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厂和工厂带来的一切都源自英国呢？[2537]一种答案是，其他欧洲国家仍残留的许多封建束缚和王室束缚在英国都被17世纪的革命扫除了。[2538]另一个我们将会谈到的原因是木材的短缺，因为这迫使虽然较次等但是更便宜的煤的使用获得新的发展。[2539]我们还应该记住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很小的一个地区，西至什罗普郡的煤溪谷，南至伯明翰，东至德比，北至兰开夏郡的普雷斯顿。这些地方在后来的工业革命中都起到了各自的作用：亚伯拉罕·达比于1709年在煤溪谷用煤炼钢；捻丝工托马斯·朗比于1721年在德比设计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工厂；理查·阿克莱特于1732年出生于普雷斯顿；约翰·怀亚特和路易斯·保罗于1741年或1742年在伯明翰首次应用了滚轴纺棉系统，后来阿克莱特将其据为己有并加以改进。[2540]
工厂组织和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首先发生在纺织业。纺织机的要点在于它们模仿人用手指提高羊毛或棉花纤维的张力，这样就能拉出一条连续不断的线。有一种纺织机是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8世纪60年代发明的，另一种纺织机被面包师理查·阿克莱特申请了专利。他们的机器使用了一系列锭子和滚轴来逐渐增大张力。大约十年后，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兼具这两种机器功能的新机器，纺织机多少变得完善起来。[2541]我们需要考虑到的重要一点是，虽然哈格里夫斯和克朗普顿才是发明者，但阿克莱特这位具有金融嗅觉的组织者（他可能窃取了前两位发明家的想法）为水力纺纱机申请了专利并大赚一笔。[2542]他意识到未来的关键是棉花而不是羊毛，因为与印度日益增长的贸易非常重要。用手纺出强韧的棉线从来就不容易。传统上，英国纺织工人纺布用的纬纱是棉花，经纱是亚麻（在织布机上，纬纱上的线保持不动，而经纱上的线总是被梭子来回带着而拉紧）。阿克莱特知道，强韧到足以同时用作纬纱和经纱的棉线将会改变整个产业。[2543]
最早的工厂由流水提供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它们通常位于德比郡偏僻的河谷。只有这里的溪流可以全年提供充足的水力。孤儿院和济贫院的孩子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这本身不是什么新做法，丹尼尔·笛福在18世纪20年代就观察到在约克郡的村子里有许多妇女儿童长时间在纺织机边工作。新鲜的是工厂本身和它们严酷的规章制度。在当时的情况下，至少孩子们有一点点在乡间自由玩耍的时间。但是在19世纪初，当蒸汽机取代水力的时候，连这一点也改变了。这一取代使得工厂能够搬迁到劳动力来源之处，即城镇，在那里煤的数量和在乡间一样充足。[2544]
蒸汽机的最早使用是将水从矿下抽出。（这是一个古老的难题。早在1644年，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就发现抽吸泵抽水的高度超不了三十英尺多少。[2545]）远在地下水位之下的更深的矿就需要用桶或一系列水泵把水排出。托马斯·纽可门在约18世纪初发明了第一台为这些水泵提供动力的蒸汽机，用于康沃尔的铜矿。在这种早期的蒸汽机中，推动活塞的蒸汽在汽缸中压缩，压缩产生的吸力将活塞拉回来。这勉强有用，但是其缺点是每一个来回之后整个汽缸都会被注入压缩蒸汽的水冷却下来。詹姆斯·瓦特的贡献即在于此。瓦特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位熟练的仪器制造者，他计算了纽可门蒸汽机的效率，并开始思考怎么能够防止或避免热量流失。他的解决方法是将蒸汽压缩在一个与汽缸连接但不属于汽缸的槽内。这种安排意味着压缩室总是冷的，而汽缸总是热的。虽然有这一大突破，但是瓦特的蒸汽机在格拉斯哥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当地铁匠的手艺太差了。当瓦特在伯明翰马修·博尔顿的工厂找到更优秀的铸工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2546]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工业革命决定性的一刻，它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一旦蒸汽成为动力的基础，煤和铁就成为工业的支柱。实际上，冶铁技术已经很发达了。直至约1700年，只有木炭可以在高炉中分离出铁矿石。英国的木材稀缺这时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法国木材充足，因此继续使用木炭。但是在英国，充足的不是木炭而是煤。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不止一个投资者领悟到分离铁矿石的一种方法就是排出煤中的气体，使其变为焦炭，这样就能更安全地提高温度。[2547]亚伯拉罕·达比和他的家人于大约1709年成为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铁匠，他们将这个秘密保守了三十多年。[2548]他们出产的生铁如果要投入使用仍然需要精炼，但是用彼得·霍尔的话说，后来，铸铁在当时就如同我们的塑料一样普及。[2549]
18世纪的农业革命也发挥了作用。汤森子爵发明的作物轮作新方法和罗伯特·贝克韦尔在养牛方面的创新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将人们从土地上赶走，破坏了乡村生活，迫使人们进入城市，进入工厂。[2550]
