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是整个19世纪非常流行的一种治疗方式，这也和一种叫作漫游性自动症的情况有关，这种病症是指，人们看起来会自我催眠，完成一些在恢复记忆之前都不自知的任务。催眠对一些我们如今称之为神游症的病例也很有效，患神游症的人会突然从自己的生活中脱离，离开自己的家，甚至会忘记自己是谁。[3468]然而，随着19世纪的发展，人们对催眠的兴趣渐渐淡化，尽管癔病仍然是精神病学关注的焦点。粗略地来讲，每二十个女性病例只对应一例男性病例，所以，癔病最初被当作一种女性疾病，而且，尽管起初人们认为此病的根源，以某种神秘的方式，跟子宫的运动或“漫游”有关，但很快人们就看清楚，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性被认为有可能，甚至是很可能与此相关，因为癔病在修女中间几乎不存在，而在妓女中却很常见。[3469]
磁力催眠师发现，将某人催眠之后，“一种主体没有意识到的新生命就会显露出来，而且会出现一种全新的、更为鲜明的人格”。可以证明，无意识这个术语作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思，就是在这之后出现的。[3470]这种“双重意识”让19世纪的人们深深着迷，而且产生了“双重自我”或“精神双元论”的概念。[3471]人被依据第二意识是否“关闭”或“打开”，而分为两类。精神双元论在马克斯·德索瓦的《双重精神》中得到发展，这本书于1890年出版，广受好评。在书中，他将意识分为“上层意识”和“下层意识”，并说，后者有时会在梦中显露出来。
艾伦伯格说，在导致无意识产生的一般背景因素中，浪漫主义与之密切相关，因为浪漫主义哲学包含了“原始现象”这一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变态现象。[3472]“原始现象”中包含了“原始植物”、“普遍意识”以及无意识。据戈特黑尔夫·海因里希·冯·舒伯特（1780—1860）所说，另一个“原始现象”叫作“自爱”。冯·舒伯特认为，人类是“双星”，赋有“第二中心”。[3473]被艾伦伯格形容为“浪漫医生”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海因洛特（1773—1843）提出，精神疾病的主要原因是罪孽。他建立了一套理论，称意识根源于另一原始现象，叫作“人之上”。[3474]瑞士人约翰·雅各布·巴霍芬（1815—1887）于1861年出版《母权论》，宣扬母权制理论。[3475]他认为，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群婚制、母权制及父权制。”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性滥交，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第二阶段的确立经过了数千年的斗争，之后女性取胜，建立了家庭和农业，行使所有社交及政治权力。这个时期主要的美德就是爱母亲，因为所有母亲一起建立了一个拥有一般自由、平等及和平的社会体系。母权制社会崇尚身体（实际价值）教育胜过智力教育。在经过另一长时间的艰苦斗争之后，父权制社会才产生。这是一个跟母权制社会完全相反的社会，更偏爱个体独立，将人与人分开。巴霍芬说，父爱是一个比母爱更为抽象的原则，不太讲求实际，并导致了高水平的智力成就。他认为，许多神话中隐藏着母权制社会存在的证据，例如俄狄浦斯神话。[3476]
许多哲学家也先于弗洛伊德使用了这一理论。下文所列书单只是作为指导，并未穷尽：奥古斯特·温克尔曼的《动力心理学入门》（1802）、爱德华·冯·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1868）、W.B.卡朋特的《大脑的无意识活动》（1872）、J.C.费舍尔的《哈特曼的无意识哲学》（1872）、J.沃凯尔特的《无意识与悲观主义》（1873）、C.F.弗莱明的《无意识活动的解释》（1877）、A.施密特的《无意识哲学的自然科学原理》（1877）、E.科尔瑟内的《精神的无意识生活》（1880）。[3477]
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将意志设想为一种“盲目的驱动力”。他说，人是一种不理性的生物，受到内部力量的牵制，“而这种力量对人来讲，又是未知的，几乎不被察觉”。[3478]叔本华所用的比喻是地球的表面，其内部不为我们所知。他说，那些主宰人类的非理性力量有两种类型——保护本能及性本能。两者中，性本能更为强大，而且，正如叔本华所说，是无可匹敌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可以否定性本能的话，那他就是自欺欺人了。他或许‘以为’自己可以，但实际上，智力会受到性冲动的唆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志就成了‘智力的秘密敌人’。”叔本华甚至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压抑，其本身也是无意识的：“意志阻止其所排斥物为智力所知，这正是精神错乱侵入精神的切入点。”[3479]“意识只是我们心理的表面，对此，正如对地球一样，除了外壳之外，我们并不了解其内部。”[3480]
然而，冯·哈特曼进一步提出，无意识具有三个层面。它们分别是：（1）绝对的无意识，“这构成了宇宙的实质，是其他形式的来源”；（2）生理无意识，这是人类进化发展的一部分；（3）心理无意识，它支配着我们有意识的精神生活。胜过叔本华的是，冯·哈特曼收集了丰富的证据（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临床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论点。比如说，他讨论了思想、智慧、语言、宗教、历史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弗洛伊德本人将要探索的领域。
