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年，接替德高望重的杰拉尔德统领医院骑士团的人选，是来自法国普罗旺斯、年方37岁的雷蒙·杜·皮伊。[1]与前任相比，他的家世更加显赫：父亲于格·杜·皮伊（Hughes Du Puy）是法国贵族，同时也是圣城守护者戈弗雷麾下的重要将领，担任过阿卡市长；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教皇特使，著名神父阿德马尔主教也与他沾亲带故。由于与耶路撒冷王国高层及教会的渊源，雷蒙·杜·皮伊当选也算得上众望所归。他于何时来到圣城已经无从考证（由于第一次十字军出发时他年仅13岁，很可能是在圣城被攻陷后的某个时间才来投奔父亲的），但他的确继承了杰拉尔德的遗志，以保障圣约翰医院的良好运作为己任。虽然骑士团日后追认杰拉尔德为第一任大团长，不过实质上真正第一个使用“大团长”（the Grand Master）头衔的，却是雷蒙·杜·皮伊。尽管位高权重，但雷蒙秉承了杰拉尔德低调谦逊的作风，这个“大团长”的自称，他一生中只在正式信函里使用过屈指可数的几次。
◎ 耶路撒冷旧城中的“医院区”
如果说老团长是个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的话，那么新任团长算得上是个冷静、干练的实用主义者。杰拉尔德已经为雷蒙大展宏图打下了基础，前者掌权之时不过是圣约翰医院的院长而已，当雷蒙在1120年即位时，却已经是教皇钦定的医院骑士团领袖，骑士团在圣地与欧洲拥有了大量财富，于基督教世界已经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雷蒙首先大力扩建了耶路撒冷的男女医院，并让骑士团的医院成为圣城的地标之一。大约在12世纪中期，改建后的圣约翰医院正式投入使用。据说，新的医院大厅长80码，宽40码，其交错的穹顶高达20英尺（约6米），内部共有124根大理石柱支撑，蔚为壮观，令到访者啧啧称奇。在雷蒙·杜·皮伊的精心打造之下，耶路撒冷的两所医院声名鹊起，它们不仅收纳病人，还为贫苦的朝圣者分发面包，提供住宿，因此常常人满为患。出人意料的是，骑士团的医院对异教徒（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也敞开大门，不仅在治疗上与基督徒一视同仁，甚至还专门为他们提供清真食品和犹太洁食（kosher），此举博得了广泛赞誉。时至今日，耶路撒冷旧城基督徒区中，过去圣约翰医院所在的位置依旧被称作“医院区”（当地人称Muristan，来自波斯语，即“医院”之意）。1160年抵达圣城的德国诗人维尔茨堡的约翰（John of Würzburg）曾描述说，位于圣墓教堂以南的圣约翰医院收纳的病人达到了2000人之众（包括男女），每天病逝的患者超过50人，除了医务活动，骑士团还向大批穷人、朝圣者免费提供面包，因此每天的开销难以计数；此外他还特意提到，骑士团不仅拥有医院，还拥有众多城堡以及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以便随时抵御萨拉森人对圣城可能的进犯。
虽然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但雷蒙的理想绝不局限于医院院长或慈善家，他精力过人，而且具备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很快，大团长的身影便出现在圣地与欧洲的政界和外交界。雷蒙逐渐作为耶路撒冷国王的谋士与阁僚得到信任和重用，并让自己的骑士团在耶路撒冷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越发重要的角色。1134年，阿拉贡与纳瓦拉国王阿方索一世驾崩，由于没有直系后裔，他原准备将王国赠予医院骑士团、圣墓教堂修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在伊比利亚半岛引发轩然大波。圣墓教堂修士团和圣殿骑士团都选择置身事外，只有雷蒙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机遇，他横渡整个地中海，亲自来到阿拉贡与当地贵族们交涉谈判，虽然未能替骑士团讨取整个王国，但还是从继承王位的拉米罗二世处得到了大批地产与城堡作为补偿。此举令医院骑士团在伊比利亚半岛势力大增，也反衬出圣殿骑士团、圣墓教堂修士团的短视和碌碌无为。二十年后，由于对医院骑士团享受的诸多特权终于忍无可忍，耶路撒冷宗主教富尔彻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修士代表团前往罗马，准备游说教宗阿德利安四世收回对骑士团的支持。面对这场外交危机，雷蒙狡黠地以巡视医院骑士团在欧洲本土的财产为名，突然出现在教廷，通过精彩地“舌战群儒”，他令教皇对骑士团刮目相看，并让耶路撒冷宗主教铩羽而归。从此，再没有地方主教敢于同雷蒙为敌了。
◎ 骑士团第二任大团长雷蒙·杜·皮伊，贾科莫·博西奥（Giacomo Bosio，1544—1627，医院骑士团骑士，历史学家）著作中的插图
