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2年9月19日，骑士团在法国的全部财产被没收（价值高达1.12亿里弗尔），逃离法国的法籍医院骑士遭到缺席审判，巴黎分部被革命政府改建为监狱，用于囚禁王室成员。雪上加霜的是，随着法国军队走出国门作战，他们每到一处便同样没收医院骑士团的财产。骑士团位于意大利和莱茵河左岸的分部因此损失惨重。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国君主也纷纷落井下石，开始对骑士团征收10%的赋税。1788年，医院骑士团岁入共3156719里弗尔（其中，法国三大语言区贡献了44%），支出2967503里弗尔，尚略有盈余。1792年后它的岁入急剧下滑至约100万里弗尔，债务则飙升至约600万里弗尔。与此同时，大批法国难民涌入马耳他，其中不少是被缺席判处死刑的法籍医院骑士，他们额外加重了骑士团的负担。面对空前的危机，骑士团本应节省一切开支，但当他的秘书建议取消对马耳他小麦的津贴时，大团长竟断然拒绝，因为在他看来，此举会抬高当地粮食价格，从而危及穷人的生存。罗昂出售了自己的全部珠宝，将所得缴入国库，他叮嘱自己的仆人，每天饭桌上的花费不得超过1斯库多，剩余的餐费则分给拮据的团友……大团长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但多事之秋，未免有些妇人之仁。
1793年法国向马耳他派驻了新任大使，虽然革命党对马耳他骑士团十分鄙视，认为它是落后的封建神权国家，但大使依然被要求安抚马耳他政府。因为法国理解马耳他在航海贸易上的枢纽地位，英国、俄国正对它虎视眈眈，法国暂时不愿将骑士团推入敌人的怀抱。法国政府甚至暗中决定，一旦马耳他遭到英国舰队入侵，就出动海军保卫它。天有不测风云，同年路易十六被处决，此事严重伤害了骑士团上下的情感，因为数百年来法兰西王室一直是它重要的盟友和保护人。法国贵族出身的大团长罗昂禁止马耳他的法国舰队升起三色旗，也拒不承认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这一鲁莽的举动被法国政府视为宣战。8月土伦爆发了保王党人的叛乱，英国与西班牙舰队趁势占领了这座海港，法国地中海舰队尽陷敌手，罗昂也派出600名士兵加入了反法同盟的队伍，并对法国人关闭了瓦莱塔港（虽然它是自由港）。但法国此时面临着反法同盟的围攻，暂时无力进犯马耳他；大团长很快也意识到背后的风险，经过谈判，此后数年骑士团宣布对法国保持中立，一场战争也暂时得以避免。
1796年即位的俄国沙皇保罗一世（PaulⅠ，1754—1801）崇拜医院骑士团，医院骑士朱利奥·利塔获得了他的垂青，在沙皇扶持下，骑士团在俄国的岁入增长至5.3万弗罗林，在骑士团各地分部屡遭重创之时，这算是难得的好消息。俄国的亲善为骑士团提供了潜在的后方，也给大团长提供了些许转圜的空间。
1797年7月埃曼努埃尔·德·罗昂-波尔杜离世，给骑士团造成了又一次沉重打击。骑士团本应慎重选出一位头脑灵活、意志坚定的领导人，但仓促之际他们却推出了史上第一位来自德语区的大团长—斐迪南·冯·洪佩施（Ferdinand von Hompesch，1797—1799年在位）。法国三大语言区的没落以及西班牙与法兰西共和国的结盟，令骑士们的选择颇为受限。大团长候选人只能来自意大利或德意志—然而拿破仑已染指北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则有着反复无常的劣迹。因此，在罗昂病危期间便有人断定下一届大团长将来自德语区。巧的是，一则广为流传的预言声称，骑士团在马耳他的末代大团长将会来自德意志。此外，斐迪南·冯·洪佩施的确称不上最佳人选。他来自巴伐利亚，14岁加入骑士团，曾为大团长平托的侍从，从1775年起长期担任骑士团驻哈布斯堡王朝大使，1796年后兼任德语区皮利耶。洪佩施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官，头脑精明，善于察言观色甚至阿谀奉承，但他极度欠缺军事经验，对国际战略几乎一无所知，这对大团长而言几乎是致命的缺陷。洪佩施为了选举花费甚巨，并欠下了数万斯库多的债务。当选后虽然享有团长的津贴，与罗昂相比，他却不曾资助团内窘迫的部下一分一毫（马耳他岛内当时寄居着大批法国骑士“难民”）。但对待马耳他人，洪佩施摆出了亲民的面孔，他善于收买人心，粉饰太平，在岛上十一个月的统治中，的确获得了百姓的爱戴。大团长也意识到法国的威胁，并将主要精力用于请求列强（尤其是俄国）的保护，甚至授予保罗一世骑士团保护人的头衔；但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去动员全团备战，或加固马耳他的城防。[28]
