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菲利贝尔忙于在欧洲弥合天主教分裂期间，1413年，巴耶济德一世之子穆罕穆德（Mehmed Ⅰ Çelebi，1381—1421）在埃迪尔内自立为苏丹，正式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大空位”的乱世。穆罕穆德一世绰号“绅士”，他奉行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对老对手医院骑士团也较为友好，甚至曾请求骑士团出兵帮助讨伐其他小亚细亚诸侯。不过，医院骑士团谨慎地在奥斯曼帝国、威尼斯、热那亚及小亚细亚各酋长国之间周旋，尽可能避免卷入各种纷争，令罗德岛大体远离了战火。但倘若罗德岛真成为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则显然与骑士团数百年来肩负的使命背道而驰，恐怕还会激起教廷的愤懑。为了减缓教皇及西方基督教盟友施加的压力，医院骑士团狡黠地（甚至有些狡诈）允许麾下的骑士以“个人身份”出海打击异教徒，并自行分配所获战利品—虽然这些小规模的海战被披上一层“圣战”的外衣，但实则与海盗行径无异。在海上风云变幻的环境中，难免敌友难分，骑士团攻击的对象竟不乏基督徒的船只。一些“专业”的海盗也混迹于骑士中间，例如，定居于罗德岛的加泰罗尼亚海盗尼古拉斯·桑佩尔（Nicholas Samper），就长期以医院骑士团的名义在东地中海纵横驰骋，其威名令穆斯林与基督徒都闻之色变。倘若受害者的国家追究起责任来，骑士团就可以推脱说这都是罗德岛居民的“个人行为”，与骑士团国无关。但实际上，骑士团领导层对这种劫掠心知肚明，因为骑士（或许称其“罗德岛海盗”更适合）出海“作战”之前，必须获得骑士团官方颁发的“执照”，具备这种许可后，他们甚至有权攻击原本与骑士团签有和平协议的穆斯林船只。对这种灰色政策心生怨怼的诸侯不仅仅是各土耳其王公，1412年当一艘医院骑士团战舰如往常一样在莱斯博斯岛附近海域袭击土耳其商船时，忍无可忍的该岛岛主詹姆斯·加提卢西（James Gattilusi，热那亚人，其家族自1355年起就掌控着一系列爱琴海岛屿）下令将医院骑士团船员尽数逮捕，并投入了大狱。医院骑士团的海盗政策虽然有种种苦衷，但客观上还是在它的强邻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日后他们一再面临外敌入侵的威胁，不能说与之全无干系。[1]
1420年，菲利贝尔带着天主教会结束分裂的喜讯从意大利返回罗德岛，但第二年他便去世了。与喜欢党同伐异的大团长雷蒙·贝伦加尔相比，菲利贝尔提拔部下往往不论出身，而是任人唯贤。虽然他是法国人，但从1409年起，其副手便分别来自意大利、德意志、法国和阿拉贡，这体现出大团长宽广的胸怀和国际眼光。他的最后一任副团长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德·里维埃（Antonio Fluvian de Riviere，1421—1437年任大团长）在他离世后继承其衣钵，当选为医院骑士团第35任大团长，这是自胡安·费尔南德斯·埃雷迪亚以后，骑士团第二位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最高领袖。整个14世纪，大部分医院骑士团团长都来自法国（尤其是普罗旺斯），但在15世纪，情况有了微妙变化。西班牙骑士的地位开始上升，甚至有分庭抗礼之势。同样出生于西班牙的大团长彼罗·雷蒙多·扎科斯塔（Piero Raimondo Zacosta，1461—1467年在位）执政期间，精明地将原有的西班牙语区拆分为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两个语言区（自此医院骑士团共分为8个语言区），从而使自己的同胞在投票时增加了1票，变相削弱了来自法国骑士的权力（依然为3票）。扎科斯塔之后即位的乔瓦尼·巴蒂斯塔·奥尔西尼（Giovanni Battista Orsini，1467—1476年在位），更是骑士团自12世纪以来的首位意大利裔大团长（1382—1395年在位的“对立大团长”里卡尔多亦为意大利人，但未能获得全团的一致拥戴）。至15世纪中后期，虽然法国籍骑士依旧拥有很大影响力，但理论上医院骑士团的高级职位已经向所有国家的成员敞开了。[2]
菲利贝尔去世的同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穆德一世也撒手人寰。继任的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04—1451）一改父亲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开始咄咄逼人地进行军事扩张，医院骑士团面临的威胁也随之骤然升高。穆罕穆德一世生性温和，为了避免自己过世后诸皇子自相残杀，便事先将自己的两位皇子优素福和马赫穆特送往拜占庭宫廷以期得到保护，另一位王子穆斯塔法则驻跸在哈米特成为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此外，在“大空位”时期曾发起叛乱的“假穆斯塔法”（即穆斯塔法·切勒比，他自称是巴耶济德一世兵败后长期失散的儿子，对帝位提出了要求）此时也正流亡于君士坦丁堡。这些不稳定因素给穆拉德二世的登基带来了阴影。