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工作（他由此认识了欧文）。他受雇于那里的棉花业，但是他能看见身边发生的事，并深受震动，对工业化的新英国进行了揭露。当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用绝望的笔调详细描绘了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绝对悲惨和物质上的脏乱”。但是，虽然恩格斯的书很生动，他只是开了个头而已。是他的朋友兼合作者震撼了这个世界。[2617]
卡尔·马克思被恩格斯的书深深打动了，但是正如J.K.加尔布雷斯所注意到的，事实上马克思很可能就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马克思终生执着于自由，他所取得的一生成就的动力可以理解为对“人类固有的自由如何被隐藏”的调查和揭示。马克思出生在德意志的特里尔，父亲是一名律师兼高等法院官员，所以他成长为一名当地的精英人士，而他和一位当地男爵之女燕妮·冯·威斯法兰的婚姻又加强了他的社会地位。[2618]马克思去柏林师从格奥尔格·黑格尔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黑格尔的主要思想是，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都处于不断的运动中。这就是他著名的正题、反题和合题理论。黑格尔说，一旦一种状态发生进化，就会出现第二种状态挑战第一种状态。这一论点在当时比现在更站得住脚，因为当马克思师从黑格尔之时，新的实业家已经涌现并挑战旧制度（即传统的地主统治阶级）的权力。[2619]变化是这里的关键概念。古典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勾勒的体系）认为，当工业社会中雇主与工人之间，土地、资本与劳动力之间这些根本性关系不变的时候，经济学的目标是均衡。马克思借鉴黑格尔，根本不接受传统智慧。
并不是说他所有的观点都来自黑格尔和柏林。和李嘉图一样，他本人的经历也有关系。离开普鲁士首都之后，他到了科隆，成为《莱茵报》的编辑。这家报社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鲁尔地区新实业家的一个机构。一开始他确实做得很好。但是渐渐地，在一些小的方面，他的报纸开始支持一系列触犯其读者利益的政策。例如，他发表文章支持当地人在附近森林采集枯木的权利。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这一直是一项传统特权，但是最近这项权利被剥夺了，因为新工业需要这些木材。结果，任何敢到森林里去的当地人现在都犯了非法入侵罪。马克思还支持离婚法的改革，使教会的角色不再那么重要。这些接二连三的激进社论让科隆当局无法忍受，于是马克思被解雇。然后他开始了流浪生涯。他首先去了巴黎，为德意志侨民阅读的一份德语期刊撰稿。审查员没收了第一期，普鲁士人向法国人抗议“包庇马克思是不友好的行为”。[2620]他搬到了比利时，但是普鲁士人在那里还对他紧追不舍。经历了其他几次流浪和被驱逐的经历之后，马克思最终到达了英国。
现在他当然发生了变化，更加具有革命精神。在英国，他与恩格斯合作写成了J.K.加尔布雷斯所说的“有史以来最著名，也是最为人诟病的政治宣传册”，即《共产党宣言》。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资本主义国家称为“处理整个资产阶级一般事务的委员会”，又说“掌握了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掌握了精神生产资料”。他们认为工业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群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在根本上是对立的。[2621]出于对这一主题的兴趣，马克思着手写作三卷本的著作《资本论》。恩格斯编辑了第一卷，1883年马克思死后，他从马克思的笔记与手稿中摘选汇编成后两卷。
仅仅为马克思贴上经济学家的标签是不够的。许多人将他与奥古斯特·孔德一起视为社会学之父。这主要是由于他的兴趣远非局限在经济学。对马克思来说，人要自由，必须理解自由。他的目标一直是告诉人们，历史的物质结果是如何干涉这种理解的。对马克思来说，这种理解是政治的中心。[2622]
最重要的是，他信仰唯物主义。他断然拒绝了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的辩证法和正题产生反题的思想。对马克思来说，历史的进程就是人类所面对的物质条件的结果。[2623]特别是，他认为是人类在工作中使用的劳动与技术决定了人类是否取得成就。但是他确实使用了黑格尔的一个思想，即异化的概念，不过马克思对其进行了修改，意思是说人类可能看上去是自由的（主要是在工作中），但实际上他们是被束缚的。[2624]
整个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辛勤地挖掘，“像魔鬼一样工作”，最终整合出了他对资本主义行为与工业行为的揭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主张社会的物质条件（工作的组织方式和财富的生产方式）塑造了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从我们的思考方式到社会许可和赞成的制度”。[2625]这是一个巨大的抱负，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远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原因。他的主要论点是，生产条件是基础，是建造社会的根本基石。“所有社会制度（他称为上层建筑）都来源于此，无论是法律、宗教，还是组成国家的不同因素。换句话说，权力说了算。”[2626]然后，他又同样详细地（这本书有三卷长）说明了这一根本现实对个人的影响。在这里，他最有力的观点是上文提到的他修改过的黑格尔的异化思想。马克思认为，在工业社会，为了效率和增加价值，“劳动者被异化了”。他的意思是说工厂组织与生产的逻辑使人成为机器人。工厂生活中人的主要特点是，“工厂人手”的身份由此削弱，因为工人多半憎恶自己的工作，而且无法掌控他们的工作。同样重要也同样损害人的是，他们被迫“在他们的能力之内”工作。这就是异化。[2627]