在法国大革命的乱世中，一位来自科西嘉岛的青年军官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即未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已脱颖而出：1794年的土伦港战役中，他表现优异，被革命政府破格提拔为陆军准将（时年24岁）；1795年督政府执政后，他被任命为巴黎卫戍司令，升任陆军中将；第二年他作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在半岛东征西讨，所向披靡，成为法国人崇拜的英雄，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但也引发了督政府的忌惮。1798年拿破仑提出远征埃及，以便为法国打通东方之路，虽然与英国战事正酣，但督政府为了使他远离政治中心，顺水推舟，给予了全力支持。1798年4月，拿破仑·波拿巴被任命为新组建的“东方军团”的司令官，布吕埃斯海军中将（François-Paul Brueys d'Aigalliers，1753—1798）任舰队司令，其中，拿破仑麾下的陆军人数达2.9万余人。而若要横渡地中海进攻埃及，马耳他是一座无法绕开的桥头堡。
拿破仑很早便意识到马耳他的战略价值，1797年5月，他曾秘密建议督政府占领该岛，但督政官对此态度十分消极。于是他转而游说外交部部长塔列朗（Talleyrand，全名：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1754—1838）[29]：“为什么我们不占据马耳他？舰队停靠马耳他期间，布吕埃斯完全有机会成为岛屿的主人。瓦莱塔的守军不过400名骑士、500名士兵，而10万马耳他居民生活困窘，普遍厌恶骑士团的统治。我在意大利作战时便有意没收骑士团的财产（以削弱其力量）。一旦我们控制了马耳他、撒丁岛和科孚岛，我们就掌控了整个地中海。”塔列朗欣赏拿破仑的见地，在他的斡旋下，督政府最终秘密批准了科西嘉人的作战计划。同年11月，拿破仑派遣一位密使艾蒂安·普西耶尔格（Etienne Poussielgue）登上了马耳他岛。他手握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是所有可能同情、支持法国革命政府的骑士团成员。而著名的骑士团法籍地质学家德奥达·德·多洛米厄已经被拿破仑策反，他积极活动，拉拢团友倒戈。拿破仑的秘密战取得了硕果：70—80名骑士团成员最终选择了“弃暗投明”，其中便包括改革派领袖、罗昂曾经的重要幕僚让·德·博斯勒东·兰西亚（时任骑士团财务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骑士团叛徒中，法国人并不多。200余名从法国出逃马耳他的骑士经历了丧失家园之痛，大部分属于坚定的主战派（普西耶尔格的报告显示，只有15位法国骑士是可能被收买的）。
1798年5月，拿破仑率部抵达土伦。5月19日，阵容庞大的法国东方军团正式开拔。此时马耳他共有10.4万名居民（马耳他本岛9万人）、332名骑士（其中282人可作战）和约6000名守军，还有4000名民兵可动员。此外骑士团总共储备了4个月的粮食和750吨火药。以守军的实力，尚能与法军一战，至少可固守待援，但大团长依旧将希望寄托于俄国、英国的干预上，迟迟不愿发起总动员。的确，英国舰队正在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30]的率领下一路跟踪法国舰队，但恶劣的天气延误了他们的行动，直到6月20日马耳他已沦陷后，纳尔逊才收到洪佩施的求援。
6月4日，斐迪南·冯·洪佩施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分团的密信，信中表示，有确切情报证明，从土伦出发的法国舰队的目标不仅仅是埃及，还包括马耳他岛。匪夷所思的是，大团长竟无动于衷。“让我们向上帝祈祷马耳他不会受到攻击。”他轻描淡写地说。直到6月6 日，法国先遣舰队已出现在马耳他外海，洪佩施才意识到危险临近，仓促地动员备战。在紧急召开的战前会议上，他坦诚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将指挥权拱手交予11位高官组成的军事参谋团。洪佩施确有自知之明，也试图表现出用人不疑的姿态，但他本应细细甄别部下的忠诚度—11人中，竟有4人早已暗中投靠了拿破仑·波拿巴。除了兰西亚之外，还包括城防司令、炮兵总监和工兵总监。特洛伊木马已经蓄势待发。骑士团大元帅洛拉斯对团长忠心耿耿，他组织了3艘战舰试图拦截法国舰队。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计划失败后大元帅的威望也随之跌到了谷底，于是骑士团的指挥官们就开始各自为政了。
