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在20世纪初莫里斯·巴雷斯的《民族精力的小说》三部曲（1897—1903）中达到鼎盛。巴雷斯的思想是，自我崇拜是文明堕落的主要根由。“国家在自我之上，因此必须在个人生活中具有至高的优先权。个人除了服从国家授予他的任务，‘其世系的神圣法律’，除了‘倾听这片土地和死者的声音’，别无选择。”[3184]正如哈根·舒尔茨正确指出的，关于民族的思想，即民族主义，在19世纪初还是作为自然政治和文化实体的一种乌托邦，但是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富有争议性的因素了。“它再也不能跃居统一社会的政党之上。它本身就成为一个政党，分裂社会。”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再一次，我们要小心避免夸大其词。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是灾难性的，但是它也有积极的一面。最明显的是19世纪德国智识生活的伟大繁荣，无论这种繁荣是因为德国的统一，还是因为统一之后伴随的伟大的民族主义情感，它们显然是同时出现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马克斯·普朗克、恩斯特·马赫、赫尔曼·冯·亥姆霍兹、马克斯·韦伯、尼采、易卜生、斯特林堡、冯·霍夫曼斯塔尔、鲁道夫·克劳修斯、威廉·伦琴、爱德华·冯·哈德曼……所有这些人都是德国人或说德语。有时我们会忽略1848至1933年这段时期与世纪之交（也是本书所论截止的20世纪初期）重叠，也是德意志天才迸发的鼎盛时期。“20世纪本来是属于德国的世纪，”美国历史学家诺曼·康托在1991年这样写道。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在柏林参观纪念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奥托·哈恩和莉泽·迈特纳诞生一百周年的展览会上对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也说过这话。这些人都在1878至1879年出生，阿隆有感而发：“它本来是德国的世纪。”[3185]康托和阿隆的意思是，德国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在1848至1933年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如果就他们本身而论，本来可以把新统一的德国带入新的、从未梦想过的顶峰，而且确实正是那样做的，直到阿道夫·希特勒的灾难发生。
任何对此论断（1848至1933年是德国的世纪）有所怀疑的人只需看看下面的名单。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领域开始，因为德国的伟大是如此全面，不过让我们从音乐开始吧：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理夏德·瓦格纳、安东·布鲁克纳、弗朗茨·李斯特、弗朗茨·舒伯特、罗伯特·舒曼、古斯塔夫·马勒、阿诺德·勋伯格、约翰·施特劳斯、理夏德·施特劳斯、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威廉·富特文格勒、布鲁诺·瓦尔特、弗里茨·克莱斯勒、阿尔图尔·奥涅格、保罗·欣德米特、寇特·威尔、弗朗茨·雷哈尔、柏林爱乐乐团和维也纳爱乐乐团。医学和心理学也不逊色。除了弗洛伊德，想想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卡尔·荣格、奥托·兰克、威廉·冯特、赫尔曼·罗夏、埃米尔·克雷丕林、威廉·赖希、卡伦·霍尼、梅兰妮·克莱因、恩斯特·克雷奇默、吉泽·若海姆、雅各布·布劳耶、理夏德·克拉夫特—艾宾、保罗·埃尔利希、罗伯特·科赫、瓦格纳·冯·尧雷格、奥古斯特·冯·瓦色尔曼、格雷戈尔·孟德尔、埃里克·丘歇马克、保罗·科雷曼斯。在绘画领域，有马克斯·利贝曼、保罗·克利、马克斯·佩希斯坦、马克斯·克林格尔、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弗朗茨·马克、洛维斯·科林特、汉斯·阿尔皮、格奥尔格·格罗斯、奥托·迪克斯、马克斯·斯勒福格特、马克斯·恩斯特、莱昂·法伊宁格、马克斯·贝克曼、阿列克谢·亚夫伦斯基。瓦西里·康定斯基虽然是俄国人，但他是在慕尼黑取得了现代艺术最重要的突破：抽象艺术。在哲学领域，除了尼采，还有马丁·海德格尔、埃德蒙德·胡塞尔、弗朗茨·布伦塔诺、恩斯特·卡西尔、恩斯特·海克尔、戈特洛布·弗雷格、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鲁道夫·卡尔纳普、斐迪南·滕尼斯、马丁·布伯、特奥多尔·赫茨尔、卡尔·李卜克内西、摩里兹·石里克。
在学术研究和历史学领域有：尤利乌斯·迈尔—格拉斐、利奥波德·冯·兰克、特奥多尔·蒙森、路德维希·帕斯特、威廉·博德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文学领域，除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还有海因里希和托马斯·曼、赖纳·马利亚·里尔克、赫尔曼·黑塞、施蒂芬·茨威格、格哈德·霍普特曼、戈特弗里德·凯勒、特奥多尔·冯塔纳、瓦尔特·哈森克莱弗、弗朗茨·魏尔夫、弗朗茨·魏德金、阿尔图尔·施尼茨勒、施蒂芬·格奥尔格、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卡尔·克劳斯、威廉·狄尔泰、马克斯·布洛德、弗朗茨·卡夫卡、阿诺德·茨威格、埃里希·马利亚·雷马克、卡尔·楚克迈尔。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有：维尔纳·松巴特、格奥尔格·齐美尔、卡尔·曼海姆、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和卡尔·波普尔。