虽然当初杰拉尔德将自己的修士团定位为医疗慈善修道团体，但时过境迁，圣地的形势已悄然变化，圣城的领袖不再是布永的戈弗雷，而医院骑士团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若论侠义精神与宗教热情，耶路撒冷首任国王鲍德温一世的确不如他的兄长，但他在位期间，南征北讨，战功显赫，成功地将耶路撒冷王国从一个协议上的脆弱国家打造为中东的强权之一，因此他被后人公认为王国的实际奠基人。1118年，鲍德温领军远征埃及，却在尼罗河边与随行骑士们用长矛捕鱼时旧伤复发，最后病逝于边境小镇阿里什（El-Arish）。据说，他的死令法兰克人、叙利亚人甚至死对头萨拉森人都惋惜不已。鲍德温没有子嗣，接替王位的是埃德萨伯爵、他的堂弟“小鲍德温”（即鲍德温二世）。据说鲍德温二世相当虔诚，以至于因长时间祷告，膝盖都磨出了茧子。此外，他还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并且知人善任，美中不足的是，他似乎缺乏堂兄那种统领千军万马的天赋。1123年，在与穆斯林作战时，国王不幸兵败被俘（他一生中曾两度被穆斯林俘虏），直到两年后方被重金赎回。虽然是年6月鲍德温二世亲率四大十字军国家的联军于阿扎兹（Azaz）战役中击败塞尔柱突厥人，一雪前耻，但他明白，十字军昔日那种所向披靡的势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鲍德温”没有子嗣，只有几位公主，寻找合适的继承人成为他操心的头等大事。最终，他将长女梅利桑德（Melisende）许配给了法国贵族、安如伯爵富尔克。富尔克是一员经验丰富的十字军老兵（并且是未来的英国国王亨利二世的祖父），在法国本土拥有强大的实力。1131年鲍德温二世病逝后，他与妻子共同加冕并共同执掌耶路撒冷王国。然而，富尔克的执政并不顺利，妻子梅利桑德与他貌合神离，甚至背地里与雅法伯爵休（Hugh）关系暧昧，而后者作为本地贵族的代表，一直对“外国人”富尔克心怀怨怼。不久，两人的矛盾就公开了。富尔克控告休犯下了叛国重罪，经过教会调解，休在流亡三年后终于重返耶路撒冷，却在途中遭到了刺杀（未遂）。民众都相信这是国王对情敌下的毒手，虽然富尔克极力否认，但王室已然名声扫地，而他与王后的婚姻关系更是岌岌可危。原本富尔克还期待独掌大局，刺杀事件后，由于心中有愧，他开始变得对王后言听计从，此举并未换来与梅利桑德冰释前嫌，反而让国王惧内的消息在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流传。在圣城的精英阶层中，已经很难再见到王国创立初期那种精诚团结的景象了。
耶路撒冷王国早期能成功开疆拓土，重要原因是伊斯兰世界一盘散沙。可惜好景不长，在富尔克统治的时代，伊斯兰国家已经逐步开始意识到“攘内必先安外”的道理，他们发动了自己的圣战（即“吉哈德”，Jihad）来对抗异教徒。此时，“圣战”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非摩苏尔的赞吉[2]莫属。赞吉的父亲曾经是塞尔柱王朝的阿勒颇总督，后死于王朝内乱，自1108年起赞吉便在突厥军队中服役。1127年，他被塞尔柱苏丹穆罕默德任命为摩苏尔总督，第二年他又夺取了父亲过去的领地阿勒颇及周边地区，势力扩张至伊拉克及上美索不达米亚。1130年他俘虏了哈马（Hama）总督并顺势攻占了这座大城，随后他企图染指霍姆斯（Homs），但被守军挫败。到了1137年，赞吉开始先后向十字军控制的安条克及穆斯林控制的大马士革发起围攻，为了师出有名，他自称“圣战斗士、无神论者的驯服者和异端的摧毁者”。赞吉作战十分骁勇，而且冷酷无情，他军纪严明，将践踏农民庄稼的士兵钉上十字架，而对逃兵处以腰斩之刑，十字军称他“血腥赞吉”，其兵锋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整个中东为之震动。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领兵御敌，却沦为赞吉的阶下之囚，危急时刻，耶路撒冷宗主教威廉鼓起勇气，携带宗教圣物“真十字架”亲自率军搭救，赞吉明白自己的兵力还不足以同时应对耶路撒冷与大马士革，便释放了富尔克，条件是承认他先前夺取的领土。虽然耶路撒冷王国逃过了一劫，但安条克与埃德萨依然面临严重威胁。同时，赞吉将主力囤积于大马士革方向，虎视眈眈。大马士革统治者阿塔贝伊乌努尔（Unur）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亲自率领使团来到耶路撒冷，与富尔克结成攻守同盟，暂时遏制住了赞吉咄咄逼人的攻势。[3]然而，1142年的一次意外打破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均势。这年的11月10日，富尔克国王在狩猎过程中发生不幸，他在追捕野兔时坠马，头部受创，三天后便与世长辞。他的继承人鲍德温三世年仅13岁，不得不由母后梅利桑德摄政。虽然梅利桑德是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但领军征战毕竟不是她的强项。赞吉听说富尔克暴毙、耶路撒冷国主年幼的消息，很快便发起了新一轮攻势。1144年11月28日，赞吉的大军出现在埃德萨城外，埃德萨伯爵乔斯林（Joscelin）二世懦弱无能，弃城而逃。但埃德萨市民在主教的带领下宁死不降，他们苦苦支撑了28天，却没有盼来传说中的西方援军。赞吉修建了7座巨型攻城塔，并命令士兵开凿地道，终于在12月24日攻破了埃德萨城墙。入城后，赞吉的军队对十字军后裔展开了一场血腥屠杀，幸存者被变卖为奴。（伯爵乔斯林沦为亡国之君，1150年被努尔丁俘虏，最后死在狱中。）夺取埃德萨是自耶路撒冷陷落以来，穆斯林对抗十字军最伟大的胜利，整个伊斯兰世界不禁为之欢呼雀跃。为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赐给赞吉“伊斯兰的荣耀”等头衔，十字军诸国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不过，同富尔克一样，赞吉很快也体会到了命运弄人的滋味。稍后在远征伊拉克的过程中，一位对赞吉心怀不满的太监潜入了他的营帐，趁其醉酒刺杀了他。赞吉身经百战，没有倒在与十字军对抗的战场上，却死于自己的家奴之手。他的两个儿子—赛义夫和努尔丁瓜分了他的遗产，前者继承了摩苏尔，后者得到了阿勒颇。十字军国家其实并没有获得喘息的机会，虎父无犬子，努尔丁很快就将成为基督徒新的梦魇。
