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事件是骑士战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路德敦促属于教会的土地应该被没收。但爆发在1522年的这场战争，尽管使德意志的政治状况紧张化，却失败了。在三年后的1525年，德意志农民难以忍受贵族施加的压力（贵族开始感受到美洲白银的到来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路德教教义指出，《圣经》揭示所有人都平等，农民受到这个教义的影响，发起了他们自己的起义。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的领导权被再洗礼派掌控。他们的名字来源于对婴儿洗礼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婴儿太小，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圣礼就是无效的。再洗礼派教徒在这场改革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在于，他们完全排斥教皇统治集团。对他们来说，如果像《圣经》启示的那样虔诚地信赖上帝，就可以取代教权等级制。事实上，许多再洗礼派教徒要极端得多，他们相信自己能直接与圣灵沟通，因此不需要《圣经》。对他们来说，基督再临即将发生，天启的世界“净化”即将到来。20世纪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千禧年说”（一种相信耶稣即将再临世界的信条）同农民起义一起，标志着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他的论点是，它引发了一个社会革命时代。“如果我们在这里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各阶层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实现某种世俗目的（而不是宿命论地接受事件的本来面目或宿命论地接受来自‘上层’的控制）的进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开始了。”[2088]
不管曼海姆是否正确，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反应不是路德的目的（又一次偶然革命）。事实上，他支持贵族，反对农民。他的观点是信仰和政治不应该混淆，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服从合法的权威。具体而言，对他来说，教会要屈从于国家。“对德意志来说，路德思想带来的结果是，它区分了精神的内在生命和个人的外在生命，前者是自由的，后者屈从于不可攻击的权威。德意志思想的这种二元性从路德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2089]
事实是，路德的性格中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他一方面支持权威，但总的说来，不得不说路德教摧毁了权威，当然是就有组织宗教而言。在使人们不受宗教权威约束的同时，新教也在其他方面使人们获得自由。与新教同时发生的美洲大发现和科学革命是反对权威、展现个性的人获益的完美竞技场。路德自己并不乐于见到不断增长的经济个人主义，它并不总是和他重视的虔诚相协调。但如果没有因他而引发的其他形式的自由，他也不能期望个人主义的实现。[2090]
与路德十分不同的是约翰·加尔文。他是另一代人，出生于1509年，来自庇卡底努瓦永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名为让·肖维内或让·加尔文。他本想进入教会，但他摒弃了神学，改学法律。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在那里他就读于蒙太古学院，那里也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学习神学的地方。[2091]他有一头深色头发，皮肤苍白，性情“敏感”。加尔文后来“突然皈依”新教，但从某种意义上，他早有准备：他的父亲去世时被“绝罚”，加尔文在为他举行一个基督徒葬礼时面临着“无穷无尽的困难”。这让他怨恨天主教会。
皈依后他背离了罗马，也离开了法国。他在还不到三十岁时，完成了《基督教要义》的初稿，“它是宗教改革最重要、最明晰易懂的著作”。路德的著作是他郁结已久的内心感情的檄文和倾泻，而加尔文则着手制定一整套缜密有理、逻辑系统的道德、政策和教理体系。一本开始计划只有六章的书到16世纪50年代末变成八十章。[2092]“这一教理的核心是，人在万能的上帝面前是无助的。”加尔文从路德的论纲得出了合乎逻辑，甚至是狂热的结论。他说，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要么生来是被拯救的，要么预定进入地狱。从表面看，这几乎不是一个乐观的教义，但在加尔文体系下，没有人十分清楚自己是否是被救赎的。他说，总的来说，“被选中的人”（他用来表示被救赎者的词）会通过自己在地球上的“模范”行为表现出这一点。但你永远无法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宗教恐怖。