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诸多思想，尼采也早有论及（他的其他哲学思想随后讨论）。尼采对无意识的认识是，将之视为“狡猾、隐蔽、本能”的实体，通常受到创伤的惊吓，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伪装，但会引发病理的产生。[3481]约翰·赫尔巴特及G.T.费希纳也同样有所论述。弗洛伊德的第一位（正式）传记作家恩斯特·琼斯让人们注意到波兰心理学家路易斯·冯·卡品斯卡，是他首先发现了弗洛伊德的一些基本观点与赫尔巴特的观点（比弗洛伊德早七十年）之间的相似之处。赫尔巴特将心理形容为二元的，处于有意识过程及无意识过程的不断斗争之中。他有一个概念被描述为“受压抑的”，是指“思想由于某些对立想法而无法进入意识之中”的状态。[3482]费希纳在赫尔巴特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特别将心理比作冰山，“其十分之九的部分都是在水下，而且其航程不仅仅由表面起作用的风决定，更由深处的洋流决定”。[3483]
或许皮埃尔·雅内亦可视为“弗洛伊德”之前的精神分析学者。在包括亨利·伯格森、埃米尔·涂尔干、吕西安·列维—布留尔以及阿尔弗雷德·比奈的法国一代伟大的学者中，雅内作为其中的一员，其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心理自动现象》，涵盖了他在1882至1888年之间，在勒阿弗尔市所做的实验结果。他声称自己改善了催眠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他诱导患者进行自动写作。他说，这些写下来的东西解释了患者为何在没有明显原因的情况下，会迸发“恐惧”心理。[3484]雅内还注意到，在催眠条件下，患者有时会展现出双重性格。一重性格是为了讨好医生，而同时产生的第二重性格，则最好可用“回归童年”来解释。（患者会突然间称呼自己童年的昵称。）雅内移居巴黎时，发明了一项被称为“精神分析”的技术。这是指重复性地进行催眠和自动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诱导危机产生之后，患者的意识变得越来越清晰。然而，危机逐步变得越来越严重，随之浮现的思想表明，它们不断反向穿越时间，进入患者越来越早期的生活。雅内总结说道，“在人脑中，从没有什么被遗忘”，而且，“潜意识里存在的思想，既是心理脆弱的结果，也是造成心理进一步脆弱的根源”。[3485]
19世纪同时还面临着儿童性行为问题。传统上，医生视此为一种少见的异常现象，但是早在1846年，道德神学家及医生P.J.C.德布勒恩神父就出版了一部小册子，其中他强调，幼儿手淫、儿童性游戏以及乳母和仆人对幼小儿童的性诱惑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很高。法国奥尔良主教迪庞卢是另一位不断强调儿童性游戏频率的神职人员，他提出，其中多数儿童是在一至两岁之间养成了“坏习惯”。最著名的是儒勒·米什莱，在他的《我们的儿子》中，他警告父母注意儿童性行为的事实，尤其是如今所谓的恋母情结。[3486]
在这段对19世纪（主要是德国及法国）思想的简短回顾中，我们实际上发现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消除关于弗洛伊德“发现”了无意识的这个说法。先不说无意识是否以一种实体的形式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作讨论），光无意识这个概念的出现就早于弗洛伊德数十年，而且在整个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在欧洲都是很常见的流行话题。二是在许多人眼中其他跟弗洛伊德密不可分的许多心理学概念，例如儿童性行为、恋母情结、压抑、退行机制、移情、力比多、本我及超我这些概念，同样也不是来源于弗洛伊德。它们就跟无意识的概念一样，早就在“流传中”，正如达尔文创造自然选择机制时，“进化”的概念早就存在一样。弗洛伊德也远不像人们赞扬的那样有创造力。
尽管这对很多人来说非常令人震惊，这还不是对他的主要指控；对批评弗洛伊德的人而言，这还不是他的主要罪过。这些批评家包括弗雷德里克·克鲁斯、弗兰克·希奥弗、艾伦·艾斯特森、马尔科姆·麦克米伦及弗兰克·萨洛威（这个名单很长，人数也在增加），他们进一步指出，弗洛伊德是个（直截了当地说）江湖骗子，一个加引号的“科学家”，认为他捏造数据，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批评家们指责道，这完全损害了其理论以及基于该理论的结论。
要表达对弗洛伊德的这种新看法，最好的方式是，首先给出关于其理论形成方法及接受度的传统观点，然后再指出对他的主要指控，表明传统观点应该如何做出修正（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种修正将是很激烈的。这里讨论的，涵盖了过去四十年间批评研究的看法，但主要是过去十五年内的）。首先来看传统的版本。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最先是在《癔症研究》一书中得到陈述的，该书于1895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共同署名出版。随后更为全面的论述是出版于1899年最后几周的《梦的解析》。（严格来讲，该书出版于1899年11月的莱比锡和维也纳，但书上的日期却是1900年，第一篇评论的发表是在1900年1月初。）弗洛伊德是一名来自摩拉维亚地区弗莱贝格的犹太医生，当时已经四十四岁。作为八个孩子中的老大，他表面上是个很传统的人。他极其信奉准时，穿英国布料做的西装，料子是妻子挑选的。他还爱好运动，是个敏捷的业余登山运动员，从来不喝酒。另一方面，他还是个“坚持不懈”的雪茄烟鬼。[3487]
