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金属的颜色、光泽甚至重量对早期人类产生了影响，那么人类首先发现它们时（如在河床），也把它们当作自然岩石。他们可能发现有些岩石（比如燧石和黑硅石）比较容易加热；而其他物质（比如天然铜）更容易打制成有用的工具。随着时间的流逝，金属相对于石头、木头和骨器的优势逐渐变得明显。不过，当我们思考古代的冶金术时，我们主要指一种东西，即熔炼，一种把坚硬的岩石转变成熔化的金属的神奇过程。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过程对早期人类产生了极大影响。
铜矿在肥沃新月地带到处都有，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在山区。考古学家因而往往认为冶金术开始的地方是山区而不是河谷。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冶金术诞生之地是在“居民除了拥有矿石和燃料外，还形成了某种定居生活，形成一种铜石并用文化的地区”。[260]这个地方在厄尔布尔士山和里海之间，是冶金术最有可能的起源之地，当然也有人主张冶金术起源于兴都库什和其他地方。“早期人类的这一发现出自偶然，没有人怀疑这一点，因为他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思考，就认识到在孔雀石（一种深蓝色的易碎石头）和红色、可锻的我们称之为铜的物质之间有什么联系。”[261]因为这种联系当时被认为是神奇的，因此早期的铜匠也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
在某一时期，人们相信“篝火是最初的熔炉”。现在没有人相信了。很简单，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灶台不够热。如果没有外加的通风装置，“篝火发出的热虽然足以烧煮食物和取暖……却不能产生高于600℃或650℃的温度。像孔雀石这种最容易加工的铜矿，在低于700至800℃的温度下也不能冶炼，而金属铜矿在低于1083℃时无法熔化”。不仅是篝火的温度不够。如果没有围挡，空气也不利于“冶炼”（分离）。[262]另一方面，在熔炼出现之前，一些陶器烧窑可能产生高温。火在下面、陶罐在上面的两层烧窑到公元前5千纪已经出现，在伊朗的苏萨和伊拉克摩苏尔附近高拉土丘的烧窑可以产生高达1200℃的温度。[263]这些窑里的温度具有很强的冶炼力，而且现代实验证明，海绵状的铜可以在这种烧窑中熔化。有可能古代陶工偶然使用孔雀石给陶器添加色彩，“然后，当发现出来的颜色和预想大大不同时，感受到了平生未有的惊奇”。[264]
我们把公元前5千纪末发明的两层烧窑和考古学家对在苏萨、欧贝德、尼尼微和乌尔出土的某些铜器的观察放在一起的话，能够得出结论，熔炼开始于公元前4300年左右。我们知道，到公元前4000年，关于熔炼的知识已经传播到西亚的一些地方；到公元前3800年，铜熔炼在古代世界已经得到“相对广泛”的实践。[265]“到公元前3千纪早期，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第一种金属扮演重要角色的主要文明。”（已知最古老的金属工具可追溯到公元前2900年。）从此，铜成为西亚和北非最主要的金属，直到公元前2000年以后。[266]
就早期冶金术而言，在熔炼技术发明之后，还有两个进步至关重要。首先是青铜的发现，接着是铁的发现。围绕青铜时代的到来，存在两个谜团，至少是就中东而言，因为青铜在那里首先出现。第一，与红铜组成青铜合金的锡，在自然界非常稀少。这种特殊的合金是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的？第二，为什么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到公元前3000至前2600年之间，除了铁的硬化，冶金史上最重要的进步都已经出现？[267]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青铜时代早期称为合金时代。这是因为，在很多年里，大约公元前2000年前后，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可以称为青铜的物品有多种不同的化学组成。和红铜构成合金的，按照从1%到15%不等的比例，可以有锡、铅、铁和砷，表明早期人类虽然多少知道什么东西能使红铜更坚硬、延展性更好，使工具和武器更锋利，但是对冶炼过程的具体细节并不很了解。青铜的确切构成因地而异，例如在塞浦路斯、苏美尔和克里特就不同。从红铜到青铜的重大转变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部分。“锡和红铜与贵金属不同，因为它在自然界从不单独存在。相反，它总是一种化合物。因此，必须将它加以熔炼，尽管考古学家的发掘中几乎从未发现过任何金属锡。（这又是一个谜团，事实上，只有一块早于公元前1500年的纯锡曾经出土。）”[268]
尽管青铜的确切起源无法断定，但是一旦它的制造方法稳定下来，它对红铜的优势很明显，而且越来越受欢迎，为古代世界的经济带来了重大变化。红铜在大量地方出现，青铜却并不如此，因为，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锡矿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没有广泛分布。这种限制意味着，锡矿开采的地方，其重要性剧增，而且因为锡矿几乎全部分布在欧洲，所以这块大陆拥有亚洲和非洲所不具备的优势。青铜比红铜可锻性更高这一事实使它更适合浇铸，而它在武器和工具上的广泛使用说明，如果锡的含量控制在9%—10%左右，打造出来的青铜器一般比红铜器要整整硬70%。青铜工具的边缘比红铜工具至少硬两倍。[269]