碰巧，日内瓦刚好对它的天主教主教不满。随后的混乱对加尔文和他的思想有利，即国家应当从属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从要先于对国家的服从（它是以另一种形式重演的叙任权斗争）。随着日内瓦反天主教情绪的高涨和宗教圣像被打碎，加尔文作为《基督教要义》的著名作者，被邀请到那里，帮助把日内瓦建成一座基于《圣经》模范的城市。[2093]他一到，就被指定为“《圣经》宣读者”，而且严格地说，他从来就只是一个牧师。但那就好像说尼禄只是一个小提琴家。加尔文接受了邀请，前提是日内瓦人采纳他的规则，这些规则体现在他草拟的法规上，即《教会法规》和《关于人民政权的法典》。从那时起，日内瓦人按照加尔文的规则生活。牧师每年都拜访每个家庭一次，以确保人们对信仰的忠诚。任何违背信仰的人都被迫离开、进监狱，最糟糕的情况要被处死。[2094]
加尔文教的实质在于道德规范是强制执行的，而且要严格执行，而新教教义在加尔文创立的日内瓦大学得到发展。[2095]他建立了两个政府分支机构，即传教部和宗教法庭。传教部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支可被称为由传道者组成的“军队”。他们必须遵守一定的规章，遵循一定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表率。宗教法庭的责任是管理道德行为。它由十八人组成，六个牧师和十二个长老，而且有将人绝罚的权力。正是这个每周四开会的法庭负责日内瓦的恐怖独裁统治，丹尼尔·布尔斯廷称此为《圣经》道德的统治。日内瓦提倡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将变得很常见的生活方式：早起、努力工作、总是想着树立好榜样（例如只读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节俭和节制是最重要的美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是一个创造新人类的尝试……教会不仅仅是崇拜上帝的一个机构，还是打造适合崇拜上帝的人类的机构。”[2096]这种体制被称为“清教”运动。[2097]
但是路德教和加尔文教隐含的社会变化和思想变化比这更细、更微妙。例如，作为《圣经》极端主义者，他们对科学新发现不满，下一章将提到这一点。然而从哲学角度上说，这些发现来源于那些按自己良知行事的人的观察，新教徒不得不支持这一点。同样相关的是，新牧师不是通过圣礼控制通往神灵之路的代祷者，而是“平等人群中的领导者”。他们带领的是用当地语言读《圣经》的识字的教众。加尔文教学校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且没有人能决定那会通向何方。[2098]
加尔文的经济观念也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偏离《圣经》）。传统观念认为，人们“除了生存必需品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他认为这种观念过时了。这种中世纪的观念“使掮客蒙上寄生虫的污名，把贷款人被污蔑为贼”。加尔文不喜欢为炫耀而铺张浪费，但他承认财富的积累如果处理得当，是有用的。[2099]他赞成商人应该为他所借来的资金付利息，因为那会使每个人获利。[2100]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些激烈的观点。在该书中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在许多历史阶段都存在，但只有在出现新教及其“使命”和“入世苦行”的概念后，一种“理性的经济伦理”才得以产生。后来，理查德·亨利·托尼在《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强调加尔文教比路德教更有利于资本主义。[2101]
但宗教改革创立现代政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它帮助建立了现代国家。路德论纲的成功不仅在于摧毁了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普世野心，还使（日内瓦之外的）宗教从属于国家，教士的身份降为只不过是个人“内心生活”的守卫者。在德意志、法国随之而来的宗教斗争以及后来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整个欧洲大陆的宗教斗争都有利于塑造正在形成的欧洲：一个由独立的、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2102]有疆域的民族国家和重商的中产阶级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路德从来没预料到这一点，但新教是16到17世纪欧洲的中心力量从地中海国家流失而出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主要原因。
罗马教廷错误地判断了北方发生的事。虽然好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一直是教皇的麻烦，但一直在掌控之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罗马那边没有做出迅速的、严厉的回应，为什么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觉得新教的变革不过是“修道士之间的口角”。[2103]无论如何，让一个腐败的组织发生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天主教会统治集团里，察觉到危险的一个高层人物是乌得勒支的枢机主教博埃延斯，他在1522年成为阿德里安六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来自荷兰的教皇。在对枢机主教团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坦白承认，腐败行为如此恶劣，“那些陷入罪恶之中”的人们“不再闻到他们的邪恶散发出的恶臭”。[2104]如果他能自主行事，阿德里安六世会自上而下地清除污秽。