在考古和《圣经》学领域，除了D.F.施特劳斯，还有海因里希·施里曼、恩斯特·库尔提乌斯、彼得·霍希哈默尔、格奥尔格·格罗特芬德、卡尔·理夏德·莱普修斯、布鲁诺·迈斯纳。最后（虽然也很有可能是第一）在科学、数学和工程学领域有：恩斯特·马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埃尔温·薛定谔、海因里希·赫兹、鲁道夫·狄塞尔、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威廉·伦琴、卡尔·冯·林德、斐迪南·冯·齐柏林、埃米尔·费歇尔、弗里茨·哈伯、赫尔曼·盖格、海因茨·容克斯、格奥尔格·康托、理夏德·科朗特、阿尔图尔·佐默费尔德、奥托·哈恩、莉泽·迈特纳、沃尔夫冈·泡利、大卫·希尔伯特、瓦尔特·海森堡、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更不用提下面的工程公司：AEG公司、博世、奔驰、西门子、赫斯特、克虏伯、梅赛德斯、戴姆勒、徕卡、蒂森。
这还不是对德意志天才的充分评价。1900年（本书的结束时间）见证了尼采、罗斯金和奥斯卡·王尔德的逝世，但也同时见证了三大思想的产生，这三大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构成了20世纪的思想主流，也是科学领域的主线。这些思想是无意识理论、基因理论和量子理论。每一个都来自德意志。
在解释德国思想在1848至1933年迅速取得的伟大胜利时，我们需要审视三个因素，每一个都不仅是德国和德国思想所独有的，而且也是本章主题的特殊之处。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德国的文化概念，它是什么，它包括什么以及它在国家生活中的位置是什么。例如，英语中的“文化”一般不严格区分精神领域和技术领域，但是在德语中，“文化”代表创造性活动的智力、精神或艺术领域的生活，而不是社会、政治、经济或技术—科学生活。结果，在英语中，“文化”和“文明”是相同事情的互补方面，而在德语中却不然。19世纪，德语的“文化”表现出精神创造活动性质——艺术、宗教、哲学；而相反，“文明”指社会、政治和技术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被认为处于较低的位置。尼采充分利用了这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没有它，就不可能理解19世纪的德国思想。
因此，在德国出现了C.P.斯诺所称的一种“双文化”精神，而且非常激烈。后果之一是会突出并深化自然科学同艺术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有些学科因其自身的性质，同工程学、商业和工业结成了自然联盟。而与此同时，尽管这些学科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受到艺术家的鄙视。在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科学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起组成知识精英，而在19世纪的德国远非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00年发现量子理论（即所有能量以极小量的形式存在，即量子）的马克斯·普朗克。普朗克来自一个虔信宗教、有些学术气氛的家庭，而且自己还是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尽管普朗克对量子的发现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但是在普朗克自己的家里，人文学科被认为是高于科学的一种知识形式。[3186]他的表兄、历史学家马克斯·伦茨总是语带双关地开玩笑说，科学家其实就是森林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乡巴佬”。[3187]
恩斯特·马赫的工作强化了这一点。马赫（1838—1916）是最热切的还原论者，有许多发现，包括内耳半规管对身体平衡的重要性，以及物体超音速移动时，由于高速产生的真空，能产生两种冲击波，一种在前面，一种在后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协和飞机时用“马赫数”）。但是马赫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抨击他所说的“滥用的概念”，例如上帝、自然和灵魂。他认为弗洛伊德的“自我意识”概念是“无用的假说”。他感到即使“自我”也是不可挽回的，所有的知识都能还原为感觉，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最简单、尽可能中性的方法描述感觉数据。马赫在他那个时代被广为阅读：列宁和他的信徒以及维也纳学派都是他的追随者。马赫坚信，科学能提供答案，而哲学和心理分析等学科基本上是无用的。[3188]
这一深刻的分裂（一方面是科学，一方面是艺术、人文学科）具有严重的后果。与此处论述尤其相关的一个后果是，在德国比在任何地方，艺术家的直觉得到更多的尊敬，被给予高得多的地位。这反映在第二个分裂上，它比艺术与科学（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分裂）更严重。这是精神（Geist）与力量（Macht）的对立，是知识或精神奋斗与权力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对立。必须指出，精神与力量之间的关系，文化先行还是国家先行的问题，从来没有在德国得到满意的解决。其后果是重大的，简短回顾一下德国的政治/社会史将会表明这一点。
