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提尔的威廉主教记载说，正是吉尔贝力劝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悍然撕毁与埃及在1167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并于第二年秋率军入侵埃及法蒂玛王朝（圣殿骑士团对此颇有微词）。在这场恶战中，医院骑士团的表现终于引起了同时代西方历史学家的关注。瓦特勒洛的兰伯特（Lambert de Wattrelos）在他的《康布雷编年史》（Annales Cameracenses）中写道：
“医院骑士团团长亲自统领部下进入了战场。他为人机敏，对自己的作战能力高度自信。他们此次的目标是一座固若金汤的埃及城市比勒拜斯（Bilbeis）。大团长对该城的城防与守军的英勇毫不畏惧，身先士卒，猛烈攻城，他们摧毁了城墙，涌入城区，杀死了每一个负隅顽抗的敌人。医院骑士团在上帝的眷顾下占有了这座城市，而守军中少数漏网之鱼突围以后，将骑士团的骁勇四处宣扬，让异教徒们顿时心生畏惧。”
在医院骑士团顺利攻城拔寨之时，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与圣殿骑士团也在各自领兵攻略埃及。虽然初战告捷，但好景不长，在埃及人的顽强反击下，这次冒失的远征最终失败了，耶路撒冷国王甚至不得不放弃那些已经到手的城市和土地，十字军唯一的“成果”就是令埃及陷入了内乱和虚弱之中。十字军国家的军事冒险一年后诱发努尔丁派遣大马士革名将谢尔库赫率部入侵埃及，他很快打败了埃及的实际统治者首相沙维（Chaver），进入开罗，埃及哈里发不得不任命谢尔库赫为首相，此举实际上令法蒂玛王朝沦为赞吉王朝努尔丁的傀儡。远征对耶路撒冷王国而言就是个灾难，它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导致埃及与叙利亚被同一个穆斯林领袖所掌控，努尔丁也随之成为十字军的大敌。而埃及总督谢尔库赫的侄子，即后来大名鼎鼎的、给十字军带来无尽烦恼的一代枭雄萨拉丁（Ṣalāḥad-Dīn Yūsuf ibn Ayyūb，通常拼写为Saladin，1138—1193 ）[11]此时也在努尔丁军中。虽然阿莫里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结为联盟，但在攻略埃及的过程中，两国的配合充满了龃龉。如果说1169年之前，十字军国家在和处于分裂之中的伊斯兰国家对垒时还能不落下风的话，那么，在此以后，由于伊斯兰世界变得团结，而十字军苦于兵力短缺，他们就不得不转攻为守了。也就在这一年，萨拉丁接过了叔父谢尔库赫的衣钵，继任埃及首相，并在五年后通过政变加冕为苏丹（该年努尔丁去世），从而同时领有埃及与叙利亚。他很快便成了耶路撒冷王国和医院骑士团的心腹之患。
1168年的失利同样让医院骑士团遭受了惨痛损失。除了损兵折将以外，该年团长吉尔贝野心勃勃地花费重金买下了一块土地用于建设贝尔沃（Belvoir）城堡（位于今天以色列加利利海以北），他完全没有预料到远征埃及的惨淡结果，战场上的巨大开销和购买土地的费用导致骑士团财政破产（吉尔贝在位期间，医院骑士团拥有的城堡数量从7至8座增加到了20座）。此前医院骑士团一向以财力雄厚著称，因此破产的消息对全团上下而言无疑是晴天霹雳。大团长对此无疑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面对属下的责难，他不得不引咎辞职，此举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原则上大团长任期终生），这也意味着医院骑士团的确到了危急关头。第二年，刚刚当选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不但没有对蒙受重创的骑士团表达慰问，反而公开指责他们超出保护基督徒的合理范畴而大动干戈，已经忘记了自己成立的初衷—照顾朝圣者而非穷兵黩武。这表明，医院骑士团开始遭遇信任危机。1170年接替吉尔贝的大团长卡斯特斯（Castus de Muralo）和1172年即位的若贝尔（Jobert，1172—1177年在位，也被称作叙利亚的若贝尔）面对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充分吸取了往日教训，他们在财政上和军事上都采取一种稳妥甚至收缩的策略。为了厉行节约，若贝尔甚至不得不取消了骑士团实行多年的、向耶路撒冷穷人发放白面包的善举。1174年8月，当耶路撒冷王国联合西西里海军袭扰埃及沿海时，他们“冷酷”地拒绝发兵相助，虽然耶路撒冷—埃及战争的爆发医院骑士团难辞其咎。当然，骑士团并没有完全从十字军的战场上销声匿迹，例如1174年底和1179年，他们也参与了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Raymond Ⅲ，1140—1187）[12]对穆斯林的征伐，不过较之过往谨慎了很多，规模也已经大为缩小。
◎ 贝尔沃城堡遗址
