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威廉·詹姆斯和奥利弗·温德尔的实用主义的相关性显而易见。人的内心不存在所谓连续一贯的个性。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随机表现，不能保证自己的一致性：事实上，如果机会规律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么，行为将会按照一个标准的分布变化。从那里，我们汲取了我们能够汲取的关于自身的知识。但是俄罗斯作家更倾向于说，我们“仅仅是为了获得某种身份”而做出了随意的选择。[3529]甚至普鲁斯特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中，探索了人物性格随时间变化表现出的不稳定性。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不仅不可预知，甚至令人不安地表现出矛盾的性格特点。[3530]
最后是尼采（1844—1900）。通常，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尽管他自己声称心理学在科学中占据了领先位置。“目前，所有的心理学都被卡在道德偏见和恐惧之中；不敢向深处探究……因此敢于‘做出牺牲’［探究深层］的心理学家……有权要求心理学被认定为科学女王，其他科学的存在是为它提供服务和做好准备。”[3531]沃尔特·考夫曼称尼采是“第一个伟大的（深层）心理学家”。他所指的是，尼采能够超越自我描述，“看见隐藏的动机，听到未说的话”。[3532]弗洛伊德同样承认他借鉴了尼采，但远非直接借鉴。在表明我们的感觉和欲望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时，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但尼采使用的却是“权利意志”。对尼采来说，难以捉摸的自我或第二自我，与其说隐藏不见，不如说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自我实现”或“自我认知”的道路是意志，这是个“战胜自我”或打破自我限制的过程。于尼采而言，一个人不是通过看向内心，而是通过把内心表达出来而发现自我，经过努力承认骄傲这样的动机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毫不可耻，而仅仅是自然现象。人只有“战胜”了自我局限才能发现自我。[3533]
尼采认为对客观性的科学崇拜并不可取，就像浪漫主义者所说的（尽管对他来说他们通常也是伪君子），人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价值，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发现自我。“集中和强化了生活的自律和不断的自我检测……与自我否定和压抑相反。这种否定和压抑使内在的权利意志对抗自我，如基督教中一样，产生自我憎恨、犯罪感，对健康人、有成就的人和优越者产生敌视……在一个意识混乱和缺乏道德意义形而上保证的世界，天命观念提供了通过有选择的、有规定的、有纪律的活动和自我选择接受义务，而在社会情境中检测、锻造和稳定自我的一种明显的方式。”[3534]
一切表象之下，现代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美学对应物。它同样关注内在状态，试图解决现代社会的脱节，使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结合起来，规定科学、理性主义和民主的顺序，但同时也强调它们的不足和缺陷。现代主义是超越事物表面意义的美学尝试。它的非表象主义具有极高的自我意识和直觉，它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我特征，但也是另一种个人主义的高潮。它的许多“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立体派、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分隔主义、漩涡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是先锋派的序列，可理解为通向未来意识的革命性试验。[3535]现代主义庆祝旧体制文化的消失和埋葬，与科学一起，艺术把我们带入精神和感情相连的新概念，它的实验形式——既荒谬可笑又毫无意义——都是为了挽救“无形宇宙的偶然性”。[3536]在认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中（那时是个新的“信仰”），人们迫不及待地期待变革。当人们担心真理的非永恒性（它被新的科学和在新都市中自我——比从前更难捉摸——的本质所揭示）时，虚无主义从来没有深埋在表面之下。“虚无主义疗法”的信条是，身体上的疾病或像维也纳盛行的社会疾病都无可救药。与此吻合的作品是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一部幻想作品，它表面上讲述了一件幻化为灵魂的艺术作品，实质上揭示了主人公“真正的”自我。
这就是使《梦的解析》一书如此重要、出现得如此适时的情境。弗洛伊德（根据生活在“重新评价之前”世界的非专业人员的观点）把“尊重临床证据”引入了之前一直七零八乱的思想领域。[3537]他包罗万象的理论使明显非理性的深层自我呈现出一致性，并以科学的名义使其获得尊严。在1900年，这似乎是未来的前进方向。
结语 电子、元素和难以捉摸的自我