1798年6月9日，法国舰队（包括14艘战列舰、30艘护卫舰、300艘运输舰）抵达马耳他大港区外。拿破仑彬彬有礼地派人通知大团长，希望能够靠岸补给淡水，休整人员。大团长则依据三十年前与法国签署的条约，一次只允许4艘法舰入港，但他同意向法国海员开放马耳他医院，以释放善意。以此为借口，第二天拿破仑正式下令法军发起全面进攻。至10日中午，已有1.5万名法国士兵在马耳他的11个不同地点登陆。西班牙王国已与法国正式结盟，骑士团西班牙语区领导人唐·费利佩·德·阿马特（Don Felipe de Amat）因此禁止部下参与抵抗。于是多数西班牙骑士在他们的会馆内以静坐的形式迎接法国人的到来。当天晚上，人们发现阿马特在自己海边的官邸内与法国将军们把酒言欢。兰西亚也于拿破仑宣布入侵时，以不愿对抗基督徒为由，挂冠而去。骑士团面临分崩离析的窘况，而大团长似乎束手无策。
◎ 1798年拿破仑登上马耳他岛，查理·艾蒂安·皮埃尔·莫特（Charles Etienne Pierre Motte，1785—1836）绘制
如果骑士团坚定地依托蒂涅要塞、科托内拉防线据险固守，或许能令拿破仑陷入一场持久战。这正是后者要竭力避免的，据说法国统帅秘密下令，若战事久拖不决，影响到远征埃及，就放弃马耳他岛。但骑士团并无统一的指挥，部分冲动的前线指挥官选择主动出击，希望将法国人赶下海。面对拿破仑的精兵，久疏战阵的骑士团陆军在野战中很快溃不成军，残部狼狈地撤回了瓦莱塔。目睹初战失利，弗洛里亚纳（Floriana）的守军竟选择了不战而逃。一片混乱中，马耳他骑士团的军旗亦被法军缴获。当然，骑士团中仍不乏尽忠职守、坚韧不屈的勇士：蒂涅要塞司令官已经80岁高龄，依然与部下生死与共，绝不后退半步；乔瓦尼·托马西（Giovanni Tommasi）以区区400名民兵死守纳沙尔防线（the Naxxar Lines），对抗法国将军巴拉杰·迪里埃（Baraguey d'Hilliers）的一整个师……可惜个别英雄事迹无法扭转马耳他的局面。至10日晚，法军已控制森格勒阿半岛，并在蒂涅要塞外架设重炮，马耳他主要城市均陷入了重围。
与1565年的情况迥异，马耳他人也与骑士团离心离德，在很多百姓看来，法国人占多数的骑士团与兵临城下的拿破仑并无本质不同，这只是一场法国人之间的“内斗”。因此，他们宁可选择置身事外。11日凌晨，一批马耳他贵族代表涌入大团长宫，叫嚷着必须马上与拿破仑和谈。大团长的部下气愤地威胁要绞死这批叛国者，但洪佩施却只是平静地送他们离去。第二天，尽管大元帅双膝跪地恳求大团长务必坚持到英国舰队抵达，后者还是决定与拿破仑谈判。11日晚6点，在多洛米厄的斡旋下，双方暂时停火。马耳他骑士团的使节登上了拿破仑的旗舰“东方”号。
平心而论，洪佩施并非准备卖国求荣，他赋予使团的任务是尽可能为马耳他争取有利的条件，而非无条件投降。但他又一次用人失察，使团的三位主要成员中，团长竟是西班牙人唐·费利佩·德·阿马特，第二位是暗中倒戈的让·德·博斯勒东·兰西亚，只有来自意大利语区的骑士弗里萨里有希望为骑士团仗义执言。不幸的是，他竟因晕船在交涉过程中几乎一语未发（他的法语原本就很蹩脚）。在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后，使团屈服了，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法国人苛刻的协议。
阿马特等人将这份耻辱的协定带回大团长宫后，洪佩施目瞪口呆，试图拒绝签字，但他也明白，大势已去，马耳他的沦陷无可挽回。当骑士团将领图尔·杜皮恩从前线返回准备向大团长汇报时，他得知了这一噩耗。面色苍白的洪佩施对他说：“我们失去了一切。”杜皮恩回答说：“一时得失无须挂怀。荣誉永存。”
6月12日，波拿巴以征服者的身份步行进入瓦莱塔，并得到了部分骑士团拥趸的欢迎。五天后，斐迪南·冯·洪佩施带领部分仍忠于骑士团的部下悲怆地离开了马耳他。拿破仑仅允许他们携带少量随身财物，包括部分宗教圣物—圣约翰的右臂、“真十字架”碎片、圣母像等，但大部分圣物（包括第一任大团长杰拉尔德的头骨）和财产永远留在了马耳他。圣约翰教堂等名胜遭到法军洗劫，骑士团的财宝被统一运至旗舰“东方”号上。拿破仑在瓦莱塔留下了3000人的驻军，随后启程前往埃及，约有50位医院骑士选择与他同行。同年8月1日，在著名的尼罗河之战中，英国舰队击败了法国舰队，布吕埃斯伤重不治，“东方”号连同骑士团的珍宝亦永远沉入了海底。
