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745年的高地叛乱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小城爱丁堡一直统治着西方的思想界。”这是詹姆斯·布坎在他的近著《心灵的资本》中说的话。“过去几个世纪里一个曾经是贫困、宗教偏见、暴力和污秽的代名词的城市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竟然为现代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爱丁堡，污水池’成了‘爱丁堡，大不列颠的雅典’。”17世纪的某个时期，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每周有三趟邮车，有时回程的邮车只有一封从伦敦到整个苏格兰的信。[2472]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名人（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赫顿、威廉·罗伯逊、亚当·弗格森和休·布莱尔）成为现代世界第一批思想闻达，“他们之所以闻名，既因为他们的思想大胆，也因为他们古怪的习惯和无可挑剔的道德行为。他们告诉欧洲和美洲如何思考，如何讨论18世纪新的思想领域：意识、民事政府的目的、塑造和区分社会的各种力量、物质的构成、时间与空间、正确的行为、什么东西使两性结合、什么东西使两性分离。他们能够冷静地观察上帝已经死去的世界……美国的爱国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在1759年首次访问爱丁堡，他回忆说他在那里体会到曾经有过的‘最强烈的幸福’。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百科全书》在1755年只用一个小小段落介绍苏格兰，而到1762年，伏尔泰写道，‘今天正是从苏格兰我们才取得了从史诗到园艺的所有艺术的品位标准’，语气中颇有愤恨”。[2473]
推动这一北方文艺复兴的直接原因是1745年的叛乱。为重新确立（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在苏格兰（和不列颠）的统治地位、由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领导的高地叛乱在爱丁堡曾经短暂兴盛过，之后查尔斯在向伦敦发起进攻的路上，在德比附近被击败，被迫逃回法国。这件事使许多才智之士汇集于爱丁堡，促使许多人思考，他们的未来同英格兰休戚相关，王室争斗体现的宗教分裂弊大于利，而且未来掌握在新学术中而不是旧政治中。
爱丁堡的成功还归因于修建爱丁堡新城的计划。詹姆斯·布坎写道：“爱丁堡新城不仅被设计为漂亮的建筑集合，而且是市民生活概念的具体表现……它们体现了一个新的社会存在，文雅、具有阶级意识、敏感、遵纪守法、讲卫生而且惧内：一句话，现代。”城市向老城以北的延伸不仅是其人口增加的表现，也是雄心的体现。新的中产阶级需要一座更舒适的城市，一座规划更理性、商业设施更完备、拥有更好聚会场所的城市，反映出社会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新的科学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好的理解。教堂和酒馆已经不够了：难道孟德斯鸠没说过，首都城市大量集中的人口增加了他们的商业需求吗？[2474]事实是，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古就存在的真理：城市可以带来巨大的快乐。（1745年之前，爱丁堡还是以一种非常严格的清教方式进行管理的。实际上，“十点钟人”这个短语反映出一个事实，即苏格兰教会的长老们会在十点钟巡视全城的酒馆，以确保再没有酒类供应。）爱丁堡新城是以公共募捐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直到18世纪60年代运河热之前欧洲最大的公共工程”。[2475]除了其中个别建筑是罗伯特·亚当或他的兄弟约翰（或同时两人）设计的，整个新城的设计理念，它的视觉和思想统一性，主要归功于詹姆斯·克雷格。正是他的规划（宽阔的主街、狭窄的服务街、街道两头的广场和新古典主义和新帕拉迪奥建筑风格的正面，比例都非常完美）为爱丁堡赢得了“哲学家的天堂之城”[2476]称号。詹姆斯·布坎说：“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像爱丁堡一样。”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写道：“巴黎本应成为这样。”老城堡耸立在悬崖峭壁上，就像帕提农神庙俯瞰着新城规整的帕拉迪奥建筑群，这一切使爱丁堡甚至比巴黎都更加宏伟（巴黎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美丽的街景始建于19世纪），成为18世纪城市雄伟规划的至美典范。在这种宏伟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考量一下爱丁堡的闻达们。
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对于灵魂和心理学关系的认知方式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它被称为道德哲学。这是一个古代术语，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它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灵魂、人性和社会条件的安排都是相互联系的，对人性的研究可以揭示上帝对道德的目的。（道德哲学在早期美国大学也被传授。[2477]）有些人认为，道德感是灵魂的一种能力，是上帝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方式。不过把道德性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人是大卫·休谟，也就是上一章我们讲到的对宗教的理性辩护进行攻击的那个休谟。休谟于1711年出生于爱丁堡劳恩市场区，是伯立克郡一个地主的儿子，在大学时对文学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但是从未获得教授的称号，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怀疑主义让爱丁堡人感到困惑，甚至感到恐慌。临死时，他的朋友凯瑟琳·穆尔恳求他趁来得及“烧掉你的那些小册子”。[2478]