1174年，耶路撒冷国王阿莫里趁努尔丁去世的机会，出兵围攻巴尼亚斯（Banias），但困于坚城，师老无功。在撤军途中，他感染了痢疾，随后因高烧在耶路撒冷撒手人寰，只留下一个13岁的儿子，雪上加霜的是，这位少年还身患当时的绝症—麻风病。虽然有人认为麻风病是一种“天谴”，这样的病人没有资格担当圣城守护者的重任，但他还是于当年7月15日继位登基，这就是日后名垂青史的“麻风国王”鲍德温四世。在他的孩童时期，阿莫里国王任命提尔主教威廉为其“太傅”，后者对鲍德温四世的聪颖赞不绝口：“他相貌清秀，学习文学时有长进，我越发肯定他会养成让人喜爱的性格。他是个优秀的骑士，天才毕露，记忆力出众……”
可惜天妒英才，在一次孩童间的打闹中，威廉发现鲍德温似乎丧失了痛觉，经过检查，发现小王子的右手已经全然麻木，这俨然是麻风的病兆，人们忍不住流下泪来，因为这种顽症连当时最顶尖的医生也束手无策。当鲍德温进入青春期后，麻风病的症状完全显现出来，国王患病的消息也成了王国公开的秘密。鲍德温四世不得不忍受各种中世纪疗法—放血、阿拉伯式的药敷、灌肠……当他病情加重进而影响到行动能力时，年轻的国王学会了单手骑马。提尔主教威廉一直忠心耿耿地守候在他身旁，辅佐国王，他的生母阿格尼丝（Agnes of Courtenay，阿莫里国王的第一任妻子）也回到了他身边。基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明白，国王的统治注定无法长久，而且他不会诞下子嗣。他的两个直系亲属—同父母的姐姐西比拉（Sibylla）当时刚满14岁，同父异母的妹妹伊莎贝拉（Isabella）年仅2岁。虽然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他也是阿莫里国王的表亲）稍后成为摄政，但王国上下已经是阴云密布：内有严重的继承人危机，外有萨拉丁虎视眈眈（1174年萨拉丁被巴格达的哈里发正式承认为埃及与叙利亚的苏丹，他由此建立了自己的阿尤布王朝）。
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时年34岁，身材高挑瘦削，一头黑发，皮肤黝黑，看上去不像法兰克人，倒像本地的穆斯林。从性格上说，他为人冷静，富有自制力，善于审时度势，白璧微瑕的是心胸不够宽广，有些睚眦必报。在他之前，普朗西的迈尔斯（Miles of Plancy）曾短暂地担任摄政，不过他很快失势并遭到暗杀，惨死于阿卡街头，人们普遍相信幕后黑手正是雷蒙德伯爵。伯爵身后也不乏自己的有力支持者—耶路撒冷王国统帅托隆的汉弗莱（Humphrey of Toron）、伊贝林（Ibelin）家族[13]、西顿的杰拉尔德等等，医院骑士团也可算作他的盟友。作为在圣地土生土长的贵族，雷蒙德尊重他的穆斯林邻居，深谙与之共存才是国祚长久之道，为此他甚至自发地学习了阿拉伯语。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大体可算作“本土贵族派”。与此同时，以太后阿格尼丝为首，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势力。他们大多是新到圣地的西方贵族，其中的代表人物是1175年刚刚获得自由的沙蒂永的雷纳德（Raynald of Châtillon，1125—1187）[14]和有名无实的“埃德萨伯爵”乔斯林三世（Joscelin Ⅲ，1159—1190，耶路撒冷王后阿格尼丝的弟弟，鲍德温四世的舅舅）。前者刚刚结束长达十五年的牢狱之灾，以重金从穆斯林的监狱中被赎回；后者自幼便失去了埃德萨伯国的领土，从5岁起即遭努尔丁囚禁，也一心想要光复故国。他们连同圣殿骑士团，是“太后党”的中坚力量，主张对伊斯兰世界采取攻势，开疆拓土。除了政见不同，两派之间还存在个人恩怨。例如，雷纳德此时刚过门的妻子斯蒂芬妮（Stephanie）恰好是迈尔斯的遗孀，她坚信雷蒙德三世正是谋害她前夫的凶手。而曾给予太后阿格尼丝一纸休书的西顿的杰拉尔德（他曾是太后第三任丈夫），此刻亦是雷蒙德阵营的一员干将。1173年一位佛兰德骑士杰拉尔德·德·雷德福特（Gerard de Ridefort）来到的黎波里伯国，为雷蒙德效力。伯爵曾经向他许诺，会将一位伯国内富有的女继承人许配给他，然而当这样的人选出现时，伯爵竟自食其言，将她嫁给了一位比萨的富商，深受打击的杰拉尔德离开了的黎波里，加入了圣殿骑士团。终其一生，他都对雷蒙德的背信弃义耿耿于怀，雷蒙德意想不到的是，十年之后，这位当年并不起眼的骑士竟荣登圣殿骑士团大团长的宝座。阿格尼丝早年便因为对金钱的贪婪与私生活的混乱而饱受诟病，阿莫里国王一直竭力避免她对两个子女产生影响。但此时重返耶路撒冷的阿格尼丝已经贵为太后，再没有人能忤逆她了，很快，她便对宫廷发挥了灾难性的作用……耶路撒冷王国朝廷的分裂与党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鲍德温四世竭力居中调停，维系着脆弱的平衡，他一方面重用雷蒙德伯爵，另一方面又任命自己的舅舅乔斯林三世为耶路撒冷王室总管（seneschal of Jerusalem），以便加以掣肘。
◎ 萨拉丁，意大利佛罗伦萨画家克里斯托法诺·德尔·阿尔蒂西莫（Cristofano dell'Altissimo，1525—1605）绘制
