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主义精神在工业和政府中间兴起：经理人和政府往往认为自己应该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对于办公室职员来说，他们的工作生活因此变得更好，他们每周工作5天，每天朝九晚五，不管是私企员工还是政府雇员都是如此。“轻松”是许多眼红的人对于很多职业的评价。15～17岁就拿到中级证书或毕业证书(各州的名字不同)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为获得高级资格而参加夜间学习的——有很多机会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大型机构(不论公私)的员工从15岁起，或介于16～65岁之间，一般都能获得满意而稳定的工作。退休金制度开始覆盖越来越多的劳工。
那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们，除非事出有因，否则一般要求下午6点关闭办公室；他们笃信“人应在家里享受天伦”。养家糊口的男人们得到了重视，虽然这种情况慢慢地发生着变化，但当时人们仍然认为妇女天生的职业就应该是在家里照顾家人。但凡某个成熟女性的思想有所越界，人们就会十分惊讶。人们仍然同意从前的说法：“养育后代是最伟大的工作。”虽然战后已经很少有人使用这样甜蜜的语言。蓝领女工一般在工厂做工，工厂更能接纳带着孩子的已婚妇女；不过，在工厂工作的女性以移民为主。女性公共汽车和电车售票员的职业也开始出现了。在白领阶层中，速记员、销售、教师和护士是女性最常见的职业。
移民开始涌入——战后到1974年间，移民超过了250万。不像此前以英国移民为主，这段时间的移民中有一半来自欧洲大陆。1945年成立的联邦移民部集中负责移民事务，此前移民事务往往由各州主导。起初，堪培拉有——正如战争爆发所打断的大萧条的计划比例一样——10%～15%的欧洲移民，这比两战期间和淘金热期间的比例要小，但新的移民的组织性更强，获得的资助更多，管理也更为集中。可是，人们不会在一个地方不动。战前涌入的意大利人的比例，在战后迅速恢复。新入籍的意大利移民，起初由已经移民澳大利亚的亲戚支付过境费，然后他们中很多人去了灌溉区和昆士兰北部的甘蔗田。许多战俘留了下来，其他的则被遣返。澳大利亚人往外移民的愿望和对劳工的需求，导致澳政府于1951年与意大利签署了资助移民协议，此后的几年里，有大约25万意大利人移民澳大利亚。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占一半的移民比例逐渐形成，似乎颇有成效，而且变得常态化。
战后，东欧的难民挤满了中欧的难民营。部分战争难民(DP)此前是被纳粹德国俘虏的军人或从事战争工作的平民，部分是从把东欧从纳粹手中“解救”出来，只是为了便于自己征服的苏联军队的逃兵，还有很大一部分犹太人，他们往往过去对纳粹有用而不愿在纳粹工厂工作，成功逃脱了种族灭绝。这些人大多数想要逃离欧洲，且通常选择澳大利亚作为目的地，因为澳大利亚远离他们记忆中的伤心之地。还有的人来澳大利亚是为了寻求机会，讲英语和“联邦国家”可能是对他们最大的诱惑。
澳大利亚于1947年加入国际难民组织，每年接纳1.2万名难民，当难民计划结束，也就是1972年，一共有17万名战争难民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不用缴纳过境费，但要根据政府的安排从事两年的工作；很多人选择在大雪山(Snowy Mountains)工程(澳大利亚的一项标志性工程，在科修斯科山附近的高山下方修筑隧道，将原来流向海洋的河流引向内陆)中工作。这项工程的目标有二，一是产生更多的灌溉用水，二是发电供东南部地区使用。这项工程，是澳大利亚人长期以来的梦想。大量移民亦成为工人，进入汽车厂、肯布拉港钢铁厂和各行各业中。不少人进入实业界、文化界、学术界和艺术界，创造了无法估量的价值。比如爱沙尼亚实业家阿尔维·帕尔博和商业大亨弗兰克·罗伊。
澳大利亚仍旧维系着“白澳大利亚政策”，但在许多方面均有所放松。堪培拉变得前所未有地关注亚洲人对此政策的憎恨。以移民部长哈罗德·霍尔特为首的联合政府于1950年正式放弃了这个政策，将之更名为“限制性移民政策”——这个名字，工党曾经在非正式场合使用。霍尔特给予嫁给战后职业军人的日本妇女永久居住权，同样的优待还给予了800名战争难民——在那以前，他们能否落脚尚不确定。1951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在科伦坡科学援助计划中，大约1.5万名亚洲青年来到澳大利亚学习或培训，几百名澳大利亚教师亦去往亚洲。1956年起，非欧洲人正式被允许成为澳大利亚公民。
