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说法，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在拉格斯，即拉伊古城，也就是现在德黑兰郊区的一个小镇，或在阿富汗，甚至更远到了哈萨克斯坦。到他大约三十岁的时候，琐罗亚斯德进入了古什塔斯普王的宫廷，他是伊朗北部、也许是喀布尔西北巴尔赫遗址的一个部落民族的统治者。在那里，他取得了国王和当地人的信任，他的信仰随之成为官方宗教。
琐罗亚斯德教的关键之处，也是它的神秘之处，部分在于它引入了神的抽象概念，部分在于其他特点，有些特点在佛教和儒家思想中能找到相似之处，有些特点则帮助形成了后来的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根据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说法，琐罗亚斯德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源，是他发明了道德性”。[504]琐罗亚斯德设想了三种灵魂：乌尔瓦尼，是身体中能死后永生的部分；弗拉瓦西，是“死后还能在地上生存的部分”；还有达依那，即良知。[505]不管从哪一方面，琐罗亚斯德教都可能是帮助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几大世界宗教的思想根源。
琐罗亚斯德对之宣讲的对象是一个敬畏火和崇拜常见的大地与天空之神，再加上一群恶神和灵鬼的民族。[506]琐罗亚斯德教徒相信，琐罗亚斯德从唯一的真神阿胡拉·马兹达直接获得了启示。在接受启示的时候，他模仿了神的原始举动——择善。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关键之处：人被邀请追随神的道路，但是人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他不是奴隶也不是仆人。[507]阿胡拉·马兹达是一对双胞胎的父亲，他们分别是善神司本达·曼纽和毁灭之神安格拉·曼纽。这一对双胞胎分别选择了公正和欺诈。[508]
琐罗亚斯德几次自称“救世主”，这帮助他形成自己的关于天堂和灵魂的学说。在他那个时代的宗教中，只有祭司和贵族被认为具有不朽的灵魂，只有他们才能进入天堂，普通人只能下地狱。[509]琐罗亚斯德改变了一切。他谴责用牛做牺牲是残忍的行为，他抨击对苏摩酒的崇拜，那可能是与印度教经文中提到的肉珊瑚汁饮料相关的一种致幻植物，可能是印度大麻类植物，据希罗多德记载，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在仪式上曾经使用过它。[510]同时，有证据表明，早期的琐罗亚斯德教自身就是一种迷幻宗教，琐罗亚斯德本人也服用过印度大麻。[511]这种新宗教中的天堂名叫伽罗德玛纳，即“充满歌声的屋子”，有记载，萨满通过长时期的唱歌达到迷幻状态。从理论上说，“充满歌声的屋子”的大门对每个琐罗亚斯德教徒敞开，但是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进入。通往天堂的道路很艰险，必须通过辛瓦桥，这是正义和邪恶的人分离的地方，罪人永远留在“邪恶之屋”。[512]一条河把这个世界同另一世界隔开的思想在许多宗教中都有，但是审判思想成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重要特征。事实上，死后的生活、复活、审判、天国和天堂，以及地狱和魔鬼，首先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思想。[513]《迦特》中的一首诗说，死后，灵魂仍然贴近人的身体，但是三天后一阵风会刮起来。对于正直的人，那是香风，能迅速把灵魂送到“没有开始的光明之处，天堂”；但是对其他人，那是寒冷的北风，会把罪人赶到黑暗地带。[514]要注意这三天的延期。
以色列人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征服，沦为俘虏。然而，公元前539年，巴比伦被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他还打败了米底人和吕底亚人。他和他的继任者把琐罗亚斯德教传到整个中东。居鲁士解放了犹太人，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土。因此，在希伯来《圣经》中，他是仅有的两位受到尊敬的外国国王，并非偶然。（另一位是亚比米勒王，见《创世记》21）因此，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许多地方与琐罗亚斯德教很相似，绝非偶然。
佛陀不是神，也不是一位先知。但是他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他对城市中新兴的商人阶级、他们的物质主义和贪婪感到不满，对地方上的祭司阶层、他们对祭祀和传统的执迷也感到不满。他的解决方法是要求人人反思自己，寻找更高的生活目标。在这点上，公元前6到前5世纪的印度与以色列很相似。
悉达多·乔达摩从各方面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天性倾向于生活中更严峻的一面。然而，在他生活的时代，印度的社会和宗教思想正在发生根本变化。“印度教”（Hinduism）是穆斯林对传统印度宗教的称呼，公元1200年才开始出现，当时伊斯兰入侵者希望借以区分印度人的信仰和他们自己的信仰。（Hindu其实是波斯语对印度人的称呼，见第33章。）传统印度教更多被描述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思想方式。[515]它没有创始人，没有先知，没有教义，也没有教士阶层。相反，印度教徒讲“永恒的训示”或“永恒的法则”。对这些信仰的首次记录来自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的出土发现，它们是印度文明的两个中心，相隔大约四百英里，在印度河边，时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750年。印度教的一个中心仪式是净化（现在也一样），非常强调斋戒沐浴。[516]另外，有许多母神小雕像，有些描画了孕妇，有些着重女人的乳房。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女神，她们都是女性法则的体现。当然，也有一个头上长角和三张脸的男神，被称为“三相神”，在后来的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中都有表现。还发现了生育力象征，尤其是林伽和约尼，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除了净化仪式，哈拉帕和印度河谷的人还修炼瑜伽和弃世。