虽然拜占庭曼努埃尔皇帝归还了两位奥斯曼王子，但他的儿子、共治皇帝约翰八世却将假穆斯塔法放虎归山，怂恿后者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再度掀起叛乱：由于假穆斯塔法许诺给予地方诸侯、官僚以自治的权力，他获得了大批拥趸，并攻占了埃迪尔内。而当时穆拉德二世正在帝国的亚洲领土，鞭长莫及。眼看奥斯曼帝国就要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然而，假穆斯塔法却轻率地准备发起东征，统一全国。他的欧洲部将不愿去小亚细亚冒险，纷纷转投穆拉德。最终，在乌卢巴特（Ulubat），假穆斯塔法被穆拉德彻底击败，于逃亡瓦拉几亚途中被杀。为了报复，1422年穆拉德二世再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人进行了顽强抵抗。所幸，在安纳托利亚又出现了新的叛乱。穆拉德的弟弟穆斯塔法王子与格米延（Germiyan）、卡拉曼（Karaman）等国埃米尔共同发难，围攻布尔萨。穆拉德不得不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回师亚洲，第二年2月，他击败并处死了自己的弟弟，解除了布尔萨的危机，并继续在安纳托利亚东征西讨。至1426年，穆拉德二世成功地吞并了艾丁、门特瑟与泰凯（Tekke），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开始直接与医院骑士团领有的博德鲁姆接壤，并和科斯岛隔海相望。四年后，穆拉德二世从威尼斯手中夺取了希腊名城塞萨洛尼基，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祸不单行的是，马穆鲁克苏丹巴尔斯拜（Barsbay，1422—1438年在位）也开始发难，1426年，因塞浦路斯的海盗袭扰埃及商船（医院骑士团恐怕也难逃干系），他下旨入侵塞浦路斯，同年7月塞浦路斯国王雅尼斯（Janus，1375—1432）兵败被俘，而医院骑士团的科洛西城堡也惨遭洗劫。为了赎回国王，塞浦路斯一共支付了多达12万斯库多（scudo，原意为“盾牌”，意大利古银币单位）的赎金，而其中医院骑士团为盟友提供了1.5万弗罗林。医院骑士团原本在塞浦路斯拥有大量地产，在这场劫难中经济损失极为惨重。例如，1428年骑士团大司令官赫尔曼（Hermann）将科洛西城堡租给了手下两位骑士，为期七年，年租金竟只有4达克特（ducat，一种金币单位），而它昔日的收入每年可达1.2万达克特。医院骑士团与马穆鲁克王朝的关系一度也剑拔弩张，所幸两年后，经过紧张的斡旋，他们再度同苏丹签署了和平协定。[3]
◎ 罗德市城墙外的护城河遗址
由于安全形势日渐恶化，进入15世纪，医院骑士团更加注重修建、加固罗德岛的城防系统。其实早在拜占庭统治时期，罗德港的要塞工事便已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第一个大规模对罗德港进行改建的大团长为埃利翁·德·维尔纳夫，他将城市北部的拜占庭内城整修一新，并重建了城墙（迄今这部分城墙上还镌刻着他的纹章）。而迪厄多内·德·冈佐则重修了罗德市码头及防御它的海墙，稍后胡安·费尔南德斯·埃雷迪亚进一步加固了它。15世纪初，菲利贝尔·德·奈拉克斥重金在城市西北角修建了一座雄伟的塔楼（被称作奈拉克塔），以它为起点，骑士团架设了一条与君士坦丁堡金角湾类似的“海链”，当面临外敌入侵时，硕大的铁链从水面升起，从而阻断敌人舰队的通路。虽然这座塔楼在19世纪的地震中已经倒塌，但海链的遗迹至今尚存。从此，罗德港的海上防御力大大增强。
◎ 罗德港奈拉克塔遗址（仅剩基座），右侧为将它与城墙连接的石桥
安东尼奥·弗拉维安·德·里维埃任内发生了塞浦路斯危机，科洛西城堡的灾难令骑士团上下颇受触动。与菲利贝尔重视海防相比，安东尼奥更倾向于加强罗德市陆上的工事。3座对罗德市城防至关重要的塔楼—圣阿萨纳西奥斯塔、圣约翰塔及圣乔治塔均由他主持兴建，并且，罗德市的双层陆墙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完工，其内墙高于外墙，并辅以高耸的城楼，显然，安东尼奥借鉴了君士坦丁堡的伟大的狄奥多西城墙的构造。由于他的出身，这一时期的罗德岛城防建设也开始具有了某种阿拉贡—葡萄牙风格。而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主城墙以外修筑的若干独立塔楼，中间以狭窄的石桥与城墙连接—即使它们不幸陷入敌手，守军也能很快切断其与城墙的联系，使防线没有全面崩溃之虞。此外，随着火炮的兴起，骑士团在要塞体系中也开始做出相应的改良，在安东尼奥的主持下，他们逐渐以圆形塔楼取代了传统的方形塔楼，并在城墙上预留出火炮射击口（最早于1421—1437年间出现在圣乔治塔及周边工事）。让·德·拉斯蒂克（Jean de Lastic，1437—1454年在位）即位后则首先将注意力投向大团长宫区域。为了巩固这一要冲之地的防御，他在北部城墙修建了棱堡，安放大炮，并完成了圣安东尼门。随后，他又着手加强了罗德市德语区、英语区和奥弗涅语区的城防，1442年，在马穆鲁克人大举入侵的前夕，圣母玛利亚塔也宣告完工。经过数十年不懈的扩建和改良，罗德岛的城防已自成体系，并足以经受严酷的考验。[4]
◎ 圣阿萨纳西奥斯门
◎ 圣乔治棱堡外墙，上面的射击孔清晰可见
◎ 大团长宫附近城墙上安放的大炮
