是，旧大陆设想是神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去理解它的完美是学者、神学家和艺术家的任务；而新大陆的土著则相信世界被创造时是不完美的，艺术家的工作是改善这个世界，使之完美。[2045]印加人相信人类的始祖是巨人，用石头造成。但是伟大的主维罗可卡对自己的作品并不满意，就把他们又变回石头。这些就是印加人崇拜的巨石雕像。维罗可卡又创造了第二种人类，大小同他一样（“按照他自己的形象”）。[2046]玛雅的雕刻工在雕刻作品时不可以有性生活，不过他们会把自己的血洒在作品上，因为他们相信这样能使作品具有神性：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一样，这些艺术家也被认为是神圣的。对玛雅人来说，乐器也是神圣的，刻工在制作它们的时候会祈祷，并且用酒精擦拭，这样它们就会“听话、音调和谐、发出好听的声音”。[2047]艺术家不在自己的作品上签名，即使是职业艺术家也不会这么做，而且美洲艺术家从未像欧洲的艺术家那么有名。唯一的例外是诗歌领域，那些贵族诗人死后可能被人们记住。内萨瓦尔科约特尔被后人誉为“诗人国王”，但是即使是他，也是因为他作为国王的地位使他获得勇士以及诗人的名声。[2048]
到1492年，新大陆的书写系统正在衰退，因此其古典时期（100—900）的许多文字不太可能被理解。[2049]阿兹特克和米斯特克的文字主要是图画文字，抄写员除了擅长刻写文字外，还必须记住伴随这些文本的口头评述（口头传授仍旧是主要形式）。我们拥有的手抄本记录了部落的神话历史，它们成为仪式的中心要素，在仪式上抄写员会加入他们的评述。当然这些评述现在也遗失了。阿兹特克人也是前哥伦布时期有意识地收集外来和古代艺术的几个民族之一，尤其是奥尔梅克艺术品。这似乎证实，阿兹特克人至少对过去的历史感兴趣，而且或许他们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是中部美洲的“母文化”。[2050]
印第安人自己是如何看待欧洲人的入侵的？有些印第安民族有圣书。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波波尔·乌》，它是基切人的经书，被描述为等同于《旧约》或梵语吠陀经。同样有趣的是《卡克奇克尔史》，它不太为人所知，但更符合我们的主题。这个民族和基切人一样，采用双王制。一位国王和一位副王，来自两个王室分支，分别称为“索特兹勒之王”和“夏希勒之王”。西班牙征服之后，夏希勒氏族的幸存者写下了卡克奇克尔人的历史，并且以日记的形式进行补充，直到17世纪。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书中的记载非常平衡，它描写了屠杀，也赞扬了那些试图帮助印第安人的西班牙人。在描述的事件当中，有一场于1604年爆发的瘟疫，作者死于这场瘟疫，另一个人重新拾起他的笔，就像大使的接替和谱系的续写一样。玛雅人也创造了类似的文献，《巴兰神父史书》，它使用的是玛雅语，但是用西班牙字母拼写。这些书故意写得含糊，充满了双关和谜语，外人无法理解。这些史书也续写到19世纪：每个玛雅人城镇都有自己的抄本，在当地扩写。《巴兰神父史书》把西班牙人的入侵看作是一场历书或时序的战争。西班牙人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时间观（在玛雅人看来比较原始），并且试图把它强加给当地人。因此，对玛雅人来说，这主要是一场思想战争，就像敌对的宗教对待彼此的方式一样，是关于时间的战争。[2051]
我们应当简明回顾一下前哥伦布时期的土著人缺乏什么。毫无疑问，首先是轮子。考虑到美洲大陆到处都有球类游戏而且它们具有宗教重要性，那么这一点也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役畜的缺乏也很普遍，这在本章开头就提到了，尽管美洲驼已经被驯化。同样缺乏的还有大型船只，这可能与环绕美洲大陆的浩瀚海洋有关。不过，这确实表明，除缺乏轮子之外，美洲印第安人更加受到局限，不像欧洲人那样能够到处游历。前哥伦布社会缺失的其他思想或发明还有钱币、伦理一神教、实验思想和一般意义上的书写。那里没有烧窑，因此没有釉陶，也没有弦乐器。缺乏这些东西（役畜、大型船只、书写、钱币）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贸易和剩余产品的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制造的剩余产品多半用在死者的华丽仪式上。经济发展的差距连同伦理一神教和实验方法的缺乏，可能是旧大陆区别于新大陆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在思想领域，美洲大发现对几乎同时发生的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为美洲大发现使天主教徒失去了他们当中一些最有活力、最有天赋的传教者。