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幸的评语。浪漫主义的真正目标、根本目标是由济慈确定的，他说自己创作诗歌是为了减轻“神秘力量的负荷”。从一个方面看，浪漫主义总是对宗教信仰衰落的一种回应，这种衰落在18世纪和整个19世纪非常明显。而当科学家试图，或说希望，解释这一神秘力量时，浪漫主义者却对它产生兴趣，最大可能地运用它，并且其运用方式是许多科学家无法，也不愿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诗歌和音乐成为主要的浪漫主义回应，因为它们更容易减轻负荷。
这种二分法，即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在科学的世界观与诗学世界观之间的不相容或不一致，不能再继续。浪漫主义者的世界是阴影与神秘的内心世界，是激情与内在的世界，它可能创造出一种补偿性的美，甚至可能创造出智慧。但是在唯实际事务的新技术、新科学突破的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当外部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张、被征服和被控制的时候，需要一种新的妥协，或至少需要尝试一种新的妥协。这一妥协产生了作为本书结尾的两大发展。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在音乐、诗歌和绘画领域，它产生了我们所知道的“现代主义”运动。而另一方面，它产生了可能是现代最为特别的现象。这就是使无意识成为一种科学的努力。
31 历史、史前史和深度时间的兴起
1798年5月，思想史上最卓越的一次探险活动从法国的土伦出发。不少于一百六十七位化学家、工程师、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建筑师、画家、诗人、音乐家和医生被召集起来，他们被当时集结在法国南部这个港口的三万八千军人称为“学者”。同军队一样，这些学者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他们年轻的指挥官拿破仑·波拿巴对目的地保守秘密。这些学者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五岁，最年轻的十四岁，不过其中也不乏著名人物，他们包括：花卉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地质学家格拉代·德·多洛米厄（多洛米特山就是以他命名的），还有卓越的化学家和博物学家尼古拉·孔特。[2995]
事实证明，他们要前往埃及。被维克多·雨果欢呼为“西方的穆罕默德”的拿破仑乘坐一艘名为“东方”号的舰船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这次远征是殖民主义和文化/思想冒险活动的结合。波拿巴公开宣称的目标不仅仅是征服，而且是为了综合法老的智慧和伊斯兰的信仰，为此，军队在埃及的一切行为“都通过准确的《古兰经》阿拉伯语进行解释，得到合理化”。同军队一起，学者可以随时对中东世界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在许多方面都令人震惊。条件非常艰苦，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孔特发明了一种新型泵和一种不用石墨的新型铅笔。外科医生拉雷让自己成为一位人类学家，对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贝都因人组成的混杂人口的关系做记录。每隔十天左右，他们就出版一种定期刊物，部分是为了供军队消遣娱乐，部分也是为了记录他们自己的活动和发现。拿破仑自己组织辩论，作为提供给学者的一种高级娱乐形式，发表关于政府、宗教和伦理问题的观点。[2996]最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学者收集资料，成为后来二十三卷本《埃及志》的材料，该书每一页有一平方米大小（记住，米是当时的新测量单位），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连续出版。《埃及志》探索了许多事物。它的开篇是由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傅立叶撰写的一百多页的导论。傅立叶是拿破仑秘密建立的埃及研究院的秘书。傅立叶表明，法国把埃及视为“一个伟大的记忆中心”，它是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聚焦点（正如之前的亚历山大港一样），因此，它“对艺术、科学和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将来它的发展不可限量。《埃及志》接下来简要描述了埃及自然存在的新的动植物群落和新的化学物质，还有新的地质特征。但是最能激发学者想象力、让他们变成世界上第一批埃及学家并且回国后尤其受欢迎的，是考古发现，其规模之大、种类之丰富，使所有接触到的人都为之疯狂。当一队士兵在罗塞塔建造防御工事而清理一块土地，发现一大块花岗岩时，人们的疯狂尤其加剧。这块石碑刻有三个文本，一个用象形文字，一个用通俗的埃及草体，一个用希腊语。它表明，象形文字有可能很快得到破解。（见前面第29章。[2997]）
