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的英国同行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同这个法国人一样，斯宾塞也受到了硬科学和工程学的很大影响。就斯宾塞而言，主要因为他在德比长大，那是一个位于英国中部的铁路城镇，斯宾塞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铁路公司供职。但是，他同孔德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孔德的最终目标是让社会学影响政府决策，而斯宾塞总是热切地希望社会学能表明，政府“应当尽可能少地干涉人类事务”。他是亚当·斯密和查尔斯·达尔文的崇拜者，他把他们的思想加以改造而建立一个社会图景。他认为，这样的社会将日益复杂，因此需要结构分工和职能分工，就像工厂那样。这是必要的，他说，因为这样的结构在达尔文学说意义上适应性更强。他坚持说，进化在社会的每个层面都会发生，导致“最适者生存”（这是他的短语，虽然他部分借用了自然选择理论）。他说，这个过程将“清除”适应能力不太强的民族，这种学说后来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3116]
当然在英国和美国，斯宾塞比孔德更受欢迎，他最著名的书《社会学研究》在这里既作为精装书出版，也作为丛书出版。他受到欢迎的一个原因是，他告诉了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他们想听的：个人努力是变化的动力，因此社会学支持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和在工业、卫生与福利方面最少的政府干预。
19世纪，德意志社会学家后来居上，赶超了其法国和英国同行。冷战时期斯大林主义的恐怖和许多东欧国家的严峻情况之后（更不用提中国），卡尔·马克思（1818—1883）这个名字具有太多的思想负担。他的政治理论在第27章讨论过。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既是政治理论家，也是社会学家。他的社会学思想围绕着他的异化和意识形态概念展开。虽然这些也在前面讨论过，但是简短概述一下会有帮助。[3117]异化指人的生活和自我意象被他们的工作条件所决定，并且经常是指他们受到的损害。马克思说：“在工厂工作的人成为工厂工人。”他的意思是，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并且经常被迫做那些远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他的“意识形态”是指一个社会中无意识代表的、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观，例如它可以使人们以为无法改变自己的状况，无法改善，因为事物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的”。马克思的其他社会学思想包括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他来说，生产条件构成了作为社会根本现实的经济基础，而社会制度（法律、政府行政部门、教会）组成了上层建筑。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学，而不是心理学，是根本的人的科学，因此当他这么界定的时候，他创造了一种看待人类事务的新方式——信仰或知识或社会制度同权力运作的关系。“当启蒙运动作家或19世纪的自由主义分子从宣扬人性开始思考时，马克思正好相反，他寻求通过历史和经济因素来解释人性。”[3118]
现在看起来也许令人吃惊，但是一开始，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在西欧被接受，直到19世纪末（哈罗德·柏金斯说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英国“几乎不为人知”）。一开始，俄国人对他更感兴趣，俄国当时还是一个政治和社会非常落后的国家，那里的人们开始思考，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是否能向前“飞跃”，还是需要经历西方已经经历过的不同的改革、革命和复兴？马克思吸引西方的注意是在后来俄国的形势激化，并且似乎印证了他的论点时。
其他帮助建立社会学和塑造20世纪的德意志社会学家有马克斯·韦伯、斐迪南·滕尼斯和格奥尔格·齐美尔。同马克思一样，韦伯的理论也主要是经济学的，但是他还借鉴了孔德的理论，而且很可能是第一个称自己为社会学家的德意志人。（在19世纪末之前，把社会称为“社会”并不常见。人们指称“政治社会”“蒙昧社会”，等等，但不用“社会”来指称任何更抽象的东西。[3119]）
德意志社会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性”，现代生活在社会、政治、心理、经济和道德意义上如何同之前的生活区分开。这一思想因为德意志在1871年1月1日的正式统一而显得尤其重要。马克斯·韦伯的所有工作都是要指出，是什么使现代西方文明独具特色，但是正如罗杰尔·史密斯概括的，所有早期社会学家都对现代性是如何产生的感兴趣。下面是史密斯的清单：
赫伯特·斯宾塞：现代性包括从一个以好战［军事］为主导的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卡尔·马克思：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亨利·梅恩（英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著名作品是《古代法》，采用一种进化思想）：身份→契约；
马克斯·韦伯：传统权威→理性—法律权威；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联盟。[3120]