1739年1月，二十八岁的休谟出版了两卷本《人性论》的第一卷，它为建立人的科学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科学将提供一种理性的道德法则（书的副标题是“在道德领域引入实验推理方法的尝试”）。“没有什么重要问题不被包括在人的科学中；在我们熟悉这门科学之前，没有什么问题能够得到确定的解答。因此，在声称对人性法则做出解释时，我们实际上在提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基石之上，而且也是我们能安全倚赖的唯一基石。”[2479]他删去了一些最有力的观点，因为它们很可能严重冒犯基督徒，但是尽管如此，正如有位观察者注意到的，他仍旧展现出“自古以来从未见过的”[2480]怀疑主义。和洛克一样，休谟的理论建立在牛顿的基础上，但是他敏锐地发现，这位物理学家虽然描述了重力，但是并没有真正予以解释。例如，牛顿认为知识的基础是因果关系。我们知道某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经验到它的形成过程。但是休谟坚持认为这是幻觉：我们永远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他说当一个弹子“击中”另一个，使它滚向桌子另一边时，这并没有表明因果关系，只是一种巧合。[2481]经验规定了生活，“知识成为信仰，‘一种心灵感受到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理性过程的结果”。按照这一基础，所有的宗教，连同它最终的因果关系和神迹，都是纯粹的无稽之谈。[2482]休谟认为，理性完全成为激情的奴隶，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科学都不可靠。他说，没有自然法则，没有自我，没有存在的目的，只有混乱。同样，他认为要解释“灵魂的最终法则”也是不可能的，但他认为有四种“科学”与人性相关。它们是逻辑、道德、批评和政治。“逻辑的唯一目的是解释我们推理能力的原则和操作过程，以及我们思想的性质：道德和批评关心的是我们的趣味和情感；政治认为人在社会中是统一的，而且彼此依赖。”[2483]虽然他的书分三部分，关于知性、关于情感、关于道德，但他认为从根本上，人性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情感和知性。他坚持认为，激发行为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情感总是能分成快乐和痛苦，这些情感会影响我们对善恶的立场。[2484]他还用心灵代替了灵魂，他相信心灵最终能“完全被认识”。[2485]尽管休谟把情感放在中心位置，但他本人在生活中是一个节制的人。他觉得他的许多同时代人“可亲”，而且在他的晚年，经常为朋友们烹调饭菜，这些朋友中包括一些教士。[2486]
亚当·弗格森是一个教士的儿子，1723年6月出生在泰赛德，那是通往苏格兰高地的主要东向道路。他性格“火爆”，根据他的医生约瑟夫·布莱克所说，他经常穿着“数量多得不寻常的衣服”。在经历一系列冒险和任职之后，包括担任“黑卫队”团的牧师以及在爱尔兰和美洲的任职，他最后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他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书是《文明社会史论》，该书在爱丁堡遭受广泛批评，尤其是大卫·休谟的批评，但它在伦敦有许多狂热的读者。该书在弗格森有生之年重印了七版。它对欧洲大陆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它把“市民社会”一词给予了德意志哲学。[2487]詹姆斯·布坎说：“《文明社会史论》是马基雅维里和马克思之间的主要桥梁：即处在公民参与的贵族梦想与一个分裂、‘异化’人格的左翼梦魇之间。”[2488]
弗格森的理论是，进步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从来没有过什么人类由之堕落的黄金时代；相反，人类由四种本性所定义：独创性、谨慎、顽固和好动。[2489]人是社会的，因此只能“在群体中”被理解，“正如他们一直以来存在的方式那样”。理性的世界并不是如法国哲学家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历史的演化像雾一样不明确。“民众的每一步、每一个行动，即使在启蒙时代，也是在对未来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迈出的；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任何人类设计……没有什么制度是出于共同意志，没有什么政府从一个计划中复制产生……”[2490]尽管他的理论中有一部分欢迎工业社会（他对历史“阶段”有自己的看法），但他较早指出制造业“会使人类沦为一只简单移动的手或脚，人变得狭隘，变得专门化，失去了对公众利益的认识……我们在制造一个奴隶国家，不再有自由公民”。“工资和自由，”他说，“不是同义词。”[2491]对弗格森而言，我们不能过于热爱进步。
