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美国人这种坚定、务实的乐观主义在创造民族精神、性格和延续到今天的生活方式上带来的成功远多过失败。只有一个领域是美国人拿不准的：处理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布封和其他一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在3500英里之外的地方）称印第安人为堕落的民族。杰斐逊做出回应，试图反驳他：“你们会改变看法的。”[2700]他讲到了明戈人首领洛根的雄辩之才：这强调了印第安人的思想像他们的身体一样较好地适应着所处的环境，跟欧洲人没什么两样。[2701]但是，如果洛根和他的印第安伙伴具有杰斐逊所说的所有品质，如果这位印第安首领具有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身上的所有品质，也如杰斐逊所言，那么美国白人有什么权利如此大规模地屠杀他们，侵吞他们的土地呢？[2702]美国人的观点前后不一。早期西班牙人认为印第安人不完全是人类，无法对信仰做出反应；之后，启蒙思想家认为印第安人是原始人类；再后来，浪漫主义者认为他们是高贵的；最终，美国人找到了一种更为现实的观点，正如费尼莫尔·库柏（1789—1851）的作品所体现的那样。但到那时，破坏已经造成。
但是，正是在政治领域，早期美国人的伟大天才达到了极致。美国与旧大陆在这里的对比同样有助于说明美国人正在避开什么。欧洲的大部分政治实践反映出一套现在已不足为信的旧思想。
英国的状况并不好于其他国家，其政治统计数据令人感到羞耻。当时英国人口约900万，但仅20万人有投票权。[2703]这部分占总人口2.2%的少数人填满了政府机构、陆军、海军、教会、法庭及殖民管理部门的所有职位。在苏格兰之外，只有这部分人有权利上大学，在那里，所有人都会被授予圣职。其他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国家正处于专制主义时代，君主独揽大权，无须询问议院或议会。在君主专制的法国，军队职位只授予那些有四代贵族血统的人。在欧洲许多地区，政府职位实行世袭制，英国议会中70个席位是那些来自零选民选区的人归还的。“在匈牙利，贵族是唯一有权担任官职的人，他们占据了教会、军队和大学的所有职位，而且被免除大部分的税款。”[2704]在德意志，安斯巴赫伯爵在一次狩猎聚会中因一个人竟敢顶撞他而开枪将其击毙，拿骚—迪根伯爵同样处决了一个农民，仅仅为了表明他可以不怕后果。[2705]在威尼斯，约15万人口中仅1200名贵族有权出席市议会。[2706]低地国家（它们为新兴共和国提供了大量贷款）有自由的新闻出版和大学，文化水平较高，贫富差距没有那么严重。[2707]“即便如此，阿姆斯特丹仍然由36个人掌握政权，实行世袭制和终身制。”[2708]
这样看来（我大量借用了亨利·斯蒂尔·康马杰对早期美国的描述），不难理解富兰克林、杰斐逊及其同仁为何要寻求改变了。然而，美国同时拥有显而易见的天然优势。这里没有君主制，没有传统的教会及其必需的等级制度。这里也没有帝国政治，没有既定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威严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成为天然的受益者。
例如，美国的原始性确保了民主政治在大西洋西岸的建立，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确保了社区之间的相似性。城镇会议和地方法院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在所有刚成立的州出现，并在宾夕法尼亚、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佛蒙特和佐治亚以几乎相同的步调开始实行男性普选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宾夕法尼亚州出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查尔斯·汤姆森，马萨诸塞州出现了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瑟夫·霍利，纽约出现了亚历山大·麦克道格和亚伦·伯尔，弗吉尼亚州出现了帕特里克·亨利和爱德蒙·彭德尔顿。”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在旧大陆，这些人将会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此外，无论在首都城市还是在地方法院，富兰克林和彭德尔顿这样的人都不会脱离选民。[2709]
缺陷也同时存在。各州早期法律规定选举人必须具有宗教资格。宾夕法尼亚州由于在其他各方面都很自由，而且石油丰富，一开始不得不放开宗教限制，但后来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必须是新教徒，必须宣誓信奉《旧约》和《新约》的神圣感召。[2710]有时，职位看上去像家族式（如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和美国南部），但这绝不同于欧洲的世袭做法。