但是工业革命不仅仅是，实际上也不主要关于当时的伟大发明。工业革命带来的长期性变化其实是更深刻的工业组织变化造成的。[2551]正如一位研究这一伟大变化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各项发明的数量和多样性使它们“几乎无法整理”。但是所有发明可以分为三大类。机器（快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倦）取代了人的技巧和力气；无生命动力源（水和煤）取代了有生命的动力源（马、牛），最值得注意的是将热转化为功的机器，它们几乎能为人们提供无穷无尽的能量；最后，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可以利用新的原料，主要是矿物，而它们储量丰富。[2552]
这些改进的意义在于，它们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而且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生产力。过去，生产力的提高总是很快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增长最终消解了生产力的提高。“现在，经济和知识在历史上首次发展得如此迅速，足以产生连续不断的投资和科技创新。”这尤其改变了人们的态度：“新”的概念首次变得有吸引力，比传统的、熟悉的、可靠的、经过验证的东西更有魅力。[2553]
从英国棉花产业的发展可以一窥这种变化的规模。1760年（通常被视为工业革命的开端），英国进口了250万磅原棉。到17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2200万磅，到1837年则上升到了3.6亿磅。同时，纱线的价格下跌到了原来价格的1/20，棉花产业的几乎所有工人，除了手织机的织工，都在工厂条件下工作。现代工业和工厂体系的崛起“改变了国家内部、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政治力量的平衡；使社会秩序发生了革命；改变了人类思考和做事的方式”。[2554]
历史学家重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它可能是因为之前乡村体系机械化的不平衡。例如，织工的织布机虽然很有效，但是纺车的技术要求更低，按丹尼尔·笛福的说法，“任何一个四岁或四岁以上的人都能操作”。由于这个原因，纺纱工的薪酬很低，妇女将其视为二等的工作，排在做家务和抚养孩子之后。因此，纺纱通常成为这一体系的瓶颈。第二个缺点是，虽然织工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人，但是实际上他不得不把织布机抵押给商人。当行业不景气的时候，织工不得不借钱过活，而他唯一的保障就是他的机器。同时，这也不一定给商人带来利益，因为当行业景气的时候，织工也通常只求养活自己和家人罢了，并不多干。换句话说，当织工需要更多工作的时候，这个体系与他作对；当商人需要更多产品的时候，这个体系也与他作对。因此，总是没有盈余。正是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导致了工厂的诞生。工厂的本质在于它使厂主能够控制原料和工作时间，使需要多重步骤或多名工人的操作更加合理化。[2555]新的机器被引入，经过很少训练或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可以使用这些机器。
对于工人来说，工厂生活一点都不方便。成千上万的儿童从孤儿院和济贫院被招募进来。威廉·赫顿在德比的丝绸厂做学徒的时候穿着木套鞋，因为他太小了，够不着机器。儿童和他们身边的大人一样都要受到工厂的监督，遵守工厂的纪律。这是一种新体验：任务越来越细化，时间越来越重要。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新工人无法拥有或提供生产资料；他们只不过是被雇佣的手。[2556]
当蒸汽机的发明使工厂城市成为可能时，这种工作体验的根本性变化就变得愈加明显了。1750年，英国只有两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万——伦敦和爱丁堡。至1801年，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增至8座，1851年增至29座，其中9座的人口超过10万，这意味着截至此时，英国的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2557]人口向城市流动是被迫发生的，人们必须到有工作的地方去，但是他们热情不高，原因也不难看出。城市不仅烟雾弥漫、环境脏乱、空间狭窄，卫生和供水水平远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是霍乱、伤寒和污染引起的呼吸道和肠道疾病的温床。“文明造就了自身的奇观”，法国人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写道，他于1835年访问了曼彻斯特，“文明人几乎退化成了野蛮人。”[2558]但是在工厂城，工厂主可以很快从新发明和新思想中获益，这也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它无论在知识上还是物质上都可以自给自足。它生产了新产品，尤其是铁制品和化学品（碱、酸和染料），这些产品大部分都需要大量的能量/燃料来生产。工厂城的另一方面是新工业主义扩散到了全世界，从原料产地到工厂，再到市场。这也刺激了新思想的产生和对新产品的需求。举例来说，就是工业革命的诸多发展使茶和咖啡、香蕉和菠萝成为日常食品。按照大卫·兰德斯的说法，人类物质生活的这一变化堪称人类发现火以来最伟大的变化：“1750年（即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人在物质方面与其曾孙辈相去甚远，反而比较接近恺撒军团的士兵。”[2559]