关于青铜的这最后一个事实非常重要。青铜的硬度意味着，短剑的两刃变得和它的剑尖一样重要，因而促进了长剑的发明。还有，这一发展与欧洲大草原国家对野马的驯化和苏美尔人的车轮发明同时发生，战争也突然发生变化，事实上比任何时候变化得都要快，直到火药在公元10世纪的中国得到使用。[270]
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是公元前1400年，那时，铁器还很稀有而且昂贵。图坦卡蒙作为埃及的法老只统治了短短几年，卒于约公元前1350年。他的墓地在1922年被卡那封勋爵和霍华德·卡特发掘出来，里面除了大量的黄金珠宝和奇妙的饰品，还包括一把短剑、一张头垫和一只手镯，全都用铁制造。[271]还有一些不到1英寸长的工具模型，全都用铁制造。所有这些都是熔炼后的铁，不是陨铁。
最早的铁器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伊拉克北部、伊朗和埃及等地。不过，只有一种是用熔炼铁制成，其他都是用陨铁制成。另一个早期铁器来自乌尔，在公元前3000年早期制造。不过，似乎在铁器制造的初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新的金属，甚至根本没有把它当作金属。[272]要把铁从矿石中分离出来，需要比铜（1100℃至1150℃）更高的温度，而且需要更大的熔炉，这样铁粒才能从熔炼区掉落，在底下沉积，形成坯团，通常称之为“熟铁坯”。[273]这样一种工艺可能首先在赫梯联盟境内得到发展和实践。赫梯人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和叙利亚北部建立了国家，时间从公元前1450至前1200年，一度成功挑战过亚述人和埃及人。[274]西奥多·沃泰姆认为，第一次有目的地熔炼铁似乎是在青铜器制造达到顶峰之时，在盛产铜、铅和铁矿的地方开始出现的，也就是黑海边上的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275]换句话说，正是因为青铜器的成功制造、锡的稀少和铁矿的丰富促使赫梯人进行试验。几百年来，炼铁技术作为一种秘密被严加保护，细节要领只限于工匠家庭内部传授，而且制造出的铁器要价极高。一开始，铁被当作一种珍贵的金属，根据古代记载，它比黄金还要昂贵；只有在制造饰品的时候才能使用它，而且关于铁的秘密也只限于公元前1400年赫梯国的影响范围之内。[276]（在图坦卡蒙法老的墓地发现的铁质短剑可能是在赫梯国的监管下制造的。）然而，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赫梯联盟遭遇变故，到公元前1200年，秘密终于泄露，关于铁器制造的完整知识传播到亚洲其他地方。[277]真正的铁器时代正是始于铁不再被认为是珍贵金属的时候。[278]
铁还有一个优点，即炼铁没有制铜那么复杂。如果有足够强力的风箱提供气流，单层熔炉就可以，而要在坩埚中冶炼铜矿石则需要复杂的两层烧窑结构的熔炉。在炼铁的第一个千年，人们使用的是设计简单的熔炉，因此，一旦秘密泄露，几乎所有人都能制铁，当然，炼铁场所一般都在矿石容易开采而且容易获得木炭的地方。和锡一样，铁不同于铜和黄金，它从不在自然界单独出现，除了少有的坠落地球的陨铁。和铜一样，铁矿从不出现在大河流域，却在流域附近有很丰富的储量。公元前2千纪晚期，最重要的铁矿开采和熔炼中心是在托罗斯和高加索山区以及亚美尼亚建立的。
制铁过程中的关键是使铁转化成钢的渗碳技术，它大概发展于公元前1200年之后两个世纪的地中海东部沿海地区。为了使铁碳化，它必须在木炭上“近距离”长时间加热，这一发现很可能出自偶然（没有碳化的铁器不像青铜那么坚硬）。[279]以色列北部的艾迪尔山是早期铁碳化的一个场所，巴勒斯坦的塔纳赫和哈佐雷阿是另外的场所。[280]在《奥德赛》中，荷马也提过将碳化的铁淬火能增加它的硬度。
鉴于铁的多样性、硬度和低成本，人们可能认为这种新的金属应该会很快流行。在青铜时代晚期，碗状的铁锭可能被交易过。[281]然而，在埃及发现的最早的铁质工具只追溯到公元前700年，即在赫梯人开始使用铁工具的1500年以后。[282]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把他的同时代人称为“铁的种族”。[283]
冶金术在一开始就很复杂。焊接、钉子和铆钉都是早期的发明，公元前3000年就在使用。镀金技术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接着是制造青铜雕像的脱蜡技术。[284]就思想而言，金属的三种用途可能最深刻。它们是前面提到的短剑、镜子和硬币。镜子在中国人中尤其受欢迎，罗马人非常擅长制造镜子，他们发现用23%—28%的锡、5%—7%的铅、其余部分为铜的合金制造出来的镜子效果最好。镜子中的反射后来被认为与人的灵魂相关。[285]
历史学家杰克·韦瑟福德说，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19世纪法国作家儒勒·勒纳尔则这样说：“我终于知道使人区别于野兽的是对金钱的忧虑。”货币的最初形式是实物货币，从盐到烟草、椰子，再到大米、驯鹿和水牛。英语中的“薪水”（salary）一词来自拉丁语“salarius”，意思是“盐的”。（罗马士兵的兵饷可能以盐的形式支付，可以给他们寡淡的食物增加味道。[286]）古罗马钱币阿斯相当于百分之一头母牛的价钱。英语中的“牛”（cattle）一词和“资本”（capital）一词都来自同一拉丁语词根。早在公元前3千纪，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开始使用稀有金属锭来交换物品。统一重量的金锭或银锭被称为“迈纳”，或“谢克尔”，或“塔兰同”。[287]