◎ 铸有斐迪南·冯·洪佩施头像及纹章的马耳他银币
史学家对洪佩施如此草率的投降多持批判态度，甚至认为他实乃骑士团之千古罪人。大团长的确需要承担领导责任，他对部下和臣民缺乏信任与信心，也欠缺战略眼光与外交技巧，尤其是不具备瓦莱特那样宁死不屈、破釜沉舟的勇气。拿破仑固然占据兵力上的优势，但若骑士团依托工事，坚守数月当不成问题（法军主力离开后，少量驻军在英国舰队围攻下依然坚持了两年之久，即是明证），届时纳尔逊便有机会驱逐法军，拯救马耳他岛。但平心而论，作为德意志骑士，洪佩施只能算骑士团内的“少数派”，无力驾驭人数占优的西班牙和法国骑士，更无法做到一言九鼎。危机爆发时，不少骑士团成员与长官貌合神离，甚至同拿破仑暗通款曲，早已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资质平庸的大团长未能力挽狂澜，也算情有可原。
无论如何，随着1798年6月17日斐迪南·冯·洪佩施与亲信们黯然撤离瓦莱塔，医院骑士团辉煌的“海狗”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1]
注释：
[1] 庇护五世原名米切勒·吉斯莱乌（Michele Ghislieri），以生活简朴、宗教虔诚著称，即位后着力打击异端，整饬教会纪律。1570年他对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施以绝罚之刑，并支持法国政府打击国内胡格诺派；对外则积极组建天主教神圣同盟对抗奥斯曼帝国，并赢得了勒班陀海战的胜利。庇护五世勤政爱民，威望甚高，腓力二世的使节曾对他如此评价：“他道德上白璧无瑕，宗教上无可挑剔，正是眼下我们急需的教皇人选”。1712年庇护五世被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封为圣徒。参见：丁光训，金鲁贤，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74页。
[2] Desmond Seward, The Monks of War: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pp.287-288.
Ernle Bradford,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Open Road Media, 2014, pp.183-184.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73.
1566年为何土耳其人不曾第二次进犯马耳他令无数历史学家费解。据骑士团18世纪出版的官方史书记载，这是由于大团长瓦莱特派出的间谍成功地引爆了伊斯坦布尔皇家兵工厂，从而为骑士团赢得了喘息之机，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最终确认。至于本章的标题所用“海狗”（seadog）一词，是西方对水手的戏称，1565年后医院骑士团的经济与军事皆高度依赖海军，大部分马耳他骑士长期在海上生活，故笔者用此作为对他们的称呼。
[3] Philip Gosse, The History of Piracy, Dover Publications, 2007, pp.36-37.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47-148.
Ernle Bradford,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p.190.
[4] 参见：马千，《争霸地中海—1571年勒班陀大海战》，载于《铁血文库002》，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5-23页。
[5] 勒班陀今名纳夫帕克托斯（Nafpaktos），位于希腊埃托利亚-阿卡纳尼亚州（Aetolia-Acarnania）西部科林斯湾，“勒班陀”是意大利人对它的称呼。
[6] 马千，《争霸地中海—1571年勒班陀大海战》，24-55页。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74.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48-149.
Ernle Bradford,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pp.191-194.