可以说，西方的考古学开始于这次远征，为此，我们要感谢拿破仑。事实上，在思想领域，我们要感谢拿破仑的还有很多。从埃及回国后，拿破仑接着发动了对德意志的战役，间接来说，这场战役的好处也不少。到19世纪初期，经历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大约两千个自治德语国家已经减少到大约三百个。按其他国家的标准，这仍旧是个大数目，但是在1813年，德意志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最终成功地击败了拿破仑，与此同时，他们学会了秩序和尊重规则等美德，这在将来会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的益处。[2998]这是朝着1871年德意志统一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在18世纪，四分五裂的德语国家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其他国家——荷兰、比利时、英国和法国，不仅体现在政治自由、贸易、科学进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工业创新方面。这一点在拿破仑的迅速攻势下变得尤其明显。19世纪将目睹德意志的兴起，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当拿破仑在整个欧洲势如破竹时，即大约19世纪20年代，德意志的大学还名不见经传。18世纪初，只有哥廷根大学堪称在学术方面有所成就。然而，拿破仑的征服使许多德意志人感到屈辱，在他的刺激之下，亲法的普鲁士大臣威廉·冯·洪堡（1767—1835）着力推动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它们对德意志的知识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洪堡在拿破仑崛起之前就在巴黎待过。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洪堡构想出了现代大学的理念，它不仅仅是培训教士、医生和律师的学院，那是传统的套路，它更是使研究成为基本活动的地方。与此同时，洪堡还引入了德意志的中学教师如果要教书必须拥有学位的做法。这比以前更直接地把大学同中学联系起来，帮助在整个德语社会传播了建立在原创性研究基础上的学术理想。建立在原创性研究基础上的高等学位“哲学博士”被引入。德意志的思想界发生转型，不久其影响传播到整个欧洲和北美洲。[2999]
这开启了德意志思想影响的黄金时代，这一影响直到希特勒1933年之后的疯狂破坏才终止。德意志的思想发展首先表现在柏林大学（后来改称洪堡大学）。在其诸多的著名思想家中，有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历史学家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和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萨维尼。不仅仅是名字而已。新的学科被发明，它们超越了传统的法律、医学和神学的学科分类。例如，哲学、历史学、化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细分都在那时开始形成、发展和壮大。[3000]随着崭新的文献（史学家的历史材料、化学家的化学知识）的发展，学科分类思想本身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正如罗杰·史密斯指出的，这是专门文献和普通阅读首次出现区分的时期。也正如史密斯所说，这些新学科还没有包括社会学或心理学，后者的形成是以一种更加实际的方式，是在大学之外，在监狱、精神病院或济贫院的观察的结果。[3001]
历史学的兴起部分归功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他提出，当宇宙逐渐展现自身时，“神圣意志”随着时间而逐渐展现，因此，历史其实就是这一神圣意志的描述。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历史将取代神学，成为理解最终真理的方式。因为黑格尔，人类不再是被动的生物，不再是历史的观察者，而从各个方面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或说同神圣意志一起的共同创造者。黑格尔关于历史如何前进的著名理论——正题、反题、合题，以及他认为在特定的关键时刻，“世界历史人物”（例如拿破仑）将会出现并提炼和人格化一个时代的中心论题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是关于过去以及过去如何走向现在的最令人满意的思想。[3002]
但历史学并不仅仅只有黑格尔。我们已经看到了帮助历史研究在德意志复兴的学科——语文学，即语言的比较科学的兴起。甚至到19世纪，古典语言仍旧占有相当的位置，虽然语言研究已经因为威廉·琼斯爵士关于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之间联系的观察而发生了转变（论述见第29章）。琼斯的洞见产生了应有的影响，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熟悉古典著作，尤其是博士论文（即使在“硬”科学领域）必须用拉丁文撰写。中学也强调希腊语和拉丁语，因为古典作家在逻辑、修辞和道德哲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威廉·琼斯的创举，以及随后古代印度经文的发现和翻译，不仅改变了语文学，而且改变了对所有文本的研究。这一方面最重大的努力首先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哥廷根，在那里，《圣经》文本得到了极其细致的分析。这种做法最终对神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表明，在19世纪早期，语文学成为新兴大学的主要学科，至少就人文学科而言是如此。[3003]