从长远来看，同样重要的是，工业革命拉大了贫富差距，使阶级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程度。[2560]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聚集而居，因此更有阶级意识。这一变化值得详细探讨，因为它后来对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业革命前的劳动力与工业革命后有很大不同。传统农民拥有自己的财产或作坊，他们也有主人，双方互有义务（虽然是很不平等的义务）。但是，工业革命使“技工”或“人手”取代了农民或仆从，即人。它还使工作变得有规则、千篇一律，而工业革命前基于季节或天气的劳动节奏就完全不是如此。[2561]（人们在工业革命前通常选择在星期二开始一周的工作。星期一被讽刺地称为“圣星期一”。）
工人阶级之所以贫穷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是他们工资低的一个原因在于，收入被转移给了新兴商业阶级，他们则投资新机器和新工厂。工业革命没有创造第一批资本家，“但是它确实造就了一个数量之多和力量之大前所未有的商业阶级”。[2562]这些被称为“烟囱贵族”的商人在19世纪控制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内政。
工业革命的另一个比较独立的方面是经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起源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除此之外，英国还出现了私人储蓄现象，私人储蓄在1688年后开始积累。国王将这些储蓄用于战争，国债由此产生。成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就是这一发展的组成部分，商人和地主持有国债，并从中获取利息。[2563]1700年前，政府贷款的利息是8%，到1727年就下降到了3%，这对工业革命也有影响。当利率高的时候，投资者寻求迅速获利；但是利率低的时候，人们更愿意考虑长期项目，这些项目可能会在未来带来更大的回报。这时就很适合开启大规模的资本项目，如投资矿业、开凿运河或建设工厂。早期的工厂位于乡村，规模小，单个家庭都有财力资助工厂建设，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加，为了满足增长的市场需求，城市工厂规模如滚雪球般扩大，这就需要更多的投资。
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中居领先地位，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发明都孕育于此，部分因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使欧洲大陆一直到1815年都无暇他顾。但是，一旦这些国家达到一定程度的政治稳定，就迫不及待地创建自己的金融机构，尤其是为资助大规模资金项目而建立的股份制投资银行或动产信贷公司。按照大卫·兰德斯的说法，最早的例子是半公立机构：布鲁塞尔的兴业银行和柏林的国营外贸公司。这些机构在筹措铁路建设资金方面尤其有用，“铁路建设需要的资金数目是前所未有的”。[2564]
同时发展的是科技学校，这些学校在欧洲大陆的作用就如同英国的不信国教学校（见本章下文）。法国一马当先，于1794年成立了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最初叫中央公共工程大学）。这所学校富有竞争力的特点（只通过考试录取学生，公示录取结果，只有部分学生能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吸引了最优秀的学生。希望从业于新工业的毕业生到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校和法国国立桥路学校学习应用科学，并参加在职培训。[2565]旨在教授工程师和商业管理人才的中央工艺学校是1829年成立的私人学校，1856年被纳入国家体系。成为其他国家效法对象的是这些法国的例子，而非最初英国的不信国教学校，因为截至18世纪末，英国学校的“边做边学”策略，虽然开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后来在创新发明的数量上位居下风。人们需要更加抽象和理论化的教学，而且电学和化学这两个领域在许多不同地区取得了进步，学生只有在这些新学校里才能跟上发展。
特别是电学和化学领域的进步奠定了组成工业革命的许多新产业。电学在后牛顿时代取得了发展，因为这是牛顿鲜少投身的、其他科学家有勇气进行研究的领域之一。几百年来，人们就知道存在电这种东西。人们知道，例如，琥珀经过摩擦会吸引小物体。18世纪早期人们还发现摩擦（在黑暗中摇晃气压计）能产生绿光。[2566]但是第一次真正激动人心的事件是斯蒂芬·格雷带来的，他在1729年对电有了更成熟的看法，认为电可以进行长距离传输。他首先注意到当试管（不是试管塞）被摩擦的时候，他放在试管一端的试管塞会吸引小纸片或小金属片。推而广之，他发现甚至在他的花园附近从试管中延伸出来的丝绸环也有这样的性质。他发现电“可以从某个地方流到另一个地方，而无须发生物质移动”。电是没有重量的，他称之为“不可称重的流体”。格雷还发现一种异常但也是基本的现象：电可以储存在产生电的玻璃或丝绸等物体中，但是不能穿过其中。相反的，那些可以导电的物质不能产生或储存电。[2567]
电学风靡欧洲和美国是在埃瓦尔德·格奥尔格·冯·克莱斯特于1745年试图将一股电流（当时还没有这个名字）通过一根钉子传导到一个瓶子里之后。他在拿着瓶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钉子，然后被电击中。很快每个人都想感受一下电击，法国国王甚至安排了一个旅的侍卫，让他们接受电瓶的电击，然后一起跳起来。远在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是富兰克林意识到，当无法检测到电的时候，它往往维持在其自然电平。当电平增加，即带正电，会排斥物体；而如果电平减少，即带负电，则会吸引物体。富兰克林还意识到，这种吸引物体的倾向就是电火花和电击的来源。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意识到这就是闪电的本质，即大型的电火花。他在著名的风筝实验中表明闪电确实就是电，并在这一过程中发明了避雷针。[2568]