但是他周围都是获得既得利益的意大利人，他们让他的每一个措施都以无效告终。他们不需要长时间地阻挡他，仅一年后，阿德里安六世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朱利奥·德·美第奇成为教皇克雷芒七世（在位：1523—1534）。他来自一个（至今）强大的家族，自己却是一个软弱的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当路德在德意志从事他的改革时，克雷芒七世在世界舞台，或他所认为的世界舞台玩复杂的外交把戏。他通过让法国国王和当时安顿在西班牙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相斗，试图为自己和教会增加荣耀。克雷芒七世和双方都签订了秘密条约，但被揭露，这两方自然而然对他不信任。更糟的是，教皇的错误判断使意大利（与法国、西班牙比要弱小）成了战场。掠夺者的眼睛转向罗马。[2105]
事实上，第一次攻击不是来自西班牙或法国，而是来自罗马众多宿敌中的一个：科隆纳家族。1526年，庞皮欧·科隆纳（本身是一位枢机主教）领导了一场对梵蒂冈的攻击。教皇的几个同伴被杀害，而克雷芒七世自己利用一个为预防此类事件而建造的秘密通道逃跑了。这两个敌对的家族平息了他们的斗争，但这个小冲突只是突显了罗马的软弱。真正的劫掠发生在十二个月后。尽管对此负责的军队名义上属于查理五世，但他们实际上是叛变的雇佣兵。尽管他们打垮了法国国王的军队，但没有得到酬劳。军队的主力是来自中欧日耳曼领地的条顿人，也就是新教徒。出于对战利品和宗教信仰同等的兴趣，他们满腔热情地进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都。[2106]
1527年5月6日开始的这次劫掠真的很可怕。任何反抗条顿人的人都被杀死了。未被付之一炬的宅邸和宫殿也被洗劫一空。教皇、大多数住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和梵蒂冈官员都在圣天使城堡的堡垒里寻求安全。在城门已经关闭的情况下，一位枢机主教不得不坐在篮子里被用绳索拉到安全的地方。至于其余的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被当街强奸，修女被聚拢在一起赶进妓院，神父被鸡奸，平民被屠杀。在首次长达一周的毁灭性扫荡后，两千多具尸体漂在台伯河上，另外将近一万具尸体未被埋葬，而且街上有好几千人被开膛破肚，他们的尸体被老鼠和饿狗吃掉一半。”[2107]光付赎金就花费约四百万杜卡特，那些有钱交纳赎金的人被释放，其余的被杀死。坟墓被挖开，圣人的遗骨被丢给狗，圣物上的珠宝被抢走。除了留足够的纸给梵蒂冈马厩里的马做褥草用，档案馆和图书馆都被烧毁。这次劫掠在八个月后才结束，当时食物吃完了，没有可以勒索的人，而且瘟疫也出现了。[2108]
查理五世在财政上的轻率可能是罗马遭洗劫的直接原因，但当时的欧洲还不乏其他说法。其中主要的是上帝惩罚说。就连皇帝军队的一位高级军官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写道：“事实上，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上帝对教廷暴政和混乱的审判。”[2109]当然另一方面，条顿人在罗马表现的野蛮行径也被看作“新教异端邪说的真正面目”，而当罗马最后意识到威胁时，这次劫掠也使它铁了心。罗马将以暴制暴，以不宽容对付不宽容，“天主教徒的上帝就要求这样”。[2110]
极大的讽刺是，尽管神父的恶行促使许多信徒背弃天主教会，但这类恶行仍然兴盛。天主教高级教士仍然恣意挥霍、放荡不羁，过着一成不变的奢侈生活。主教们仍然不管自己的教区，罗马教廷和以前一样任人唯亲。那时的教皇只是对此视而不见，一味残酷镇压持异见者。教皇谴责新教的教谕一个接一个，一片森林都为此而被砍掉造纸。[2111]正如威廉·曼彻斯特所说：“一切背离天主教信仰的行为都遭到由六位枢机主教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的严酷镇压，有些知识分子被标明属于严格审查对象……托莱多的大主教因为公开表达了对伊拉斯谟的敬仰之情而被判以十七年的牢狱生活。”在法国，光是拥有新教著作就是重罪，宣传异端思想会被判烧死在火刑柱上。举报异端分子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举报人可以得到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法庭被称为“燃烧的房间”。[2112]
书籍审查是镇压背弃信仰行为的一个新的必要举措。印刷书在16世纪中期还是一种新奇事物，但罗马已经清楚它们是宣传煽动性、异端性观点的最好方式。在16世纪40年代，教会拟定了一个禁止阅读或拥有的图书清单。一开始，由地方当局查抄禁书，销毁它们并惩罚拥有者。后来在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为整个教会公布了第一批禁书书目。教皇说教廷禁书目录上的书对任何阅读者的灵魂都是一种威胁。[2113]伊拉斯谟的所有作品都在书目上（过去的教皇曾从中找到乐趣），连同《古兰经》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后者在1758年之前都是禁书。伽利略的《对话》在1822年之前依然是禁书。继保罗四世的书目之后是1565年的特伦托禁书书目，它几乎将欧洲四分之三的印刷书列为禁书。1571年，教会成立了禁书审查院，以控制和更新禁书书目。教会法现在要求，被允许印刷的书要印有“允许印刷”的字样，而有时“未被禁止”的字样要和审查员的名字一起出现。[2114]这个书单包括科学书籍和杰出的艺术著作，例如拉伯雷的《巨人传》。