洪堡自己对语文学尤其感兴趣。他同巴黎的孔狄亚克建立了友谊，这位法国人帮助推翻了这样一种标准观念，即语言源自上帝赐予的单一语言，它是其他所有语言的来源。洪堡同孔狄亚克一样都认为，语言是发展的，它们反映出不同部落和民族的不同经历。[3004]洪堡的结论是，语言是一种“精神活动”，因此它反映了人类的进化历程。[3005]语文学和历史学就是这样成为大学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分，它在整个19世纪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同东方的文艺复兴一起，语文学使印度成为一时的显学。对语言变化的分析似乎表明，有四批人曾经先后从他们最初的家园，经由中东迁徙到欧洲。虽然现在这一观点已经不再为人接受，它在当时却很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论辩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819年首次使用了“雅利安人”这个词来描述最初的印欧民族。这一概念被后来的理论家严重曲解。[3006]
在经过洪堡改革的德意志大学体系中，迄今为止最富有争议而又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语文学研究是对《圣经》及相关文献的文本批评。[3007]由于东方文艺复兴和拿破仑在埃及和中东其他地方的远征，世界在展开，越来越多的早期手稿被发现（例如在亚历山大港和叙利亚），这些手稿内容各异，它们不仅告诉学者早期思想是如何变化的，而且在完善确定成书年代的技术上也非常有帮助。由语文学家转变而成的历史学家，例如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是审查和确定原始文献成书年代的先驱人物。
学术研究的注意力还开始转向《新约》。释经学，即对《圣经》文本意义的解释，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就像我们在第25章看到的。然而，新的德意志语文学家具有更大的雄心：由于掌握了新的技术，他们的第一个成就是精确计算《福音书》的成书年代，其后果是阐明不同记述中的矛盾之处，使它们的整体可信度受到质疑。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有意为之。起初，F.D.E.施莱尔马赫（1768—1834）等学者仅仅是希望为《圣经》叙事提炼出一个合理的故事，一个能够被任何有理性的人接受的故事。然而，在此过程中，对文本本身的怀疑如此之多，以致耶稣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本身开始被削弱，而这具有推翻整个基督教意义的危险。[3008]最具有争议性的轰动性德语作品是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于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施特劳斯深受德意志浪漫主义影响，他创作了一部浪漫主义悲剧，将其搬上舞台，他对磁疗和催眠疗法非常感兴趣。他以这种方式获得了对上帝在自然界无处不在但不会干预历史进程的理解。[3009]施特劳斯运用历史来反对宗教。他提出，宗教的细节远远不能为19世纪的基督教提供充分的证明。他的发现（认为耶稣不是一个神圣人物，神迹从未发生，我们所知的教会同耶稣没有什么关系）具有如此的破坏力，以致施特劳斯1839年到苏黎世大学任职教授时引发了当地的风波，当局如此担忧，致使他还未就任就不得不“退休”。然而，他得出的结论却不会轻易退出。在英国，玛丽安·埃文斯（她更为著名的名字是乔治·艾略特）“虽然在把施特劳斯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对其中窒息灵魂的艰苦工作几乎濒临绝望，但是她仍然认为这是她对人类的责任”。[3010]我们将在第35章看到，施特劳斯的工作不过是19世纪与宗教决斗以及有些人开始宣称的“上帝死亡”的一个侧面。
“当巴黎人看见我三四次之后，”从意大利凯旋的二十八岁的拿破仑·波拿巴说，“没有一个人会转过头再看我一眼。他们想看的是事迹。”[3011]他的下一个行动是埃及，我们已经论述了，他带上一百六十七位学者，他们把一个令人着迷的早期文明的成就带回欧洲。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很快又出现了其他发现，使19世纪早期成为另一新兴历史学科——考古学诞生的时代，也是英雄的时代（至少在西方是如此）。