1795年，帕维亚的物理教授亚历山德罗·伏打（1745—1827）表明，将两块不同的金属摆在一起，中间放置液体或潮湿的布就可以产生电，由此电流蓄电池诞生了。但是生产这些蓄电池十分昂贵，直到汉弗里·戴维于1802年在伦敦的皇家科学研究所分离出了新金属钠和钾，电才开始成为严肃实验的对象。十八年后的1820年，哥本哈根的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发现电流可以使指南针的指针发生偏转，电与磁的联系就这样被最终确立。[2569]
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比电的发现更重要的是化学的崛起。说起化学这个学科可回头翻阅第23章，之前化学还没有在科学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化学迎来了自己的革命。化学发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炼金术持续的痴迷和对寻找制金方法的热情。这在当时看来并不像现在这么让人吃惊。帕拉塞尔苏斯1597年写的书《炼金之城》是第一部关于化学的优秀著作。虽然帕拉塞尔苏斯也沉迷于炼金术，但是他也认识到开采煤矿会引起肺部疾病，鸦片能止痛。但是，只有当化学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之时它才能进步。人们感兴趣的主要领域，至少在一开始，是燃烧现象。当物质在空气中燃烧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在火焰和烟雾中消失，只留下灰烬。另一方面，许多物质并不容易燃烧，不过如果将它们暴露在空气中，它们确实会发生变化，例如，金属会生锈。发生了什么？空气到底是什么？
一个答案来自约翰·约阿希姆·贝希尔（1635—1682）和格奥尔格·恩斯特·施塔尔（1660—1734），他们认为可燃物包含一种叫燃素（phlogiston）的物质，可燃物燃烧的时候会失去燃素。（燃素这个名字来自希腊文的“火焰”，phlox。）根据这一理论，包含许多燃素的物质容易燃烧，而不包含燃素的物质是“去燃素的”。虽然关于燃素还有些东西本质上不那么令人信服（例如，17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金属加热会增重），但是那时有足够多“无法称重的流体”（磁、热，还有电本身）使这一理论在许多人眼里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燃烧的关注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例如，气体（混沌）就是矿工十分关心的一个实际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着沼气和“易燃气体”的危险。[2570]而正是对气体的关注最终提供了前进的道路，因为到那时为止，在关于燃烧的实验中，只测量了矿石的重量。用J.D.博纳尔的话说，这使得对化学的“结算”不可能发生。但是当气体被考虑进去的时候，立即就产生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的物质守恒定律，1785年安托万·拉瓦锡将其确立为基本原理。将这一点证明得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令人信服的是苏格兰医生约瑟夫·布莱克，他对诸如氧化镁和石灰石等碳酸盐加热时失去的气体进行称重，发现这些失去的气体可以被水重新吸收，重量不变。[2571]
布莱克之后是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他认为空气比看上去更加复杂。他用能找到的所有气体或自己制造的气体做了实验，其中一种气体是他加热红色氧化汞之后产生的，他一开始称其为“去燃素空气”，因为物质在该气体中燃烧更充分。1774年普利斯特里分离出这种气体之后继续通过实验显示这种“去燃素空气”，或我们今天叫的氧气，在燃烧和呼吸之后会被用尽。普利斯特里充分意识到了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因为他接着证明，在阳光下，绿色植物会吸收混合空气——二氧化碳，然后产生氧气。碳循环的概念由此诞生，从大气（当时的又一个新概念）到动植物，再回到大气。[2572]
普利斯特里是实验派，而拉瓦锡则是综合者和系统建立者。和他的英国同行一样，这个法国人首先是一名物理学家。（在化学发展的早期，大多数伟大人物都不是化学家，化学家被炼金术和燃素拖了后腿。）拉瓦锡意识到氧气的发现，即氧气原则，改变了化学，实际上颠覆了燃素理论。是拉瓦锡创造了现代化学，因为他意识到他可以继续亚里士多德和波义耳的工作，创造一个更大的系统化学科。他认识到水就是氢和氧，空气中包含氮和氧。最重要的也许是，他认识到化合物基本上有三种：氧和非金属，即酸；氧和金属，即碱；酸碱化合物，即盐化物。[2573]就这样，拉瓦锡发明了我们今天仍然使用的化合物的术语——碳酸钾、醋酸铅等。这将化学提高到系统化水平，使化学终于与物理学具有同等的地位。“化学如今不再是一套必须记忆的处方，而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系统。”[2574]