但事实上人们没有向禁书书目屈服。作家们辗转于各座城市，躲避审查员，如让·克雷斯潘从法国逃到日内瓦来写他那颇具影响的胡格诺派殉教者传。即使在天主教国家，禁书书目也不受欢迎。这纯粹是因为商业原因，书籍是一种新技术，也是新的商业机会。例如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公爵计算出，如果他遵从教会的指示，在书籍上损失的钱就达十万多杜卡特。他的反应具有代表性。他组织了一次象征性的书籍焚烧活动，烧毁了与巫术、占星术等有关的书籍。这些书理当查禁，但商业价值不大。另外，地方禁书审查院代表经常表现得通情达理，例如他们赞成犹太人的医学书籍应该幸免：需要用它们推动科学进步。因此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耽搁或拖延，或决定某些书籍不受地方检查，佛罗伦萨人（其他地方也有，例如法国）设法规避了大部分法令，禁书多少能得以继续自由地流通。无论如何，信奉新教的印刷工专门印刷禁书单上的书（它们只会让人们更好奇），并把它们偷运到天主教国家。“神父、修道士甚至是高级教士竞相在黑市上买（伽利略的）《对话》，”一个观察者说道，“全意大利黑市上的书价从原来的半斯库多涨到四到六斯库多。”[2115]
天主教对路德和加尔文思想的回应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或天主教复兴运动。罗马异端裁判所和禁书审查院是这场思想斗争的两个早期的，而且是长期的方面，但决不是唯一的方面。还有四个方面对塑造我们的世界有着持久的影响。
最早的事件发生在英格兰，被称为廷代尔事件。威廉·廷代尔是英格兰的一位人文主义者，就像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拥护亨利八世即位。[2116]当亨利八世捎信给罗马的伊拉斯谟，邀请他到英格兰定居时，伦敦的人文主义者更是倍受鼓舞。他们都错了。伊拉斯谟一到英格兰，亨利八世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至少一开始，国王变得比以前更信奉天主教。亨利八世的英格兰对异教徒不怎么仁慈。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是紧张的背景），威廉·廷代尔决定用英语翻译《圣经》。他第一次有这个想法时是个大学生（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1521年，他一被任命为神父就开始工作。“如果上帝赐给我更多时间，”他对一个朋友说，“不需要很多年，我会让扶犁的男孩比你更懂《圣经》。”[2117]翻译在今天似乎是一件无伤大雅之事，因而我们很难体会到廷代尔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是，教会不希望太多的人阅读《新约》。事实上，梵蒂冈强烈地反对《圣经》翻译。能接触到《圣经》的只能是教士，这样他们才能按照罗马的利益来阐释上帝的讯息。[2118]在这种情况下，用本国语翻译《新约》可能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当廷代尔在英格兰找不到愿意将他的手稿排版的印刷工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眼前的麻烦。他被迫越过海峡，首先在（天主教的）科隆找到了一位出版商。然而，在最后关头，当廷代尔的文稿已经排好版时，有人泄露消息给当地的教长。教长告到当局，这次出版活动被镇压了。廷代尔现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就逃离了科隆。德意志人联系了英格兰的枢机主教沃尔西，后者又报告了国王。亨利八世宣布廷代尔是逃犯、罪犯，在英格兰各港口设立岗哨，命令一看见他就将他逮捕。[2119]但廷代尔对他终生的事业充满热情。1525年，在信奉新教的沃尔姆斯，他遇到了另一个印刷商彼得·舍福尔，后者同意出版他的作品。六千本（在当时是很大的印量）被运送到英格兰。但廷代尔仍然是一个被监视的人，他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上好几年。只有到1529年，他觉得在安特卫普安家是安全的。这是个错误。有人向英格兰当局告发了他，在亨利八世个人的坚持下，廷代尔在靠近布鲁塞尔的菲尔福尔德城堡坐了一年多的牢。他最终因异端罪被公开审判，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为确保他不变成殉教者，他的遗体在火刑柱上被烧毁。[2120]
然而廷代尔的《圣经》却幸存下来。尽管托马斯·莫尔称其有错误、有误导性，但它是一个不错的英译本（为1611年詹姆斯一世国王的钦定本奠定了基础）。它如此受欢迎，乃至被偷运往英格兰的译本不断被人们传阅，在偏远的乡村，新教徒贵族把它们借出去，“就好像公共图书馆一样”。英格兰的天主教会尽一切力量杜绝这种行为，例如，伦敦的主教买下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译本并将它们在圣保罗教堂焚烧。[2121]
罗马对亨利八世很感激并表现出这一点。之前的教皇把各种头衔授予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君主”）和法国国王（“最好的基督徒”）。对亨利八世，利奥十世教皇想出了“信仰的捍卫者”这个称号。[2122]没有比这个词更具讽刺意味的了。
异端裁判所和禁书审查院本质上都是天主教的消极应对措施。这一态度在保罗三世身上得到最典型的体现，是他设立了这两个可怕的机构。在西班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光是拥有禁书书目上的书都会被处以死刑。[2123]（这个书目一直更新到1959年，最后在1966年被保罗六世废除。）保罗四世同样也很强硬。他曾经是第一任大审查官，担任教皇后，正是他在罗马教廷收藏的著名的古雕像上放了遮羞布。也正是保罗四世找来丹尼尔·沃尔泰拉，指示他将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上“比较引人注目的裸体部分”涂上颜料。[2124]庇护五世也差不多。正如班巴·盖斯科恩所说：“加尔文被称为日内瓦的教皇，但庇护五世一定可以证明自己是罗马的加尔文。”他也曾担任宗教法庭大审查官，提议把通奸行为定为死罪，力图赶走城市里的妓女。虽然这两项提议都无效，但至少庇护五世意识到消极的措施是不够的，是他主要负责执行特伦托公会的决议。该会议从1545至1560年断断续续地召开。