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通过分析和确认什么才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来帮助新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是1872年成立的“社会政治联盟”团体的成员，主要都是些经济史学家，团体的目标是研究社会条件同工业化之间的联系。[3121]“社会政治联盟”成员认为德国正面临困境。他们主张，他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第二帝国除了接受工业化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同时他们又不相信经济能同等地满足每个人。他们因此建议政府制定能反映这一现实的政策，例如制定旨在缓解工人阶级贫困的国家保障体系。[3122]
在社会学领域，韦伯是一个博学者。他起初撰写经济史，后来调查普鲁士在19世纪80年代的农业萧条，然后又转向另一历史层面，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的古代宗教，它们为他提供了一个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发展的比较视角。[3123]这为他1904年出版的最著名的书《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增加了权威性。在书中，他试图解释，“现代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首先且主要是新教徒实践的一种行为活动，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也是如此”。[3124]而且，这些新教徒不是因为金钱能够买到奢侈而必然对创造财富感兴趣，而是因为工作是一种道德义务形式，一种使命，是履行对上帝的责任的最好方式。实际上，对天主教徒来说，最高的理想是通过远离尘世和冥想而净化个人的灵魂（就像隐修中的僧侣那样），而对新教徒来说，正好相反：救赎来自帮助他人。[3125]
虽然韦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人物，但他也像孔德一样热切地希望社会学能够产生关于社会的“非价值事实”，即，摆脱了进行研究的科学家个人或群体的价值观的事实。同时，韦伯又极力指出，科学不能提供价值观，也不能告诉我们如何生活；它只能提供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如何生活的新事实。他认为，现代世界最显著的事实是它带来幻灭。他说，这是一个“没有也不可能有神灵的位置”的世界。[3126]对韦伯来说，现代性就是理性，是建立在效率、秩序、物质满足这三者基础上的事务组织。对他来说，这些是通过日益主宰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法律、商业和行政机构来实现的。他认为其中的问题是，商业和工业社会，无论它带来什么样的自由和其他福利，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幻灭，消除了人类的任何“精神目标”。[3127]他认为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幻灭会留下来，伴随人类。
韦伯最后的论点是，社会学作为新的人文学科之一，同自然科学有根本不同。我们能够通过运用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现象，但是人类的行为具有“内在的意义”，因此必须以一种自然界没有的方式被“阐释”或“理解”。[3128]韦伯的这种二分法一直保持了活力，并且一直传到现在。
当时，几乎与这种二分法具有同样影响力的是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做出的区分。1887年，他把前现代社会概括为建立在共同体（community）基础上，而现代社会建立在联盟（association）基础上。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有机地发展，具有每个成员都分享的“神圣”价值，大多数价值都是不受质疑的。而现代世界的社会是按照理性和科学原则规划，由行政机构治理的。滕尼斯说，这表明，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不能保证我们与之交往的人会分享我们自己的价值。这种观点在现代艺术中经常得到表现（第36章）。
19世纪第四位伟大的德意志社会学家是格奥尔格·齐美尔，他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在文中，他解释说，“大城市个体性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因为外部和内部刺激迅速、持续的变化而导致的精神生活的紧张”。[3129]齐美尔也是卡尔·曼海姆和捷尔吉·卢卡奇的老师。对齐美尔来说，19世纪出现的新兴大城市（大城市，不是中世纪的大学镇）是一种新的空间，对人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激动、异化的空间……一个因为客观文化过度生长而导致主观文化萎缩的空间……”[3130]如果第一句听起来像印象派极力描绘的城市，那是因为齐美尔在柏林以“哲学界的马奈”著称。他的另一个有影响的观点是对“客观”和“主观”文化的区分。对齐美尔来说，客观文化是我们所说的“高等文化”，是马修·阿诺德描述的人类所思考过、书写过、谱写过和描绘过的最好的东西。这种文化是客观的，因为它“就在那里”，有具体的形式，每个人都能看见、听见、读到。齐美尔认为，界定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人们同这些“经典”作品发生关系的方式。另一方面，齐美尔说，在“主观文化”中，个人不是通过任何“就在那里”的文化寻求“自我成就和自我实现”，而是通过他或她自己的资源。没有什么，或非常少，可以在主观文化中共享。齐美尔认为，主观文化的经典例子是商业文化，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独特项目。在这样一个世界，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命运基本满意，却没有认识到群体不满，其表现形式就是异化。1894年，齐美尔成为第一个教授名为“社会学”的课程的人。[3131]