1848年，德意志试图发起资产阶级革命，却失败了，德意志职业人士和商人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斗争也失败了。换言之，德意志未能取得像英国、荷兰、法国和北美那样的社会政治进步，几代之前，这些国家在某些方面就已经实现了进步。德意志的自由主义，或说将来的自由主义，建立在中产阶级要求“自由贸易和保护其经济和社会空间的一个宪法体制”基础之上。当要求宪法改革的努力失败后，1871年以普鲁士为首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形成一系列最不寻常的历史环境。从真正意义上说，正如戈登·克雷格指出的，德国人民在帝国的创造上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新的帝国是未经接受者同意而给予这个民族的‘礼物’。”[3189]它的宪法不是斗争得来的，而是现有德意志各邦统治者之间的合约，它们在1918年以前一直保留各自的王位。对于我们的现代思维，这产生了一些非凡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帝国有一个没有权力的议会，没有政府职责的政党以及不能决定政府成员的选举”。除了帝国议会，还有参议院，都不是选举出来的机构，而是各邦政府委员会同议会分权，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除首相的职务。还有，各邦的国内结构没有因1871年事件而受到影响。例如普鲁士议会的投票权（普鲁士占德国总人口的3/5）以其纳税额为标准，也就是说，前5%的纳税者享有1/3的投票权，与后85%的纳税人比例相同。[3190]首相的治理也没有内阁的帮助：帝国各部的权力越来越多，由下属的国务秘书负责。这同德国在西方的任何竞争者的现存体制都不相同，甚至更加落后（尽管德国的体制是否“落后”现在成为激烈的学术争论）。尽管德国已经是工业国家，但是国家事务仍然掌握在大地主贵族手中。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为随着城市化的到来、商业增长和工业扩张，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各邦变得日益衰弱，而帝国越来越成为现实。随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问题调节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它也变得越来越专制。简而言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德国的工业、科学和思想成就中，帝国也越来越掌控在一小群传统人物手中——大地主贵族和军事领袖，而最上面的则是皇帝本人。这种错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为“德国性”的根本特征。它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时代错误之一。[3191]
这一严重错位产生了两个与我们相关的后果。其一是，在政治上受到排挤而又渴望获得某种平等的中产阶级，常常借重教育和文化，将它们当作可能取得成功的关键领域，成功指的是同贵族的平等地位以及在一个充满竞争的民族主义世界相比外国人的优越地位。“高等文化”因此在德意志帝国总比在其他地方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它在1871至1933年间繁荣的原因之一。但是这赋予了文化一种基调：自由、平等或个人特殊性容易隐含在个人的“内心世界”，而社会被描述成一个“捉摸不定的、外在的、经常是充满敌意的世界”。第二个后果是回到民族主义，它与第一个后果有重叠之处，但这里的民族主义是同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萌芽）、犹太人和非德意志民族相对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被视为可能实现乌托邦的道德进步。”[3192]第二个因素的影响之一是对之前时期（即工人阶级出现之前，尤其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化），它们代表前工业时代一种和谐的生活，一个“黄金时代”。在大众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把文化看作一套稳定的价值，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区别于“下层社会”（语出弗洛伊德），尤其是加强他们的民族主义方向。“大众”，一个关于普通德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充满半神秘色彩、怀旧式的理想（他们曾经是知足常乐、有才能、不关心政治的“纯粹”的人民）开始确立。
这些因素一起在德国文化中创造出一个概念，它几乎无法翻译成英语，但它对理解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思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它能帮助解释无意识的发现（主要是德国人发现的）以及为什么在这一领域德国人占主导地位。德语中这个词是“内向性”（Innerlichkeit）。[3193]如果能被翻译，它的意思是，远离或不关心政治，而个人反身向内的一种倾向。“内向性”意味着艺术家故意避开权力和政治，他们相信，参加甚至撰写有关政治的事情，是对他们使命的贬低；对艺术家来说，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正如戈登·克雷格告诉我们的，在1914年之前，只有在极少数的场合，德国艺术家才表现出对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兴趣，更不用说为之激动了。即便1870至1871年事件也未能动摇他们的这种漠不关心。“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德国统一没有激发出文学或音乐或绘画的杰出作品。”[3194]作家和画家不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足够有诗意”，可以挑战他们的天赋。“随着新帝国基础结构的确立，德国的艺术家开始创作遥远时期的故事，或在他们的画布上涂抹海神、半人马和希腊石柱。”就连伟大的瓦格纳创作的音乐剧也只与他生活的时代有一点点相关（1876年的《齐格菲》、1882年的《帕西法尔》）。[3195]
