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格兰祸起萧墙之时，提尔大主教乔西乌斯作为教皇特使正在德意志为十字军运动穿针引线。原本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Ⅰ，1122—1190，即腓特烈·巴巴罗萨）与宗座存在宿怨，但大敌当前，他还是选择了和解。青年时代作为皇帝康拉德三世的侄子，腓特烈曾经参加过失败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而圣城的陷落则重新激起了皇帝作为一名基督教骑士的热忱。腓特烈纵横沙场多年，此时已经67岁，他准备将夺回耶路撒冷作为自己一生的收官之战。
1189年5月11日，腓特烈一世率领德意志十字军从雷根斯堡出发，准备经陆路穿越巴尔干、小亚细亚，进入圣地作战。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共提供了约1.5万人的兵力[12]，其中包括3000名骑士，他们都是悉心挑选的精兵，很多人已经同皇帝一道身经百战，实力不容小觑。除了皇帝本人，同行的还有他的王子施瓦本（Schwaben）公爵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Ⅴ），以及2位侯爵、26位伯爵、8名主教。当德意志人启程之时，腓力二世、理查与亨利二世还在捉对厮杀，无暇东顾。神圣罗马帝国的这支劲旅，俨然成了东方十字军国家望眼欲穿的救星。不过，在那个年代，陆路并非前往东方的最佳途径。但或许是出于对航海的畏惧，腓特烈选择了一条更艰险的道路。
英法两国忙于内争，而德意志十字军还在缓慢的行军途中，一些忧心如焚的欧洲贵族便自行组织部队，登船驶向黎凡特。其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吕西尼昂的杰弗里（Geoffrey of Lusignan），作为耶路撒冷国王居伊的兄长，他的一支援军大约在1189年初便抵达了圣地。
腓特烈一世一行人必然经过拜占庭帝国的领土，由于此前依沙克二世已经转而与萨拉丁结盟，他对神圣罗马帝国部队屡加刁难，处处掣肘。怒发冲冠之下，腓特烈险些率部强攻君士坦丁堡。最后，依沙克退让了，他派出舰队，护送德意志人渡过海峡，进入小亚细亚。一路上，他们披荆斩棘，克服了后勤补给上的重重困难，并击退了土耳其人的多次进犯，甚至一度重创罗姆苏丹国主力，于1190年5月占领其首都科尼亚（Konya）。科尼亚的丧失震惊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战报雪片般地涌向萨拉丁的营帐，令他焦虑万分，寝食难安。
然而，是年夏天的一桩意外却永远改变了德意志十字军的命运。6月10日，腓特烈的大军在胜利的喜悦中，开始横渡萨列法河（Saleph，如今被土耳其人称作格克苏河）。由于酷热难耐，皇帝不顾属下的反对，决定下水游泳过河，不料被卷入漩涡，溺水身亡（一说心脏病发作）。神圣罗马帝国并非中央集权国家，更像是松散的诸侯联盟，皇帝的意外驾崩令整支联军有了分崩离析之虞。虽然皇子腓特烈五世尚在阵中，但这个20岁出头的青年难以服众，德意志十字军的士气每况愈下，逃兵与日俱增。6月下旬，他们失魂落魄地抵达安条克，受到博西蒙德三世的盛情款待。一路上德意志十字军备受折磨，此刻失去了老皇帝的监督，不免纵情于声色犬马，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斗志和锐气。驻守提尔的康拉德对德意志盟军本抱有很高期望，加之腓特烈一世是他的表兄（腓特烈一世的祖母和康拉德的外祖母均为日耳曼的阿格尼丝），特意赶到安条克与之相聚，不料却得知凶讯。安条克的十字军已几乎蜕变为一群乌合之众，法兰克人明白，无法指望他们扭转乾坤了。眼下最后的希望，只能放在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身上了。[13]
◎ 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的近东地图