工人并不知道他们被异化了，马克思说，这是因为一种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东西。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权力的组织方式产生了一系列关于这个社会条件的信仰——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包含了关于人性本身的理论，这些理论本身就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们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力，但多半是错误的。马克思说有组织宗教就是他所说的起作用的意识形态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教育人们必须接受上帝的旨意，维持现状，而不是采取行动改变状况。[2628]
马克思不仅仅是位经济学家，在某些方面，他也不仅仅是位社会学家，他几乎是一位哲学家。在《资本论》中，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像哲学家或神学家那样讨论过“人性”，但这恰恰是一个要点。对他来说，不存在抽象的人类本质；相反，人对自我的感知来源于他的物质状况，他与生活中重要人物的关系，以及塑造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这里重要的、同时令许多人不安的是，马克思的论点暗示了人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改变本性。革命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心理上的。[2629]
马克思看待世界的新方式的最后一层是许多人认为最有争议的，即他的工作是科学的，即他在大英博物馆做的调查揭示了一些一直被掩藏的东西，而这些东西被发现是对社会的客观认识，因此他的分析展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进程。虽然许多人对此持反对意见，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千禧宗教的意味，而当他的巨著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以主要生产方式为特点的不同阶段时，就更是如此了。对马克思来说，现代世界的源头出现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也许最著名的是，他进一步说明经济不稳定和阶级斗争是生产历史所固有的方面，最终会导致革命和最后的演变——到达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了。”（马克思在使用“革命”这个词之前最初用的是“瓦解”。[2630]）
《资本论》出现的时机非常关键。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种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理论，充满了后启蒙时代的科学氛围，在宗教明显衰落之时提供了或试图提供对人类事务的全面理解。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马克思本人成为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是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就被欧洲众多革命团体视为在大英博物馆研究多年之后赋予革命行动科学依据的人。例如，他的思想促成了1864年国际工人联合会，即所谓“第一国际”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也是在那里首次提出的。[2631]
在对工业革命的文学回应中有一系列写于英国，也以英国为背景的“工业小说”。它们有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1848）和《北方与南方》（1855），后来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利的《西比尔》（1845）、查尔斯·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1850）、乔治·艾略特的《菲利克斯·霍尔特》（1866）和本章开头所选的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这些书的主题不仅仅是对新社会的批判，还包含着一种对随时可能从工人阶级中爆发出来的暴力的恐惧。
虽然这些书中的一些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有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从21世纪的角度来看，一系列关于某些词语新用法的重要观察更加突出。英国评论家雷蒙德·威廉姆斯表明：“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的前半叶，一些在今天极其重要的新词首次进入日常英语中，或已经存在于英语中的词语获得了新的重要意思。”他进一步说明，这些词语描绘出了一个反映生活和思想中更广泛变化的新思想的综合模式，而这，我们应该明白，“见证了我们对普通生活的典型思考的变化”。这些词是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2632]