当然也有例外。在19世纪80年代，艺术领域出现了一次称为“自然主义”的运动，部分是受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小说的激发，目的是揭露工业化引起的社会丑陋和不公正。但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相比，德国的自然主义运动在激烈抨击方面半心半意，自然主义者从来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帝国固有的政治危险上。戈登·克雷格在他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书中写道：“其实，当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狂热的帝国主义初现端倪，伴随侵略性武器计划的实施，这个国家的广大小说家和诗人都转移目光，回到那个一旦真实世界变得令人困惑，就会成为他们避难所的‘内向性’。”[3196]德国没有出现左拉、萧伯纳、康拉德、纪德、高尔基或亨利·詹姆斯。在当时的（德国）名人中——施蒂芬·格奥尔格、赖纳·马利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严酷的现实屈服于情感以及试图对瞬间印象、即刻情绪、模糊感觉的捕捉。霍夫曼斯塔尔的“脱落”概念将在第36章讨论，它指时代的逃遁性，没有什么可以固定，没有什么保持不变，到处都是模糊和悖论。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在绘画领域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的例子能够说明问题。
克里姆特于1862年出生于维也纳附近的鲍姆加登，是一个金匠的儿子。他在用巨大壁画装饰环城大道新建筑时一举成名。这些是同他的弟弟恩斯特一起干的，但是在后者于1892年去世后，他隐居了五年，这段时期他研究了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奥布里·比尔兹利和爱德华·蒙克的作品。1897年，他以崭新的风格复出。新风格大胆而又复杂，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金箔的微妙使用（运用他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技术），使用像瓷釉一样坚硬的小荧光点，以及描绘女人慵懒的色情。克里姆特的画不是典型的弗洛伊德式：他的女性人物并不神经质，远远不是。德国的妇女解放相比其他地方更加关注内心的解放，克里姆特的人物体现出这一点。[3197]她们宁静、温和，尤其是充满色欲，但是如霍夫曼斯塔尔所言，她们依旧是“凝结在艺术中的本能生活”。在关注女性的色欲时，克里姆特就像弗洛伊德一样颠覆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这些女性具有理夏德·克拉夫特—艾宾在其著作《性心理病态》中报道的性反常行为，这使她们既具有诱惑力又令人震惊。克里姆特的新风格立刻在维也纳毁誉参半，但是也为他赢得了维也纳大学的委托。
维也纳大学委托他创作的是三幅大油画：《哲学》、《医学》和《法学》。它们都引起了激烈的批判，不过关于《医学》和《法学》的争论不过是重复对《哲学》的喧哗而已。委托规定第一幅画的主题是“光明对黑暗的胜利”，克里姆特实际创作的是“一群交错的不透明”的身体，在旁观者眼前飘浮，互相碰撞的一群五光十色的身体，周围都是一片虚空。哲学教授们被激怒了，他们攻击克里姆特在“用不清楚的形式表达不清楚的思想”。哲学本应该是理性的，“通过严格的科学追求真理”。克里姆特的画完全相反，因此，它不是希望中的作品：八十位教授一起上书要求克里姆特的画永远不能挂在维也纳大学。作为回答，画家归还了酬金，而且永远没有提交剩下的作品。[3198]这次争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克里姆特在这些画中试图做出的宣告。他在问，当不理性、本能和无意识在生活中如此重要时，理性怎么能成功？理性确实是前进的途径吗？本能是一种更古老、更强大的力量。它可能更加返祖、更加原始，而且有时是一种黑暗力量，但是否定它的存在有什么好处呢？[3199]
内向性概念在弗洛伊德、托马斯·曼、施尼茨勒或克里姆特那里是一方面：原初、使人充满活力、充满挑战。但是它还有另一面，尤其表现在像保罗·拉加德和尤利乌斯·朗贝等人那里。他们现在都不如弗洛伊德、克里姆特、曼和其他人闻名，但是在当时他们都同等地著名。他们都强烈地反现代，在周围奇妙和伟大的文明中，他们看见的只有腐朽。拉加德是一位《圣经》历史学家（这是德国领先世界的学术领域之一），他热爱古代有多强烈，憎恨现代就有多强烈。他相信人的伟大和意志：他说理性是第二重要的。他相信民族具有灵魂，他信仰“德意志民族特性”，认为德国是具有非凡意志的、独一无二的英雄民族。拉加德也是那些呼吁一种新宗教的人之一，这一思想后来对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戈林和希特勒都产生了吸引力。拉加德攻击新教，说它缺乏仪式和神秘，说它不过是世俗主义。他说，倡导一种新宗教就是想让“《福音书》中的古老教义同德意志民族特性的融合”。拉加德率先寻求的是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一开始，他使用“内心移民”：即人们应当在内心深处寻求救赎；但是后来他提倡德国接收奥地利帝国的所有非德意志地区。这是因为，德国人是优等的，而所有其他人，尤其是犹太人，是低等的。[3200]