从原始货币到钱币的过渡发生于吕底亚，位于现在的土耳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40至前630年。第一种钱币是用琥珀金制成的（琥珀金是金银的自然混合物），大小同拇指指甲盖相当，和拇指一样厚，就像一个小型锭块。硬币上印有狮子头，确保其权威性，而且冲压也可以使钱币平展，看上去更像我们现在使用的硬币。[288]最初的钱币是否像我们现在一样使用仍然有待讨论。最初的钱币应该非常有价值，因此不可能用作“零钱”。向商品化的主要突破很可能开始于双金属铸币法的引入，例如金和银、金和铜。这大概开始于公元前3至前2世纪，用来支付那些通过投票而选举出来的担任政府公职的古希腊人（见第6章）。
但是货币的发明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最终变化是巨大的。在吕底亚一座名叫萨迪斯的城市，出现了第一个零售市场，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卖东西。在考古报告中，最早用作贸易的物品是黑曜石，一种非常精美、乌黑发光的火山玻璃，只有土耳其南部一个地方可以开采，但在中东各地都有发现。在那里，由于黑曜石的透明、反光和锋利的特性，使它成为神奇之物而被广泛搜求。[289]但是，货币的发明也催生了各种新事物。例如，在萨迪斯，出现了第一批已知的妓院，赌博也开始出现。[290]更根本的是，货币的出现使人们从亲缘关系中解放出来。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创造了一种在物物交换体制下不可能存在的关系。同样，货币削弱了传统的纽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带来深刻的政治影响。劳动和劳动力成为商品，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因此，时间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衡量。
希腊因为靠近吕底亚，所以很快受到这种新的发展影响，货币催生了政治的民主化。在梭伦统治时期，旧有的特权被废除，获得公职的资格开始建立在（土地）财富的基础上。[291]拥有市场经济和坚挺货币的城市出现了民主。另外，商业创造的财富产生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希腊的精英才得以在哲学、运动、艺术和政治上取得卓越的成就。在货币出现之前，计数就已经存在，但是市场的出现和货币经济的产生，刺激了理性和逻辑思维，尤其是古希腊人在数学上取得的进步，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德国经济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在他的著作《货币哲学》中这样评论：“认为生命赖以存在的本质基础是知识，知识在实际生活中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精神能量，这一思想是伴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292]他补充道：“那些与具体的知识活动相关的行业，例如教师、文学家、艺术家、医生、学者和政府官员，只能在货币经济中产生。”这有点夸大其词（教师和医生在货币出现之前就存在了），不过他的观点有可取之处。
货币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力地推动了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继萨迪斯之后，世界上的大城市中心既可以是市集所在地，也可以是宗教崇拜之地，或王城所在地。
4 智慧之城
1927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开始在迦勒底（迦勒底是巴比伦的别称）的乌尔进行发掘工作。乌尔即《圣经》上所说亚伯拉罕的家乡，它在1854至1855年首次被确认，而伍利轰动性的发掘工作揭示了它在人类历史上的深远意义。在他的众多发现中，出土了所谓的乌尔“马赛克军旗”，上面绘有一群古代战车，表明很可能正是苏美尔人（约公元前3400年开始居住在现今的伊拉克最南端）发明了轮子并将这种装置运用到战事中。伍利还发现一种习俗，即巴比伦王族成员并不单独被埋葬。和国王、王后同葬在一个房间的还有许多殉葬的士兵（在他们的遗骸旁边发现了铜头盔和矛），在另一个房间里是九个宫廷侍女的骸骨，她们仍然戴着精致的头饰。现在看来，这都是很残酷的习俗，但是它们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古代信仰。但尤其引起伍利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文本曾提及过这种集体殉葬行为。因此他得出结论，这种殉葬在人类发明书写体系记录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历史学家H.W.F.萨格斯认为，“对人类进步而言，没有比书写更重要的发明了”。彼得·哈尔瓦特称书写为“发明之首”。[293]所以这里我们有了另一个重大思想，它和耕种都被认为是“至今最伟大的发明”。事实上，在人类发展史上，比书写体系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这一令人兴奋的偶然，即苏美尔人除了发明文字外，也发明了古代战车。如果给这个奇特民族创造的“第一”列个清单的话，将会无止境。例如，1946年，美国学者塞缪尔·诺亚·克莱默开始出版他翻译的苏美尔泥板书，在翻译过程中他认识到至少有二十七种“历史上的第一”是由这些早期伊拉克人发现、创造或记录下来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批学校、第一位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批时钟、第一道拱门、第一部法典、第一家图书馆、第一本农民历书、第一个两院制国会。苏美尔人最先建造花园遮阴纳凉，记录下了最早的谚语和寓言，最先创造了史诗文学和情歌。我们不难发现迸发这种非凡创造力的原因：我们所称的文明只有在早期人类开始生活在城市之后才会出现。城市比以往任何环境都更具竞争性、实验性。城市是文明的摇篮，几乎是我们所有最宝贵思想的发源地。