早在腓特烈一世踏上亚洲的土地之前，已经有十字军的先遣队通过海路驰援黎凡特残存的基督教国家。康拉德成功防守提尔的战略意义此时凸显出来：掌握了这座港口，西方的援军才能源源不断地驶入，基督徒的海军才有一座可靠的停泊基地。1188年春，西西里海军正是以提尔为依托，北上挫败了萨拉丁进犯的黎波里的企图。望洋兴叹的萨拉丁不得不转而进攻内陆的各个城堡，但医院骑士团的几座要塞又像大山一般横亘在他眼前。埃及和叙利亚苏丹开始尝试与基督徒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他陆续释放了一批哈丁会战以来抓捕的贵族战俘。1188年7月，由于西比拉女王的一再恳求，萨拉丁终于同意释放居伊国王。在庄严宣誓永不反对穆斯林并回到欧洲以后，吕西尼昂的居伊重获自由。与他一并获释的还有耶路撒冷王国统帅阿莫里，二人回到的黎波里，居伊总算和妻子团聚。由于年事已高，萨拉丁也礼送老蒙费拉侯爵威廉至提尔城，康拉德幸运地迎回了自己的父亲。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因为此前替苏丹招降的功劳，也被还予自由。此举不单体现了萨拉丁的仁慈，还能看出他在权谋上的狡黠。数年来萨拉丁深谙耶路撒冷王国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放回居伊在他看来，有可能重新激发十字军内部的党争，利大于弊。
哈丁会战及耶路撒冷陷落以来，“贵族党”与“太后党”依旧互相指责。居伊所属的“太后党”将挫折归咎于的黎波里伯爵雷蒙德的背叛，而雷蒙德的朋友伊贝林的巴利安及医院骑士团则因雷纳德、圣殿骑士团的刚愎自用和居伊的鼠首两端而义愤填膺。虽然雷蒙德和雷纳德此时皆已不在人世，但裂痕并没有即刻愈合。被释放的居伊几乎是一个没有自己国土的国王，耶路撒冷王国唯一尚在基督徒控制下的大城便是提尔。当居伊带领几百名亲信来到提尔城下准备接管它时，市民与贵族却不愿承认国王的统治权。巴利安为首的“贵族党”将声望日隆的康拉德视作雷蒙德之后的天然领袖，康拉德认为居伊应为早先的惨败负责，拒绝为他打开城门，甚至表示王位归属要留待西方三大君主（即腓特烈一世、理查一世和腓力二世）裁决。尽管很多居伊的部下将康拉德视作乱臣贼子，但居伊明白他不能也不敢用武力夺取提尔，于是再次退往的黎波里。那里渐渐聚集了一批居伊和西比拉的支持者，成为耶路撒冷国王反攻复国的基地。
到了1189年秋，居伊重新集结了一支9000人的部队（包括700名骑士），他们还得到了比萨共和国海军的支持。眼见夺回提尔无望，居伊将目标定在了另一王国重镇阿卡上，率部将它重重包围。但由于先前居伊曾许诺停止与穆斯林的争斗，此举有背信弃义之嫌。耶路撒冷国王求助于教会，很快，教会声明说，与异教徒订立的协议原本就缺乏效力，何况居伊还受到了胁迫，因此，国王不必遵守与萨拉丁的誓言。
虽然解决了师出无名的问题，但居伊的决定依然像是一场赌博。国王之所以发动战役，一方面是希望光复国土，但另一方面恐怕是为了向各位贵族领主展现自己的实力。他的准备并不充分，虽然摆开了围城的阵势，但穆斯林守军的数量却超过了法兰克人。战役开始后不久，盛怒的萨拉丁就率领大批增援部队进入阿卡战场，于是形成了罕见的“双重包围”—十字军围住阿卡城，而萨拉丁又包围了十字军。1189年10月，耶路撒冷王国军队先胜后败，遭受重创，圣殿骑士团大团长杰拉尔德再次被俘，这一次萨拉丁没有手下留情，将他处死。［罗贝尔·德·萨布莱（Robert de Sablé）接替了杰拉尔德的职务。］对居伊而言幸运的是，经过游说，提尔的康拉德顾全大局，领军驰援阿卡，比萨与西西里的舰队则保障了海路的畅通。这一年的秋冬时节，又有大约1.2万人的十字军先头部队（他们来自佛兰德、丹麦、英格兰等地）陆续从欧洲到达。他们给居伊的围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此后双方的实力趋于均衡，你来我往，互有胜负，谁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阿卡围城战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1190年3月，提尔出发的基督教舰队在阿卡港外决定性地击败了穆斯林舰队，至此，十字军完全掌握了阿卡附近的制海权，阿卡遭到全面封锁。天平似乎开始向十字军一方倾斜，但基督教联军的兵力依然不足以击退萨拉丁的反包围，也无法突破阿卡的城墙。到了1190年夏天，又有若干支十字军进入战场。除了腓特烈一世的残军以外，还包括法国、英格兰、意大利的部队，其中领军人物为香槟伯爵亨利二世（Henry Ⅱ，Count of Champagne，1166—1197）。这一年秋天，双方军营中爆发了瘟疫，耶路撒冷女王西比拉和她的两个女儿均染病不治。耶路撒冷王国的政治危机再一次激化。居伊称王是因为他妻子的血统，而西比拉死后名正言顺的继承人则非她的妹妹伊莎贝拉莫属。伊贝林的巴利安和妻子玛利亚共同迫使伊莎贝拉与无意称王的丈夫汉弗莱离婚，转而嫁给耶路撒冷贵族所看重的青年才俊—蒙费拉的康拉德。康拉德顺势对王位提出了要求，而居伊拒绝退位，一时间，耶路撒冷王国似乎出现了两位“国王”。两位贵族都不乏支持者，但毕竟大敌当前，他们决定暂时搁置王位的纷争，留待英王、法王抵达后再做定夺。