1890年，尤利乌斯·朗贝出版了《作为教师的伦勃朗》。朗贝的目标是抨击知性主义和科学。他说，艺术，而不是科学或宗教，才是更高的善，是知识和美德的真正来源。在科学中，古老的德国美德——简单、主观性、个体性——正在失去。《作为教师的伦勃朗》是对“现代德国受到过分追捧的知性主义的大声喊叫”，朗贝认为这种知性主义将扼杀创造性的生活；它是为在文明外衣下埋藏已久的德国人民或部落的非理性力量发出的喊叫。伦勃朗，“完美的德国人和无可比拟的艺术家”，被描绘成现代文化的对立面，是德国“第三次改革”，也是另一次转向内心的楷模。[3201]整本书的主题是：德国文化正在被科学和知性主义摧毁，只有通过艺术（能体现一个伟大民族内在特质的艺术）的复兴和新社会中英雄式、具有艺术天赋的人掌权，才能得到再生。1871年之后，德国丧失了其艺术禀赋及其伟大的艺术家，对朗贝来说，柏林尤其成为德国文化中邪恶的象征。商业和物质主义（曼彻斯特主义或美国化）的毒药正在侵蚀这座普鲁士驻军城市的古老内在精神。艺术应当使人高贵，朗贝说，而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以及任何揭露像左拉或曼关注的社会不公的东西都应当被驱除。[3202]
换句话说，可以这么认为（有人一直都这么认为），19世纪的德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艺术家和特殊的艺术，向内看和向后看；德国人对文化的倾心和迷恋使它的文明背离了轨道。特别是，它为科学种族主义的产生建立了深厚的基础。
现代（科学）种族主义源自三个因素。第一是启蒙运动关于人类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状态（而不是神学状态）的观点；第二是帝国征服带来的不同种族之间更加广泛的接触；第三是达尔文式思维在世界各种文化中的运用和误用。
一个叫儒勒·维雷的法国医生是生物种族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之一，他于1841年在巴黎医学院发表题为“文明的生物原因”的演讲。维雷把世界民族分成两类：“几至完善的文明阶段”的白人和注定“永远处在不完善文明阶段”的黑人（非洲人、亚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对于黑人是否能达到“完全的文明”，维雷持悲观态度。他指出，家畜，例如牛，就像白人一样肉是白的；而野生动物，例如鹿，它们的肉是深色的。这种观点即使在那时也与科学不符（16世纪以后人们已经知道人类的身体在皮肤下面都是一样的颜色），但是对维雷来说，这一“基本”差别导致了所有的结果。例如，他说“正如野生动物成为人的猎物一样，黑人也是白人的天然猎物”。[3203]也就是说，奴隶制一点也不残酷，它符合自然。[3204]
这个等式中的一个新元素是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这里一个熟悉的名字是阿尔蒂尔·德·戈平瑙，他在《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1853—1855，即达尔文和自然选择学说之前和《创世的自然史遗迹》之后）中宣称，德国和法国的贵族（要记住他自己是一个自封的贵族）“保留了雅利安人最初的特质”，雅利安人是人类最初的种族。与之相比，其他任何人都是混血儿。[3205]这种思想从来没有流行起来，而比较流行的则是努力工作、虔诚甚至是毫无乐趣的北方新教徒与“懒怠、本质上消极和专制的”南方天主教拉丁人之间的区别。毫不奇怪的是，许多北方人（例如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坚信，北方种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将领导未来。其他人构成世界上“将死的民族”。[3206]
这种推理在另一个法国人乔治·瓦谢·德·拉普热（1854—1936）那里演绎到极致。拉普热研究过古代人的头骨，他相信种族就是形成过程中的物种，种族差别是“先天的、无法根除的”，任何认为不同种族能够融合的思想都是违反生物学规律的。[3207]对拉普热来说，欧洲居住着三个种族群体：欧洲种族——身材高大、皮肤白、头骨长（长头颅）；阿尔卑斯种族——身材较小、肤色较深、短头颅；地中海种族——长头颅，但是比阿尔卑斯种族皮肤更深、身材更矮小。[3208]拉普热认为民主是灾难，他相信短头颅种族将统治世界。他认为，由于移民美国，欧洲长头颅人的比例正在减少。他建议向最差的人群免费供给酒，期望他们能够互相残杀。他不是在开玩笑。[3209]
继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关于生物学的理论被应用到人类社会。达尔文学说首先在美国流行起来。（达尔文在1869年成为美国哲学学会的荣誉会员，十年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才授予他荣誉学位。[3210]）美国社会科学家，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和索斯坦·范勃伦，布朗大学的莱斯特·沃德，芝加哥大学的约翰·杜威以及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约翰·费斯克就是在达尔文学说“生存竞争”和“适者生存”背景下就政治、战争和把人类社会分为不同阶级的做法进行了论辩。萨姆纳相信，达尔文看待人类的新方式为现存的世界提供了最终的解释，也使其理性化。它解释了自由放任经济学，即商人之间通行的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竞争。其他人相信，它解释了世界盛行的帝国结构，在这个世界，白种“适者”“自然”位居其他“堕落”种族之上。[3211][3212]
费斯克和范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书《有闲阶层理论》中断然反对萨姆纳的富人是生物学上的最适者的理论。范勃伦事实上把这种论证反了过来，认为在商业世界“占主导权”的人比野蛮人强不了多少，不过是“回到”一种更加原始的社会形式。[3213]