医院骑士团毕竟无法像马穆鲁克苏丹期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己的“海盗”营生。由于马穆鲁克王朝十分依赖黑海—地中海贸易，位于要冲之地的罗德岛不禁让苏丹感到如鲠在喉。奥斯曼帝国开始再度崛起，马穆鲁克人对此同样忧心忡忡，他们心底里或许也在谋划要建立一座遏制奥斯曼人的桥头堡，罗德岛看上去似乎正是不二之选。虽然罗德岛骑士团长期在两大穆斯林强敌间游走，并以巧妙的外交手腕挑拨离间，尽力使之彼此敌对，无暇他顾。然而由于奥斯曼人与马穆鲁克人同时采取了扩张政策，他们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此时骑士团原本急需欧洲分部的输血，可英法百年战争的肆虐令它在法国的分团日益衰颓，而东欧的分团则备受胡斯战争（Hussite Wars，1420—1434）的困扰……
欧洲分团力不从心，医院骑士团只得转向各基督教君主求援，唯一给予积极响应的是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三世（Philip the Good，1396—1467），其父约翰当年曾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中与医院骑士团并肩战斗，并被奥斯曼人俘虏而身陷囹圄。除了国仇家恨，腓力三世本人也具备古老的十字军精神，渴望在东方建功立业。1438年他组建了一支十字军舰队，初衷是支援葡萄牙人进攻丹吉尔及保卫君士坦丁堡，但在1440年，由于罗德岛情况吃紧，它被派去增援医院骑士团。
这一年，马穆鲁克苏丹贾科马克（Jaqmaq）命令一支由18艘加莱战舰组成的埃及舰队启程驶向罗德岛，最终他们在桑迪角（Sandy Point）附近的海域抛锚。医院骑士团海军（含7—8艘加莱战舰、10艘小型战舰）在罗德岛外进行了截击，经过苦战，骑士团成功将埃及人逐出了罗德岛海域，但无力阻止他们转身袭击科斯岛。埃及人最终满载着从科斯岛劫掠的俘虏和战利品返航。此役双方都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考虑到埃及人原本在实力上占优，而罗德岛安然无恙，医院骑士团应该算是最后的胜利者。不过，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并未盲目乐观，他在当年11月写给西班牙分团长约翰·德·比利亚拉古特（John de Villaragut）的信件中正确地预见到，急于挽回颜面的马穆鲁克苏丹很可能在不久之后第二次进犯罗德岛。拉斯蒂克分别于1442年、1443年两次派出骑士团塞浦路斯副司令官约翰·马尔萨纳科（John Marsanach）与大士绅长约翰·德尔菲诺（John Delfino）出使埃及，希望与马穆鲁克苏丹化干戈为玉帛，可惜二人均没有收获。罗德岛上空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1441年，腓力三世的舰队在杰弗里·德·图瓦西（Geoffrey de Thoisy）的率领下正式启程，来年他们顺利抵达罗德岛，令骑士团军心大振。勃艮第人以此为基地频频袭扰土耳其人的海岸，但稍后他们不得不返回法国进行补给休整，直到1444年才重返罗德岛。幸运的是，腓力的海军成功地赶上了埃及人对罗德岛的大围攻。
1444年8月，一支庞大的马穆鲁克舰队第二次入侵罗德岛，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四年前的远征。显然，苏丹的目的不仅仅是抓捕奴隶，而是要彻底征服医院骑士团的基地。尽管医院骑士团的海军当时拥有12艘大型战船，但依旧不足以击退马穆鲁克海军。10日，马穆鲁克大军在罗德港西北部强行登陆，据说有1.8万人之众。他们似乎对城防弱点了如指掌，着力进攻城墙相对薄弱的圣安东尼门至圣尼古拉斯堡一带区域。马穆鲁克人在围城中首次大规模运用了重型攻城炮，发射的炮弹最重的竟达600磅（十一年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攻君士坦丁堡时所用的乌尔班大炮，发射的炮弹重达1200—1500磅，为当时西方世界之冠）。虽然安东尼奥团长在位时，已经有意识地针对火器的进步对城防系统做出改良，但这些前所未见的攻城炮还是让骑士团的防线一度风声鹤唳。据说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城中妇孺老幼都纷纷自发聚集到教堂去祈求圣母玛利亚的保佑。出乎穆斯林意料的是，腓力三世的舰队加入了医院骑士团的队伍，此外，加泰罗尼亚人也派来了援军，不过，这仍不足以改变敌众我寡的态势。8月23日，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敏锐地判断出穆斯林总攻在即，和部下协商后，骑士团与盟友决定先发制人，对马穆鲁克人的大营发动一次夜袭。第二天凌晨，一支精选的小部队在黑暗的掩护下潜出城门，持长矛的骑士与军士居中，两翼则部署了弩手负责掩护。领导这次敢死突击的是骑士团英国籍土科波利尔休·米德尔顿（Hugh Middleton）。当第一缕曙光出现在地平线时，埋伏已久的骑士团突击队一跃而起，只听得鼓声大作，骑士们纷纷高呼着古老的口号—“圣约翰！圣约翰！”，如猛虎下山一般向马穆鲁克人的军营扑去，而尚在睡梦中的穆斯林俨然沦为了待宰的羔羊。米德尔顿的部队在敌营中左突右冲，如入无人之境，对手肝胆俱裂，纷纷逃向停泊在附近海岸的舰队。骑士团虏获了敌人几乎全部的攻城器械，得胜而归。虽然稍后马穆鲁克军队得到重组并再度展开攻势，但士气一落千丈，已经是强弩之末。9月10日，基督教联军终于彻底将入侵者逐出罗德岛。此时距离围攻开始，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天。[5]
