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论文很流行。它们在1833至1836年间分别发表，至少到19世纪50年代每篇论文都出了四版。它们的主要缺陷在于对待科学的轻率方式，每一篇写得都像最后的定音，就好像地质学、生物学、语文学和其他新兴学科除了过去的发现外，不会再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布里奇沃特论文”做出的最迅速的反应是查尔斯·巴贝奇于1838年发表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文章提出，肯定存在一个创造者，因为巴贝奇自己就创造了著名的“计算引擎”，也就是现代计算机的前身。他能够给机器编制程序，让它改变之前预定计划的运算。这样就诞生了一种将会流行的观念“创造法则”，挺像繁殖法则。这一观点在另一位爱丁堡人罗伯特·钱伯斯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他在1844年出版的《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是对传统的根本叛离，如此激进，他不得不匿名出版。这本书提出了进化论的基本思想，尽管丝毫没有预见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钱伯斯把生命过程描述为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他首先说明，生命是自然发生的，“并援引很快将被推翻的某些实验作为证据，这些实验中，小昆虫在电的作用下产生”。[3049]他以巴贝奇的《第九篇布里奇沃特论文》为例，提出模糊的创造法则来解释演化。但是他的主要贡献，正如本书“前言”中介绍的，是按照上升体系组织古生物学的证据，并且提出人类并不比自然世界的其他有机物更高级。尽管他没有掌握自然选择，或说没有掌握进化是如何运作的，但是钱伯斯确实比达尔文早十五年向大家介绍了进化的思想。[3050]詹姆斯·西科德在他的《维多利亚的轰动》（2000）中全面探讨了《创世的自然史遗迹》的影响。他甚至说，达尔文在某种意义上是被钱伯斯“占了先机”；英国社会上下都在讨论《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在各种协会、时髦的知识分子沙龙和学会，在伦敦、剑桥、利物浦和爱丁堡，还有在下层社会群体中；书中提倡的思想逐渐变成普遍议题，绘画、展览和新兴大众发行的报纸上的漫画中都提到它；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也在讨论它。西科德指出，钱伯斯不是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来自出版商家庭的中层知识分子，他的书实质上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进步”叙事，既充分借用了科学发现，也充分借用了新兴小说的叙事技巧（小说本身就是一种新事物）。钱伯斯相信他的书会造成轰动：他匿名出版的一个原因是怕万一反响不好，另一个原因是怕反响太好。但是，西科德说，作者匿名本身就说明，整个进化问题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有较广泛的传播，而且带来了很大的争议。西科德提出的特别重要的观点是，正是《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出版十四次）向最广泛的人们介绍了进化思想，因此，这样看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化解了一个危机，而不是引发了一个危机：“进化思想不是以达尔文为中心的叙事。”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修正。[3051]
对“布里奇沃特论文”的另一个同样有说服力的回应几乎与《创世的自然史遗迹》同时出现，它凸显了正在展开的科学的性质，这就是路易·阿加西和其他人对大冰期的发现。阿加西是一位瑞士地质学家，他后来因为关于冰川的研究而于1847年被邀请到哈佛大学。关于大冰期的最初思想并不是他的：1795年，詹姆斯·赫顿在他的一次罕见猜想中，曾经怀疑日内瓦附近一些奇怪的、“不规则的”大圆石是被已经消退的冰川携带而来的。但确实是阿加西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证据，使这一问题不再存有疑问。赖尔为证明地球的古老而做的努力，也正是阿加西为证明大冰期做的努力。
通过观察现存的冰川（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不乏此类冰川），阿加西得出结论：欧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曾经被埋在冰川下，有些地方的冰厚3公里。这一结论（当时因为他对鱼类化石更感兴趣而越发不寻常）主要建立在即使在现在的冰川边沿都能发现的三种证据的基础之上：“不规则大圆石”、冰堆石和冰碛。不规则大圆石是一种大型圆石，就像日内瓦的那些石头一样，它们的结构同周围的岩石很不一样。[3052]它们在冰块增大时被冰川边缘推动着，然后当地球再次变暖，冰川消退时，它们就留在了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这样地质学家就能在一块由石灰岩构成的地区突然发现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圆石。早期地质学家曾经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大洪水造成的，但是阿加西表明，是冰川带来了这一结果。冰碛是冰川在地球上延展并且（用J.D.麦克杜格尔的话说）像一块巨大的砂纸一样冲刷而成的一种碎石。[3053]（冰碛为现代建筑业提供了大量的碎石资源。）冰堆石是在冰川边缘形成的碎石堆，可以非常大：纽约州的长岛大部分是一块长110英里的冰堆石。阿加西和其他人得出结论：最近的大冰期开始于约13万年前，2万年前达到顶峰，1万至1.2万年前迅速结束。它非常重要，因为它同农业开始的证据相符。[3054]它在时间上和文化进化上都提供了一致性。