威廉姆斯说，在工业革命之前，“工业”（industry）一词可以换用为“技艺、刻苦、毅力、勤劳”。虽然这些传统用法保留了下来，但是“工业”现在成了表示制造和生产机构，以及它们的特有活动的集体词语。[2633]随后出现了“工业的”“工业化”，1830年起出现了“工业主义”。“工业革命”这个关键词组，他说，是法国作家于19世纪20年代首创的，明显地仿照了法国大革命。[2634]（其他人认为恩格斯首先使用了这个词组。）“民主”（democracy）一词虽然从古希腊时代就一直用作表示“人民的政府”，但是它到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才流行开来。在英国，虽然从大宪章之后，或共和国之后，或1688年之后就可能有民主了（至少在理论上），但是英国不称自己为民主国家，而且在18世纪末，民主基本上等同于雅各宾主义或暴民统治。“民主人士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通常被视为危险的有破坏性的暴民煽动者。”[2635]“阶级”（class）一词的现代意义要追溯至约1740年。在那之前，它主要用于学术背景下，表示学校或大学中的群体。首先出现的是“下层阶级”，表示“下层社会”，18世纪90年代出现“高层阶级”，之后是“中产”或“中等阶级”，“工人阶级”要到1815年才出现，“上层阶级”紧随其后。“阶级偏见、阶级立法、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阶级战争这些词在19世纪陆续出现。”[2636]威廉姆斯不会那么幼稚地说这是英国社会分裂的开端，但是他坚持认为这种新用法反映了那些分裂的性质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分裂的存在，并且发现，意义比较模糊的“阶级”比“等级”更有用，“等级”一词在此之前一直被使用，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
他说，“艺术”（art）一词的用法变化与“工业”非常相似。它的传统意思是“技艺”，指任何技艺。“艺术家”的意思曾是有技艺的人，和“工匠”的意思一样。但是“艺术”现在开始代表特殊的技艺，有想象力的或有创造性的技艺，“首字母大写的‘艺术’代表一种特殊的真理，想象的真理，使艺术家成为特殊的一种人……一个新名词，‘审美’，被找来描述对艺术的鉴赏……艺术——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在这一新词组中被归为一类，因为它们都拥有一些将它们与其他人类技艺区分开来的东西。正是这时候，艺术家与工匠和手艺人的区别开始出现，也是这时候原本意为‘特别的性格’的‘天才’一词开始具有‘杰出才能’的意思”。[2637]
“文化”（cultuve）一词的意思变化大概是最有趣的了。这个词一开始的意思是某种东西的培育，正如对自然生长的维护一样，具有生物学意义。它的意思改变经历了多个阶段。“它的意思变为，第一，‘头脑的大致状态或习惯，’与人的完美的概念联系密切。第二，它的意思变为‘在整个社会中智力发展的大致状态’。第三，它的意思变为‘全体艺术’。第四，在这一世纪后期，它的意思变为‘整个生活方式，物质的、智力的、精神的’。”[2638]马修·阿诺德在他最著名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中将文化定义为一段内心的旅程，一种使自己摆脱无知的努力，“通过了解这个世界上已经被思考过和说过的所有关乎我们事务的最好的东西，来追求我们的绝对完美；并且通过这种知识，将新鲜和自由的思想转向我们现在坚定但机械地遵循着的陈旧的观念与习惯”。[2639]阿诺德认为在新工业化社会的每一个阶级都存在着“残余者”，他们是与典型的大多数人共存的少数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阶级平凡的观念而“裹足不前”，他们热爱人类的完美。通过他定义的文化，这些人会开发出“最好的自己”作为美和人类完美的标准，从而“拯救”更多的人类。他完全不认为这是精英主义。[2640]阿诺德的思想与马克思或欧文或亚当·斯密的思想相去甚远，而实际存在于他脑中的“高等文化”的概念在今天备受诟病，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下坡路了。因此更重要的是附上阿诺德的这些经常被省去的话：“文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类事务中的自然趋势及其连续的作用，文化不会让我们将信仰固定在任何一个人及其行为上。它不仅让我们看见人好的一面，也让我们看见人身上有多少东西必然是有限和短暂的……”[2641]
彭慕兰最近在《大分流》中认为英国和欧洲的经济（因此还有文明）在1750年之后加速发展，很快超过了印度、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创造了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的巨大不平等（在某些地区，不平等正在被矫正）。他说，人们通常将加速和分流归功于工业革命，但是工业革命并不是全部。他说，为了完整理解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因素。一是蒸汽驱动的交通方式（尤其是蒸汽船）的发明，这极大地减少了长途贸易的成本，并在此过程中使第二个因素，即新大陆的存在，成为一个更加成功的经济市场。新大陆的矿物和其他资源，它的奴隶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利润）和广阔的地理范围正好提供了工业革命所代表的新技术与规模经济赖以回馈的那种市场条件。他说，18世纪初印度、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与欧洲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比欧洲经济简单；如果没有上述因素的结合，西方的“第二次加速”（继1050至1300年间发生的第一次之后）就不会那么具有决定性。帝国的崛起也扮演了它们的角色，它们本质上是被保护的市场。[2642]
