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吸引詹姆斯的是阿加西和达尔文之争。据为他作传的人说，正是这个瑞士人的榜样使他下决心成为一名科学家。[3323]自然神论者阿加西把达尔文的理论描述为“一个错误”，驳斥其事实依据，认为它是“恶作剧”而非真科学。[3324]詹姆斯并不如此肯定。他尤其怀疑阿加西的教条主义，而认为达尔文进化论点亮了各种新思想，并且在非常实际，甚至实用的原则上揭示了生物学原理，这是他最喜欢的。对詹姆斯来说，自然选择是个出色的观点，简单又实际；适应不过是解决随时出现的实际问题的一种方式。[3325]詹姆斯喜欢说，生命的价值由结果衡量。[3326]
1867年，詹姆斯离开哈佛，前往德意志。19世纪，约有九千名美国人到德意志的大学求学。如我们先前所见，德意志的大学设有各种学科，而非仅仅是培养牧师、医生和律师的摇篮。詹姆斯师从在莱比锡建立第一所心理实验室、当时实验心理学的领军人物威廉·冯特。冯特的专业生理心理学或心理物理学被认为是当时最有可能取得进展的领域。它的最基本假设是，所有心灵（意识）过程都与大脑相关，即每个有意识的思维或行动都具有有机的物质基础。它的一个影响是使实验代替内省，成为基本研究方式。在所谓的新心理学领域，感觉和思维成了“大脑分泌”的产物，“大脑分泌”是一种有机变化，它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受制于实验操作。詹姆斯对新心理学和冯特感到失望。现在冯特的作品已鲜有人读。（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上，他自己也在逐渐脱离僵硬的心理学实验方法。[3327]）冯特的主要贡献是通过实验方法提高了心理学的地位，而这种提高对詹姆斯产生了影响。
如果冯特的影响是偶然的，那皮尔斯父子的影响则是重大的。同温德尔·霍姆斯父子一样，皮尔斯父子也是一对令人敬畏的父子组合。本杰明·皮尔斯应算是美国培养的第一个世界一流的数学家。（爱尔兰数学家威廉·罗恩·汉密尔顿认为皮尔斯是“和他有过亲密接触的最具智慧的人”。）另外，皮尔斯也是星期六俱乐部的十一个创始人之一。[3328]
他的儿子查尔斯同样令人称奇。他十一岁撰写了一部化学史，十二岁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并且双手可同时写字。因此他在哈佛大学感到无趣，还酗酒，毕业名次在班级九十人中列第七十九名，[3329]这也许并不奇怪。那是他人生的低谷。后来，他继续父亲的工作，并同父亲一起在数学基础上设想出实用主义哲学。“定义实用主义并非易事：意大利人帕匹尼认为，与其说实用主义是一种哲学，不如说它是一种无须哲学的做事方法。”[3330]起初，本杰明·皮尔斯着迷于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和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第32章中提及）的理论和推测，尤其是他们的概率论思想。[3331]概率论，或称错误产生的规律，对19世纪影响甚深，因为它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即使现象偏离“正常”规律的偶然波动自身受到（统计）规律的限制。这条规律甚至应用于人类本身这一事实，把许多人指向了决定论。[3332]
查尔斯·皮尔斯不是其中一员。他相信在他身边能随处发现自发的生活。（他曾在书中抨击拉普拉斯。）他认为，很明显，自然规律本身也发生了进化。[3333]他坚信达尔文关于偶然性、不确定性的理论，他的终极哲学目标是要引领哲学走出混乱。[3334]1812年，拉普拉斯在他的《概率分析理论》中说道：“我们必须……把现在的宇宙状态想象成先前状态的结果和以后状态的原因。”这是牛顿关于物质的撞球理论对人类的一般应用，它没有偶然性。[3335]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他1871年发表的《热理论》中反驳这一点。他认为气体中的分子变化行为可理解为概率。（皮尔斯在1875年到剑桥时见过麦克斯韦。[3336]）密封罐中的气体温度是分子速度的函数。分子运动越快，碰撞就越多，温度也就越高。但是，从理论角度来看，最重要的一点是，温度与分子运动的平均速度，而非单个分子的速度相关。如何达到这种平均速度？又如何理解？麦克斯韦说道：“分子中速率的分布规律与在‘最小平方差’理论观察下错误的分布规律相同。”（这个规律最先由天文学家发现。[3337]）对于19世纪，麦克斯韦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物理规律并非牛顿学说，并非绝对精确。皮尔斯在达尔文的生物领域领会到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为自然选择创造了环境。梅南建议以鸟为例。任何特殊物种，比如雀类，大多个体的喙在“正常分布”之内，但是，时常有一只具有在“正常分布”之外的喙的鸟出现，如果它提供一种进化优势，就会被“选择”。在这一程度上，进化是偶然产生的，但不是绝对随机，而是根据统计规律。[3338]
皮尔斯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如果连最小的，或在某种意义上最为基础的物理事件都是不确定的；如果连对如星星的位置这样简单事物的感观都容易出错，那么人的大脑如何能成为现实的“镜子”？令人尴尬的事实是：“现实不会停留太久，等着被准确反映。”因此，詹姆斯赞同小霍姆斯和威廉·詹姆斯的观点：经验不可或缺，即使科学也需要陪审团。知识是社会性的。[3339]
所有这些应该算是实用主义的“深层背景”（由于某些奇怪的原因，皮尔斯几乎未曾用过实用主义一词。他说这个词“丑陋至极，连绑架者都要对其避而远之”）。[3340]这个词过去是，现在仍然比第一眼望去更加重要，比日常所说的“实用”一词更有内涵。这部分是塑造美国的那种思想的自然结果（第28章中讨论过）；部分由于科学不确定性的发现，它成为20世纪思想的一大特征；部分还由于，甚至主要由于在通往个人主义道路上思想的进一步演化，也是一种新转折。