“考古学”这个词的第一次使用是在19世纪60年代，它扩大、深化了语文学的研究，走出了文本；它证明，人类的历史远为古老，在书写发明之前有史前时代。1802年，教师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1775—1853）向哥廷根科学院提交了三篇论文，说已经破解了波斯波利斯楔形文字，方法是通过重新组合楔形图画组（“就像软沙地里的‘鸟形’爪印”），在各组字母之间加入空格，并把它们的形式同（地理上）相近的梵文联系起来。他推测，有些文字是国王的名字，而有些国王的名字是我们已经知道的。[3012]楔形文字的其他类型，包括巴比伦文字，后来也被破解。19世纪20年代，正如我们在第29章看到的，商博良破解了埃及的象形文字。1847年，奥斯丁·莱亚德爵士挖掘出现位于伊拉克的尼尼微和尼姆鲁德遗址。他在那里发现了亚述王阿苏尔纳斯帕二世（前885—前859）和西拿基立王（前704—前681）宏伟的宫殿遗址。城门前比真实体格大得多的半牛半狮状守护神在欧洲引起轰动，使考古学风行一时。这些考古发掘最终导致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楔形泥板文字的发现，它之所以著名主要有两个原因：它比《荷马史诗》或《圣经》都要古老许多；还有就是因为故事中的几个情节，例如大洪水，让人想起《旧约》。
这些发现中的每一个都把人类的历史往前推，并且让人开始对《圣经》产生了新的理解。但是，除了《吉尔伽美什》，对历史起源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新证据：它没有同《圣经》年谱发生根本冲突。所有的改变是在1856年出现的，当时工人在尼安德山谷的一侧开始清理一个小洞穴，杜塞尔河经这个山谷流进莱茵河。在那里，在一米多深的黏土下，他们发现了一个头骨和其他骨头。发现骨头的工人们把这些交给当地的一个朋友，他们认为他受过教育，应该能够认出是什么，后者又交给了赫尔曼·夏夫豪森，波恩大学的一位解剖学教授。夏夫豪森辨认出这些骨头包括头骨顶部的残骸、两块腿骨、左臂的部分骨头、部分骨盆，以及其他小骨片。他随后就这些发现撰写了论文，在其中，他请读者注意骨头的厚度、肌肉留下的疤痕的大小、眼睛上方突出的眼眶，以及低陷窄小的前额。重要的是，夏夫豪森推断出，这些骨头并没有因为它们保留的地方，也没有因为一些病理过程而变形。他写道：“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类曾经和在洪积层发现的动物一起存在过；在所有有史记载的时期之前，许多野蛮人种可能连同古老世界的动物一起消失了，而那些组织结构得到改善的人种延续了人这一个类属。”他得出结论，他手中的标本“很可能属于日耳曼人之前居住在北欧的野蛮原住民”。[3013]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尼安德特人的含义，但是它不管怎样都是一个突破。它虽然没有立刻改变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因为它太具有争议性，但是它构成了19世纪后期思想“背景辐射”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佩尔特以及本书“前言”中提到的其他人的远见和发现开始确立下来。关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史前史的大纲之一是由约翰·拉巴克在《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1870）中勾勒出来的：“从最早的粗糙石器到青铜和铁器的考古证据揭示出技术能力的稳步发展。在缺乏人类生物学进化的化石证据的情况下，进化论者抓住文化进步的证据，作为其理论的至少是间接的支撑。19世纪晚期出现的史前考古的巨大发展允许人们建立一个文化发展系列阶段，这些系列阶段被认为随着人类的发展而递相发展。人们几乎没有考虑到，在同一阶段，不同的文化可能同时存在。”[3014]
到此时，“科学”这个词已经开始获得其现代含义。（“科学家”这个词是由威廉·惠威尔在1833年造出来的。）到18世纪末之前，使用更多的是“自然哲学”或“博物学”。这是因为“自然哲学”听起来更温和、更人性化，还因为它是一个混成词：在许多地方“博物学”协会举办诸如文学、人文学科和哲学等讲座。逐渐地，随着各种学科出现，首先在德意志，后来在其他地方，由于学科专业化的普及，人们开始更喜欢用“科学”来指称这些新活动。
我们现在可能难以理解，但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语文学家在攻击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时，科学界人士大多没有加入。大部分生物学家、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在宗教信仰上都非常虔诚。林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林奈是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和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他还为进化论构筑了部分背景，但他同伏尔泰非常不同。最早同“存在之链”理论决裂的是约翰·雷，一个博物学家，他认识到全部物种（几千个物种都是在新大陆和非洲发现的）不能在一条有意义的等级链中排序，他认为生命形式在很多方面各个不同。林奈因此想，对世界的有机物进行重新分类可能会帮助他理解上帝的神圣计划。他并没有宣称自己了解上帝的想法，他坦白承认自己的分类体系是人为的分类法。但是他认为这个体系有可能接近上帝的设计。后来证明尤其关键的是，在他自己的植物学领域，他借用了R.J.卡梅拉留斯对植物性别的发现（1694），这意味着林奈把植物的生殖器官作为其分类体系赖以建立的主要特征。[3015]（当时，对有性繁殖有多种解释，或是由于自然发生，或是由于微生物，或是源自雄性和雌性的精子混合在子宫中，这些微生物或精液被认为具有“记忆”，知道它们将孕育成什么形状。）林奈在《植物种志》（1753）、《植物属志》（1754）和《自然系统》中提出的双名法让人们注意到种、属、科等之间的系统相似性。从这里明显可以看出，上帝的计划不是线性的，这导致布封在攻击林奈时发展出自己的“变性”理论，例如，他知道的200个哺乳类物种都来自38个“原始”种类。这是一种早期进化论思想。[3016]