齐美尔让我们再次回到法国，那里同他地位相当的人是埃米尔·涂尔干（1858—1917）。他来自一个拉比家庭，是一个犹太人，也是一个外省人。涂尔干是一个双重边缘人，这可能使他的观察更加锐利。法国自1789年经历了几次动荡（1848年的革命，1870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以及巴黎围城战），这使涂尔干对社会稳定条件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什么决定了社会稳定，什么破坏了社会稳定，什么因素带给个人目的感，让他们保持诚实而且乐观的态度？[3132]
从职业意义上，涂尔干是当时发生在法国高等教育界大量变化的受益者。在巴黎围城战和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共和派和天主教保王派争夺控制权，尤其是对教育的控制权，最后共和派成为胜者。他们采取的首要措施之一就是改革大学，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成立科学研究系。涂尔干卷入了这些变化中：到1887年他一直在波尔多大学任职，教授一门新课程，“社会科学”。[3133]因此，当局重组波尔多大学和其他大学时，涂尔干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创立了（至少在法国）崭新的社会学学科。涂尔干察觉到这是他的重要时刻，他迅速行动，撰写了关于该学科的一本教材和两本比较专门化、更有争论性的作品，《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和《自杀论》（1897）。一年后，他又创立了《社会学年鉴》期刊。1902年，他进入索邦大学。
《自杀论》是他最著名的书。表面上，正如罗杰·史密斯说的，这不像一个社会学题材。[3134]它的内容非常私密、个人化、主观化（纪德后来认为，自杀从原则上是无法解释的）。但那就是涂尔干的论点：他要表明心理具有社会学意义。在该书的第一部，他运用统计数据表明，自杀率根据一个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住在乡村还是城市而变化。这是以前从未有人做过的，人们为他的调查发现感到震惊。但是涂尔干本人对这些比较明显的变量并不满意。他还认为，不太明显的社会特征也同样重要。他把自杀分成利己性、利他性、失范和宿命论四种类型。他把“利己性自杀”描述为“社会未能成为个人情感中心的失败”。[3135]在这种失败明显的时候，很多人失去目标而“分裂”。他把“失范”描述为一个社会缺乏普遍的准则，这意味着许多人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出现大量的副作用，例如高犯罪率。涂尔干因此主张，自杀现象之中存在社会这种事物，存在社会现象（利己主义、失范，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个人之外），因此不能归结为生物学或心理学现象。[3136]
涂尔干在为解释人类行为的社会学方法做辩护时取得的另一成就是，他为社会学医学，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流行病学奠定了基础。当然他不是唯一的一个，德意志各邦、奥地利和瑞典在18世纪都开始为此目标而收集数据。不过，社会学医学，或说流行病学，出现在大工业城市，是在人们努力应对前所未有的问题和经验，尤其是卫生问题时诞生的。英国的第一位先驱是约翰·斯诺爵士，他在早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且成为其他人效仿的榜样。斯诺从统计学/社会学角度对霍乱进行了研究。1854年，伦敦爆发了严重的霍乱，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夺去了五百多人的生命。在核查死者和受病痛折磨人员的名单时，斯诺发现大多数霍乱病人出现在布劳德大街附近。“通过调查病人的家庭成员，斯诺能够确定一个单一的共同因素，即布劳德大街附近的水管，病人都通过它饮水。另一佐证来自对布劳德大街地区济贫院的观察，他发现那里只有几个人感染霍乱，而且每个病例都是在进入济贫院之前就感染了。斯诺假定（并且发现）济贫院从单独的水井中抽水……当斯诺最后相信布劳德不干净的水管是霍乱发生的根源时，他向当局要求关闭水管，他的仔细调查获得了回报。”霍乱停止了。虽然没有产生什么即时效应，但是这件事后来成为传奇。使该调查非常不寻常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霍乱杆菌是由罗伯特·科赫在斯诺调查的二十八年后才发现的。[3137]
疾病细菌学说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完全成形。在斯诺得出结论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匈牙利人伊格纳茨·塞麦尔韦斯观察到，外科医生在接生前后洗手就可以减少产褥热的发生。约瑟夫·李斯特在1865年更进一步，他提出手术时，在病人的伤口上使用石碳酸（防腐剂）。但是直到路易·巴斯德注意到变弱的细菌可以用来提供由该类正常细菌引起的疾病的免疫力，才构想出接种概念，并很快将它运用到广泛的城市疾病（肺结核、白喉和霍乱）的防治中。[3138]