在德语国家，一大群科学家和伪科学家、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知识分子和伪/准知识分子争相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动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认为，所有的生命体都为生存空间而竞争，赢家驱除输家。同样的竞争也适用于人类，成功的种族如果要避免衰退，必须扩展他们的生存空间。[3214]耶拿大学的动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它视为第二天性。他把“竞争”看作“时代的口号”。[3215]然而，海克尔是获得性特征遗传的热烈倡导者，并且他同斯宾塞不同，他喜欢强大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及他好斗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人们把他看作原始纳粹分子。[3216]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1855—1927）是一个英国海军将领的儿子，他叛逃到德国，娶瓦格纳的女儿为妻。对他来说，种族斗争“对‘科学’地理解历史和文化是至关重要的”。[3217]张伯伦把西方的历史描绘为“高尚的、创造文化的雅利安人同唯利是图的物质主义的犹太人之间不断的冲突史”（他的第一任妻子有一半犹太人血统）。[3218]张伯伦认为，日耳曼民族是雅利安人最后的幸存者，但他们因为与其他种族通婚而变得羸弱。
出生在布达佩斯的马克斯·诺尔道（1849—1923）同涂尔干一样，来自拉比家庭。他最著名的书是两卷本的《退化》，该书虽然长达六百页，却成为国际畅销书。诺尔道相信，“一场严重的精神瘟疫，一种退化和歇斯底里的黑死病”正在欧洲肆虐，消耗它的活力，体现出一整套症状，“斜眼睛、不完全的耳朵、生长萎缩……悲观、冷漠、冲动、感情用事、神秘主义、完全缺乏是非判断”。[3219]他所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有退化。[3220]他说，印象主义画家是退化的结果，因为他们的眼球震颤，所以才以模糊不清的方式绘画。诺尔道在波德莱尔、尼采和王尔德的作品中发现“过于自负的自大狂”，认为左拉“对龌龊有不解的迷恋”。诺尔道相信，退化是工业化社会导致的：铁路、汽船、电话和工厂摧毁了领袖人物。当弗洛伊德拜访诺尔道时，发现他“不可忍受地自负”，完全缺乏幽默感。[3221]相比欧洲其他地方，在奥地利，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两位政治领导人，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和卡尔·卢埃格尔打造的政治平台强调两个目标，首先是把权力归还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同腐败的城市接触而“免于污染”），其次是强烈的反犹思想，犹太人被描绘成退化的真正体现。青年希特勒在1907年第一次到达维也纳进入艺术学校时面对的正是这些乌烟瘴气的思想。
与此相反，法国较晚才了解达尔文主义，但是，一旦了解，遂产生了自己的充满热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克莱门斯·奥古斯特·罗耶在她的《人类与社会的起源》中，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她认为“雅利安人”比所有其他种族都要优越，各种族之间为了进步而引发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3222]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在1902年发表《互助论》，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认为，虽然竞争毫无疑问是生活事实，但是合作也是一种事实，它在动物王国如此普遍，乃至成为一种自然法则。同范勃伦一样，他提出了与斯宾塞理论不同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暴力被谴责为非常态。社会达尔文主义被与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并非不自然，而且不仅仅是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中。[3223]
在美国南方各州也能听到颇为相似的论说。达尔文学说认为，所有的种族具有同一个起源，这为反对奴隶制提供了基础，正如切斯特·洛灵·布雷斯所做的那样。[3224]但是其他人持相反的立场。约瑟夫·赖康忒（1823—1901）同拉普热或拉采尔一样，受过教育，不是乡巴佬，而是训练有素的地质学家。当他的书《南方的种族问题》在1892年出版时，他已是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德高望重的主席。他的观点是非常野蛮的达尔文主义。[3225]他说，当两个种族互相接触时，一方必定主宰另一方。
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直接的政治影响是优生学运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它成为一项既定政策。以上所有作家都在其中起过一定作用，但是最直接的肇事者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1822—1911）。在190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刊于《美国社会学杂志》）中，他提出，优生学的本质是“劣等性”和“优越性”可以得到客观的描述和衡量。[3226]
