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骑士团真正卷入军事斗争几乎是在它正式被教廷册封三十年后。1139年至1143年间，教皇英诺森二世在Quam a abilis Deo中同意他们自筹经费保留一支“servientes”队伍，以保护朝圣者的安全。“servientes”一词本身有“仆人”的意思，但还有另一种含义：“军士”（相当于法语中的sergeants，指非骑士阶层的军事人员）。教皇显然是允许了医院骑士团正式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卫圣地。
看上去，军事化的医院骑士团的功能与宗旨似乎与1120年成立的圣殿骑士团有所重合。然而，虽然在1129年特鲁瓦（Troyes）会议上得到了官方承认后圣殿骑士团发展迅速，但它的实力还远远不能保证众多前往圣地的朝圣者的安全。教皇的认可令医院骑士团从幕后走向了台前，他们已经在医院中为朝圣者们服务了近一个世纪，现在开始披上戎装，为遥遥路途中的朝圣者们保驾护航。这当然也是一个契机，可以让医院骑士团的势力更加壮大。
1126年，一份医院骑士团的捐赠记录提到，耶路撒冷王国雅法（Jaffa）统帅（Constable）巴里桑（Barisan）邀请的几位见证人中，包括骑士团的统帅杜兰德（Durand）。在中世纪，统帅通常是高级军职，当国王不在军中时，他代替其行使指挥权，相当于国王的军事副手，代表人物如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民族英雄、骑士统帅贝特朗·杜·盖克兰。因此，这份史料似乎说明医院骑士团已经开始军事化转型。不过，文件中杜兰德在医院骑士团证人名单里排名相当靠后，似乎其地位远不能和西欧的同行相比，因此他可能只是一位雇来的中低级军官或行政上的“总管”，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统帅”。并且在他前后一段时期，我们也看不到医院骑士团“统帅”职务的记录。
医院骑士团涉足军事领域真正强有力的证据是他们在1136年从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Fulk，约1090—1143）手中接过了一件大礼—巴耶吉布林（Bayt Jibrin）城堡。这座要塞临近穆斯林控制的城市阿什凯隆（Ashkelon），是拱卫耶路撒冷安全的前哨。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富尔克并没有把这座城堡交给圣殿骑士团，按理后者在作战方面远比医院骑士团经验丰富。医院骑士团派遣了部队驻守在那里，并且称职地完成了使命，令穆斯林的威胁大大减弱。虽然医院骑士在作战方面可能还不足以与圣殿骑士媲美，不过他们在开发内政吸引居民定居方面远胜过竞争对手，事后巴耶吉布林果然发展为一座繁荣的村镇—耶路撒冷国王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了这项决定，而骑士团的表现也的确无愧于国王的信任。巴耶吉布林城堡俨然是绝佳的样板，无声地宣扬着医院骑士团的威仪，并令日后给他们的军事赠礼纷至沓来。
阿卡主教雅克·德·维特里（Jacques de Vitry，1160/1170—1240，法国奥古斯丁会修士、神学家、编年史家，1214年被选举为阿卡主教，1229年成为枢机主教）在他的《东方史》（Historia Orientalis）中写道，医院骑士团是通过模仿圣殿骑士团组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过雅克主教本人与圣殿骑士团过从甚密，上述信息很可能是圣殿骑士单方面的说辞，其客观性难以保障。现代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1120—1130年间，圣殿骑士团相较于医院骑士团知名度很低，实力也比较弱小，后者不太可能去东施效颦。很可能医院骑士团是在保护朝圣者的过程中，自然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十字军控制下的圣地并不太平，对远道而来的欧洲朝圣者而言，生死攸关的大事是保护自己免遭穆斯林土匪的侵扰，既然医院骑士团以关心、保护朝圣者为己任，自然不能对这种安全上的需要视而不见—与其在朝圣者们被袭击后再去救治，不如一开始就动用武力予以保护。与其说医院骑士团的军队是为了与圣殿骑士一争高低，不如说它是在响应耶路撒冷王国对优良战士的需求，圣殿骑士的壮大也与之息息相关。尽管如此，医院骑士团在圣地的军队规模并不大。两大骑士团一次能投入战场的骑士数量，都在300人上下。在要塞驻军中，大部分成员都是雇佣军，只有领头的军官是骑士团成员。
在现代人看来，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修士会居然能拿起武器奔赴战场，实在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即使今日一些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也拥有自己的军队。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暴力是维护正义与和平必不可缺之物。甚至很多基督徒把对异教徒的杀戮视为一种大爱之举（act of love），早期十字军还将穆斯林看作天谴之民（summa culpabilis）。而在对抗异教徒的事业中献身，被认为可以洗涤罪恶，净化灵魂。[18] 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在给圣殿骑士团的诏书（Omne datum optimum）中写道：你们实践了福音书的教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19]