工业革命一个相关的，也许是最重要的长期影响是世界在1815至1914年间维持了一百年的和平。这一关联并不常被人提起，但是卡尔·波兰尼在《巨变》中对此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阐述，这本书出版于1944年，再版于2001年。[2643]波兰尼的论点是，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未来还可能带来同样巨大或更大的财富，许多新行业（棉花、铁路、船运、药品）具有了国际化特点，从16世纪成熟起来的债券市场已经发展到基本上每一个政府的公债都被外国人持有一定比例（例如14%），所有这些意味着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和平的强大利益”，而这，他说，“是工业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阶段”。1815年后这一变化是突然而彻底的。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在确立和平商业为普遍利益的过程中进一步掀起了工业革命的浪潮。梅特涅宣称欧洲人想要的不是自由，而是和平。[2644]“和平利益”最有特色的机构被他称为高级金融，他的意思是国际金融。
波兰尼并没有否认19世纪有“零星战争”（还有不止一次革命），但是坚持认为从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没有爆发过大国之间的全面或持久的战争。劳伦斯·詹姆斯认为这一时期具有“冷战”的特点；而这有多么不寻常可以从尼尔·弗格森《金钱关系》中的数据得以一窥，在该书中他引用数字表明1400至1984年间，欧洲“平均每4年发生一次战争，而大国战争（即牵涉到不止一个大国的战争）则每7年或8年发生一次。”波兰尼说，高级金融起到世界上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间主要纽带的作用。金融巨头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介意有多少小型、短期或局部战争发生。“但是如果大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干扰了这一系统的货币基础，他们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他说，高级金融并不是作为和平的工具而建立的，也没有推进和平的专门组织，但是由于它实际上独立于任何政府，就组成了世界上一股新的力量。如果大战爆发，那么大量的政府证券和其他投资的持有者就“注定会成为第一批输家”。因此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是和平的既得利益者。关键因素是，他说，贷款和续贷是由信用决定的，而信用是由良好的表现决定的。宪政和预算工作的规范行为就反映了这一点。波兰尼给出了一些例子，在土耳其、埃及或摩洛哥这些地方，金融家实际上在短期内接手了政府的（至少部分）统治权，来治理威胁到政治稳定的金融问题（通常是债务监管）。他说，所有这些都表明贸易已经与和平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在这个时候，罗思柴尔德家族等金融财阀崛起了。1830年，詹姆斯·德·罗思柴尔德甚至量化了战争的成本。他说，如果发生战争，他的租金收入就会下降30%。迪斯累利计算出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花费了证券交易所的6000万英镑，索尔兹伯里侯爵注意到爱尔兰外商投资的缺乏：“比起10%的利润加早餐室内的子弹，资本家更喜欢和平加3%的利润。”最近的学术成果表明这一局面其实更广更深，这些学术成果显示在1820至1917年间，民主和民主国家得到了历史上最大的发展，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年。[2645]
最终，高级金融没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反过来使西方的银行系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1815年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政府和商人一直认为战争提供了扩大贸易的机会。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富裕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战争经济学永远地改变了。卡尔·波兰尼所说的百年和平使工业革命点燃了一种全新的文明形式——大众社会的发展。
28 美国的创造