“进化”这个词最初只在生物学领域使用，指胚胎的发育。在拉丁语原文中，它的意思是“展开”。除了这种用法，“演进”或“发展”也被用来表达“较单一的组织以至今不为人所知的方式生成更复杂的组织”这一连贯性概念。专家们就这一过程是否包括人类而产生分歧。“进化”的第二种用法是文化意义上的。根据维柯、赫尔德和其他人的观察，进化指他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看到的从比较原始到比较高级的文明形式的进步。彼得·鲍勒指出，早期人类学家E.B.泰勒和L.H.摩尔根等人认为，不同的种族按照相似的文化阶段序列发展，那些仍旧“原始”的民族属于“文化发展中落后的序列，处于白种人在早期阶段已经越过的阶段”。[3055]
拉马克是演进主义最重要的倡导人之一。让—巴蒂斯特·德·莫内，又称德·拉马克骑士（1744—1829），并不是有时被人描绘成的无赖和傻瓜。正是他注意到一些化石物种同现存的生物类似，这使他想到，至少一些化石中的物种可能没有灭绝，而是应对地球上的环境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因此仍旧生存，“但以一种我们不能辨认的改进形式”。这是一种前达尔文的适应概念。[3056]拉马克相信地球的古老年龄，认为生命形式在漫长的时间中一直在发生变化。他把人视为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后结果。[3057]拉马克的进化思想是双重的。首先，他相信自然体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原则。其次，他相信任何动物的组织使用越多、发展就越高级，而且这些强化了的（或获得的）特征能传给下一代，前提总是“这些获得的改变适应于两性，或适应于那些能繁殖后代的一方”。[3058]
由于这些因素以及我们要谈到的其他因素，可以说19世纪中期已经有某种思想“在传播”，它催生了达尔文所称的自然选择。[3059]马尔萨斯早在1797年就暗示了为生存而做的竞争。他说，历史上每个部落都会为资源而竞争，失败者最终消亡。“现在我们知道，达尔文除了阅读马尔萨斯外，还阅读了亚当·斯密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他提出的由专门化而产生分化的概念体现出从劳动分工中增长的经济优势。”[3060]另一种理论是威廉·查尔斯·威尔士于1813年在《一个白种女性的记述》中提出的，他认为人类可能是在迁移到无人居住的地域面临新环境时产生的。[3061]人口中的偶然变化意味着，某些人更适应新的环境，他们也因此更可能成为新人种的父母。
纵观19世纪中期，大家都在谈论社会和自然中的争斗、竞争作用。[3062]现在要无视或反驳岩石中的证据已经很难，岩石提供了一幅清楚的图景。“最古老的岩石［6亿年前］中只发现了无脊椎动物的残骸，第一种鱼类在志留纪［4.4亿年前至4.1亿年前］才出现。中生代［2.5亿年前至6500万年前］是爬行动物的时代，包括恐龙。虽然中生代也有少量的哺乳动物，但它们到新生代［6500万年前至现在］才繁盛起来，逐渐变成今天更高级的生物，包括人类。”[3063]（方括号内的时间在19世纪当然还不被人认可。）当时的人很难不在这一进步中读出某种“终极目标”，通过各个阶段，“通向”人类，“因此揭示出一个具有象征目标的神圣计划”。在当时的作品中，大多数“生命之树”都表示出一根主干，比其他的树枝都要粗，直接指引向人类。
当然，根据詹姆斯·西科德的近著，对这种图景不得不做出修正。在书中，西科德提供了达尔文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阅读《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时做的笔记。虽然达尔文对书中的许多论述并不感兴趣（他从未给自己买过一本），但是作为“传播中”的思想的头一个，《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显然对达尔文在加强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同其他对抗理论的区别时产生了影响。[3064]
在这一“思想气候”，或说“传播的东西”中，“演进主义”及其成立的最后一个因素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作品。近年来，华莱士在发现进化论中的名声和角色也经历了变化。多年以来，人们认为华莱士在1858年递交给达尔文的论文《论变种极大偏离原始物种的倾向》清楚地提出了自然选择，以至于达尔文被迫开始考虑出版他自己的书《物种起源》。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华莱士从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他们甚至暗示，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有意使华莱士远离公众视线。[3065]然而，最近对华莱士论文的仔细研读表明，他的自然选择思想同达尔文并不相同，而且作为一种解释工具远远不如后者有力。特别是，华莱士没有强调个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强调了个体同环境之间的争斗。对华莱士而言，那些较不适应的个体，即那些较不适应环境的个体，将会消亡，尤其当那个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在这个体系下，每个个体都为环境而斗争，每个个体的命运都同其他个体没有关系。[3066]这种差别，也是根本的差别，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当达尔文的书在华莱士递交论文后的次年出版时，后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3067]