◎ 1450年左右的东地中海局势图
随着罗德岛的顺利解围，腓力三世的舰队北上进入君士坦丁堡及黑海海域，以继续圣战，打击土耳其人的势力。可罗德岛防御战胜利的喜悦，很快便被巴尔干传来的噩耗所冲淡了。1441—1142年，匈牙利名将、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匈雅提（John Hunyadi，1406—1456）领兵多次击败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的军队，与此同时，在拜占庭帝国的怂恿下，卡拉曼埃米尔易卜拉欣（Ibrahim）也在小亚细亚举起了对抗奥斯曼人的大旗。面对两线作战，穆拉德二世不禁有些焦头烂额。在教皇尤金四世的鼓动之下，巴尔干基督教诸国建立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十字军，准备一举将奥斯曼人逐出欧洲。穆拉德二世精明地通过开出诱人的条件，与十字军主要将领签署了一份为期十年的和约，暂时化解了危机。此后，他将王位传与唯一幸存的儿子穆罕穆德（Mehmed，1432—1481，当时年仅12岁），准备前往布尔萨归隐。孰料几个月后，在教皇特使的鼓动下，由波兰—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Władysław Ⅲ，1424—1444）[6]统领的十字军居然悍然撕毁了刚刚签署的协议，再次发起进攻。山雨欲来，奥斯曼帝国大维齐（首相）哈里尔邀请穆拉德二世再度出山，老苏丹迅速带领安纳托利亚援军在热那亚人的帮助下回师欧洲。是年11月10日，经过一场鏖战，年轻的波兰—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被苏丹的一名新军（Janissaries，为土耳其禁卫军的步兵部队）士兵砍下了首级，十字军失去了主帅，四散而逃。穆拉德二世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扭转了乾坤，奥斯曼帝国的威望如日中天，巴尔干也再次成了苏丹的“后院”。[7]
◎ 瓦尔纳战役中，波兰—匈牙利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之死，波兰画家斯坦尼斯瓦夫·赫莱博夫斯基（Stanisław Chlebowski，1835—1884）绘制
医院骑士团刚刚击退马穆鲁克王朝的围攻，因此未能参与瓦尔纳会战，某种程度上算是因祸得福。虽然马穆鲁克军队遭到重挫，但目睹奥斯曼人的军威，医院骑士团不愿同埃及始终处于敌对状态，两年后，他们终于成功地与马穆鲁克苏丹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和平是脆弱的。1448年卡拉曼埃米尔易卜拉欣攻占了塞浦路斯王国位于小亚细亚的要塞科律克索，为此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特意向埃及苏丹贾科马克写信，希望他出兵干预，因为塞浦路斯已向后者称臣纳贡，苏丹有义务保护藩属—虽然信中不乏溢美之词（拉斯蒂克甚至称苏丹可与亚历山大大帝比肩），但贾科马克不为所动。1451年，易卜拉欣再度进犯阿拉尼亚（Alanya），该地埃米尔是塞浦路斯与罗德岛骑士的盟友。骑士团派出了自己的海军试图援救，但也无力回天。由于对马穆鲁克王朝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以及对奥斯曼帝国的畏惧，这一时期罗德岛几乎人人自危。从1449年起，医院骑士团的瞭望哨便被要求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有人执勤，以监视来自土耳其或埃及的任何潜在威胁。1450年7月，大团长收到了一封发自土耳其苏丹穆拉德二世的国书，信中以近乎最后通牒的口吻要求医院骑士团放弃一切针对土耳其的海盗行为，而苏丹的回报则是所谓“长久而可靠的和平”。瓦尔纳的惨败尚殷鉴不远，医院骑士团无法公然与奥斯曼土耳其对抗，大团长也只能约束部下在海上的“英雄行动”，如履薄冰地维持着与土耳其人的和平共处。
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终于从俗务中解脱，溘然长逝。穆罕穆德二世再次登基，哈里尔等老臣也不能约束他的雄心壮志了。这一年，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拉斯蒂克已经80岁高龄，而穆罕穆德二世年方19岁。虽然世人误以为新任苏丹不过是个早年经历坎坷、缺乏执政经验的少年，但穆罕穆德早已非昔日吴下阿蒙。由于父亲曾派专人严格教育，他在科学、哲学领域颇有造诣，并且广泛涉猎了土耳其、希腊文学作品。除了母语以外，穆罕穆德还熟练掌握了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波斯语，甚至希伯来语。他相貌英俊，身材健硕，弯眉下是一双可洞悉人心的鹰目，而其鹰钩鼻则暗示着主人的坚毅。昔日的奥斯曼一世不过是小亚细亚一介突厥酋长，即使父王穆拉德获得了苏丹头衔，地位也仍在哈里发之下。年轻的穆罕穆德怀揣着远大的理想，渴望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帝国，甚至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拜占庭虽已奄奄一息，但此时依旧是横亘在他帝王之路上的一块顽石。