“美洲的发现和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2646]这段话出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厄尔·J.汉密尔顿在他的著名论文《美国的财富和资本主义的崛起》中追溯了16世纪欧洲的各种变化：民族国家的出现、战争带来的破坏与机遇、新教的兴起，最终结论是，没有一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可以与美洲的发现相比。他深信美洲是欧洲资本形成的主要原因。“美洲的发现促进了欧洲工业的增长，因为欧洲不得不制造产品用来交换美洲产品；（美洲）为欧洲提供白银，以满足其与东方贸易的需要。由于发起者从中获得巨额利益，因此这是一种有力促进资本形成的贸易；美洲的发现引起了欧洲价格革命，由于工资增长低于产品价格增长，这又一次促进了资本积累。”[2647]在另一部著作《经济个人主义兴起之面面观》中，H.M.罗伯逊认为发现美洲的重要意义“不只局限于物质领域。因为随之发生的贸易扩张意味着必然的思想扩张”。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机会大量涌现，具有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精神的企业家阶层从这些新机会中出现，成为传统社会的瓦解剂”。[2648]
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伯在《大边疆》（1953）中有更为明确的描述。他认为，欧洲是大都市，而美洲则是大边疆。尽管遇到很多问题，北美大平原也需要新型农耕方式，但是“这片边疆的开辟改变了欧洲的前景，因为它决定性地改变了人口、土地和资本三个要素间的比率，因此为欧洲的繁荣创造了条件”。[2649]他认为，尤其要提的是，1500年欧洲37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养活了大约1亿人口，即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6.7人。新大陆发现后，这些人口突然间拥有了另外2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韦伯认为，这些富余的土地使欧洲开始了长达四个世纪的繁荣，“直到1900年左右这片边疆封闭为止”。因此，1500至1900年的四个世纪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内，美洲“大边疆”改变了西方文明。[2650]正如约翰·艾略特所说：“在关于美洲影响的研究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可以总结为三个反复出现的主题：金银的刺激、贸易和机会。”（注：约翰·艾略特怀疑，如果没有新大陆财富的支持，需要大量金银装饰的巴洛克艺术是否还会产生。[2651]）
“地理大发现时代”在16世纪达到鼎盛，并形成了历史上首批全球性帝国。这不仅增加了欧洲国家间新的矛盾来源，这些矛盾“远远越过了赫拉克勒斯之柱”，即欧洲的传统边界，而且对世俗权力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影响。罗马教廷一直宣称具有全球统治权，但其经文对新大陆却一无所知，也只字未提。[2652]表面上，几百万人过着未曾受益于基督教的生活，发现他们为教会扩大影响力提供了空前的机会。但事实上，其影响却复杂得多。地理大发现与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改革运动）同时发生。比起新大陆带来的机会，罗马宗教权威更专注于后者，尽管事实也有可能是，欧洲的宗教辩论遭遇了困难，因为太多更加得力的福音传教士到大西洋彼岸去了（特兰托公会极少讨论美洲事务）。但不管怎样，传教士在新大陆的出现本身就必须经过世俗权力的批准。西班牙国王尤其成为传播福音进程和形式的理想领导者，在他说服罗马教廷给予他探索的权力，即法律上的保教权后，就更是如此了。[2653]甚至有资料表明，西班牙国王在西印度群岛的绝对权力助长了欧洲的专制思想。[2654]英国的理查德·哈克里特提出，殖民化“吸走”了那些最有可能暴动的人。[2655]“就像16与17世纪西班牙的专制倾向可能促使不满者移居国外一样，不满者的离开反过来也可能强化了国内的专制主义……如果机会和权力能够通过移民海外以更小的代价获得的话，在国内为此而战斗的诱因大概也会减少。”[2656]
约翰·艾略特证实，16世纪40至50年代早期，神圣罗马帝国的重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从德意志和荷兰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2657]“这个变化象征着旧金融中心安特卫普和奥格斯堡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将热那亚与塞维利亚及美洲银矿相连的新金融中心。16世纪后半叶，提到大西洋经济是很合乎情理的事，而在此之前却不是。”[2658]
因此不足为奇的是，西班牙及其征服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的嫉妒。秘鲁的白银首先引起这些敌对国的觊觎，这些白银在运到巴拿马地峡时最易受到攻击。新教政策提出另一种观点，即“通过西印度群岛”来遏制西班牙。这证实了政治正扩展到全球范围，也表明海上的霸权地位被认为越来越重要。从政治上讲，新大陆对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也起了一定作用。随着文明中心向伊比利亚半岛转移，西班牙人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但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的海外形象因两部作品的出版而大打折扣。人们所说的“黑色传奇”从这两部作品中产生。一部是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于1552年在西班牙首次出版的《西印度毁灭述略》。该书试图公开为西印度人辩护。另一部是吉罗拉莫·本佐尼1565年在威尼斯出版的《新大陆的历史》。[2659]这两本书被迅速翻译成法语、荷兰语、德语和英语，胡格诺派教徒、荷兰人和英国人也随即表示对西班牙人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蒙田读过“黑色传奇”之后，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这么多美好的城市遭到洗劫而被夷为平地；这么多国家遭到破坏而变得荒芜；无数无辜的人，不论性别、国籍和年龄，遭到屠杀、蹂躏，惨死刀下；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最好的地方由于珍珠和胡椒买卖变成一片狼藉、废墟，丑陋不堪……”[2660]2000万印第安人的毁灭从此成为西班牙人“天性”残忍的证据。约翰·艾略特认为，至少在欧洲历史上，这是用宗主国的殖民历史来反殖民的第一例。[2661]