17世纪之前，还没有自身作为一个实体的“经济”的概念。在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大学课程中，事务的管理属于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只有到18世纪，经济学才从道德问题中分离出来。在那之前，商品的“正当价格”一直由行会机构和王室代表确定，而不是（至少不直接是）市场。17世纪现代国家（法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的兴起是重要一步，因为它们开始理解人口数量、制造和农业生产力之间的联系，以及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带来的各种后果。结果是，18世纪这些国家（但还不包括荷兰和英国）的大学里设立了经济学和国家管理（政治经济学）的教席。[2492]
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他是路易十四在1663至1683年的财政大臣，他相信，如果一个国家想要繁荣，就需要对社会和经济情况作精确了解。1666年，法兰西科学院创立，奉命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2493]因此，关于信贷管理、合同法、贸易自由和货币流通的具体知识引起了研究的兴趣。人们第一次认识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能够被测算，而且同经济的表现相关。
经济学发展中第一位举足轻重的英国人是威廉·配第（1623—1687），他是皇家学会会员，我们在第23章曾谈到他，他创造了短语“政治算术”，这也是他的一本书的标题。他试图对英国的资本资产、公共财政和人口作一次综合的量化统计（这比听起来更困难，因为议会到1801年才批准统计调查，而且直到1851年才能做到综合调查）。继霍布斯之后，配第设想经济活动是许多单个个体按照各自的理性利益而行动的系统。同时，他消除了作为交易系统的市场的所有道德考虑。第二位人物是约翰·格朗特（1620—1674），他率先发起了社会统计调查（他称之为“商店算术”）。社会统计起初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公众对犯罪的恐惧，但是格朗特把他的方法扩展到评估不同地区的人口水平。死亡率的变化统计数据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出现的，为新生的人寿保险业带来巨大的利益。[2494]
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非常小，政府中几乎没有经济、社会、医疗和法律事务的分工，这些合起来被称为统治者的“财政学”（cameralistics），源自统治者的“密室”（camera）。1727年，在普鲁士的哈雷大学和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第一次分别设立了财政学教席。事实上，哈雷大学的第一个教席是经济、警察和财政学。而在英国，人们认为人性，而不是国家，应当支配经济学。当时，人们普遍承认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商业”时代。人们感觉到商业社会是人类进化的最后（或至少是最新）阶段。这种理论或态度在另一个爱丁堡伟人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概括。“每个人因此通过交换而生活，或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成为商人，社会本身也发展成一个恰如其分的商业社会。”[2495]换句话说，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由他或她能够购买和销售的东西所决定。
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柯克迪，从小体弱多病，根据某些记载，有一次他被吉普赛人绑架。[2496]他长大后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精通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他翻译法语书籍，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撰写有关天文学、哲学、“诗歌和雄辩术”方面的著作，曾经担任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和修辞学教授，后来被任命为威望更高的道德哲学教授。他虽然生活在格拉斯哥，并在那里工作，但是他完全融入爱丁堡生活：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的公共马车每天准时到达，可以参加那里午后不久的餐会。[2497]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该书被《爱丁堡评论》创始人亚历山大·韦德伯恩描述为揭示了“哲学的最深刻原理”。但是让亚当·斯密被世界记住和尊敬的是他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
当他去世时，一家地方报纸在其讣告栏中（1790年8月4日）抱怨说，“在经历了充满思想冒险和谨慎的社会活动的一生之后”，亚当·斯密“把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席变成了一个贸易和财政教席”。[2498]虽然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由于斯密一直以来被理解和误解的方式，因此必须重申，他是一个学术型的道德哲学家，他对自己的工作具有非常浓厚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词（由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创造），斯密不可能认识这个词，也不可能了解这种情感因素。他对财政和金融业的理解从来不是特别强烈，在他的晚年，他对“商业社会的道德现状”表达了深切的忧虑。[2499]这是一种讽刺，因为斯密发明了最终将经济学同大多数人理解的道德相分离的方法和语言。但他认为，允许经济活动有绝对自由，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特别是，他的著作是对谷物贸易垄断行为发起的一次道德抨击。[2500]他反对垄断者，捍卫消费者的利益，把消费者的需求确定为创造财富的动力。[2501]我们不应当忘记，在18世纪，国家干预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斯密从没有对此有异议。[2502]