同样，罗马教会对美洲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发言权（特伦托公会基本上没有提到美洲），正如约翰·艾略特所说，它的后果之一是加强了西班牙王室的权威，“既体现在它对臣民的权威，也体现在它与教会的关系上”。从当时到现在，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西印度群岛的探险”吸走了比较激进的人口，使那些留下来的人变得越来越专制和保守？
在美洲的发现当然具有经济效应，它反过来促进了思想革命。例如，从1521至1544年，哈布斯堡领地的矿山产出了比整个美洲还要多三倍的白银，然而从1545年到16世纪50年代后期，这些数字颠倒过来，导致了那些年经济力量的决定性转变，经济中心从德意志和荷兰转向伊比利亚半岛。[2052]约翰·艾略特说，16世纪后半期，“人们完全有权利谈论一种大西洋经济”。[2053]其政治影响是，西班牙正在崛起，整个欧洲相对于它的老对手伊斯兰国家，也在崛起。（只是到这个时候，穆斯林世界才开始对西班牙崛起的历史缘由表现出一点好奇。[2054]）
西班牙的崛起及其缘由自然引起了其他方面的注意。可以确凿地说，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海上力量在未来的政治中具有至高的重要性，能够通过切断美洲向欧洲输送黄金白银的航路而遏制西班牙的强大。对于一个被新教和天主教分裂的世界来说，新大陆是他们开辟的另一个战场。在某种意义上，全球政治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2055]
对美洲持久的争夺加剧了16世纪日益滋长的民族主义，“黑色传奇”开始出现，尤其是涉及西班牙人以及他们被指控的暴行（根据一项估计，他们屠杀了2000万印第安人）。[2056]不管怎样，越来越多的西班牙人开始怀疑西印度群岛的探险事业，在西班牙兴起了所谓的“反重金主义者情绪”，对暴发的财富的道德价值表示怀疑。这一观念认为，真正的财富来自贸易、农业和工业，在这些领域，财富的获得是正当的，对它们的使用也是富有成果的。[2057]
但是对美洲的争夺的确在后来催生了国际法的基本元素。这块大陆本身太广袤，一个国家不足以控制其全部，而且西班牙排斥教皇在开拓新大陆事务中的权威，这也对人们对一般权威的态度产生了连锁反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人认为印第安人有能力管理自己，他们的自由和自治权利应受到尊重。16世纪中期，阿方索·德·卡斯特罗提出，海洋不应成为任一国家的专属。在这一背景之下，荷兰法学家兼政治家胡戈·格劳秀斯提出了国际关系行为的理论框架。新大陆遂成为欧洲各新兴国家框架以及相互协定的一部分。不妨说，对美洲的征服加快了、也许具体化了人们对资源、地理、人口和贸易模式共同作为形成国际强国的要素的认识。
厄尔·J.汉密尔顿在一篇著名的论文《美洲的财富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审视了可能产生这种现象的各种因素：民族国家、战争以及新教崛起。他得出结论：美洲大发现，尤其是美洲白银的发现，是欧洲资本形成的主要驱动力。“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像墨西哥和秘鲁被征服后那样发生了贵金属产量如此巨大的增长。”[2058]这其实是欧洲崛起的最后因素，它强化了在第15章讨论的早期变化。这一论断在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历史学家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他在《大边疆》（1953）中说，美洲大发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人口、土地和资本这三个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创造了繁荣的条件”。[2059]他说，1500年，欧洲的人口密度大约是每平方英里27人。美洲大发现开拓了额外的2000万平方英里疆土，这块土地直到1900年左右才被完全殖民。韦伯推论说，1500至1900年这段时期在历史上是独特的，“美洲的大边疆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并且改变着西方文明”。当欧洲重新向着城市推进的时候，新开发的边疆提供了相反的发展动力。[2060]