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卓越的科研机构。自19世纪后期成立以来，该实验室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意义最重大、最革新的科学进步。其中包括：在1897年发现电子，1919年发现轻元素的同位素以及原子的裂变，1920年发现质子，1932年发现中子，1953年解开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1967年发现脉冲星等。自1901年诺贝尔奖设立以来，已有20多名卡文迪许物理学家或接受过卡文迪许实验室培养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或化学领域获得过此项殊荣。[3538]
该实验室成立于1871年，三年后开始对外开放。实验室被安置在自由学校街的一座仿哥特式建筑里，其引以为傲的是建筑外观的六面山形墙和里面多个狭小的房间，用史蒂文·温伯格的话来说，由“楼梯与走廊不可思议的纵横交错”[3539]连接而成。19世纪后期，很少有人确切知道“物理学家”是干什么的。在当时，这个称谓相对较新，也没有公共资金资助物理实验室。的确，物理实验室这个想法在当时甚至闻所未闻。而且，按照今天的标准，物理学还处于原始状态。剑桥大学所开设的物理学课程是数学荣誉学士学位考试内容的一部分，考试目的是使青年具备担任英国及大英帝国要职的条件。在这个体系中，研究并无立锥之地：物理学实质上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生们被教导如何解决问题，好成为合格的神职人员、律师、学校教师或公务员（也就是，不包括物理学家）。[3540]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随着德国、法国、美国与英国四方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这主要是德国实现统一以及内战之后的美国得以前进的结果），柏林的大学开始扩招，并且建立了新的实验物理实验室，剑桥大学经历了重组。威廉·卡文迪许是德文郡的第七代公爵，也是一名地主和实业家，他的祖先亨利·卡文迪许是万有引力方面早期的权威人士。他表示，假若剑桥承诺设立一个实验物理学方面的教席，他便资助一个实验室。实验室开办时，公爵收到一封信函（内容以文雅的拉丁文写就），告知他，为表敬意，实验室将以他的名字命名。[3541]
新实验室经历一些失败后才取得成功。剑桥大学起初尝试吸引来自格拉斯哥的威廉·汤姆森，即后来的开尔文勋爵（除了其他方面的成就，他是第一个提出绝对零度概念的人，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亦有贡献），其后剑桥大学尝试吸引来自德国的赫尔曼·冯·亥姆霍兹（他有大量为人称道的发明和远见卓识，包括对量子的早期想法），最后剑桥大学向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提供实验室主管一职，他是苏格兰人，也是剑桥的毕业生。这是很偶然的。麦克斯韦后来通常被认为是“介乎牛顿与爱因斯坦之间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3542]最重要的是，麦克斯韦完成了一系列有利于从根本上理解电流与磁力的数学公式。这些公式解释了光的本质，也启发了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于1887年在卡尔斯鲁厄证实电磁波的存在，现在电磁波以无线电为人所知。
麦克斯韦还在卡文迪许实验室成立了一个研究项目，计划为电测量，特别是为电阻单位欧姆，制定一个精确的标准。由于19世纪50、60年代电报系统大规模扩张，该项目具有了国际重要性，麦克斯韦的首创精神既推动英国走上这一领域的前沿，同时使得卡文迪许实验室一举成为处理实际问题和发明新式仪器的佼佼者。更重要的是，正是后一项成就帮助实验室在从1897至1933年的物理学黄金时代扮演了关键角色。卡文迪许的科学家被称赞为“学识超群，聪明绝顶”。[3543]
1879年，麦克斯韦去世，继任人是瑞利勋爵，继续麦克斯韦的工作，但五年后他便前往自己位于埃塞克斯郡的庄园过上退休生活。此后，实验室主管一职出人意料地传给了二十八岁的约瑟夫·约翰·汤姆孙，尽管年轻，他已经是剑桥大学知名的数学物理学家。可以说，汤姆孙，即人们通常称呼的“J.J.”，开始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创造出我们现在的世界。在第23章里我们说过，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哥白尼的天文发现（发表于1543年），到艾萨克·牛顿主要关于万有引力（见其1687年出版的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天文发现为止。第二次科学革命将围绕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新发现而展开。
但首先是物理学。有段时间物理学也在变化不定。这主要由于人们对原子的认识各有差异。如我们所见，原子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理念：一种单一、无形、不可分割的物质，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以此为基础，在17世纪，牛顿构思中的原子与微小的撞球甚为相似，“坚硬而且密不可透”。19世纪头几十年，诸如约翰·道尔顿等化学家曾为解释化学反应而被迫接受原子是元素的最小单位这一理论，比如解释两种无色的液体混合在一起时，是怎么立刻产生一种白色的固体或沉淀物的。与此相似的是俄国的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在他那座距离莫斯科200英里的特维尔庄园，门捷列夫以对化学研究的耐心热忱排列63种元素的卡片时，脑海中之所以能浮现出元素周期表，也是受到上述化学特性及其系统的变化方式和原子重量的启发。此项发现被称为“组成宇宙语言的字母表”，这份周期表还提示人们，除了已发现的元素外，某些元素尚待发现。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与粒子物理学家的发现相吻合，把物理学与化学合理地联结起来，为各门科学的统一迈出了第一步，这将成为20世纪科学界的一大鲜明特征。