尽管巴耶济德一世与穆拉德二世曾两度围攻君士坦丁堡失利，但穆罕穆德二世力排众议，决定第三次向这座历史名城进军。1453年4月，苏丹的10万大军已兵临城下，而守城的拜占庭基督教联军不过7000余人。虽然教皇国与威尼斯都派出了援军，但根据以往经验，他们误以为君士坦丁堡尚足以长期坚守，其增援舰队在途中延宕多时，已缓不济急。5月29日，在乌尔班大炮的轰鸣声中，土耳其部队终于突破了城墙，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壮烈殉国，国祚延续千年的东罗马帝国寿终正寝，而穆罕穆德二世也由此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罗马人的皇帝”的头衔。[8]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震惊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各国使节纷至沓来，向穆罕穆德二世表示臣服和敬意。医院骑士团也无法置身事外，虽然目睹拜占庭的覆灭他们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让·德·拉斯蒂克审时度势，还是派出了特使前往君士坦丁堡，向苏丹道贺，并谋求与之续订和约。同冉冉上升的奥斯曼帝国相比，罗德岛骑士团国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且饱受人力短缺之苦。即便如此，老团长也不忘积极备战，他向骑士团欧洲各分部去信要求立即提供资金和士兵以武装罗德岛，在写给奥弗涅分团长的信函中甚至直言自己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穆罕穆德二世并未对医院骑士团宣战，但他在第二年要求后者提供2000达克特的年金，作为向苏丹归顺的标志。医院骑士团是直接隶属于教廷的天主教修士团，向穆斯林君主称臣纳贡不啻为奇耻大辱，因此，拉斯蒂克表示断然拒绝。心力交瘁的老团长在这一年也走完了人生旅程，接任的雅克·德·米利（Jacques de Milly，1454—1461年在位）面临着空前严峻的局势。穆罕穆德二世在1455—1457年间派遣海军多次袭扰罗德岛，并洗劫了属医院骑士团所有的科斯岛、锡米岛等地，以示报复。1456年，他甚至占据了希俄斯岛。与此同时，瘟疫和饥荒还在罗德岛上肆虐。1458年塞浦路斯国王约翰二世驾崩，他的女儿夏洛特成为女王（丈夫为萨伏伊公爵之子路易），但两年后，约翰的私生子雅姆（James）为获得王位，不惜投靠马穆鲁克王朝苏丹伊纳尔（Sayf ad-Din Inal，1381—1461），引狼入室，兴兵作乱。作为传统盟友，医院骑士团选择支持约翰二世的合法继承人夏洛特，并提供了军事援助。但雅姆兵多将广，夏洛特被迫流亡至罗德岛避难，她的丈夫率部在凯里尼亚（Kyrenia）城堡抵抗了三年之久，最终失利。1464年，私生子雅姆正式即位，医院骑士团由于先前失败的干预，与塞浦路斯王国的关系也跌至了谷底。同一时期，医院骑士团的海盗行动多次“误伤”了威尼斯商船，这引来了威尼斯共和国极大的不满。1460年和1464年，威尼斯两度派遣舰队前往罗德岛示威，最终迫使医院骑士团释放了扣押的威尼斯水手并做出赔偿。内忧外患之下，雅克·德·米利通过艰苦的外交谈判，终于在1462年与穆罕穆德二世达成了共识：医院骑士团每年以进献“礼物”的名义，向苏丹提供年金。这既令奥斯曼帝国得到了满足，也保全了医院骑士团的颜面。此后一段时间，奥斯曼帝国与罗德岛医院骑士团国大体上相安无事。[9]
◎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让·德·拉斯蒂克
虽然奥斯曼人暂时不入侵罗德岛，但穆罕穆德二世并未停下征服的脚步。1456年，拉丁人的雅典大公国遭到倾覆。1460年，拜占庭帝国在希腊的残余摩里亚专治君主国也倒在了奥斯曼人的铁蹄之下，统治这一地区的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两位兄弟中，德米图斯直接向苏丹开城投降，而托马斯一度退守麦西尼亚，但最终无力回天，流亡罗马。很快，整个伯罗奔尼撒都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1461年，位于小亚细亚北岸的特拉布宗帝国也被穆罕穆德二世吞并。不久之后，瓦拉几亚、阿尔巴尼亚等国陆续向土耳其人称臣。医院骑士团眼看着昔日的盟友与近邻相继覆灭，却无力相助。西班牙籍大团长彼罗·雷蒙多·扎科斯塔即位三年后，穆罕穆德二世突然提出希望医院骑士团增加贡金，此举遭到了骑士团上下的一致拒绝。为此，他们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重新趋于紧张。扎科斯塔统治期间有两大功绩，其一是将骑士团的语言区正式划分为8个，并进行了明确分工：普罗旺斯语区产生大司令官，奥弗涅语区产生元帅，法语区产生医师长，意大利语区是海军司令，卡斯蒂利亚—葡萄牙语区是书记长，阿拉贡—纳瓦拉语区（习惯上仍称作西班牙语区）是制衣官，英语区是土科波利尔，德语区是大行政官（the Grand Bailiff）。这一时期由于海上战事频发，海军司令的地位大大提高，最终得以与执掌陆军的元帅并驾齐驱。骑士团的军事工业也有所进步，罗德港内的兵工厂有能力维修甚至建造战舰，不过通常骑士团还是倾向于在热那亚或者马赛订购舰船。