◎ 法王腓力二世启程加入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让·科隆布绘制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1190年7月，法王腓力二世与英王理查一世终于备战完毕，正式踏上了东征的旅程。理查一世不仅是英格兰君主，还拥有普瓦捷伯爵、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等头衔，理论上，可算作法国国王的封臣。但雄心勃勃的理查不可能甘居人后，瑜亮情结之下，两位君主分道扬镳，各自行军。腓力二世借助热那亚人运送他的部队，理查一世则更信赖本国海军。法国十字军心无旁骛，以最快的速度驶向圣地；而理查一世决定步步为营，他首先推翻了塞浦路斯的希腊统治者，占领全岛，然后以此为跳板，登陆阿卡。
腓力二世于1191年4月20日率部出现在阿卡城外，他的到来大大鼓舞了十字军的士气，7周以后，理查一世姗姗来迟。此前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五世已经染病离世，腓力与理查成为整个十字军当之无愧的领导人。基督徒军队士气高涨，而目睹英法两国生力军的浩大阵容，阿卡的穆斯林守军也不免心生惴惴。两位国王为了率先攻入阿卡的荣誉而竞争着，7月12日，终于有一段城墙被攻破，守军无力支撑，向十字军提出投降。最终的条件是，穆斯林缴纳20万金币作为赎金，归还“真十字架”，并释放约1500名战俘（包括100位贵族），而十字军则担保他们的人身安全。萨拉丁对阿卡已经是鞭长莫及，只能咽下苦果。
阿卡的光复距离哈丁会战已经过去整整四年。耶路撒冷王国终于迎来了一次重大胜利，此前的阴霾似乎一扫而空。但大胜之后，也存在一些不和谐音符。腓力·奥古斯特和理查一世居功自傲，入城之后，几乎瓜分了全部战利品，令友军们耿耿于怀。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了不少功勋。他的旗帜飘扬在阿卡的一座城楼上，但理查一世竟下令拔掉旗帜，扔进护城河里。多亏利奥波德忍辱负重，英国人与德意志人之间才没有爆发一场械斗。对康拉德与居伊的争执，两位国王进行了调解：居伊可以保留耶路撒冷国王的头衔，而康拉德在与伊莎贝拉成婚后，将获得王储的地位。实际上，腓力二世倾向于自己的表弟康拉德，而英王却更看好居伊。上述调解只是权宜之计，背地里依然播下了不和的种子。居伊保住了王位，康拉德则失意地返回了提尔。
就在此时，腓力二世与理查一世的矛盾也激化了。虽然腓力更加年轻，但他在位已有十年，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城府。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参与十字军并非出于宗教热情，而是基于政治考量。英王理查一世的性格与他相反，更像一位骁勇善战的理想主义骑士，而非老谋深算的国王。但在圣战的氛围下，理查更受欢迎与爱戴。腓力二世发现这场劳师远征并不能给自己带来预期的政治资本，同时牵挂自己的王国，便打起了退堂鼓。稍后，他以身体有恙为由，独自返回了法国，不过，腓力厚道地留下了自己的军队，并交给勃艮第公爵休三世（Hugh Ⅲ，Duke of Burgundy）指挥。此后，第三次十字军公认的领袖，便非理查一世莫属了，这或许对耶路撒冷王国也是一件幸事。
阿卡投降之后，萨拉丁虽然表示愿意付出赎金，交还“真十字架”，但他却无法释放所有基督教战俘，尤其是当中的贵族（一部分恐怕早先已经遭到处决）。双方使节来回穿梭，竭力斡旋，但谈判还是失败了。理查急于摆脱阿卡的大批穆斯林战俘，以便向耶路撒冷进军，他竟以此为借口，于8月20日冷血地屠杀了整整2700名阿卡的穆斯林，其中不少是妇女儿童。尽管理查获得了“狮心王”的美誉，但这也是他人生永恒的污点。[14]