起草联邦宪法的制宪会议是早期美国最好一面的体现。这个“半神的集会”（出自杰斐逊的说法）历史上第一次规定所有官职（所有的）对每个人开放。甚至连对总统本身（欧洲君主在新大陆的对等物）也只有两个要求：必须出生于美国，必须满三十五岁（记住，欧洲人当时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二岁）。对总统没有宗教要求，这是又一个现代历史前所未有的举动。“美国证明了柏拉图的正确性：哲学家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王。”[2711]
这些事件的进展十分迅速，这种速度的重要性不亚于事件本身及其发展方向。欧洲国家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几个世纪）来发展不同的身份认同，而在美洲，一个有着成熟自我意识和独特身份的新国家的形成只用了辉煌的一代。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来说，“在美国，我们的公民身份就是我们的国家性格……我们的伟大头衔是‘美国人’”。
“美国的民族主义不仅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形成，而且也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不是由征服者或君主施加的。它不依靠一个既定的教会（所有人都在它的圣坛前礼拜），也不依靠一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它不从一个传统敌人身上汲取力量。它来自人民；它遵从人民的意愿。”[2712]我们也不应当忽略这样的事实：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他们的国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是对旧大陆糟粕的弃绝。由于不少人都是被迫逃离旧大陆而来，因此他们的新国家变得更加和谐，以更快的速度形成，结果也更令人满意。人们享有的自由在旧大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婚姻自由、信仰自由、择业自由、求学自由，最重要的是言论和思想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诞生是一次道德行动。[2713]
两个因素使这一切的发生更加容易。一个是印第安人的存在。这个W.H.奥登口中“棍棒下的民族”使外来者能够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也为美国人提供了自己的想象关注点。[2714]第二个因素是，宗教异见者和各教派第一次成为主体。美国存在传统教会，如公理会和圣公会，但大多数人由于遭受宗教偏见之苦，不愿再将这种罪恶继续下去。[2715]
最后，我们绝不能忽略革命本身及一系列有助于形成共同命运感和民族主义的准备过程。来自不同州的人们并肩战斗，没有雇佣兵的参与。在击败旧大陆强大军队、获得军事胜利的同时，革命还为美国人民带来了一连串传奇和英雄（华盛顿和福吉谷、内森·黑尔和约翰·保罗·琼斯），并产生了新国家的象征——国旗和白头海雕。[2716]（休·布罗根认为国旗是美国仅有的两件神圣物品之一，另一件是白宫。[2717]）
接近一个殖民地政府的机构可以追溯到1745年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18世纪60年代，印花税法案会议将九个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其中几位成为美国革命中的重要人物。这意味着第一次大陆会议召开时，许多美利坚领导人已经互相认识了。约克城战役之前仅用六个月就形成了联盟，这个因素起了关键作用。“如果在此之前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联盟，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约克城战役……令旧大陆无法想象的是，美国民族主义是美国人民自身的产物：它是自觉形成和自我产生的。边疆居民和农民、渔民和樵夫、店主和学徒、小镇律师（没有高级律师）、乡村牧师（没有主教）和乡下教师（没有大学教师）织出了民族主义的一丝一线。”[2718]1782年，美籍法裔人M.G.让·德·克雷夫科尔认为，美国创造了“人类的新种族”，并提出了“种族熔炉”的观点。[2719]
由于缺少君主、宫廷、传统教会及数个世纪的“传统”，新兴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将智慧的目光投向了法律。根据亨利·斯蒂尔·康马杰的观察，建国之初的四十年里，除华盛顿以外，每位总统、副总统、国务卿都是律师出身。[2720]
《独立宣言》是律师制定的。起草各州法律和美国宪法的，也主要是律师。这种状况影响了早期美国文学的形成。美国革命时期，没有任何诗人、戏剧家，甚至小说家可以与杰斐逊、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麦迪逊、托马斯·潘恩或詹姆斯·威尔逊的政治作品相比。新国家着眼于政治和法律。“他们废除教会法、行政法甚至法院法，限制普通法的范围，这些法律都散发着旧大陆特权和腐败的臭气。”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了司法至上和司法审查思想的产生和权力分立，也导致了法学院的产生，消除了出庭律师和诉状律师的区别。[2721]如果没有清教改革、约翰·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及对罗马共和国的了解，就不会有我们所知的美国，但托马斯·潘恩（约翰·菲尔林称他为“慵懒的幻想家”）的观察无疑是正确的：“美国的出现及其环境像是在一个新大陆的开端……我们立刻见证了一个政府的成立，就像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开始。”[2722]