尽管在个人习惯上，弗洛伊德是个传统的人，他的《梦的解析》却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书，而且对很多维也纳人而言完全是一部令人震惊的书。正是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关于人性理论的四个基本模块首次同时出现：无意识、压抑、儿童性行为（导致恋母情结）以及对心理的三重划分——分成了自我，即自我意识；超我，广义指意识；本我，即对无意识的原始生物学表达。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十五年内，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完善其技术。他自认为很大部分沿用了达尔文开创的生物学方式。在取得医生职业资格之后，弗洛伊德获得了师从夏科的奖学金，夏科当时在一家为患有无法治愈的神经紊乱的女性而设立的精神病院。夏科在研究中发现，催眠状态下可以引发癔症症状。几个月后，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并且在发表了数篇关于神经性的文章（例如，关于脑性麻痹及失语症）之后，开始跟另一位出色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合作。同为犹太人的约瑟夫已经做出了两个重大发现，关于调整呼吸的下迷走神经的作用，以及控制着人体平衡的内耳半规管。然而，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价值，在于他于1881年发明的所谓的谈话疗法。[3488]
从1880年12月开始的两年内，布洛伊尔都在治疗一位患有癔病的维也纳犹太女孩，名叫贝尔塔·帕彭海姆（1859—1936），出于病例的目的，他称之为安娜·O。她有一系列严重症状，包括幻觉、语言障碍、精神性假妊娠、间歇性麻痹以及视力问题。在患病期间，她有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经受了长期的夜游症发作。布洛伊尔发现，在后一种状态中，她会在鼓励下讲述自己所编的故事，而其症状也会随之短暂性好转。然而，当她父亲去世后，她的身体状况就严重恶化，幻想症状及焦虑状态更加严重。但是，布洛伊尔又发现，如果在“安娜”自我催眠的状态下，他能说服她讲述自己的幻觉，她的症状就会有所好转。她自己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谈话疗法”或“清扫烟囱”。布洛伊尔取得的另一进展出于偶然：“安娜”开始谈论某个症状（吞咽困难）之后，该症状就消失了。在此基础上，布洛伊尔最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发现，如果他能说服患者以倒叙的方式，回忆某个症状的发生过程，直到她到达最初时刻的话，多数症状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消失。到1882年6月，帕彭海姆小姐已经能够结束自己的治疗，“完全治愈”了。[3489]
安娜·O的病例给弗洛伊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明显，他对乔治·比尔德关于神经衰弱症的论述不以为然）。弗洛伊德自己曾一度在癔病患者身上尝试电疗法、按摩、水疗法以及催眠法，但又放弃了这种办法，转而进行“自由联想”。通过这个办法，他让患者谈论他们想到的任何东西。正是这种办法让他发现，在合适的条件下，许多人都能回忆起早年生活中的事情，而这些他们都自以为完全忘记了。弗洛伊德得出结论，尽管这些早期事情已经被遗忘，它们仍然能够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由此诞生了其无意识以及压抑的概念。弗洛伊德还认识到，这些在自由联想下（艰难地）揭示的早期记忆中，有许多在本质上都跟性有关。当进一步了解到许多这些“回忆起”的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时，他又改进了恋母情结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在弗洛伊德看来，患者虚报的性创伤及性心理异常是一种模式，表现的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而是人们暗自“希望”发生的事，证实了人类婴儿经历了一个很早的性意识阶段。他说，在这个阶段内，儿子跟母亲很亲近，并将自己视作父亲的对手（恋母情结），反之适用于女孩（恋父情结）。弗洛伊德又引申说，这种广泛存在的动机持续于人的整整一生，促进性格的确定。[3490]
弗洛伊德的这些早期理论受到愤怒的怀疑，遭到不断的敌视。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研究所拒绝跟他有任何来往。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在我周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真空区。”[3491]而他的回应就是，更加投身于自己的研究，并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促使这件事发生的，是他父亲雅各布于1896年10月去世。尽管父子俩的关系疏远了很多年，弗洛伊德惊奇地发现，自己不知怎地竟为父亲的去世所触动，而且许多埋藏已久的回忆竟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他做的梦也变了。他从中辨别出对父亲有一种无意识的敌意，而这种敌意他一直在压抑。这致使他将梦视为“通往无意识的捷径”。[3492]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的中心思想是，在睡梦中，自我就像“一位在哨岗上打瞌睡的哨兵”。[3493]通常情况下压抑本我冲动的警戒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梦因此就成了本我现身的一种隐蔽方式。