但是另一个学科正在发展中，它将把历史，尤其是史前史推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位置，并将进一步为达尔文做好理论准备。这就是地质学。地质学从根本上不同于其他所有的科学，也不同于哲学。正如查尔斯·吉利斯皮所说，地质学是第一门关注自然历史而不是自然秩序的科学。
17世纪，笛卡尔首次把新兴的天文学和新兴的物理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关于宇宙的连贯观点，在这个宇宙中，就连太阳，更不用说地球，也不过是一颗星星而已。他猜想地球的形成可能源自一个冷却的灰尘球，被太阳的“漩涡”吸住。（为了避免教会的攻击，他只说这些“有可能”发生。）贝尔纳·德·丰特内尔在《多元世界》（1688）中曾经强调人类在世界新秩序中的渺小，甚至想知道其他星球是否可以居住。[3017]物理学的运作法则在整个宇宙都一样，这种观念是中世纪不可能发生的重大思想变化。关于天堂和人世的基本思想，至少在西方，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这两个王国被认为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一个不可能产生另一个。[3018]虽然最终笛卡尔的物理学被牛顿的物理学取代，“漩涡”被重力取代，但是那并没有怎么改变早期的地质学理论。1691年，托马斯·伯内特出版了他的《地球的神圣理论》，在书中他提出，各种不同的物质一起构造了地球，厚重的岩石居于中心，其次是不太重的水，然后是一层轻外壳，也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这样来解释大洪水就容易多了：在薄薄的地壳下面就是浩瀚的水体。几年后，1696年，牛顿在剑桥大学的继任者威廉·惠斯顿提出，地球有可能形成自一颗彗星留下的尘埃云团，它们一起构成一块固体，又因为第二颗经过的彗星带来的洪水而被淹没。[3019]日本人认为地球曾经被巨大海洋覆盖，然后海水才渐渐退去。G.W.莱布尼茨补充说，地球曾经比现在要热得多，地震在过去比现在猛烈得多。（即使在那时人们也清楚，现时的地震对地球表面的影响是极小的。）
18世纪，康德在他的“星云假说”中提出，整个太阳系是由一团冷凝的气体云团形成的，这一理论被威廉·赫歇尔的观察所证实，他那经过巨大改良的望远镜表明，或说似乎表明，夜空中的一些星云“或薄雾状云块”是气体或尘埃云团“正在明显地凝结成一颗星”。[3020]布封发展了这一观点，但是就像他之前的笛卡尔一样，他也在寻求与教会的妥协，提出地球开始非常热，但是经过七个阶段逐渐冷却（类似于《圣经》创世中的七天），在最后一个阶段出现人类。
逐渐地，地球本身一直在发生变化的观点开始形成。然而，不管地球是怎么形成的，早期地质学家面临的关键问题是：那些从水中沉积下来的沉积岩怎么能耸立在干燥的陆地上？正如彼得·鲍勒指出的，只可能有两个答案：或海平面消退，或陆地上升。“所有的沉积岩都沉积在一片后来消失的巨大海洋的海底，这样的学说被称为尼普顿理论（岩石水成论），取自罗马海神的名字。”[3021]与之相对的理论是武尔坎理论（岩石火成论），取自罗马火神的名字。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岩石水成论者，事实上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地质学家，是亚伯拉罕·戈特洛布·维尔纳，德意志弗赖堡一所矿业学校的老师。他提出，一旦假定地球在冷却后形成高低不平的表面，不同地域的海水以不同的速度消退，那么就能够解释岩石的形成。首先暴露的是原生岩石。再假定海水消退得很慢，那么原生岩石就会受到侵蚀，被冲刷进巨大的海洋，然后当海水进一步消退时，这些沉积物又会暴露在地表，形成次生岩石。这样一个过程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不同种类的岩石就以这种方式形成，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产生“原生”岩石——花岗岩、片麻岩、斑岩，它们在大洪水时期从最初的化学溶液中结晶而成。最后一个阶段是在所有的洪水消退后由于火山活动才形成某些岩石，火山活动解释了熔岩和凝灰岩的形成。根据维尔纳的理论，地球上的火山是由煤矿床燃烧引起的。[3022]他认为，火山活动对地球的形成影响极微，尽管他本人对宗教丝毫不感兴趣，但是他的岩石水成论同《圣经》中的大洪水非常吻合，这也是为什么它在欧洲非常受欢迎的原因。由此产生了“圣经地质学”一词。
虽然这一理论自有其优点，但是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首先，它甚至没有尝试解释为什么有些据维尔纳理论相对较新的岩石经常被发现位于年代较老的岩石下面。更成问题的是，需要多少海水才能把地球所有的陆地置于溶液中。那必须是许多英里深的大洪水，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么大的洪水消退到哪里去了？