中世纪，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货币之间已经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一个生产白银，一个生产黄金。但是美洲大发现破坏了这一平衡：1500至1650年，大约180吨黄金和1.6万吨白银被运往欧洲。这导致了物价革命，它开始于西班牙，然后向外扩散，鼓励了资本在那些参与新事业的人手中聚集，但它在16世纪刺激物价翻了五倍，引发了通货膨胀、社会动荡和社会变化。这时人们再一次有理由对“财富的道德恶果”表示担忧。[2061]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就是不被贵金属大量涌入迷惑的人之一。他在17世纪初写道：“这种财富的涌入弊大于利，因为财富通常生产罪恶而不是德行，会给它的拥有者带来骄纵、野心、贪婪和骄奢……我的结论是，新大陆的财富从正当的理解看，并未对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有用之物，例如食品和衣服，有所助益，相反使它们变得越来越缺乏，使人们在理解力，在身体、服装和习俗上失去男子气概，而他们在没有这些财富之前生活得更幸福、更被世界其他地方畏惧。”[2062]厄尔·汉密尔顿径直否认这一点，他认为资本主义正是在物价上涨与工资上涨的位差之间得到强化的。这样的辩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结论的，讨论的问题很复杂，多数理论存在漏洞；尽管如此，人们不会怀疑，美洲的开拓为发财致富创造了巨大的机会，而财富的社会不平等在当时的欧洲变得非常尖锐。
最后的因素是人口。部分由于西班牙人的残暴，部分由于传入的疾病，印第安人口灾难性的锐减极大地影响了劳动力的供给，而与此同时，在16世纪有大约20万西班牙人移民到美洲。很有可能他们在智力、能力和精力上都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可能对留在西班牙的人口基因质量产生了有害影响（不过这些移民会往自己的祖国汇回相当数量的钱）。
美洲大发现对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衡量，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因为影响是如此之深刻、深远，就像蒙田说的，“颠倒乾坤”。但是不久人们就会相信加尔西拉索的理智的话：“只存在一个世界，虽然我们谈论旧大陆和新大陆，但这是因为后者新近被我们发现，而不是因为存在两个世界。”[2063]
22 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彼得和保罗生活在贫穷之中，而15、16世纪的教皇过着像罗马皇帝一样的生活。”根据法国议会的一项估计，1502年，天主教会拥有法国全部财富的75%。[2064]二十年后在德意志，纽伦堡会议计算出，教会拥有德意志财富的50%。如此巨大的财富带来了某些“特权”。在英格兰，教士们经常向走进忏悔室的女性求欢：用性来交换赎罪。[2065]威廉·曼彻斯特引用了一项统计数字，在英格兰的诺福克、雷普顿和兰贝斯，23%被控告对女性实施性犯罪的人都是教士，而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却不到2%。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被指控“买卖圣职、放高利贷、非法挪用公款，而且一直公开和娼妓、情妇在修道院里生活”。最普遍的腐败行为是出售赎罪券。有一个专门的宽恕部门，他们有教皇的授权来签发赎罪券。早在1450年，牛津大学的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就说：“现在有罪之人说：‘我不担心我在上帝眼中做了多少坏事，因为我能很容易地得到教皇授予我的一张能完全宽恕一切罪行的赦免券或赎罪券，教皇的书面授权我用四便士或六便士就能买到。’”他夸张了，其他记述讲到“两便士，有时一口红酒或啤酒……甚至雇一个娼妓或用性”就可买到赎罪券。16世纪早期，圣保罗教堂的教长约翰·科雷特抱怨宽恕者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教阶制度已经使教会扭曲，以至于教会现在不过是一台“金钱机器”。如此抱怨的不止他一个。[2066]