当麦克斯韦接管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工作时，他进一步完善了牛顿有关原子的概念。1873年，麦克斯韦在牛顿那个微小撞球互相撞击的机械世界里引入电磁场的概念。麦克斯韦认为这个电磁场“充盈于整个空间”，电能和磁场能均以光速“穿过电磁场”。[3544]尽管麦克斯韦取得这样的进步，他仍然把原子视为坚硬固体，原子的本质是机械的。
即便假设原子存在，问题却在于原子体积太小，以当时可用的技术根本不能观察到。这种情况在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那里有所改变。普朗克博士学位研究的部分内容是热导体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第一个发现这条定律的人是出生于波兰的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尽管开尔文勋爵也有所贡献。克劳修斯首先于1850年展示这条定律，这条定律对一个人人皆能观察得到的现象做出规定：当功完成以后，能量以热能形式散发，而且，热能不能重组为有用的形态。这本是常识性的观察，却有着相当重要的推论。其中一个推论认为，产生热能以后，能量便不可重新聚集起来，既不可用也不可整合，宇宙必将逐渐耗尽能量并充满不可测性：坍塌的房屋不会自行回复原状，摔破了的瓶子也不复原貌。这个不可逆且渐增的混乱状态被克劳修斯称为“熵”，他还总结出，宇宙终将停止运行。普朗克在其博士论文中抓住了此推论的重要性。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阐明了时间是宇宙或物理的一个基础部分。本书在序言里开宗明义地提到深层时间的发现，而普朗克则让我们回到原点。不论时间是什么，它都是我们世界的一个基本元素，时间与物质有关，尽管我们并未全面认清其关联。时间意味着宇宙只能单向发展，因此牛顿的机械撞球构想必定有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有不足之处，因为在牛顿那里，宇宙可以对等地向前或向后任一方向运动。[3545]
但假如原子不是撞球，那它们是什么呢？
新的物理学每次向前迈进一步，都从老问题和新仪器中显现出来。这个老问题就是电力。它究竟是什么呢？[3546]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把电力比作一种“微妙的流体”，这很接近事物的本质，但也很难再进一步，因为电流在自然状态下出现的主要形态，即闪电，不易于被带进实验室中研究。后来，研究有所进步，因为有人发现“光能”的闪光偶尔会出现在气压计里的局部真空中。这个发现带来了一项新发明，事实上该项发明非常重要，就是一种新仪器：两端都带有金属电极的玻璃容器。人们先抽出玻璃容器中的空气，创造出真空状态，再导入气体，并让电流穿过电极（有点类似闪电），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并观察气体是否会受到影响。在这些实验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如果电流在真空中穿过，就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光。起初人们不清楚这种光的确切性质，但由于射线从电路的阴极放射出来后被阳极吸收，欧根·戈尔德施泰因便将这些射线称为阴极射线。直到19世纪90年代，源自阴极射线管的三个实验才厘清了一切问题，现代物理学走上成功的道路。
首先，威廉·伦琴于1895年11月在维尔茨堡观察到，当阴极射线射到阴极射线管的玻璃壁上面时，就会发射出高穿透性的射线，他将之称为X射线（因为对一名数学家而言，X意味着未知数）。X射线使得几种不同的金属发出荧光，更惊人的是，X射线能穿过他手部的软组织并显露出里面的骨头。一年后，被伦琴观察到的荧光激发起兴趣的亨利·贝克勒尔决定研究那些能自然发出荧光的元素有没有同样的效果。在一个有名却偶然的实验里，他把铀盐放到光电板上，并将之搁在一个密封（遮光）的抽屉里。四天以后，他发现光电板上分布着由我们现在所知的放射性物质所发射出的图案。贝克勒尔发现“荧光”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放射性现象。[3547]
然而，风头最劲并产生出卡文迪许实验室众多辉煌成就中的第一项骄人成绩，且令现代物理学无可争辩地迅速发展为现代世界中最振奋人心、最重要的智力探索活动的，是汤姆孙1897年的发现成果。在一系列实验中，J.J.汤姆孙向玻璃管泵入不同的气体，然后让电流从中穿过，再以电场或磁铁环绕着玻璃管。通过对实验条件的系统操控，汤姆孙有力地证明了阴极“射线”实际上是从阴极喷出并被吸引到阳极的无限细小的微粒。汤姆孙进一步发现这些微粒的轨道能被电场改变而且磁场能够使之形成曲线。[3548]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这些微粒比当时所知的最小物质单位氢原子还要轻，而且不管电流穿过什么种类的气体，微粒依然不变。汤姆孙显然发现了某些基本的东西。事实上，这是人类第一次在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物质粒子说。
这些被汤姆孙最初称作“粒子”的微粒，如今被称为电子。是电子的发现以及汤姆孙对电子性质的系统性检测直接引领欧内斯特·卢瑟福在十年以后取得突破性研究。他将原子的结构设想为一个微型的“太阳系”，微小的电子犹如行星围绕太阳般绕着重原子核。通过这一设想，卢瑟福试验性地证明了爱因斯坦在脑海中构思出来并显示于其著名公式E=mc2（1905）的推论，即物质和能量本质上是一样的。[3549]这些洞察和实验成果的影响，包括热核武器，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对峙，亦即冷战，均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3550]但是，汤姆孙的成就之所以重要的另一原因与本书有关系。