适逢乱世，医院骑士团面临着严峻考验。骑士团的初衷是为朝圣者及穷人提供医疗、食宿和庇护，它更像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慈善机构。当圣城政局稳定、几大族裔相安无事之时，医院骑士团还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但随着圣地狼烟四起，朝圣者的安全已然受到了极大威胁。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医院骑士团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抉择：或是被动地在朝圣者遭受戕害后去救死扶伤；或是未雨绸缪，拿起剑与盾保护他们。雷蒙大团长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他的领导下，医院骑士团利用自己充沛的财力招贤纳士，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圣地，远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战争中，也可见其身影。面对穆斯林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们终于不再只是低调隐忍的“医院修士”，而真正进化成了叱咤风云数百年的“骑士团”。贾科莫·博西奥笔下雷蒙的肖像颇能说明这种改变—大团长手握十字架，腰间却挎着锋利的宝剑……[4]
◎ 骑士城堡遗址
如果说1136年骑士团接收耶路撒冷国王赠予的巴耶吉布林城堡还只能算作小试牛刀，那么在1142—1144年，的黎波里伯国的雷蒙德二世将自己的一系列城堡交给医院骑士团驻守，并利用其武装去抵挡穆斯林潮水般的入侵，则充分体现了医院骑士团不容小觑的军事实力。当时，摩苏尔的伊马德丁·赞吉正如日中天，埃德萨伯国已经覆灭，唇亡齿寒，的黎波里伯国也危在旦夕。为了抵御其咄咄兵锋，在属下的建议下，雷蒙德二世主动提出将若干重要城堡交予医院骑士团，包括骑士城堡（Krak des Chevaliers）[5]、波奇城堡（Castellum Bochee）、拉克姆（Lacum）城堡、费利西姆（Felicium）城堡、马达贝克（Mardabech）城堡等，此外还有巴林（Barin）和拉夫尼耶（Rafniye）两座城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被当作礼物，这两座城镇当时已被赞吉的军队占领，需要骑士团自行夺取。此举也彰显了雷蒙德二世政治上的精明圆滑，雷蒙德是一位稳重谨慎的领袖，轻易不会逞匹夫之勇，通过赠予医院骑士团巴林、拉夫尼耶两个烫手山芋，雷蒙德二世希望彻底断绝他们与赞吉私下和谈的可能，将骑士团绑在自己的战争车轮上。虽然暗藏私心，但平心而论，急需军事盟友的雷蒙德二世还是开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医院骑士团可以占据上述城堡（但不能自行随意征集赋税）；与穆斯林作战时若雷蒙德或其统帅也在军中，则双方平分战利品，反之，骑士团可独享战利品；雷蒙德承诺绝不单独同穆斯林媾和。虽然雷蒙德最初的赠土附加了一些条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医院骑士团事实上获得了在的黎波里的一个“国中之国”，这也可算是骑士团自己的封建采邑。它固然有强敌环伺，危险而脆弱，但进可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去袭扰穆斯林，退又可保卫的黎波里城。与创立之初便以战斗为天职的圣殿骑士团相比，医院骑士团还只能算是新兵，但雷蒙德二世在关键时刻仰仗的依旧是医院骑士而非前者。这一协定事实上承认了医院骑士团作为军事强权的地位，也告知各路诸侯他们已非吴下阿蒙。此后，他们便能与圣殿骑士团在中东战场上并驾齐驱了。[6]
在耶路撒冷的富尔克与的黎波里的雷蒙德做出表率之后，赠予医院骑士团的要塞和领地便纷至沓来。这些军事据点遍及十字军国家南北，甚至直达约旦河东岸。星罗棋布的城堡无声地诉说着人们对医院骑士团的信任，其风头甚至盖过了战斗经验本应更加丰富的圣殿骑士团。以上证据清晰地表明，在12世纪40年代，大团长雷蒙审时度势，令医院骑士团进化为近东地区一支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此时距离他们作为“医护工作者”获得教皇认可，才仅仅过去了三十年。[7]
需要澄清的是，东方主要的十字军国家通常包括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埃德萨伯国与的黎波里伯国，然而，尽管被历史学家冠上了“十字军国家”之名，它们的主要居民并非西方的十字军人，而是穆斯林。虽说不断有欧洲的援军与朝圣者加入十字军国家的征伐活动，但战事也并非永远泾渭分明，有时候，穆斯林君主也会和十字军国家结盟，共同对抗自己的穆斯林对手。以掠夺战利品和人口为目的的小规模冲突在圣地司空见惯，但在12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十字军国家政局大体稳定，其领导阶层虽然靠“圣战”起家，却并非食古不化的迂腐之徒—他们懂得将理想与现实相妥协，要延续自己的统治，必须与本地的非基督徒和谐共处。在耶路撒冷，西方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同一道城墙之内（圣城由此划分为四大城区），大体上也相安无事。医院骑士团接待异教徒病患，耶路撒冷王国的贵族与穆斯林权贵称兄道弟，而基督徒区的街头白天随处可见兜售蔬菜水果的穆斯林小贩……