◎ 巴耶吉布林遗址，1839年苏格兰画家大卫·罗伯茨绘制
看上去，教会一方面倡导和平，一方面又在鼓动暴力，似乎自相矛盾。不过，《圣经·新约》中便存在着同样矛盾的两类信息。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太5：9）；“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太5：39）；“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26：52）。但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和施洗者约翰却表现出对军人的好感，甚至耶稣还曾叮嘱使徒们买刀来自保。（参见，路3：14，路7：9，路22：36各节。）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试图解释、调和这种矛盾，在《上帝之城》中，他一方面痛斥战争，另一方面却又表示如果为了和平，“以暴抑暴”也是可取的。他后来在信件中阐释说，既然《圣经》中耶稣对士兵并无歧视，甚至后者同样得到了耶稣的垂青，那么出于维护和平的目的施以的战争，也就是正当的。不过圣奥古斯丁也强调说，与战争相比，隐修是更好的取悦上帝的方式。在罗马帝国后期，罗马皇帝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以武力保卫基督教徒自然是他的天职。进入10世纪，上述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并得到了教会的普遍首肯。11世纪后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甚至要求所有基督教战士为他同教皇的敌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作战。由于教皇是圣彼得的传人，换言之，也就是上帝的代言人，那么为教皇而战自然也就是为上帝而战。与当年罗马皇帝的动员相比，教皇的鼓动甚至更具威力，因为格列高利七世声称凡是为他作战的士兵都会被自动赦免所有罪愆，从而在死后升入天堂，这就让教皇的战争具有了圣战的意味。当然，圣战的影子在《圣经·旧约》中便可见端倪，格列高利七世只是延续并加强了这种传统。因此，世俗的君主或王公为了捍卫和平，保卫自己的基督教臣民而发动战争，便是合情合理的了。同样，在教会的号召下发动“圣战”更具有正义性。第一种战争虽然也是基督徒的使命，但并没有精神上的特殊回报，而第二种战争则更上一层楼—能够净化人的灵魂。
十字军东征时期，这种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十字军东征本身已不仅仅是又一场圣战，它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虽然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会议上发起十字军运动的演讲原稿已经亡佚，但他的确曾经许诺，凡是并非出于荣耀或金钱目的前往耶路撒冷为上帝收复圣城的人，都能自动洗涤罪恶死后进入天堂而无须苦修。这便强烈暗示：所谓的“远征”也是一场朝圣之旅。作为朝圣者，远征军人人佩戴十字架作为标志也就合情合理了。十字军同样享受到了朝圣者的特权：可以延缓债务，家庭与财产得到教会的庇护，暂时免缴一切税赋。
当然，十字军东征绝不仅仅是一场朝圣之旅，本身也是一场企图从异教徒手中拯救圣地的圣战。无怪乎乌尔班二世完成演讲后，激动万分的听众会纷纷高呼：“神的旨意！”（Deus Lo Volt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名将塔兰托的博希蒙德一世（Bohemond Ⅰ of Taranto）曾经对他的“统帅”这样说道：“这并不是一场肉体上的战斗，而是精神上的圣战。”当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后，教皇帕斯夏二世写信祝捷说：“上帝存留你们心中，怀着神圣的慈悲，基督的敌人、基督徒的迫害者尽数毁于你们手中。”
总而言之，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中，在第二代大团长雷蒙的率领下，医院骑士团紧随圣殿骑士团之后，逐步从保护朝圣者的医生、慈善修士转变为骑士和军人，这亦是当年基督教信仰的体现。他们与普通十字军不同，后者起誓踏上朝圣与救赎之旅，但往往也怀揣获取财富和土地的私心；而他们作为修士会会员，起誓“绝财”“绝色”“绝意”三愿，更加安贫乐道，也更加吃苦耐劳。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与十字军弟兄并肩战斗，在医院骑士看来，这场战争始终处于上帝的关注之下，他们是为了捍卫圣地，为了博得上帝青睐，为了博得天堂的席位而战斗。很快，他们便会在十字军国家的征伐中，大放光彩。[20]
注释：
[1] 阿马尔菲是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的一个港口市镇，亦是天主教阿马尔菲—卡瓦德蒂雷尼总教区所在地，位于萨莱诺湾畔。339年其开始成为贸易点，9—13世纪初为意大利重要的贸易城邦国家，前期为共和国（名义上隶属于拜占庭），后期为公国，1137年被比萨占领后迅速衰落。今天它人口不足6000，是意大利南部著名的旅游城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城中的阿马尔菲主教座堂据说藏有使徒圣安德烈的遗骨。
[2]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238-240页。