城市化问题还促使英国人建立从1851年开始的十年一次的普查机制，目的是为现代英国的社会各层面提供一个简单但是经验性的基础。普查反过来激发了对贫困和住房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评估。罗杰·史密斯说，这“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和道德意识”。[3139]
普查反映出人们对统计学兴趣的增长。成立于1831年的英国科学进步学会，其本身也是一个新组织，在同年成立了统计部。两年后，曼彻斯特统计学会成立，再过一年伦敦学会成立。现在人们毫不怀疑，收集发病率、犯罪率或精神病或营养状况的数据，将构成政府制定社会政策和大学社会科学的实证基础。突然之间，或说看上去突然之间，人们可以获得大量描述英国和其他地方生活的数据。正是这些大量的数据引发了更加复杂的统计学分析，而不是简单的计算。两种统计学方法的第一种集中在生活任意方面测量值的分布，第二种是分析各种测量值之间的相关性。这些技术除了具有政策意义外，还有其他两个影响。它们表明，某些不同现象是如何倾向于一起出现，产生新的问题；它们还揭示出那些相关性总是不太完美的程度。因为测量值在变化（沿着一个分布方向），人们开始就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提出疑问。这种痴迷在20世纪变得日益突出，甚至在硬科学领域，例如物理学，也是如此。[3140]
比较正式的统计学始于比利时天文学家L.A.J.凯特莱（1796—1874）。他于1823来到巴黎学习天文学，在那里他接触到当时七十多岁的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创立的概率论（他死于1827年）。这里，我们要回到德朗贝尔和梅尚为米的精确测量而做的调查上。肯·亚尔德在关于此次调查的书中说，这两个人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同。德朗贝尔在标明页码的笔记本上用钢笔记录下所有东西：他犯的任何错误都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见。而梅尚使用单独的纸张，通常只是纸片，用铅笔记录，字迹可能褪色，甚至被擦掉或丢失。不管这些工作方式是否具有说明意义，当两个人一起比较笔记时，德朗贝尔发现他的同事显然捏造了许多数据，主要为了同期望的结果一致。这些“不一致”出现的一个原因是，地球其实是一个比梅尚想象的还要不规则的球体，它意味着子午线会稍微变化，因此在某些位置，重力也会稍微不同，会影响他们使用的铅垂线。但是梅尚认为他获得了不规则的结果是因为错误计算了三角测量中恒星的度数。到那时，恒星的准确位置已经几乎成为天文学和数学的一个经典问题。从表面上看，确定恒星的准确位置（和明显的运动轨迹）看起来很简单，但其实一点也不简单。在测定单位米之前，人们知道即使用最先进的望远镜，也很难定位遥远恒星的准确位置。观察可能产生一系列结果。一开始，对这些观察所做的算术均数被当作“真正”答案。后来发现，人们对读数有系统性的不同，这样研究人员习惯了消除这一偏差。但是许多数学家对此仍然不满意：他们感到更接近均数的观察结果应当比不接近的结果更有效、更有分量。这引发了两个重要发展。阿德里安—马里·勒让德发明了完成此任务的最小平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任何序列观察结果的最佳匹配被认为是“从每个采样点与曲线误差值的最小平方”。[3141]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一点是，勒让德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并且首先根据德朗贝尔和梅尚的数据进行了成功测算。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在拉普拉斯、凯特莱和勒让德的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取得了第二大进步。从本质上，天文学技术表明，当把不同天文学家的观察结果在图表上标注时，它们（用规范的语言说）“呈规则分布”。这种规则分布被发现也适用于其他现象，因此该短语变成“标准分布”（在均数上下）。19世纪90年代，英国数学家卡尔·皮尔逊（1857—1936）发明了“正态分布曲线”，也就是后来的钟形曲线。这可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因为钟形曲线被凯特莱用来发明他所说的“平均人”概念。[3142]正是这种想法激发了许多人的想象力，不久便被诸如作家、市场营销人员和制造商广泛运用。除此之外，这一发明还引发了关于人性的更为根本的问题。平均人是理想人吗？抑或是最平庸的人？处在分布边缘的人是怪人还是堕落的人？平均人是否代表人的本质？[3143]
人们开始认识到，统计学中有某种基本的，甚至神秘的东西。正态分布、平均人的概念本身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在某种意义上按照数字逻辑行动。例如，虽然个别谋杀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犯罪统计数字揭示出，在有多少谋杀发生以及在哪里发生方面呈现出规则特征，甚至一种稳定性。涂尔干在自杀的问题上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这些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说明了什么？这种隐藏的模式说明了什么？“因此统计学似乎成为使社会事实研究像物理学研究一样客观和精确的一种方法，也是社会科学像物理学一样发现一般规律的方法。”这种思想为那些相信“必须为了一般福利而重建……竞争体系”，以及国家应该干预以缓解严酷工业化带来的损害的人提供了希望。[3144]这也是1883至1884年成立于伦敦的费边社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主要信仰之一，后者从1903年开始教授社会学。[3145]