然而，1144年埃德萨的沦陷击破了十字军国家乐观主义的迷梦。原本在西方人看来，圣城已固若金汤，但现在却势如危卵。整个欧洲为之震动，教皇尤金三世（Eugenius Ⅲ，1145—1153年在位）发布诏令，号召发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面对宗座的呼吁及十字军国家的求救，西多会领袖、明谷修道院院长圣伯尔纳（Sain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 153）[8]挺身而出，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为发动新一轮十字军东征穿针引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圣伯尔纳以宗教虔诚和雄辩的口才闻名遐迩，作为法国人，他首先说动了法王路易七世。在勃艮第小城弗泽莱（Vezelay）举行的“誓师大会”上，法国国王与圣伯尔纳共同出现在祭坛，后者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堪比当年教皇乌尔班的那场演讲。圣伯尔纳谈到了埃德萨的陷落，圣墓面临异教徒的威胁，他进而表示，整个欧洲已经充斥着耻辱堕落，要想平息上帝的愤怒，唯有通过剑与盾，踏上东方的救赎之路，击败穆斯林，捍卫基督徒的荣耀。他的布道不断被“神的旨意”的欢呼所打断，路易七世跪拜在圣伯尔纳脚下，由后者亲手为他带上十字架标记，随后是法国皇后阿基坦的埃莉诺，接下来是一众法兰西王公贵族。参加集会的民众热情高涨，最后十字架标志居然告罄，圣伯尔纳便撕开自己的衣服，做成新的十字架……法国的十字军已经是水到渠成了。
◎ 1135年左右的近东局势图
虽然也有贵族提议由伯尔纳统领整个东征的军队，但明谷修道院院长颇有自知之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隐士”彼得的前车之鉴，人们还记忆犹新。伯尔纳从教皇处得到了特许，被免除了指挥军队的重负，他因此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布道、宣传工作之中，去动员欧洲各地的民众加入圣战。自法国之后，圣伯尔纳又先后来到比利时与德意志。原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Conrad Ⅲ）因为帝国内部事务缠身，对率部东征意兴阑珊。圣伯尔纳在一次布道中当众斥责他冷酷自私、见利忘义，此举如同当头棒喝击醒了皇帝，后者留下两行热泪，当即表示愿意佩戴十字，加入圣战者的行列，其麾下显贵也纷纷响应。于是，欧洲的另一个天主教大国也被动员起来了。
目睹欧洲民众的热忱，教皇喜不自胜，有了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做表率，英格兰、西西里、意大利等地也兴起了十字军的浪潮。甚至，远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北欧波罗的海地区，也出现了两股规模相对较小的十字军运动（但最终只有伊比利亚的十字军取得了些许战果，他们从异教徒手中夺取了里斯本）。作为东征的主力，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部队分别云集于梅斯和雷根斯堡，由于劳师远征花费不菲，两国为此还征收了特别的赋税。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Roger Ⅱ of Sicily，1095—1154）曾经郑重地向康拉德与路易提议用自己的水师运送十字军渡海登陆东方，但由于康拉德对西西里国王长期心存芥蒂，他断然拒绝了这一计划，路易七世为了十字军的团结，也不好单独表示支持（这也导致了西西里王国退出本次远征）。最终，两国商定，各自出发，通过陆路行军，在君士坦丁堡会师，而后经拜占庭帝国领土前往东方参战。然而，这一有些意气用事的决定为随后的行军带来了惨痛的损失。
1147年夏天，德意志十字军率先开拔，他们穿过匈牙利，进入拜占庭的欧洲国土。此时距离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然而，欧洲的十字军似乎并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他们军纪散漫，沿途对居民多有滋扰，遭到希腊人普遍的憎恨，甚至一度在阿德里亚堡与拜占庭驻军发生了冲突。是年9月，当德意志十字军跌跌撞撞地来到拜占庭首都附近时，又意外地遭受了洪水冲袭，辎重、人员损失颇大。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是12世纪帝国有为的明君，他和康拉德三世同样自忖为罗马帝国之继承人，难免有一番瑜亮情结。双方在居先权一事上一度相持不下，最终，两国还是达成了妥协，两位君主各自骑马同时走向对方，以平等姿态会晤，并结下“兄弟之盟”。然而，表面的和平并不能掩盖拜占庭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猜忌与厌恶，希腊人将掺杂石灰的面粉出售给十字军，曼努埃尔则特意发行了一种成色不足的钱币来招待自己的德意志“战友”。康拉德三世一心要立下头功，他对希腊人的抵触似乎不以为意，也没有按计划等待与法国国王会师，便独自跨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