正如罗杰·史密斯和保罗·兰福德强调的，商业社会的形成是现代人性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经济人’这个术语是个代码，它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所称的社会仅仅是那些根据合乎理性的自身利益而行动的个人的组合，他们以最大限度实现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福利。”[2503]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一点对人类心理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人们认识到斯密在书中引入的这个新的消费者世界非常重要。“建筑学家约翰·伍德在1749年的著作中列举了自乔治二世登基以后出现的发明创造。廉价肮脏的地板让位给铺上地毯的冷杉木板，粗糙的石膏板被包裹在漂亮的护墙板里。石炉和烟囱通常用石灰水清洁，在地板上会留下石灰渍，现在都改用大理石。容易损坏的配铁锁的门被废弃不用，代之以镶嵌铜锁的硬木门。镜子又多又雅致。设计时尚的胡桃木和桃花心木家具取代了笨重的橡木家具。皮革、锦缎和刺绣给座椅带来的舒适是藤条和灯芯草无法达到的……18世纪60、70年代许多店主和商人家中的地毯、墙饰、家具、厨房和客厅用品会让他们的父辈感到惊奇，让他们的祖辈感到震惊。”[2504]
斯密的理论尤其尖锐，因为当时在思想上唯一能与之比肩的法国的所谓“重农主义者”的理论和他的理论非常不同，而且很快证明，一点也不像斯密的理论那样富有成效和精确。重农主义者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也鼓励这样一种思想，即18世纪出现了向商业社会的转变，并承认商业和交换对理解人性法则至关重要。然而，法国远比英国更加乡村化和农业化，而这决定了重农主义者的理论，这里的主要人物是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和米拉波侯爵（1719—1789）。他们的观点在一系列书中得到阐述，认为所有的财富来自土地，来自农业生产力。文明本质上是由农业产品减去生产所需的食物得到的剩余驱动的。[2505]这种剩余的扩展以及它刺激的消费创造了人口的增长，增长的人口耕种更多的土地，形成良性循环。魁奈的理论使他以一种特殊的角度看待社会。有一个从事农业的“生产阶级”；有一个所有者阶级，即包括国王和教会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接受以十一税、赋税和地租形式存在的农业收益；还有一个他所称的“不生产阶级”，包括依靠农业的制造商，根据他的理论，他们不能生产剩余产品。[2506]
亚当·斯密事实上采取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已经超越了农业社会，进入了文明的新阶段，即商业社会。他说，经济价值的基础，财富的来源在于劳动，即完成的工作。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因为斯密没有规定哪一个行业部门是财富的根本基础。他说，重要的反倒是交换和生产力，是在任何交易中增加的价值。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申，斯密没有形成一个脱离道德关系研究、脱离文明史或脱离关于如何治理英国的政治问题的经济学概念。“他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家科学的一个分支’。”[2507]斯密的观点本质上正是我们现在的现代观点：一个人的价值要从他的理性和道德品质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有利其同胞的利益来评判。这使斯密改变态度，例如对企业家的态度：他说，企业家不是名声欠佳的道德上可疑的人，而是积累资本并由此而促进他人生产的重要人物。虽然斯密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但是实际上他相信法律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不可或缺，为的是维护公正与公开，他自己还讲授司法学。[2508]20世纪伟大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J.A.熊彼特说，斯密的开创性作品《国富论》（1776）是所有经济学著作中最有影响力的，而且也是继达尔文《物种起源》之后最好的科学著作。19世纪的H.T.巴克尔认为《国富论》“也许是有史以来撰写的书籍中最重要的”。[2509]斯密的理论，他的理性主义，将数学应用到贸易和交易中。这种方法并不总能奏效，但是它的确表明，经济活动服从某些规律或秩序。为此，我们要感谢斯密。他经常同“自由放任经济学”这个短语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是一个法语词，反映出18世纪法国人的观点，这派观点直到19世纪才在英国流行。事实上，斯密本人总是对文明社会的公正和财富创造表现出同等的关注。他在将英国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时候为自己的观点做了辩护。在赋予劳动以价值的时候，虽然不能消除明显的不平等，但是他认为能减少赤贫。正如他预测的，在英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或印度，尤其如此。他感到人们总是会自然地追求自身利益，如果其他条件允许的话，这将会带来一个鼓励消费、生产力和持续向上发展的高工资经济。特别是，斯密相信上帝对人性的设计如此周密，以致普通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富于同情心。他相信一种公民人文主义可以同一个商业社会共同存在。