“传统”带有炫目的光环，尤其在旧大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是死者用来管理活人的准则，并不适合美国。早期美国人希望他们的新大陆是开放和灵活的，因此不希望受到传统的束缚。这也是开国元勋为何允许修订和增补宪法的原因。[2723]事实上，这种灵活性一直在被保守地使用。
可以说，美国政法体系中最辉煌，同时也是最脆弱的部分是联邦制。从十三个州中成立一个真正的联邦，每个州都保留自身的独立和主权，这不是一件易事。新成立的美国是一个联盟还是国家？这个问题经历过多次检验，最著名的一次是在内战期间。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对其他联盟做了前所未有的彻底而全面的研究，包括意大利同盟、汉萨同盟和瑞士新教徒联盟、荷兰同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他总结道，所有这些联盟都有同样致命的弱点：它们的力量太弱，以致无法抵抗外国入侵或内部争端。对麦迪逊和他的伙伴来说，核心问题一直都是怎样创造一个足够强大的联邦政府来抵御外敌和遏制内乱；同时，联邦政府不能强大到威胁公民自由或地方政府繁荣的地步。[2724]
在联邦政府与地方各州的分权问题上，他们做得恰到好处。不太成功的地方是他们制定的使中央政府可以坚持要求不服从州遵守分权条款的手段。国父们制订出的解决方案意在将一切权力都置于美国人民的管理之下，这个方案在内战时期受到威胁，但在其他时候都非常奏效。人民作为国家主权所有者，恰当地分配了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它们之间的矛盾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法律解决。[2725]这里做了一个“精妙”的区分：“武力不是用来对抗州或国家，而只是用来对抗违反法律的个人。”[2726]州与联邦之间权力的平衡很可能是宪法中最辉煌的因素，因为它限制了政府权力（此时欧洲正处于专制主义极盛时期）。这就是“联邦统治”的概念。[2727]仅次于权力制衡的第二个辉煌成就是《人权法案》。当然，这在欧洲是有先例的，尤其在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89年不朽的《权利法案》。[2728]马萨诸塞受《大宪章》的启发，于1641年也制定了《自由体系》，但作为宪法补充的美国《人权法案》却是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2729]在英国，权利从来都不是“不可剥夺的”，国王或议会绝对可以剥夺它们。因此《大宪章》与美国《人权法案》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宪章》确保了法律的正当程序，禁止残酷和非常的惩罚、过度罚款和过高保释金；后来，未经议会允许，常备军也不可设立；对自由选举的干涉同样被禁止，议会掌控国库。美国宪法和《人权法案》确保的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和集会自由及许多其他自由。五个州禁止自供犯罪；六个州特别宣称公民的地位高于军队。北卡罗来纳州和马里兰州禁止垄断，认为这“可恶且有悖自由政府的精神”。特拉华州废除奴隶贩卖，许多州也紧随其后，新成立的佛蒙特州完全废除了奴隶制度。[2730]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坚持使用“追求幸福”这几个字，其中包含的感情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自由精神。[2731]
理查德·普林斯牧师从遥远的伦敦观察着这些事件的发生，他写道：“人类的最后一次进步将在美国发生。”他几乎是正确的。但事实上，是法国最直接从美国的天才身上获益。1789年8月的《人权宣言》大部分由拉法耶特、米拉波和让·约瑟夫·穆尼埃完成，“但其中的哲学思想却来自美国《人权法案》”。（杰斐逊在巴黎时，拉法耶特时常私下向他求教。“追求幸福”被拉法耶特用法语翻译成“la recherche du bien-être”。[2732]）很大程度上，法国《人权宣言》甚至比美国版本更深入。它废除奴隶制，取消长子继承权和限嗣继承，免除了神职人员的名誉优待和特权，并解放了犹太人。它使贫穷和年老者得到照顾，保证了公费教育。[2733]
首次对“人类的最后一次进步”做出总结，而且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最具思想性和最少党派性的总结的，是一个法国人。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于法国共和历13年热月11日，即1805年7月29日在巴黎出生，父亲是诺曼底的一位伯爵。他对监狱改革一直很感兴趣，做了一名地方法官，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由于父亲仍效忠于已被废黜的波旁王朝，权宜之下阿列克西和他的朋友兼同事古斯塔夫·德·博蒙一起去了美国。表面上，他们是为了学习新大陆的监狱制度，但他们广泛游历美国，回来后都写了有关美国的书。[2734]