有一个小霍姆斯熟悉、詹姆斯常用、梅南强调的经典实用问题。假设一个朋友告诉了你一件要绝对保密的事情。后来，在与另一个朋友的讨论中，你发现两件事。一、他并不知晓你知晓秘密；二、依你看，如果他知道了你所知道的秘密，就能避免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会怎么做？你会忠实于第一个朋友，继续保守秘密？或说出秘密，帮助第二个朋友免于伤害或尴尬？詹姆斯说结果取决于你更喜欢哪个朋友。这是他的观点的一部分。浪漫主义者认为真正的自我存在于内心，但詹姆斯说，即使在这样一种简单的情况下，内心也有好几个自我，或一个也没有。事实上，他倾向于这样表述：一个人，只有选择了特定行为，真正如此行事，才能知晓哪个才是真正的自我。“最终，你会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种‘正确’只是你对自己选择结果的赞美。”[3341]詹姆斯说，我们只有理解思维和行为的关系，才能真正理解思维。“在餐馆点龙虾帮助我们决定，我们喜欢吃龙虾；判决被告有罪，帮助我们确立应用到这起案件中的公正标准；选择保守秘密，使我们把诚实作为原则，选择背叛则帮助我们确认友谊的价值。”[3342]行为中见真我，而非真我中见行为，这与浪漫主义观点背道而驰。
詹姆斯强调这种方法并不会使生活变得随意，或使动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大多数人感觉不到，在涉及道德生活时，我们的决定总是自私的。”他认为，我们内心有一套不完美的关于自身和自身过去的行为、关于他人和他人行为的假设，这些假设为我们做出的判断提供信息。[3343]于詹姆斯而言，真理是循环的：“理解一个特殊信念真实性的标准都是循环的，在获得信仰的过程自身之外，没有某种标准。思想是个循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一结局，某一想象的后果，在思想开端便已经呈现……真理偶然成为一种观念，观念变成事实，事实由事件成就。”[3344]
詹姆斯形成这些观念时，新（经验）心理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伯克利，爱德华·桑代克把鸡放在一个笼子里。如果鸡啄杆，笼子上的门便会打开。这样，鸡可以走出笼子，获得食物。桑代克观察到“尽管起初有多次明显的非系统（比如随机的）的尝试，最终习得的只有饥饿的鸡的成功行为。”[3345]詹姆斯对此并不吃惊，但这种庸俗的方式的确证实了他的观点。鸡学会了：如果它们啄杆，门会开，有食物作为奖励。詹姆斯更进一步。他说，实际上，鸡相信如果它们啄杆，门就会开。他这样讲：“它们的信念是行动的规则。”他认为这样的规则应用更广泛。“如果我们表现得如同有自由意志，或如同存在上帝，能让我们获得想要的结果，我们就不仅相信这些假设，而且认为它们是实用的，是真理……‘真理’就是被证明有效的信念。”[3346]换句几乎颠覆性的话说，真理并非就“在那里”，它们与“事物本来面目”毫无关联。詹姆斯说，这并非是我们拥有心灵的原因。按照达尔文的解说，心灵具有适应性：它帮助我们获得认可，在思想和行为中保持一致。
最具争议性的是，詹姆斯把他的推理应用于直觉和先天观念。洛克曾说，我们的所有观念均来自感觉经验，但康德坚持认为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因果关系概念，不可能来源于感觉经验，因为我们只能推断因果关系，不能看见。因此，他总结道，这些观念是“固有的，天生的”。[3347]詹姆斯（在大多数地方）与康德持相同观点，认为许多观念是固有的，但他并不认为这些观念是神秘或神圣的。[3348]用达尔文的话来讲，“固有的”观念只是出现后被自然选择的变体。“拥有这些观念的心灵比没有这些观念的心灵更受欢迎。”但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观念在抽象或神学意义上更加接近“真理”，而是它能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3349]我们信仰上帝（如果我们真的信仰）的原因是，经验告诉我们信仰会得到回报。人们不再信仰上帝（19世纪，大批人不再信仰上帝，见下章）是因为信仰再无回报。
继皮尔斯和詹姆斯之后，美国第三位实用主义哲学家是约翰·杜威。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拖着长长的佛蒙特州腔，戴着无框眼镜，没有一点时尚感。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最成功的实用主义者。和詹姆斯一样，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和信仰，这种哲学应当使人们拥有更加幸福和更富有成效的生活。他自己的生活就极富有成效。通过报纸、流行书籍和同其他哲学家，如伯特兰·罗素和《存在巨链》的作者阿瑟·洛夫乔伊等人之间的论战，杜威通过其他哲学家少用的方式广为人知。[3350]同詹姆斯一样，杜威是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科学以及科学方法须融入生活的其他领域。尤其是，他认为科学发现应该应用于儿童教育。对杜威来说，20世纪的开端是一个“民主、科学和个人主义”的时代，这深深影响着教育。那时，人们对儿童的态度变化极快。1909年，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出版了《儿童的世纪》一书，反映了儿童被重新发现的基本观点。“被发现”的意思是儿童童年生活有了新的快乐的可能，并且人们认识到儿童与成人不同，儿童与儿童也不同。