当然，以上所说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当《物种起源》在1859年出版时，它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对达尔文的同时代人而言完全没有意料到的关于生物进化问题的解释”。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生物世界的一种新的变化机制，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做到的。它表明了一个物种如何产生另一个物种，用恩斯特·迈尔的话说，“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科学理论对另一科学理论（物种不变论）的取代，而且要求重新思考人类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更具体的是，它要求摒弃西方人的一些最根深蒂固、最珍视的信仰”。对彼得·鲍勒来说，“随着基督教的人与自然观被一种唯物主义观所取代，思想史家把生物学中的革命看作西方社会价值体系一个更深刻的变化的征兆”。[3068]达尔文提出的最著名的洞见是他的自然选择说，也是该书的主要理论（书的全名是《依据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任何物种的个体都表现出变体特征，那些适应能力更强的个体更有可能繁殖并产生新的后代。这样，比其他个体更能适应的偶然变体受到鼓励。这一理论或过程不需要“设计”，而且同时比任何其他理论都更经济，能够从各个方面被观察到。[3069]
虽然达尔文是在与华莱士接触后被激发而出版了《物种起源》，但自从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乘坐如今闻名于世的“小猎犬”号环球航行后，他就一直在酝酿他的理论。在南美洲，尤其是在加拉巴哥群岛，当他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研究物种变体时，在那里度过的时间教会他从群体而不是个体的角度思考问题。当他在巴塔哥尼亚的彭巴草原旅行时，他对普通的美洲鸵鸟，一种不能飞的鸟类，已经很熟悉了。在四处游览时，他吃过各种不同的鸵鸟。他注意到，在被两个鸟群占领的地区的边界，存在优势权力的争斗。他开始感到惊奇，为什么在不同的岛屿和大陆存在相关的物种，难道上帝访问过每个地方，并且做了细微的调整？[3070]通过对藤壶的研究，他发现一个物种会有多种变体，所有的这些观察和推理逐渐汇集起来。当他的书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时，第一天就被抢购了1250本。达尔文自己则在约克郡的伊尔克雷疗养，等待暴风雨的到来。[3071]他没有等太久，原因不难看出：恩斯特·迈尔说，达尔文的理论有六大哲学意义：（1）一个静止的世界被一个演化的世界取代；（2）证明了创造宇宙说是不可置信的；（3）摒弃了宇宙目的论（认为宇宙存在一个目的）；（4）废除了绝对人类本位说（世界的目标就是创造人类）的任何证据；（5）用纯粹的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代替世界的“设计”说；（6）本质主义被种群思维代替。
我们必须对《物种起源》的影响有清楚的了解。它同达尔文可靠的信誉有一定的关系，而且他的书中充满了支持证据。它不是一个不知名人物写的。[3072]然而，其影响也同以下事实相关：正如詹姆斯·西科德指出的，该书解决了，或说似乎解决了一个危机，而不是引发了一个危机。自然选择本质上是进化论最后的支撑，而不是第一个；是进化论最后的补充，它提供了一个物种如何产生另一个物种的机制。《物种起源》的非革命性质，用彼得·鲍勒的话说，在西科德书中的图表里得到了证明。根据它的记录，《物种起源》到20世纪才开始决定性地比《创世的自然史遗迹》更畅销。[3073]
即便如此，《物种起源》确实引发了强烈反对。达尔文自己认识到，他的自然选择理论将是其学说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他没有错。达尔文崇拜的一位哲学家约翰F.W.赫歇尔称自然选择是“乱七八糟的法则”，而塞奇威克（既是神学家，又是科学家）诅咒它是一种“道德侮辱”。[3074]许多对《物种起源》的好评对自然选择都保持不温不热：例如赖尔就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并把自然选择描述为“令人反感”，而T.H.赫胥黎认为它无法得到证实。[3075]19世纪晚期，当进化论被广泛接受时，自然选择却被忽视，这很重要，因为忽略自然选择使人们假定进化“是为了向一个特定的目标发展，正如胚胎朝着成熟发展一样”。如果这样看的话，进化论就不像有时表现的那样是对宗教的一种威胁了。[3076]事实上，《物种起源》有两章论述了生命形式的地理分布，借用了上述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知识，因此人们接受这些比接受自然选择机制容易得多。《创世的自然史遗迹》为此做了部分准备。恩斯特·迈尔说达尔文理论的自然选择部分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在进化综合论出现后才最终被接受。[3077]许多人只是简单地认为《物种起源》的含义是不道德的，并始终相信，世界是井然有序的（这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达尔文关于偶然进化（“乱七八糟”）的思想无法创造这样的和谐。他们说，达尔文学说是自私和奢侈的，一个仁慈的神灵永远不会允许这样的过程发生。用达尔文的理论，音乐能力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完成抽象数学演算能力的目的是什么？[3078]应该说，达尔文对“选择”这个词从来都不满意，而许多人对如何理解“最适者”存在误区。一些批评家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化方式是不科学的，因为他的理论无法被证伪。