1476年出现了转折点，当时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宣布赎罪券也可以用于“在炼狱中遭受痛苦的灵魂身上”。正如威廉·曼彻斯特所称，这一“天国的骗局”很快奏效：农民们为了给去世的亲人买赎罪券，宁愿自己和家人挨饿。[2067]在那些玩世不恭、从中渔利的人中有一个叫约翰·特策尔的多明我会修士，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马戏团式巡演做法。“（他）带着镶黄铜的柜子、一袋印好的收条和一个披着罗马教廷旗子的大十字架，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他在教堂的钟声中进城……在当地教堂的中殿安顿好，特策尔就开始大声吆喝：‘我这儿有通行证……能把人类灵魂带入极乐天堂。’他强调这些费用都十分便宜，尤其同不买的结果比较时更是如此。他吸引着那些听者的恻隐之心，他们要为自己已经去世却未被赦免的亲人赎罪：‘随着硬币落入碗里的声音，赎买的灵魂就会飞出炼狱，直接进入天堂。’”[2068]最糟糕的是，特策尔写信向那些信以为真的人承诺，一个人打算犯的罪也可以被原谅。
他做得太过了。据说，特策尔的招摇和夸大言辞引起了一位神父的注意，他也是德意志莱比锡以北维滕贝格大学的哲学教授：马丁·路德。然而，最近牛津大学研究教会史的教授迪尔梅德·麦卡洛让人们注意为路德铺设历史舞台的天主教的其他几个发展。例如，在16世纪早期，北欧和南欧在教堂里的布道在类型上已经有所不同。在北方，讲道者把焦点放在会众（忏悔者）身上，然而在南方，布道更关注神父和他们在赦免罪恶中担任的中介角色。[2069]意大利对神父地位的满意程度比更北地区要高得多，这似乎和行会的作用有关。[2070]在瑞士和周边国家，国教会正在形成，它是地方主管的教会，在传授教义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地方行政官而不是神父。[2071]由于能读到的《圣经》数量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信仰转向内心。[2072]1511年法国国王在比萨召开枢机主教会议，讨论教会改革问题。[2073]然而1512年俄利根的一些作品有了拉丁文译本，这些作品表明，根本不存在传统上所理解的人的堕落，包括魔鬼在内每个人都会被救赎，进入天堂。[2074]这么看来，改革正在酝酿当中。
不管怎样，发起这场变革的是路德。他“健壮结实，精力充沛”，父亲是个矿主。在大学时，他希望成为一名律师。但1505年在一场暴风雨中，他有过一次神秘的经历，并开始相信“上帝无处不在”。[2075]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之前，他一直是人文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是伊拉斯谟的门徒和同行，翻译过几部古典作品。然而，在他心灵的变化之后，他变得内省，避开人文主义者，执迷于内心的虔诚。在1510年，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正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期，他游历了罗马。这让他震惊。的确，他崇拜绘画、雕塑和宏伟的宗教纪念建筑中的杰作，但教士和枢机主教们的行为却让他“战栗”，尤其是他们对礼拜仪式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认为礼拜仪式构成了教士特权的基础。[2076]
1512年，他回到维滕贝格，在那儿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他被自己在罗马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因而更远离人文主义者的世俗性，也同样远离他所见到的天主教会的腐败犬儒主义。相反，他回到《圣经》本身，尤其是教父们的作品，第一个就是圣奥古斯丁。他继续失望地观察着身边的世界，正如雅各布·布鲁诺斯基和布鲁斯·马兹利什所说的，他在这个时期可能“正酝酿着自己的思想和勇气”。然而到1517年，他不再克制自己，在10月31日，即万圣节前夕，他采取了行动。这是一次将在全世界产生回响的行动，他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钉上九十五条论纲，抨击销售赎罪券的行为，挑战任何人与他辩论。[2077]“我，马丁·路德，维滕贝格大学僧侣教团的神学博士，愿意公开证明，反对所谓的‘教皇赎罪券’的论纲是本人提出的……”