对气体的研究还使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名贵格会教徒兼教师约翰·道尔顿（1766—1844）提出了原子理论。他对流体的弹性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正是他认识到，在不同的压力下，结合物质守恒定律，同样重量的气体一定具有不同的结构。新气体的产生和对它们重量的研究使他创造了一套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命名系统，例如N2O、NO和NO2。这种系统的研究让他认识到元素和化合物是由原子组成的，并根据“牛顿的引力定律和电排斥定律”排列。[2575]他对其他一些化学反应，尤其是沉淀（例如当两种透明液体接触立即产生固体或发生颜色变化）的观察也令他相信，一种基本的实体，原子，获得了不同的结构。他的推理很快得到了新晶体学的支持，晶体学表明，对任何一种物质来说，晶体不同面之间的角度都是相同的，相关的物质具有形状相似的晶体。17世纪荷兰物理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意识到这意味着晶体一定是由相同的分子“像弹丸一样”堆积起来组成的。[2576]最终，汉弗里·戴维和迈克尔·法拉第演示将电流通过盐化物会分离出诸如钠、钾、钙等金属。本质上，所有元素都可以分为金属和非金属，金属带正电，非金属带负电。法拉第进一步表明原子在水溶剂中的流动率与物质的重量有关，这最终引发了存在电“原子”的理论，电“原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电子。但是电子直到1897年才被J.J.汤姆孙确认。
除了对元素的组织感兴趣外，拉瓦锡还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表明人体就如同火，燃烧食物中的物质，释放产生的能量，即热。物质在受热之后的表现（有些熔化或汽化，其他燃烧、烧焦或凝结）导致了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的分离，19世纪的德意志科学家对此进行了全面探索。[2577]
必须要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开启工业革命的许多发明并不是诞生在例如经常造访皇家学会的传统科学家手中。皇家学会的中心要务一直是数学，数学在后牛顿时代被认为是科学中的女王。在这样一种崇尚抽象的氛围中，实用的发明家并不总被视为“真正的”科学家。[2578]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工厂城中，兴起了一批“不信国教学校”。之所以被这么称呼，是因为这些学校最初是为不信仰国教的牧师（贵格教徒、浸礼会教徒、循道宗教徒）提供教育，他们不被允许进入常规大学学习。但是这些学校很快扩大了其目标和招生数量。不信国教学校中最著名的三所是曼彻斯特哲学学会、沃灵顿研究院和伯明翰月光社，不过在诸如达文垂和海克尼这些城镇也有其他有名的学校。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职业生涯就是这些学校如何运作的一个好例子。沃灵顿研究院创办不久，普利斯特里就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一开始教授英语和其他语言。事实上，他开创了也许是历史上最早的英国文学和现代历史课程。但是在沃灵顿，他也听了许多同事的课，就这样他接触到了新兴的电学和化学。[2579]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学会就是伯明翰月光社。一开始，它的成员（被亲切地称为“疯子”）在不同的朋友家中举办非正式聚会。正式的聚会开始于大约1775年。带头人是伊拉斯谟·达尔文，大家在每个月最接近满月的星期一碰头。1791年普利斯特里家中发生暴乱（见下文）之后聚会就渐渐减少。[2580]月光社的核心人物，至少在早期，是詹姆斯·瓦特和马修·博尔顿。我们已经知道，瓦特在苏格兰发明了著名的蒸汽机，但是他发现苏格兰的工人技艺达不到标准，所以与博尔顿一起合作，因为博尔顿在伯明翰的工厂操作水平很高。[2581]但是瓦特和博尔顿绝不是月光社仅有的明星。约书亚·威治伍德是另一个：他创立了威治伍德陶器厂，所产陶器以意大利伊特鲁里亚乡间发现的古希腊花瓶为原型（他将他的陶器命名为伊特鲁里亚）。遵循当时的典型做法，威治伍德尽力使他的工厂达到最高的工艺水平。另外，他还发明了高温计（不过他坚持称其为温度计）来测量高温，这使他得到了一个重大发现，即所有物质在高温下都会发出同样的光，无论是什么物质，颜色都可以表示温度。这后来又导致了量子论的诞生。[2582]月光社的其他成员包括发明了煤气灯（最早用于博尔顿在伯明翰的索霍工厂）的威廉·默多克和电报的发明者之一理查德·埃奇沃思。[2583]
约瑟夫·普利斯特里1780年才来到伯明翰，但是他一来就成为领袖人物。[2584]他还成为一名一位论派牧师。一位论派有时被人指责是信仰无神论或自然神论，因此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大胆的思想家（柯勒律治就信仰一位论）。[2585]普利斯特里确实很大胆，他的《论政府的首要原则》很可能是阐述最大多数人的福祉是评价政府的标准的第一本著作。[2586]普利斯特里的小舅子约翰·威尔金森也是月光社的成员，后者的兄弟曾经就读于沃灵顿研究院，他的姐姐就是这样结识并嫁给了当时在沃灵顿当老师的普利斯特里。威尔金森的父亲是一名铁器制造商，约翰也非常精通金属的使用。他和亚伯拉罕·达比设计并在铁桥峡建造了著名的铁桥，铁桥于1779年投入使用。威尔金森建造了第一艘铸铁船并在铁桥下通行。[2587]他于1805年去世，被埋葬在一口铁棺材里，也算忠实于自己的原则。
我们依旧不能过于夸大月光社的“局外人”地位。普利斯特里在皇家学会演讲过，并获得了皇家学会威望极高的科普利奖章。月光社（在学术上）与爱丁堡的詹姆斯·赫顿有联系，赫顿在地球史方面的研究将在第31章讨论；威治伍德与威廉·汉密尔顿爵士过从甚密，后者收集的古代花瓶后来为大英博物馆增色不少，也促成了优雅的威治伍德陶器的诞生；不少“疯子”与亨利·卡文迪许有通信往来，后者对科学的兴趣使他的后人为了纪念他而成立了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见“结语”）；他们的活动都被德比的约瑟夫·赖特和乔治·斯塔布斯画了下来。但是月光社确实拥有许多第一：其成员为了提高机器在现代生活中的接受度做了许多事，他们是最早认识到营销、广告，甚至是购物的重要性的人。他们的成就还包括：认识光合作用和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认识大气（部分是由他们用气球升空的无畏壮举完成的）；他们最早试图系统地理解和预测天气模式；他们为制造硬币创立了现代铸币厂；完善了印刷机，使大规模报纸发行成为可能；他们认为儿童读物是使幼儿领略科学的神秘与种种可能的一种方式。他们是废奴主义的最早提倡者。用珍妮·厄格罗的话说：“他们是高速公路、运河和新的工厂制度的先驱。他们是给国家带来高效的蒸汽能量的一群人……他们中的所有人……将他们对实验的信任、对进步的乐观带入个人生活和国家的政治与改革中……他们知道知识是暂时的，但是他们也明白知识带来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应该属于我们所有人。”[2588]