[3351]这对于现在的我们不过是常识，但在19世纪，在战胜儿童高死亡率之前，家庭比现在庞大，有许多孩子死去，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后来那样对儿童在时间、教育和情感方面进行相同的投资。杜威认为这对教学有重大影响。到那时为止，就孩子总体状况来说，在比欧洲更加宽容的美国，教育也被教师的绝对权威所支配。他们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怎么样有着固定的观念，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学生传授知识，传授“对固定真理的思考”的理念。[3352]杜威是改变这种思想方式的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这场运动指向两个方向。他发现，传统的教育观念根源于安逸的贵族社会，此种社会形态正在欧洲迅速消失，在美国从未存在过。现在，教育需要满足民主的需求。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需要反映儿童在能力和兴趣方面彼此不同的事实。为使儿童能尽己所能为社会做贡献，教育应少“灌输”教师自认为必要的当然事实，而应多发现每个儿童的能力所在。换句话说，把实用主义应用于教育。
杜威，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无疑对童年重要性的提高产生了影响。个体成长的观念，以及“知识是什么，教育应当寻求什么”的传统专制理念的消退，对许多人来说都是富于解放意义的思想。（杜威坦率的目标是通过教育使社会变得更加“有价值、有爱与和谐”。[3353]）在美国，因为大量的移民和广阔的疆域，新教育培养了许多个人主义者。同时，“成长运动”总是有走得太远的风险：孩子们太独立、太自由。在有些学校，教师认为“儿童不应体验失败”，因此取消了考试和成绩。[3354]
杜威的哲学观与詹姆斯和皮尔斯父子的观点基本吻合。哲学应考虑的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3355]思想和行动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知识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中竭尽所能寻找生存方式，边探寻边学习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行为并非天生。[3356]他觉得，这种方法应该应用于哲学。传统上，人们一直迷恋于心灵和世界的关系。因为这样，著名的哲学难题，即“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错误的问题。杜威用一个类比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梅南强调了这个类比：没有人曾经被同样重要的，比如手和世界的关系问题所严重困扰。“手的功能是帮助有机体适应环境；在手用不上的场合，我们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脚，或鱼钩，或社论，来适应环境。”[3357]他的观点是，没人为手不“合适”，不能与“世界相连”的场合而担忧。手有用时，我们就用手；脚有用时，我们就用脚；舌头有用时，我们就用舌头。
杜威认为，思想几乎同手一样：它们是对待世界的工具。“思想不比，例如叉子，更具有形而上学的重要地位。当叉子不适用于喝汤时，你不必担心叉子本身的不足，可以换勺子。”思想大致也是如此。我们陷入麻烦，是因为“思想”和“现实”仅存在于抽象概念之中，具有我们在任何概括中发现的所有缺陷。“因此，讨论思想和世界的‘割裂’如同讨论手和环境的‘割裂’、叉子和汤的‘割裂’一样，毫无意义。”“事物……”杜威写道，“是它们所经历的东西。”[3358]据梅南所言，杜威认为哲学从一开始就走入歧途，我们今天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很大部分是由古典希腊时期的阶级结构所致。毕达哥拉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于有闲的，“养尊处优而又泰然自若的”阶级，故此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而言，他们以生产劳作为代价去歌颂内省与思辨，的确有其用处。杜威认为，自此以后，哲学便一直受困于类似的阶级偏见，这些偏见一如既往地坚持把各种价值观分离开来：稳定压倒变化、必然胜过偶然、艺术优于技术、“心智活动高于手工劳动”。[3359]其结果我们有目共睹。杜威说：“当哲学仍纠缠于那些矫揉造作的难题时，科学已经采用了纯粹的工具主义和实验主义方法，并改变了世界。”实用主义将是哲学得以迎头赶上的必由之路。
实用主义会出现在美国并不让人意外，事实上一点也不意外。黑格尔、拉普拉斯、马尔萨斯、马克思、达尔文和斯宾塞的机械论和唯物主义理论在本质上都是决定论；然而对詹姆斯和杜威而言，宇宙（与美国极为相似）仍在发展中，仍在创造中，是“一个没有任何预知定论的地方，每个问题都经得起杜威所说的智力活动的考验”。尤为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伦理亦像其余一切事物般在进化。这是一个快速从达尔文学说中得出的尖锐推论，却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对病人的照看教导我们如何保护健康人。”[3360]