与尼西亚公会和第四次拉特兰公会相比，特伦托公会是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很多天主教徒希望该会议能探索出与新教徒和解的领域，但他们要失望了。该会议完全否定新教神学，断绝了教徒在弥撒中接受面包和酒或甚至聆听本族语祷告文的任何希望。会议的日期很能说明问题。它花了大约二十年时间才召开，时间上的延迟证实在教会里存在各种冲突，尽管好几位君主还没有明确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而且在1541至1542年间还有望达成协议。[2125]罗马也本能地、习惯性地不信任这类会议，因为它们在15世纪不断攻击教皇的中央集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教会更迅速地做出回应，新教之火是否会被扑灭。事实是，在会议开始审议时，路德再也不能成为任何攻击的焦点了。在开始会议的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起初，会议的组成成员并不多，只有四位枢机主教、四位大主教、二十一位主教、五个修会的领袖加上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专家。[2126]会议第一要务就是决定枢机主教和主教们在会议期间的生活方式，最后规定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节俭、虔诚和冷静”。只是在第二年，那时与会人员增加了一倍，会议才开始转向重要问题。第一个决议与新教徒针锋相对，因为会议决定让天主教的“传统”，例如教父的《圣经》评注，享有与《圣经》同等的权威。[2127]再没有比这更决绝的行为了，因为教会赐予天主教传统与《圣经》同等的神圣地位。[2128]但正如所预料的，主要的斗争是围绕仅凭信仰免罪这一概念而展开。路德的革命性思想是，一个有罪之人要做的事是真正地信仰基督，那样他就会得到救赎。会议强调这远远不够。教会的论断是，尽管人类在堕落中失去了许多能力，人类仍有弃恶从善的能力。但正如教会阐释的那样，人类实际上需要基督做典范，通过知情同意而成为善良之人。[2129]会议还重新确定有七个圣礼（洗礼、坚信礼、圣餐礼、忏悔礼、涂油礼、圣职受任礼和婚礼），反对路德关于《圣经》中只有洗礼和圣餐礼这两个圣礼的主张。[2130]圣礼的数量对教会结构当然极为重要，因为忏悔（告解）只能说给神父听，而神父只能由主教任命。而且会议坚持认为炼狱真的存在，它实际上是6世纪的一个“产物”。这有助于拥护有关赎罪券的教义，尽管会议确实规定任何赎罪券买卖都是非法的。[2131]因此特伦托公会的重点在于重申了天主教极度腐败外壳下的教义，使许多问题比以前更绝对化。特伦托公会这种毫不让步的态度为17世纪可怕的宗教战争埋下了伏笔。[2132]
目前为止所提到的每一次反宗教改革行动都是消极的、禁止性的或暴力的。但在教会里有一些人看到真正的前进道路是从思想上把握主动权，与敌人进行思想上的战斗和辩论。领会到这一点的是依纳爵·罗耀拉。依纳爵于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罗耀拉城堡，他本可以轻易地成为数量不断增长的美洲征服者的一员，这些征服者成群结队地横跨大西洋。他自己承认他沉湎于“这个世界的万千浮华”。事实上，他曾是一名士兵，但当他的腿在一次围攻中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后，他的军旅生涯就结束了。据传，他在自己的城堡恢复身体时，发现他身边的书没有哪一本令他满意。愤怒之下，他拿起了一本圣徒传记，这是一个转折点。在彼时彼地，“他实际上似乎已经决定成为一名圣徒，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英雄。‘圣多明我曾这样做过，因此我必须这么做；圣方济各这么做过，因此我必须这么做’”。[2133]他为自己成为“圣徒”制定的训练方法详细地表现出军人身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纪律性和对细节的关注。这种训练方法叫灵性操练，它仍然是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里自律的基本课程。“它是一个不多不少为期四周的训练计划，是耶稣的精兵的精神训练课程，目的在于通过关注地狱的恐怖、福音故事中的救世真理和基督的典范，使思想从现世超脱出来。”[2134]有一个旨在产生身体上自我厌憎情绪的训练方法是这样的：“让我看看我身体的污秽和丑陋。让我把自己看作脓包，浑身流着各种可怕的、令人恶心的毒汁。”
三十三岁时，依纳爵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巴黎大学。在那儿，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他吸引了一群数量少但十分虔诚的追随者。他们修习他的灵性操练，并最终集体发誓通过为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献身和允诺“绝对忠诚”来敬奉基督。[2135]在他们的纲领里，他们宣称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信仰”，尤其是“教导儿童和未受教育之人去信仰基督教”。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基督和教皇的精兵，愿意去教皇让他们去的任何地方，“不论是土耳其人的国度、新大陆、路德教徒的国家还是其他地方，不管他们是异教徒还是信徒”。