作为麻风病人，继承人问题成了鲍德温四世的一块心病，他的人选仅有姐姐西比拉和妹妹伊莎贝拉二人。考虑到强敌环伺的状况，鲍德温和他的顾问们意识到有必要让西比拉嫁给一位西方贵族，以便在发生军事危机时从欧洲获得援助。最终，有幸成为耶路撒冷国王姐夫的是蒙费拉的威廉（William of Montferrat，蒙费拉侯爵的长子），他是法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的表亲。鲍德温四世希望通过此次联姻让路易七世与腓特烈成为王国的外援。与此同时，鲍德温也谋求再次恢复昔日父王与拜占庭的联盟关系。适逢曼努埃尔一世皇帝于1176年爆发的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被突厥人击败，亟须重振国威，双方互有需求，一拍即合。而奉旨出使君士坦丁堡的，正是沙蒂永的雷纳德，此举足以显示鲍德温四世对他的信任。蒙费拉的威廉在1176年抵达圣城与西比拉完婚，原本人们期待他能够成为王储，但他很快因疟疾于第二年去世，只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即未来的鲍德温五世（Baldwin Ⅴ）。
当鲍德温四世忙于广结盟友之时，萨拉丁也在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他将矛头指向了赞吉王朝的残余势力，当时的阿勒颇与摩苏尔还处于赞吉后裔的掌控之下。面对萨拉丁的咄咄兵锋，阿勒颇、摩苏尔与令人闻风丧胆的阿萨辛派刺客团结成了攻守同盟。然而萨拉丁以高超的手腕予以分化瓦解，多次在战场上击败对手，也幸运地逃过了数次暗杀。作为精明的政治家，萨拉丁尤其注重收买人心，每次击败阿勒颇或摩苏尔的军队后，他都会慷慨仁慈地释放全部俘虏，不加任何条件，这在当年是绝无仅有的善举，令他获得了崇高的人望。经过大约一年的征战，虽然并未攻下阿勒颇，但他成功地迫使该城统治者居米什泰金（Gümüştekin）臣服，并以外交手段促成了与阿萨辛派的和解，摩苏尔的赛义夫（他是努尔丁的侄子）被彻底孤立，不再对叙利亚构成威胁。萨拉丁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他最重要的敌人—耶路撒冷王国了。
1177年，鲍德温四世已年满16岁，到了亲政的年纪，雷蒙德结束摄政，将大权交还国王。此举似乎预示着“本土贵族派”的失宠，因为看上去国王更信赖沙蒂永的雷纳德。不过与经验丰富的雷蒙德相比，鲍德温显得有些稚嫩，况且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人们对他执政不免心存疑虑，国王也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也正是在这一年，佛兰德伯爵腓力一世（Philip Ⅰ，Count of Flanders，1143—1191）来到耶路撒冷朝圣。鲍德温极力游说腓力担任王国摄政及军队指挥，但后者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一名朝圣者，予以婉拒。佛兰德伯爵对酝酿中的拜占庭—耶路撒冷王国对埃及的联合远征也意兴阑珊，但他表示愿意率领王国军队与的黎波里伯国、安条克公国一道，北上围攻哈玛（Hama）。10月，腓力一世开拔出征，带走了王国大部分主力，这就给了萨拉丁可乘之机。
萨拉丁拥有圣地一流的情报系统，对耶路撒冷王国的底细了如指掌。得知王国兵力空虚而国王身患沉疴的消息，他立即动员埃及的部队，准备攻略耶路撒冷。11月18日，萨拉丁的大军（人数据说达到2.6万）从开罗出征，他们沿着巴勒斯坦海岸行军，计划绕开无关紧要的一系列城堡，直扑圣城。直到敌军入境，耶路撒冷王国上下方如梦初醒。加沙是圣殿骑士团的军事要塞，骑士团仓促组织兵力准备在此据险死守，然而萨拉丁的主力却避开了加沙，直指耶路撒冷南部的门户亚实基伦。
得知亚实基伦吃紧的消息，鲍德温四世出人意料地宣布御驾亲征（按照他的身体状况，原本不应承受戎马之苦）。他用最短的时间集合了王国剩余的精锐，共计375名骑士和数千名步兵，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亚实基伦进发。随行人员包括王国军队总司令、他的副帅沙蒂永的雷纳德、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奥多·德·圣阿芒（Odo de St. Amand，1171—1179年在位）、王室总管乔斯林、伊贝林家的鲍德温与巴利安等，伯利恒大主教阿尔贝携带“真十字架”同行，负责鼓舞士气。这支小小的部队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在萨拉丁到来之前，进入亚实基伦城内，随即遭到了后者的围困。虽然鲍德温下令征兵动员，但各地零星调集而来的部队大部分被萨拉丁驱逐甚至俘虏。不过，萨拉丁深谙亚实基伦城防的坚固，因此并不想与鲍德温打一场持久的围城战，他的目标是耶路撒冷，能够将国王围困于此，足以令他心满意足。于是，萨拉丁在留下一小股部队继续包围亚实基伦后，亲率主力向耶路撒冷进发。