他们在美国待了一年，游历了纽约、波士顿、布法罗、加拿大和费城。他们到达了边疆地区，沿密西西比河南下到新奥尔良，又穿过南部返回华盛顿。他们体验了美国不同的地方，接触了各异的美国人。在波士顿，他们住进了美国第一家大型豪华酒店——特雷蒙特酒店，它的每间屋子都设有私人客厅，服务员为客人擦亮皮靴，并送上拖鞋。[2735]“这里弥漫着奢侈和高雅，”托克维尔写道，“几乎所有的女人都会讲流利的法语，我们见到的所有男人都去过欧洲。”[2736]他说道，这与纽约人“令人讨厌的”傲慢大相径庭。在纽约，他们住在“时尚的”百老汇的一处公寓，见到了“某些粗鲁的行为”，如人们在谈话中吐痰。[2737]
一开始，在到达边疆之前，他们很失望地发现，美国树木稀少，个头矮小、四肢瘦弱的印第安人“因为我们的酒而兽性发作”。[2738]他们参观了哈德逊河岸的监狱——新新监狱，同约翰·昆西·亚当斯、山姆·休斯顿（德克萨斯州的创建者，他带着他的种马上船，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见面，并受到美国哲学学会的招待（博蒙觉得那里非常无聊）。[2739]途中，尽管物质条件不见改善（其中一艘他们乘坐的汽轮在俄亥俄河上触礁沉没），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崇拜却与日俱增，因此在返回法国的途中他决心写一本书，来论述使美国与众不同的最重要的特点：民主。这本书有两个版本，第一版在1835年问世，内容集中在政治上；第二版在1840年问世，增加了他对我们称为民主的社会学效应的思考和观察。在第二版中，托克维尔论述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主要问题——它会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平庸，从而损害人们的最终自由，因此比第一版暗淡些。
但几乎在其他所有方面，他都对民主精神和美国体系充满赞美。他发现，美国造就了一个社会，在这里阶级差别远远小于欧洲，即使普通的售货员也不会有法国下层阶级那样的“糟糕样貌”。“这是一个商业民族，”他的同事博蒙一度写道，“整个社会好像都融为一个中产阶级。”[2740]女性较高的地位、人们的努力、总体较高的道德水平、没有军事力量，这些给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地所有者（他们被视为最典型的美国人）坚定的个人主义更加打动了他们。[2741]“美国人不比其他民族更高尚，”托克维尔写道，“但比我所了解的任何一个民族都开明无数倍（我指的是大众）……”[2742]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美国体系的稳定性（虽然他也使人们注意到期望过高的危险），将其与法国——一定程度上，也与英国（他也曾到访过）——做了对比。[2743]他将此归因于普通美国人比欧洲人更多地参与政治社会、公民社会和宗教社会，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运行方式几乎与欧洲背道而驰：“就组织顺序看，地方社区先于县，县先于州，州先于联邦。”[2744]托克维尔高度赞赏地位高于政治家的美国法庭的作用以及新闻界的状况。美国新闻界虽然像法国的一样“激烈”，却无人加以干涉：从未有人想过要审查新闻说了什么。
他也看到了美国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种族问题无法解决。在旧大陆，奴隶制与征服有关；但在美国，它却与种族有关，所以他认为没有解决办法。他总结道，民主国家倾向于选举平庸的领袖，这样最终会阻碍进步，多数对少数太不宽容。他举例称，反破产法在美国没有通过，因为太多人认为自己可能会破产；对酒的立法也是如此，虽然饮酒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即便在那时也不证自明。[2745]
在纯思想领域，他认为民主国家在实践中将比在理论科学中产生更大的进步。华盛顿的建筑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这样宏伟的建筑出现在华盛顿，毕竟它“跟蓬图瓦兹市差不多大”。他期望诗歌可以在美国繁荣起来，因为“自然在这里生机勃发”。他发现，美国家庭比欧洲家庭更加亲密，思想更加独立，并由衷支持这里的婚姻潮流——不考虑经济或家族的因素，而是以爱和感情为基础。[2746]
尽管托克维尔对美国提出了警告，但他对美国的欣赏及对平等（法国大革命三位一体价值观之一）的痴迷闪耀在整部作品中，作品一经出版就受到欢迎，在法国获得价值1.2万法郎的蒙蒂雍奖，英国的J.S.密尔将托克维尔的作品描述为“献给现代民主的第一部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2747]此后，其他著作试图模仿托克维尔，但他的书已经成为一部经典。当然，这些著作虽然使人着迷，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不切实际。关于美国最确切无疑的评判是，大量移民从欧洲，而后从世界其他国家来到这里寻找自由和繁荣。他们现在仍然在用脚投票。
第五部 从维柯到弗洛伊德：平行的真理，现代的不协调
29 东方的文艺复兴
当葡萄牙人探索非洲西海岸，发现巴西和远东时，印刷术的发明正在改变欧洲的知识生活。虽然读写能力的提高在整体上反映出巨大的进步，但是也使葡萄牙人更难把他们的巨大地理发现作为秘密来保守。