如我们所见，威廉·詹姆斯是个大学生。他在某种形式上与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有关联。19世纪约有九千名美国人在德意志的大学念书，詹姆斯是其中一员。在爱默生、霍姆斯、皮尔斯父子和詹姆斯兄弟发展自身才华之际，美国的大学正处于形成阶段，应该说，德意志大学和英国大学也是如此。尤其在英国，人们喜欢把大学视作自中世纪时期建立的古代机构。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可这蒙蔽不了事实：我们今天所知的大学主要还是19世纪的产物。
我们可以一探究竟。直至1826年，英国仅有两所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并且只提供极为有限的教育类别。[3361]牛津大学一年仅招收不足两百名新生，他们当中有很多还不能坚持完成学业。英国的大学只能招收英国国教教徒，根据一条规定，他们必须接受《三十九条信纲》。在18世纪，这两所高等学府每况愈下，仅就牛津大学而言，唯一被认可的课程竟是一门“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学说有一知半解”的浅薄的古典课程；而在剑桥大学，正式考试几乎完全与数学有关。两校均无入学考试，而且贵族无须考试便可获得学位。19世纪开始的几十年，考试规模得以扩张，制度得以完善，但从后来的发展看来，更重要的是由来自爱丁堡的三位苏格兰人向牛津、剑桥两校发起的攻击，这三人分别是：弗朗西斯·杰弗里、亨利·布鲁厄姆和西德尼·史密斯。他们中有两人毕业于牛津大学。在他们创办的报刊《爱丁堡评论》中，他们批评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育，辩称其教育太过于依赖古典著作，导致它们大部分都没有用处。“英国人对现代心智的偏见如此之深，所以碰见一些英国人时要不是因为他们头发灰白和满脸皱纹，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是学生，这种事并不稀奇。他们谈论拉丁文诗歌；而且，人类的岁数要是从其心理发展状态算起的话，很明显这些英国人正好就是十八岁，连一天也不大……”[3362]以上抨击言论的作者西德尼·史密斯继而批评牛津、剑桥的人对科学、经济学、政治学、英国与欧洲的地理和经济关系均一无所知。他说，古典著作培养了他们的想象力，却没有培养他们的才智。
我们或可谈谈当时的两种反应。其一是英国市立大学的创办，特别是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国王学院。这两所大学均为接受不信奉英国国教的人特意建立，并均在一定程度上以苏格兰的大学以及它们优秀的医学院为基础。托马斯·坎贝尔是参与创办伦敦大学学院的其中一员。他曾参观柏林大学（建立于1809年）和波恩大学（建立于1816年），其后他选择了这两所学校和苏格兰大学都在实行的教授授课制度，而非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度。灵感的另一来源是建立于1819年的弗吉尼亚大学，该校的成功创办主要归功于托马斯·杰斐逊的不懈努力。1818年，该校的主要目标在国家委员会的报告中被提出，由于报告地点是美国蓝岭的岩石鱼鸿沟，故它以《岩石鱼鸿沟报告》一名为人所知。根据这份报告，该校的具体目标是要“培养出与社会繁荣和个人幸福息息相关的政治家、立法人员与法官……”政治学、法学、农学、商贸、数学、自然科学和文科都被一一涵盖。伦敦大学学院效法这种较为实用可行的思路，并且采纳了一种更为实用和新颖的理念，就是创立一家公开募股公司为这所大学筹集资金。英国开始有了跨教派的大学教育。[3363]
这一转变成为争议焦点。1852年5月，这场争议在约翰·亨利·纽曼，即后来的纽曼枢机主教，于都柏林举行的一连五场名为“大学之理念”的演讲中达到高潮。直接刺激纽曼举行演讲的原因是各所新成立的大学都在原则上拒绝接纳神学，比如伦敦大学和在爱尔兰各地设立的女王学院（包括贝尔法斯特、科克郡和戈尔韦市等地）。纽曼的演讲为“自由教育”（今天仍时常有人如此称呼）做了经典辩护。他的演讲对两点进行了辩护。第一个论点是“基督教必须成为所有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和原则”。[3364]纽曼称知识的所有分支相互联系，排斥神学就是扭曲智慧。他的第二个论点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教育的目标所在，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对人有立竿见影的用途，而在于使人终身受益。他说道：“思想的气质一经形成便持续终生，这种气质的特性包括自由、公平、冷静、节制和睿智，或一如我在上一篇论文中不揣冒昧地称为哲学气质的秉性……知识本身能成为自身的目的。”[3365]纽曼的开创性思想，同时也是最具争议性并且在今天仍然引起争论的论点被他在第七次演讲中提出（五次演讲在都柏林进行，另外五次只出版，不作演说）。在这次演讲中，他说：“……一个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的人，一个提高了品位、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力、拓宽了思想视野的人，即使不会立即成为一名律师、辩论者、演说家、政治家，或内科医生、好地主、商人、士兵，或工程师、化学家、地质学家、古玩收藏家，也总能在知识界任何一个我提及过的科学领域或行业中从容优雅、多才多艺，成功地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精神文化大有用处。”[3366]
除了纽曼对“自由”教育的关注外，他对宗教的重视也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不合时宜，特别是在美国。据乔治·M.马斯登对早期美国大学的研究显示，大约有五百所大学在内战以前成立，当中可能有两百所延续到20世纪。有2/5属于长老会制或公理会大学，而杰斐逊时期，长老会制或公理会大学占了一半以上。比例下降是因为不少卫理公会、浸礼会、天主教大学的建立。这些大学在1830年以后，特别是1850年之后加速发展。[3367]在19世纪美国的教育领域，科学、常识、道德与真正的宗教“坚定地联结在一起”，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条。[3368]