这一切的改变，都源自充分就业。担心就业竞争曾经是澳大利亚人极富警惕性的移民政策和相对缓慢的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些“新来的澳大利亚人”——堪培拉如此称呼他们——首先遭遇了普遍的质疑、闲言碎语甚至辱骂，但是很快，他们就被接纳了。他们提供了澳大利亚当前严重需要的额外工时，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使人口多样化，但并没有抢走澳大利亚人的工作。政府和人民(一定程度上)逐渐意识到，战争年代澳大利亚的准备是多么不足，国家是多么脆弱。来澳大利亚的战争难民包括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以前，他们很少出现在澳大利亚。很快，大量荷兰人(他们急于摆脱被战争摧残的国家)、德国人(就在不久以前，他们还是可怕的敌人)，以及澳大利亚人相对熟悉的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移民的数量都增加了。
正如官方宣传的那样，普照的阳光、充足的食物和对“新生活”的期待，以及仅需10英镑的费用，是对上百万来自不列颠群岛(战后多年中，此地食物和其他配给十分紧缺)的移民的巨大诱惑。这些“十英镑佬”们时常抱怨条件不好，气候恶劣，生疏且孤独，还遭到了不少冷淡的对待，但他们没过多久就融入进来了，虽然也有不少人重新回到了家乡——移民总是这样的。欧洲人也抱怨，但他们的抱怨没那么容易得到理解。堪培拉经常将新移民安置在条件不好而且似乎十分偏僻的招待所里，这可能是引起不满的最初原因。很多人觉得夸大的官方宣传是一种误导。
20世纪50年代末，战后移民的涌入和家庭规模的扩大——也就是婴儿潮——产生了近1000万人口。人口规模的扩大，不仅让澳大利亚的工业和文化得到振兴，也让澳大利亚人在自我认同上更加自信，不再那么充满攻击性，也不再那么担心所谓的外国人入侵、控制和包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也一改过往的态度，不再偏颇地认为非白人移民会破坏工资和工作条件。普遍的想法是对亚洲移民加以配额。战争抹去了以往那种普遍的种族优越性或差异性；日本人在多年以后重新受到尊重，全世界都憎恨希特勒时期德国的种族主义。根据科伦坡计划从亚洲来到澳大利亚的学生，以及上万名欧洲混血移民的到来，是钉进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的一根楔子。科伦坡计划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带来了良好影响，大学之间对于白色澳大利亚人计划的讨论，鼓励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学生踊跃加入终结该政策的运动中。
澳大利亚人几乎始终珍视自己作为英联邦国家与英国的血脉联系，不过，随着其眼界的不断开阔， 这种联系逐渐淡化。早在1942年，澳大利亚就在技术上完全独立了——当时新上台的柯廷政府采纳了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该条例规定了不受限制的独立，在20世纪20年代经过了谈判，30年代才成形。加拿大和南非一早就加入了该条例，但战前联合政府担心澳大利亚在国防上的弱势而没有参加，何况，这个条例除了象征意义上的作用之外，实际意义并不大。1948年，工党政府首次使用了澳大利亚公民的概念，虽然澳大利亚人依旧保留着英国国籍，直至1973年才终结，但从这时起，这个概念开始体现在护照上，得到了国际认可。
美国人仍旧保持着战时的盟友角色——首先是通过1951年的ANZUS(太平洋共同防卫组织，与日本谈判后，作为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而后是通过1954年旨在共同对抗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ANZUS仅仅提供危机时刻的帮助，而SEATO则推进联合抗击共产主义的行动。英国仍然是盟友，负责马来半岛-新加坡地区的防卫。在实际意义上，美国是澳大利亚的东部盟友，英国为西部盟友。
英国仍然是澳大利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尤其是羊毛和其他农产品。南半球的奶制品和水果正好填补了欧洲国家冬天无法生产的空缺。联邦优惠关税也为英国制造的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带来了便利。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产品有着近乎贪婪的需求，但却没什么东西出口到美国，因为美国在农产品方面是澳大利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者。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挑战。