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没有论述遗传特征传给下一代的真正机制（“硬遗传”）。虽然摩拉维亚的格雷戈尔·孟德尔修士在1865年发现了这些机制，但是达尔文和所有人都忽略了它们的重要性，它们直到1900年才被重新发现、广泛传播。在孟德尔被重新发现之前，德意志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斯曼最受关注，尤其是他从细胞理论发展出的“种质”思想。细胞首次被发现是在显微镜被发明之后，当时被称为“水珠”或“气泡”。到19世纪早期，随着显微镜设计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从马里—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比沙开始，众多生物学家确认了二十一类动物组织，发现它们都由细胞构成。现在的研究表明细胞不仅包含细胞壁，而且包含一种黏性“生命物质”，J.E.普尔基涅在1839年把这种物质命名为“原生质”。[3079]最后证明所有的动植物都由细胞构成的人是J.J.施莱登（植物，1838年）和特奥多尔·施旺（动物，1839年）。魏斯曼注意到细胞核的存在，并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种质不包括完整的生殖细胞，而是集中在细胞核内的杆状结构中，这些杆状结构因为被碱性染料着上不同的颜色，因此称为“染色体”。但是即使孟德尔的理论被重新发现，也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来他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完善”了达尔文理论。这是因为当时发起了一场激烈的论辩：选择，如果发生的话，是在连续变体上发生作用，还是在离散变体上发生作用？也就是说，特征（例如蓝眼睛或棕色眼睛）是离散变化的，还是像身高那样可以连续变化？孟德尔自己似乎选择离散特征（花的颜色，种子是皱粒还是圆粒），因为它们能够支撑他想要证明的理论，而且因为他有自己的与达尔文不同的理论，即选择对杂交、对过渡类型发生作用。（传统上杂交是一个神学问题，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的物种之间的过渡形式。）孟德尔遗传学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全部意义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到认识。[3080]
达尔文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任何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记述都不能忽略《人类的由来》。“演进主义的进化论”思想在19世纪风行各个领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在物理学领域，在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中。他们认为太阳系是一团巨大的尘埃，在重力作用下聚集而成。[3081]
这就是为什么当19世纪中期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开始兴起时，它们共同打造了一个演进主义框架。早在1861年，亨利·梅恩爵士在《古代法》中就探索了现代法律体系如何从“父权制家族群体”的早期习俗发展而来。[3082]其他采用类似方法的书还有约翰·拉巴克1870年的《文明的起源》和路易斯·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当然最杰出的是詹姆斯·弗雷泽于1890年出版的《金枝》。早期的人类学家还受到殖民地经历的影响：他们几次试图教化殖民地的人，目的是让他们转入“显然”高等的欧洲文化习俗。这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至少让一些人类学家相信，存在“一个所有文化发展时都要经历的固定的阶段顺序”。[3083]从这得出，不能把一种文化从它的早期阶段人为地转入另一阶段。路易斯·摩尔根把这些发展阶段描述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对殖民者来说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学说。他讨论的主要思想包括政府思想的演化、家庭思想的演化和财产思想的演化。[3084]
正是在这种知识气候中，考古学家开始构想本书“前言”中讲到的石头手斧的进步，提出了“三阶段论”（石器、铜器、铁器）。我们看到，当时远古“石器时代”的思想遭到激烈的反对。没有人能接受最初的人类同现在已经灭绝的动物共同存在过，只有当佩尔特在法国北部的碎石床发现了同灭绝动物骸骨并存的石器时，思想才开始发生变化。不过，大约在1860年，部分是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观念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关于人类远为古老的观点最终被接受。查尔斯·赖尔最后也同意了关于地球的演进主义观点，然后收集了大量支持这一新观点的证据，并且在《人类古老的地质学证据》（1863）中将其做了综合阐述。