无可置疑的是，葡萄牙人曾经齐心协力保守秘密。例如在若昂二世时期（1481—1495），葡萄牙王室通过宣誓和各种包括死刑在内的惩罚手段“阻止”人们泄露消息。1481年，议会请求国王禁止外国人，尤其是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在本国定居，因为“他们盗取王室关于非洲和各岛屿的秘密”。[2748]稍后，1504年，曼努埃尔一世再次宣布东南和东北方向的航海活动全部为国家机密，违者处死。“这样一来，所有有关到非洲、印度和巴西路线的航海图、地图和航海日志都被存放在王室图表室，由若热·德·瓦斯康塞洛斯保管。”[2749]一些历史学家发现，不止一种葡萄牙的发现记录为了保密而故意遗漏信息。唐纳德·拉克在关于葡萄牙的信息控制的研究中说，葡萄牙人几乎肯定实行了对非洲发现和贸易的新闻进行管制的政策：“在1500年到16世纪中期之间，在葡萄牙没有出版任何关于亚洲新发现的著作，很难用偶然来解释这一事实。”[2750]
这样的禁止无法持久。葡萄牙制图家同那些参加过航海的水手和商人一样，在海外出售服务和信息，向出价最高的卖家出售他们掌握的内部消息。有些人似乎为此感到内疚，因此经常略去军事细节。随着16世纪慢慢展开，大发现逐渐成为普遍的知识。葡萄牙国王的常规声明中会留下一些具有吸引力的线索，他们向欧洲各国王室和教皇传递官方公报。信息传播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在里斯本的大量意大利商人，他们中至少一些人是威尼斯的间谍。通往印度的航路尽管被列为国家机密，却正是以这种方式成为在葡萄牙的一些外国人早期记述的主题。那些对此怀有兴趣的人能够重建一个大致的（如果说是模糊的）图景。[2751]拉克说，葡萄牙的保密政策在大约五十年时间内大致是成功的，但到该世纪中期开始崩溃，因为很明显，葡萄牙无法在香料贸易上保持垄断地位。大约在1550年后，出现了游记文学热，也是在这个时候，耶稣会士开始出版他们著名的“信札”。多年间它们提供了对远东最完整的描述。[2752]
16世纪颁布的一系列教皇教谕使葡萄牙王室得以建立一种后来所称的保教权（同西班牙的保护权相似）。王室被授予为探索需要而动用某些教会收入以及向教皇建议非洲和东印度主教候选人的特权。[2753]这样，果阿成为耶稣会在东印度传教的总部。1542年，方济各·沙勿略到达果阿的四个月后，在给耶稣会总长的信中说，果阿已经“完全成为基督教之城”。[2754]（果阿原来的名字是“提库阿利”，意思是“三十个村庄”。）随着沙勿略的到来，耶稣会士成为保教权领地内公认的基督教传教士领导者。
早期的每一次探索都涉及传教士或神职人员，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撰写了自己的经历。但是直到耶稣会士积极参与海外传教之后，一个综合的通信体系才得以建立，信息的传播几乎成为常规工作。伊纳爵·罗耀拉明确指示其修会成员给身在罗马的他写信。重要事件以正式信函形式呈送，而不太重要的或私人的内容则放在一张称为“海越拉”的单独纸片上。所有此类信件一式三份，分三条路线呈送给罗马。[2755]“这些报告必须精心细致地准备，因为它们要被修会用作制定政策的启迪和指导，激发公众对海外事业的兴趣。”[2756]罗马成立了一个部门，负责与传教士通信、接收信函、编辑并翻译信函，然后在全欧洲发布。关于印度人民文化和思想的信息就是以这种方式第一次传播的。随着果阿成为行政中心，所有收集到的信息，无论来自哪里（中国或日本）都被称为“印度信札”。大约在此时，一所耶稣会学校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成立，它遂成为耶稣会士信函送往欧洲到达罗马的储藏地和中转站。[2757]有五种信函形式：前面提到的海越拉；专为激发国内同胞对东方的兴趣而写的劝告性信件；语调比较克制、供公众浏览的记述；个人描述；以及“附加文件”，它们其实是附录，例如关于某些部落的历史、关于某些事件或议题的记录，国内人士可能对此想了解更多。[2758]最后，当信函成为稳定的体系时，罗马和科英布拉的耶稣会士不再把它们翻译成不同的欧洲各语言，而是以《印度通信》形式以拉丁语出版。[2759]
耶稣会士的信件同一些世俗作家的写作不同，它们不涉及贸易。他们确实也提到军事行动，但是通常涉及的是远方民族的文化事件、思想和活动、制度以及习俗。例如，就马拉巴尔来说（马拉巴尔在印度的西海岸，在孟买以南），耶稣会士报告了一位统治者的死亡，描述了哀悼者如何聚集在田野火葬地，如何彻底清除体毛，“除了眼睫毛和眉毛”，清洁牙齿之后，十五天之内不再进食槟榔、肉或鱼。[2760]他们的记述同样展示了司法公正如何根据犯人的种姓而变化，神罚也很常见，有的被控告者被要求把右手两个手指伸进沸腾的油里。“如果他的手指烧伤，犯人就要经受酷刑，被强迫招出偷窃的物品。无论招供与否，他都会被处以死刑。如果他的手指没有烧伤，就会被释放，而控告者或被处以死刑，或罚款，或流放。”[2761]孟加拉人被描述成“狡猾、英俊的黑皮肤人，比其他任何种族的人都更机敏”。[2762]不过他们也被指责“过于谨慎和奸诈”。报告称，在印度其他地方称某人是孟加拉人对他是一种侮辱。他们的记述进一步报告说，孟加拉人的政府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三百年里被穆斯林控制这大体上是对的。正是从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那里，欧洲首次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莫卧儿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同阿富汗人之间的权势之争。[2763]