文明的经典定义包括以下三个或更多的方面：城市、书写体系、职业分工、纪念性建筑和都城的形成。[294]这固然没错，但忽视了一个根本原则。在公元前4千纪后期的某个时候，人们聚居在大城市里。这种过渡改变了人类经验，因为新环境要求男人和女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合作。正是这种亲密的接触、这种面对面的共处才导致了大量新思想的传播，尤其是共同生活所需的基本工具：书写、法律、政治制度、职业分工、教育和度量衡。
根据2004年秋公布的调查研究，第一批城市遗址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伊拉克—叙利亚边界的布拉克丘和哈姆卡尔丘，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那里有一排排的砖灶，足以准备大量的食物，还有众多的“图章”来记录物品和“锁”门。但它们相对来说比较狭小（哈姆卡尔只有十二公顷），并且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更南端。这些城市遗址包括埃利都、乌鲁克、乌尔、乌玛、拉格什、舒鲁帕克（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顺序）。到公元前3千纪末，美索不达米亚南部90%的人都居住在城市。[295]这些城市都非常大，乌鲁克就有五万人。为什么会出现城市？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人们关于城市的出现提出了几种解释，其中最明显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但这种观点也不再站得住脚，原因有三。第一，古代一些大城市，尤其是在西非国家（如马里），从来没有建过城墙。第二，即使在建有庞大而复杂城墙的中东地区，城墙也是定居之后才出现的。例如，在乌鲁克，城市主要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建立，而城墙却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才建造。（此外，“乌鲁”的意思是有围墙的地区。[296]）第三，还有另外一些得到大量证据支持并且更让人信服的解释。
实际情况可能是，在公元前4千纪中期，美索不达米亚的气候发生了轻微但对人类来说显著的变化，导致气候更凉爽、更干燥。在那之前，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农业几千年来都很繁荣。由于这些河流的存在，该区域相对比较安全而且灌溉系统良好。[297]“有文献记载，公元前4千纪中期的气候变化似乎在两三百年间导致定期淹没这大片土地的洪水消失，使大片土地成为旱地，以致在很短时间内，巴比伦的很多地方吸引了许多新的永久定居者。”[298]考古发现表明，伴随着这种气候变化，人类定居模式也发生突变，由分散的小规模个体性定居变成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密集性定居模式。[299]这种地理条件似乎促进了集体灌溉系统的发展，这种系统在那个时期并不精密，但明显增加了大麦的产量（由原先双行种植变成六行种植），这同时教会人们合作的益处。换句话说，起作用的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一特定的气候条件，那里的灌溉系统能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并且（除了在错误的地方外）充足的水源使得灌溉系统的发展相对简单、明显。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片土地虽然现在可以居住，不过水仍然很充足，使得几乎每一块可耕种土地都能容易而直接地获得水源。“这一事实……必然会产生一个每年多次高产丰收的‘天堂’。”[300]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冲积平原缺少像木材、石头、矿产和金属这样的物品。这片“天堂”的剩余食物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形成了一个密集的交换体系，为城市行业工人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这也可能是导致人口多样化这一早期城市生活特征的一个因素，它不再限于简单的亲属团体。这是个令人激动的进步：第一次人们能够参与和粮食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活动。然而这一发展也带来了忧虑：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他人而不是亲属来获得生活必需品。这一潜在的担忧可能很好地解释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团体精神形成的计划和方案的产生：宏大的劳动密集型建设活动。出于同样的原因，宗教很可能在城市里比在以前的组织结构中显得更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第一座城市应该是距波斯湾一百多英里的内陆城市埃利都，即现在的阿布沙赫赖因。