汤姆孙凭借系统的实验取得多项进展。在本书的开头，即引言部分，我们便提出对历史有着最重大影响的三大因素分别是灵魂、欧洲的理念和实验。现在，是时候证明这一主张了。按相反的顺序阐明这三点最能有力说明这一观点。
毋庸置疑，我们所谓的西方国家（传统上的西欧，尤其包括北美洲，还有诸如澳大利亚等前哨），无论是现在抑或是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公民享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政治自由以及他们拥有的道德自由等方面，都是地球上最成功和最富裕的社会（这个情况正发生变化，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观点依然正确）。就其中的许多物质进步（医疗创新、印刷和其他传播媒介、交通技术、工业生产过程）在民主化的普遍进程中给上述国家带来了社会自由与政治自由而言，这些条件是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的。它们几乎毫无例外都是基于观察、实验和演绎的科学创新的成果。在此，实验作为一种独立、合理的（因此亦是民主的）权威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我们共同享有并通过大量技术得以显露和巩固的如下事物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基础：实验的权威性、科学方法的权威性，科学家无关上帝或君主的独立地位。科学的累积性本质亦使其知识形态不致过于脆弱。正是这一点使得实验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科学方法魅力无限，还很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民主形态。
但疑问亦立即产生：为什么实验最先并最富有成效地出现在我们所称的西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揭示了为什么“欧洲”的理念以及大约从1050至125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均如此重要。第15章已经详述了这些变化，但为了在此重述要点，我们可以说：欧洲很幸运地没有像亚洲遭受瘟疫蹂躏那样遭到破坏；欧洲是第一片“满布”人口的大陆，因为资源有限，便把高效率思想作为其价值观；个性从这种思想中以及基督教的发展中应运而生，并创造出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有助于大学的萌芽，在大学里独立思想得以蓬勃发展，世俗思想和实验思想亦得以酝酿。思想史上一个最重大的时刻当数11世纪中期。在1065年或1067年，尼扎米亚学院在巴格达成立。这是一所神学院，它的成立给阿拉伯/伊斯兰学术界活跃了约两百至三百年的伟大的知识开放画上了句号。仅仅过去了二十年，即1087年，伊纳留开始在博洛尼亚教授法律，同时，伟大的欧洲学术运动亦开始启动。随着一种文化走向衰弱，另一种文化开始站稳脚跟。欧洲的形成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
对一些读者来说，把“灵魂”归为历史上第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似乎令人费解。神这个概念无疑更加强大、更为普及，而且无论如何，“灵魂”与“神”不是有很多重合之处吗？神固然是历史上一种非常强大的思想，的确，这种思想还将在全球许多地方延续下去。但同时，我们有两个充分的理由说明，灵魂为什么在过去一直是，现在仍是，一个比神本身更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理念。
其一是来世概念的创造（并非所有宗教都信奉来世）。假如没有来世，任何诸如灵魂的独立存在体将意蕴大减。这个概念为有组织的宗教能更轻易地控制人的思想开启了方便之门。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时期，有关灵魂的技艺、灵魂与来世的关系、灵魂与神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灵魂与神职人员的关系，都使得宗教权威人士有能力运用一种特权。尽管灵魂的思想在过去多个世纪无可估量地丰富了人的心灵，但无疑正是这种思想同样在过去多个世纪里钳制了思想与自由，令（大体上）无知的信徒被受过教育的教士奴役，妨碍和延迟了进步。想一想特策尔修士曾信誓旦旦地保证人只要为身处炼狱的灵魂购买赎罪券，钱币投入盘子那一刻便是他们升往天堂之时。对于我们或可称作“灵魂技艺”的滥用是促成宗教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它彻底地将信仰从神职人员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促使人们产生怀疑和不信任（第22章已作讨论），尽管日内瓦出现了约翰·加尔文。灵魂的几个不同转化形式（从包含于精液中，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蒂迈欧篇》三位一体的灵魂，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双重人概念，到将灵魂视作女性，再到将灵魂视作鸟的形态，再到马维尔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对话，再到莱布尼茨的“单子”），在今天看来或许奇特有趣，但在当时却是严肃的问题，也是通往自我的现代概念的重要阶段。与笛卡尔将灵魂从一个宗教范畴重新组合为哲学范畴同样重要的其他几个步骤包括：17世纪的转化——本质自我的居所从体液转移到肠胃再到大脑——以及霍布斯认为并不存在“精神”或灵魂的论述。[3551]从灵魂世界（包括来世）到实验世界（此时此地）的过渡最先也最彻底地发生于欧洲，它描述了古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基本区别，并且仍然代表着历史上思想权威的最重大变革。