阿卡的收复对医院骑士团而言，也是一个转机。先前面对萨拉丁的咄咄兵锋，医院骑士团不得不龟缩在几座主要的城堡中苦苦支撑。1191年，在新团长加尼尔·德·纳布卢斯（Garnier de Nablus）的带领下，他们欣喜地将总部和医院从迈尔盖卜城堡迁至阿卡城区，骑士团似乎得到了重生。加尼尔·德·纳布卢斯早年曾担任医院骑士团英国区修道长（Prior）[15]及法国区司令官，因此同时得到了英法两国君主的信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下，加尼尔与理查一世良好的个人关系给骑士团带来了独特的机遇。大约在这一时期，医院骑士团也获得了新的盟友—阿卡围城战期间，一批来自德意志的十字军成立了一所野战医院，1191年他们亦将医院搬入阿卡城内（位于圣尼古拉斯门附近），这便是日后鼎鼎有名的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的雏形。按照“官方说法”，条顿骑士团（全称为“耶路撒冷德意志会友圣母骑士团”，Order of Brothers of the German House of Saint Mary in Jerusalem）与医院骑士团之间颇有渊源，它的源头可追溯至耶路撒冷城中由德意志修士管理的圣玛丽医院，从1143年起，在教皇授意下，该医院被转交给医院骑士团管辖，不过仍保留了它的德意志色彩。从这一角度看，可以把条顿骑士团视为从医院骑士团中分离出来的组织。在随后的几年中，新生的条顿骑士团得到了教皇的认可，在医护功能以外，也逐渐扮演了军事角色，成为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有力盟友。[16]
◎ 英法联军共同进入阿卡城，来自樊尚·德·博韦（Vincent de Beauvais，1190—1264）的《历史之镜》
1191年8月22日，理查一世率领十字军主力（1200—2000名骑兵，近2万名步兵）开始沿着海岸线向耶路撒冷进发，第一个目标是雅法。由于对理查偏袒居伊心怀不满，以康拉德为代表的一批“贵族党”成员选择了作壁上观。法国十字军的统帅勃艮第公爵休虽然对理查张扬的个性也抱有抵触情绪，但还是勉强随同他出征，并充当了后卫部队。十字军强大的海军沿海岸与他们同行，提供了充足的掩护。8月的巴勒斯坦酷暑难耐，很多从欧洲远道而来的士兵无法适应当地的气候，加之他们往往身披重甲，不少人因中暑和脱水而死。但理查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他提前预料到了这些困难，因此特意安排全军沿海岸线行军，以便及时得到补给，同时他每天都定时安排全军休整，甚至不惜为此大大放慢速度，从而避免了哈丁会战的惨剧再度重演。理查虽是一名骑士，但他高度重视步兵的作用。在他的战术中，首先以长矛步兵为本方的骑士提供掩护与屏障，并用弓箭和十字弓削弱进犯的萨拉森骑兵，最后才以精锐的重骑兵发动反攻。这一战术对步骑协同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需要指挥官具备清醒的头脑和优良的判断力，所幸理查的部队精通这一战法，而英王的战场经验显然远胜于1187年的居伊。
萨拉丁率领自己约3万人的部队（大部分为骑兵）紧紧跟随理查的部队，自30日开始，他利用轻骑兵发动了多次试探性进攻。勃艮第公爵的后卫部队首当其冲，险些遭到分割包围，法国人顽强地抵抗到了最后时刻，直到理查亲自领兵来援，赶走了萨拉森人。为了吸取这一教训，自此以后，十字军部队的前锋与后卫便分别交给了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他们是理查一世最信赖，也是最有战斗力的骑兵。理查的队伍进行了精心的布阵：由于他们沿巴勒斯坦海岸向南行进，部队的右翼通常不会遭到攻击，理查狡黠地将大部分精锐骑兵与辎重部队部署在中路，两翼由步兵掩护。尽管连日遭到萨拉森轻骑兵的箭雨的袭扰，但居中的骑兵部队损失轻微。而当一侧的步兵遭到较大伤亡、疲惫不堪后，理查便安排他们与靠海岸一侧的步兵进行轮换，从而保障了整支大军的士气和秩序。
萨拉丁的优势在于高度的机动性与游牧民卓越的骑射功夫，他的部队来去如风，洒下一阵箭雨后便立即与基督徒军队脱离接触，令后者鞭长莫及—故而有十字军中的游吟诗人形象地将萨拉丁的部队比作“会咬人的苍蝇”。但理查的部下也有着自己的优势—欧洲的重骑兵与重步兵往往全身披甲，在防护力上远胜过他们的穆斯林对手。萨拉丁的秘书伊马德丁·伊斯法哈尼曾记载道：“十字军步兵列阵于骑兵前方，好似铜墙铁壁，人人都披挂锁子甲和软甲，以至于我们的弓箭经常失去效果—我曾亲眼看见有士兵身中10箭却依旧若无其事地行军。”
9月7日，缓慢但执着的十字军队列来到了距离海滨城镇阿尔苏夫（Arsuf）约10公里的一片树林，此时距离雅法也只有16公里的路程。理查下令在此处暂时休整，而萨拉丁终于忍无可忍，这天上午，他下令全军发起总攻。