但是，正如我们在第17章看到的，13、14世纪测量的发展、精确性的提高和定量思维的兴起是现代西方诞生的因素之一，而这方面的进一步飞跃出现在维多利亚时期。最后的影响来自埃德温·查德威克，他坚持政府调查中必须包括一个特殊问题，“死因”。[3146]查德威克是两次王室调查（关于济贫法和劳动卫生条件）的研究员，“事实调查员”，而且由于他的工作，维多利亚时期对统计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为济贫法委员会收集的统计资料有14卷）。查德威克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数字是，7.7万靠救济度日的人中，不少于1.4万人由于发烧而沦为穷人。[3147]这种相关性确认出前人从未想过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今天依然存在的一个问题。查德威克确认并发表了工业城市日益增长的死亡率，它在十年内翻了一倍，并且表明，在贫困地区，每120人中，是的，是120人，“只有一个很难使用的厕所”。[3148]
这些数据使许多维多利亚中产阶级人士感到愤怒，也为现代政治（例如工党的成立）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仍有其他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统计和测量的冲动是一种控制形式。历史学家G.M.扬写道：“我认为铁路时刻表约束了最大多数的人。”[3149]但是在一个大众社会，统计是必需的手段，它远不是一种控制因素。对许多人来说，它是一种自由。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统计是激动人心的。从哲学意义上，它揭示了集体生活中的确定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从实际意义上，它为新兴的，通常是严峻的大城市的治理提供了帮助。现在，对大多数人来说，统计已经变得枯燥，而且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令人激动的效应。即便如此，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福利国家，没有统计是不可想象的。
33 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应用与滥用
1648年，在发现西印度群岛和美洲的一百五十年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终于签订。它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在这三十年内，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因为如何理解上帝的意图而打得不可开交。它们同意，从今往后每个国家将自由地走自己的宗教道路。人们已经为永远无法解决的思想问题而流了太多的血，“疲惫的宽容”似乎是唯一的前进方式。[3150]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这一新的局势中产生了一些令人不快的后果。教廷被削弱，西班牙和葡萄牙失去了权力，欧洲的重心向北推进到法国、英国和新近统一的荷兰。[3151]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们很清楚，地球比第一批探险家所设想的要更大、更充满变化和更桀骜不驯，这为北方国家带来了心理变化，这些国家的存在本身因为三十年战争而得到确立。北方国家现在对贸易和商业更感兴趣，而不是对其他民族的粗暴征服，西班牙就曾因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而备受指责。（到拉美独立前，到拉丁美洲殖民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而英国到北美洲的移民被鼓励带上妻子和孩子。结果，英国移民从土著人那里寻找性伴侣的人要少得多。）天主教和后来新教之间的态度变化同以下事实有很多关联：新兴商业阶级正取代传统军事和地主贵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力量。因此这一发展存在一个思想和道德基础：商业被认为对双方都是一种文明化和人性化的力量，“商业不仅仅是商品交换，它还包括交流和宽容”。[3152]
这里的关键是英国和荷兰等新教国家。它们都有悠久的贸易传统，而且作为付出代价才取得宗教宽容的国家，它们不希望把同样的罪恶强加在遥远土地上的人们。如果能做什么的话，它们愿意把这些“原始人”从异教信仰中拯救出来，作为贸易的一个附属目标，但不是用武力。[3153]
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英国在这方面比荷兰更重要。英国有自己的美洲殖民地，而且在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成为最大的海上强国。但是七年战争也使英国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此它通过向美洲殖民地征税，直接拒绝殖民地在议会的直接代表制，试图弥补财政损失，最终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尽管向美洲殖民地的征税标准跟英国国内相比要低很多）。[3154]这虽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与此同时，对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来说，很明显，殖民永远无法长期奏效。经验将表明，殖民地或成为附属国，然后耗尽母国的资源；或一旦出现经济自足的迹象，就想走自己的道路。亚当·斯密一个最中肯的预测是，相比作为殖民地臣民，独立后的美国人将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尼尔·弗格森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到1770年，新英格兰人将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民族”。