印度教的第一次变化发生在公元前1700年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时候。顾名思义，雅利安人来自伊朗，但是他们真正的起源至今仍是考古学界的一大难题。雅利安人对印度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今天，北部印度人也比次大陆南部的达罗毗荼人更高大、肤色更浅。雅利安语在印度发展成了现在的梵语，它和希腊语、拉丁语以及其他印欧语言都有亲属关系，这一点在第2章已经讨论过。他们的宗教可能与荷马时代的希腊有关，因为两者的神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体现出自然的力量。他们有祭祀，在火的周围举行仪式，向火中投入黄油、谷粒和香料。据了解，他们还服用一种能够致幻的苏摩酒，通过它，能获得《吠陀经》的“启示”。圣火在他们的宗教中非常重要，因此可以推测他们来自北方寒冷地区。与原始印度教徒不同，雅利安人有一部圣典，这就是写于大约公元前800年的《梨俱吠陀》（“智慧之歌”）。其中的许多宗教赞美诗可能是在雅利安人到达印度之前创作的，虽然后来，它们被认为是来自万物本源的梵天的启示。[517]《梨俱吠陀》由一千多首赞美诗（两万诗行）组成，歌颂几十个不同的神。最重要的神是因陀罗，被刻画成一个战胜邪恶、为万物造福的战神；阿耆尼是火的人格化（拉丁语中的ignis），它把祭品献给诸神，是天国和地上的中间人；伐楼那（相当于希腊神话的乌拉诺斯）是天空之神，也是众神之主，是宇宙秩序的守护者。
在演化过程中，吠陀提出了一个世界灵魂的概念。它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与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它被认为既是一种牺牲，也是身体的一种形式，为世界带来秩序。创世主通过牺牲创造了世界，即使神灵的存在也依赖不断提供的牺牲。世界灵魂的嘴由祭司构成（被称为婆罗门，反映了他们与梵天的关系：在吠陀写下来之前，诵记和保存经文的任务由婆罗门承担，父子相传）；世界灵魂的双手是统治者，双腿是商业阶层——地主、农民、银行家和商人；双脚是工匠和农民。一开始，这四种阶级不是世袭的，但是后来成为世袭，很可能由婆罗门率先世袭，因为如果父亲能够早日教导他的儿子，那么诵记吠陀的任务要轻松许多。婆罗门还知道如何履行复杂的祭祀仪式，正是因为祭祀，世界才得以存在。[518]国王和贵族为祭祀提供资金，地主提供作为牺牲的牛。这样，四个阶层中的三个出于既得利益，都愿意维持现状。
这是传统情况。不过，到乔达摩时期，无论是社会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印度发生了大范围的变化。城镇在增加，因为商人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王和寺庙共享的权力逐渐削弱而趋于崩溃。一个新的城市阶级正在兴起，他们积极经营自身，对旧的传统表示不满。新的铁器技术也在发挥作用，帮助农民开垦茂密的森林。[519]越来越多的可耕种土地被开垦，经济从畜牧养殖转向农业种植。虽然这有助于增加人口，但是也改变了人们对祭祀的态度，它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乔达摩居住的迦毗罗卫城集中反映了这一变化。在他出生前不久，印度发生了一次宗教动乱。当时的贤哲不满旧的吠陀信仰，开始创作一系列新的经典，在内部秘密传诵。这些经典成为后来的《奥义书》，源自梵语“apa-ni-sad”，意思是“坐近”，反映出这些新的重释的诗篇是如何以非正统方式开始的。在某些方面，《奥义书》同以色列先知传播的教义具有相同之处，因为它们使旧的吠陀信仰更精神化，赋予其内省特征。[520]受过《奥义书》训练的信徒会发现，梵天就在他自身。“救赎不在祭祀，而在于需要认识到，比神灵还高的绝对的、永恒的实在就是个人最深的真我（atman）。”在《奥义书》中，救赎不仅仅是对罪恶的救赎，也是从人类生存条件自身的解脱。[521]这才是我们所称的印度教的真正开端，它同先知宣扬的犹太教之间的相似是很明显的。
重生的思想从何而来，我们还不清楚。然而在吠陀的“家庭仪式经”篇中，有一种思想：“眼睛必须进入太阳，灵魂进入风；进入天国还是进入地下，那是命运注定；进入水底，如果那就是你的命运，或蜷缩四肢住进植物里。”[522]虽然很原始，但是这篇经文在许多方面都预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死者火葬后，会根据他们在人间的生活，或“与神同在”（devayana），梵我同一；或“与祖先同在”（pitrayana），通过黑暗和幽深到达祖先的住所，然后回到人间开始新的轮回。[523]正是在《奥义书》中出现了轮回和羯磨这一对思想。轮回就是重生，羯磨是一种生命力，它的特征决定了一个人投胎的形式。这两个过程的主体是自我，灵魂（atman）。这个词源自“an”，是呼吸的意思，它表明，对于印度教徒，灵魂等同于生命原则。[524]为了达到梵我同一，从轮回中得到解脱，最终“与神同在”，也就是救赎，自我需要克服无明，那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其最重要的表现是幻象，把现象世界当作真实，把自我看作分离的实体。印度教和柏拉图思想之间的重叠在这里是明显的，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这就是悉达多·乔达摩（佛陀）出现的背景。对他生平的记载远远不如对以色列先知或耶稣的记载那么多。历史上有过他的传记，但是最早的传记始于公元3世纪，它虽然以早期的记述为基础，在他死后一百年写成，但是那部传记已经亡佚，而对现存传记的真实性，我们毫不了解。不过，似乎乔达摩在大约公元前538年突然抛弃妻子、孩子和优裕的家庭生活，踏上证得正觉的道路的时候，时年二十九岁。据说，他偷偷上楼，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然后不辞而别。至少他心中有一部分并不后悔离开：他给儿子取名“罗睺罗”，意思是“锁链”，显然孩子象征着乔达摩认为他看见的恐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桎梏。他渴望一种更干净、更精神的生活，因此他做了当时许多印度圣人所做的事情：背弃家庭、抛弃财产，穿上游僧的黄袍，乞讨为生，这在当时的印度是被认可的生活方式。