但是，还是让很早就研究过月光社的罗伯特·斯科菲尔德来总结其成就和意义吧。“由身份和习俗决定的上流社会可能还关心着土地和头衔，他们可能仍然花时间在没有代表性的议会上争执，在伦敦的咖啡馆讨论文学和艺术，在怀特（一家男士俱乐部）喝酒赌博；但是他们所认识的世界只是个幻影。在另外一个社会中，地位是由非‘上流’的成功决定的，这个社会正在根据它的喜好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法国大革命和政治代表制推迟了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取代，但正是新社会提供了赢得战争的力量……月光社代表了这个正在寻求地位的‘另一个社会’。如果它与其他地方团体只是在性质上不同，那么就值得更多的调查研究，因为在月光社可以找到19世纪英国的种子。”[2589]
1791年，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在伯明翰的住所遭到袭击，因为有人认为（后来证明是错的）他在举办“庆祝巴士底狱陷落”的晚宴。这不是第一起这类袭击，它是一场针对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的有组织运动的一部分。这一次，普利斯特里的家被洗劫并被放火焚烧。虽然谣言渐消，但是普利斯特里受够了：他离开了伯明翰，逃亡到美国。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非常具有揭示意义：当时，不论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如何，许多不信仰国教的科学家和创新者对美国的革命目标持同情态度。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启蒙运动的目标，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另一个更实际、更紧迫的原因在于，诸如伯明翰或曼彻斯特等工业革命前仅仅还是乡村的制造业重镇，相应地在议会的代表人数不足。[2590]
宗教异议与政治异议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像普利斯特里和威治伍德这样的人支持自由贸易，这一观点与地主贵族的观点南辕北辙，他们最希望的是在他们土地上种植的粮食保持高价。这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分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率先提出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是现代工业经济关键因素的理论。之前其他人不是没有提出过类似看法，但韦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为什么存在这种分歧，以及为什么新教徒有那样的影响力。他认为，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在教徒的心中引起了对他们能否得到救赎的长期忧虑，而这种忧虑只有在信徒遵循他们认为能够带来救赎的生活方式时才能得到消解。韦伯说，这使他们采取了一种“现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中唯有祈祷和工作是有价值的活动。“好的加尔文教徒节俭、勤劳、禁欲。”韦伯说，不久，这种生活方式普及开来。甚至连不相信救赎的人也像加尔文教徒一样生活和工作，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2591]
后来所称的新教伦理不仅仅灌输勤劳、节俭、禁欲的理念，它还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观点：只要有正确的工具，任何人都可以理解、描述、测量某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某物才是真实的。按照韦伯的理解，在新教徒心中出现了两种知识的根本区分。一方面是非常私人的宗教和精神体验；另一方面是不断积累、可以被任何人分享的科技进步。[2592]这种区分今天仍然伴随着我们。[2593]
如果我们将新教伦理的发展称为一种宗教—社会学现象，那么工业革命的主要政治影响，尤其在最初几十年，就是拉大了贫富差距，将贫困的性质从农耕贫困转变为城市贫困。在新城市（肮脏、污秽、拥挤），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分化变得更加尖锐恶化，政治的本质也因此改变了近两百年。
正如E.P.汤普森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表明的，劳动人口在1790至1830年间的典型经历是一个变窄的过程，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变低、变弱。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工业革命的本质就是无地者普遍权利的丧失和许多行业的日益贫困，这些都是“为了使就业更加不稳定而对其进行刻意操纵”造成的。[2594]在1790年之前，英国的工人阶级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最初削弱他们的压迫和权利逐渐丧失最终成为塑造现代政治的一股统一强化的主要力量。