它的实际地理位置很特殊，处于海洋和陆地的过渡带。它靠近冲积平原，接近沼泽地，这就意味着它受益于三个生态系统——冲积平原、沙漠和沼泽地，因而能得益于三种不同的生存模式——农业、游牧畜牧业和渔业。[301]但是埃利都的发展还有一个宗教原因。城市建在一座小山上，四周是一片洼地，地下水汇聚于此。这四周就像是沼泽地，在雨季能形成相当大的湖泊。[302]这样的地理结构完全符合美索不达米亚人对宇宙的设想，他们把地球想象成巨大水体中的一个圆盘。而埃利都反映着这种格局，因而成为一个神圣的地方。彼得·哈尔瓦特说，人们认为埃利都蕴含了一切智慧的源泉，它就是智慧之神的宝座。他还说“世界上第一个可知的世界性宗教的发源地”就是埃利都。在埃利都的祭祀仪式上使用的当地陶器需要三种颜色。世俗生命用红色，死者用黑色，永恒的生命（和纯洁）用白色。[303]
一般而言，考古学家将镇定义为占据30公顷或更少面积的地方，而城市则为占据31公顷或更多面积的地方。就乌鲁克而言，到其城墙建成时，占地面积大约为550公顷，最长处约为3公里，最宽处约为2.5公里，大致呈菱形。该城人口密度为每公顷约1000至2000人，人口总数为2.75万至5.5万。乌尔市区占地41公顷，人口约为2.4万。其周边1000公顷区域可能“住着50万人……吉尔苏紧挨着拉格什，也是它的一部分，据说有3.6万名男性，这意味着8万至10万的人口”。[304]与公元前500年占地250公顷的雅典，或基督时期仅100公顷的耶路撒冷相比，这些城市的规模丝毫不落下风。哈德良时期的罗马也只有3000年前的乌鲁克的两倍大。[305]关于这个时期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汉斯·尼森的调查中看出，该调查显示在公元前4千纪，农村定居点与城市定居点的比例为4：1。600年后，即公元前3千纪中期，这个比例完全颠倒过来，城市定居点与农村定居点的比例为9：1。[306]此时，乌鲁克是“腹地”的中心。“腹地”本质上是受乌鲁克影响的一个农垦地区，围绕乌鲁克向外延伸约12至15公里。邻近该地区的是一个不受乌鲁克影响，面积2至3公里见方的地区，然后就是另一座城市乌玛的外围地区。[307]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城市至少有20座。
这些城市和城邦的成就令人震惊，它们历经约26个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现在了解并赖以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在巴比伦，人们发明了音乐、医学和数学，建造了第一批图书馆，绘制了第一批地图，同时孕育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巴比伦是许多“第一”的发源地，因为它也是发明书写体系的地方，因此我们能用一种与了解之前历史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巴比伦的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这些早期城市通常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有城墙的内城，里面可以发现供奉神灵的神殿，统治者、管理者或宗教领袖的宫殿，以及许多私人住宅。其次是郊区，由比较小的房子、公共花园和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牛圈组成。最后还有一个商业中心。尽管被称作“港口”，该地区却是陆上贸易的场所，也是异域商人和当地商人居住的地方。很多城市的名字本身说明了它们的视觉外观。[308]
在第一批城市中，很多日常活动都是围绕神殿展开的。参与祭祀仪式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显赫的成员。[309]在埃利都和乌鲁克，神殿里神坛的存在表明那时已经有充分的公共组织来建造这样的建筑物，它们是继巨石阵之后的第二批纪念性建筑。[31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坛越建越高，直到最后一步步变成阶梯状的、顶部是神龛的神塔。它被称为金字形神塔（ziggurat），来自亚述语，并且可能源自更早的阿卡德语（zigguaratu），意思是顶峰或山顶。[311]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精巧建筑必须有人维护，这就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组织。
这些神殿如此重要、如此宏伟，因而在早期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起着中心作用。从拉格什的巴巴女神（又叫巴乌）神殿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2400年之前不久，神殿及其周边的占地面积为1平方英里多。神庙的土地被用作各种农业用途，能维持1200个为神庙服务的人员的生活。这些人中有专门的面包师、酿酒师、羊毛工人、纺纱工、织布工以及奴隶和管理人员。[312]神庙的佃农不完全算作奴隶；相反，他们和神庙的关系似乎是封建制的一种早期形式。[313]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职业还包括理发师、宝石匠或金属工人、服饰供应商、布商、洗衣工、制砖工、园艺师、船夫、“卖唱者”和艺术家。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职业是抄写员。