整整六年，他聆听圣人的教诲，但是直到有一天晚上，他让自己陷入恍惚之际，他的世界才发生了变化。“整个宇宙都在欢悦，地面在摇撼，鲜花从天上飘落，香风吹来，各处神明在欢呼……出现了从苦痛中解脱和证得涅槃，也就是结束苦痛的新的希望。乔达摩成为佛陀，觉者。”[525]佛陀“相信”他熟悉的神，但是他也同以色列的先知一样，认为最终的真实高于这些神。根据印度教，通过他对神的经验，或根据他对神的理解，神也不能逃脱痛苦和变化的无常，也无法摆脱出生与重生的轮回。事实上，乔达摩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苦；而达磨，即“关于正确生活的真理”，能把人带到涅槃境界，即最后的真实、苦痛的解脱。[526]佛陀的智慧是，这种状态与神无关，因为它“超越了神”。涅槃对人是一种自然的境界，只要你知道如何看待它。乔达摩声称他的方法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所以，别人也可以达到，只要他们省察自身。对于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真理也在自身。更具体一点，佛陀相信，人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事情出了错。在别的宗教世界，这种认识会产生天国和天堂的概念，但是佛陀的思想是，我们通过“过一种对所有生命充满同情、和蔼可亲又谨言慎行的生活，远离任何像药物或麻醉剂等使心智不明的东西，就能在人间实现解脱”。[527]佛陀没有天国的概念，他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合宜的”。他认为，语言无法解说这些思想，它们只能被经验。
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佛教确实发展了与基督教非常相似的救赎思想（如此相似，以致早期传教士认为佛教是魔鬼创立的伪宗教）。佛陀提出了一个脱离人生苦海的概念（还有一个词，“解脱”），还提出三个化济众生的佛：观世音菩萨、多罗菩萨、阿弥陀佛。他们都属于一个大家庭。
希腊人以他们的理性主义而著称，这容易模糊这一事实，即他们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前427—前346）也是一个公认的神秘主义者。他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自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前者对古老的神话和传统的宗教节日表示质疑；后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发展出了灵魂的思想，并且印度思想有可能通过埃及和波斯对他产生了影响。
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是堕落的、被污染了的神，它被束缚在身体里，“犹如囚禁在坟墓里，注定了永远的轮回”。[528]毕达哥拉斯和俄耳甫斯派都认为，灵魂只有通过净化的教礼才能得到解放，但是柏拉图走得更远。对他来说，有另一种层面的真实，一个永恒的神圣王国。它超越了感官。他也接受灵魂是堕落的神之说，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净化形式（理性）得到解脱，甚至重新回到灵魂的神圣状态。他认为，在这个永恒的层面，存在永恒的真实，就像他说的形式或理念，比我们在世间看见的一切都更完美、更永久、更有效，只能被心灵充分理解。对柏拉图来说，有一种理想的形式，对应了我们所有的一般理念，如正义或爱。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是美和善。他对神或神的性质阐述不多。形式的世界是不变的，静止的，这些形式不像传统的神明就“在那里”，它们只能通过内心而被发现。[529]
他的思想在《会饮篇》和其他书中有所概括，它表明，对一个特殊的美丽身体的爱如何能“净化并且转化”成对理想的美的忘我沉思。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形式多少隐藏在心中，思考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揭示这些形式，如果思考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够理解它们。记住，人类是堕落的神灵（中世纪的基督教复活了这一思想），因此神性在某种意义上先天存在于人身，只要它能被理性“触及”；而理性被理解为是一种对内在永恒王国的直觉把握。柏拉图没有使用“涅槃”这个词，但是他的信仰体系显然同佛的思想相似，都让人回到内心。就像琐罗亚斯德，柏拉图也认为，精神生活的目的是专注于抽象实体。曾有人把这称为抽象思想的诞生。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思想也一样神秘，尽管他是一个头脑更冷静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关于他的各方面思想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也认识到，宗教信仰存在一种感情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是作为宗教节日的一部分而发源的：戏剧化的悲剧对亚里士多德是一种净化形式（他称之为“宣泄”），由此，恐惧和同情等感情得到发泄并得到控制。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只能通过沉思到达的单一的神圣王国，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一个现实的等级秩序，最上面是不动的创造者——不朽、不动，实质上就是纯粹思想，虽然它是思想者也是思想本身。[530]是他引发了宇宙间所有的变化和流动，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一个地方。在这一宇宙体系之下，人类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智慧，一种神圣的实体，使他们位于动物和植物之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思想的目标是不朽，是一种救赎。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思想本身是一种净化形式。但是他又认为，沉思不仅仅包括逻辑理性，而且包括“训练有素的直觉带来的自我超越的狂喜”。[531]