不断加剧的分化的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工业革命物质成功（即忽视人的牺牲）的结果就是，制造业的利益连同它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亲兄弟们现在成为政府政策背后的主导力量，（历史上第一次）取代了地主贵族。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工厂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传统的土地占有制形式（涉及封建特权和公共权利）被圈地的无限所有制有意地篡取了。这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生活的剩余面貌。所以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工人阶级被驱离土地，被吸进拥挤、肮脏、不卫生的城市。同时，中产阶级扩大了，这个阶级由日趋常见的职业组成（白领工人、工程师、教育工作者），还有全新的“服务业”，例如酒店、餐馆和所有与旅行相关的设施，因为铁路和铁船已经变为现实。这一新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通过他们与工人阶级的不同来定义自己的。这也是新的现象。[2595]
而这种可以被视为维多利亚文明主要特点的分化，在两个关键领域（经济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新思想。
我们已经知道，工业革命之前流行的经济正统是重商主义，第一个对其进行破坏的是法国所谓的重农主义，重农主义的座右铭是“自由放任”，其领导人是前一章提到的弗朗索瓦·魁奈。[2596]虽然他们的思想从未在法国之外被接受，但是他们确实表现出了对货物流通的重要性的认识，而这一概念又为亚当·斯密所采用，亚当·斯密的思想前一章也讨论过了。在本章有必要重申，斯密自己意识到工厂体制对工人生活的不良影响，而似乎是他的追随者对此视而不见。斯密认为工人的状况只有在社会扩张时期才能改善，而只有在自由放任的氛围下社会才会扩张。他相信并提出，工人和工厂主一样，都应该可以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他说，人们必须接受人性的本来面貌，所以“将我们私人的快乐和利益视为值得称赞的行动准则”并不有损人的尊严。[2597]作为一个宗教信徒，斯密明白自私自利也会无法控制。在《国富论》中，他给出了不少例子，说明哪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某些商家做事过火，自食恶果。[2598]
从短期来看，斯密的书为工业革命的雇主提供了他们行为的简洁理论基础，但是其他两名经济学家的理论导致了最坏的工厂主的产生。他们是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我们已经讨论过马尔萨斯了。这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他的结论——食物产量只能呈算术增长，而人口会呈指数增长——在19世纪被理解为：在中长期，大众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这成为反对提供公共或私人慈善的一个有力论据。
大卫·李嘉图的股票经纪人父亲是荷兰籍犹太人，因为结婚的时候皈依基督教而被家族剥夺了继承权。人们一直怀疑，是李嘉图的个人境遇使他的心肠变硬，当然，他的理论使他成为“新的统治秩序中新的统治阶级”的传声筒。[2599]他对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如果工业要成功，那么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必须高于支付的工资。于是，他说，如果工资一直保持在“刚好够劳动者维持生存、繁衍后代，不增加也不减少”的低水平，那么资本的积累永远不会到头，普遍的生产过剩也不会发生。正如J.K.加尔布雷斯提醒我们的，这成为工资铁律，并表明“工人注定是贫穷的，任何其他状态都会威胁整个工业社会这座大厦”。李嘉图在其供职的议会被称为“神谕”，他同意亚当·斯密的一点是，扩张的经济能提高总体工资水平，但这是他对穷人做出的仅有让步。[2600]作为一个认为任何税收都会削减可用于投资的资本数目的典型的自由放任派资本家，他也是激怒卡尔·马克思的人之一。[2601]
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也需要在这里讨论一下，因为他的“幸福计算”思想，即快乐和痛苦的总体集合，与商品生产的最大化是一致的，而后者是新工业主义最典型的成就。“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根本思想很快被修正成这样一种曲解，即，无论少数人的困难如何严重（例如失业），都必须忍受。边沁甚至说：“我们应该硬起心肠，反对同情少数人，反对为他们谋利，以免多数人的福祉受到损害。”[2602]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李嘉图或边沁一样硬起心肠来。罗伯特·欧文就是其中一个。他在《论工业制度的影响》一书中总结道，英国有大约90万户家庭从事农业，而从事贸易与制造业的则超过100万户，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急剧增长。欧文深知，工厂的长时间轮班对工人的健康和尊严都造成了重大危害。他说，在工厂，“雇佣”已经成为“不顾道德责任的金钱关系而已”。[2603]对他来说，这种道德的缺失是最要紧的。穷人“眼见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匆匆向前，用邮车那样的速度获取个人财富……”[2604]“所有人都被孜孜不倦地教诲低价买入，高价卖出；为了用这种方式成功，所有人都必须学会欺骗；每一阶层的商人都培养这样一种精神，它对公开、诚实和真诚是毁灭性的，而没有这些品质，人就无法让他人幸福，也无法自己享受幸福。”[2605]