在陌生的亚洲，康拉德与他的部下遭到了希腊向导的欺骗，很快便迷失在安纳托利亚的原野中，补给慢慢耗尽，部队士气日趋低落。1147年10月25日，这支疲惫之师在多里莱乌姆（Dorylaeum，埃斯基谢希尔的旧称）被罗姆苏丹国梅苏德一世彻底击败。康拉德麾下2万名左右的精锐损失了九成，他带领约2000人的残部狼狈退回君士坦丁堡，在那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怀着悲悯之心接待了他们。
德意志人的惨败将第二次十字军的领导权拱手交予了法王路易七世。有了康拉德刚愎自用、损兵折将的前车之鉴，路易国王的部队表现出更好的军纪与虔诚的态度，他与曼努埃尔也大体维持了和睦的关系。虽然有法国贵族怀疑拜占庭人与土耳其人互相勾结，甚至建议乘势夺取君士坦丁堡，但路易七世强调他们是为保卫圣城而来，不为所动。曼努埃尔友好地派船将法国十字军送往小亚细亚，但拒绝出兵相助，这一方面是因为拜占庭刚刚与罗姆苏丹国签署停战协定，另一方面是因为西西里国王罗杰二世正对帝国的欧洲领土虎视眈眈。由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主力已经溃败，法国十字军只好孤独地踏上征途。他们吸取了教训，尽量沿着海岸线行军，然而一路还是受尽了折磨。1148年1月，法国十字军抵达历史名城老底嘉（Laodicea），在这附近爆发的卡德摩斯（Cadmus）山战役中路易七世遭遇了最大的危机：他和亲兵部队作为前锋陷入了土耳其人的重围，其侍卫几乎全部阵亡，他本人跳上一块巨石，依靠它的保护才幸免于难。第二天主力部队抵达战场，人们普遍以为国王已经罹难，却发现路易七世幸运地躲过一劫，不禁喜出望外。法国人重整部队，来到希腊城市阿达利亚（Adalia）城下。由于土耳其人在附近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路易感到继续从陆上行军困难重重，他得到希腊人的支持，获得了一支舰队，于是改从水路向安条克进发。不过由于船只数量不足，法王被迫将军队分为两部，自己与皇后、王公大臣和部分精锐乘船，其余的则继续从陆上行军。由于疾病和土耳其人的袭扰，后者几乎全军覆亡。
1148年3月19日，经历千辛万苦，路易七世的法国十字军终于停靠在安条克码头。安条克亲王普瓦捷的雷蒙德亲自前来迎接，他是法国皇后埃莉诺的伯父，并且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风雨飘摇的国家抵御努尔丁的攻击，因此对十字军的招待颇为热情。不过路易七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国王，他心中以去圣城朝圣为最紧要的事务，对雷蒙德提出的协助攻占阿勒颇的请求无动于衷。安条克亲王只好寄希望于埃莉诺，但他的游说与示好也不足以扭转乾坤，相反，这一期间传出了雷蒙德与埃莉诺有染的风言风语。路易七世勃然大怒，他囚禁了王后，并立即动身前往耶路撒冷（埃莉诺后来与法王离婚并改嫁英王亨利二世）。这一年4月，法国十字军终于抵达圣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Baldwin Ⅲ，1130—1163）盛情接待，稍后康拉德三世率残部也赶来相聚。三位基督教世界的知名领袖同聚圣城，他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军中洋溢着一股力挽狂澜的气势，十字军国家的民心士气也为之一振。
可惜好景不长，虽然十字军的初衷是夺回埃德萨，击溃赞吉王朝的势力，但经过在阿卡会议上激烈地讨价还价，几位国王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项共识：围攻伊斯兰名城大马士革。此前，耶路撒冷王国原本与大马士革达成了攻守同盟，准备一道应对赞吉王朝的威胁，现今却悍然撕毁协议，向昔日的盟友开战，置北方强大的努尔丁于不顾。显然，十字军国家的心腹大患是阿勒颇的努尔丁，绝非大马士革的乌努尔。这样的作战方略令人费解。这有可能是因为十字军觊觎大马士革丰厚的战利品，同时乌努尔的军力远逊于努尔丁，可能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易于战胜的目标，能够鼓舞士气并增添几位国王的荣耀。然而，纵使乌努尔的兵力居于劣势，但倘若依托大马士革坚城死守，依旧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即便经过旷日持久的围攻后，十字军达成所愿，也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努尔丁对圣地的威胁。