现在，书写的起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有三种可能。很多年来，人们都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是最早的真正的书写体系，但这却有个问题。楔形文字差不多由抽象符号组成，然而许多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应该和绘画或图画文字有联系。图画文字是由半图像、半符号组成的文字。这也是考古学家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的研究内容。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她注意到在古代近东地区遗址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相当普通的泥制品”，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它们并不重要。施曼特—贝瑟拉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这些泥制品可能代表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古老体系。因此她去近东、北非、欧洲和美国参观了各种各样她所谓的“符记”收藏品。[314]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一些符号在外形上呈几何状——球体、四面体、圆柱体，而另一些则是动物、工具或器皿的形状。她开始意识到这些是第一批经过火硬化的泥制品。不管是什么，它们的制作过程都非常耗时耗力，它们绝不普通。最后，她偶然读到，在伊拉克北部的努济发现了一段公元前2000年刻在一块空心泥板上的文字。这段楔形文字写着“计数签代表着小体积牲口的数量：二十一只能产小羊羔的母羊，六只母羊羔，八只成年公羊……”当泥板被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四十九个计数签，正好是清单上牲口的数量。[315]对于施曼特—贝瑟拉来说，这就“像一块罗塞塔石碑”。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她研究了一万多个符记，并得出结论：它们构成了促进书写系统产生的一种原始计数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最初表现为数字。毕竟，这就是书写的作用，能让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人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
第一批符记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至前4300年，而且十分简陋，没有什么变化。它们是在伊朗的阿西阿卜土丘（约公元前7900—前7700）等地方发现的，那儿的人们仍然主要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大约从公元前4400年起，比较复杂的符记开始出现，主要和神庙活动有关。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物品：例如，圆锥体代表谷物，卵形体代表一罐油，而圆柱体代表家畜。[316]这些符号变得流行起来，因为它们省去了人们记忆一些事物的需要，省去了人们对口头语言的依赖，因而可以被说不同语言的人使用。它们被使用，是因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村庄之间贸易往来的增加，村庄首领需要记录谁制造了什么。
这些复杂的符记似乎传播到了埃兰（伊朗南部）的主要城市苏萨和乌鲁克，这似乎也是出于记录城市作坊（大部分都在公共建筑物而不是私人建筑物内）产品的需要。这些符记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准确的评价和记录税收的方式。它们以一种或两种方式连在一起。它们或是被串在一起，或是被放入泥封中，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更重要。人们正是在这些泥封外面做了记号，记录着里面有什么以及参与者是谁。尽管这种理论最近遭到了法国学者的质疑，但它仍不失为对楔形文字起源的最好解释。当然，新的体系很快使这些符记变得多余，最终在公元前3500至前3100年，泥封的记号代替了古老的计数体系。这些泥封变成了泥板书，为成熟的楔形文字的发展指出了方向。[317]
在属于温查文化的东南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出土的大量泥板、小塑像、陶器和护身符上发现了一个差不多是用几何线条、螺纹和波形曲线构成的记号体系。这些与山羊、兽头、麦穗等图画文字有联系的记号都出现在约公元前4000年的葬礼和明显的祭祀活动中。1969年在保加利亚西部的弗拉察发掘的格拉德斯尼卡饰板更古老，可追溯到6000至7000年前。[318]根据它们出现在哪种人工制品上，例如护身符或陶器，人们已经对这些与温查文化有联系的记号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分布具有一致性。这个语料库由210种符号构成，共形成五大类：直线、十字形、V形、点和曲线。但这些却不能形成文本。相反，它们似乎都具有象征意义，毫无疑问，更具有宗教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它们构成了一种原始的书写形式。