《梦的解析》早期的销量就说明其反响不佳。在起初的两年里，600份首印本中仅卖出了228本，而且在出版后的六年中，也只卖出去了351本。[3494]更让弗洛伊德烦恼的，是维也纳医学界对该书的完全忽视。[3495]在柏林，情况也大致相同。弗洛伊德答应在大学里进行一场关于梦的讲座，但仅有3人到场。1901年，就在他向哲学学会致辞前不久，有人递给他一个纸条，请求他“当要讲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时，示意并暂停一下，好让女士们离开会场”。这种孤立没有持续下去，而且尽管有很激烈的争议，许多人最终还是开始将无意识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
关于传统看法就谈这么多。现在我们开始重新评价弗洛伊德。主要有四项指控。按照重要性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第一，弗洛伊德并“没有”发明“自由联想”的疗法。这是由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879年或1880年发明的，并在《大脑》杂志上刊登，被描述为探索“模糊深处”的手段。[3496]第二项指控是，弗洛伊德的书及理论遭到敌视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最近的学术成就已经揭示了其不真实的程度。诺曼·基利在他的《弗洛伊德：没有后见之明》（1988）中说到，在1899至1913年之间发表的44篇（这已经不算少了）关于《梦的解析》的评论中，仅有8篇可被归为“反对”派。本身属于弗洛伊德学派的汉娜·德克在她的《弗洛伊德在德国：科学的革命与反拨，1893—1907》（1977）一书中总结道：“外行人对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的反响绝大多数都是很热烈的。”[3497]尽管《梦的解析》的销量或许不太好，但它的一个通俗本的确很畅销。正如本章前面所讲，无意识的历史以及一些概念的发展，例如超我、儿童性行为及压抑这些概念，都表明弗洛伊德所说的并不是全新的思想。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满呢？他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从未遇到麻烦。不像罗伯特·钱伯斯在向广大读者介绍进化这个概念时匿名发表那样，弗洛伊德从未匿名发表过观点。
第三项指控是，弗洛伊德本人对布洛伊尔最有名的患者之一“安娜·O”，即贝尔塔·帕彭海姆的描述存在严重缺陷，很有可能是基于蓄意的欺骗。亨利·艾伦伯格亲自追踪帕彭海姆接受治疗的诊所，发现了布洛伊尔使用的笔记。由于这些记录中的一些措辞跟后来出版的论文中的一致，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的确是原稿。艾伦伯格及之后的其他人发现，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帕彭海姆曾患有精神性假妊娠。如今学界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编造的故事，目的是用来弥补布洛伊尔所叙述的安娜·O病例中明显缺失的性方面的病因。弗洛伊德坚称性是所有癔症症状的根源，布洛伊尔的叙述则跟这完全不一致。阿尔布雷希特·希尔施米勒在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传记中甚至说：“弗洛伊德和琼斯关于安娜·O治疗结束的说法应被视为不真实的。”[3498]希尔施米勒本人可以证明，帕彭海姆的许多症状都进入了全部或部分的自发性缓解，而且她并没有经历精神发泄或精神疏泄，事实上，病例记录在1882年突然终止。而且，在经过布洛伊尔治疗之后，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又住院不下于四次，每次都被诊断为“癔症”。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声称布洛伊尔“让安娜·O恢复了健康”是虚假的，同样重要的是，他有一封信清楚地显示，布洛伊尔知道安娜·O于1883年仍在生病，还因为她是弗洛伊德未婚妻玛莎·伯内斯的朋友。[3499]
安娜·O病例的重要性，至少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方式来看，体现在三个方面。它表明，弗洛伊德夸大了“谈话疗法”的效果。它表明他引入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性的因素。它还表明他对待临床资料的态度漫不经心。我们能看到，在他之后的生涯中，这些癖好在一些重要方面，全部在不断地重复。