孔子（孔夫子，前551—前479）是轴心时期所有先知/宗教导师/道德哲学家中最没有神秘色彩的人。在传统的意义上，他非常虔诚，对天和全能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无比的敬畏，但是他对超自然的东西非常淡漠，似乎既不相信人格神，也不相信来世。他发展出的教义实际上是对传统思想和行为的改造，因此非常世俗化，针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然而，在孔子、佛陀、柏拉图和以色列先知的教义中，有不可思议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源自相似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到孔子出生的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是一个古老民族了。从公元前2千纪中期开始，商朝就已经建立，而且根据考古发现，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一个由若干家族组成的统治阶级，以及一个被土地束缚的低等阶级。据一位史学家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社会，它的特点是“祭祀、战争和狩猎”。同古代印度教思想一样，祭祀在早期中国是所有信仰的基础。“狩猎提供祭祀用的牲畜，战争提供俘虏。”[532]战争本身被当作一种宗教活动，在战前，人们都要举行占卜、祈祷和宣誓仪式。
早期中国有两种神灵：祖先神和天神。每个人都崇拜其祖先，祖先的灵魂被认为能给活着的人带来生命。但是贵族还信仰天上的最高神上帝，还有日月星辰和雨水雷电之神。上帝被认为是商族的始祖，所有的贵族家庭都自称是他的后裔。[533]其显著特征是食肉。有三种宗教职司：史、祝、巫。史是一种抄写祭司，他的职责是记录和解释对王朝具有征兆意义的重大事件。祝又叫乞灵者，他们是负责撰写祭祀仪式所用的致告鬼神词的学者，他们后来成为司礼，确保正确的祭祀仪式得以保存（就像佛陀时代印度的婆罗门）。巫是占卜的专家，他们的职责是用所谓的“龙骨”同祖先神交流。[534]甲骨占卜活动直到19世纪末才被发现，现在已经出土了约十万片甲骨。巫一般把炽热的火钳放在各种动物的肩胛骨片上，然后从出现的爆裂纹中寻求祖先神对某一问题的看法。骨片上画的灵魂或是一个大脑袋的鬼，或是一只蝉，它后来成为不朽和重生的象征。约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万物是两种永恒的、互相转换的法则——阴和阳的产物；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两个灵魂，阴性灵魂和阳性灵魂，一个源自天，一个源自地。[535]阴对应鬼，即身体；阳是生命原则和人格。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在二者之间进行调和。
孔子出生于山东，当时是战争和社会动荡非常激烈的时期，他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据一些资料来源，城市人口多达十万），铸币得到发展，商业如此发达以致有些地方因盛产某种商品而闻名（山东的丝绸和漆器、四川的铁矿开采）。中国最有特色的阶层是士，这些人都出身贵族，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而衰落，成为平民。他们不是商人，而是学者，受过教育，但是被剥夺了曾经有过的优越地位。孔子就出自这样的阶层。
孔子非常聪明，他在一所贵族学校接受了教育。之后，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管理国家仓廪的委吏。他十九岁结婚，不过对他的妻子和家庭，我们知之甚少。[536]他受郑国宰相子产的影响很大，子产卒于公元前522年，那时孔子二十九岁。子产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法典，他命人把法典刻在青铜器上，向公众展示，让大家都清楚应该服从什么样的法律。[537]孔子受到的最后一个影响是当时中国人对宗教产生的普遍的怀疑。战争频仍，人们不再相信神佑助君王的力量，结果许多庙宇被毁，那都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城市建筑。祈祷和祭祀都无济于事，这一事实为理性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孔子就是这一理性主义结出的最佳果实。
他和他最重要的后继者墨子（约前480—前390）和孟子（前372—前289）等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家群体，即“诸子百家”。孔子的学问逐渐为他赢得了名声，他和他的几个学生被委任政府公职。但是他辞官不做，周游列国十年，之后建立了一所学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学校），教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学生，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伦理生活，解决群体生活出现的问题。这反映出中国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同佛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的视野超越了神灵，他教导说，有道德的生活在于人自身，只有当人表现出超出他们自身及其家庭利益的更广泛的集体感和义务感时，宇宙秩序与和谐才能实现。[538]他认为，知识和学习是通往和谐与秩序的必经之路，而且他理想的社会中，圣人是天生的贵族。