政治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创立的。斯密最有影响力的追随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1766—1834），他因人口以及人口对经济的影响理论而被称为“人口马尔萨斯”。法国革命的到来以及革命后的激烈影响使人们专注于似乎各处可见的政治不稳定，马尔萨斯认为他至少有了一个答案，就算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人性法则是可以发现的。但是就他而言，他相信进步是有限制的，他认为自己解决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他首先在1798年出版了《人口学原理，因为它影响社会的未来进步》，1803年出版了第二版，几乎是一个新的版本，在书中他扩展了自己的论述。在这些著作中，马尔萨斯表现出一种对未来非常悲观的观点。他的观点是，存在人性法则，而一个基本法则是，人口增长率以几何速度增加，而食物的生产只以算术速度增加。由此可知，物资匮乏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个永久性特征。[2510]不过，我们不应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马尔萨斯是一个牧师，他从道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发现，因此，他的结论不是饥饿是不可避免的，而是人们应当节制，避免增加人口，因为人类没有能力维持自身需要。他说他发现的法则是，上帝向人类表明必须节制生殖、努力增长财富以保证足够的食物供给。[2511]
马尔萨斯同前面谈到的边沁一样是功利主义者。在结束本节时，我们可以看一看马尔萨斯在新建的东印度学院担任牧师期间他的一位同事的思想。东印度学院是东印度公司训练职员的教学场所（东印度公司是英帝国黄金时代在印度的主要机构）。在学院中，他遇见了詹姆斯·密尔，即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的父亲。詹姆斯·密尔是一位最不妥协的、最有科学头脑的功利主义者。在《人类心灵现象的分析》中，詹姆斯·密尔说，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的心灵就像从伦敦的查令十字车站到圣保罗教堂的路一样清晰”。（换句话说，对那些熟悉伦敦的人，这条路并不长，而且基本上是条直线。）密尔告诉我们，他在书名中使用“分析”一词是为了表明他的方法至少努力做到像化学方法。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知觉、联想、命名是人类心灵构成的三个因素，就像碳、氢、氧和氮之于人体构成。”[2512]联想是早期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疼痛和快乐、思想和行动等知觉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规则的模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思想，但它在那个时代是崭新的，因为它把大脑里的思想同行为和经验联系起来，产生了现代心理学的大部分知识，例如学习理论、知觉和动机。[2513]
正如心理学在18世纪若隐若现，到19世纪才真正成形一样，社会学也是如此。在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存在相互对立的看法。一些人赞成霍布斯的观点，认为人不是天生的社会人，而其他人则认为社会性非常正常。一般人都能发现，各地的人们生活在文明社会，在城市中，形成政治，因此对许多人来说，“社会”法则（此处是一个18世纪的词语）应当是可以明确的。[2514]
问题之一是野蛮与文明的区别，这使人想起古代蛮族/希腊罗马人的区分。例如，卡尔·林奈（1707—1778）在他著名的分类系统下列举了几种人属动物，包括野人、树人（包括黑猩猩）和有尾人（部分包括神话中的人，部分包括没有被完全理解的先天性疾病的携带者）。第一批灵长类动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引进欧洲的（猩猩和黑猩猩），导致了比较解剖学的诞生。尽管像林奈和爱德华·泰森等人能够看出它们在外形上与人的关系，但是在那个时期缺乏理解这些相似性的理论体系。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达尔文（1731—1802）在18世纪90年代撰写了《生物学：或有机生命的科学》，论述了动物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虽然是早期的进化理论，但是还没有表现出对自然选择的理解。当18世纪的人们在旅行中遇到“野蛮人”或“原始人”时，他们不知道这些民族是处在发展的较早期阶段，还是较晚期阶段，是否处在从较高文明衰退的阶段。人区别于动物的是人拥有灵魂和语言。人们开始收集头骨，作为不同“种族”类型的证据。