在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文化版图上，亚洲的份额逐渐扩大了。日本在战后不久又回来购买澳大利亚的羊毛，1952年开始对澳出口，1957年双方签署了优惠贸易协议。中国虽然是澳大利亚冷战时期的对手，但也在同一时间开始从澳大利亚进口小麦和羊毛，并出现了小范围的文化交流。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对印度有出口。联邦国家的优惠待遇帮助澳大利亚制造的产品销售到新加坡、马来半岛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霍顿汽车就奔驰在这些国家的道路上。印尼和中东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石油来源。但是，亚洲人主要进食大米、穿棉衣，在亚洲人生活水平提高以前，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贸易量有限。
旅行变得越来越流行。虽然伦敦依旧是最主要的目的地，澳大利亚也开始促进与新加坡、中国、加拿大和南非的联系；联邦放弃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以后，移民政策大为放松。船运仍旧是最廉价和最为流行的旅行方式，但空运则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发展。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伦敦航班大概要花上令人筋疲力尽的4天时间，但因为中途可以在新加坡、印度次大陆或中东停留个一两天，所以非常受欢迎。20世纪60年代，喷气引擎的使用令从澳大利亚到伦敦的航班飞行时间缩短到12小时。旅行的方便，也促进了更多的国家参与体育比赛，比如来自印度、西印度群岛和其他国家的板球队，还有法国橄榄球联盟(French Rugby League)的球队，等等。
一些澳大利亚的旧习俗仍然保持着。其中之一，是酒店和酒吧6点钟关门的古怪现象，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限酒条例。它们多数是在“一战”期间颁布的，当时是为了减少士兵的酗酒现象——酗酒常常导致暴力事件。这些条例在新南威尔士一直沿用到1955年，维多利亚则是1966年，南澳大利亚则沿用到1967年。其他地区，酒吧一般是晚上10点关门。虽然这些条例招致了本地人和外来游客的大量抱怨，但舆论却有相当大的支持度。维多利亚举行了公投，结果支持“6点钟关门”的一方胜利，虽然澳大利亚奥运会期间游客大增。澳大利亚人是出了名的啤酒爱好者，在酒吧一边火花四溅地聊天，一边喝得酩酊大醉。澳大利亚人常常喝醉，找不到家，所以很多人支持这些法律条例来压制酗酒行为；家庭主妇、孩子和父母——尤其是有女儿的父母——甚至十分高兴，因为不必常常去酒馆寻找自己的家人了。场外赌博基本上是非法的，虽然对于非法赌马的禁止较松，几乎在哪里都可以下注，这种行为——尤其是在酒吧附近的马场下注——仍然臭名远扬。同样的，营业超过规定打烊时间的现象时常出现，这在俱乐部是合法的，而在“狡猾的格罗格”(烈酒酒吧)则是非法的。1956年，新南威尔士放松了对非营利性俱乐部和吃角子老虎机的管制(此前只允许出现在小型私人场合)，让他们自由选择营业时间，希望以此重拳来促进饮酒和赌博自由化。很快，富丽堂皇而满带啤酒味和吃角子老虎机的酒吧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州冒出，体育、退役等俱乐部也借机发展起来。
以往，周日往往是“歇业”和无聊的，商业体育、电影和大多数零售业在安息日都是禁止营业的，某些州的禁令更严。这种做法部分是宗教原因，部分则来自公众舆论的支持：澳大利亚人非常注重周末不上班的传统。周日一直是家庭拜访和家庭娱乐的日子。
那个年代，全世界都有着怪异的限酒令、限赌令和安息日法律，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这些禁令部分是由于过往的一贯做法，也是卫理公会教徒、浸信会教徒和某些其他新教教会，尤其是那些所谓“wowser(虔诚之清教徒)”的一贯呼声。对酗酒和赌博的限制本意是为了保护家庭，但许多教区居民后来开始认为这种过于热心的僭越是一种误导。
教会在澳大利亚本土的记录一直不错，始终致力于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医院、学校、布道团、青年会和慈善服务。但是，他们对于公众事务的贡献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缓慢而碎片化的澳大利亚本土化步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仍恪守着过往的不列颠群岛和欧洲传统——所建的教堂也通常传达出这一点——而较少反映澳大利亚精神。宗教的公共代言人在这一点上则步入极端。海外出生的牧师们，尤其是那些年长的牧师，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不得不说这种尖锐而强迫性的清教徒主义(即恪守清教徒规则)与澳大利亚的现实是格格不入的。