路德的抨击不仅指向特策尔，或其背后的罗马教廷。他直指赎罪券所代表的神学。这种神学认为，赎罪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剩余恩典”。耶稣和继他之后的圣徒做了如此多的善事，使地球上有剩余恩典。购买赎罪券使购买的人“沾上”剩余恩典。路德首先不喜欢恩典可以像土豆那样被买卖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购买赎罪券使购买者不用为罪恶忏悔，而不是摆脱罪恶。因此对路德来说，出售赎罪券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和非神学性。从这个观点到路德的第二个创新并不远，即重新信奉12世纪主张的“真诚的内心忏悔”，即痛悔，才能真正赦免罪恶。教皇可能宣称能完全赦免一切罪行，但路德强调痛悔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虽然这一步同样简短但更重要。如果没有痛悔的话，赎罪券就无效，那么很显然，“没有任何教皇授权”，仅有痛悔就足够了。为了使救赎只依靠个人信仰和痛悔，路德取消了对圣礼和主持圣礼的教阶的需要。[2078]代祷思想（天主教的基础）被摒弃了。
这就是当时形成宗教改革基础的简单的神学思想，迪尔梅德·麦卡洛称之为“偶然的革命”。[2079]但后来发生的事还有另一面，即政治性。[2080]当路德谴责教会恶习时，很多人文主义者支持他。伊拉斯谟等人关心的是重新将虔诚和基督教美德带回敬拜中去，而不依靠教理和无谓的学术教条。但当这些支持者看到路德攻击教会根基、焚烧教会法和教皇法令时，他们退却了。[2081]民族主义元素就是在这儿出现的，它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大部分拒绝继续追随路德的人文主义者都不是德意志人。
在他的论纲和其他著作中，路德没有退缩：他清楚地表明他认为教皇不比小偷、杀人犯更好。他希望德意志的教士不要对罗马效忠，而且他想建立一个以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国教。一旦路德有勇气公开陈述，他的想象力就扩展到以前从未有人敢涉足的领域。例如，他强调婚姻不是圣礼。嫁给一个性无能丈夫的妻子可以有其他情人直到她怀孕，而且把这个私生子看作她丈夫的儿子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他说，他认为重婚比离婚“更明智”。[2082]他把《圣经》的不同部分按重要性排列。在他1534年的版本中，他把自己怀疑的那些部分，如《马加比书》，分开放到《次经》中去。[2083]
我们能想象伊拉斯谟如何看待这样的言论，更不用说罗马教廷了。但是路德并不是孤军作战，绝对不是。毕竟，德意志和罗马教廷长期不和，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叙任权斗争，甚至追溯到蛮族入侵时期。在1508年，甚至在路德去罗马之前，德意志议会曾投票阻止靠赎罪券聚敛的教廷财富从德意志流失。在1518年，奥格斯堡会议做出决议，称基督教世界“真正的敌人”不是当时的土耳其人，而是他们所谓的罗马“地狱恶犬”。[2084]从理论上说，德意志人的领袖应该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但他有自己的野心并且主要关注西班牙这个通过发现美洲而新富起来的国家。因此，他一直是个天主教徒，“把罗马看作自己的靠山”。所有这一切只对路德有利。不过，他发现，尽管他的大部分抨击指向整个基督教教会，但是在自己国家发起改革却要容易得多。“他从改革一个世界性的教会转向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教会。”[2085]这在《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的信》中很明显，在这封信中，他用一种革命性的语气否认教士阶层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并且竭力主张德意志贵族褫夺未被改革的教士的土地。准备以这种方式获利的骑士和贵族大有人在，因此一开始宗教改革很快和更广泛地争夺政治、经济霸权的斗争结合起来。[2086]
然而在新教“民族化”的过程中，它自身的腐败初见端倪。最初的路德教主张，为了自由，一个人的行为不应该违背良心或被迫违背良心。这是绝对诚实的正确之路，是那个时期的思想支柱，它不仅是新教的思想支柱，也是当时正在兴起的人文主义和科学革命的思想支柱。但是路德变了。在极其短暂的几年里，他开始接受（甚至开始证明其合理性），用“公民力量”之剑来拥护信仰。[2087]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自找的，因为三组叠加事件（骑士战争、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运动）迫使他采取这一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