他清楚地知道，在亚实基伦与圣城之间，已经没有大股的十字军部队（唯一需要提防的，或许还有尚未出现的医院骑士团，但他们的数量对防御圣城而言，只能算杯水车薪），这种一马平川的景象让全军都洋溢着乐观的情绪，似乎，萨拉丁和将士们出现在圣殿山的圆顶清真寺，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萨拉丁虽戎马一生，足智多谋，这一次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大大低估了那位患病的少年、“圣墓的守护者”鲍德温国王。由于相信胜券在握，萨拉丁放松了军纪，允许部下在耶路撒冷王国境内四处劫掠，征集粮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兵力分散。与此同时，看似处于绝境的鲍德温四世决意要拼死一搏，他果断向圣殿骑士团传令，要他们立即放弃加沙，与自己在亚实基伦会合。他们合兵一处，顺利突围，开始沿着萨拉丁的方向追击而去。
11月25日，在拉姆拉附近的蒙吉萨（Montgisard），鲍德温那支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军队追上了萨拉丁的主力。萨拉丁的部队猝不及防，已经来不及组织完整的战线迎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军队扔下武器，望风而逃。目睹萨拉森人阵脚大乱，鲍德温果断地下达了全军突击的命令。据说，国王亲吻了“真十字架”，随后艰难地翻身上马，亲自率部冲锋。他一直战斗在最前线，伊贝林兄弟以及雷蒙德伯爵的两位继子于格与威廉护卫在他身边，而沙蒂永的雷纳德以他丰富的军事经验负责指挥全局……很多十字军坚称，战斗最紧张时，“真十字架”发出了太阳般的光芒，而圣乔治（Saint George，275/281—303）[15]则与他们并肩战斗。抛开这些神迹不谈，据萨拉丁一方回忆，当时他们正在全无防备地渡河，法兰克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像匕首切过黄油一般，横扫穆斯林军右翼，随后是左翼，当两翼均告崩溃后，十字军便对萨拉丁所在的中军发动了夹攻。如果不是萨拉丁的禁卫军—马穆鲁克部队拼死保护，他本人也险些战死疆场，他的部队大部分如同羊群一般，被赶入一片沼泽，惨遭屠戮。萨拉丁骑着一匹骆驼，仓皇逃走，他的禁卫军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扔下了全部战利品甚至武器，抱头鼠窜。虽然萨拉丁在撤退中竭力希望重整部队，但在穿越沙漠回国时，这些残兵败将又遭受了贝都因人的袭扰，近3万人的劲旅，事后成功返回埃及的，还不到十分之一。
1177年的蒙吉萨战役是一场戏剧性的完胜，年仅16岁的鲍德温四世，初出茅庐，便击败了声名显赫的萨拉丁，这为国王积累了极高的声望。王国上下沉浸在狂喜之中，人们感谢上帝的眷顾，对“麻风国王”的勇气和魅力佩服得五体投地。胜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党争给王国带来的裂缝，同时，经此一役再也无人敢质疑鲍德温四世的权威了。而萨拉丁充分领略了耶路撒冷王国骑士的战斗力，此后，他便尽量避免在鲍德温健在的情况下，与之决战。时间在萨拉丁一方，他可以静静等待机会。而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背后，耶路撒冷王国的内部危机其实并未得到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6]
1178年，萨拉丁还处于蒙吉萨战役创痛的恢复期中，双方大体上相安无事。鲍德温也的确想要乘胜追击，但苦于得不到西方的援助，他的兵力实在有些捉襟见肘。1179年春，耶路撒冷国王亲自组织了一场对大马士革的远征，然而，他同样大大低估了萨拉丁的能力。在巴尼亚斯附近的山谷，耶路撒冷王国军队遭到了萨拉丁的侄子法鲁克沙阿（Faruk-Shah）的伏击。狭窄的地形让基督徒的部队完全无法施展，而鲍德温的坐骑甚至受惊脱缰，令他险遭不测。大厦将倾之际，全靠随军出征的老将托隆的汉弗莱带领他的亲兵充当后卫，拼死抵住了萨拉森人潮水般的攻势，最终让鲍德温的主力全身而退。但不幸的是，汉弗莱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于当年4月22日宣告不治，耶路撒冷王国痛失一员猛将，而汉弗莱的老成稳重恰恰是鲍德温的王廷所急需的。
◎ 蒙吉萨战役，病榻上挥剑指挥者为鲍德温四世，法国画家查理-菲利普·拉里维埃（Charles-Philippe Larivière）绘制