罗杰·史密斯还说，关于欧洲作为不同于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存在实体、一个自成一体的文明、区别于东方的西方的思想也是在18世纪开始出现的。这在第29章（关于东方的复兴）有详细的讨论，但是相比其他更“原始”、更“自然”的民族，“欧洲是人为的”这一思想因为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高贵野蛮人”理论得到加强。从心理学上讲，卢梭远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的母亲死于难产，父亲在他十岁的时候失踪），一些现代历史学家认为他有心理障碍。[2515]卢梭于1755年就“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不平等是否符合自然法？”的问题向第戎学院递交了一篇论文，从此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从描写和理解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开始，尽管他承认这是一个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到那时人类身上有太多的人为因素。然而，他得出结论，道德生活是文明，而不是自然状态的结果；在道德和文明的背后，男人和女人失去了他们的淳朴。有所获得就有所失去。他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他感到人类拥有一种精神，一种自由意识，灵魂通过情感揭示自身。“自然召唤着每种动物，野兽也会服从。人类虽然感到同样的冲动，但是他知道他可以选择服从或抵御；人的灵魂的精神性正是首先在他的自由意识中展示出来的。”[2516]卢梭的“自然人”是“个人的，与他的感觉相一致的，这感觉肯定是对自我的感觉，但也包括自我提升的愿望以及对他人的同情”。[2517]这是浪漫主义运动的起源之一（第30章会讨论）。正是这一点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一些真实存在的野蛮社会，例如加勒比人，在‘原始状态的懒散与我们虚荣的任性所为’之间保持一种快乐的平衡。其他社会发展出了铁器和玉米，‘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却毁坏了人类这个种族’。制造业和农业创造了劳动分工，而且通过劳动、财产和不平等……人不再是他们从前的状态，他们变成骗子、剥削者、不平等的立法者、压迫的维护者、暴君。”[2518]他的《社会契约论》引入了“公意”思想，该书成为一些人眼中的法国大革命的神圣经典。
夏尔·德·塞孔达，即孟德斯鸠男爵（1689—1755），是出版于1748年《论法的精神》的作者，他同卢梭的观点相反。对孟德斯鸠（一个业余实验科学家）来说，以下事实是不言自明的：社会世界同自然世界一样具有规则和节奏。由此他得出同亚当·弗格森截然相反的结论：世界不是由盲目的偶然支配的，人类的社会行为法则是可以发现的。“法则，就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是来自事物自然状态的必要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的法则……”[2519]尽管他的一些论断坦率来讲有问题，例如他认为温暖的气候“使神经纤维扩张”，让人感到慵懒，但是他更重要的论述包括对不同政体（君主政体、共和国、专制政体）以及它们对自由、教育和社会其他方面的意义所做的分析。他最重要的观点是，与其说是政府体制决定了它的统治方式，不如说是个人管理政府的方式决定了它的统治方式。在当时的情境下，这被认为是对君权神授的批评，因此《论法的精神》被列为禁书。
18世纪对人性法则的审视最终通过学术史的产生得以进行。历史学本身当然不是新鲜事。新鲜的首先是新型的研究手段，它为自身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历史的想象开始扩展，把文明史纳入其中。这促进了现代进步思想的产生。
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大卫·休谟的《英国史》（1754—1762）都对把正统基督教作为历史变化的中心主题的观点进行了质疑，而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在最后“流露更多的，是认为基督教欧洲的建立是一种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不是兴奋之情”。[2520]18世纪50年代，一种非正统的历史观开始出现。例如，所谓的“四阶段理论”把社会变化归因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从狩猎到放牧到农业再到商业。虽然许多人从中发现漏洞，然而同基督教不相关的历史阶段说广为流行，因为它解释了地理大发现时代发现的世界上的极度多样性。进步的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传播的。如果进步是可能的，那么它就必须被界定和衡量，而这只有通过对过去的正确研究才能做到。[2521]
早在14世纪，穆斯林哲学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就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应当尽力解释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他把文明比作一个有机物的生命。[2522]弗朗西斯·培根也有历史进步的思想。他写道：“当世界正在变老时，这些时代才是古代；从我们的时代开始往前数，我们的时代比以前的时代才算真正的古代。”对他来说，正如大人被认为比小孩更聪明一样，后来时代的人们应该拥有更丰富的知识。[2523]笛卡尔也专门谈到科学发现将带来人类健康的“改善”。但是在17世纪晚期的英国，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出现了一次关于古代和当代思想孰优孰劣的著名对话。1690年，威廉·坦普尔爵士在他的《论古代和现代学术》中甚至否定了哥白尼理论和血液循环的重要性，认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比伽利略和牛顿更伟大。就连乔纳森·斯威夫特，坦普尔的门生，也在讽刺作品《书的战争》（1697）中赞成古代的优越性。坦普尔的错误被人指出，部分是由威廉·沃顿在《再论古代和现代学术》（1694）中反驳的，尽管如此，论争本身就表明当时有多种关于进步的思想在流传。