历史学家现在称美国为英国的“第一帝国”，以区分它在亚洲、非洲和太平洋的“第二帝国”，英国在那里的殖民政策非常不同。在“第二帝国”总有军事力量存在，但是在那里取得直接的征服却从来不是一个值得向往的（或说可以实现的）目标。[3155]正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它们成为这一阶段帝国的主要特征）的名字所表明的，它们的口号是贸易，受到保护的贸易。它们在东方的殖民地主要包括葡萄牙人所说的“商站”、工厂、自治独立的飞地，经常通过条约获得，旨在让它们成为欧洲和亚洲商人之间的国际转口港。虽然有军队驻扎，但是它们没有真正的军事力量。例如，在印度，它们从未对莫卧儿军队构成威胁。900名英国公务员和7万名英国士兵管理着超过2.5亿印度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需要另外一本书来探讨。[3156]）
但是帝国的力量确实在增长，加上穆斯林的撤退，帝国的商业最终取得胜利，东印度公司在力量和影响上也逐渐扩大。东印度公司最终成为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但是即使如此，根据安东尼·派格登的说法，印度总是同美国以及后来在非洲的殖民地有区别。“印度和亚洲，”他说，“一般来说总是一个过渡，而不是定居地……在印度的欧洲人心中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这里从来不存在一个曾经使前西属美洲殖民地变成真正跨种族社群的克里奥尔人群，也不存在大量的跨种族繁殖。”[3157]
即使如此，当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彼此摩擦时，会存在内在的危险。我们在第29章看到，孟加拉亚洲学会是如何帮助启动了东方的文艺复兴，那时威廉·琼斯爵士注意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之间的相似性，孟加拉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吸引印度教学者到加尔各答研究印度教经文（他自己精通波斯语和印地语）。但是在1788年，即他卸去总督职务以后三年，他被伦敦的议会弹劾，被指控“藏匿”了一笔部分从东印度公司窃取、部分从贝拿勒斯和阿瓦德统治者那里获取的巨额的个人财产。尽管经过漫长的七年，黑斯廷斯最终被无罪开释，但是对他的审判是埃德蒙·伯克在幕后操纵的“一个戏剧性大事件”，此后，这位前总督从未能真正恢复元气。伯克深信东印度公司背离了它的宗旨，即除了贸易，它还应当“在帝国传播文明和启蒙思想”。他说，恰恰相反，黑斯廷斯领导下的东印度公司专断、腐败，“压迫印度人，背离了它应当散播的仁慈”。（后来的历史学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黑斯廷斯对印度文化研究越多，他就越受人尊敬。[3158]）伯克说黑斯廷斯背叛了帝国的最高理想，即仁爱地传播西方文明，这种态度令人想起拿破仑。伯克（还有拿破仑）可能说话言不由衷，不过弹劾黑斯廷斯真正表明的是一种自负的帝国心理：无论他们冒充多么崇高的目的，他们同第一帝国那些更直接的侵略殖民者没有什么大不同。尼尔·弗格森列举了英国的“第二”帝国赖以建立并且最希望传播的九大思想。它们是：英语、英格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苏格兰和英格兰的银行业、普通法、新教、团队体育、有限政府或“守望者”政府、代议制和自由思想。[3159]
然后就是具有争议性的奴隶制问题。帝国都涉及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奴隶制。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古代雅典和罗马也有奴隶。但是，在古希腊或罗马，成为奴隶并不必然代表被贬黜。不幸的奴隶被送入军队或工矿，幸运的奴隶可能成为主人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现代奴隶制同这不一样：奴隶贸易本身是可耻的、令人恐惧的。“它开始于1444年8月8日，第一艘载着从现在的塞内加尔获取的235名非洲人的货船在葡萄牙港口拉各斯靠岸。一个初始的奴隶市场在码头形成。惊恐不安的非洲人，在被关押在小船肮脏的船舱几周后，被按照年龄、性别和健康状态分成不同的组。”[3160]在“航海家”恩里克王子得到通知并到达码头前，不允许买卖。作为航海的赞助人，恩里克王子有权获得五分之一的战利品，这次是46个奴隶。“黑色黄金”（奴隶被如此称呼）贸易便是这样开始的。
虽然奴隶贸易对欧洲是新鲜的事物，但是它在非洲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现在改变的是需求的规模。欧洲的奴隶贸易因为一种新商业而得到发展：甘蔗种植。欧洲对蔗糖的需求如此之大，在1492至1820年间，根据安东尼·派格登的研究，“数量相当于白种欧洲人五到六倍的非洲人来到美洲”。这个统计数字尽管为人熟知，仍然令人震惊。它塑造了美洲，也给美国带来了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造成美国这个挥之不去困境的深刻原因之一是，现代奴隶制包含了对主人与奴隶关系的一种新理解。[3161]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西塞罗，都对奴隶制思想感到尴尬。虽然他们有时试图争辩说奴隶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这没有说服力，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奴隶只是从战败的一方获得。世界上的主要一神教也持相同的观点。《旧约》和《古兰经》都允许拥有奴隶，但只在“正义的战争”之后。[3162]早期基督徒并不赞成把其他基督徒卖为奴隶，不过他们并不以同样的仁慈惠及非基督徒。在奴隶贸易的早期阶段，一些天主教教士和法学家试图宣称非洲内陆的战争是“正义的”，但是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他们的观点。1686年出现了某种进展，当时宗教法庭谴责奴隶贸易。但是，重要的是，它并不谴责奴隶制本身。[3163]