欧文从出生地威尔士的蒙哥马利郡搬到伦敦之后，十岁就开始工作。他成功致富并成为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合伙人，后来又成为苏格兰新拉纳克工厂的经理和合伙人。而正是在这里，欧文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进行了工业环境下的社会改革的著名实验。接受拉纳克的工作之后他曾受到极大的震动。“工人无事可做，贫困交加，通常都背负债务；他们经常醉酒，买卖偷来的东西。他们习惯说谎和争吵，只有在激烈反对雇主的时候才团结在一起。”[2606]儿童的状况比狄更斯小说里描绘的还差。他们来自爱丁堡的济贫院，被迫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7点。欧文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身材矮小，智力水平也不高”也就不稀奇了。[2607]
他的应对措施十分激进。为了遏制偷窃和酗酒，他制定了一套奖惩制度。他将儿童的最低工作年龄从六岁提高到十岁，并出资建立一所乡村学校教幼儿读写和“玩耍”。[2608]他完善了居住条件，为街道铺路，种植树木，修建花园。让他很满意的是，他能够表明他的改善措施不仅使劳动者的生活更轻松，而且实际上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然后他着手将同样的做法推广到全国。[2609]
这一计划包含三个目标。首先，欧文希望建立国家资助的免费学校，面向所有五至十岁的儿童。其次，他呼吁通过多个工厂法案，以限制工人一天的工作时间。一条工厂法案于1819年通过，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成功了，不过欧文自己一点儿都不觉得这就够了。最后，他呼吁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穷人救济系统。他不是在提倡发放钞票，而是提议建立一系列合作村，每个村大约一千二百人，周围有一圈土地。每个村子都要有一所学校，并且自给自足，随着村民发展为获利的社会成员，贫困人口就会减少。[2610]有一两个这样的村子做了试验（例如格拉斯哥以东九英里处的奥比斯顿），但是不得不说，这后一个想法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果。（欧文是有组织宗教的狂热批判者，这意味着他得罪了许多潜在的捐助者。）但是他的其他两个想法确实成功了，即使成功得不如他希望的那么快、那么深远。三个中有两个成功已经不错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为劳动阶层恢复了一些他认为随着工厂城市的到来而失去的尊严。[2611]
甚至在今天，参观一下英国什罗普郡的铁桥峡就能确定英国在18世纪仅仅处于半工业化状态。第一批工厂建在乡间峡谷内未开发的地方。[2612]只有当工厂搬到城镇之后，工业革命的恐怖才全面展开。只有到了19世纪，工业化和随之而来的巨大贫富差距才一起促成了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痛苦阶级的诞生，这个阶级感到自己被隔离在工业家获得的巨大财富之外。根据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说法，19世纪40年代之后前工业化传统才最终消亡（例如，以诸如摔跤比赛、斗鸡、纵狗咬牛等娱乐的形式；19世纪40年代也标志着工人唱民歌为主的时代的终结）。[2613]
不少历史学家注意到，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初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恶化。霍布斯鲍姆自己就提供了不少生动的例子：1800至1840年间，伦敦的肉类供应不足；850万爱尔兰人中接近100万人在1846至1847年的饥荒中饿死；手织机织工的平均工资从1805年的23先令下降到1833年的6先令3便士。人口的平均身高（这能很好地表明营养水平）在1780至1830年间增长，但是在其后三十年间下降，然后又增长。19世纪40年代甚至在当时都被称为“饥饿的40年代”。1811—1813、1815—1817、1819、1826、1829—1835、1838—1842、1843—1844、1846—1848，英国都爆发了基本上与食物短缺有关的暴动。霍布斯鲍姆引用1816年芬斯一名暴乱分子的话：“‘我在天地之间，上帝请帮助我。我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意就这样回家。我要面包，我会有面包的……’1816年在东部所有的郡，1822年在东安格利亚，1830年在肯特郡与多塞特郡之间、萨默塞特郡与林肯郡之间的所有地区，1843至1844年又是在英格兰中部和东部郡县，打谷机被破坏，草垛在夜间被焚毁，因为人们要求最低的生活保障。”[2614]一开始，这一大批暴动都是因为暴动者希望获取食物。但是从1830年开始，骚乱形式开始发生变化，最终产生了总工会的概念，工会拥有“终极武器，即大罢工”（大罢工也被称为“圣月”，这并不完全是反讽）。“但是本质上将所有这些行动联合起来，或使它们在数次失败和解散之后复兴起来的是人们的普遍不满，这些人觉得自己在一个充满财富的社会里忍受饥饿，在一个以自由为骄傲的国家沦为奴隶，追求面包和希望，却收获石头和绝望。”[2615]这不仅仅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说的话。1845年一个路过曼彻斯特的美国人在家书中这样吐露：“人类躺在遍布整个社会的流血碎片中，悲惨、被欺骗、被压迫、被粉碎……活着的每一天，我都感谢上天，我不是一个生活在英国、需要养家糊口的穷人。”[2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