6月23日，总数约5万人的十字军联军抵达大马士革西郊。这里遍布果园且靠近巴拉迪河，便于补给。然而他们初战不利，内部开始争吵不休。四天以后，十字军移师城市东郊，因为据说这里的城墙不如西面坚固。然而他们忽略了城东的地势，这里土地干燥，几乎寸草不生，很快，十字军便面临粮草不继的窘况。当然，乌努尔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深谙纵横联合之道。多年以来，乌努尔在耶路撒冷王国的贵族、骑士中积攒了深厚人脉，不少耶路撒冷的权贵对围攻大马士革这种背信弃义之举颇有腹诽。乌努尔趁机派出使节秘密贿赂拉拢一批本地法兰克贵族，让他们对围城作战阳奉阴违，甚至处处掣肘。与此同时，大马士革城城主也向早先的敌人、赞吉的两位儿子赛义夫和努尔丁祈求援助，共同的敌人竟使得他们携起手来。当十字军在大马士革城下一筹莫展之时，他们惊恐地听闻有一支多达数万人的劲旅在赛义夫、努尔丁的率领下正向此地挺进。本地的耶路撒冷将领纷纷表示不能再打下去了。6月28日，围攻刚刚开始不过五天，三位国王不得不尴尬地下令班师回国，十字军就这样两手空空地退回了耶路撒冷。康拉德三世遭受了重大损失，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气愤难平的他很快便启程踏上了返途。路易七世在圣城滞留了大约一年，不过他将自己定位为虔诚的朝圣者而不再是十字军领袖。在他返回法国后不久，安条克亲王雷蒙德便在与努尔丁的交战（1149年伊纳布战役）中兵败身亡，亲手斩下他首级的是穆斯林名将谢尔库赫（Shirkuh），而后他的头颅被送往巴格达作为献给哈里发的大礼。和第二次东征的十字军到来之前相比，十字军国家的状况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恶化。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给欧洲人留下了苦涩的回忆。人们一度将圣伯尔纳奉为神明，此时又纷纷指责他，将灾难归咎于神父身上。圣伯尔纳强调，十字军失利的根源在于迷失了初心，很多军人踏上征途不是出于宗教热忱，而是渴望争名夺利，遭受上帝的惩罚不足为怪。但明谷修道院长的辩词中弥漫着神秘阴沉的悲痛，他深受打击，此后再也不曾高调地鼓动新一轮东征。面对奇耻大辱，十字军也想出了种种托词。康拉德皇帝坚信是圣地的法兰克人与穆斯林暗通款曲，在背后故意将德、法军队引入歧途。法兰克人则抱怨说，西方的援军之所以主张围攻大马士革，不是为了拯救十字军国家于水火，而是看上了该城丰厚的战利品。无论怎样辩解，考虑到伊比利亚十字军用少得多的兵力便拿下了里斯本，东方十字军的铩羽而归的确是一场尴尬的惨败。在接连胜利的鼓舞下，黎凡特的穆斯林扬眉吐气，士气大振，他们对十字军国家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虽然十字军诸国看上去已是命悬一线，但雪上加霜的是，拜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利所赐，整整一代人的时光里，再也没有来自西方的大规模军援了。[9]
◎ 安条克亲王普瓦捷的雷蒙德迎接法王路易七世，法国插画家让·科隆布（Jean Colombe，1430—1493）绘制 ◎ 第二次十字军围攻大马士革，法国插画家让·科隆布绘制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与积极参与战事的圣殿骑士团相比，医院骑士团似乎显得格外低调—没有确凿的史料记载他们直接投入了圣战。圣殿骑士团与十字军主力一同兵临大马士革城下，而医院骑士团却仅仅是向法王路易七世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战争借款，战场上难觅他们的踪迹。考虑到12世纪40年代正是医院骑士团在军事转型上突飞猛进的时期，这一切显得有些匪夷所思。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雷蒙·杜·皮伊列席了1148年6月在阿卡举行的十字军战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骑士们决定前去攻打大马士革。雷蒙团长想必对此难以苟同，和杰拉尔德相比，他固然更加尚武，但绝非赳赳武夫。雷蒙当政时期，医院骑士团在军事行动方面相当审慎，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与圣殿骑士团不同，医院骑士团在它成立的初期，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医疗和慈善，而非东征西讨。他们长于救济穷人，照顾伤患，也精于屯田拓荒（正如他们对巴耶吉布林城堡的出色经营那样）；至于作战，医院骑士团则更倾向于保境安民，而不是主动出击。和圣殿骑士团的好斗相比，他们在此时更像一支防御性的基督教军事力量。当时医院骑士团在财力和名望上都胜过圣殿骑士团，也确实没有必要进行军事上的赌博。雷蒙·杜·皮伊老谋深算，城府颇深，以他的经验和头脑，恐怕早就看出十字军的作战计划漏洞百出，前途堪忧。因此他选择置身事外，保存骑士团实力，并且避免与穆斯林邻居交恶；与此同时，为了安抚盟友，他也对十字军慷慨解囊，可谓两面下注。最终的结局验证了医院骑士团的明智，他们在灾难般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中，几乎毫发无损，势力甚至还有所增长。不过，平心而论，作为教皇直辖的骑士团，他们内心对圣战同样跃跃欲试，只不过其主战场不在阴云密布的黎凡特。1148年，万里之外，阿拉贡的医院骑士出现在对托尔托萨（Tortosa）的围攻战场上，为伊比利亚半岛战果丰硕的十字军运动献上了一份绵薄之力。此举更加彰显出雷蒙大团长的独到眼光。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将十字军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仅仅一年之后，安条克亲王雷蒙德在抵御努尔丁的战斗中壮烈殉国，第二年，埃德萨伯爵乔斯林也兵败被俘，在努尔丁的牢狱中度过了余生。剩余的的黎波里伯国和耶路撒冷王国看上去也已岌岌可危，西方的援军则显得遥遥无期。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却是年轻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