维尔纳的主要对手是一个参加爱丁堡启蒙运动的苏格兰人，詹姆斯·赫顿（1726—1797）以及他的岩石火成论，尽管一开始他没有什么影响力。自18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博物学家开始怀疑火山活动曾经对地球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人们注意到，法国中部的一些山脉具有火山形态，虽然历史上没有此类活动的记载。另一些博物学家则引证爱尔兰的巨人岬，那里的柱状玄武岩似乎是熔化而成，因此源自火山活动。赫顿没有从地球的起源开始，而是把自己的理论限于观察而不是猜想。他观察四周能够看见的正在发生的地质变化，认为这些过程一直都在继续。他以这样的方式观察到，地球最外面、离我们最近的那层地壳由两种岩石组成，一种是火成岩，一种是水成岩。他进一步观察到，主要的火成岩（花岗岩、斑岩、玄武岩）通常位于水成岩下面，除非剧烈的地底活动将火成岩推到上面。他还观察到任何人都能看见的现象：风化和水蚀即使在今天也会在靠近河口的海床上留下一层包含砂岩、石灰岩、黏土和小石子的细细淤泥。他问道，什么东西才有可能把这些淤泥转化成我们四周可见的坚硬岩石？他得出结论，只可能是热度。水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因为许多岩石显然是不溶于水的。这种热量从哪里来呢？赫顿的结论是，它来自地球的内部，以火山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认识到，这种活动将能够解释世界各地都能看见的复杂的、棱角突出的岩层。他指出，火山活动还在发生，陆地还在上升和下沉（当时就有证据表明，苏格兰和瑞典正在隆起），河流仍然在携带泥沙流入大海，这是任何人都能看见的。[3023]
赫顿把他的理论于1788年首次发表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学报上，随后于1795年出版了两卷本《地球理论》，“最早一部可以视为地质学综述而不是想象作品的论著”。[3024]赫顿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化石的起源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化石”起初的意思是指任何挖出来的东西）。17世纪，尼古拉斯·斯蒂诺和约翰·伍德沃德辨认出化石是生物的残留物，其中许多生物现在已经灭绝。[3025]但是人们也认识到，诺亚洪水可以解释山顶化石的存在。当赫顿的书出版时，大洪水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也不存在疑问了。“当从地质角度考虑地球的历史时，人们只有假设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大洪水导致了巨大的地球变化，也是形成现在地球表面的首要因素。大洪水的发生证明，上帝不仅是主宰者，而且也是创造者。”正如大洪水没有争议一样，《创世记》中关于创世的叙述也没有争议。因此，创世至今的时间依然约为六千年，尽管有人开始怀疑这个时间是否足够古老，但是没有人认为地球比这古老很多。另一个问题是，动物是否比人类先被创造，不过即使这样，它也没有大幅度增加人类的古老历史。[3026]
毫无疑问，赫顿的岩石火成论比维尔纳的水成论更符合地质事实。然而许多批评家拒绝接受，因为火成论意味着存在巨大的地质时间，“存在超过任何前人可以想象的不可思议的漫长年代”。[3027]正如维尔纳和其他人所观察的，今天的火山和地震只对地球表面产生“微小”的影响。如果这种情况要造成地球现今的变化，说明地球的年龄必须非常古老，这样大山脉才能抬高到现在的高度。但是赫顿的思想还给地球假设了一个“稳定状态”。它同以下观点相比，显得更糟糕：即地球曾经比现在热得多，那时的地质活动，不管有没有大洪水，都比现在强烈得多。这至少暗示地球是发展的。赫顿的理论中还有一些冷峻的东西，因为他认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球是通过一系列“极小事件”而不是像洪水那样的重大灾难形成的。要使赫顿的火成论同《圣经》故事吻合，就需要一些灵活的构思。一个构思是，曾经出现过“大蒸发”（它能解释所有的洪水如何消失）。然而，正如查尔斯·吉利斯皮表明的，19世纪有许多出色的科学家拒绝接受赫顿的理论，而仍然接受水成论，比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汉弗莱·戴维和詹姆斯·瓦特，更不用提皇家学会的秘书海德·沃拉斯顿。[3028]直到约翰·普莱费尔于1802年出版一个通行本（见后面第35章关于19世纪普及者的关键角色以及他们在信仰衰退中的作用），赫顿的理论才开始流行。
但是赫顿（一个自然神论者）并不是唯一相信对现在还在继续的地质过程的观察最终会胜利的人。1815年，一个运河建造者，通常被称为英国地质学“之父”的威廉·史密斯指出，散布在地表的形状相似的岩石包含相似的化石，它们中的许多物种已经不存在。这本身说明，物种在让岩石形成并硬化的漫长时间里曾经生存过、繁盛过，最后灭绝。这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证明，不同的岩层不是在同一时间形成的，而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第二，它证明，存在众多的彼此独立的创造和灭绝，同《圣经》上的说法完全相左。[3029]