种族主义或至少说不妥协的种族中心主义，塑造了这一切。研究古代印度哲学的权威专家理查德·金说，正是东方学家在18、19世纪“有效地创造了”印度教和佛教。[3227]他的意思是，虽然许多个世纪以来东方发展出复杂的信仰系统，但是生活在那里的民族并没有把宗教“看作是一个关系到一套连贯信仰、教义和仪式活动的完全统一实体”。他说，有组织的信仰系统、使用神圣经文、拥有为之献身的教士阶层的宗教这种概念是欧洲人的创造，源自公元3世纪基督徒对拉丁词“敬仰”（religio）的重新定义。一开始，这个词的意思是对祖先传统习惯的“重读”，但是早期的基督徒在罗马人压迫下重新定义该词，这样它的意思变为“结合体，‘虔诚的纽带’将联结所有的真正信仰者”。[3228]金说，宗教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表示一个强调“有神信仰、排他性、人类世界与神性的超验世界之间根本的二元区分系统……到启蒙运动时期，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的文化都能以这种方式被理解”。[3229]
金说，其实，“兴都”（hindoo）这个词来自波斯语，它是梵语“信都”（sindhu）的波斯语译名，指印度河。也就是说，波斯人用这个词特指居住在那一地区的部落，它当时没有宗教含义。[3230]他说，当英国人到达印度，他们首先把当地居民描述成“异教徒、魔鬼的孩子、根都（来自葡萄牙语gentio，相当于‘异教徒’）或巴尼亚人（取自印度北部的商人）”。但是依据早期的殖民者对宗教的理解，他们无法设想其他民族也拥有自己的宗教，于是他们用“根都人的宗教”这个短语来形容这一复杂的信仰体系。[3231]到18世纪末，“根都”变成“兴都”。根据金的说法，1816年，一位印度知识分子拉姆摩罕·罗伊第一次使用了“兴都教”（Hinduism）这个词，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印度教。[3232]
佛教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金说：“西藏人、僧伽罗人和中国人在18、19世纪被欧洲人称为佛教徒之前，绝对没有自认为是佛教徒。”[3233]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欧仁·比尔努夫，他在《印度佛教史导论》中颇有成效地创造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这种宗教。出版于1844年的这本书是建立在布赖恩·霍奇森于1824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147种梵文手稿的基础上。
在这两个重要例子中，金说，两种宗教的当代表现形式都被认为是最初古典形式的“退化”，需要改良。这种“神秘化”达到了三个目的。第一，在视东方为“退化和落后”时，帝国主义得到合理化。第二，如果东方是古老的，那么相比较，西方就是“现代的”和进步的。第三，东方的古老宗教满足了欧洲对起源的怀旧感，这在当时非常盛行。当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写道，“一切，是的，一切，没有例外，都源自印度”，他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3234]
前面我们提到的沃伦·黑斯廷斯在1772年被任命为孟加拉总督。他坚信，英国在印度的权力如果要发展的话，需要印度人自己的同意和支持。这种思路的自相矛盾似乎并没有让任何人止步。相反，他开始在教育领域展开一系列措施，目的是取悦印度部分阶层。一开始，他提议在牛津大学建立波斯语教席。那里落空之后，他的下一个行动是同威廉·琼斯和其他人一起创立孟加拉亚洲学会，这在第29章讨论过。更为实际的是，他规定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学习波斯语，那是莫卧儿宫廷的官方语言，并把印度教学者带到加尔各答教授这些人梵语，同时翻译古代经文。这一行动的后果之一是出现了几代熟悉当地语言、同情印度和穆斯林文化的英国官员。以下是黑斯廷斯为自己发起的《薄伽梵歌》译文所做序言中的几句话：“使我们更加清楚了解印度人真实性格的每个例子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们对他们的自然权利具有更充分的认识，并且教导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估计他们的价值。但是这些例证只能从他们自己的写作中获得；而这些例证，在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长久结束之后，在它曾经产生财富和权力的源头再不被人记起时，仍将留存。”[3235]
黑斯廷斯的成就在1800年的新总督韦尔斯利侯爵手中得到了发展，他创立了威廉堡学院，该学院后来以“东方大学”著称。在这里，语言教学进一步扩展，除了波斯语和梵语，还教授阿拉伯语和六种印度本土语言，另外还教授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印度的法律、科学和数学。韦尔斯利还要求务必引入西方教学技巧，尤其是书面考试和公开辩论。“许多年来，辩论开始的仪式被视为一年中重大的社会事件。”威廉堡学院是一项宏伟的事业，至少早期如此。它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教材、翻译印度经典，出版印度历史、文化和法律的研究。当它收藏了一批珍稀手稿后，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3236]
这一开明的政策并没有持久。第一次打击来自东印度公司，它建议威廉堡学院，至少是教授欧洲科目的部分，转移到英国。自英国人在韦洛尔（印度东南部）被大批屠杀之后，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英国政府下令，要想维持英国在次大陆的统治，只有让印度教徒大规模皈依。[3237]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不能不引起冲突。在一本名为《孟加拉官员为印度人辩护》的著名小册子中，“兴都”·斯图尔特上校争辩说，任何要求大规模皈依的企图都注定失败，一个理由是印度教“在许多方面更优越……众多的印度教神祇代表不同的美德，而灵魂转世说比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狱更受欢迎”。[3238]