1143年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意外身亡时，王储鲍德温年仅13岁，王国由他的母亲梅利桑德摄政。第二次十字军抵达圣城时他已经成年，渴望建立功勋，与主张守成的母亲渐渐有了矛盾。1149年安条克亲王雷蒙德阵亡后，鲍德温三世立即领军北上，击退了穆斯林的进犯，并担任安条克公国摄政，挽救了这个十字军国家。但从1152年起，渴望亲政的鲍德温与不愿放权的母后梅利桑德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经过一场短促的内战，国王击败了太后并迫使后者隐退，从此鲍德温三世大权独揽，可以大展宏图。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便是穆斯林的军事重镇亚实基伦（Ascalon）。
亚实基伦是古代以色列最知名的海港，此时正位于埃及法蒂玛王朝与耶路撒冷王国的分界线附近，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南方的穆斯林往往以该城为基地，对北部的基督教国家发动袭扰。鲍德温三世即位之初，便准备拔掉这颗钉子。
早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十字军便曾经围攻亚实基伦，但可惜最后关头功亏一篑。本次出征，年轻的耶路撒冷国王吸取教训，做了充足备战。亚实基伦东北方16公里处的加沙，此刻为圣殿骑士团的军事要塞，而它东面31公里处的巴耶吉布林，则是医院骑士团的地盘。鲍德温三世成功地动员了医院骑士团团长雷蒙与圣殿骑士团团长贝尔纳（Bernard de Tremelay，圣殿骑士团第四任大团长，1151年当选），二人亲率主力与他一道出征。随行的还有耶路撒冷王国大小贵族、主教和几乎全部军队，而耶路撒冷宗主教富尔彻携带“真十字架”行进在队伍的最前列。此外，西顿的杰拉尔德（Gerard of Sidon）指挥一支小型舰队从海上威胁亚实基伦，与他们遥相呼应。
亚实基伦城沿海修建，大致呈圆环状，由于战略意义重大，法蒂玛王朝为它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和高耸的塔楼，城内也储存了大量军备与物资，足以长期坚守。1153年1月25日，鲍德温三世的大军终于兵临城下，目睹亚实基伦城防的壮观雄伟，士兵们不由得面面相觑。鲍德温国王对亚实基伦的易守难攻素来有所耳闻，他特意带来了大量的攻城器械，甚至包括一座重型攻城塔。然而，守军并没有被耶路撒冷王国鼎盛的军容所吓倒，他们士气高昂，布防严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战局呈现胶着状态。这年复活节前后，一支满载基督教朝圣者的船队阴差阳错地赶到圣地，他们在雅法一带登陆，竟欣喜地听闻耶路撒冷国王正在率部围攻异教徒的重镇。这些朝圣者固然缺乏战争经验，但却不乏宗教热忱与勇气，他们自发地奔赴战场支援基督教战友，让耶路撒冷王国军队意外地获得了一股数量可观的生力军，基督教军队因此逐渐占据上风。然而好景不长，这年6月，一支由70艘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从埃及出发，抵达亚实基伦外海。西顿的杰拉尔德麾下仅有20艘桨帆船，无力与之争锋，只能眼看着埃及人浩浩荡荡地驶入亚实基伦码头。守军不禁欢呼雀跃，埃及舰队为他们带来了大量武器和补给，令五个月围困的效果几乎消失。如果这支舰队的水兵加入守城者的行列，或许亚实基伦的结局会大有不同。然而，埃及人似乎过分轻敌、乐观了，他们卸下货物后，便迅速地班师回国，将亚实基伦抛在了脑后。而法蒂玛苏丹也没有派出陆军予以增援的打算。于是耶路撒冷王国军队又鼓起勇气，继续围城。双方实质上都已经精疲力竭，虽然穆斯林粮草充裕，但在基督徒方面，前文所提到的重型攻城塔给守军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它超越了城墙的高度，足以俯瞰城区，法兰克人可借此向市区投射石弹与火把，让守军苦不堪言。8月15日夜，一支守军敢死队潜出防线，成功地点燃了这座庞然大物，可惜天公不作美，突然刮起的一阵大风竟将火势引向了亚实基伦城，一段城墙因此轰然崩塌，城市防线顿时出现了一道豁口。熊熊火光之下基督徒们立即发现了这天赐良机，冲在最前列的是贝尔纳与他的大约40名圣殿骑士。他们很快突破了缺口，成为第一批进入市区的基督教军人。在一片混乱中，守军几乎已经绝望，他们发现大势已去，准备逃离战场。这时，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在鲍德温三世、耶路撒冷王国贵胄和医院骑士团大团长雷蒙的注视之下，贝尔纳企图证明自己的圣殿骑士团才是圣地最佳的武士，同时出于贪婪，他也希望能够独享亚实基伦丰厚的战利品，于是他勒令部下把住豁口，禁止一切友军入城。在他看来，萨拉森人已经是丧家之犬，不堪一击。事与愿违，亚实基伦守军在片刻的惊惶之后，借着火光，很快便发现了入城的十字军兵力薄弱，他们鼓起勇气，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发动了反击。贝尔纳与他的部下奋战到了最后一刻。第二天黎明，鲍德温三世与雷蒙·杜·皮伊在亚实基伦城头发现了示众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与40名部下的无头尸身（头颅被当作战利品送往了开罗）。