对《圣经》叙述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不过，情况仍然是，19世纪初几乎没有多少人质疑大洪水。《圣经》叙述中的水成论仍然是最普遍的说法。彼得·鲍勒说，当时有的地质学书比流行小说销量还要好，不过，科学“只有当它没有扰乱宗教和社会传统时才受人尊敬”。[3030]不过，在1811年，当法国人乔治·居维叶出版他的《化石骨骸的研究》时，水成论确实迎来一次重要转变。这本书在十年内出了四版，它表明一种全新的升级版的水成论正是人们最需要的。居维叶是法国自然博物馆（其前身是王家植物园）的馆长，他宣称，地球的历史上有过不是一次而是几次大灾难，包括大洪水。他以赫顿的方式观察四周，发现因为完整的哺乳动物和其他大型脊椎动物被山区的冰雪“整个覆盖”，所以这些灾难一定是突如其来的。他还认为，如果整座山脉从海洋中抬起，这些灾难只能（从理论上）非常强烈，如此强烈以至于整个物种（包括早期的人类）都会灭绝。[3031]巴黎盆地的考古发掘进一步表明了在咸水和淡水之间有一个沉积层，表明“大陆和海洋的相对位置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3032]但是居维叶的研究同《圣经》的记载并不完全相符。他还观察到，岩层中较深层的化石与现存生物形式完全不同，而且世界各地的化石都呈现相同的层次，它们是：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他因此得出结论：岩层越古老，灭绝动物的比例就越大。因为在那时还没有发现任何人类化石，他得出结论：“……人类一定是在最后一次大灾难和之前的大灾难之间的某个时间出现的。”[3033]他还发现，埃及探险队带回来几千年前的动物干尸，它们同现存的动物一致，证明了物种的稳定性。因此，化石物种在灭绝之前一定生存了很长时间。[3034]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圣经》做了妥协。人类在大洪水之后被创造，动物则要古老得多。
然而，居维叶的观察使得水成论和灾变论流行起来，尤其在英国，那里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接受了赫顿的理论。罗伯特·詹姆森是爱丁堡维尔纳学会的领头羊，他甚至想方设法避免让赫顿的理论在他的家乡产生太大影响。[3035]事实上，许多地质学家，尤其是在英国，之所以赞成大洪水理论还有另外的理由：有些大岩石的类型完全不同于周围的陆地。后来将有人证明，它们是在大冰期被冰原沉积而成的，但是一开始，它们的分布被归因于大洪水。最坚持这一点的是牛津大学的首位地质学教授威廉·巴克兰。1819年，在他的任职演讲“地质与宗教的关系考察”中，他试图“表明，地质学研究具有证实自然宗教的倾向；地质学研究得出的证据同《摩西五经》中记载的创世和大洪水相符合”。[3036]另外，他到牛津没多久，一些矿工于1821年在约克郡皮克灵溪谷的柯克代尔发现了一个洞穴，在那里他们发掘出含有“各种骨头”的巨大沉积层。巴克兰看到了自己的机会。他赶到约克郡，迅速发现，虽然大多数骨头属于土狼，但也有许多鸟类和其他物种，包括在英国已经灭绝的动物：狮子、老虎、大象、犀牛、河马。而且，每块骨头和头骨扭曲或损坏的方式都几乎一样，他因此得出结论：矿工们发现的是一个土狼窝。他记录了这一发现，首先写成了一篇学术文章，获得了皇家学会的“科普利奖章”，之后又将其扩充为一本更受欢迎的记述。他在书中的主旨是强化大洪水的存在以及人类较晚被创造这一事实。他的文章论述极其整饬：柯克代尔的大多数骨头都属于现在欧洲已经灭绝的物种；这样的骨头从未在冲积沙层或冲积泥层被发现过；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动物在大洪水之后曾经在欧洲生存过。巴克兰说，显然，矿工们发现的残骸所属动物一定是在诺亚之前被埋葬的。他最后认为，最上面一层的残骸在黏土中保存得如此完美，“它们一定是突然被埋入的，而且从覆盖在黏土上的后冲积世钟乳石层来判断，也就在五千或六千多年前”。[3037]
不管怎样，洪水理论仍旧存在问题，尤其是，就连巴克兰也承认，世界各地的各种化石证据表明的大洪水时期大不一样。（巴克兰同许多人一样并没有让信仰过于歪曲科学。[3038]）另外，到19世纪30年代，地球冷却理论在解释为什么地质活动在过去比现在更强烈时越来越具有逻辑连贯性，它进一步证明地球在演化，生命形式在过去很不同。1824年，巴克兰自己描述了第一种已知的恐龙，“巨齿龙”，尽管“恐龙”一词到1841年才由伟大的解剖学家理查·欧文命名。同一年，约翰·菲利普斯确定了地质形成的伟大序列：古生代，即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的时代；中生代，即爬行动物的时代；新生代，即哺乳动物的时代。[3039]这部分建立在亚当·塞奇威克和威尔士的罗德里克·穆启生爵士的研究基础上，他们开始了对古生代的解构工作。古生代时期最后被证实从大约5.5亿年前到2.5亿年前，在那一时期，植物从海洋迁移到陆地，鱼类出现，然后是两栖类，再然后是爬行动物登上陆地。这些新的生命形式在大约2.5亿年前灭绝，原因现在依然不明。但是从塞奇威克和穆启生的分析中能清楚看出，地球上的早期生命形式非常古老，生命首先出现在海洋，然后爬行到陆地。不管有没有大洪水，这些再一次同《圣经》有相当大的出入。[3040]
这时，对化石和岩层序列的研究同正在兴起的胚胎学联系在了一起。这里的关键人物是卡尔·恩斯特·冯·贝尔，他反对早期的流行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人类的胚胎综合了无脊椎动物—鱼类—爬行类—哺乳类的演进过程。相反，他认为，所有的胚胎在早期都很简单，然后发展出在世界上占据自身地位的特殊特征：低级动物并不像人们所想的是人类的不成熟形式。[3041]冯·贝尔还指出，各种生命形式的组织不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等级结构”，人类只不过是许多终极结果中的一个而已。罗伯特·欧文在《脊椎动物骨骼的原型与异体同形》（1848）和《肢体的性质》（1849）中表明，脊椎动物具有一个基本相似的结构，它们按照不同的方式适应环境，但不是按照线性方式朝着人类发展。[3042]