梵蒂冈的观点反映出一个时期的普遍观点：奴隶贸易比奴隶制更令人不快。但反抗不断增加，它让人注意到，在其背后存在一个悖论。许多人认为黑人是“低等民族，比动物强不了多少”，因此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经常给黑人取宠物的名字——费多、跳马等。但是这种态度同主人经常要求他们的奴隶从事需要充分脑力活动的工作相矛盾。[3164]同样危险的是，男主人发现他们的女奴很有性吸引力，因此生出混血后代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新的关系充满了矛盾和紧张。
奴隶制被彻底废除之时以及之后，种族主义的观点仍然很顽固。无法摆脱欧洲基督教文化是文明化力量的信仰的废奴主义者数不胜数，威廉·威尔伯福斯不过是其中之一。在某个时候，他承认“与通过基督教和英国的法律、制度和习俗把光、真理和幸福带给奴隶相比，解放奴隶可能实际上不太重要”。不过，威尔伯福斯确实成为某个殖民地试验的发起人之一，即1787年建立的塞拉利昂，目的是“把文明带到土著人中，并且通过自由劳动方式耕种土地”。塞拉利昂繁荣发展，它的首都弗里敦成为新的皇家海军反奴隶贸易舰队的基地之一。[3165]丹麦在1792年成为第一个废除奴隶贸易的欧洲国家。英国在1805年结束奴隶贸易，到1824年奴隶贸易在该国是处以绞刑的罪行。但是在其他地方，奴隶贸易仍旧持续了半个世纪，最后一次贸易是在1870年的古巴进行的。[3166]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批欧洲国家。1815年，为决定拿破仑倒台之后的欧洲局势而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产生了另一批国家。当时的态度同现在大不相同。对新欧洲的建设者之一、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来说，意大利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3167]会议上的一个德意志人对他自己的国家也有相同的认识。他说，“把所有的德意志邦国统一成一个单一的、未分裂的国家”不过是一个梦想，“被一千年的历史所否定，最终不了了之……它既不可能通过任何人类的智慧实现，也不可能通过最血腥的革命实现；只有疯子才会追求这样的目标”。他得出结论：如果民族统一思想在欧洲占据上风，“那么留给我们后代的将是一片血腥的废墟”。[3168]
维也纳会议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欧洲再一次发生革命，为了这个目的，到会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开始着手描绘1648年之后形成的欧洲政治地图。“西班牙和葡萄牙恢复了从前的统治家族，荷兰获得前奥属尼德兰（后来的比利时），瑞士成为独立国家，瑞典与挪威合并。由于五国联盟（欧洲五大强国俱乐部）没有法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法国保留了它在1792年的边界。”[3169]但是这样一个小心维持的欧洲均衡体系依赖的是一个保持分裂、混乱和无力的中部欧洲。[3170]参加维也纳会议的许多欧洲人对所谓的“德意志统一派”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决心使德意志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正如法国外交大臣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从维也纳寄给路易十八的信中所说：“他们试图推翻有辱他们尊严的秩序，用一个单一的政权代替这个国家的所有政府。同他们意见一致的还有来自大学的人，这些年轻人怀揣着自己的理论，还有所有那些把那块土地在战争期间遭遇的所有痛苦都归因于德意志分裂的人。德意志祖国的统一是他们的口号、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宗教，他们热烈到狂热的地步……如果德意志大众将统一成一个整体、变得雄心勃勃，谁能估计其后果？谁能说那样的一种运动会在哪儿停止？”[3171]
换句话说，正如哈根·舒尔茨指出的，在那时，民族主义原则只有在同君主的合法统治相联系时才得到认可：在大不列颠、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瑞典，即欧洲的北部和西部。说德语的地区和意大利除外。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民族主义，又叫文化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德意志思想。这个地区的政治分裂其实是欧洲秩序的逻辑结果。只需看看地图就能知道为什么。“从波罗的海到第勒尼安海，欧洲中部把大国彼此之间分开，使它们远离，避免发生直接冲突。”[3172]没有人希望中部欧洲出现过度的权力集中，因为如果任何一方取得控制权，那么就能轻易成为“整个大陆的霸主”。[3173]对许多人来说，分裂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各邦国是自由的保障。虽然意大利和德意志在这方面非常相似，但是意大利大部分地区被外国势力占领（北部是奥地利，南部是波旁王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民族主义出现在德意志。实际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是19世纪的两个重大政治事件，它们同美国内战一起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极大地形成了工业竞争，塑造了我们的现代世界，同时也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多灾多难的20世纪创造了条件。塔列朗多么英明啊！[3174]