最早的石器极端粗糙原始的特点使许多人相信，早期人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同样原始，这导致约翰·拉巴克提出，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开始演进。这比表面上看来还要令人感到震惊，因为19世纪的宗教思想家仍然认为，现代人同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相比是倒退的。正是在他的《史前时代》（1865）一书中，拉巴克第一次使用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术语来描述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他说这种转变可以从凿石到磨石的变化中区分开来，当然更加复杂的变化很快被陆续发现。[3085]
对许多人而言，关于人是否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论辩背后的关键是灵魂问题。如果正如事实所说，人类只不过比猿猴高级一点，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灵魂的概念（传统上区分人与动物的标记）？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中试图同时完成两件事情：让怀疑者相信人类确实从动物演化而来；同时试图解释人之为人的意义，人如何获得他们独特的品质。
“虽然达尔文逐渐抛弃了对一个仁慈造物主的信仰，但是他显然倾向于认为白种人的确代表向着最高级事物不可避免（即便不规则）的演进中的高等位置。”[3086]在《人类的由来》中，他知道首先必须解释从猿猴到人类的进化中思维能力的巨大增加。[3087]如果进化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为什么会存在这一巨大的脑力差距？这正是宗教怀疑论者寻求的答案。他给出的答案在书中第4章。在那里，达尔文提出，人类拥有一个独特的身体特征，也就是本书开始时提到的直立。达尔文认为，这种直立和双足行走模式能解放人的双手，从而最终发展出使用工具的能力。他说，正是这一点将在大猿猴的一类中引发智力的迅速增长。[3088]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解释为什么远古人类开始直立行走，直到1889年华莱士才指出，可能是因为对新环境的一种适应。他猜想，也许因为气候变化，森林在减少，早期人类被迫从树上转移到开阔的热带草原。他提出，在热带草原，直立行走是一种更合适的行动模式。
直立的重要意义起初并没有被认为非常重大，尽管这一思想是达尔文本人提出的。直到尤金·杜布瓦在1891至1892年间发现了“爪哇猿人”，即直立猿人（现在的人属），这一理论才显出其重要性（也证实了尼安德特人骸骨的重要性，见第1章）。直立猿人的骸骨包括能表明双足直立结构的一块股骨。还有一块表明脑的大小在猿猴与人类之间的头骨。即使如此，人类直立的重要意义要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完全认可。[3089]
达尔文学说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复杂的。“进化论的到来被有些人看作是现代文化同西方思想的传统根源分离的分水岭。”[3090]毫无疑问，除了它本身的思想内容，该学说的发表也在西方思想的世俗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点将在第35章讨论。[3091]达尔文学说迫使人们面对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是偶然发生的，没有目的，没有终极目标。它在消灭对上帝的需要的同时也改变了关于智慧的观念，智慧成为某种确定可以企及的状态，无论它有多么遥远。它从各个方面削弱了传统观念，也改变了未来的可能性。只需提两点。正是达尔文的社会变化模式使马克思产生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观点，也是达尔文的生物学使弗洛伊德构想出潜意识精神活动的“前人类”性质。正如我们将要在后面的一章看到的，达尔文在进化论语境下对于什么构成“适应”的观念被大大误解，并且有意无意地产生了许多不公正的残忍的社会制度。但是自从1900年基因的发现以及建立在基因之上的技术繁荣以来，达尔文学说取得了彻底胜利。除了美国一些农村还有一两个令人尴尬的“创世论”小团体，地球和人类的远古性质现在已经深入人心。
32 关于人类秩序的新思想：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起源
约瑟夫—伊尼亚斯·吉约丹于1738年5月28日出生于法国西部的桑特，在家中十二个孩子中排行第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是早产儿，早产原因是其母亲偶然目睹了一次悲惨的公开行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当约瑟夫—伊尼亚斯长大后，他总是意识到在法国，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行刑手段因罪犯的社会地位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贵族的死刑执行得快，而那些社会较低的人，死刑执行时间经常会拉长，而且非常痛苦。在18世纪的法国，大约有一百多种罪名带来死刑，而最残酷的一次是对弗朗索瓦·达米安（1714—1757）的公开处决，这个倒霉鬼用折刀攻击了路易十五，而且划破了国王的胳膊。达米安胸膛上、胳膊上和大腿上的肉被烧红的铁钳子扯开，他曾经拿过折刀的右手被放在硫黄中灼烧，熔化的铅和沸腾的油被倒在刚刚被撕掉皮肤、暴露在外的肉上，然后他的身体被朝四个方向拖拽的四匹马肢解。行刑者对犯人表示出了同情，他用一把锋利的小刀挑断了犯人关节处的筋，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撕裂身体。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约瑟夫—伊尼亚斯已经是一位重要人物，一位杰出的医生，也是巴黎大学医学院的院长和解剖学教授。他后来成为国民会议代表。他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他在1789年12月向国民会议提出了六项提议，旨在建立一部新的、更人道的刑法法典，对所有人都平等对待，在执行处罚时不区分犯人的身份等级。新法典第二条建议，此后的死刑要用一种新的、简单的机器砍头。国民会议仔细讨论了吉约丹医生的建议，后来采纳。在讨论期间，有位记者问道（带着讥讽和夸张，因为新机器还没有设计出来，更不用说搭建了）：“机器的名称是叫吉约丹还是米拉波？”