理查的部队此时被分为五个部分—前锋、中军、后卫及两翼外侧的步兵。面对萨拉丁声势浩大的进攻，理查安排全军背靠巴勒斯坦海岸布阵。圣殿骑士团作为前锋被安排在沿海的右路，医院骑士团大致处于左翼靠后的位置，中间是法国、耶路撒冷王国、佛兰德及英格兰的骑兵，而香槟伯爵亨利负责守护辎重。在他们的前后方，大量的步兵建立了一道“矛墙”。萨拉森人利用机动上的优势，以轻骑兵接近十字军军阵，发射一波弓箭，旋即离开，然后再次接近，周而复始，箭雨蔽日。很少有部队能长时间抵御如此密集持续的射击，但十字军严阵以待，岿然不动。步兵方阵的前列是装备长矛和盾牌的重步兵，身后则是弓弩手。十字军的弩射程超过了萨拉森骑兵的弓，而当十字军弩手装填时，前方的步兵即以硕大的盾牌为他们提供掩护。一时间，萨拉丁也无可奈何。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逐渐精疲力竭。位于左路的医院骑士团骑兵遭受了最大的压力。虽然有盔甲的保护，人员的伤亡尚可接受，但他们损失了大量宝贵的战马。医院骑士团大团长加尼尔·德·纳布卢斯数次找到理查一世，希望国王能允许他们立即反击，因为骑士的自尊不允许他们遭受被动挨打的侮辱。但理查一世礼貌地回绝了他，并要求骑士团克制忍耐，等待反攻的号令。理查一世事实上采取了以步兵消耗萨拉丁骑兵，同时让本方骑士养精蓄锐的策略，期待着后发制人。与此同时，整支部队在战火中依然缓慢而坚定地向阿尔苏夫移动，在数小时的交战过程中，他们行进了约3公里，并最终进入阿尔苏夫附近的果园，设下了营帐。此时医院骑士团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有两位骑士，分别是医院骑士团元帅与鲍德温·卡鲁（Baldwin Carew），不等理查一世的指令，便擅自对萨拉森人发动了冲锋。其余医院骑士团成员不愿抛弃他们的元帅，也紧随其后，十字军的反击就这样意外地打响了。医院骑士团的离阵一度带来了些许混乱，因为配合他们的弓箭手还没有就位。理查一世在中军目睹左翼的情况，立即下令圣殿骑士团与安茹十字军突击萨拉丁左翼，而他稍后亲自领兵攻击萨拉丁右翼。十字军的精锐骑士如同下山之虎向萨拉丁的阵线扑去。萨拉丁的部队被医院骑士团出其不意的反冲锋打得晕头转向，旋即又被圣殿骑士团横扫，最后，理查一世的亲兵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三股十字军骑兵冲出了整整一英里之遥，在他们暂时后撤重整队形时，身后的步兵又给予了支援和掩护，让萨拉丁计划中的反击无机可乘。此后，十字军又发起了两轮冲锋，击败了萨拉丁最精锐的马穆鲁克卫队，萨拉丁明白大势已去，为了避免全军覆没，他明智地选择了退出战场。由于害怕有埋伏，同时萨拉森人原本在机动性方面就具备优势，理查没有下令追击。最终，十字军宣称在战场上发现了超过7000具敌军尸体，包括32位埃米尔，而本方伤亡不过数百人。即使战果有所夸大，这依旧是一场激动人心的胜利。
◎ 阿尔苏夫战役布阵图
医院骑士团经历了克雷森泉与哈丁的两场失败，终于在阿尔苏夫会战中一雪前耻。尽管他们有不听主帅号令之嫌，但客观上，的确是医院骑士打开了胜利之门。由于他们的精彩表现是在诸多西方贵族的眼皮下发生的，这不啻为一场绝佳的宣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尤其是阿尔苏夫之战，在同时代西方人心中树立了医院骑士团能征善战的形象。在欧洲基督徒心目中，医院骑士团已不仅仅是乐善好施、救死扶伤的修士，还称得上与圣殿骑士团并驾齐驱的军事劲旅。[17]
虽然在阿尔苏夫战役遭到了惨败，但与1177年蒙吉萨的灾难相比，萨拉丁此时实力尚存。不过，若先前阿卡的沦陷还算得上情有可原，那野战的失利就让萨拉丁颜面尽失了。此后，苏丹小心地避免与十字军主力正面碰撞，他采取了一种坚壁清野的政策，放弃一些城市并拆毁它们的城墙，让理查无险可守。9月29日理查率部进入雅法，发现它已几乎沦为一片废墟。冬季即将到来，面对耶路撒冷的高墙和虎视眈眈的萨拉森人，理查按捺住了立即强攻的冲动。医院骑士团团长与圣殿骑士团团长在此事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共同劝诫国王：即使侥幸夺取了圣城，如果不能与萨拉丁达成某种协议，当十字军归国后，耶路撒冷王国也无法守住它。尽管麾下的法国将领与许多耶路撒冷本地权贵表示不满，但理查力排众议，启动了与萨拉丁的数轮谈判。起初，理查还希望穆斯林能够归还耶路撒冷，并让两大骑士团重返圣城，甚至还提议让自己的妹妹乔安娜与萨拉丁的兄弟联姻，让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统治圣城。但这样的条件近似于异想天开，萨拉丁显然难以应允。