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哈佛和耶鲁几乎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全部。直至该时期结束时，才有一所英国国教的大学在美国南部建立，名为威廉玛丽学院（1693年获得办学执照，1707年开办，逐渐发展为一所成熟的大学）。除此之外，大部分渐渐变得有名的大学由新教义派的神职人员创办，包括：1746年的新泽西学院（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1764年的布朗大学、1766年的王后学院（后来的罗格斯大学）、176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在美国，新教义派是对启蒙运动的响应。成立于1701年的耶鲁大学就是对哈佛大学明显的神学正统式微的回应。新的道德哲学假定，在理性的基础上，“道德”能被人知晓；基于理性，上帝会为人类展现生命的道德基础，正如他为牛顿揭示宇宙运行的规律一样。这种新的道德哲学本质上是耶鲁成立的基础。[3369]不久以后，这个新方法发展为众所周知的大觉醒运动，这场运动在美国语境中描述了美国社会从以悲观为主的人性观转变为更加乐观积极的观念的过程，其典型代表是英国国教。这是一种对思想更为人性化的观照（迥异于仍然信奉加尔文教的哈佛大学），它引导人更进一步去领会启蒙运动在那些大学取得的成就，比如效仿耶鲁大学的普林斯顿大学。
这种思想在1828年著名的《耶鲁报告》中达到顶峰。报告认为人类的个性由各种不同的才能组成，其中最为崇高的是理性与良知，各种才能必须保持平衡。所以，教育的目标是“在文学与科学的不同分科之间维持均衡的比例，以期每个学生形成适度而平衡的性格”。[3370]报告继而提出，古典著作应成为这种平衡的性格塑造的核心部分。
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去西部那些未开发之地传播新教。1835年，莱曼·比彻在他的著作《为西部求情》中力陈其主张，他认为沿海地区之外的区域要解决教育问题，不能仅靠从东部输送教师，西部必须设立自己的大学和神学院。当时人们害怕天主教会接管西部，这种恐惧更随着来自南欧天主教国家的移民不断涌入美国而日益加深。比彻的警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到1847年，长老会已经在美国二十六个州建成了约有一百所学校的教育系统。[3371]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于1868年，加州大学则创办于1869年。大约就是在此时期，德意志教育系统的吸引人之处开始受到重视，好几位大学教授与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远赴普鲁士，学习他们的办学方法。如此一来，宗教在美国大学教育中占据的地位便有所下降。例如，德意志人在史学领域的领先地位更进一步意味着神学本身也随着历史而发展，这也促进了《圣经》批评的发展。德意志的教育理念主张教育不仅是私人事务，更应是国家的责任。最后，正是德意志的教育理念指出，大学不仅是教师的家，还应成为学者（研究人员、作家）的家园。
这个理念在哈佛大学表现得淋漓尽致。1636年创办之初，哈佛是一所清教徒大学。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三十多名合伙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因此他们在波士顿附近成立的大学亦理所当然地采用了伊曼纽尔模式。苏格兰模式具备同等的影响力，尤其是阿伯丁大学。苏格兰的大学不提供住宿，遵照民主制度而非宗教，管理者是当地望族，他们成为学校董事会的前身。
众所周知，第一个构思现代大学的人是查尔斯·艾略特，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化学教授。1869年，年仅三十五岁的他被其本科母校哈佛大学任命为校长。艾略特初到任时，哈佛有1050名学生和59名教职人员。1909年艾略特退休时，哈佛的学生人数已是当年的四倍，教员人数是当年的十倍。但是艾略特关心的不只是学校的规模。“他结束和埋葬了从前任校长手中接过的狭窄的文科学院课程。艾略特建立了专业学院并将之与哈佛融为一体。最后，他推进研究生教育，并建成了一个其他所有渴望开展研究生教育的美国大学都争相效仿的教育模式。”艾略特遵循了德意志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已经为世界培养出多位伟人：普朗克、韦伯、施特劳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约翰·费希特、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伊曼努尔·康德等知识分子是德意志教育思想界的重要人物，是他们把德意志学术研究从对神学的一味依赖中解放出来。结果有目共睹，德意志学者比其欧洲同行在哲学、语文学和物理科学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例如，物理、化学和地质等学科正是在德意志首次被大学视作与人文学科享有同等地位。[3372]诸如研究生研讨会、哲学博士学位和学生自主权等，都是德意志的理念。