勒班陀海战后，乌卢奇一共挽救了35艘奥斯曼帝国战舰。
[7] 马蒂亚·普雷蒂，医院骑士团著名画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的塔韦尔纳（Taverna，他也因此被团友称作“卡拉布里亚骑士”），早年曾师从巴蒂斯泰洛·卡拉乔洛（Battistello Caracciolo，曾是卡拉瓦乔的学生）。1630—1659年主要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从事创作工作，1659年后长住于马耳他，并在第二年被正式接纳为医院骑士。他曾为瓦莱塔圣约翰教堂、戈佐岛圣乔治教堂绘制壁画，并在马耳他各地留下不少墨宝。马蒂亚·普雷蒂长寿而多产，作为卡拉瓦乔画派后期代表人物之一在整个欧洲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8]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p.74-75.
Ernle Bradford,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pp.196-197.
[9]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p.76-77.
Ernle Bradford, The Shield and the Sword, pp.197-202.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25-126.
[10] 这桩命案一度成为罗马街头巷尾热议的新闻，但来龙去脉一直众说纷纭。起因除了赌债，还有说法认为是出于对某场网球比赛的争论。打斗双方各有四人，主要的“战斗”爆发在卡拉瓦乔和托马索尼二人之间。据目击者说，卡拉瓦乔原本是刺向托马索尼的大腿，但因后者突然跌倒而不慎刺入了他的腹部，导致惨剧发生。而卡拉瓦乔的头部也受了伤，此后他飞快地逃离了罗马。参见：Desmond Seward, Caravaggio - A Lif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8, pp.309-312.
[11] Desmond Seward, Caravaggio - A Life, pp.313-363.
Felix Witting, M.L.Patrizi, Caravaggio, Sirrocco-Parkstone, 2008, pp.81-88.
[12] 进入17世纪，虽然医院骑士团理论上仍存在八个语言区，但英语区已经消亡。虽然如此，骑士团的规模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至于教士、军士阶层的萎缩则体现了骑士团世俗化、贵族化程度的加深。随着时间推移，医院骑士团的人数难免有所起伏，例如1635年骑士的总人数就降为1715人。
数据参见：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77.
洛佩·德·维加与骑士团的渊源参见：http://www.ordendemalta.es/story.php?id=697
[13]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一次大规模欧洲战争，因持续整整三十年而得名。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长期争夺利益、树立霸权及宗教纠纷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为始，最后以哈布斯堡家族战败并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而告结束。交战双方分别为哈布斯堡王朝领导的天主教联盟与欧洲新教国家联盟（法国虽以天主教为国教，但出于利益考量仍选择加入新教联盟作战）。三十年战争给欧洲带来空前浩劫，战后德意志各邦大约损失了60%的人口，神圣罗马帝国为此五分四裂，西班牙失去了欧洲霸主地位，被法兰西取而代之，瑞典也一举成为北欧强国。战争中也涌现出大批名将与新式军事科技、战术，深刻地改变了欧洲军事历史。参见：光复书局大美百科全书编辑部，《大美百科全书·26》，458-461页。
[14] 骑士团抓获的这个孩子是否为苏丹的骨肉还存在争议。他最终被带回马耳他抚养长大，后来皈依了天主教，进入修道院生活，人称“奥斯曼神父”。
参见：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256-266页。
Dennis Castillo, The Maltese Cross: A Strategic History of Malta, Praeger, 2005, pp.89-90.
Caroline Finkel, Osman's Dream: The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pp.225-228.
[15] http://mhs.eu.pn/cc/CC08.html.
Jean-Claude Dube, The Chevalier de Montmagny: First Governor of New France, Elizabeth Rapley(trans.),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5, pp.263-287.
[16] 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270页。
Desmond Seward, The Monks of War: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p.293.
Kenneth Meyer Setton, Venice, Austria and the Turk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1, pp.104-162.
[17]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p.79-80.
Desmond Seward, The Monks of War: The Military Religious Orders, p.298.
关于马耳他骑士团18世纪的详尽历史，读者可参阅：Roderick Cavaliero, 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 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auris Parke Paperbacks, 2009.
[18]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 Hospitaller, pp.125-128.
Dennis Castillo, The Maltese Cross: A Strategic History of Malta, p.90.
[19] 18世纪的风帆战列舰（ship of the line）通常根据吨位、火力分为四级：一级战列舰（拥有超过98门火炮，三层火炮甲板）、二级战舰（90—98门火炮，双层火炮甲板）、三级战列舰（60—80门火炮、双层火炮甲板）、四级战列舰（46—60门火炮，双层火炮甲板）。一、二级战列舰虽然威力巨大，但造价昂贵、行动笨拙，相对而言，三级战列舰性能更为均衡，是风帆战列舰中的主力。
[20]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 Hospitaller, pp.128-130.