然而还有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理由说明为何至少在西方，灵魂非常重要，甚至可能比神的概念更为重要、更为丰富。简单而言，灵魂理念比神的理念更经久不衰；甚至可以说，灵魂理念的演化超越了神、超越了宗教，因为连没有信仰的人，或说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都会关注内心世界。
我们可以从整个历史几个不同的紧要关头来看灵魂的不朽力量，同时察看灵魂不断演化的本质。灵魂会以一个特定和反复出现的模式显示其力量，尽管每次出现的形式均有所不同。这个模式的特点或许就是人类重复的“内心转向”，这是一种为追求真理而持续不断和经常性地深入审视自己的不懈努力，德罗尔·沃尔曼称之为我们的“内心情结”。就我们所知，第一次“内心转向”发生于所谓的轴心时代（见第5章），大体而言就在公元前7到前4世纪。当时大约在同一时期内，巴勒斯坦、印度、中国、希腊，极有可能还包括波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每个例子中，官方宗教都变得浮华空洞，具有高度的仪式感。特别是都出现了祭司一职，他们享有优越的特权地位：教士俨然成为一个世袭的特权阶级，既支配着人们接近神的机会，又在物质和宗教的双重意义上从其显赫的地位中获利。然而，在上述所有国家中都出现了先知（在以色列）或智者（如印度的佛或《奥义书》的作者以及中国的孔子），他们谴责祭司，提倡人们转向内心，主张真正的圣洁须经过某种形式的自我克制和自我沉思。柏拉图有个著名的看法，认为心灵高于物质。[3552]
以上哲人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耶稣和圣奥古斯丁也宣扬了大同小异的思想。比如耶稣强调上帝的仁慈，并主张信徒要追随内心信仰而非表面上遵守仪式（第7章）。圣奥古斯丁（354—430）十分注重自由意志，并认为人类自身拥有评价事情或人的道德秩序的能力，人能够自行判断和决定事物孰轻孰重。按照圣奥古斯丁的看法，深入审视我们自己和选择上帝就等同于认识上帝（第10章）。我们已在第16章讨论过，12世纪普世性的罗马天主教中存在另一个伟大的内心转向。人们越发意识到上帝想要的是内心的忏悔，而非外在的赎罪。当时，第四次拉特兰会议要求人们定期进行告解。14世纪黑死病的影响力与之相似。死亡人数之多令人们变得悲观，并驱使他们转向内心，寻求一种更为私人的信仰（瘟疫过后，越来越多的私人礼拜堂和慈善团体成立起来，神秘主义开始盛行）。文艺复兴时期自传的增加是另一次内心转向，被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作“灵魂深处的充实写照”。15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莫·萨伏那洛拉修士深信自己受上帝派遣“去帮助意大利人民改造内心世界”，为革新教堂进行了一系列长篇声讨，并以恐怖的预言警告众人，除非立即并彻底改造内心世界，否则邪恶将会降临。16世纪的新教改革（第22章）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内心转向”。对于教皇声称信徒可以为他们“在炼狱中备受折磨”的亲人购买赎罪券，马丁·路德最终爆发了，他主张人们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介入来获得上帝的恩典，天主教会的穷奢极欲及其充当人与造物主之间代祷者的理论性神学姿态在《圣经》中找不到任何依据，纯属胡闹。他力劝人们回归到“真正的内心忏悔”，还说恰当的赦罪首先需要内心的痛悔：个人内在的良知至关重要。17世纪，笛卡尔曾引人注目地转向内心，他认为人能够确定的唯一事物就是其内心世界，尤其是内心的怀疑。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浪漫主义为反抗18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世界经由科学能被人类认识的态度或思想，同样产生了一次内心转向。浪漫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恰恰相反，认为人类体验中那个无可辩驳的真相正来自人类内心体验本身。在维柯之后，卢梭（1712—1778）和康德（1724—1804）均指出我们应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认清我们应当做什么。[3553]浪漫主义者以此为基础，认为我们生命中所珍视的每一样事物，特别是道德，都来自内心。小说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发展反映了这种观点。
浪漫主义者尤为清晰地展示了灵魂这种思想的演化。根据J.W.拔罗的观察，浪漫主义的本质，或许可以说历史上所有其他“内心转向”的本质，都可归结为“第二自我”这一双重人概念，第二自我是一个人们试图发现或释放的，一种不同的（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更高级或更完善的）自我。阿诺德·豪泽尔用另一种方式这样表达：“我们生活于两个不同范围的两个不同层面……它们的存在区域如此深入地互相渗透，乃至任何一方都不从属于另一方，也不会将另一方视作对立面而与之抗衡。存在的双重性当然不是什么新概念，我们对于对立统一的概念也耳熟能详……但是存在的双重意义和双重性……从没像现在（即浪漫主义时期）这般强烈地被体验过。”[3554]