大多数耶稣会士认识到，理解印度的关键在于掌握本地语言以及研究本地文学。[2764]为了彻底清除印度教，他们没收了一些圣书，有时也翻译它们，译本被送往欧洲。其中包括《摩诃婆罗多》的十八卷。不过总体上，耶稣会士对印度教的了解是不系统的，他们把许多传说斥为“不经之谈”。[2765]印度教中的神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的名字传到欧洲，他们组成一个三相神，即一种三位一体形式，但是耶稣会士同样认为这些信仰属于“无药可救的迷信”。信札经常提到印度教宝塔，“都是用石头或大理石建造的大型房屋”，这些房屋“满是公牛、母牛、大象、猴子和人的雕像”。[2766]一些耶稣会士完全惊讶于这些建筑的规模，认为它们是由亚历山大大帝或罗马人建造的。耶稣会士发现印度人有三种祭司：婆罗门、瑜伽师和古鲁。他们观察并描写了第一种祭司如何从七岁起在肩上披戴绳线，每根线敬奉不一样的神，三根线如何结在一起，“这样他们宣称具有和我们宗教中一样的三位一体”。不过一般情况下，耶稣会士并不尊敬这些人，而且对印度的祭司能够结婚感到非常恐惧。[2767]耶稣会士对种姓制度和婚姻习俗感到非常着迷，有一位观察者指出，“有许多人同自己的表亲、姐妹和嫂子结婚”。这位观察者甚至援引印度人的习俗同教皇辩论，要求他允许欧洲的婚姻容许三到四代亲戚通婚。不过耶稣会士从未对印度本土的学术或高等文化产生过尊敬或同情。这也是为什么当东方的文艺复兴发生时能产生其应有的影响。
中国虽然离欧洲最远，但是在思想领域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某些相似之处。例如，在16世纪末期，中国出现了它自己的“文艺复兴”，在戏剧、小说和哲学领域出现突然的繁荣。许多知识分子属于某一政治或文学团体，“复社”。例如，在这个时候禅宗的影响开始增大，同样还有“良知”的概念，即“内心的道德知识”。这是柏拉图主义的某种中国形式，它坚持人心中存在没有被任何私欲污染、“必须在自我中寻求”的与生俱来的善。这一“心学”派非常有争议，因为它的倡导者攻击孔子，认为他阻碍了天生于人心中的思想。[2768]16、17世纪中国文艺复兴的另一方面是学校和图书馆的繁荣，这是中国对活字印刷术发明做出回应所致。[2769]
这一时期的其他创新包括朱载堉（1536—1611）的《律学精义》，他是世界上第一位规定等程音阶的人。[2770]李时珍（1518—1598）撰写了《本草纲目》，描述了一千种植物和一千种动物的医药功能。他还首次提到了一种接种天花的方式，同后来西方发展为免疫学的方法差不多。王夫之创立了一种原始的社会学形式，他把社会看作由自然力推动而演进，这在中国语境下尤其有影响力，因为他消灭了一些人聊以自慰的认为将回到一个黄金时代的希望，也就是回到汉代、复兴古老的传统。王夫之认为遥远的古代其实是“野蛮的”[2771]，认为回不到过去。这在中国是一种极其重要的（且不受欢迎的）思想，因为它被认为“反儒家”。
中国的明朝在拥有某种复兴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异端裁判所。它源自1646年以来恢复的科举考试。[2772]它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涌现了同这些考试相关的私人书院。由于朝廷对考试科目严加控制，他们得以钳制人民的大部分思想、封堵对朝廷的批评。18世纪早期，这样的钳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更直接的控制手段，就像西方的异端裁判所一样。它包括一个禁书书目，禁书一度达到10231种，2300种被销毁。同时，对持有异见的作者进行相应的惩罚：苦役、流放、没收财产，甚至死刑。[2773]
同英国和法国一样，中国在18时纪早期也发展出对百科全书的兴趣。有一本用活字铜版印刷的书不少于10000章。1716年，著名的《康熙字典》问世，直到20世纪它一直是西方汉学家的基本工具。谢和耐说，18世纪中国总共有五十多种“大型出版物”经典，它们规范了中国的学术并成为与西方启蒙运动平行的鲜活的存在。思想传播当然不总是单向的，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天文、绘图和数学方面。1702年，康熙向耶稣会神父安多建议用里作为地球子午线的一个函数。这一创新是在欧洲把英里作为子午线函数之后、把公里作为函数之前。[2774]
随着18世纪的推进，中国成为令欧洲人极度迷恋的对象，有时这种迷恋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很快，每个人都在宣称孔子的智慧，或赞扬中国式教育或他们认为具有中国式风格的绘画的优点，或在中国式园林中建造中国式宝塔……”[2775]1670年，耶稣会士阿塔纳修斯·基歇尔报道说，中国“由博士管理，按照柏拉图的方式”，另一位耶稣会士勒孔德神父在他的《中国现势新志》中认为，中国践行基督教美德已经有两千多年。[2776]尽管用心良苦，他受到巴黎大学经院哲学家的诅咒：他使基督教变得“多余”。莱布尼茨认为在伦理和政治的大部分事务中，中国都领先欧洲。他甚至建议把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来教授。伏尔泰也同意。
中国形式的美席卷了欧洲，“风靡所有的王室”。在无忧宫有一个中国亭，在德累斯顿有一座瓷器宫，在魏玛有一个中国公园，而在瑞典的王家避暑苑王后岛建造了一个名为“广州”的中国村。在卡塞尔城外还有一个中国村，在邱园和宁芬堡也建造了宝塔。坎伯兰公爵在泰晤士河保留了一艘中国游船，它上面雕刻着一条龙。华托和布雪用中国风格绘画。每个人都用中国的瓷器杯子喝茶。[2777]
当然，对欧洲游客来说，伊斯兰世界比远东文明更为熟悉。关于伊斯兰的第一件事是，这种信仰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8世纪，穆斯林信仰从大西洋传播到南中国海，从乌拉尔河几乎延伸到赞比西河口。它成为面积至少三倍于基督教地区的整个地域的主要信仰。