从艾略特的时代起，美国的大学纷纷开始效法德意志体系，特别是其研究领域。然而，这个德意志范例尽管在推动知识进步和推出新型工业技术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它却妨碍了“学院制生活”以及本科生与教员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在美国采用德意志方法以前一直都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特点。德意志体系与被威廉·詹姆斯所称的“博士生章鱼”脱离不了干系。1861年，耶鲁大学在大西洋西岸授予了第一个博士学位；到了1900年，每年有三百人以上获得该学位。[3373]
跟随德意志的代价就是与英国学院制体系的彻底决裂。多所大学已经完全不向学生提供住宿，也不再配备公共食堂。19世纪80年代的哈佛大学对德意志体系亦步亦趋，甚至到了连课堂考勤都不作要求的地步，只有考试表现才至关重要。随后，反作用出现了。芝加哥大学是第一所做出反应的大学，该校到1900年共建了七栋宿舍大楼，“尽管当时受尽（中）西部各方的批评，理由是他们的做法守旧、紧跟英国而且专制独裁”。很快，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均采用了类似方法。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按照英国住宿模式改组了学校住宿条件。[3374]
当星期六俱乐部的实用主义者结成好友并形成自己的观点时，大约就在同一时期，另一个不同的实用主义者团体正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美国内战之后，约1870年，美国培养出该国有史以来，以及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而言，最具独创性的一代发明家。托马斯·P.休斯在他的美国发明史研究中甚至声称，1870至1918年这半个世纪可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或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比肩。美国1866至1896年，每年颁发的专利数量翻了一番以上；1879至1890年这十多年间，从每年18200份增加到26300份。[3375]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写到美国商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到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警告，“人类被大众科学降低品格，乃至变得残酷”；他也提到范·怀克·布鲁克斯对马克·吐温的斥责，因为“将他对机械设备的热情与对文学的热情相比，后者简直微不足道”；还提到亨利·福特那有名的评论，“历史几乎鬼话连篇”。[3376]但美国的第一代发明家似乎并不特别反智。恰恰相反，他们处在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化时期，原因如我们所见，在19世纪，大学学术和研究方法尚处于形成阶段。大学依然主要是宗教机构，直至19世纪末才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现代大学。
同样，因为工业研究实验室在1900年左右才普及开来，这些发明家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自己搭建私人实验室。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和留声机，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了电话，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后来电报和收音机也相继面世。[3377]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埃尔默·斯佩里为海军首创回转罗盘和各种自动控制装置；1885年，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着手制造并示范操作“世上最具杀伤力的机关枪”。马克沁发明的机关枪利用前一发子弹的后坐力来装填和发射下一发子弹，远远胜过发明于1862年的加特林机关枪。在帝国的鼎盛时期，是马克沁机关枪在殖民地引起无尽的恐慌。[3378]1916年7月1日，也正是德国的马克沁机关枪在索姆河造成六万人死伤。这些发明家与金融企业家的合作，创办出美国最经久不衰的企业和教育机构，它们都是现在耳熟能详的名字：通用电气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电话公司、爱迪生联合电气公司、麻省理工学院。
在本书中，我们或许要把电报机从其他发明中单独拎出来讲一下。约1750年就有人提出用电作为一种信号方式的想法，但是第一台可运行的电报机是弗朗西斯·罗纳兹于1816年在他的花园（位于伦敦汉默史密斯花园）发明的。伦敦国王学院的实验哲学教授查尔斯·惠特斯通第一次测量了电的速度（虽然结果是错误的），也是第一个认识到欧姆（一种阻力单位）是电报中重要概念的人。他和同事福瑟吉尔·库克在1837年首次获得专利。同电报装置的技术细节几乎同样重要的是惠特斯通和库克要求在新建的铁路沿线铺设电线的想法，它保证了电报的快速，而公众津津乐道的约翰·塔维尔被捕一事更是带来了正面影响。他在斯劳杀人逃逸，多亏了电报，在伦敦被捕。塞缪尔·摩斯的代码当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摩斯也是提倡铺设跨大西洋电缆的几个美国人之一。电缆的铺设是一项史诗般的工程，但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当电缆铺设时，许多人满怀期望，以为更快速的通信将为世界和平带来助益，让政治家的联系更加紧密。事实证明希望落空了，但是1866年完工的跨大西洋电缆很快在商业上建立奇功。正如吉利安·库克森在《电缆：改变世界的电线》一书中所写：“从这一刻起开始了一种共同的经历，它是两个说英语的不同文化的汇聚。”[3379]