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使用“旧欧洲”文字（玛丽亚·金布塔斯创立的术语）的人被入侵的印欧民族赶出家乡。赫尔辛基大学的哈拉尔德·哈曼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旧欧洲”人可能被赶到像克里特这样的地方。在20世纪早期，阿瑟·埃文斯爵士和他的同事在克诺索斯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明——米诺斯文化，其基本特征就是公牛和蛇崇拜。但米诺斯人也发明了两种文字，就是我们所称的A类和B类线形文字。“线形”这个术语的使用来源于金布塔斯的观点，是为了强调温查符号的主要线形特征（与图画文字相对）。虽然B类线形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业余考古者迈克尔·文特里斯破译为一种希腊语变体，A类线形文字却不曾被破译过。哈曼认为，这是因为A类线形文字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旧欧洲语”的一种。哈曼还认为他在A类线形文字中发现了五十个和“旧欧洲语”相同的符号（见图3）。
对于书写体系的起源问题，最新的推论将我们引向印度。在印度，传统上认为，最早的主要文明是印度河文明，都城是公元前2300至前175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1999年5月，考古学家宣布在哈拉帕发现了一块有5500年历史的刻有文字的泥板。一个月后，又宣布文字已经破译出来了。它由两个M、一个Y、一个中心有点的菱形、另一个变形了的菱形和一个V组成。根据贾哈和拉贾拉姆博士的观点，它的意思是“它滋润了这片神圣的土地”。这种语言已确定是“前哈拉帕语”，比其他的印度河文明的符号古老得多。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另外四个例子。印度学者认为，这种文字像其他地方的古老文字一样，没有元音，虽然在这里它使用了双辅音，如两个M，来表示元音。
换句话说，它展现了演化中的早期书写系统。与该发现有关的学者都认为，这足以使“文明的摇篮”从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印度河地区。[319]这些都是最新的研究结果，最终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书写体系起源地的认识。但就目前而言，温查的符号并不能构成完全成形的文字，而在印度河地区和该地区周围发现的泥板书只是一小部分例子。虽然毫无疑问这很有吸引力，甚至很有前景，但是我们还不能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和楔形文字是最早的真正书写起源这一观点，除非出现更进一步的发现。
图3 旧欧洲文字和A类线形文字共有的符号
（Source:Richard Rudgley,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9,p.70）
自从17世纪末期起，人们就知道了楔形文字。在1802年和1846年，人们成功破译了部分楔形文字。但是对巴比伦文明完整的认识是在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的发现之后才成为可能的。当时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是一个刚获得律师资格、“年轻洒脱的英国人”。他从陆路到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过程中，中途停在了中东地区，最远只到了波斯西部（现伊朗）。“在为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做了一些非官方的情报工作后，他获得了在伊拉克做一段时间考古发掘的资助，在那儿他选了摩萨尔以南二十英里处一个叫尼姆鲁德的巨大土堆。”[320]尽管他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人是专业的），但他却很幸运。他发现了一系列巨大的石板和十四英尺高的石灰岩公牛。这些雕像如此惊人，以致他的研究报告成为畅销书。莱亚德还在石头上发现了许多看起来像楔形文字的刻字，该处遗址可上溯到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这使它成为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式。虽然直到20世纪苏美尔文字才最终为人们所理解，但是一旦为人们所知，发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快。[321]
我们的最新认识表明，在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使用了好几种“原始书写”。其中，石头圆柱体刻章不仅更持久，而且比施曼特—贝瑟拉发现的泥封更灵活。这些刻章采取空心圆柱体的形式，上面刻有一系列符记。把这些圆柱体刻章在湿黏土上来回滚动，会留下与刻章图案相反的凸起的符记。[322]这些泥印章可用于各种地方：它们可以压在打捆的绳结上；或是闩门的绳子上。其中的用意是，印章带有明显的标记，可以识别物品的主人。[323]同施曼特—贝瑟拉研究的泥封一样，刻章也是一种经济控制手段，用来监督交易过程或确认交易已经发生。实际上，苏美尔人发明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图案来识别主人：神庙参拜、一队队船只、统治者面前的犯人，以及喂养动物。这些实际上是图画签名。[324]后来，一种新的刻章出现了，是由切削工具生产的。这明显表明贸易不断增加，对于识别性标记的需要也在相应增长。