当依纳爵于1556年去世时，罗马的耶稣会大教堂已经建立。今天在他的坟墓对面立着一座纪念碑，来纪念接替他的那个耶稣的战士。圣方济各也曾在巴黎大学读书，他领导着耶稣会，将基督教传播到东方异教徒当中。圣方济各以灵魂的征服者而著称，他从果阿游历到香料群岛和日本。他于1552年去世，生前一直等着有机会去东方的大宝石，即中国这个闭关锁国的帝国。[2136]
事实上，耶稣会在东方的经历错综复杂。在欧洲，他们专门教育贵族，我们可以说这反映出他们的政策关注的是领导者和能影响舆论的人。在亚洲也是如此。毕竟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有个很好的基督徒先例。约在1580年，他们早期成功的例子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君主阿克巴。然而耶稣会在中国的命运却很不同。耶稣会的确赢得皇帝的信任，但更多的是通过科学而不是神学。甚至他们花了很多年时间协商才能进北京。当他们第一次进北京时，他们送给皇帝的第一批礼物是一尊圣母像和一个报时的时钟。皇帝十分喜欢这个时钟，对圣母像却不那么喜欢。他很快把它送给了太后，即他的母亲。耶稣会士在北京几乎活动了两个世纪，因他们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卓越才能而被接受。但他们没有使多少人皈依基督教。相反，他们发现中国人有如此多的东西值得欣赏，以至于他们不久就穿起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参加儒家的祭祖仪式。[2137]
至少起初，日本总的说来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551年，方济各说他在日本留下了约一千名皈依者，他们主要是大名，即当地的领主。然而到17世纪早期，耶稣会称有十五万皈依者，而且据某些统计，有三十万之多。“武士阶层尤其容易皈依，或许因为他们和一些有贵族、军人背景的耶稣会成员有相似之处。”但这只会使基督教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政治的一个问题。约在1614年，当这一问题变得暴力化时，皈依对新基督徒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个日本的宗教法庭出现了，基督徒成为酷刑的受害者。说到其残忍程度，无疑能和欧洲的残酷行为相提并论。例如，在江户，六十个甚至更多的日本基督徒在海滩上被倒着钉在十字架上，“被涨起的潮水淹死”。[2138]
耶稣会在远东地区的努力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然而，他们在西方却成功得多（现在拉丁美洲的基督徒成为罗马教会最大的单一群体）。但耶稣会不是反宗教改革时期唯一成立的新修会。天佑教士中坚会、圣保罗教士会、布道兄弟会、奥拉托利会和钉子教会（因为他们最初在一个教堂做敬拜仪式，该教堂保留真十字架上的一颗钉子做圣物），所有这些都是传教或教育的修会。罗马最后意识到，在新的环境中，使人们保持天主教信仰的最好方式就是趁他们年轻的时候下手。
在宗教改革的其他影响中，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存在好几种新教：除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外，还出现了英国圣公会，它更重视圣礼和礼拜仪式上的祈祷，而不是布道，而在欧洲大陆重视的却是布道。在欧洲大陆，布道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从爱尔兰到立陶宛的归正会内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现在成为会众关注焦点的是这个引人注目的木制布道塔楼，而不再是祭坛或圣餐桌”。[2139]布道时总是有一个沙漏，为的是让信徒确切地知道还要进行多长时间。迪尔梅德·麦卡洛说布道是一种比剧场流行得多的戏剧形式。在伦敦，每周有“成百上千”场布道，与仅有的十三个剧院形成对比。这种布道崇拜来源于教义问答书（即关于宗教教义的手册）的增长，“一个多世纪来，它是［全欧洲］最常见的教育方式”。[2140]另外，这种一周一次的“来自讲道坛的思想盛宴”使信奉新教的欧洲更重视书本，因而可能比信奉天主教的南方更有文化。根据一项统计，1500至1639年英格兰出版的“重要宗教著作”多达750万册，与160万册的世俗诗、戏剧和十四行诗形成对比。而1580至1639年，威廉·柏金斯的宗教著作“获得了”188个版次，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97个版次。[2141]这种文化素质对信奉新教的北方后来的命运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教还恢复了忏悔的公共性（忏悔的凳子变得普遍）和所谓的“宽恕戏剧”，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像是干涉隐私，但和韦伯强调的资本主义纪律有很大关系。新教保持很低的非婚生率，托马斯·克伦穆尔主持的新的婚礼仪式首次强调婚姻可以“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同分享彼此的陪伴、帮助和安慰”而令人愉快。[2142]新教诸教会将新的注意力放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的思想上，把离婚定为普通婚姻法的一部分。新教改变了天主教对医药的传统观点，并激发了敬拜的愿望，这种敬拜不是以单独的个人或全欧洲的一个大型教会的形式进行，而是以小团体形式进行，这些小团体最终成为卫理公会派教徒、贵格会教徒等。这些不同教派是产生宽容……和怀疑的一种方式。它的确是一次偶然的革命。