扎科斯塔的第二大功绩是于1464年主持修建了圣尼古拉斯堡。它位于罗德市北部港口区，以一条狭长石道与城区相连，设计上充分汲取了1444年抵御马穆鲁克入侵时的经验教训，它包含一座高耸的巨型环状塔楼，下部则是多边形棱堡，棱堡上部署了两列火炮射击口，火力强大，坚如磐石。这座堡垒造价不菲，为此，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特意赞助了1.2万枚金币。圣尼古拉斯堡在1467年落成，它的完工极大地增加了港口区的防御纵深，在未来抵御奥斯曼人入侵的战役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约同一时期，骑士团在奈拉克塔的对面兴建了“风车塔”（或称“法国塔”），两者遥相呼应，令港区入口处的防御也趋于完备。在随后的乔瓦尼·巴蒂斯塔·奥尔西尼统治时期，这位具有意大利血统的团长试图与威尼斯结盟，共御外敌。1470年，威尼斯所有的埃维亚岛（Euboea，今希腊第二大岛，面积为4100余平方公里，首府为哈尔基斯）遭到奥斯曼帝国围攻。奥尔西尼派遣了2艘加莱战舰前往驰援，虽然最终功败垂成，但同威尼斯共和国结下了生死情谊。骑士团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教皇西斯克特四世（Sixtus Ⅳ，1471—1484年在位）于1471—1472年发起的反奥斯曼帝国基督教联盟（除威尼斯与医院骑士团外，还包含教皇国、阿拉贡与那不勒斯王国）。医院骑士团勃兰登堡行政官詹姆斯·范登堡（James Vandenburg）奉命指挥2艘加莱战船加入了基督教联合舰队，负责对土作战。1472年，联合舰队驶向士麦那，几乎将它夷为平地，随后兵锋又转向安达利亚（Adalia）、塞琉西亚（Seleucia）、科律克索等地，战果颇丰。与此同时，基督教联盟还成功地与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白羊王朝统治者乌宗·哈桑（Uzun Hasan）结盟，从水陆两方夹击奥斯曼帝国。可惜乌宗·哈桑于1473年8月被穆罕穆德二世击败，这场雄心勃勃的反土耳其同盟战争，也不得不偃旗息鼓。[10]
当皮埃尔·德·欧比松（Pierre d'Aubusson，1476—1503年在位）于1476年接任医院骑士团大团长时，罗德岛已是一片山雨欲来的迹象。虽然穆罕穆德二世暂时将注意力放在对威尼斯的战争（至1479年结束）和降服巴尔干桀骜不驯的诸侯上，但罗德岛重要的战略位置和骑士团的敌意令他感到如鲠在喉，以苏丹的雄心壮志，势必难以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双方虽维持着表面的和睦，但最终的摊牌不可避免，对此双方皆心知肚明。皮埃尔·德·欧比松出生于法国勒蒙泰奥维孔特（Le Monteil-au-Vicomte），作为当地领主的第五子，他没有资格继承父亲的头衔和财产，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他在1444年21岁时选择加入医院骑士团。1460年他曾任罗德市“城堡主”（相当于城防司令），1468年荣升为奥弗涅分团长，1474年又被乔瓦尼·巴蒂斯塔·奥尔西尼召回罗德岛，负责全岛的防务。此时皮埃尔·德·欧比松服役已逾三十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他深受部下爱戴，并且具备战略眼光与专业军事素养。1476年进行新任大团长选举时，皮埃尔是唯一的候选人，其人望之高由此可见一斑。他不仅是一位勇武的战士、勤奋的政治家、精明的外交家，还颇为难得地具备某种人文主义情怀（受意大利文艺复兴熏陶）。例如，大团长曾独具慧眼地任命人文主义诗人吉安·菲莱尔福（Gian Filelfo）为他的拉丁语秘书，一批知识分子也相继得到重用。洞悉大战将至，皮埃尔·德·欧比松调动了一切资源，整军备战，同时积极进行外交斡旋，稳固后方。这年10月11日，他紧急征召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医院骑士集结于罗德岛，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奥斯曼帝国入侵。第二年，骑士团在罗德岛召开了全体大会，进一步商讨抵御外敌的方略。同年，大团长写信给骑士团的马略卡岛行政官，要求他竭尽所能地准备船只，将急需的弹药粮草运往罗德港。1478年，皮埃尔派遣骑士雷蒙德·里卡迪率领一支船队前往西西里采购粮秣。1479年3月，他又给圣吉勒分团长去信，希望后者能再及时送来一笔资金作为备战的军费（此前骑士团法国各分部已经送来了6800达克特）；6月，法王路易十一世与教皇西斯克特四世一起提供了8000枚金币的援助，可谓雪中送炭。总体而言，骑士团各欧洲分部与盟友为了罗德岛的安危纷纷伸出了援手，不过，其中也间杂着一些不和谐音符。法国分团在提供资金一事上颇为延宕，震怒之下，1480年2月，皮埃尔·德·欧比松一度威胁要将法国分团的全体骑士开除出团（虽然他本人也出生在法国）。爱尔兰分团走得更远，其分团长詹姆斯·基廷（James Keating）俨然已蜕变为地方豪强，他不仅对大团长的召唤置若罔闻，还长期拖欠本应上缴罗德岛总部的贡赋。（1482年罗德岛战役尘埃落定后，大团长派遣一位名叫马默杜克的骑士去接替詹姆斯·基廷的职务，不料后者竟将团长派去的人投入了大狱—由于距离太过遥远，皮埃尔·德·欧比松对此也无可奈何。直到英王亨利七世统治时期，詹姆斯·基廷依旧把持着爱尔兰分团的职务。）