亨利·艾伦伯格在那本重点论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卡尔·荣格的观点以及将精神分析学带领到康庄大道上的巨著《发现无意识》中，把浪漫主义及其意义上的“第二自我”作为其中一个因素涵盖其中。如上一章所论，无意识是人们为了科学认识内心世界所做的最后一次内心转向和尝试。不过我们将看到，无意识的失败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其作为治疗方法的不足，还体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浪漫主义、意志、教化、韦伯意义上的天职、民族精神、无意识的发现、内向性……内心世界的主题、第二自我，或康德所称的更高自我，以其贯穿于整个历史的势头或至少不逊于此的势头贯穿了19世纪的思想。由于其主导是关注非理性的德国的思想，这种思潮被一些人视为构成20世纪纳粹主义恐怖思想的“深层背景”（这种思想把创造更高级的人类——那些凭借意志力克服了自身局限性的个体——作为人类历史的目标）。这并非琐事但不是这部分要关注的主要问题。相反，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思潮对总结思想史有何帮助。它无疑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的模式，即人们反复尝试审视自己内心深处以寻找……上帝、圆满、感情净化、自身的“真正”动机和“真实”自我。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曾有个著名评论，说西方思想史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在我们漫长旅程的最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管怀特海是出于修辞效果还是语带讽刺，他充其量只说对了一半。在思想领域，历史由两大主流构成（我在此处过于简化，不过所谓“结语”必然如此）。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着一部“外部”的历史，它与人类之外的世界有关，与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察、探索、传播、发现、测量、实验和操纵环境的世界有关，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的物质世界。尽管科学探险难以沿着直线前进，偶尔才取得零星的进步，甚至连续几个世纪遭到宗教的阻挠或阻碍，但总的来说，这场探险应被视为一项成就。几乎没有人会质疑，世界的物质进步或其大部分进步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进步在20世纪还在加速继续发展。
思想的另一主流是探索人类的内心世界，即人类的灵魂和/或第二自我，与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相对，我们或可将此（用怀特海的方法）归为柏拉图式的世界。这条主流本身可划分出两条支流。首先，人类的道德生活，包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共同生活的发展方式等等，取得了确定无疑的成功，至少有着显著的积极效果。历史从教皇或世俗的专制制度经过封建制度到民主制度，从神权统治过渡到世俗社会，这些广泛转变显然为更多人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成就（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例外总是难免的）。前文已经描述了这个演变过程的不同阶段。虽然世界各地的政治和法律安排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政治体系和法律体系。他们的公正理念都远远超越了我们简称为丛林法则的概念。举个例子，在诸如竞争考试这类体制下，公正理念超越了纯粹的刑事或法律领域而延伸至教育领域中。如第32章所见，即使是数学形式之一的统计学，有时也得益于公正而促进了自身发展。尽管与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或医学的成就相比，正式的社会科学成就有限，但是社会科学本身的演化就是对政治党派性质的恰当改良。这一切都应视为（可能是确定的）成功。
最后一个主题，即人类对自身和内心世界的认识，被证明是最令人失望的。有些人，或许很多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认为艺术和创造史的大部分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看法毋庸置疑，但同样，艺术并不能阐明自我。它们经常试图描述自我，更具体地说，是描述无数情况下的无数个自我。但在当今世界广受欢迎、而且主要关注“内心世界”和自尊（不管误导性有多大）的弗洛伊德学说和其他“深度”心理学显然进一步肯定了上述看法。假如艺术真的取得成功，人们还会求助于这样的心理学和这些审视内心的新方法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显著的结论，那就是不管人的主体性有了何等长足的发展，艺术发展何等巨大，小说地位如何提升，也不管各式男女如何设计许多表达自我的方法，历史上人类对自身的研究依旧是人类知识最大的失败，也是人类试图探究的领域中最不成功的部分。结论的正确性毫无疑问，因为多少世纪以来持续不断的“内心转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内心转向”不像科学界般会以累加的方式，把前一个转向作为基础，而只是随着前一个转向力量衰减或消亡，新的转向取代旧的转向。柏拉图误导了我们，而怀特海也是错误的：思想史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主要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遗产而非柏拉图的思想。这一点首先得到历史编纂学最新发展的证实：它重点强调，今人所称的近代早期已经取代文艺复兴时期，成为历史上至为关键的转折点。正如R.W.S.萨瑟恩所言，1050至1250年之间这段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历史时期，引领了人类走向现代，是人类生活中最伟大、最重要的转变，而非两个世纪之后的（柏拉图式的）文艺复兴。