事实依然是，发现美洲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在知识上，欧洲思想模式并没有将新大陆融入其中而取得真正的进步。该怎样解释新大陆呢？举例来说，正如前文提到的，经文中没有提到美洲。[2662]这是否意味着或许美洲是大洪水晚期的特殊产物，或它遭受了晚于欧洲的、属于自己的、完全不一样的大洪水，现在正从中恢复？新大陆的气候为何与欧洲如此不同？比如，五大湖与欧洲所处纬度相同，但湖水的冰冻期长达半年。为什么新大陆有如此多的沼泽和湿地？那里的森林为何如此茂密，土壤水分多得难以农耕？为什么那里的动物很不一样？为什么那里的人很原始、很少？尤其是为什么这些人是铜色皮肤而不是黑色或白色？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野蛮人是从哪里来的？[2663]他们或许是以色列人消失支派的后代？阿姆斯特丹的拉比玛拿西·伊斯拉埃尔相信这一点，因为他找到了秘鲁寺庙与犹太教会堂间存在相似性的“决定性证据”。一些人认为，广泛实行的割礼也强化了这种解释。或许美洲人是迷路的中国人，漂过太平洋到了这里？他们是最伟大的航海家诺亚的后代吗？亨利·康马杰认为，最为广泛接受、也是最符合常识的理论是，他们是鞑靼人的后代，从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航行到阿拉斯加，沿新大陆西海岸南下，而后活动范围逐渐扩大。[2664]
关于美洲是亚洲的一部分，还是自成一片大陆的问题在18世纪30年代早期得到了解答。最初，维图斯·白令在1727年受俄国沙皇的委派去确定西伯利亚是否一直延伸到美洲。他在回来的报告中称两片大陆之间是隔海的，但他的陈述缺少细节，并且与流传于俄国海岸当地居民中的故事相似，因此人们对他报告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由此引发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2665]西伯利亚堪察加半岛地区的人们知道地平线另一边的陆地并不遥远，因为有很多关于浮木的报道，它们被冲到卡金斯克岛上，是一种岛上没有的冷杉品种。1728年，白令将他的任务交给了另一位指挥官，正是这位指挥官的两个助手伊凡·费奥多罗夫和米哈伊尔·格罗茨德夫最终于1732年发现了阿拉斯加。
尽管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且解决得毫不含糊，但关于美洲的其他争论，如它的作用和意义，仍在继续。关于新大陆的早期设想（这里是传说中的黄金国，到处有贵金属、神奇的河流，有七座魔法城市）从未得到过证实。[2666]一些人认为，美洲是一个错误，因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落后。弗朗西斯·培根写道：“不要对美洲稀少的人口感到惊奇，也不用对他们的野蛮和无知感到讶异，因为你必须承认，美洲人是一个年轻的民族；比起世界其他地方，他们至少年轻一千年。”[2667]同样地，布封伯爵认为，比起其他大洲，美洲从大洪水时代中出现的时间较晚，这也解释了其土壤的潮湿、植被的茂盛和森林的密集。[2668]他认为，任何事物在这里都无法兴盛，动物无论身体还是头脑都“发育不良”。“因为大自然像继母而不是母亲那样对待它，从［美洲土著人］身上收回了爱的感情和繁殖的欲望。这些野蛮人的生殖器官小而无力……他们的身体远不如欧洲人强壮。他们的感觉也迟钝得多，而且更胆小怯懦。”一位瑞典教授彼得·卡尔姆认为，美洲的虫子太多，植物无法生长，所以橡树很脆弱，“用它们建的房子也是”。甚至连伊曼努尔·康德也认为美洲土著人不能创造文明。[2669]
其他人所持的观点是，美洲极其糟糕，以致根本无法融入历史主流，也无法被基督教化或文明化。梅毒是上帝对西班牙人“过早”发现及占领美洲的过程中所犯暴行的惩罚。[2670]美洲野牛是犀牛、奶牛和山羊失败而荒谬的杂交结果。[2671]科尔内耶·德·波夫修道院院长在《百科全书》中写道：“放眼整片美洲，从合恩角到哈德逊湾，从未出现过一位哲学家、艺术家或有学识的人。”[2672]
我们现在读到这些，会付之一笑。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所说，实际情况是，美国在许多方面已经实现了只能存在于欧洲想象中的启蒙。因为，“美国也有自己的启蒙运动者，虽然他们中很少有人专门从事哲学或科学活动。他们大部分时间忙于研究农业、医学、法律或神学。更重要的是，他们缺少宫廷、大教堂、学院、大学和图书馆，而这些机构在旧大陆是赞助和培养哲学的主要力量。他们相信理性和科学（在其有用之处），许多人曾在欧洲学习过。他们带回了欧洲思想，但是有选择性，因为其中更多是他们不赞同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2673]