在战争的间歇，理查一世认为有必要解决耶路撒冷的王位问题。1192年4月，在一次主要贵族列席的会议上，人们纷纷投票推举康拉德而不是居伊，登上圣城守护者的宝座。居伊感觉遭到了出卖，但考虑到几年来他的优柔寡断，也算咎由自取。虽然有些勉强，但理查还是派香槟伯爵亨利通知康拉德这一喜讯（他同时安排居伊担任塞浦路斯国王）。新任蒙费拉侯爵大喜过望，准备一展宏图，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登基，便被两名阿萨辛派刺客所刺杀，留下妻子伊莎贝拉与一名遗腹子（未来的玛利亚女王）。人们怀疑萨拉丁或居伊，甚至理查一世是幕后黑手，但真相已经永远无法水落石出了。尽管十字军内部传出了不和谐音符，但国不可一日无君，人们最终选择香槟伯爵亨利接替不幸的康拉德。香槟伯爵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亨利一世，同时也迎娶了康拉德的遗孀，从而增加了执政的合法性。亨利得到了理查的衷心祝福（他也是英王的外甥），“狮心王”将此前自己征服的大片领地转赠于他，让耶路撒冷王国大体恢复了半壁江山。
耶路撒冷的僵局仍然未被打破，欧洲却传来了不祥的消息。理查一世的弟弟约翰似乎有举兵作乱的迹象，而法王腓力二世则趁机兼并英王的领土。理查不能在圣地与萨拉丁对峙下去了。1192年8月28日，萨拉丁与理查一世终于达成了和约：基督徒可以保有之前收复的国土，耶路撒冷由穆斯林掌管，但对基督徒开放，同时十字军国家与伊斯兰国家互开商路。理查认可这样的妥协，9月2日，医院骑士团团长加尼尔、圣殿骑士团团长罗贝尔、香槟伯爵亨利二世以及伊贝林的巴利安代表十字军各方与萨拉丁正式缔约（即《雅法和约》）。第二天，轰轰烈烈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就这样落幕了。
从1187年哈丁会战惨败至1192年《雅法和约》签署，耶路撒冷王国几起几落，它一度濒临亡国的边缘，却又戏剧性地收复了半壁江山，不过功亏一篑，圣城还是陷于敌手。香槟伯爵亨利此后定都阿卡，1192年后的耶路撒冷王国因此也被称作“阿卡王国”（或“第二耶路撒冷王国”）。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基督徒、穆斯林双方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人物，他们的英雄事迹在地中海代代传唱。理查的归国之旅可谓波折连连，他先后被奥地利公爵与神圣罗马皇帝扣留，在缴纳巨额赎金后才得以释放。“狮心王”未能实现十字军的初衷，七年后他在一场镇压本国领主叛乱的战斗里中箭身亡。萨拉丁最终也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1193年去世后，由于其兄弟、儿子争权夺利，帝国很快陷入了分裂。医院骑士团的确挺过了这一场空前的危机，他们以阿卡为新的总部，再次发展壮大，声誉甚至超越了以往。医院骑士团上下依旧心系圣城，渴望有一天能重返故地。圣城、圣墓和圣约翰医院近在咫尺，却始终遥不可及，而他们作为圣城守护者之一的光荣岁月，则一去不复返了。[18]
注释：
[1] “元帅”（Marshal）源于古高地德语中“马夫”一词，在中世纪，它是军队中的高级职位，但与近现代军队中的最高军衔的定义不同，中世纪的“元帅”未必是最高指挥官。不过在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中，Marshal在军事职能方面的地位通常仅次于大团长，故笔者依旧将它翻译为“元帅”。
[2] 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298.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Ⅱ: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the Frankish East 1100-1187, pp.452-454.
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p.297-299.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41.