此后，萨拉丁继续步步紧逼，他率部围攻位于雅各浅滩（Jacob's Ford）的十字军要塞。由于守军的顽强抵抗，萨拉丁放弃了强攻的念头，转而在巴尼亚斯扎营，并派出部队破坏十字军国家的农田，骚扰乡邻。消息传来，鲍德温四世强忍病痛，再次出征迎击萨拉森人。1179年6月10日，耶路撒冷王国军队与阿尤布王朝军队在迈尔杰欧云（Marj Ayun）一带遭遇。虽然基督徒初战告捷，击退了法鲁克沙阿率领的前锋，但圣殿骑士团在团长奥多·德·圣阿芒的指挥下，不听号令，擅自追击，被及时赶到的萨拉丁主力所击败，溃退的圣殿骑士将友军的阵线冲得七零八落。萨拉丁乘势发起反攻，耶路撒冷军队抵挡不住。所幸鲍德温四世临危不乱，与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收拢残兵，退往博福尔（Beaufort）城堡固守。王国军队的其余部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圣殿骑士团大团长奥多和伊贝林家的鲍德温都沦为了萨拉丁的阶下囚。稍后耶路撒冷王国用整整1000名穆斯林战俘换回了鲍德温（但他也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而奥多由于自尊心作祟拒绝类似的交换，一年后他凄惨地死在萨拉丁的地牢中。8月，萨拉丁终于攻下了雅各浅滩的城堡，并获得了700名战俘。[17]
1179年的几场挫折让鲍德温国王意识到，萨拉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而后者同样对蒙吉萨战役中鲍德温的英姿记忆犹新。双方都有些精疲力竭，需要休养生息。于是，在1180年，两位伟大的君主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
自1179年之后，鲍德温四世的健康情况开始恶化，他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驾驭战马，他的视力也受损严重。王国需要正值壮年的继承人，西比拉公主也需要一位丈夫。王国上下都在为西比拉物色人选，当时热门的候选人包括勃艮第公爵于格三世（Hugues Ⅲ de Bourgogne，1142—1192）和伊贝林家的鲍德温。出人意料的是，最后脱颖而出的却是法国贵族吕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1150—1194），与之前的候选人相比，他似乎既不干练，也难称家世显赫。但太后阿格尼丝极力推荐他，西比拉本人也倾心于这位仪表堂堂的美男子（据说原本西比拉更中意伊贝林的鲍德温，但后者负债累累最终让她望而却步），鲍德温四世也就应允了这门婚事。此项决定为之后王国的分裂埋下了种子。
由于居伊是太后推荐的人选，看上去“太后党”在王国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优势。1180年耶路撒冷宗主教阿莫里去世，“贵族党”推荐德高望重的提尔大主教威廉作为继任人选，而太后的人选则是凯撒里亚的伊拉克略（Eraclius of Caesarea，1128—1191）。虽然威廉贵为帝师，与国王私交甚笃，但屈于太后的压力，鲍德温四世最终还是选择了伊拉克略。此举彻底打破了王国的政治生态平衡，也激化了两大派系的矛盾。
此时的医院骑士团团长为法国人罗歇·德·穆兰（Roger de Moulins，1177—1187年在位），他坚定地与黎波里伯爵雷蒙德站在一起，反对阿格尼丝、雷纳德、居伊等人的派系，由于圣殿骑士团属于“太后党”的成员，历史上曾经亲密无间的两大骑士团，此时居然剑拔弩张，势同水火。1169年吉尔贝灾难性的冒险失败之后，历届医院骑士团大团长都采取了一种保守稳妥的统治策略。在鲍德温四世与萨拉丁此前的交锋中，与圣殿骑士团相比，医院骑士团在战场上的表现可谓乏善可陈，在某些圣殿骑士看来，医院骑士已经沦为贪生怕死之辈。而后者背地里却认为，正是圣殿骑士团的有勇无谋才导致了1179年鲍德温国王在迈尔杰欧云的失利。两大骑士团的矛盾在圣地已然是妇孺皆知，甚至直达天听。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出面调停，要求他们握手言和。1184年，罗歇·德·穆兰与圣殿骑士团团长阿诺尔德·德·托罗哈（Arnold of Torroja）、耶路撒冷宗主教伊拉克略共同出访欧洲，拜会教皇，虽然官方宣称此行目的是构筑对抗萨拉丁的联盟，但也宣告骑士团、教会之间的关系得到了纾解。罗歇继承了雷蒙·杜·皮伊的才干和魄力，利用出访的机会，他在法国、英格兰、德意志建立、扩大了医院骑士团分部，壮大了骑士团声势，可谓成绩斐然。
◎ 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罗歇·德·穆兰
然而，此时耶路撒冷王国内部的状况，就没有那么令人欣慰了。鲍德温四世为国家谋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沙蒂永的雷纳德却视之为无物。1181年，他私自出兵攻入阿拉伯半岛南部，兵锋直指伊斯兰教圣地麦地那，虽然其远征遭遇挫败，但此举大大刺激了穆斯林的神经。与此同时，雷纳德还对穆斯林商队发动劫掠，后者恰恰是萨拉丁的重要财源。萨拉丁怒不可遏，为了报复，他在1182年重新发动了对耶路撒冷王国的攻势。萨拉森人围攻医院骑士团修建的贝尔沃城堡，事实证明，吉尔贝大团长当年的投资虽然花费巨大，但在军事上的效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守军顽强地抵挡住了萨拉丁的攻势。鲍德温国王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但他还是挣扎着离开病榻，御驾亲征。得知鲍德温到来的消息，萨拉丁明智地选择了撤退。