35 十字架的敌人：灵魂的终结
1842年，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再也不去教堂了。她很早就开始质疑基督教。她深受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著作《耶稣传》的影响。如我们所见，该著作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在德意志出版，并且被她翻译成了英文。在她痛苦的译文中，施特劳斯得出结论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说是确定发生了的，并且在基督教信仰赖以立基的一切当中，可以更加肯定的是，有关耶稣行为和命运的神迹以及超自然事件并没有发生。”[3380]同样地，1836年，丁尼生读赖尔的《地质学原理》时，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对赖尔关于化石证据的解释感到困扰：“地球上的居民，与它的其他所有构成一样，都在变化。不仅个体，连整个物种都会死亡。”[3381]
作家A.N.威尔逊探讨了19世纪许多人（有名人也有普通人）心中那种令人痛心的、缓慢的，但不可阻挡的信仰丧失感。他对艾略特、丁尼生、哈代、卡莱尔、斯温伯恩、詹姆斯·安东尼·佛罗德、阿瑟·克拉夫、托尔斯泰、赫伯特·斯宾塞、塞缪尔·巴特勒、约翰·罗斯金和爱德蒙·高斯的研究证实了别人所说的话：信仰的丧失、“上帝已死”不仅是思想上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情感转变。专门的书籍和论述产生了影响，但是整个舆论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件又一件事情（往往大相径庭）累积起来的令人不安的影响。[3382]1874年，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向189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发放了一份问卷，询问他们的宗教信仰，收到的答案让他感到惊讶。70%的会员称自己是国教成员，而一些会员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其他很多人是不信奉国教者——卫理公会教徒、天主教徒或其他有组织教会的成员。问卷还问到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否曾以任何方式妨碍了他们的科学事业，近90%的会员回答说“根本没有”。[3383]直到1874年依然信仰上帝的会员包括：迈克尔·法拉第、约翰·赫歇尔、詹姆斯·焦耳、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威廉·汤姆森（开尔文勋爵）。威尔逊指出，关于信仰的丧失，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原因。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相信上帝已死，而“有些人却能同时做到既反上帝又反科学”。[3384]
同16、17世纪关于不信仰的思想论战（比方说，《圣经》字面真理所引起的疑问，或神迹的不真实性）不同，19世纪的信徒必须解决更多的问题。威尔逊发现，这种氛围变化始于18世纪末期。法国启蒙运动哲人的无神论是其中一个因素，但在英国，他说，有两部作品对信仰的破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大。这两本著作分别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于1776到1788年间分三次出版，和大卫·休谟于1779年（即他去世三年后）出版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威尔逊说，吉本并没有提出重要的形而上学或神学观点。[3385]相反，“……吉本在一页页中轻率地展示出对基督教英雄人物及其‘最高理想’的纯粹鄙视，对信仰起了破坏作用。吉本不仅仅是通过反复地、引人发笑地指出基督徒通过个人的邪恶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更确切地说，是通过他的整个态度，他坚决不受基督教对‘文明’的贡献说的影响”。[3386]正是吉本对前基督教文化的“明显智慧”同早期基督徒迷信的、无理性的时代错误和野蛮的不断对比，才对读者产生了这样的影响。[3387]
休谟对“心灵”和宇宙秩序的批判，以及康德认为上帝、灵魂和不朽等概念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已在之前的章节中讨论过。[3388]如果这些事情可被称作信仰普遍丧失的“深层背景”，那么还有其他19世纪所特有的因素。历史学家欧文·查德威克将这些因素分为“社会因素”和“思想因素”，其中包括了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心态”。