在波斯，伊斯法罕成为继巴格达和托莱多之后的又一座富庶之城，成为伊斯兰艺术、文学和哲学复兴的中心。当时，波斯语而不是阿拉伯语，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言。伊斯法罕是萨非帝国的首都，那里涌现了一批以比扎德为代表的细密画画家、织毯工以及一批具有高度个人风格的回忆录作家。伊斯法罕的成就还吸引了许多学者，尤其是哲学家，尽管哲学在正统宗教的眼里仍然是一项可疑的事业。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异教”价值观重新产生了兴趣。其中一位哲学家，米尔·达马德（卒于1631年）认为，世界完全由光组成。苏哈拉瓦迪，一位柏拉图主义者，相信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意象王国”。这一“波斯化繁荣”还产生了三位伟大的立法者、新的文学传记形式、绘画和书法鉴赏思想，以及新的翻译流派。[2778]这一繁荣就其作为一次“抒情”运动而不是“实证主义”运动而言，被比作意大利的文艺复兴。[2779]
16、17世纪伊斯兰的这种“抒情的”，或说“柏拉图式”的一面，部分是因为阿布·法兹勒对苏非主义的改革。称苏非主义为“柏拉图式”或“新柏拉图式”，严格来说并不正确。同样，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称它为“神秘主义”也不正确。不管怎样，这正是多数人看待苏非教派的方式，即把它当作一种非常私密的伊斯兰形式，是寻找通往真主道路的禁欲主义，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据说，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中就有模糊的概念（就像中国人说的“心学”）。苏非教徒穿着粗羊毛外套（苏非的意思是“羊毛”），有时组成“托勒盖”（苏非教团），各教团有自己独特的通往真主的道路。有时它包括对圣徒的敬拜，即敬拜那些修行接近真主并且已经进入天堂的苏非教徒。苏非教义除了与柏拉图主义有相似之外，还与佛教有重合之处。
阿布·法兹勒（1551—1602）的活动中心并不在伊斯法罕，而是在印度阿克巴大帝的宫廷，他的书名为《阿克巴传》。[2780]根据阿布·法兹勒的阐释，苏非教派的基本思想就其同文明的组织关系而言，鼓励男女之间的“温和”关系，在所有的事情上达成妥协。这大大不同于许多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的现在）。到18世纪晚期，当大批穆斯林呼吁改革信仰时，无疑已经渗入苏非教派的腐败（这再次使我们想起在中古时期渗透中国佛教的腐败行为）使这种呼声引发了激烈的反应。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卒于1791年）对苏非教派尤其不满，于它对圣徒的敬拜尤甚，因为他感到这种敬拜是偶像崇拜，是对穆罕默德的背弃。依据正统法律，这是死罪，于是瓦哈比和他的追随者，其中包括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地方统治者，千方百计建立了一个以他们不妥协原则为基础的国家。然后，让穆斯林世界大为恐惧的是，他们开始毁灭许多圣地遗址，不仅是苏非教派的，也包括主流伊斯兰教本身的，因为后者也被偶像崇拜所沾染。最令人发指的是，瓦哈比教徒屠杀了来朝拜这些圣地的许多朝拜者。
最后，主流伊斯兰教非常困难地把他们镇压下去。但是瓦哈比派从来没有彻底消失。在短时间内，对他们的镇压引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他们是被一种新式奥斯曼军队镇压的，使用西方发展起来的装备和战术的军队。这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思想上的重大变化。[2781]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伊斯兰与西方以及西方思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曲折的。
尽管穆斯林军队在1492年从西班牙撤退、1683年在维也纳差点胜利，但是穆斯林世界在很长时期内保持小心谨慎，甚至可以说对西欧思想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兴趣。[2782]著名的伊斯兰研究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写道：“几个世纪之前把许多希腊、波斯和叙利亚著作带入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读者视野的伟大的翻译活动已经终结，欧洲的新兴科学文献对他们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直至18世纪晚期，只有一本医学著作被翻译成一种中东语言，那是一部关于梅毒的16世纪论文，1655年译成土耳其语，上呈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刘易斯说，这部译本不是偶然。梅毒被公认为源自美洲，它经过欧洲传入伊斯兰世界（至今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其他语言中被称为“法兰克人的疾病”）。即使在伊斯兰世界出现了重大思想突破时，这些突破也并非总能得到认可。例如，威廉·哈维在1628年出版了《论心脏和血液的运动》，13世纪一位叙利亚医生伊本·纳菲斯在其著作中对此已经有所论述。他的论文对盖伦和阿维森纳的智慧进行了大胆质疑，提出了循环理论。尽管如此，他的书却不为人所知，对医学实践也没有什么影响。神圣罗马帝国驻土耳其大使奥吉尔·基斯林·德·布斯贝克在1560年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没有哪个民族比他们更乐意接受其他民族有用的创造发明。例如，他们从我们这里偷学了大大小小的铸炮技术以及许多其他的科学发现以为己用。但是，他们却从未印刷过书籍，从未铸造公共时钟。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引以为神圣的经书被印刷，就不再成为经书；如果铸造公共时钟，他们的宣礼员就失去了权威，他们古老的仪式就会败坏。”[2783]