在1563年12月的最后一轮会议上，特伦托公会将注意力转向艺术在后路德世界的作用。[2143]它重申了绘画在指导信仰上的作用，但在那个时期的背景下，会议坚持应该严格遵循《圣经》里的故事，教士有责任监管艺术家。教士得到这个角色，引发了许多阐释会议决议的手册。其中许多手册得出的结论比特伦托公会原定的结论更具迫害性。[2144]
鲁道夫·维特考尔在研究特伦托公会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时说，这些阐释者，像圣查尔斯·博罗密欧、枢机主教加布里埃莱·帕莱奥蒂、吉里奥·达·法布里亚诺和拉法埃诺·博尔吉尼，强调三件事：艺术应该清晰、直接，应该写实，应该是“对虔诚的一个情感刺激”。[2145]维特考尔说，与文艺复兴的意象化相比，特伦托公会引起的主要变化是，完完全全地展现真相“现在被认为是根本”。必要时，例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中，基督应该表现出“受折磨、流着血、被吐口水、皮被划开、受伤、被扭曲、脸色苍白和不堪入目的样子”。此外，应对一个人的年龄、性别、表情、手势和衣着进行一丝不苟的表现。艺术家必须注意《圣经》里所说的，并遵守那些“规则”。同时，会议竭力禁止对各种形象的崇拜；“（对绘画和雕像）表现的敬仰的对象是那些形象所代表的原型”。[2146]
这些不安定的思想状况共同在艺术上产生了大量变化。最重要的是巴洛克风格，它实际上是反宗教改革的风格。在特伦托公会之后，在积极的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任期（1585—1590）里，他力图重建罗马，力图在罗马陷落后恢复其昔日的辉煌，这是新艺术形式的第一次行动。枢机主教帕莱奥蒂作了总结，他这样描述17世纪初的罗马艺术：“教会想……既赞美殉教者的勇气，又点燃其信徒的灵魂之火。”这很好地表述了巴洛克艺术的目标。继西克斯图斯五世之后的保罗五世完成了圣彼得教堂的建造，因此西克斯图斯五世和保罗五世把异教的罗马变成了基督教的罗马，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在信徒面前展现这样华丽的景象”，使教会有“人间天堂的形象”，尤其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上。[2147]“巴洛克鼎盛时期，即在其发展最辉煌、最充分的时候，是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结合，它们共同作用于观者的情感；例如，使观者投入到圣徒的痛苦和狂喜中去。”[2148]巴洛克艺术最伟大的倡导者是贝尼尼，他在石头上的造诣是很多人甚至在绘画上都无法做到的。
贝尼尼华丽、浮夸的人物属于古典巴洛克风格，而17世纪初精神自信高涨，产生了非常简单但十分震撼的卡拉瓦乔式绘画，非常真实，对细节一丝不苟但十分虔诚。回顾巴洛克风格，人们不禁感到，尽管像贝尼尼和卡拉瓦乔这样的艺术家心里想着反宗教改革的目标，却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炽热之爱，而这是特伦托公会坚决抵制的。例如，就是在保罗五世统治下的这个时期，兴建了罗马的大部分喷泉，罗马现在是一个喷泉的城市。
新的精神自信也体现在大规模兴建教堂的时期，尤其在罗马，通常为新修会而建的教堂都十分宏伟。这些意在使教众产生敬畏之情而设计的新建筑见证了巨大华盖下壮观的讲道坛上那些伟大、激昂的布道。华盖用金银珠宝和精美的织品做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产生了新的图像。这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图像。从耶稣的故事改为英雄事迹（大卫和歌利亚、犹滴和荷罗浮尼）、忏悔的典范（圣彼得和回头浪子）、殉教的光荣、圣徒的幻象和狂喜。[2149]随着教堂变大，图像也变得更大、更宏伟。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个巴洛克鼎盛时期以贝尼尼为典型，他是“一个戏剧天才”，曾为五位教皇工作过，但主要是乌尔班八世（1623—1644）。总的说来，他们对艺术采取更具审美性的态度，帮助提高了艺术质量，使它从16、17世纪之交巴洛克艺术典型的淡而无味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贝尼尼的《圣特雷莎》，一个狂喜中的圣徒雕像，看起来好像是悬在半空。“这只能根据观看者暗示的、假想的心境看起来才会像真的。”[2150]在巴洛克艺术里，奇迹和奇妙的事都被赋予极大的真实性。这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的论理，他说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要素，凭借情感而产生劝导。
在这个时期，艺术上另一完全不同的系列事件是“题材”的发展，尤其是风景画、静物画、战争场景和狩猎场景。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决定性的一步是在17世纪迈出的，从一个主要是宗教艺术的世界转向更世俗的形式。维特考尔就是这些史学家中的一个：“在1600年左右的那些年，教会艺术和世俗艺术之间酝酿已久的明显分离成为不争的事实。”[2151]17世纪头二十五年后，艺术家第一次能够靠全身心致力于专门题材而谋生。尽管静物画和战争题材的画很流行，却是风景画成为所有非宗教题材中最重要的一种，由此产生了普桑和克罗德。