查德威克说，自由主义在19世纪占主导地位。[3389]但是他承认，它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词语，其本意仅仅是自由、不受约束。在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它被用来表示过于自由、放纵或无政府状态。这是约翰·亨利·纽曼等人在19世纪中期对它的理解。但是自由主义，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在很大程度起因于基督教。通过用宗教来划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产生了宽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基督教一直追求的是内心的宗教，而不仅仅是宗教仪式的举行。它对个人良知的敬畏，（查德威克说）最终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削弱纯粹遵奉国教的渴望。“基督徒的良知［因此］是一种使欧洲‘世俗化’的力量；也就是说，允许一个国家有很多宗教或没有宗教。”[3390]
始于信仰自由的东西变成了对自由本身的热爱，自由成为一项权利（我们知道，这是约翰·洛克的贡献，并且是法国大革命的表面原因之一）。直到1860至1890年，它才真正在西欧主要国家得到实现。[3391]查德威克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他在1859年，即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那一年发表了论文《论自由》。然而，密尔对自由的探究涉及一个他认为的新问题。由于深受孔德的影响，他对可能遭到专制国家威胁的自由不太注意，因为那是一个古老而熟悉的问题。相反，他更关注新生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对个人或少数人的专制，更关注思想压制。他看到自己周围，“人民”开始掌权，并且预计这些“人民”（常常是过去时代的暴民）会剥夺他人持不同意见的权利。[3392]因此，他着手定义新的自由：“对文明群体中任何一员在违反其意志情况下正当使用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其对他人的伤害。他自己的利益，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都不能成为充分的正当理由。他不能被正当地强迫去做或不去做某事，仅仅因为别人说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会使他更快乐，这样做是明智的或甚至是正当的。”[3393]这比看上去更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一个自由人“有被说服和信服的权力”，这同“一人一票”一样，是民主的一个重要含意。而且，正是这一点将自由主义和世俗化联系起来。密尔的论文最先论证了世俗国家的全部含意。文中没有一点激情，这正是密尔为如何处理事务树立榜样的方式。[3394]
从普通人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查德威克发现，至少英国社会正是在1860至1880年变得“世俗化”了。[3395]他说，这可以从当时的回忆录和小说中看出，它们记录了一般人的阅读习惯和会话，并且表明虔诚的信徒越来越愿意与不笃信宗教的人建立友谊，“为他们的真诚向他们表示敬意，而不是谴责他们没有信仰”。[3396]这也可以从新的、销量很大的报纸所起的作用中看出来。[3397]报纸实际上起到了很多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引发思想论战，使其两极化，并且通过这种方式使很多市民第一次成为政治存在物（因为他们现在是知情的）。这也是一种世俗化的影响，政治取代宗教，成为普通人的主要思想关注点。记者这一新职业的确立几乎与教师同神职人员的分离同时发生。[3398]
随着读写能力的提高和新闻业的响应，关于自由的思想经历了又一次转折。人们发现，经济意义上或适用于良知或舆论的个人自由不同于真正的政治或心理自由。通过报纸，人们比以往更加认识到，工业发展如果被放任不管，只会扩大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以大城市中的贫民窟告终的学说不可能包含一切真理。”[3399]这使自由主义人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它开始改变自由主义本身的意义。查德威克说，它标志着我们称为集体主义思想的开始，此时，人们开始越来越支持政府干预作为一种改善公共福利的方式。[3400]“自此以后，自由更多地是从社会而不是从个人角度来理解的；自由更多的是作为负责的社会生活的一个品质，而不是作为不受限制的自由，在这种生活中所有人都有机会分享自由。”[3401]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包括它的基本思想——宗教是不真实的，这成为世俗化的又一个因素。[3402]当然，马克思对宗教长期流行的解释是，它是社会生活疾病的一个征兆。“它使病人忍受本来无法忍受的痛苦……”[3403]他说，宗教是资本主义社会使大众安于现状所必需的：通过给大众提供来世的某种东西，他们就会更容易接受现世的命运。[3404]基督教，大多数宗教，都承认社会中的现有划分，“安慰”一无所有者，说他们的不幸是对他们罪恶的公正惩罚，或是一场磨难，对它的回应会令人变得高贵、催人奋进。马克思主义变得重要，不仅因为19世纪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对共产国际的影响、德国社会主义者、俄国革命党的发展），这些事件似乎证实它所说的是真实的，还因为它也提供了一种关于来世的说法：革命，之后世界会恢复正义和福佑。查德威克认为，通过提供一个世俗的来世，马克思主义生产出一种出乎意料的副产品：社会主义和无神论联系起来，并且宗教得到了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