除了囤积战备物资以外，骑士团也格外注重网罗各类人才，在优厚条件的吸引下，大批雇佣军纷纷涌向罗德岛。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来自德意志的火炮专家约翰尼斯·贝格尔（Johannis Berger），他于1480年5月战役打响之前紧急赶到了罗德岛，为随后的守城战提供了火器方面的宝贵指导（为此大团长花费了80弗罗林）。当然，罗德港的要塞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按照传统，某任大团长在位时动工的建筑和工事，往往会镌刻其纹章以示纪念，而直到今天罗德市老城中刻有皮埃尔·德·欧比松的纹章的古建筑竟超过了50处。他大大加宽了罗德市主城墙，使其平均厚度达到了5米（个别地段甚至达12米），并且为架设火炮预留了空间。皮埃尔进一步改造了罗德市护城河，为它增建了一道外护墙（Counterscarp）。主城墙外的堡垒也进行了改进，升级为多边形棱堡，对重型火炮具有更好的抵抗力。由于骑士团人力紧张，为了缩短战线，他还下令封堵了部分不常用的城门，并新建或加固其余的城门（例如，在水兵门上，不仅刻有他的纹章，还有一段文字：“皮埃尔·德·欧比松，罗德大团长，1478年修建此门”）。在外交阵线上，皮埃尔也收获颇丰。他成功地与马穆鲁克王朝续订了和约，其中明确保障了骑士团与埃及、叙利亚进行贸易的权利，甚至允许它在亚历山大设立贸易站，同时也允许医院骑士自由访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1478年骑士团还与突尼斯的统治者阿布·阿姆鲁达成协议，后者同意罗德岛商人每年前来采购大量小麦（罗德岛的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一旦与奥斯曼帝国开战，其黑海贸易线必将遭到封锁，与南方的马穆鲁克王朝和突尼斯签署贸易协定算得上未雨绸缪）。在1479年的一封信件中，皮埃尔准确地预言奥斯曼人的入侵将在第二年打响，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完全关闭和谈之门。同年，医院骑士团的特使与穆罕穆德二世之子杰姆（Cem，时任卡拉曼总督）秘密展开了一系列会晤。不过谈判双方其实均在虚与委蛇，彼此也心照不宣，至1479年4月，和谈无果而终。[11]
◎ 罗德港尼古拉斯堡
1480年的穆罕穆德二世已快到天命之年，再不是当年君士坦丁堡城下那个略显稚嫩、急于正名的年轻人。岁月在他脸上镌刻出沧桑的皱纹，但并没有磨灭他的雄心壮志。在近三十年的执政生涯中，穆罕穆德二世东征西讨，屡克强敌，鲜尝败绩。在他的铁腕下，奥斯曼帝国俨然进化成了一部高效冷血的战争机器。苏丹已经终结了东罗马帝国，西方的使臣也常常尊称他为“恺撒”，他下一个魂牵梦绕的目标，自然是罗马。一旦能够饮马台伯河，捣毁教廷这个十字军的发源地，必然会让全世界的基督徒战栗不已，同时令奥斯曼帝国成为地中海真正的霸主。15世纪后期，奥斯曼人的军事制度已经高度成熟。苏丹最为倚重的精锐部队是所谓的“卡皮库鲁”（kapikulu，原意为“宫殿奴隶”）中央常备军。他们通过德米舍梅制度（Devşirme）从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遴选而出，自孩童时期便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领取固定薪饷，是精锐中的精锐。[12]卡皮库鲁军队中包含的步兵部队，即赫赫有名的土耳其新军，在1475年前后编制共约6000人；而骑兵部队叫作卡皮库鲁苏瓦里勒里（kapikulu Süvarileri），一般也被称作西帕赫（Sipâh），是训练有素的重装骑士，约3000人规模；此外还包括工兵、炮兵等。穆罕穆德二世统治后期，他直接掌控的卡皮库鲁部队人数在万人以上。不过若从数量上看，奥斯曼帝国陆军的主力是由封建领主提供的。1475年帝国各地的领主共计6.3万人，按照传统，战时每人有义务提供3—5名士兵（骑兵称作西帕希，步兵称作皮亚德），因此理论上，穆罕穆德二世可从中募集多达20万以上的兵员。奥斯曼人的军队中还有一批辅助部队，例如，负责侦查与袭扰的阿基比（akibi）轻骑兵，以及负责守卫国界的阿金日（akinci）边防军等。如果大战爆发，奥斯曼苏丹还能够从自己的藩属与盟友中征调援军，例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王公的部队和克里米亚鞑靼可汗的骑兵，都是对帝国主力的良好补充。最后，奥斯曼帝国陆军中还活跃着一批雇佣军部队，即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他们完全为战利品而来，因军纪败坏而臭名昭著，不过在苏丹眼中，却是优良的炮灰。[14]
◎ 水兵门，居中为皮埃尔·德·欧比松的纹章
◎ 皮埃尔·德·欧比松（画面居中穿黑色修士袍者）在1480年罗德岛大围攻开始前检查城防情况，来自纪尧姆·科尔辛（Guillaume Caoursin）[13]所著插图版《罗德岛围攻记》（Gestorum Rhodiae obsidionis commentarii，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与巴耶济德一世等前辈相比，穆罕穆德二世心思缜密，有勇有谋。在他统治时期，一直竭力打破基督徒尝试构筑的“反土耳其联盟”，以免陷入多线作战的窘境。1479年6月25日，经过艰苦谈判，奥斯曼帝国与威尼斯共和国终于签署了和约，从而结束了两国长达十六年的鏖战。威尼斯被迫承认了穆罕穆德二世对阿尔巴尼亚与爱琴海诸岛的征服，但保住了达尔马提亚地区与希腊南部的部分领地，同时也恢复了在奥斯曼帝国进行贸易的特权。苏丹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成功地使地中海一大劲敌退出了反土耳其战争，从而可以腾出手来，去实现他未竟的伟大梦想。