确实如此。早期美国人在开创自己的启蒙运动时并不缓慢。这种启蒙运动是他们仔细而且明智地为新环境量身打造的。比如，美国没有宗教机构，没有清教（谈到这个，也没有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狂热）。早期美国思想世俗且实际。费城的美国哲学会（模仿伦敦皇家学会而建）由自然神论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建，他从1769年开始任会长，直至1790年去世。[2674]作为威廉·佩恩的“神圣实验”，费城很快成为美国的“思想之都”，增添了一家图书馆公司、一座学院（后来成为大学）、一所医院、一座植物园和两座博物馆（约翰·亚当斯称其为英属北美的“松果腺”）。[2675]早期费城独树一帜，各方面的成就都不亚于像爱丁堡那样的城市。植物学家大卫·米伦伯格牧师对足足一千多种植物进行了确认和分类，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马斯·戈弗雷发明了新的象限仪，他的儿子小托马斯创作了《帕提亚王子》并将其搬上舞台，这成为新大陆的第一部戏剧。殖民地的首家医学院诞生在费城，由在爱丁堡接受过培训的三个人——约翰·摩根、爱德华·夏平和本杰明·拉什创立。费城也自然受到当时艺术家的关注，如本杰明·韦斯特、为贵格派士绅画像的马修·普拉特和亨利·本布里奇。正是在费城，查尔斯·威尔森·皮尔建立了第一所艺术学院。也正是费城吸引了旧大陆著名的流亡者，如托马斯·潘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前来定居。
最重要的是，费城有“首席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2676]他是一位伟大的格言创作者（如“时光一去不复返”）。“他独有的才能是‘出现’……他出现在1754年的奥尔巴尼代表大会上，所起草的计划预见了美国联邦的最终形成；他出现在众议院中，捍卫美国在对外管理和对内税收上的区别；他出现在木匠厅中，协助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还在委员会上出现，为新国家起草《十三州联邦宪法》。他出现在路易十六的宫廷中，赢得了法国的支持，也出现在和平谈判中，使独立后的美国获得承认。最后，他出现在联邦制宪会议上，为新国家起草宪法。”[2677]这些仅仅是他一半的才能。英国连续十四年、法国连续八年都可能把富兰克林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因素。他的才能多种多样，他是印刷商、记者、科学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及“最好的自传作家”。[2678]
富兰克林在费城的继任者本杰明·拉什的才能与他不相上下，兴趣几乎同他一样广泛。拉什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师从约翰·洛克。他不仅是一名医生，而且也是像富兰克林一样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2679]回到美国后，他被任命为新的费城学院的化学教授，但仍抽时间研究印第安人的疾病和参加反奴隶制运动。[2680]他创办了第一家诊疗所用来接种天花疫苗。据说他为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取名为《常识》。[2681]签署《独立宣言》后，他立刻参军了。
乔尔·巴洛来自康涅狄格，毕业于耶鲁大学，虽然是一个牧师，却提出了早期的进化思想。但他更以“文化博物学家”“共和国第一位诗人”而著称。他呕心沥血二十年，想要创作一部像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那样宏大的美国史诗，最后写成了六千行诗句——《哥伦布的远见》（1887），这部史诗审视了“旧大陆的忧郁历史，将其与新大陆的光辉前景作对比……拜伦本人，不管出于崇拜还是嘲笑，称他为‘美国的荷马’”。[2682]巴洛还是一个成功的投机商，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创办了一个极为流行的沙龙，托马斯·潘恩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是那里的常客。潘恩被监禁时，巴洛确保了其《理性时代》手稿的成功出版。玛拿西·卡特勒像巴洛一样是牧师，也像本杰明·拉什一样不仅仅是位医生，还是律师、外交家和地理学家。他是又一个强烈提倡接种疫苗的人，也是第一个开始系统研究印第安坟冢的人。[2683]“正是从他的教区中，第一批勇敢的移民和他们的牧师一起，带着《圣经》和步枪，踏上了前往俄亥俄地区的征程，他们是去往新天地的新‘清教徒移民’。”[2684]
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在英国政坛，他曾是美国利益的维护者）在六十一岁时移民到美国。[2685]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大学都为他提供教席，他却选择去宾夕法尼亚边疆一座可以俯瞰萨斯奎哈纳河的农场。在对旧大陆的幻想破灭后，普利斯特里一度想要和他的朋友雪莱、骚塞和柯勒律治在美国成立一个乌托邦。虽然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但他确实完成了巨作《基督教会通史》，将耶稣和苏格拉底的学说做了对比（这部书被献给了杰斐逊）。[2686]
托马斯·潘恩有三项事业，分别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虽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或容易归类的人，但他的才能和激情（甚至是狂热）却受到了广泛认可。他所到之处，都会结交名人朋友，美国有富兰克林，英国有普利斯特里，法国有孔多塞。他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最爱制造麻烦，同时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一个可以将复杂问题变简单的天才。“他开口便吐出格言，就像莫扎特动笔就写出旋律一样。”[2687]或许是因为没有特别受过教育，他简化了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其简化形式获得了巨大反响。他认为，规范着“宇宙伟大机器和结构”的自然法则表明，权利是自然存在的。出于这个逻辑，他支持革命。令他欣慰的是，在他居住过的三个国家，他见证了两次革命。