这一年年末，雷纳德不仅未能吸取以往教训，反而出动海军，尝试着跨越红海，袭击伊斯兰世界的心脏。但他的军事冒险再一次失败了，为了以儆效尤，萨拉丁下令将抓获的战俘押往麦加城外斩首示众。
1183年，由于病情恶化，鲍德温四世已经无法正常理政，据说他双目失明，双腿亦失去了行走能力，国王不得不任命居伊为他的摄政，并对他寄予厚望。然而居伊被证明并非帅才，当萨拉丁入侵加利利之时，居伊率领王国主力，竟然犹豫怯战，按兵不动，贻误了战机。于是萨拉丁顺利地渡过约旦河，开始进攻雷纳德的封地卡拉克城堡（Kerak Castle），而鲍德温国王的妹妹伊莎贝拉正在那里准备与托隆的汉弗莱四世（老汉弗莱之子）完婚。虽然雷纳德率部顽强抵抗，但无奈数量悬殊，卡拉克城堡已经势如危卵。所幸萨拉丁得知伊莎贝拉正准备举行婚礼后，出于骑士风范，他并未下令强攻，给了卡拉克城堡一丝喘息之机。得知王妹有难，虽然鲍德温已如风中残烛，却依然决定亲自领兵救援。他已经不能骑马，便让亲兵用担架抬着他行军。同时，国王亦与愤愤不平的雷蒙德伯爵达成了和解，后者同时从的黎波里伯国发兵相助。萨拉丁万万没有料到，据说已行将就木的鲍德温四世会再次与自己对垒。考虑到战场风向的转变，他再一次选择了班师。卡拉克城堡之围顺利解除，这也是鲍德温生前参与的最后一场战役。
卡拉克城堡战役后，对居伊深感失望的鲍德温四世顶住压力，解除了他的摄政职务，将西比拉之子、8岁的小鲍德温加冕为共治国王。同时，他也召回了雷蒙德伯爵，并再一次任命他为王国摄政，从而平衡了“贵族党”在国内的权力。由于鲍德温五世看上去似乎体弱多病，国王在他的遗嘱中表示如果鲍德温五世在10岁前去世，耶路撒冷王位的继承者究竟为西比拉还是伊莎贝拉，应交予西方的四大君主（即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法国国王与英格兰国王）仲裁，此间的政务则由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管理。在国王的病榻前，王国的贵族大臣纷纷发誓将履行国王的遗愿。其中便包括刚刚从欧洲归来的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罗歇，此外还有宗主教伊拉克略与新近当选的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摄政雷蒙德的死敌）。医院骑士团团长正式进入了鲍德温托孤重臣的行列，因为国王此时对居伊及其代表的“太后党”已不再信任，他深深地预感到，如果把王国的未来交至居伊手上，将不啻为一场灾难。
1185年5月16日，“麻风国王”鲍德温四世在高烧中走完了23年的人生历程，虽然他生前励精图治，死后青史留名，但留下的依然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耶路撒冷王国。[18]
1183—1186年，萨拉丁将自己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穆斯林对手（他在1183年占据了阿勒颇，1186年发动了对摩苏尔不成功的远征），与耶路撒冷王国大体相安无事。在难得的和平间隙中，王国出现了繁荣景象，贸易得到恢复，岁入也增加了。如果王国的政局保持稳定，并得到西方盟友的支援，它应该还能支撑下去。不幸的是，鲍德温四世对鲍德温五世的担忧最终一语成谶。虽然雷蒙德伯爵尽心竭力地予以辅佐，但小国王在位仅仅一年便夭折了（1186年8月去世于阿卡），耶路撒冷王国再次面临重大危机。如果严格地执行“麻风国王”的遗嘱，那么应该由西方的四大君主来决定即位人选，而这一时期雷蒙德将继续摄政。
鲍德温五世临终前，守在病榻旁的权贵为摄政王雷蒙德与王室总管乔斯林。作为“太后党”的骨干之一，乔斯林对雷蒙德怀有很深的成见，他巧舌如簧，游说王国摄政前往太巴列（Tiberias，位于加利利海西岸，以色列历史名城）召开王国会议，以便鲍德温四世的遗嘱能够得以实行，而他自己则负责护送国王的灵柩前往首都。沉浸在悲痛中的雷蒙德不知其中有诈，表示义不容辞。而雷蒙德一离开，乔斯林便发动自己的亲兵控制了阿卡、提尔与贝鲁特等重镇，并宣布推举西比拉为耶路撒冷女王。圣殿骑士团火速携带鲍德温五世的遗体进入了耶路撒冷，而沙蒂永的雷纳德也率领自己的部队赶来向西比拉效忠。此举显然违背了鲍德温四世的遗嘱，有政变之嫌。雷蒙德感到自己遭受了愚弄和背叛，怒火中烧。作为的黎波里伯国伯爵和王国摄政，他不乏自己的支持者，包括西比拉的妹妹伊莎贝拉公主与她的丈夫汉弗莱、伊贝林家的巴利安、医院骑士团及大部分昔日鲍德温四世的封建领主。两派剑拔弩张，耶路撒冷王国处于内战的边缘。雷蒙德派出使节劝告西比拉不要擅自登基，而是举行全国贵族会议共商国是。然而，作为阿格尼丝的亲生女儿，西比拉一派已经牢牢掌控了耶路撒冷的大局，不愿意放弃到手的果实。在耶路撒冷的权贵中，乔斯林、雷纳德以及王国统帅阿莫里（居伊的哥哥）均表示对西比拉效忠，民间一直有传言说宗主教伊拉克略是阿格尼丝的秘密情人，他支持西比拉也不出意料，唯一持不同意见的重要人物是医院骑士团大团长罗歇·德·穆兰。罗歇是个正派的骑士，不愿违背当年对鲍德温四世许下的誓言，此外，他与雷蒙德伯爵交情匪浅，对后者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深感不平。