第四项针对弗洛伊德的指控，目前来讲是最严厉的，但也来源于安娜·O的病例。其整个精神分析的大厦所基于的临床证据及观察，往好的方面说，是可疑或有瑕疵的，而最坏可以说是具有欺诈性的。或许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婴儿期性意识一直伴随到成年，只不过没有被意识到，因此才能产生精神病理。“在每例癔病的最后，”他在1896年的报告中提到，“有一个或多个事件属于童年生活的最初几年。尽管几十年过去，但通过精神分析可以重现。”关于这一点奇怪的是，1896年之前，他未曾报道过一例婴儿受性虐待的病例，但是，四个月内，他宣称从十三个患癔症的病人那里“追寻”到了受虐的无意识记忆。与此相关的是，他认为他的精神分析方法可以揭示产生某一特殊症状的事件或情形，把它们“发泄”出来，通过带有相关情感表达的谈话释放，将获得“净化”，缓解症状。他开始相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发现了神经病理学的尼罗河源头……”[3500]但是，他继续说——这部分后来受到很大修正——“这些病人从未自愿重复这些故事，也没有在治疗的过程中突然向医师呈现这样完整的回忆图景。”对弗洛伊德而言，就像他在他的发现中呈现的那样，这些是无意识的记忆，在病人的意识之外，“痕迹从不在有意识的记忆中显现，它只存在于疾病的症状之中”。他的病人，开始治疗时并不知道这些场景，并且他承认，当他告诉他们时，他们“通常会愤怒”。“他们只有在最有力的强迫治疗诱导之下才开始重复它们。”（早期受虐待的情形）如同艾伦·伊斯特森和其他人展示的那样，弗洛伊德早期的方法并非像一个感性的分析家那样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病人说话。相反，弗洛伊德会触摸病人的额头，这是他的“压力”疗法，并且坚称有些事情会进入他们的头脑——一个想法、图像或记忆。他要求他们描述这些图像和记忆，直到长时间的回忆之后，他们能够叙述出引发他们（假定的）癔症症状的事件。批评家说，换句话说，关于不同症状的深层原因，弗洛伊德有非常固定的想法；他把他的观点强加给他的病人，而非被动地倾听并从观察中获得临床证据。
通过这种非同寻常的方法，他形成了最为著名的一套观察结果。病人在幼儿时期被诱奸，或受性虐待的经历是他们后来精神症状的根源。罪犯分为三类：陌生的成年人；照顾儿童的成年人，比如女仆、家庭女教师或男教师；“不懂事的儿童……大多是哥哥和比他们小一些的妹妹连续几年发生性关系”。[3501]这些早熟的性经验通常发生在三到五岁。关于这点，批评家主要争辩的是，弗洛伊德声称的“临床”观察并不存在，它们不过是建立在症状的符号性解释之上的令人怀疑的“重建”。有必要重申，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各种报告就会发现，病人从未自愿说过这些关于性虐待的事。恰恰相反，他们极力否认。一直是弗洛伊德自己“告知”“劝说”“直觉”或“推测”这些过程。在几个地方，他确实承认自己是在“猜想”深层原因。
然而，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向他的同事威廉·弗莱斯（但是只有弗莱斯）坦言道，他不再相信神经症起源这一理论。这是另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件。他认为不可能存在这么多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何况他无法通过基于这些思想得出的分析而得出成功的结论。“当然，我不会在达恩说，不会在亚实基伦说，不会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说，只有你知我知……”换句话说，他不准备做科学上值得尊敬的事情，公开收回前一年自信满满宣称的“发现”。现在，他开始考虑这些事件可能是无意识的想象，而非记忆。但是，即使在那时，这一新的情况需要时间才能与他的理论完全融合，因为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幻想的出现是为了“掩盖儿童早期手淫行为”。1906年，他说，并在1914年再次说到，在青春期，一些病人臆想出婴儿期受“诱奸”的无意识记忆来“抵挡”婴儿时手淫的记忆。1906年，他认为幻想出的“罪犯”是成年人或较大的儿童；而在1914年，他没有指出他们是谁。然而，在那篇报告中，他最终收回了诱奸理论。即便如此，直到1925年，在相关事件发生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他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早期的女病人大多指控她们的父亲诱奸了她们。这个彻底改变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首先，毫无疑问，他急剧地改变了诱奸情景，从真实的变成了想象的；再者，他把诱奸人从陌生人、家庭教师、兄弟变成了父亲。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缺乏新的临床证据：弗洛伊德只是用同样的材料画了一张不同的画，不同的是，这次是在证据出现二十五年之后。第二，同样重要，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到1925年，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治疗了许多女病人，但他从未报告说她们中的任何一人曾提到早期受到父亲或他人的诱奸。换言之，似乎只要弗洛伊德停止探寻，这些症状便不再出现。批评家说，这的确进一步证明，诱奸理论，以及延伸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或许是弗洛伊德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方面和20世纪医学和艺术领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不用说常用说法），被证明具有最不寻常、最歪曲、坦白说也是最不可能的谱系。该理论起源的前后矛盾十分明显。弗洛伊德并没有在他的病人中“发现”早期的性意识：他推断，或直觉感到，或“猜测”它的存在。他不是在仔细的和冷静的观察中发现恋母情结的临床证据：在先前的“欺骗”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说服之后，他把预定的观念强加于“证据”之上。