与许多启蒙运动者不同的是，潘恩既不是学者，也不是美学家。他最感兴趣的是实际的进步。他迫切想提高贫困人口的物质条件，希望更公平地分配资源。[2688]他将《人权论》第二部的副标题命名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他是奴隶制度的早期批评家。他为禁止奴隶制度的《宾夕法尼亚法案》作序，极大地满足了自己的意愿。在他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常识》（1776，尽管“缺少深度”，却卖出了12万本）中，他极力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并将其用来资助社会福利。[2689]他也希望年轻人可以得到补助，使婚姻生活有好的开始。他提倡穷人的孩子免费上学，失业者可以得到财政和物质帮助。“托马斯·潘恩是个世界级人物，然而，是美国造就了他。他找到人生使命的地方，是美国；在受到英国和法国的排斥后，他最后回到的地方，是美国；他的希望聚焦的地方，也是美国。旧大陆无处不充斥着支持专制的古旧风俗和坏习惯……美国是政治世界唯一能够推行普遍改革原则的地方。”[2690]
这些人个个能力非凡，美国能够拥有他们，可以说非常幸运。后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将启蒙运动的思想精华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美国宪法的形式）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它确凿地证明自由、平等和繁荣是紧密联系和互为支持的。然而，在设立首批大学、医院和奖学金的同时，他们的首要任务，却是改变许多自命不凡的欧洲人所坚持的一些不好的和/或错误的想法。现在看来，早期美国生活的进步超出了预期。
托马斯·杰斐逊本身就是美国最有力且最热烈的支持者。[2691]比如，有人控诉新大陆的自然贫瘠脆弱，他用宾夕法尼亚的例子作为回答，“一个名副其实的伊甸园，溪流中鱼群涌动，草地上百鸟齐歌”。当“所有的欧洲人都为我们的玉米、烟草和稻谷而来时，新大陆的土壤怎么会是贫瘠的呢？每一个美国人吃得都比大部分欧洲贵族好”。当数据显示伦敦和巴黎的降雨量高于波士顿和费城时，美国的气候怎会令人衰弱呢？[2692]
1780年，一位年轻的法国外交家德·巴贝—马布瓦侯爵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汇集美国几个州长的意见，于是向他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询问各个州的组织及资源情况。杰斐逊给出了最详细、最有说服力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答复：《弗吉尼亚杂记》。书中某些内容现在看来不太真实，但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那时它所抨击的问题。杰斐逊对布封及欧洲的怀疑者给予了迎面回击。根据精算统计数据，他对比了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工作比例，结果对美国人有利。[2693]布封认为欧洲拥有新大陆无法与之匹敌的“威严的大象”、“强壮的河马”、狮子和老虎。杰斐逊说，“荒谬，”他搬出了巨爪地懒。“我们有种生物的爪子有8英寸长，狮子的爪子还不到1.5英寸，这说明什么？”即使在1776年，也发现了足够多的猛犸象骨化石，证明新大陆是它的诞生地，而猛犸象的尺寸是大象的“五六倍”有余。[2694]在人口层面，杰斐逊和他的伙伴也做了富有成效的对比。他们指出，欧洲农村地区出生人数大于死亡人数。虽然两者之间差值不大，但足够维持人口数量平衡。然而，城市的状况严峻得多，人口数量正在跌落。仅伦敦一处，死亡与出生人数就为5：4。18世纪前半叶，伦敦人口仅增加了2000人，而且要靠周围的乡村移民来补充。整个英国和法国，1/6的婴儿在出生第一年就夭折，一些地方情况更糟，例如，在布雷斯劳，42%的孩子活不过五岁。[2695]而在大西洋彼岸，自北至南，“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的人口都在剧增。18世纪早期，英国殖民地人口为25万。独立浪潮出现时，这个数量上升到150万。移民仅仅是部分原因。1790年（英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10年前）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将近400万，但从统计上看，美国人口与欧洲有很大差异。“尽管在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柏林，平均每对夫妻有4个孩子，但在美国却将近6.5个。在英国，每26个人中有一个新生儿；而在美国，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新生儿。”[2696]有关死亡的数字更为明显：欧洲人当时的平均寿命为三十二岁，而美国人是四十五岁。
仅靠杰斐逊一个人，美国就有力地回击了欧洲。在他的身躯之内有一种精神，他将帕拉迪奥风格引进弗吉尼亚，在蒙蒂切洛建造了盖瑞·威尔斯所称的美国最美建筑。杰斐逊欣然接受了亚当·斯密的新经济学，对粮食和作物进行实验（他认为，农业是“头等科学”），在为建造一个排除旧大陆陋习的新国家思虑的同时，他还抽时间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2697]至少在知识上，杰斐逊尝试着领导人们走出荒芜。他进行了卷心菜、洋蓟、各种坚果、无花果、水稻、桑树、栓皮栎和橄榄树的培育实验。“他彻夜不眠，观看伦巴底人制作奶酪的过程，以便将其引入美国……他试图驯化夜莺，但没有成功。”[2698]他进行天文观察，是最早发现在巴拿马地区开凿运河可能带来好处的人之一。[2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