然而他过于势单力孤，无法扭转大局。雷纳德与伊拉克略派人关闭了耶路撒冷城门，枕戈待旦，以防备雷蒙德一派可能的讨伐。与此同时，他们也在紧急筹划西比拉的加冕典礼。耶路撒冷王国的王冠按照国王的遗嘱，由托孤重臣伊拉克略、罗歇与杰拉尔德共同保管（每人各一把钥匙，需要三把钥匙才能打开存放王冠的箱子）。伊拉克略和杰拉尔德要求罗歇交出钥匙，后者断然拒绝。圣城中，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的关系高度紧张，火拼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在“太后党”长时间的软硬兼施之下，罗歇审时度势，做出了让步。一方面他考虑到敌众我寡的事实；另一方面，1184年他刚刚在教皇面前许诺同圣殿骑士团重归于好，他无法承担同室操戈的恶名。不过，罗歇并不隐瞒他的愤懑，钥匙是从窗户里扔出去的，医院骑士团上下也拒绝参加加冕庆典。考虑到反对者甚众，尤其是西比拉的丈夫居伊当年遭到鲍德温四世的罢黜和厌恶，声名狼藉，“太后党”原本也计划在加冕礼上照顾“反对派”的情绪，耶路撒冷宗主教伊拉克略表示，他加冕的对象仅仅是西比拉女王，而不包括她的丈夫。如果坚持这一点，或许还能取得“贵族党”的谅解。然而西比拉的自私注定了一切只是妄想，在宗主教为她加冕之后，她旋即自行拿出第二顶王冠，授予丈夫共治君主的身份。西比拉与居伊，注定会同雷蒙德一派势如水火了。
◎ 卡拉克城堡遗址
听闻居伊加冕为共治国王的消息，雷蒙德麾下的贵族们群情激奋。雷蒙德鼓动众人推举伊莎贝拉及其丈夫汉弗莱为国王，他们的确有这样的实力，如果计划成真，必然导致一场血腥的内战。幸运的是，汉弗莱本人并无称王的雄心壮志，他对内战感到恐惧，私自离开了同伴，策马前往耶路撒冷，面见西比拉女王，将雷蒙德的计划和盘托出，并表达了自己的归顺之意。随着汉弗莱的背叛，“贵族党”失去了自己的旗帜，领主们纷纷涌向耶路撒冷效忠。雷蒙德感到心灰意冷，拒绝向居伊宣誓，他挂印而去，来到妻子位于加利利附近的封地隐居起来。内战的确是避免了，但王国也失去了它的左膀右臂。贵族们的确是宣誓效忠了，但背后已经离心离德。
西比拉和居伊沉浸在喜悦之中，对权力的贪婪蒙住了他们的双眼。居伊国王没有鲍德温四世那样崇高的威信，根本无法驾驭国内桀骜不驯的贵族。其中最令人头疼的，当属以拥立功臣自居的雷纳德。作为国内著名的主战派，此刻他如同脱缰的野马，再也不受约束，一心只想撕毁王国与萨拉丁脆弱的停战协定，在战场上建功立业。1186年底，他从自己的卡拉克城堡出发，冒失地袭击了一支阿尤布王朝自开罗出发前往圣地的商队，屠杀了护送的士兵，将价值不菲的货物据为己有。得知这一消息的萨拉丁，出于对停战协定的尊重，派使节拜会他熟悉与尊重的“前摄政”雷蒙德，希望以外交手段解决纠纷。然而，后者正处于自我放逐之中，闭门谢客，甚至，雷蒙德内心深处还渴望萨拉丁能给居伊一些“教训”。使者随后前往耶路撒冷觐见国王，居伊表现出同情的姿态，并要求雷纳德做出赔偿。可是雷纳德明白居伊的政权离不开自己的鼎力支持，对此置若罔闻。居伊无可奈何，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由此，萨拉丁看出了耶路撒冷国王的孱弱以及王国内部的分裂。他所痛恨的雷纳德提供了重启战端的绝佳口实，这一次，他不打算放过。如果十字军国家团结一致，萨拉丁还不能不有所忌惮。然而此时由于居伊的上台充满了欺骗与诡计，诸多贵族早已心生怨怼，在萨拉丁的离间之下，他们纷纷表示与耶路撒冷国王划清界限。安条克亲王博希蒙德三世（1144—1201）明知战事将启却紧急与萨拉丁签署了和平条约。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三世也如法炮制，他甚至走得更远：萨拉丁对伯爵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暗地许诺未来将扶持他称王，这一表态正中后者下怀，作为回报，雷蒙德同意当耶路撒冷王国同萨拉丁发生冲突时作壁上观。尽管雷蒙德的处境值得同情，并且在政治上比居伊更适合国王之位，但此举的确是叛国行为，算得上他人生的污点。居伊听说了雷蒙德通敌的传闻，他的回应是与圣殿骑士团一道出兵讨逆。内战似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关键时刻，伊贝林家的巴利安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他来到居伊的营地，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陈内战的灾难性后果，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既然雷蒙德获得了萨拉森人的支持，国王此次亲征毫无胜算。随后他又前往雷蒙德的驻地，劝说他不要忘记对鲍德温四世的承诺，放弃叛乱。在巴利安不懈的调停之下，双方态度有所松动，均愿意谈判。