[3] 提尔大主教威廉，亦称威廉二世主教（以便与他的同名前任相区别），12世纪重要的十字军编年史家。他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母都是法兰克人，早年曾花费二十年时间于巴黎、奥尔良、博洛尼亚等地学习神学、法律、艺术和古代典籍。1165年他返回圣城，由于学富五车，很快便脱颖而出，在教会中青云直上。1167年他当选提尔副主教，第二年奉国王阿莫里之命出使拜占庭，与拜占庭皇帝协商联盟事宜，在王国政坛崭露头角。1170年起他被任命为太子鲍德温（未来的鲍德温四世）的私人教师。威廉与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关系亲密，雷蒙德摄政之后，1174年他被提拔为耶路撒冷王国书记长（Chancellor，文官最高职位，主管内政与外交），1175年荣升为提尔大主教，但在1180年与伊拉克略竞争耶路撒冷宗主教之位时失败。自1167年起，威廉受阿莫里国王之托，开始撰写《编年史》（Chronicon）一书，该书并未完成，内容截止至1184年。由于威廉是耶路撒冷王国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他的记载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不过在《编年史》中，他对自己的政敌，如伊拉克略、沙蒂永的雷纳德以及圣殿骑士团等抱有一定偏见。
其生平参见：Alan V. Murry (Editor),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ABC-CLIO, 2006, pp.12811282.
其《编年史》的现代英文版参见：William of Tyre, A History of Deeds Done Beyond the Sea, E.A.Babcock and A.C.Krey（tra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4] 威廉的记载距离事件发生已过去了大约一个世纪（成书于1170—1184年间），他的版本颇有语焉不详、模棱两可之处。今天的史学家对他关于医院骑士团成立之初的记载存有疑问。例如，他坚持骑士团“圣约翰”一名是出自“慈悲的”圣约翰，而今天的专家大多相信“圣约翰”指的是“施洗者约翰”。意大利阿马尔菲的大教堂亦是献给圣母玛利亚与施洗者约翰，它的移民坚持这份传统也是合情合理的。参见：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Allan Publishing, 2010, p.8.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the Boydell Press, 2001, p.3.
[5] 格霍，12世纪德意志地区最负盛名的神学家。他不仅是赖歇尔斯贝格修道院院长，也是一名律修会修士。
[6] 本笃会，亦译为“本尼狄克会”，罗马天主教隐修院修会，529年由意大利人本笃创立，因而得名。该会在罗马南部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建立了第一座隐修院，严格遵守本笃会规，以禁欲、安贫和听命要求修士，并让他们发“绝财”“绝色”“绝意”三愿（可理解为“清贫”“贞洁”“听命”三愿）。本笃会既重视自身修行，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西方第一个有着系统会规的隐修会。中世纪时期，其修道院不仅有宗教设施，还拥有学校、医院、客舍、果园、菜圃等生活、生产设施，算得上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型社区，它以招收低级修士的方式吸纳贫民入会，并终生从事劳动。本笃会也高度重视教育及文化传播，常派修士外出设立学校，并组织人手抄写、翻译、保存《圣经》古本及希腊、罗马典籍。历史上，本笃会产生过格列高利一世、格列高利七世、帕斯夏二世等多任教皇及首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奥古斯丁，影响力颇大。1909年本笃会传入中国，1926年曾在成都建立修道院，著名的辅仁大学也是由美国的本笃会修士创立。
参见：丁光训，金鲁贤，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65页。
[7] 俗人修士，也译为“辅理修士”“无品修士”“庶务修士”“一般修士”，也指“平修士”。他是罗马天主教修士会男会士中的一种，并非神职人员，但仍属于教团成员。通常俗人修士也穿会服，恪守会规，但与神职修士相比，要更多地分担杂务劳役工作。
参见：丁光训，金鲁贤，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608页。
[8] “被祝福的”杰拉尔德，一说出生于法国普罗旺斯的马尔蒂盖（Martigues），一说出生于意大利阿马尔菲。由于耶路撒冷的圣约翰医院早期的确由阿马尔菲人创建并运作，其领导人亦来自该地似乎合情合理，并且相邻的女医院院长也是一位意大利妇女。不过，1283年，随着东方的十字军国家逐步崩溃，医院骑士团将首任团长的遗体迁移至法国（而非意大利）南部普罗旺斯的马诺斯克教堂厚葬，似乎又间接说明他具有法国血统。本书对其中文译名采用意大利语发音音译，如果用法语音译，则应为“热拉尔”（Gérard）。参见：
Terence Wise, Knights of Christ, Osprey Publishing, 1984, pp. 9-10.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15.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in the Levant, C. 1070-1309,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7-20.