他的思想包含三个关键要素。第一是道。对此，他从来没有给过详细的定义。就像柏拉图，他相信直觉在这里的作用。但是汉语中的“道”本义指道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孔子想借此强调，存在一条人们应该遵循的生活之路，它能带来智慧、和谐与“正确的行为”。他指出，我们从本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出于狭隘和自私，我们假装不知道。第二是仁。它是一种善（同样，让我们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形式），最高的善一般只能在传说中的圣王那里实现。孔子相信，个人的本性是上天预定的（他经常提到天，而不是一个神人同形同性的神），但是重要的是，他认为人能够对自己的本性有所作为，能够提升自己：人能培养道德，努力工作，爱他人，努力为善。[539]一个人应当（就像佛陀也说的）温柔敦厚，恭俭礼让，遵循文明社会的礼仪。他认为，这种内心的和谐可以通过学习音乐而达到。第三个概念是义，是正直或正义的意思。同样，孔子对此保持谨慎，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他相信，人能够从日常经历中学习什么是正义（就像柏拉图说的，我们能够学习识别美和善），义应当成为人们永远的行为指导。
道教在很多方面同儒家相反，尽管它同亚里士多德和佛陀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人认为，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年长，是孔子的同时代人。有些人则认为，老子根本不是真实人物：“老子”的意思是老人，而且，怀疑主义者还认为，《老子》这本书（被翻译最多的中文书籍）由多人写成。无论真相是什么，有一点可以确定，儒家试图在世间寻求自我完善，而道教总是逃避这个世界，目的是超越人类存在的（有限）条件，以达到不朽和永生，即几种不同的灵魂要素的统一。道教的本质是追寻自由：摆脱世间、身体、心灵和自然的束缚。它形成了所谓的“神秘之术”：炼金术、瑜伽、丹药，甚至腾云驾雾。它始终追求的是道，就是路，虽然这个名称不太适用，因为语言难以充分表达（就像佛教中的涅槃）。道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维持宇宙运转的力量（就像吠陀中的原始牺牲）。道只能通过直觉把握。无为胜过有为，无知胜过有知。道涵盖了一切变化，永不停止的生命流动是它的统一思想。道教反对文明。关于神的认识，就像希腊人说的，道教也认为神本质上是不可知的，“除非通过否定方法，通过认识神不是什么”。[540]道教认为，人能够提升本性的想法是对神的一种亵渎，欲望就是地狱。[541]神不能被理解，只能被经验。“目标是要成为大海中的一滴水，既独立完整又同更大的实体融为一体。”老子谈到了获得永生的圣人，他们就像希腊人认为的那样居住在福佑之岛。后来，这些思想受到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庄子的嘲笑。[542]
总而言之，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共三百年间，宗教开始脱离对许多传统“小”神的多神教信仰，实现了转向内心的伟大转变，重点放在了人自身、他的心理、他的道德意识或良心、他的直觉和他的个体性。大城市成为生活现实，男人和女人越来越关注共同生活。他们认识到，传统农业社会的传统神无法帮助他们应对新的生活。这不仅是同过去的重大分裂，标志着近古与远古的分离，而且标志着未来几个世纪将要出现的第一次东方与西方的分裂。在轴心时期所有新兴的伦理体系中，以色列人的解决之道脱颖而出。正如我们要看到的，他们发展了一神教思想，认为历史有一个发展方向。而对希腊人，以及对佛教、儒家和道教思想而言，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西方不同。在东方，神和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东方的宗教一般比西方的宗教更倾向于神秘主义。而在西方，渴望成神成圣是亵渎行为。
6 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起源
当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鲁姆教授在1987年出版《美国精神的封闭》时，他没有想到他会因此成名。受到无处不在的“媚俗”风尚刺激，他非常愤激地提出，“高雅文化”研究应当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首先必须研究古希腊，因为它提供了“现代成就的模板”。布鲁姆相信古典世界的哲学家和诗人才是我们从中获益最多的人，因为他们曾经提出过的重大问题至今未变。他们仍然具有启迪我们、改变我们、打动我们和“让我们明智”的力量。[543]
他的书引发了一场风暴，在大西洋两岸成为畅销书，布鲁姆本人的名气和财富也剧增。同时，他也受到诋毁。在他的书出版一年后，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举办的一次学术大会呼吁大家思考人文教育的未来，“与会者一个接一个”抨击了布鲁姆和像他一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学者认为布鲁姆的书企图把“已经死去的、白人的、欧洲男性的精英主义论调”强加给生活在不同世界的新一代学生头上，而在当今世界，对两千五百年前小城邦社会的迷恋早就过时了。