Dennis Castillo, The Maltese Cross: A Strategic History of Malta, pp.88-91.
[21] Dennis Castillo, The Maltese Cross: A Strategic History of Malta, p.88, p.92.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231.
[22] 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出生于西班牙一个贫苦家庭，15岁加入西班牙军队，后开小差辗转逃至马耳他岛，在医院骑士团军舰上服役了六年，并因此成长为训练有素的水手。之后孔特雷拉斯返回西班牙军队服役，先后担任过陆军上尉和护卫舰舰长，于欧洲各地征战。他与西班牙文学家、医院骑士洛佩·德·维加私交甚笃，在后者的劝说下，他将自己的传奇经历记录出版—孔特雷拉斯的自传因此成为研究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及地中海历史的重要资料。
[23] 按照传统，红衣主教被尊称为“阁下”（His Eminence），亲王被尊称为“殿下”（His Highness），平托首次采用复合式的称谓“Eminent Highness”，显示出他强调自己同时具备红衣主教、亲王两种身份的野心。为与“阁下”“殿下”区别，笔者将它译作“显赫的殿下”。
[24]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 Hospitaller, pp.131-132.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221.
[25] 德奥达·德·多洛米厄，12岁加入医院骑士团，后成为法国著名地质学家，被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École centrale Paris）聘为教授，白云岩（dolomite）即以他的姓氏命名，至今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他采集的矿物样品。虽然骑士团与拿破仑一世关系紧张，但他却和未来的法国皇帝私交甚笃，在1798年的马耳他战役中属于主降派，骑士团被逐出马耳他岛后，他曾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1799年多洛米厄在亚历山大染病，被拿破仑送回法国疗养，途中遭到西西里王国的俘虏和监禁（一同被俘的还包括大文豪大仲马的父亲、法国将军老仲马）。多洛米厄的不幸遭遇在欧洲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英国科学协会（当时英国正与拿破仑交战）也要求立即释放这位学者。法国外交部也为此进行了多番斡旋。最终拿破仑用武力平息了事件—他领兵攻入意大利，所向披靡，而与佛罗伦萨媾和的条件之一，便是立即释放德奥达·德·多洛米厄。但两年的牢狱之灾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于1801年病逝。
[26]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133.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p.224-233.
Roderick Cavaliero, 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 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121-131.
[27]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来龙去脉，读者可参考：乔治·杜比，《法国史·中卷》，787-905页。限于篇幅，笔者在本书中不再赘述。
[28] Dennis Castillo, The Maltese Cross: A Strategic History of Malta, pp.96-97.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33-135.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p.234-237.
[29] 塔列朗为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他曾任欧坦主教，1789年被选为教士代表参加三级会议，支持征用教会财产资助新政府，并代表神职人员签署《教士公民组织法》，人称“革命的大主教”。1792年他被派往英国作为外交特使。在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时期被逐出法国，一度流亡美国，后重返故土，先后任督政府外交部部长（1797—1799）、执政府外交部部长（1799—1804）、拿破仑第一帝国外交大臣（1804—1807），路易十八复辟后再度出任外交大臣，代表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晚年参加了1830年七月革命，支持推翻路易十八，并在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担任驻英大使（1830—1834）。塔列朗头脑精明，善于审时度势，一生中曾几易其主，堪称法国政坛的“不倒翁”。
[30] 霍雷肖·纳尔逊，第一代纳尔逊子爵，海军中将，英国海军传奇名将。他于1770年加入皇家海军，1777—1783年在西印度群岛服役。1793年被派往地中海支持与法国作战的英国盟军。在圣文森特角战役（1797年）中英国取得对西班牙和法国的胜利后，被擢升为海军少将，1798年一路追击拿破仑远征舰队直至埃及，并赢得尼罗河战役的胜利，击毙法军舰队司令布吕埃斯，导致拿破仑的东方作战计划流产。1799年因协助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一世重登王位而获得布朗台公爵封号。1801年纳尔逊赢得哥本哈根战役的胜利，借此荣升为英国海军总司令。1805年在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战役中，他指挥舰队重创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而本方无一损失。但战事结束前纳尔逊被法军狙击手命中，壮烈殉国。他的去世受到广泛哀悼，也因此被视为英格兰民族英雄。
[31] Dennis Castillo, The Maltese Cross: A Strategic History of Malta, pp.98-106.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49-151.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 Hospitaller, pp.136-137.
Roderick Cavaliero, The Last of the Crusaders: The Knights of St. John and Malt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21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