这不管用。在议会于1813年对东印度公司重新下达特许之后，成立了加尔各答主教辖区，威廉堡学院被解散，它的藏书和手稿都流失了。1854年1月，学院正式解体。[3239]孟加拉亚洲学会被任凭自生自灭。学院以及学会的命运是更大变化的气压计。英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实行的东方政策至少帮助了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的扩展。大规模皈依的企图仅仅使印度两极化，分成殖民者和被殖民者。
就思想而言，帝国主义留下了什么？答案是复杂的，而且不能脱离前殖民地在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年，当去殖民化在加快进程时，帝国主义带有许多负面影响：它是种族主义、经济压榨、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盛气凌人的别名。后现代运动的很大一部分目标是修复前殖民地文化。在哈佛和剑桥执教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人阿玛蒂尔·森表示，自英国殖民者离开后，印度的饥荒就少得多了。
然而，最近出现一个更加复杂的图景。“如果没有英国在世界各地的统治，很难相信自由资本主义框架会在这么多不同的经济体中成功确立……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应该对英国统治表示感谢的地方比它承认的更多。从它的精英学校、大学、文官机构、军队、新闻机构和议会制度中，现在仍能分辨出英国的模式。最后，还有英语……19世纪的英帝国毫无疑问率先实行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劳伦斯·詹姆斯所说的‘看不见的货币帝国’］以及随着废除奴隶制而出现的自由劳动力。英帝国为发展全球交通进行了巨大投资，它在广袤的地区传播和实施法制。”尼尔·弗格森表明，1913年，也就是英帝国的鼎盛时期，63%的海外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而1996年只有28%。1913年，世界资金的大约25%投资在人均收入只有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0%或更少的国家，而到1997年这一数额下降到5%。1955年，殖民时期将近结束时，赞比亚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7；而在2003年，经过四十年的独立，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英国的1/28。对49个国家的最近调查表明，“采纳英国普通法的国家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是最强的，而采纳法国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对他们的保护最弱”。绝大多数的普通法国家都曾经经历英帝国的统治。美国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指出，前英属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比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国家有更大的可能获得“持久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如果帝国主义者攫取的是已经城市化、拥有自己的发达文明（如印度和中国）的国家，殖民者对掠夺比对建立新制度更感兴趣，那么殖民化会产生更加消极的影响。弗格森认为，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从领先的文明（也许迟至16世纪还算领先）沦为相对贫困的“大歧途”。
因此，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它是一种国际政府形式，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仅使统治者一方受益。殖民者中不仅仅包括塞西尔·罗兹，而且包括沃伦·黑斯廷斯和威廉·琼斯爵士。[3240]
在多大程度上东方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这已经成为从20世纪末直至现在的一个热门话题。最具有吸引力的论述来自已故的巴勒斯坦批评家、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他在两本书中首先指出，19世纪的许多艺术作品描述了一个想象的东方，一个充满漫画色彩和简化的一成不变的东方。例如让—莱昂·热罗姆的画作《舞蛇者》（1870）描绘了一个年轻男孩，除了全身缠绕的蛇以外，赤身裸体站在地毯上给一群男人表演，他们是深色皮肤的阿拉伯人，扛着步枪和刀剑，懒洋洋地靠在一面饰有阿拉伯花饰和阿拉伯文字的砖墙上。萨义德的观点是，在西方发展的东方学历史已经被政治权力所腐蚀，作为一个单一存在的“东方”这个概念本身是荒唐的，是对一个包含多种文化、多种宗教和多种民族群体的巨大地域的贬损。他举例说，法国人希尔维斯特·德·萨西在1806年出版的《阿拉伯读本》中试图把“东方学”同拉丁和希腊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帮助形成了东方是如同古典希腊或罗马那样的同质体的思想。他说，世界就这样开始由两个不平等的半球组成，由根植于政治（帝国）权力的不平等交换形成。他说，出现了一个关于“神秘东方”的“想象的魔鬼学”，其中，“东方人”千篇一律都是懒惰、欺诈成性和不理性的。[3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