这些“文化论争”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激烈了，但是仍然有必要指出，为什么几千年前一个小小欧洲国家的历史如此重要。在《希腊人》这本书中，H.D.F.基托开篇这样写道：“在这里，我要求读者接受这一合理的事实陈述，即，在有着几个世纪的文明史和文化高度发达的世界的一个角落，逐渐出现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人口不多，不十分强大，也没有很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他们对人生目的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而且第一次证明了人类心灵的目的。”[544]或正如彼得·霍尔爵士在论述他称为“源泉”的古代雅典的一章中所说：“关于雅典，其关键之处是，它是第一个。这个第一的意义可不小：在对西方文明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许多事物当中，它都是第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为我们奉献了民主制度，其形式之纯粹，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它为我们献上了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其形式如此完美、如此完整，乃至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能再往前推进一步。它为我们奉献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撰写的历史。它提供了系统化的医学和科学知识，而且第一次把这些知识建立在对经验观察的归纳基础上。它为我们献上了第一篇抒情诗，然后是喜剧和悲剧，同样，其形式如此复杂、如此成熟，似乎它们在希腊的阳光下已经生长了数百年。它为我们留下了第一件自然主义的艺术品；人类第一次捕捉、记录下了风的呼吸和美好的笑容。它独立发明了建筑原则和规范……”[545]
这是对人生目的的全新认识。它是源泉，成为众多至关重要事物的创始者。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如此重要，即使在今天。古希腊人早就作古，大多数人都是白人，而且，没错，按照现代标准，不可饶恕地都是男性。然而，在古希腊人发现历史学家（也是国会图书馆馆员）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奇妙的内心世界”（勇敢的人脑以及它的观察和推理力量）时，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馈赠是迄今为止最丰富的。[546]
这笔馈赠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希腊人第一个真正理解到，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知识可以通过系统观察而获得，无须借助神的帮助；世界和宇宙运行有自己的秩序，不是我们祖先所想的神话。第二，自然和人事不同，自然的运行根据不变之律，而人事没有这样的定律，而是一种强制或协议之律，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具有可变性。与世界只能通过或借助于神被认知，或世界根本就不能被认知的思想相比较，希腊人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一批农民似乎于公元前6500年出现在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希腊语被认为是在公元前2500年才被引进到这里，可能是由从俄罗斯大草原迁移过来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换言之，是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入侵今印度北部的人种相似的人。）至少到公元前2000年，希腊的兴旺城镇还没有建造城防，尽管青铜短剑已经开始发展成长剑。[547]
希腊是一个地形多样的国家，有许多岛屿和一些半岛，这可能对城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权和贵族式的英雄文化，是荷马时代盛行的政治制度，但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约公元前700年），它已经从多数城邦消失。雅典人的经历证明了王朝制度是为什么、以及怎样被废除的。[548]对王室特权的第一次侵犯发生在贵族选举出一位独立的战争领袖——执政官之时，因为当时的祭司国王不是战士。后来，执政官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国王之上。根据传说，第一位执政官是墨冬，终身在位，他死之后由他的家人接任。国王丧失了权力，但仍旧是城市的首要祭司。法律责任也被分割：执政官负责有关财产的案件，国王审理宗教案件和杀人案件。这样，出现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情况。[549]
战争也是一系列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些故事对希腊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战争还是第一批西方书面文学杰作产生的背景。它们讲述了阿开亚人（即迈锡尼人）对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城市特洛伊的远征。荷马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经常被描述为最早的文学，是所有欧洲文学的最初来源，是通往新思想的“通道”。两大史诗共包括2.8万诗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没有什么作品能比得上它们的骄人成就”。荷马的天才从一开始就在希腊获得了承认。雅典人谈到他的书时就像虔诚的基督徒谈到《圣经》，或像穆斯林谈论《古兰经》一样。苏格拉底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就引用过《伊利亚特》中的句子。[550]