此外，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有怀疑精神的科学家都不能再现的过程，这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证据，就弗洛伊德声称自己是个科学家而言，这便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有哪种科学，其他的科学家用同样的技术和方法都不能再现其实验或临床证据？安东尼·克莱尔，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和广播员，把弗洛伊德描述为一个“无情的、偷偷摸摸的江湖骗子”，并且得出结论“精神分析的许多基石都是假的”。[3502]不同意这点很难。考虑到弗洛伊德的“压力”方法、他的“劝告”和“猜测”，我们有权质疑无意识是否存在。实际上，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无意识这个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都可被看作主要是德国，或说德语的人传统上的医学形而上观念的集合，这个谱系十分关键。弗洛伊德总认为自己是一名科学家、生物学家，崇拜并且遵循哥白尼和达尔文的传统。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是时候把精神分析当作已死的概念，连同燃素、长生不老药、炼狱和自古至今江湖郎中发现行之有效的错误的观念一起埋葬掉。很清楚的是，精神分析法不能作为治疗方法。弗洛伊德的许多后期著作，比如《图腾与禁忌》和他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中“性意象”的分析，都使用了过时和明显错误的证据，是令人汗颜的无知。弗洛伊德主义整个事业摇摇欲坠。
即便如此，事实仍然是，以上各段只是描述了最新的重新评价。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无意识被认为确实存在，受到认真对待，并起到了为本书涉及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奠定基础的作用。这个转变，尤其在艺术领域，对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思想便是现代主义。
1886年，画家文森特·梵高画了一幅小画《巴黎郊外》。它是个荒凉的意象。低低的地平面被笼罩在灰暗可怖的天空下。泥泞的小路忽左忽右，画中没有方向。路的一旁是坏掉的篱笆，前面是无脸的龙骑兵，后面是一位母亲和一些孩子，一盏孤独的油灯塞在中间。沿着地平线，有一座风车和一些低矮、笨重、有着一色窗户的建筑——工厂和仓库。色彩单调。这可能是维克多·雨果或埃米尔·左拉书中的场景。[3503]
这幅画展示了法国首都边缘的郊区，它的日期十分重要。梵高用如此单调的方法所描绘的，是巴黎人称之为“奥斯曼化余波”的场景。[3504]世界，更具体的是法国世界，从1789年和工业革命之后的变化已经超出预计，巴黎比其他任何地方改变的都要多，“奥斯曼化”就是对这一无情改变的称谓。依照拿破仑三世的要求，奥斯曼男爵用了超过十七年的时间，以此地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毫无先例的方法重塑巴黎。到1870年，巴黎中心五分之一的道路都出自他手，35万人被迫搬家，花费了25亿法郎，五分之一的工人被雇佣为建筑工。（请注意19世纪对统计数据的热情。）从现在开始，林荫大道成了巴黎的心脏。[3505]
梵高1886年的油画记录了这个世界凄凉的边缘，但是其他的画家，马奈以及以他为首的印象画派，更倾向于赞扬新的开阔空间和广阔的街道，“忙碌”成了光之城新巴黎的象征。古斯塔夫·盖尔伯特的《下雨的巴黎街道》（1877）或是他的《欧洲桥》（1876）、莫奈的《卡普辛大街》（1873）、雷诺阿的《林荫大道》（1875）、德加的《巴黎协和广场》（约1873）或皮沙罗的任何画作，都展现了春天或秋天、晴天或雨雪天气中宽阔的街道。
现代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城市。随后的岁月里，人们发明了内燃机和蒸汽机，电力最终被人主宰，电话、打字机和磁带录音机全部诞生。大众化报纸和电影院被发明。第一个工会形成，工人有了组织。1900年，有11座大都市（包括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常住人口超过一百万，人口空前集中。我们在早先的章节讲过，城市，连同大学的扩大，带来了哈罗德·珀金所称的专业社会的兴起，从那时（约1880年）起，医生、律师、中学和大学老师、地方政府官员、建筑师和科学家等专业人士开始控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并且认为专业化是前进的方向。珀金描述道，在英国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数在1880至1911年间至少翻了一倍，在某些行业中甚至是增长了三倍。夏尔·波德莱尔和古斯塔夫·福楼拜最早把马奈和他的“团伙”（一位批评家所称）试图在绘画中捕捉的画面用文字描述出来：瞬息万变的城市经历——短暂、剧烈、偶然和任意。印象派抓住了变化的灯光，也抓住了不同寻常的视野：新机器，比如铁路，令人敬仰的同时也令人畏惧；火车站如同巨大的洞穴，带来旅行的希望的同时伴随着令人窒息的烟灰；美丽的都市风光因丑陋但必要的桥梁大打折扣；卡巴莱歌舞的明星被底下的脚灯不自然地映照出来；从墙上那面闪光的大镜子中可以看到酒吧女侍的前前后后。这是“新事物”的视觉象征，现代主义远不止这些。它既是对现代和世界的庆祝，也是诅咒，这是一个科学、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世界，它曾经产生了伟大的城市，连同它的巨额财富和新式贫穷、荒凉和堕落。