贝尔纳之死对耶路撒冷军队的士气不啻为一记重击，人们对圣殿骑士团的悲剧感到羞愧并表示哀悼，他们与穆斯林达成了短暂的停战协议，以便双方都能收殓战友。在基督教军队营地举行的作战会议上，大部分贵族将领产生了畏战情绪，纷纷主张立即撤退。但耶路撒冷宗主教富尔彻与医院骑士团大团长雷蒙站在“真十字架”前，坚决要求继续围攻。雷蒙以他卓越的辩才打动了国王，并苦口婆心地说服了那些桀骜不驯的爵爷们。稍事休整后，基督教军队以更加高涨的热情，重新回到了战场。
此刻，轮到萨拉森人颤抖了。他们原本一厢情愿地以为，基督徒遭受了如此惨痛的损失，并且自己杀死了赫赫有名的圣殿骑士团团长，敌人想必会知难而退，谁知须臾之间，这些基督徒又一次将城市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心惊胆战地又抵抗了数日，发觉敌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本方再难支撑下去，而传说中的埃及援军迟迟不见踪影。8月19日，穆斯林派出使者，表示愿意有条件地投降，前提是允许城中的穆斯林携带随身财产平安撤离。鲍德温三世正在为旷日持久的围城而焦头烂额，得知这一消息，不禁喜出望外。耶路撒冷王国的将士们也如释重负，甚至有人喜极而泣。和1099年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相比，这一次他们表现出了十足的骑士风度。鲍德温慷慨地给予了萨拉森人三天的撤离时间，坚守诺言，对他们秋毫无犯。随后，耶路撒冷王国的大军凯旋入城，他们将清真寺改建为圣保罗教堂，亚实基伦被赠给了国王的兄弟雅法伯爵阿莫里（Amaury，1136—1174，1162年即位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第六任国王）。随着亚实基伦的陷落，埃及丧失了这枚嵌入耶路撒冷王国肌肤的钉子，而后者的战略形势大为改观。在本次战役中，医院骑士团团长雷蒙可谓功勋卓著，令国王刮目相看，而圣殿骑士团团长贝尔纳为自身的自私与鲁莽付出了惨痛代价，他再也没有机会亲眼看看亚实基伦城头飘扬的十字军旗帜了。[10]
1153年的亚实基伦围城战对医院骑士团而言是一道分水岭，在这场战役中，他们第一次主动参与十字军国家对异教徒的征伐，其表现令圣殿骑士团相形见绌，大团长雷蒙作为鲍德温三世的幕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医院骑士团越发受到耶路撒冷王国的重用，并真正成为国王的左膀右臂。
◎ 1153年对亚实基伦的围攻，法国插画家让·科隆布绘制
1160年，雷蒙·杜·皮伊结束了他对医院骑士团长达四十年的领导，平静地逝世于战友怀中，享年77岁。他在位期间，睿智、谨慎而又不乏进取精神，骑士团在他的带领下进入了鼎盛时期，军容齐整，富可敌国，广受尊重。雷蒙最大的功绩是他一方面继承了杰拉尔德的遗志，另一方面又敏锐地捕捉到了时局的变化，成功令医院骑士团实现了转型，从一个纯粹的医护慈善组织演变为军事、民事并重的骑士团，并拥有了自己的领地，甚至依稀有了“骑士团国”的雏形。通过选举，奥热·德·巴本（Auger de Balben）以一致欢呼的方式高票当选为新一任大团长，继承了雷蒙留下的这份庞大遗产。他是雷蒙生前信赖的战友，经验丰富，为人谦逊，处事公正，在耶路撒冷王国的议事厅上长期拥有一席之地，可谓德高望重。奥热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多菲内（Dauphiné）地区，具有贵族血统，他的即位进一步加深了骑士团的法国色彩，同时，他也基本延续了雷蒙的政策，算得上是守成之主。不过他当选时年事已高，三年后便撒手人寰，接任的团长阿诺·德·孔普斯（Arnaud de Comps）在位不足一年也升入天国，在未来十年中替医院骑士团掌舵的重任便落在了第5任大团长吉尔贝·德·阿塞利（Gilbert de Assailly）的肩上。
吉尔贝就任时正值盛年，而且此刻的医院骑士团兵强马壮，可谓如日中天，因此，吉尔贝难免产生了要大展宏图、青史留名的雄心壮志。他一改以往骑士团团长谨慎稳重的作风，主张四处出击，以扩大骑士团的势力。也就在这一年，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在安条克突患恶疾，并因此病故，年仅33岁。鲍德温三世在埃德萨失陷、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惨败的阴影中开始统治，但他颇有王者之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多次击退努尔丁的进犯，成功地将王国转危为安。人们为他的英年早逝哀恸不已，甚至努尔丁为了给予基督徒守丧的时间，特意推迟了对十字军国家的攻势。新的耶路撒冷国王是鲍德温的兄弟，昔日的雅法伯爵阿莫里。和兄长相比，他的才干与品德要逊色不少。由于长期生活在鲍德温的阴影之下，继位之后，阿莫里十分渴望建功立业，他很快便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异教徒的战争—他与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吉尔贝惺惺相惜，也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