关于这些成就，要说的重要一点是，它们与早期的《圣经》文学有多么不同，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它们是差不多同时写成的。希伯来《圣经》由多人写成，都围绕一个主题：以色列人的历史以及它所显示的上帝的目的。它是一部关于平凡的、普通的小人物如何努力理解上帝旨意的历史。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崇拜其他神，因而走入歧途：他们不值得同情，也不会得到同情。与此相反，荷马的史诗并不讲述普通人，而是英雄和神。他们珍视各种形式的卓越。但是这些故事不是真正的历史，它们更像现代小说，叙述一个情节，然后详细检视它所揭示的人性。用贺拉斯的话说，荷马一下子扎进故事的中段。不过，在荷马那里，神不是“不可知的”。他们其实都是人，具有人的问题和缺陷。同样重要的是，在荷马那里，英雄的敌人本身也是英雄，经常得到同情对待，被允许有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在创作史诗时，荷马取材了大量世代口头相传的诗篇和歌谣。它们的基础是神话和虚构的故事（mythos），这是个希腊词，英语中的“神话”一词就来源于它。它实际指“词”，指“最后的话”，即最后的宣告。它与逻各斯不同，逻各斯也指“词”，但指的是能够辩论、能够变化的真理（如“关于……的词是什么？”）。逻各斯用散文写成，而神话用韵文写成。
荷马的史诗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种“现代”叙事。他的人物很丰满、立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不同的动机和情感，有时勇敢，有时踌躇，更像人而不像神。他给予了女人和男人一样的同情。例如，在海伦身上，我们看到美貌既是一种福佑，也是一种诅咒。更重要的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奥德修斯的性格在发展，他变得比神更有趣、更有尊严。奥德修斯证明自己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不需要神的帮助。
在荷马那里首次表现出的那种理性化过程对群体生活产生了影响，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样，战争起了某种作用。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吕底亚人还在这里发明了钱币。它在希腊人中迅速传播，货币的频繁使用促进了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土地所有者。土地需要保护，因此，在公元前7世纪，同新型武器一起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战士和新的战争形式。这就是“重步兵”（hoplite）的发展，他们披挂青铜头盔、矛和盾（希腊语hoplon表示盾）。之前的战斗主要是单兵对抗，现在则是重步兵队形。训练有素的士兵以八排队形前进（主要在山谷地带，为了保护或抢夺那里的庄稼），每个人都被其右侧同伴的盾牌所保护。如果他倒下了，后面的人会立刻补充上去。[551]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分担军事义务，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权力从传统的贵族下分；其次，穷人和富人之间出现了鸿沟。（重步兵必须自己承担盔甲的费用，因此他们主要来自中等和富裕的农民家庭。）
出现这一鸿沟的原因是，阿提卡的土地非常贫瘠，当然是就种植谷物而言。因此，在歉收的年份，较贫穷的农户只有向比较富裕的邻居借贷。随着钱币的发明，农民不再像以前一样借一袋谷物，再还一袋，而是借一袋谷物的价钱。不过，这袋谷物是在歉收的时候买的，因此相对较贵，通常在收成好的时候再归还，也就是当谷物价钱下跌的时候。这引起债务增加，而且在阿提卡，法律允许债权人没收债务人的财产，抓走他和他的家人充当奴隶。这种“富人的法律”已经够恶劣，在德拉古的统治之下制定法律时因为书写的普及而变得更加恶劣，因为它鼓励人们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据说，“德拉古法律”是用鲜血写成的。[552]
不满在蔓延，它变得如此强烈乃至雅典人采取了我们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措施。他们任命了一位僭主进行干预。起初，僭主在近东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非正式的称呼，相当于“老板”或“首领”，通常在战后出现，其首要任务是把敌人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取得胜利的军人。在雅典，梭伦因为丰富的经验而被推选为僭主。作为王室的遥远后裔，梭伦还写过诗抨击富人的贪婪。他在公元前594年或前592年就职，他的第一个举措是废除债务奴隶制，同时还取消了所有的未偿债务。除雅典丰产的橄榄油之外，他禁止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认为大地主不能在雅典人饥饿的时候把农产品卖到更富裕的市场。他的另一举措是改变政治制度。在他就职之前，雅典人一直被三头政治统治。在当时，最高层有九个执政官；他们的下面是长老会议，又叫阿里斯托，他们的职责是讨论所有的重大问题；最后是公民大会（ekklesia，从这产生了法语église，教堂）。梭伦改变了公民大会，把成员资格扩大到商人，而不仅仅是地主，他还扩大了执政官的选举资格范围。不仅如此，执政官必须在公民大会上陈述他们一年内的职责，只有那些合格者才能进入长老会议。整个制度变得公平许多，也比过去更开放，公民大会的权力大大加强。（上面的描述多少过于简化了雅典的民主，但是至少表明，我们所认为的21世纪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选举寡头制度。[553]）
然而，如果对城邦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不考虑希腊城邦按现在的标准有多小，那么就无法理解雅典的民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当拥有大约5000名公民，事实上很少有能超过2万的。这里的“公民”指男性自由人，因此在这个数字之外还应当算上女人、儿童、外国人和奴隶。彼得·琼斯统计，在公元前431年雅典的总人口是32.5万，公元前317年的总人口是18.5万。总体上，希腊城邦大约相当于英国的一个小郡的规模，而且城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的地理环境：许多岛屿和半岛，整个国家被分割成许多自成一体的小地貌。不过，城邦也归功于希腊人的性格。虽然这个词起初指“城堡”，但后来指“人民的整个群体生活，包括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554]希腊人逐渐把城邦当作一种生活形式，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过一种完整的生活，实现其真正的潜能。他们努力不让自己忘记政治的目的是什么。[555]