[3506]现代主义的城市人来人往，令人迷惑，大多充满了偶然或意外。科学使这个世界失去了（宗教、精神上的）意义。在这样的困境中，艺术承担起描述、评估、批判，以及（如有可能）拯救这些现状的工作。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思想气候，不论现代主义代表什么，它都代表其相反的一面。令人惊奇的是，在这样迷惑和矛盾的环境中，竟涌现出如此多的才俊。“单从创造性来说，现代主义时期的影响足以和浪漫主义时期，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相媲美。”[3507]哈罗德·罗森伯格所称的“创新传统”开始兴起。这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顶峰。在这个涌动的世界，产生了先锋的概念，它是对艺术先于并且通常竭力反对资本主义这一浪漫观点的神化，就品位和想象而言，先锋是领跑者，它扮演着既毁灭又创造的角色。
如果有什么使现代主义者统一在一起——他们一方面是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另一方面是理性主义的批判者、无意识的信奉者和文化悲观主义者——那便是他们交战的强度。现代主义主要是艺术（绘画、文学、音乐）的辉煌时期，而城市是强化剂：城市的本质使人们彼此相对，更好的通讯使一切相遇加快了速度。[3508]结果是，对话变得更尖锐、更喧嚣、也必然更激烈。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那时，压力在增大，人们发现它也是一种创造力。如果说现代主义通常是反科学的，那是因为正是科学引发了它的悲观。达尔文、麦克斯韦和J.J.汤姆孙的科学发现使人们惊慌失措，至少可以说，它似乎使这个世界失去了道德、方向和稳定，削弱了现实观念。
在这令人迷惑的世界努力寻找出路的许多作家中，我们可以将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当作我们的出发点，因为他澄清了大部分困惑。冯·霍夫曼斯塔尔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很幸运，有一位鼓励甚至期望他成为一位审美家的父亲。而霍夫曼斯塔尔注意到科学对维也纳传统审美文化的入侵。“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他于1905年写道，“充满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它仅仅依靠在‘脱落’上。”他继续说：“其他几代人认为是固定的事物，事实上也是捉摸不定的。”[3509]在麦克斯韦和普朗克的发现之后，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描述牛顿世界的改变吗？（这将在结语中涉及。）霍夫曼斯塔尔写道：“一切都分成了不同的部分，部分又再次分成了更多的部分，没有什么允许自身被包含在概念之下。”[3510]霍夫曼斯塔尔对奥匈帝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反犹主义的发展，感到忧虑。对他来说，非理性主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科学引起的对现实的理解的改变；新观念破坏力十足，以致促进了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大范围传播。
除了霍夫曼斯塔尔，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尼采一起代表了在重心转移、三十年战争之后，欧洲思想的最后北移。后面三位如此突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丹麦批评家格奥尔·勃兰兑斯。1883年，他在题为《取得现代突破的人们》一书中，列出了取得现代突破的人物。[3511]他强调的“现代思想家”包括福楼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左拉、托尔斯泰、布勒特·哈特和沃尔特·惠特曼，但最重要的是以上三位：易卜生、斯特林堡和尼采。勃兰兑斯定义现代文学的任务是，综合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并将这三人作为最高例证。
易卜生现象首先出现在柏林，然后扩散到欧洲。它始于1887年被警察禁止的《群鬼》（完美的现代主义/先锋事件）。封闭演出之后，订购大幅度超额。（然而，书却卖得很好，很快就重印。[3512]）在一次易卜生的宴会上，他宣告了“新时代黎明”的到来。“易卜生周”紧随其后，《海上夫人》《野鸭》《玩偶之家》同时上演。那年晚些时候，当《群鬼》可以公开演出时，它引起了轰动并对许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詹姆斯·乔伊斯。弗朗茨·塞维斯这样说：“一些人，好像内心破碎，几天都不能恢复平静。他们在城市里奔波，在蒂尔加滕奔波……”易卜生风行了两年。[3513]“现代戏剧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在《培尔·金特》之后，易卜生放弃诗篇而改用散文创作戏剧，展现当代问题。”[3514]许多其他的作家，包括亨利·詹姆斯、契诃夫、萧伯纳、乔伊斯、里尔克、布莱希特和皮兰德娄，从他那里受益良多。他开创的新领域包括当代政治、日益重要的大众传媒、变化的道德、无意识的工作方式，其细腻和强烈是任何他人不可比拟的。可以这样赞美易卜生，他几乎把现代戏剧易卜生化，以致我们现在很难看懂当时的大惊小怪都是为了什么，他的主题与生活紧密相连：女性的角色（《玩偶之家》）、代沟（《建筑大师》）、个人自由与政府权威的冲突（《罗斯莫庄》）、商业产生污染但提供就业机会（《人民公敌》）[3515]。但是，吸引众人的是他细腻的语言和人物强烈的内心生活；批评家称，他们能从戏剧表层下挖出“第二个未说出的事实”，或如里尔克所说，易卜生的全部作品是对“内视世界的可见关系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绝望探索”。[3516]易卜生是发现现代社会中“第二个自我”的戏剧性结构的第一人，如此便为人们阐发了从维柯之后人类困境主要的不一致性。他展示了那种困境如何可能成为悲剧、喜剧，或仅仅是庸俗。如同威尔第（当然也包括莎士比亚）意识到悲剧最深刻的形式在于关注非英雄（就像乔伊斯1922年在《尤利西斯》中完美展现的那样），易卜生表明，庸俗、荒谬可笑、毫无意义，或它们的威胁，是现代主义不稳定的基石。