1187年4月29日，一支使团从耶路撒冷启程，由医院骑士团护送，前往雷蒙德所在的太巴列。使团规格极高，成员包括提尔大主教若西亚斯（Josias）、医院骑士团团长罗歇·德·穆兰、圣殿骑士团团长杰拉尔德·德·雷德福特以及伊贝林的巴利安。他们怀揣化干戈为玉帛的使命，责任重大，也忧心忡忡。罗歇的心情尤为复杂，作为医院骑士团团长，他有义务保卫圣城，守护圣墓，但在内心深处，他同样对雷蒙德伯爵充满同情。在居伊即位的危机中，医院骑士团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为了王国的团结殚精竭虑。自医院骑士团第一代大团长杰拉尔德以来，在近百年的时间中，他们一直与耶路撒冷同呼吸共命运，然而这一次，罗歇并不知道，他本人与耶路撒冷王国的末日，即将到来。[19]
注释：
[1] 有部分资料提及在杰拉尔德逝世后，曾有一位名叫罗歇（Roger）的修士领导了骑士团一段时日，不过，主流的历史学家依然认为雷蒙是杰拉尔德之后的第二任团长。倘若真有罗歇这位骑士团领袖的存在，他很可能是扮演了过渡时期的“代理团长”一职，而非正式的“大团长”。参见：Jonathan Riley-Smith,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in the Levant, C.1070-1309, p.23.
[2] 伊马德丁·赞吉（Imad ad-Din Zengi，约1084—1146），是塞尔柱王朝治下的一位阿塔贝伊（Atabeg, “ata”在土耳其语中意思是长辈，“beg”则是贵族称号，这一头衔最早授予太子的太傅，后来也赐给地方的总督与藩王，在土库曼人中地位仅次于可汗），他虽然在世时名义上臣属于塞尔柱王朝，但实际可算作赞吉王朝的奠基人。其生平参见：
Corliss K.Slack,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rusades, p.230.
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p.1293-1295.
关于赞吉对十字军国家造成的威胁，参见：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74-199.
[3] 随同乌努尔出使耶路撒冷的，还有著名穆斯林诗人、作家、骑士与外交家乌萨马（Usama ibn Munqidh，1095—1188）。他原是夏萨（Shaizar）埃米尔的继承人与侄子，但后来遭到放逐。作为朝臣先后侍奉过乌努尔、赞吉、努尔丁与萨拉丁，也为埃及法蒂玛王朝工作过，还同至少两任耶路撒冷国王私交甚笃。他的足迹遍布阿拉伯世界，其代表作Kitab al-I'tibar（The Book of Contemplation）是那个时代关于伊斯兰世界与十字军国家的重要史料。
[4]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in the Levant, C.1070-1309, pp.23-24, p.30.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18-21.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Ⅱ: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the Frankish East 1100-11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25-244.
H. J. A. Sire, The Knights of Malta, p.8.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260-269页。
[5] 骑士堡是一座著名的十字军城堡，位于叙利亚霍姆斯以西约40公里的一座海拔650米的小山上，最初在1030年前后由当地库尔德人修建，被称作“库尔德堡”，1142年它被的黎波里伯国伯爵雷蒙德二世赠予医院骑士团，由此得名。在医院骑士团的精心打造下，骑士堡经过多次修缮、改建，最终成为十字军在圣地最强大的要塞之一。1271年被拜巴尔夺取之后，其军事地位开始下降，并逐渐淡出欧洲人的视野。20世纪初法国统治叙利亚期间，骑士堡方得到一定修复。2006年后，它与萨拉丁城堡一同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参见：
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710.
Hugh Kennedy, Crusader Castl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5-7, pp.145-162.
[6]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11.
Malcolm Barber,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5, p.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