[9] 考虑到图卢兹伯爵是法国人，按照法语发音，他的名字音译为“雷蒙”更为合适，不过国内历史书籍长期习惯将他称作“雷蒙德”，故本书沿用了这一传统译法，而对于医院骑士团第二任大团长Raymond，笔者则音译为“雷蒙”，以示区别。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部队人数，不同史家的记载出入颇大。例如，法国历史学家米肖相信，农民十字军有30万之多，而戈弗雷、雷蒙德的兵力分别达到了9万、10万；《剑桥插图中世纪史》认为总兵力为6.5万；《西欧中世纪史（第六版）》给出的数字是约1.5万。考虑到那个年代的后勤补给水平和历史学家一贯的浮夸，笔者在本书中一般倾向于选取比较保守的数字。参见：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杨小雪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20-25页。
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55页。
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950-1250年）》，李增洪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54页。
David Nicolle, The First Crusade, 1096-99: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Osprey Publishing, 2003, p.21, p.32.
关于第一次十字军进军的情况，参见：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Ⅰ: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30-132, pp.175-264.
[10]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5-16.
[11] 阿奎勒的雷蒙德（Raymond de Aguilers），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重要编年史家，早年是法国弗泽莱修道院的一位教士，后加入十字军队伍，先后跟随阿德马尔主教与雷蒙德伯爵，著有Historia Francorum qui ceperunt Iherusalem一书，由于十字军战争亲历者的特殊身份，其历史著作显得尤为珍贵可信。其生平参见：John Hugh Hill,“Raymond of St. Gilles in Urban's Plan of Greek and Latin Friendship”, Speculum 26, 1951, pp.265-276.
[12] 仅在阿克萨清真寺，就有超过3000人遇难。围攻耶路撒冷及大屠杀的具体情况，参见：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Ⅰ: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pp.279-288.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253-256页。
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攻陷耶路撒冷的全过程，读者可参考：阿尔伯特，《耶路撒冷史》，王向鹏译，大象出版社，2014年。
[13] 奥古斯丁会，也译作“奥斯定会”，为罗马天主教托钵修会。它原本是根据圣奥古斯丁于塔加斯特倡导的隐修会会规而成立的各隐修会的总称。最初在388年成立于塔加斯特，5世纪北非遭汪达尔人入侵时，已有隐修院19座，11世纪后在欧洲得到较大发展，1256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将意大利的各隐修会统一为奥古斯丁会。不久，又放弃隐修制而转变为当时的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在保留原有奥古斯丁会的会规基础上采取多明我会的组织机构形式，但仍自称隐修会。13世纪中叶以后，发展极为迅速，会员达3万余人，修道院2000余所，马丁·路德也属于该会。但在宗教改革后，会员规模有所缩减。1680年经菲律宾传入中国。参见：丁光训，金鲁贤，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29页。
[14] Terence Wise, Knights of Christ, p.10.
[15]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in the Levant, C.1070-1309, p.19.
[16] 阿努尔夫出生于法国卡昂附近的绍克（Chocques），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曾经是教皇乌尔班二世特使及诺曼底公爵罗伯特的随军神父，后被选举为第一任拉丁礼教会耶路撒冷宗主教。即位后他禁止耶路撒冷东正教牧首及其麾下的东正教会教士重返圣城，导致后者不得不长期流亡于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为了追寻“真十字架”的下落，他甚至下令拷打东正教修士。以上的草率举止加重了基督徒之间的分裂，并且他个人在圣地也很快名声扫地，因为有人指控他与阿拉伯妇女诞下了私生子。不久后，他便被教皇派遣的新主教取代。参见：
Corliss K.Slack,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rusades, Scarecrow Press, 2003, p.130.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Ⅰ: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pp.289-290.
John Simon (Editor), Nicholas Morton (Editor), Crusading and Warfare in the Middle Ages: Realities and Representations,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France, Ashgate Pub Co, 2014, p.90.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257页。
[17] 平信徒，指无圣职或圣品的一般教徒。源自希腊文“laos”（人民、平民）。梵二会议（即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年）前，传统一般认为平信徒的地位低于神职人员，前者需听从与尊重后者。梵二会议后，天主教会亦开始强调平信徒的地位和作用。参见：丁光训，金鲁贤，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470页。
[18] David Nicolle, Knight Hospitaller (1): 1100-1306, Osprey Publishing, 2001, p.6.
[19]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13节》。本书所引《圣经》原文，若无特殊说明，均来自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年出版的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
[20]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