法国作家贝尔纳·德·丰特内尔（1657—1757）比所有的英国作家走得更远。在《漫谈古人和今人》中，他得出了五个令人惊讶的很现代的结论。它们是：从生物学角度看，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没有区别；在科学和工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彼此依赖，因此“进步是累积的”，意为现代人已经超越了古代人；这并不表明现代人比古代人更聪明，他们只是利用了从前的成果，他们有更多的知识积累而已；在诗歌、修辞和艺术领域，古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应当记住，对古代人“不合理的崇拜”会阻碍进步。[2524]德·丰特内尔得到了夏尔·佩罗（1628—1703）的支持。佩罗认为，虽然自古代以来知识在积累，但是近期的科学发明使现代世界走向完美，而将来的时代则不会有更多的贡献。“我们只需读一读法国和英国的杂志，浏览一下这两个大国的科学院取得的伟大成就，就能相信，在过去的二十至三十年间，自然科学领域的发现比整个古代学术还要多。”[2525]安·罗贝尔·雅克·杜尔哥（1727—1781）于1750年12月在索邦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那次演讲后来成书出版，书名为《论人类精神的连续进步》。虽然他很年轻，但是他的理论非常有影响力。他认为文明是地理、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产品，而且从根本上说，人的生理不会改变。人类具有共同的知识宝库，它保存在书写中，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他区分了三个思想进步的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科学的。他承认，完善是可能的，而且有一天会实现。
伏尔泰撰写了三部历史著作。第一部是关于一个人，查理十二世（1728）；第二部是关于一个世纪，《路易十四时代》（1751）；第三部，也是他最重要的著作，是1756年的《风俗论》，该书的雄心比其他两部书大得多，正如他说的，旨在解释“人类思想的灭绝、复生和进步”。[2526]伏尔泰的思路同样是新鲜的，他没有集中在政治历史上，而是以文化成就为中心。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展现“人类从以前野蛮人的粗陋发展到我们现在的文雅，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他把这一过程称为人类思想的“启蒙”，“单单它本身就使这些混乱的事件、派别、革命和犯罪值得人类研究”。[2527]虽然他对神圣的或“第一”动因不感兴趣，但他要表明世界是如何从那里起步的。还是在这本书中，他引入了“历史哲学”这个词，意思是要把历史看作一门科学，对证据做经验的批判的权衡，这里没有直觉的位置。
或许关于进步最完整，肯定是最详细的思想是由孔多塞侯爵（1743—1794）在1795年出版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的。他认为：“自然对人类心智能力的完善没有设置限制，人的可完善性……除了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个地球的寿命外，没有任何其他限制。”[2528]他把历史分成九个阶段：渔猎；畜牧；农耕；希腊的商业、科学和哲学时代；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科学和哲学；从罗马帝国灭亡到十字军东征；从十字军东征到印刷术的发明；从印刷术发明到路德、笛卡尔和培根对权威的攻击；从笛卡尔到法国大革命，“理性、宽容和人性成为所有人的口号”。他把法国大革命看作过去和“辉煌未来”的分水岭，自然将被更加完全地掌握，进步将没有限制，工业将使土地为每个人生产充足的粮食，性别平等，“死亡不再是常规，而是一种例外”。[2529]
英国人威廉·戈德温（1756—1836）完全从政治角度看待进步。也就是说，他把政治看作人类取得普遍正义的一种途径，没有它，人类不可能实现正义。他说，实现正义就是进步的目标。他的书《政治正义论》（1793）出版的时候，正是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该书也引起了轰动。“烧掉你的化学书，”据说华兹华斯这样告诉一个学生，“如果需要，就读戈德温的书吧。”[2530]戈德温的理论是，人类是可以完善的，但没能在过去取得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强制性的人类机构的压迫，尤其是政府和教会的压迫。因此他提出废除中央政府，除设立教区外不允许设立任何强制性政治机构。他建议废除婚姻，财产平均分配。人类按照其意愿（除了同胞的道德批评）自由行使理性而取得的进步，只有通过政治正义才能实现，而这，戈德温认为有赖于文学和正当的教育。[2531]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与他的同时代人赫尔德（1744—1803）一样，承认历史具有一个伟大的宏伟目的，人类通过不自觉地遵守自然法则而向着这一目的前进。（康德自己的规则是不变的，他的邻居可以依照他每天的散步日程设定钟表。）对他来说，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发现宇宙为人类设计的计划。他认为，原则上，历史和进步的这些自然法则是可以被发现的，就像牛顿发现行星法则一样。他的历史哲学提出了九条概括人类进步的命题。他的主要论述是，人的内心永远存在冲突，即在关心邻人利益的社会人和只关心自我、成就和独立的自利人之间的冲突。他认为，这种不断的斗争随着时间变化而此消彼长，在社会和个人两个领域都产生进步。他说，当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约束社会生活，有一种最大的个人自由允许个体性自由地发展时，这种创造性的冲突能产生最大的效果。他清楚地表明，这是一种道德的进步观念：最大多数人的自由（为实现他们的个体性以及照顾他们的邻人）是其目的。[2532]同康德一样，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认为进步的本质就是有关自由。纵观历史，黑格尔区分了自由得到发展的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首先是东方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专制君主。其次是希腊和罗马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一些人是自由的。最后是普鲁士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这一简明的概述有点歪曲了黑格尔的观点，但是他自己就被迫歪曲一些事实以证明他所说的19世纪普鲁士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政体。