第一个明确定义“文化民族主义”的人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尽管伟大的德意志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说，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在1765年首次在“一天当中就能游览二十个公国的德意志地区”发现了一种“民族精神”的迹象。正如我们在第24章看到的，这一时期正是17世纪晚期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公众”开始出现的时期。赫尔德说：“自然不仅用森林、山脉、海洋、沙漠、河流和气候，而且尤其用语言、爱好和性格把各民族分开。所以，遏制专制主义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地球的四端无法塞进一个木马的肚子里。”[3175]对赫尔德来说，民族是不可化约的，它同帝国的思想不能兼容。他说帝国思想有悖世界民族的“自然多元性”本质。[3176]德意志人想要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为此，他们必须经过“教化”，因为他们作为欧洲权力争夺的剧场已经太长时间了，在那里，“今天的统治者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3177]19世纪目睹了两个大国取代曾经统治中部欧洲几个世纪的“混乱割据”，这一变化的性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其他的欧洲国家对这些德意志和意大利情结的回应是哈根·舒尔茨所说的“爱国主义的重生”。[3178]法国尤其如此，例如，它的整个教育体系都围绕着为民族主义事业服务。历史和国家政治课程是为了革命和屡次战败后的民族重生事业。最明显的，也可以说是最荒唐的一个例子是G.布鲁诺的《爱国二童子传》。它讲述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安德烈·瓦尔登和他七岁的弟弟于连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普法战争之后，两个孩子成为孤儿，困在已被德意志占领的家乡法尔斯堡。他们逃离家乡，环游整个法国，最后找到了一个新家，多亏了这次环游，他们发现了法国的所有伟大之处。该书首次出版于1877年，在后来的三十年内，再版二十次。当时狂热民族主义的另一个例子是当儒勒·费里（1832—1893）任教育部长时，每个教室都被要求贴一张法国地图，上面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用黑色丧纱围起来。儒勒·米什莱（1798—1874）称法国是“现代文明的重镇”，意思是它是现代启蒙国家的先锋，“法国的文明思想就这样成为一种民族宗教的核心”。（《马赛曲》在1879年被采纳为国歌。[3179]）
英国也有回应，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大英帝国的扩张在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如下图清楚所示：
殖民附属地[3180]（单位：万平方公里）
以下是同时代的一些评论，不仅为了说明其大意，而且证明它们多么普遍，兹详细引述。“帝国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民主民族主义最近、最高的体现。它是我们民族的有意识的表达。”（威斯敏斯特公爵）“英国人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统治民族。”（约瑟夫·张伯伦）在看到悉尼港后，查尔斯·达尔文写道：“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自己是一个英国人。”“我宣称，我们是世界上的领导民族，我们殖民的地方越多，对人类就越有益……因为［上帝］显然让说英语的民族成为他为创造一个建立在公正、自由与和平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而选择的工具。如果我竭尽所能为这个民族提供尽可能大的空间和力量，那一定是上帝的意志。我想，如果存在上帝，他一定愿意看到我完成一件事情，那就是，把尽可能多的非洲版图涂成英国的红色。”（塞西尔·罗兹）[3181]
现在分析，这种民族主义爆发的负面效应是更多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在法国和德国尤其猖獗，这部分要归因于对英国的嫉妒[3182]：同英国相比，法国和德国的海外帝国都太小，以致形成这样的观点，正如法国“爱国者联盟”创始人保罗·德鲁莱德所说：“在治好我们的国内痼疾之前，我们不能希望在国外能有任何进展。”[3183]而关于谁是国内头号敌人，没有任何怀疑，那就是犹太人。1886年，爱德华·德鲁芒出版了《犹太人的法国》一书，“捏造”犹太人的生活和习俗，尽管它非常幼稚和拙劣，却立刻成为畅销书。后来证明它成为那个国家反犹主义浪潮的序曲，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达到高潮，即一名犹太军官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在德国，所谓的“文化斗争”其实是新教国家迫使天主教政治家接受普鲁士政策的一种努力，尽管斗争是因为学校的监管权和教职任命权而引起的。在这种不宽容气氛中，必然会讨论犹太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