◎ 穆罕穆德二世，威尼斯画家真蒂莱·贝利尼（Gentile Bellini，1429—1507，他是由威尼斯政府派往伊斯坦布尔为苏丹作画的）绘制
◎ 穆罕穆德二世统治时期的达达尼尔大炮（约铸造于1464年）是奥斯曼帝国重型火炮的代表，现藏于英国内尔森堡
若要成功西征罗马，必先要除去罗德岛这一绊脚石。作为一代枭雄，穆罕穆德二世构想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准备同时派出两支劲旅，从东西两个方向攻占罗德岛并登陆意大利，待罗德岛硝烟散去后，再让两军合兵一处，直捣罗马。如果一切顺利，这样的作战部署能够让整个西方世界首尾不能相顾；当然，分兵也蕴含着风险，存在被基督徒各个击破的可能。数百年来，医院骑士团的威名一直在黎凡特广为流传，面对罗德岛这块硬骨头，苏丹不免也有些踟蹰。
就在此时，三位基督教变节者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促使穆罕穆德二世下定了决心。其中两位希腊人，分别是来自埃维亚岛的术士迪米特里奥斯·索菲亚诺斯（Dimitrios Sophianos，自称为神秘学家）和来自罗德岛的安东尼奥斯·迈利加拉斯（Antonios Meligalas，前罗德岛本地贵族），他们出于一己私利，竭力鼓吹眼下正是出兵的大好机会。另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是来自德意志迈森（Meissen）的火炮专家乔治，他早年曾在罗德岛定居，后来为了高官厚禄带领妻小投奔了土耳其苏丹，在伊斯坦布尔获得了重用，并被人们尊称为“大师”（Meister）。乔治凭借记忆绘制了一张罗德市的详细城防图，它成了苏丹制定作战方略的基础，因此他的发言更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乔治同样认定，依靠自己设计督造的重炮，攻破罗德港的城墙易如反掌。三人的游说最终打动了穆罕穆德二世，并令奥斯曼帝国的宫廷中也洋溢着一股盲目乐观的气氛。但实际上，他们离开罗德城已久，脑海中对它的印象依然是过去那个有些破败萧条的港口，对皮埃尔·德·欧比松及其前任的励精图治、整军备战一无所知。因此犯下了轻敌的兵家大忌。
青年时代的穆罕穆德二世喜欢御驾亲征，但1479年前后他龙体微恙，不得不指派两位将领代劳。负责攻略意大利的是帝国海军司令盖迪克·艾哈迈德（Gedik Ahmed）帕夏[15]，他当时正领兵驻扎在阿尔巴尼亚，按照苏丹的旨意，他将在来年登陆阿普利亚（Apulia，位于意大利半岛东南部）地区，为后续的军事行动打下桥头堡。而奉旨远征罗德岛的主帅则是梅希·帕列奥列格（Mesih Palaeologus，时任第四维齐）帕夏，他拥有拜占庭皇族血统，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远亲。苏丹在用人上一向眼光独到，既然罗德岛曾经是拜占庭的领土，并且岛民多为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那么任命一位拜占庭皇族作为指挥官自然便于收买人心，破坏骑士团与居民的团结，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1479年冬，奥斯曼人的一支舰队突然出现在十二群岛海域，此举显得颇不寻常（按照传统，土耳其人一般避免在冬季作战），他们四处劫掠，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甚至一度闯入罗德岛乡村地区。但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皮埃尔·德·欧比松并未惊慌失措，因为他得到确切情报—这不过是奥斯曼人在试探骑士团的虚实。骑士团上下严阵以待，最终令土耳其人无功而返，但他们明白，来年春暖花开之后，才是决定罗德岛人生死的关键时期。[16]
1479年至1480年的整个冬季，穆罕穆德二世都在为越冬的舰队尽可能地筹集兵员、装备和粮草。1480年4月，来自帝国各地的部队开始在首都附近集结，对罗德岛的远征已经箭在弦上。奥斯曼人历来高度重视情报战的作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封锁备战消息，不惜关闭了若干与罗德岛相邻的港口，并派出士兵封锁道路，穆罕穆德二世甚至派人去散布自己的死讯，以麻痹对手。但这些工作对骑士团并未奏效。皮埃尔·德·欧比松深信奥斯曼帝国的下一个入侵目标正是罗德岛，并做了数年的准备。1480年春，骑士团开始在罗德市以外的各个据点设防，有序地将乡村地区的岛民逐步迁入城市，并囤积粮食和补给品。皮埃尔甚至要求农夫提前收割未成熟的作物，以坚壁清野。收集粮食的行动获得了巨大成功，据贾科莫·德·库尔蒂（Giacomo de Curti）的记载，此时罗德市的仓库中堆满了谷物、美酒、橄榄油、奶酪、咸肉和其它各式上乘的食物，足以支持骑士团固守两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