易卜生的长处在于他的力度，而斯特林堡的长处在于他的多样性。用一位观察家的话说，他具有“马背上的思想”，是个多面的天才，一些人把他与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歌德相提并论。[3517]他是小说家、画家，但最重要的是，他和易卜生一样，是剧作家。他生活在现代社会最混乱的时代。在一本早期的书中（完成于1890年6月的《穿越公海》），他的主题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个体如果孤立，他将会毁灭”。[3518]主角博格“被迫生活在蒸汽和电气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变成了一个现代人，精神错乱，满是“坏死神经”。斯特林堡说，这些是生活中日益增长的“活力”（压力）的症状，它使人们日益“敏感”（心理疾病）。它的结果是“创造出一个新的种族，至少是一种新型的人类”。[3519]后来，在他四十多岁崩溃（他称之为“地狱危机”）之后所写的剧作里，他对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到大马士革去》《一出梦的戏剧》）。一位评论家称其为“一个确定的内心现实，不符合内心逻辑的逻辑感和不全受意识控制的这些最高力量的认识（个人内在和外在）”。他对新的舞台技术怀有浓厚的兴趣，创造了“表现派”戏剧。[3520]在《到大马士革去》中，我们甚至不清楚那些无名的角色是否是个角色，或是代表心理或情感状态的心理原型，就像艾伦伯格的“原始现象”。就像斯特林堡自己所言：“人物分裂、双重、多重；他们蒸发、结晶、分散、聚合。但是唯一的意识控制着他们；做梦人的意识。”[3521]（这可能是霍夫曼斯塔尔所说的脱落。）这部戏剧与《穿越公海》极为不同：在这部戏剧里，斯特林堡说，关于信仰，科学对我们无可奉告，理智在最根本的生活谜团面前无能为力。“梦为显然的随意——混合、转化、分解——提供了赋予其形式的方法。”“有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媒介：半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一切来得容易，仅有一点点的计划和计算……但是它不是要命令我，也不是要取悦我。”[3522]里尔克对于《杜伊诺哀歌》的“到来”说了大致相同的话，毕加索说非洲面具在他的艺术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3523]
斯特林堡身上还纠缠着许多其他事情。他的实验主义（换句话说，他对传统的不满），他崩溃后远离科学，他对非理性的痴迷（梦、无意识、后达尔文世界中固执的宗教信仰）所有这些标志着他是现代主义的典范，是从各方面施加在个人身上的许多力量的焦点。尤金·奥尼尔说斯特林堡“是我们现在戏剧所有现代性的引路人……”就像詹姆斯·弗莱彻和詹姆斯·麦克法兰所说，他是时代独特的传感器。[3524]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斯特林堡和易卜生一样，关注剧烈的内在生活。对于约翰·韦恩·布罗所谓的“难以捉摸的自我”，一些最独到的探索是俄罗斯人做的，这或许是因为俄罗斯与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十分落后，那里的作家地位较低，没有根基。[3525]屠格涅夫甚至使用了“多余人”这一术语（《多余人的日记》，1850），多余是因为主人公饱受自我意识的折磨以致没有多大的成就，“用言语和自省打发生活”。[3526]屠格涅夫写于1856年的以主人公命名的小说中的鲁丁、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1866）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群魔》（1872）中的斯塔夫罗金、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1869）中的皮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1877）中的列文都尝试通过犯罪、浪漫的爱情、宗教或革命性的活动摆脱衰弱的自我意识。[3527]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走得更远，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他研究了一个小官员的生活——如果算得上生活的话，他继承了一笔数额不大的遗产，退休后，过起了隐士生活。这个故事事实上是在讨论意识、性格和自我。尽管在某个阶段，这位官员被描述成凶狠、报复心重和恶毒的角色，但在其他的时候，他则具有完全相反的品质。人物个性的不一致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着力点。小官员最后坦白道：“事实上，我什么都不是。”他没有个性，他只有面具，在这副面具之下仅有其他的面具。[3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