数百年来，人类几乎深信自己拥有灵魂，不管身体深处有没有某些“灵魂实体”，他们仍毫不怀疑灵魂代表了人的本质，一个不朽的、坚不可摧的本质。在16、17世纪，有关灵魂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而且随着人们对上帝信仰的丧失开始加快步伐，人们发展出其他思想。从霍布斯开始，然后是维柯，人们议论的话题从灵魂转移到自我与心灵上来，在19世纪，特别是在浪漫主义、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内向性和无意识均取得发展的德国，这种观点占据主流。大众社会和新的大都会的发展在此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激起人们自我丧失之感。[3555]
在这种背景之下，弗洛伊德的出现颇为奇特。继叔本华、冯·哈特曼、夏科、珍妮特、马克斯·德索瓦的精神双元论和冯·舒伯特的原型现象或巴霍芬的母权论之后，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当时并不如现在那样表现出惊人的新奇性。可是，经历了不确定的开端后，他的思想变得极具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保罗·罗宾逊将之形容为“本［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3556]原因之一在于，作为一名医师的弗洛伊德遵照哥白尼和达尔文遗留下来的传统，将自己视为一名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因此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科学对待自我的一次复杂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意识有可能融合思想领域两大主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柏拉图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认识。如果它行得通，无疑能产生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成就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综合。
今天仍有很多人坚信弗洛伊德的努力成功了，这解释了为何整个“精神分析学”领域如此受欢迎。但同时，在精神病学专业和更为广阔的科学世界中，弗洛伊德如今却普遍被贬低，他的思想被认为稀奇古怪和不科学而遭到摒弃。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梅达沃爵士曾把精神分析形容为“20世纪思想史上最令人感到遗憾和奇怪的里程碑之一”。[3557][3558]有多项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精神分析作为治疗方法已经行不通，弗洛伊德在他的其他几本书（比如《图腾与禁忌》或《摩西与一神教》）中的思想也因其误导性和使用了不能被证实的证据而彻底失信。上一章已讨论到，最近的学术界已经非常不信任弗洛伊德的学说，故此他们更是着重强调这一点。
可是，假如说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了精神分析已经行不通这一事实，那么生物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为描述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自我而创造的新概念“意识”，进展也并没有更好。作为总结部分，如果说我们从19世纪末“快进”到20世纪末，将会遇到“大脑的十年”，这个说法在1990年已被美国国会采用。在紧接下来的十年时间内，大量有关意识的书籍相继出版，“意识研究”迅速发展为一门学科，期间举行了三次以意识为专题的国际会议。成果呢？这取决于你与谁交流。《自然》和《科学》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类期刊，《自然》的前任主编约翰·马杜克斯曾写道：“即使再多的内省也不能使人有能力发现他或她头脑中哪一部分的哪个神经元集合正执行着某个思考过程。此类信息似乎都对人类隐藏起来。”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的英国籍哲学家科林·麦克金认为，原则上并且在任何时候，意识都无法得到解释。[3559]其他哲学家，比如哈佛的托马斯·内格尔和希拉里·普特南则指出，科学现在（甚至可能是永远）解释不了我们理解为意识的第一人称的知觉性经验，即“可感受特性”，可是，用西蒙·布莱克本的话来说，为什么大脑的灰质能为我们提供诸如胆怯的体验呢？本杰明·利贝特进行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实验，他声称意识的产生耗时约半秒（“利贝特延迟”）。假如实验结论真实，这究竟是不是一项进步仍未可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欧洲思想教授约翰·格雷是认同这类现象属于意识研究中“疑难问题”的学者之一。[3560]