[3] 托马斯·贝克特，也被称作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曾为英王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后因反对亨利二世对教会的过多干预，而与他反目。1170年12月29日，国王派出的四名骑士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刺杀了托马斯。托马斯成为天主教会的殉道者，三年后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封圣。为了寻求与教廷和解，亨利二世后来对教会做出了赔偿。教皇麾下的圣殿骑士团此时以金融银行业为主要副业，在地中海颇有影响力，亨利二世的部分赔款被交由他们保管。此外，医院骑士团也分到了一笔款项。
[4] 耶路撒冷集结的1200名重装骑士现在看来似乎规模不算庞大，但在当年，已算相当可观。例如，中世纪时期英格兰国王一次能征召的骑士，不过数百人；1300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召集封臣出征，甚至只有30名骑士响应。而所谓土科波部队，是指皈依基督教的具有突厥血统的为拜占庭和法兰克人效命的雇佣军。十字军时期，他们的踪迹遍布巴尔干和中东的十字军国家，是当时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很多土科波士兵为突厥男子与基督徒女子的混血儿，在作战方面，他们是优秀的弓箭手与轻骑兵。医院骑士团后来也成立了自己的土科波军团，在征服罗德岛的战役中，他们发挥了重大作用。参见：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p.1207-1208.
[5] 对于哈丁会战双方兵力，不同史籍的记载存在一定出入。本书采用的是英国历史学家乔纳森·赖利-史密斯的相对保守的数字。参见：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A Histor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5, p110.
[6] 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296-300页。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139-141页。
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4-379页。
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p.559-560.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Ⅱ: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the Frankish East 1100-1187, pp.457-460.
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p.299-304.
Thomas Asbridge, The Crusades: The Authoritative History of the War for the Holy Land, pp.343-352.
Christopher Tyerman, 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pp.366-372.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41-45.
[7] 提尔大主教威廉曾经和伊拉克略竞争耶路撒冷宗主教一职，但落败，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对后者的评价颇为负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其中不乏情绪化的成分。但从1187年哈丁会战前后伊拉克略的表现来看，他的确称得上德行有亏。
[8] 卡拉克城堡与蒙特利尔城堡抵抗萨拉丁的时间超过了一年，但最终也宣告失守。关于萨拉丁围攻耶路撒冷的情况，参见：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141-143页。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Ⅱ: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the Frankish East 1100-1187, pp.464-469.