就进步而言，最后让我们回到法国和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伯爵（1760—1825）与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的理论。这两个人都可算是早期社会学家，对进步观念的研究是这一新兴社会科学的主要焦点。这两个人更感兴趣的是实现进步，而不是对进步的理论化。（在这种意义上，社会学的出现本身就是进步的一部分。）在一段广为人知的话中，圣西门说：“诗人的想象把黄金时代放在了人类的摇篮时期。他们本应放入的是铁器时代。黄金时代不在我们的后面，而在我们的前面。它就是社会秩序的完善。我们的先辈没能看见它；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将会到达那里，我们的任务是为他们开辟道路。”[2533]圣西门接受了杜尔哥提出的进步三阶段论，并补充说科学进步和工业革命确实极大地启动了进步。由于对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和非理性主义感到失望，他认为工业化是人类唯一的前进方式。他成为一个雄辩的倡导机器的宣传家。特别新颖的是，圣西门提倡建立某些新议院，他把一个称为发明院，里面包括工程师、诗人、画家、建筑师；另一个称为审查院，里面包括医生和数学家；第三个叫行政院，由工业界首脑组成。他的想法是，第一种议院制定法律，第二种议院审查并通过法律，第三种议院决定如何执行。
在他的《实证哲学》一书中，孔德把历史分成三个阶段：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科学的阶段。他对圣西门的思想加以改造，因为他认为引导工业和技术进步的人应该是社会学家（就像有些人所称的“社会学教士”），女人应该成为道德的监护者，工业界首脑应当管理社会。他认为，在政治中，“想象”应当从属于观察。孔德死于1857年，两年后查尔斯·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进化论开始改变并且永久性地简化了进步的概念。
18世纪启蒙运动的特征是，它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思路来解释人类自身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并不全部管用，但也不全是失败。它对于我们现在仍然是个问题。我们所称的“硬”科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另一方面，“软”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却从未达到同样程度的一致，或同样的预测力量，也从未在人类事务领域产生与核物理学、固体物理学、有机化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同等高效的技术。今天，在启蒙运动的两个世纪之后，我们仍然无法确定人性究竟遵循什么样的法则，甚至不能确定这些法则是否与“硬”科学领域的法则相同。这种分离实质上是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要课题。
27 工厂的概念及其影响
“焦煤镇……是个一色红砖房的市镇，或说，要不是因为烟和灰，这些砖本来应该是红色的；但是，事实摆在面前，这个镇却是一片不自然的红色与黑色，就像一张抹着庸脂俗粉的野人脸。这是个到处都是机器和高耸烟囱的市镇，无穷无尽的长蛇般的浓烟，一直不停地从烟囱里冒出来，怎么也直不起身来。镇上有一条黑色的水渠，还有一条河，这里面的水被气味难闻的染料冲成深紫色，许多庞大的建筑物上面开满了窗户，里面整天只听到嘎啦嘎啦的颤动声响，蒸汽机上的活塞单调地移上移下，就像一头患了忧郁症的大象的脑袋。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各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2534]
除了最阴郁的“工业小说”《艰难时世》的作者查尔斯·狄更斯还有谁呢？焦煤镇，校长葛擂梗先生，银行家和实业家庞得贝先生，马术师史里锐先生，庞得贝先生的管家斯巴塞夫人，她在光景好的时候和婆雷家与斯卡鸠士家有交往——狄更斯小说中的名字就讲了故事的一半了。用凯特·弗林特的话说，这本书的主要主题之一就是调查“那些坚持将工人视为能派上用场的工具，视为‘人手’，而非充分起作用的复杂人类的人们”的思维方式。[2535]但是狄更斯从来不是位说教的作家：他不需要说教。
如果如前文所说，理解力方面的一次关键变化发生在1050至1200年之间，并创造了我们所说的“西方思想”，那么另一次不逊于此的重大变化就发生在18世纪。这一变化有三个因素。一是西方世界的重心从欧洲大陆转移到了欧洲大陆与北美洲之间的某个地方，重心向西转移到大西洋中想象出来的某个点是美国革命（见第28章）的结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民主、选举政府对欧洲更加传统的，通常是绝对的君主制的取代。撇开英国不谈，这一取代主要来源于引发了贯穿19世纪直至20世纪一系列其他革命的法国大革命，也有部分原因是美国产生的思想。18世纪的第三个变化是作为工业生活象征的工厂的发展，它与过去完全不同。[25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