这不太可能是真的，至少描述的图景并不全面。诚然，有些报道称奥斯曼人自认在道德上比欧洲人优越，对异教徒表现出一种极度的“骄矜”“盲目自大”，认定从西方学不到什么。[2784]但是，比较近期的研究表明，自16世纪以来，土耳其人的确跟进过西方的发展，尤其是军事、采矿、地理和医学领域。伊斯坦布尔早在1573年就有了自己的天文台，那里的首席天文学家塔齐·丁有十五个助手，不过七年后天文台被毁。塔齐·丁发明了一种测量经度和纬度的新方法，他的方法比以往的任何方法都更精确，他还发明了一些新的天文观测仪器。[2785]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在1721年、1748年分别参观了巴黎和维也纳的天文观测台，意大利和法国的天文学著作也分别在1768年和1772年被译为土耳其语。[2786]
土耳其科学史教授艾克麦勒丁·伊赫桑诺格鲁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学校从14世纪的40所增长到15世纪的97所，到16世纪增长到189所。再后来，数字增长到665所。[2787]尤其是，奥斯曼人撰写了大量的地理书。土耳其最著名的目录学家和翻译家卡迪布·切莱比（1609—1657）为读者呈现了对欧洲科学和艺术机构所做的一次大范围调查，首次（通过暗示）指出奥斯曼人在科学上落后于欧洲。[2788]切莱比的书《书目词典》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学院做了一个批判性的调查，他还翻译了地理学家墨卡托的著作。
集体翻译欧洲作品的工作始于1720年，是遵照大维齐尔内夫谢希尔利达马特·易卜拉欣帕夏的命令进行的，当时是在苏丹艾哈迈德三世的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史称“郁金香时代”。[2789]翻译活动因往欧洲派遣大使而得到强化（有一个使团被派往彼得堡，有的被派往巴黎和维也纳）。法蒂玛·穆热·戈切克在关于1720至1721年派往巴黎的大使的记述中表明，土耳其带去了军事礼物，而法国则回赠了技术物品。[2790]戈切克说，在那时土耳其的医学学校正处于衰落时期，奥斯曼帝国面临无法控制未经训练的从医人员的问题。[2791]法国人被告知，虽然当时的伊斯坦布尔拥有24座公共图书馆，但是“充满‘谎言’（历史、诗歌、天文、哲学）的书籍”是不能被作为礼物馈赠给这些图书馆的。
因此，根据较新的研究，土耳其对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征服尽管迫使许多希腊/拜占庭学者逃亡西方，有的携带手稿，有的没有，但是依然启动了伊斯兰学术的一次复兴，使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艺复兴思想产生了兴趣。因为某种原因，这种兴趣在17世纪衰退，只有到了18世纪早期才又复苏。
无论如何，在整个18世纪，奥斯曼帝国同欧洲之间的隔绝在逐渐减小，欧洲出现了新的一类人去游览穆斯林国家。他们包括我们现在所称的专家，即为伊斯兰一方提供专门服务的个人。更东边的穆斯林国家也是如此，例如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就雇用了意大利医生马努奇。这一切最终引发了一种态度变化，这对许多穆斯林来说是令人震惊的：竟然可以向之前受鄙夷的异教徒学习。[2792]从东方到西方的旅行更多。在之前几个世纪里，只有俘虏和少数外交使臣才从东向西旅行。毕竟，在西方没有什么圣地可供穆斯林去朝觐，至少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可以激发商人对奢侈品的兴趣。（艾弗里雅·切莱比是个例外，他于17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旅行，留下了生动的记述。）18世纪发生了变化。正如古尔非山·可汗最近指出的，有许多印度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到欧洲旅行。[2793]现在，不仅被派往欧洲的使臣数量在增加，他们负有观察情况的使命，而且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也有所缓和。1734年，土耳其军队建立了一所由法国人赞助的数学学校，1729年在匈牙利人指导下创立了一所印刷机构。但进步仍然是零星的。伯纳德·刘易斯描述了制于1513年的哥伦布地图（已经丢失）的一个土耳其版本，它被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皇宫。它在那里无人问津，无人知晓，直到1929年一位德国学者发现了它。[2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