Edgar Erskine Hume, Medical Works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s of Saint John of Jerusale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40, p.6.
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p.310-312.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45-48.
[9]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24-25.
[10] 蒙费拉的康拉德为蒙费拉（位于意大利北部）侯爵威廉五世之子，耶路撒冷女王西比拉第一任丈夫“长剑”威廉的弟弟，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的表弟。其父兄在鲍德温四世时期涉入耶路撒冷王国政治，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一期间康拉德为拜占庭帝国效力（他的家族此时正与拜占庭结盟），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期间他曾领军击败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的军队，深受皇室器重。1187年春，康拉德卷入了皇帝依沙克二世与麾下大将亚历克西乌·布拉纳斯（Alexios Branas）之间的血腥纷争，康拉德亲自领兵杀死了布拉纳斯。此后为了躲避后者的残余势力寻仇，他不得不前往圣地避难，却意外地成为提尔守军的主将，并成功保住了这一十字军关键据点，为稍后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立下了汗马功劳。康拉德与居伊政见不合，在西比拉女王1190年去世后，他通过迎娶西比拉之妹伊莎贝拉而获得了耶路撒冷王位（并最终得到“狮心王”理查的首肯），但即位不久他便遭到了阿萨辛派的刺杀。康拉德仪表堂堂，能征善战，为人侠义，并且足智多谋，在当时被奉为骑士的楷模。参见：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p.273-274.
[11]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155-156页。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Ⅱ: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and the Frankish East 1100-1187, pp.470-473.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25.
[12] 关于腓特烈一世麾下十字军的规模，中世纪的史料一般认为多达10万甚至15万人。然而，按照当时的条件，调动如此庞大的军队（多数为步兵）穿越数千公里（包括大片荒漠和敌对地区），从后勤补给角度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很可能是出于中世纪历史学家一贯的夸大。朗西曼在《十字军史》中沿用了传统的数字，而本书采用巴伯提供的相对保守的数字。即使是1.5万人，在当时也算相当可观，法王腓力二世麾下的兵力亦不过2000余人而已。参见：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326.
[13]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147-152页。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Ⅲ: The Kingdom of Acre and the Later Crusa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3-17.
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p.324-328.
[14] 米肖，普茹拉，《十字军东征简史》，156-172页。
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p.1177-1181.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Ⅲ: The Kingdom of Acre and the Later Crusades, pp.18-53.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49-50.
Malcolm Barber,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pp.115-119.
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p.330-347.
[15] 修道长，基督教教职名，源自于拉丁语“Prior”，意为“优先”“高级”，在中世纪的修道会中，一般作为隐修会长的副手，或担任地区修道会的负责人。修道长由隐修会长任命，任期非终生。在医院骑士团的行政体系中，修道长常常为骑士团各地区分会的负责人，故本书中笔者通常也称之为“分团长”。参见：丁光训，金鲁贤，张庆熊（主编），《基督教大辞典》，720页。
[16] 关于条顿骑士团与耶路撒冷圣玛丽医院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史学界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条顿骑士团为了宣扬自己的悠久历史而进行的穿凿附会。但从条顿骑士团的官方名称可以看出，他们仍一直在强调自己的“耶路撒冷血统”，虽然这很可能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情况与医院骑士团对自己早期历史的宣传颇为类似。参见：
Alan V. Murry, The Crusades: An Encyclopedia, p.1158.
David Nicolle, Teutonic Knight: 1190-1561, Osprey Publishing, 2007, pp.4-5.
[17] Matthew Bennett, Jim Bradbury, Kelly DeVries, Iain Dickie, Phyllis Jestice, Fighting Techniques of the Medieval World: Equipment, Combat Skills and Tactics, Thomas Dunne Books, 2005, pp.22-31.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Ⅲ: The Kingdom of Acre and the Later Crusades, pp.55-57.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51-53.
Malcolm Barber, The Crusader States, pp.348-349.
[18]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Ⅲ: The Kingdom of Acre and the Later Crusades, pp.58-75.
Stephen Dafoe,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Knights Hospitaller, pp.53-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