吉约丹既没有设计也没有搭建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机器。设计者是另一位医生，叫安托万·路易（有段时期，计划把新机器取名“小路易”），而实际搭建行刑机器的是一个叫戈顿或圭顿的先生，一个给国家提供绞架的木匠。新的奇妙装置在1792年4月17日测试（使用稻草、绵羊和一些尸体）。当一具脖子特别厚的尸体被砍三次都没有成功时，路易医生增加了铡刀下降的高度，并且把刀刃从凸起的弧形改为45度直线形。人们举办宴会庆祝“吉约丹医生的女儿”，为“最卓越的平等工程”干杯。
断头台第一次“实际”使用是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792年4月25日，一个叫雅克·尼古拉·佩尔蒂埃的小偷和刺客被处死。[3092]几千人蜂拥去观看新的机器，但是许多人都感到失望，因为行刑结束得太快了。
不管是吉约丹医生还是路易医生都不能预见他们改良过的新机器在未来的几年将会用得多么频繁、在平等处决不同身份的人时有多么高效。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最多被人想起的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令人发指的余波”，连续五年的血腥恐怖、酷刑和屠杀，还有几年的政治动荡，最后导致了拿破仑·波拿巴的独裁统治，引发了二十年的战争。被送上断头台（常常是因为轻微的过失）的人员名单，至今令人震惊：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因为他曾经是一个收税人；诗人安德烈·舍尼埃，因为有人不喜欢他的一篇社论；乔治·丹东和卡米尔·德穆兰，因为他们遭到罗伯斯庇尔的抨击；罗伯斯庇尔本人，还有其他两千五百人。罗伯斯庇尔忠诚的追随者菲利普·勒·布拉斯开枪自杀，即使如此，也被带入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一样被砍头。人们谈论着“断头台狂热”和“绞刑架崇拜者”庆祝的“红色弥撒”。[3093]
我们能从这种混乱中学到多少教训？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认为，许多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帜下，希望打倒君主、贵族和教士的“革命者”都是普通但能言善辩的人——律师、工匠、地方官员、地主，他们大多数缺乏政治和管理经验。这样一些人，虽然许多人受过教育，有时行动起来会像暴徒，这解释了革命后的余波来临时命运的剧烈转折。在国外，尤其是英国，人们视法国大革命为恐怖。[3094]
但是它的影响比这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方面是比较积极的。人们看待这些事件时持有的严肃态度可以从一项统计数字中看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1789年后的十年内平均每四个月重印一次。[3095]一整套改革开始了，虽然其中的一些措施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很多措施持续了很长时间。大学和大学校被重新组建，消减了教会的权力，王室图书馆被重新组建成国家图书馆，建立了音乐学院，音乐家就能在那里享受公费培养。
其中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发明是长度单位米。在旧制度下，法国不可思议地存在二十五万种不同的度量衡单位，尽管使用最广泛的长度单位是“步”，相当于国王一只脚的长度。它还有其他的用途，例如印刷中的“点”是一只脚的1/144。在革命形势下，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煽动性了，即使就这件事而言，1789年的事件只不过加速了1775年就已经在谈论的改革，当时的首席大臣杜尔哥要求孔多塞起草一个以一秒钟摆为基准的科学的度量衡制度计划。这要追溯到伽利略，他的想法是，长度的基本单位应当是一秒时间内钟摆一次的距离（这是塔列朗的想法）。但是跟这相关的有很多问题，主要都同以下事实相关：地球不是一个完美的球体，而是一个两极扁平、赤道凸起的球体。就连牛顿都意识到，重力随着纬度变化而稍有不同，而且并不一致，因此，挂钟的摆动比想象中的要不规则。第二种建议是把长度单位建立在自然中的某种事物上，于是法国任命的一个委员会选择用地球的周长，委员会每个人都参与了测量。委员会计算出，相当于周长的那个长度如果除以4000万，就会得到一个接近巴黎“奥纳”的数值，一个“奥纳”是人体尺度的三个脚长。[3096]事实证明它很通行，如果把它看作一个更加理性的度量系统的基础时尤其如此：1克就是1立方厘米雨水在最大密度温度（4℃）的真空里的质量；1法郎就是0.1克黄金，可分成100个生丁。所有这些都通行了，除了时间上的十进制。30天1个月，共12个月的新日历（同样效仿自然）从未流行（革命历的2月又叫雾月，革命历的11月又叫热月，革命历的6月又叫风月）；把一天分成10个小时，把1小时分成100分钟的做法也没有流行。人们从来不习惯5点就是中午，10点就是半夜，这样的日历没有持久。