关于原始书写的论述就这么多。但是楔形文字实际上是从古老的乌鲁克图画体系中发展而来的，借用了很多早期符号，如表示羊的符号和表示水的波浪线。第一批抄写员对所谓的乌鲁克“斜面碗”的运用，很清楚地表明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的起源。这些碗都很便宜、粗糙而且孔隙率高。它们不能用来盛水，却如此普遍，在一些地方发掘的陶制品中有时竟占四分之三。它们的孔隙率如此之高，以致只适合盛放固体物质，而且大小一样，这一事实为理解它们的用途提供了线索。已经破译的刻字告诉我们：乌鲁克的工人，至少那些为大型神庙建筑工程工作的工人，领取实物报酬，即每天的食物配给。既然工人的主要配给是谷物，那么这些“斜面碗”被用作衡量工人获得报酬的“标准”碗也是合情合理的。[325]
图4所示的就是古代表示“吃饭”的符号。它很清楚地表明一个脑袋，张着嘴从一个“斜面碗”接食物。换句话说，这是一幅图或是图画文字。许多其他词语也是从图画文字开始的（见图5）。
图4 一个斜面碗（上）和早期表示“吃饭”的符号（左下）；“吃饭”在早期楔形文字中的表现形式（右下）[326]
（Source:Hans J.Nissen,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9000–2000 BC,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utzeier with Kenneth J.Northcott.©198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这只是个开端。当圆柱体印章变得越来越简单并且更便于大量制作时（以便应对繁忙的生活），书写体系也发生了演化。由于在湿黏土上很难清晰、快速地画下这些图案（而在光滑、干燥表面上书写的埃及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始终使用象形文字），因此符号和词变得更加抽象、更少并且朝一个方向排列，所有这些发展都加快了书写演进的速度。图6表明一些词在一千多年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从乌鲁克早期到乌尔鼎盛期，也就是从公元前3800—前3200年至公元前2800—前2100年。
图5 早期的象形文字：（a）一片芦苇；（b）一粒麦穗；（c）一条鱼；（d）一只山羊；（e）一只鸟；（f）一个人头；（g）罐子；（h）棕榈树；（i）金字形神塔[327]
（Source:H.W.F.Saggs,Civilis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London:B.T.Batsford,1989,p.62）
图6 图画文字发展成巴比伦的楔形文字[328]
（Source:Hans J.Nissen,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9000—2000 BC,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utzeier and Kenneth J.Northcott.©198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图案会发生90°变化，但这无疑会使图像越来越难辨认，从而促使产生更简单的书写方式。圆形和曲线标记总是很难在湿黏土上书写，这就是为什么楔形文字是一种由简单笔画和楔形构成的体系。所有的符号在公元前3千纪的头三百年都被简化和统一化了。
在这些早期阶段，书写的使用是有限的，而且由于它主要运用于贸易，书写体系中数字的数量和其他文字一样多。例如，有一个D形符号：它的直边刻得很深、很清晰，而另一端的圆弧却很浅，几乎看不见。有意思的是，这些D成组出现，从一到九个不等。这样就形成了十进制。有的时候，这些D形符号上有一个用圆柱形芦苇杆压在黏土上形成的圆孔。“我们有理由假设这些圆孔代表整十位。”[329]我们经常看见早期的泥板上一边列着一些事物，另一边是它们的总数，[330]这也有助于破译。
一种符号体系是一回事，但从我们从其他地方找到的例子来看，这样一种体系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在所知的书写体系。要构成书写体系，需要其他三项发明：人名、语法和字母表。
在大家庭中，大家彼此都认识而且共同拥有财产，但是从经济组织超出大家庭那一刻起，个人识别就成为一个难题而且变得必要。有一些名字很容易辨认，比如说“狮心”。[331]但人们又如何解释像“被神所爱”这样抽象的名字呢？正如我们现在用心形（）表示“爱”一样，图画文字也在进化。这种方式能产生多个意思：例如，太阳（）可能表示“白天”“光明”或“白色”，而星星（★）可能表示“神”或“天空”，具体意思视情况而定。在巴比伦，思想主要是通过类比而不是我们现代社会采用的归纳或演绎而产生的，因而“用名原则”是非常重要的。[332]对于巴比伦人和埃及人而言，物体或人的名字都与其本质属性相关。[333]因此，一个“好”名字会造就一个“好”人。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会以一些神来命名，并且用同样的方式来命名一些街道（“愿敌人永远不在上面行走”）、运河、城墙和城门（“贝尔神建造了贝尔城门，表现了他的恩赐”）。最后，人们渐渐习惯用特定的语调来说一些专有名称。在说众神的名字时尤其如此，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在今天也是这样的，当人们大声祈祷时，也会用一种不同的语调。[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