民主是在公元前507年由克里斯提尼引进雅典的，到伯里克利时期（约前495—前429），即雅典的黄金时代，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机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虽然不乏敌人，伯里克利仍然是希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最优秀的演讲家之一和杰出的领袖。他为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设立了薪酬，完成了城墙的建设，这几乎使雅典固若金汤。他还对哲学、艺术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一个军事领袖和政治家来说非同寻常。他的朋友包括普罗泰格拉、阿那克萨哥拉和菲狄亚斯，这些人我们稍后都要谈及。而苏格拉底本人同伯里克利的养子亚西比德和伯里克利的平民妻子阿斯帕齐娅的关系都很密切。伯里克利重建了帕提农神庙，为无数的手工艺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开始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在他的统治下，公民大会由所有没有因为犯罪而被剥夺权利的成年男性组成。它完全成为一个立法机构，对行政和司法握有全部的控制权。大会每月召开一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发表演讲，任何人都可以提议任何事情。但是一个由五千多人组成的大会，需要一个委员会做准备工作。这一委员会被称为立法会议，也不怎么轻简，因为它由500名公民组成，不是选举产生，而是通过抽签产生，这样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可能腐败、扭曲公民大会的实体。没有职业律师。“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他的同胞要求公正，这一原则被保留。”[556]陪审团从公民大会中产生，人数从101到1001不等，依案件的重要性而定。没有上诉。如果罪行没有具体的刑罚，那么原告如果赢了官司的话，可以提议一个处罚，被告也可以提议一个处罚。陪审团于是在两者中做出选择。“对雅典人来说，自己做出决定、执行决定并且承担相应的后果，是一个自由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557]
考虑到雅典城邦的规模，那里的民主是一项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例如柏拉图就诅咒它，它的程序也不像我们现代的议会民主。（重复彼得·琼斯的观点：现代民主是选举寡头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希腊的另一思想，修辞，未能留存至今的一个原因。修辞是一种讲话、论辩、说服方式，它是民主制度下的必需才能。在没有麦克风的公民大会上，发言人需要在辩论中影响他人。修辞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它鼓励雄辩和记忆，这对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选举寡头制度下，政治礼仪变得更私密，更玩世不恭，修辞没有用武之地：在现代人听来，它显得咄咄逼人和矫揉造作。
如果说政治（民主政治）是希腊人传给我们的最伟大思想，那么其次就是科学（科学这个词的最初意义是知识）。这一最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小亚细亚最西部（现在的土耳其）的伊奥尼亚，以及近海岛屿。埃尔温·薛定谔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起源于那里。首先，该地区不属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通常对自由思想有敌意。其次，伊奥尼亚人在东西方之间，是一个航海民族，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商业交换永远是思想交换中的主导力量，而后者又经常来源于对实际问题——航海术、交通工具、水的供给、手工技艺——的解决。第三，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祭司”，没有像巴比伦和埃及那样世袭的、享有特权和既得利益的祭司阶层。[558]在比较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早期科学成就时，杰弗里·劳埃德和内森·席文认为，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享有的庇护比他们的中国同行要少得多，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受聘于皇帝，经常被委任负责历法修订工作（这是国家大事）。正因如此，中国科学家在提出观点、接受新的思想时要谨慎许多：他们比希腊人失去的会更多，而且他们很少像希腊人那样辩论。相反，在中国，新思想总是被纳入旧有的理论体系，产生一连串意义；新观念永远不需要同旧观念决一胜负。[559]而在希腊，存在“智慧竞赛”，就像体育竞赛一样（体育本身也被认为是智慧的一种）。[560]劳埃德认为，希腊科学有比中国科学多得多的个人自我表达的陈述和更多的自我主义，个人更经常描述自己的错误、不确定性，以及更多的自我批评。[561]希腊戏剧总是嘲弄科学家，即使是这样，科学也有价值。[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