但是米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其自身。它引发了一次著名的实验，或说一次为期七年的实地调查，那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德朗布尔和皮埃尔·弗朗索瓦·安德烈·梅尚两人绘制了从敦刻尔克到巴塞罗那的子午线（经过巴黎），它决定了地球的确切周长，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米的单位。这次调查导致第一次世界科学大会在1799年召开，共同审查德朗布尔和梅尚提出的证据，并决定确切的长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调查产生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因为其重要性而成为复杂统计学发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本章稍后会讨论。[3097]这两个人计算出的地球周长同现代卫星测量的周长相差不到本书的八页厚。
但是1789年的事件最令人战栗的后果当然是恐怖，以及随后而来的督政府和执政府。这向许多人表明，旧的压迫仅仅是被新的压迫所取代。而对其他人，1789年的后果只不过再次强化了以下观点：人的真正本性既野蛮又邪恶，既爱报复又悲惨，证明在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都需要绝对专制。[3098]第三种反应又不同。这一观点认为革命不受控制，是因为有些人急切地希望把自由放在秩序的前面，而另外一些人则相反，把秩序放在自由的前面。什么才是能够使自由最大化的最佳秩序？这就是社会学得以产生的奠基性问题。
罗杰·史密斯认为，是法国的革命党人把变化描述为社会艺术，而最先提到社会科学的是西哀士的《什么是第三等级》。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试图确定，同君主、贵族和教会相比，法国的“平民”到底是什么。在西哀士和追随他的同道人心里，社会科学其实是思想上的一个新阶段，是世俗世界思想向前迈出的一步，因为人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无须求助于政治派别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3099]孔多塞首先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终身秘书（曾经因为砍头的威胁而躲藏），他在创立“1789俱乐部”时采用了西哀士的话，其具体目标是运用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来重建法国社会。虽然俱乐部在孔多塞死于监狱之后即解散，但是社会科学的理想却留存下来，在1795年大学和大学校的改革之后，在新的法兰西学院下属的“道德科学和政治科学学院”下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和法律系”。[3100]
社会科学在法国流行一点也不奇怪。大革命之后，法国不再由“臣民”组成，而是由“公民”组成了，它意味着学习一种新的共同生活方式。而这因为左派和右派（第一次用这些术语是标明1789年后法国制宪会议的座位表）公民感到需要一点新的东西而变得越发迫切。[3101]
如果说西哀士和孔多塞是第一个造出“社会科学”术语的人，那么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科学家，至少在法国，是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而战，因此非常清楚年轻的共和国是如何在合适的情况下采用启蒙运动思想来实现民主、科学和进步的。而且同许多他那一代的法国人一样，他也迷恋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最近取得的进步。他目睹了科学不断进步和政治体制上的混乱无序之间的强烈对比，这使他朝着社会科学领域发展。这种科学进步以及伴随的普遍乐观主义促使他引入“实证”一词来描述那些最终不再依赖形而上学解释的人类活动。大革命之后，他认为人的科学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实证性，尤其是如果生理学继续取得它现在正取得的进步，更是如此。他相信，在“具体的诸如气候、健康、饮食和劳动等社会生活条件中”，有待发现其中的规律和模式。他相信，生活中存在与政治（或神学）不相关的组织。对圣西门而言，医学，尤其是生理学，是这一社会组织的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开始问，是否存在我们不知道的支配社会行为的原理，就像血液循环的原理也曾不为我们了解一样。[3102]
但是，如果说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人类秩序新理论的社会科学首先出现在法国，那么可以说正是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尤其是从英国乡村到城镇的大批移民产生了对这一新理论的实践需求。1801至1851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近乎翻倍增长，从1050万增长到2080万，而城市的人口增长完全不成比例。伯明翰人口从7.1万增长到23.3万，增长到原先的328%，格拉斯哥从8.4万跃到32.9万（392%），曼彻斯特/索尔福德从9.5万增长到40.1万，令人吃惊地增长到原先的422%。[3103]这样的大幅度增长必然产生重大后果，最糟糕的就是恶劣的住房、拥挤的工厂、对童工的残酷、简陋原始的卫生条件和它引发的疾病。几十万工人，如果不是几百万，住在拥挤、狭窄的屋子里，居住的建筑物被高炉的煤烟熏得不成样子，缺乏最基本的生活设施。条件如此恶劣，以致在伯明翰和斯托克之间的整个地区成为“黑色乡村”。[3104]