这都是后话了。居维叶、塞奇威克和穆启生的发现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内在价值在于，他们为查尔斯·赖尔的思想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1830年，他出版了后来成为三卷本《地质学原理》的第一卷。赖尔的观点体现在书的副标题中，“通过现在起作用的原因对地球表面以前的变化做出解释的努力”。他还受到了一个法国人乔治·斯克罗普的很大影响。赖尔说，斯克罗普对法国中央高原的研究表明“河流在无数个世纪的流淌中切割出山谷”。在自己的书出版之前，赖尔游览了欧洲，会见了地质学同行艾蒂安·德·塞尔等人，共同研究了一些地质特征，最为著名的是西西里的活火山。他发现，那里巨大的火山堆是通过长期的系列小火山爆发而逐渐形成的。另外，火山坐落在最近形成的沉积岩石上，这从化石中的软体动物同现存的软体动物相同这一事实上得到证明。这使赖尔相信，没有必要假定这座山脉只发生过一次灾难。
但是，《地质学原理》本质上是一部综合性著作，而不是原创性研究，因为在书中，赖尔通过辨别和阐明已经出版的材料来支持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很显然是为了表明地球上的主要地质特征能够被解释为历史上地质活动的结果，这些活动同现在能观察到的活动完全相同。在对该书的评论中，“均变论”一词被使用并且很快流行开来。赖尔的第二个目标是反对一场大洪水或系列洪水导致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地球特征的观点。他大量借用了斯克罗普的观点，同意他说的河流开辟出了自己的山谷，“蜿蜒的河床”不可能是剧烈活动的结果，更不可能是大灾难的结果。在宗教方面，赖尔采取了一种常识观，认为上帝不太可能不断地干预自然法则，引发一系列重大灾难。相反，他认为，如果假设过去足够久远，那么现在仍能观察到的地质活动就足以解释“岩石中的记录”。[3043]他补充说，不乏证据表明，火山在整个历史上定期爆发，而且同洪水或灾难没有任何关系。他比较了地层学、古生物学和自然地理学的发现，确定了三个具有显著不同的生命形式的独立时期，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上新世、中新世和始新世，最后一个时期在5500万年前。这比《旧约》中的任何记录都要古老许多。
《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对大洪水说进行了辩驳，并且开始了彻底否定这种思想的过程。在第二卷，赖尔粉碎了《圣经》中的创世说。通过仔细研究岩石中的化石，他表明，曾经存在过连续不断的生命创造和灭绝活动，涉及难以计数的物种。18世纪，林奈曾猜想，一定存在“一个特别的地球之角”，专门留作“上帝的孵化器”，生命和新物种就从那里开始。赖尔证明了这种想法有多么荒谬。他表明，生命开始于“不同的聚焦点”。他认为，人类被创造相对较晚，但其创造过程同其他动物是完全一样的。[3044]
赖尔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是，它复兴了赫顿的地球“稳定状态”理论，认为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构造活动和破坏活动的结果。那么，所有活动的能量从何而来呢？随着19世纪中期热力学的发展，开尔文勋爵等物理学家提出，地球一定在冷却，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地球的年龄至少有1亿年。这当然离事实很远，但是比《圣经》中说的还是古老许多。（直到20世纪，物理学家才认识到某些元素的放射性能够保持地球的中心温度。[3045]）站在现在的角度，我们能说，赖尔的书稍微提了提进化。但也只是提了提，因为他没有自然选择的概念。另一方面，他的确彻底驳倒了水成论。
然而，仍旧有一些人在为调和《圣经》故事和科学发现中的洪水而做最后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一系列后来所称的“布里奇沃特论文”。“这一系列奇怪的、在现在读者眼里有致命缺陷的论文是根据第八代布里奇沃特伯爵弗朗西斯·亨利·埃杰顿牧师的遗嘱制作的，他是一个贵族教士，经常忽略自己的教区职责，死于1829年。布里奇沃特伯爵在遗嘱中要求其遗嘱执行人坎特伯雷大主教、伦敦主教和皇家学会主席选出八位科学作家，每一位代表自然科学的一个主要领域，要求他们能够证明‘一如创世中显示的上帝的力量、智慧和仁慈；用所有理性的论述解释说明在动物、植物和矿物世界中上帝创造所有生物的多样性和构成……’”这八位被挑选的科学作家其实包括教士、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3046]他们中没有人说过有益于辩论的事情，但是这些论文的存在本身表明，有些人多么努力地阻碍科学的进步。他们论述中使用的一个观点是：从统计学上，宇宙是不大可能的，因此“上帝的指南”一定在发挥作用。我们的世界如此仁慈，它只能由上帝创造，例子包括：鱼的眼睛专门适合海洋条件；铁矿石总是在煤矿邻近出现，因为这样它才能冶炼，等等。[3047]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托马斯·查默斯博士坚持认为，人类良心的存在，道德性概念本身，就是“一个精致的、神圣构成的和谐存在的绝对证据……”[3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