另一方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米尔斯哲学教授约翰·赛尔说，没什么可以解释，因为意识具有突现特征，当你把“一束神经元”放在一起时，意识会自动产生。他用类比法解释了或尝试解释：水分子的性质“解释”了流动性，但单个水分子却不具有流动性。[3561]（这个论点令人回想起第34章讨论过的威廉·詹姆斯和查尔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他们那里，是自我意识从行为中显露出来而非与此相反。）伦敦大学的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相信人们需要一种新的双重性，并相信实际上整套新的物理法则或许可以应用于大脑内部，并对意识做出解释。彭罗斯的独特贡献在于提出量子物理在大脑神经细胞内部的微小结构，即被称为小管的结构里面（并以某种尚未指明的方式）运作，产生出我们视为意识的现象。[3562]实际上彭罗斯认为我们生存于三个世界中——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数学世界：“物质世界是精神世界的基础，反过来，精神世界是数学世界的基础，而数学世界又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如此循环往复。”[3563]尽管许多人感到这个论点颇为诱人，却并不觉得彭罗斯证实了什么。他的推断既具吸引力又有独创性，但那终究只是推断。
相反，当前最受支持的是还原论的两种形式。对于塔夫茨大学的生物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以及有类似想法的人来说，人类的意识和身份来自对我们生活的叙述，这些叙述与特定的大脑状态相关。例如，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类“将目的谓词施于他人身上是人的共性”，这种能力与大脑的特定区域（眼窝前额皮质）相联系，在自闭症患者人生的某些阶段，这种能力存在缺陷。另有证据显示，与非目的动词相比，当人类“处理”目的动词时，对眼窝前额皮质的血液供给会有所增加，大脑的这个区域若遭到破坏将使人无法进行内省。其他实验结果显示，大脑内名为扁桃体的区域的活动与恐惧体验有关；在某些游戏中单个猴子所作的决定能通过眼眶纹状体电路里单个神经元的放电模式推测出来；神经递质，即一般人所知的血清素，影响了决策过程；当人产生愉悦的体验时，纹状体的腹侧外壳会被激活。[3564]尽管这项发现具有启发性，但同时，大脑显微解剖的个体差异相当大，而且特定的知觉性经验在大脑的几个不同地方都有所体现，这显然需要人们加以整合。人们至今仍未发现任何将体验与大脑活动联系起来的“深层”模式，尽管这仍是可能性最大的前进方向，但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一个与此相关的方法是，从达尔文学说的角度探索大脑与意识——考虑到近年来其他方面的进展，这可能是人们所期待的。意识在什么意义上具有适应性？这个方法提出了两种观点：其一，在进化过程中，大脑为完成繁多而甚为不同的任务，实际上已经“偷工减料”。因此，大脑本质上就是三种器官，包括满足我们基本欲望的爬虫类脑核，能产生诸如对后代的喜爱情感的古代哺乳类层，以及能够进行推理、语言运用以及其他“更高级功能”的新哺乳类大脑。[3565]第二种观点认为突现特征贯穿于整个进化过程（以及我们整个身体）。比如，每种生理和医学现象背后都有生物化学方面的解释——钠离子或钾离子溶剂穿过细胞膜的现象可形容为“神经动作电位”。[3566]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基本上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尽管我们至今仍未全面理解意识。
对整个动物界的神经活动的研究显示，神经通过“放电”或不放电来进行运作，放电频率代表了强度——刺激越是强烈，某个特定神经开启和关闭的速度则越快。显然这与电脑运作的方式十分相似，在电脑中，每项工作都由若干比特的信息单位0或1加以表示。计算机并行处理的概念面世以后，丹尼尔·丹尼特受到启发并思考在不同的进化层面中，大脑内部是否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程序，从而产生了意识。同样，尽管这个推理很诱人，但在初步探索之后却没有很大进展。现在似乎无人有能力提出下一步该怎么走。
因此，不管近年来人们在意识方面进行了多少研究，也不管“硬”科学还能多大的可能性为我们提供前进方向，自我依然令人难以捉摸。就“外部”世界而言，科学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我们可谓最感兴趣的那一个领域中——我们自己，科学至今仍未成功。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自我以某种方式产生于大脑活动（或曰产生于电子和元素的作用中），人们难以逃避如下结论，那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甚至依然不清楚该如何讨论意识，如何讨论自我。
故而我们从本书出发，提出最后一个观点以供科学家进一步研究。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学说在久远及最近的过去所取得的成功，难道不是时候去直面本质上属于柏拉图理念的“内在自我”，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是个错误设想这一现实吗？也许根本不存在内在自我。我们审视“内心”，却一无所获——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是屹立不倒的，没有什么是经久不衰的，也没有什么是我们一致认同的，没有什么是无可辩驳的——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以动物界的一员的角色和位置去观察外部世界令我们更易于发现自己的“内在”本质以及认识我们自己。用约翰·格雷的话来说就是：“动物园作为我们向外观察人类世界的良好窗口要胜于修道院。”[3567]这并非悖论，若不对研究方法做出某种重新调整，现代社会的不连贯性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