约翰·马科斯收集了一些关于童工和疾病的恐怖记载。“大量七岁以上可怜的儿童被送到工厂主那里，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星期六也不休息，监工经常用鞭子抽打他们。有时，童工一周6天连续每天工作14或15个小时，吃饭的时间被用来擦洗机器……下面是1831至1832年间送交政府工厂童工委员会的部分证据：‘在寒风凛冽的天气，早上这些女孩什么时候去工厂？’‘在寒风凛冽的天气，她们连续6个星期，早上3点去工厂，晚上10点或将近10点半回来。’‘在19个小时的工作中休息时间是多少？’‘早餐，15分钟；晚餐，30分钟；喝水，15分钟。’‘这些时间有没有被用来擦洗机器？’‘她们一般必须把机器完全擦干；有时要占用整个早饭或喝水的时间，因此她们不得不用最快速度吃完晚饭或早饭。如果吃不完，就带回家。’”[3105]尽管从1819年开始，议会通过了法案限制这种极度的剥削，但是远远不够，童工的条件依然悲惨。
在这种制度下，儿童变得如此疲惫，他们不得不在早上被摇醒，由成年监工帮着穿衣服。“在有些煤矿，条件甚至更加恶劣。儿童四岁就沦为童工，负责打开和关闭通风活门。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煤堆上挖出的小洞里，用一个委员的话说，他们的工作‘是最差的单独监禁’。”[3106]不足为奇，这些工厂中的死亡率是令人震惊的，尤其是很多儿童因为工作时睡着而滑入机器中。这至少还算死得快。有许多疾病从这种肮脏的卫生条件中爆发，最突出的是肺结核、霍乱和伤寒这三大邪恶的疾病。[3107]
狄更斯等作家创作了“工业小说”，罗伯特·欧文等人发起了法律改革运动，不过第一个认为工业化能够成为系统研究问题的人是法国人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孔德有一个突出的身体特征，短腿。他的成长环境非常特别，因为他在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长大，而这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生的影响：他总是与女人发生纠葛，而且总是对那些境遇不如自己的人感兴趣。孔德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他进入当时以科学和工程课程著称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专心研究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正是在这里，孔德发现了自己一生的目标，即“运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社会”。[3108]孔德知道他周围的社会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他所称的“神学”和“军事”价值正在让位于“科学”和“工业”价值。他说，在这样一个世界，工业家取代了战士，科学家取代了教士。社会科学家，“由于他们掌握人类和谐，从而在本质上扮演着新社会等级中高级教士的角色”。[3109]
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后，从1817年到1824年，孔德成为圣西门的秘书。在闹翻之后（因为孔德觉得圣西门发表的一篇文章没有给予他足够的荣誉），这位秘书开始了自己的道路。他是一个坚定的阶段论者，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他提出，人类和科学都经过了三个阶段。[3110]首先是神学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把宇宙现象归因于一个神灵；在第二个形而上学阶段，人类把原因归结为抽象的力量或形式；在第三个阶段，他称之为“实证阶段”，科学“摒弃了对终极动因的寻求”，开始在“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中”寻找规律和可预测的顺序。他相信，人类在主要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系统进步：17世纪的物理学，18世纪和他所在的19世纪早期的生命科学。他说，从现在开始，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将成为进化文明的中心。[3111]在他自己心中，他把生命科学称为“有机物理学”，并分为生理学和社会物理学，也就是后来他说的社会学，一个他自己造出的新词。他说，社会物理学本质上从生理学分化而来，“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世界的规则，它们是不能被转化成其他科学规律的”。[3112]孔德有意想用社会学代替政治哲学（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作为较少党派性的社会和谐及道德的基础。他说，社会现象就像其他现象一样，因为它们有自己不变的自然法则。不过，他确实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社会学：一种是支配社会组织、建立秩序和道德的“静态”形式，一种是支配变化律的“动态”形式。[3113]
随后，孔德迷失了方向。他对社会秩序的执迷，连同他对有组织宗教的轻蔑的观点（更不用提一次狂热的风流韵事），使他在一种新宗教里尝试自己的社会秩序，新宗教的目的是“在实证知识基础上为爱而活”。孔德热爱宗教仪式，他认为仪式能帮助带来社会和谐，但是，这些以他的名义创立的组织没有什么“实证”之处。事实上，它们尤其类似于天主教，除了其崇拜的对象是人类之爱。[3114]孔德的巨大创造力就这样走入歧途而化为乌有。这阻碍了他的社会物理学的成熟，它最终因为两个原因而失败。他的体系中没有心理学的位置，没有考虑个人的动机。他对秩序、对如何实现秩序如此执迷，以致他忽略了矛盾在社会中的作用，忽略了权力的严酷现实。这一空白将由马克思来填补。[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