然而归根到底，罗马的巴洛克艺术最杰出的成就是圣彼得大教堂，这里面存在重要的讽刺意味。这座宏伟的建筑经过两代人才完成（华盖在1636年完成，其他部分在17世纪60年代完成）。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明确表明，自此以后欧洲各国不经过罗马教廷就可自行解决本国事务。在罗马拥有最伟大的物质荣耀时，罗马在思想上的支配地位开始无可挽回地衰弱。权力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移向北方。
23 实验天才
科学革命“使自基督教出现以来的一切都暗淡无光，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插曲和内部更替而已”，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1949年出版的《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中如是说。[2152]这代表了对“科学革命”的一种观点，即在1543年哥白尼有关太阳系的著作出版，和约144年之后1687年艾萨克·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之间发生的改变，从根本上颠覆了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并且这种颠覆是永久性的。现代科学诞生了。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观被淘汰，牛顿式观点取而代之。（牛顿的同代人，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抱怨他毁掉了彩虹的浪漫，抹杀了人们对天使的需求。）朴素、渐进、精确的理性取代了中世纪模糊、随性、超自然的猜想。正如巴特菲尔德所坚持的，这是自伦理一神教出现以来最重大的思想转变。
这种观点在过去的25年受到攻击，而这种攻击与本书导论部分提及的、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首次公开讨论的牛顿某些文章的发现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些资料表明，除了物理和数学之外，牛顿长久着迷于炼金术和神学，尤其是《圣经》年代学。这使得一些现代学者，比如贝蒂·乔·多布斯和I.伯纳德·科恩，开始质疑，在这些爱好的影响下，牛顿和一些同代人是否拥有真正的现代思想。多布斯和科恩提醒我们，牛顿试图论证自然界“神圣活动”的规律，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天意的关怀”，因此他们对其思想上的转变是否果真如此深刻产生怀疑。他们同时指出，现代化学的产生是在牛顿之后很久的18世纪，因此认为，如果我们所说的科学“革命”是指“突然的、根本的和全面的”变革，那么这不能算作真正的科学革命。[2153]他们进一步指出，哥白尼私底下是一个“怯懦的保守派”，根本不具有革命性，17世纪世界上有将近十个“太阳中心论者”，开普勒则是一个“内心备受煎熬的神秘主义者”。这些“英雄”都不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因此我提醒读者，后文所论述的事件是饱受争议的。我将在本章的最后重新讨论这一点。
但到那时，丹麦贵族第谷·布拉赫已经开始了在哥白尼著作基础上的研究。布拉赫家族的财产来自税收的分红，这些税是丹麦人向经过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进出波罗的海的船只征收的。第谷是个爱争吵的人，他在一次决斗中被人削掉了鼻尖，从此在众人面前不得不佩戴一个光滑闪亮的假鼻尖。但是丹麦王室意识到他是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因此在厄勒海峡赐给他一座岛屿，在这里他可以避开争吵，并获准建立了“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2164]取名“天堡”，即“天空的大门”。这个实验室还包括一座天文台。
布拉赫或许没有哥白尼那样的天才思想，但他是一个出色的天文学家。在厄勒实验室里，他做了许多准确的天文测量。1599年，布拉赫离开丹麦前往布拉格，这些观测成果留在了丹麦。在布拉格，布拉赫被任命为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的首席数学家。鲁道夫二世极其怪僻，沉迷于炼金术和占星术。在丹麦，布拉赫的观测成果被同样天资卓越的助手约翰·开普勒所用。他开始试图将布拉赫的观测结果和哥白尼的理论相结合。
开普勒是一个执着、勤奋和敏锐的观察者。像哥白尼一样，他一开始也持传统观点，认为天体排列在一系列同心水晶球上。然而，渐渐地，当他发现布拉赫的观测结果无法与水晶球理论一致时，不得不摆脱这个理论。他没有试图将所有行星都安放在同一个系统中，而是将精力放在了火星上，并在此获得突破。[2165]对天文学家来说，火星的作用尤其大，因为它几乎随时都可以观察到。结合布拉赫的观测，开普勒发现火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有了这个突破，开普勒随即证明所有绕日运行的行星轨道都是椭圆形，甚至月球绕地球运转的轨道也不例外。这产生了两个直接的意义，一个是物理和数学的，另一个是神学的。从科学的角度看，椭圆虽然是个相对简单的形状，但完全不像正圆那样简单，而需要更多的解释：行星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在某些点上比在其他地方离太阳更远？因此，椭圆轨道的发现激发了对重力及动力学的研究。同时，椭圆轨道理论对宇宙由一系列中空同心水晶球构成这一观点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它使这一观点失去了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