“二战”后，有好几个土著居民，开始崭露头角。阿尔伯特·纳玛其拉，一个1902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善于画水彩画，1938年他举办了首次个展。他的沙漠风景画令其在战后成为著名画家，他的画作被印成照片，悬挂在很多的家庭和办公室里。他画的多是普通风景画，但创新地融入了传统的土著绘画元素。虽然有纯化论者谴责说这种风格不伦不类，但它仍然极为风行，并在后来的真实土著艺术的流行中占有重要地位。
纳玛其拉的人生反映了同时代人的一些问题。他在赫曼斯堡的路德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受了浸礼，并且与白人和土著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1957年，他被授予了完全的公民身份——不必承受北领地的保护政策——意味着他可以买酒，但1958年，他因为与一名阿兰达人分享他买的酒而遭到逮捕，1959年他就去世了。此事促进了北领地土著居民买酒的自由的到来，但也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在北方，土著居民也对牧场产生了不满。战争促进牧场扩大规模，加大了流动性，产生了更多工作机会，也导致了土著居民对其低人一等的地位，尤其是低报酬的不满。1948年和1966年，好几个牧场的土著放牧工人爆发了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运动。1968年，仲裁法庭经过了漫长听证，批准给予土著畜牧工人全额工资。旧秩序被碾碎了。
1958年，“二战”期间逐渐壮大起来的土著居民政治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土著居民进步联邦委员会，1964年，委员会进一步扩大，将托雷斯海峡居民(他们在种族上和文化上都更偏向巴布亚人)吸纳进来。委员会的土著化程度越来越高，逐渐降低了白人土著支持者(他们往往是基督教徒或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委员会的目标在于针对越来越显得繁重的保护体制和其他困难开展运动，也鼓励对土著文化、土著荣誉和土著身份的普遍认同感的保护，反对南北之间的冷漠和差别利益。
部落地区的教区布道团进一步发展起来，虽然发展的程度不一，但总的来说，他们教育了大部分部落居民，否则这些居民将成为文盲，被挡在现代社会之外。基督教带来的作用相对更加间接一些，正如他们在许多个世纪以来产生的作用一样，他们往往比阶级意识更能深入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少土著居民开始笃信基督教，土著开始被任命为牧师，土著精神与基督教相互融合的渠道得以进化。最有名的土著牧师要数基督教会的道格·尼科尔斯牧师，他曾经是一位著名足球运动员，南方人，来自墨累河的Cummeragunga教区。尼科尔斯牧师后来成了南澳大利亚的州长。昆士兰的哈罗德·布莱尔则是一名杰出的歌剧演唱家。维多利亚的雷格·桑德斯上校是首位土著高级军官，参加了“二战”和朝鲜战争。
1951-1963年在任的北领地联合政府部长保罗·哈斯拉克长期关注土著居民的福祉，立场坚定地支持同化政策，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矛盾的事。他加强了澳大利亚偏僻的内陆地区的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鼓励当地仍不时遭受饥饿和疾病的某些偏僻社区搬迁到统一的土著社区来。20世纪50年代，现代社会甚少关注的部落生活基本上从澳大利亚消失了。1949年的选举法案赋予土著联邦选举权(此前他们已经享有州选举权)。1962年，哈斯拉克将联邦选举权覆盖到所有土著居民，终于消除了选举权上的鸿沟。(1949年的法案没有将昆士兰和北领地的土著包括在内。当时的北领地只能选举一位众议院议员，而且在国会没有席位。西澳大利亚已在1947年赋予申请投票权的土著居民投票权，申请通过的土著居民在1949年法案中则相应享有了联邦投票权。)
后战争年代，澳大利亚文学有了一系列新的成就，但并不总是十分耀眼。大多数小说仍然保持着战前的“橡胶树(或桉树)”文学风格，这些小说更关注澳大利亚人本身，未能更广泛和深刻地关注整个人类的状态。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人，包括众多作家，都认为这种趋势过于狭隘，但它就那样发生了。虽然文学不能让人大富大贵，但作家仍然在写，出版社仍然在出版，人们仍然在买。不过，孟席斯时代的帕特里克·怀特算是多产而较为全面的一位作家。风格通俗的历史学家们着重于讲述内陆地区的历史，例如扬·L.伊德里斯和弗兰克·科隆，他们仍旧较为成功，并成为那个时代讲述澳大利亚的历史的主要渠道。几年以后，学术写作的风潮到来，迅速席卷了澳大利亚。这段时期也是澳大利亚著名画家的井喷时期，比如西德尼·诺兰、莱昂纳多·福伦彻、威廉·多贝尔、阿尔伯特·塔克、亚瑟·博伊德，他们超越了通俗的“橡胶树和绵羊”的战前风格。包括朱迪斯·赖特、肯尼斯 ·斯莱瑟、詹姆斯·麦考利和A.D.霍普等人在内的一干诗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不过，其知名度也没有大到能够改变那响彻整个世纪的丛林颂歌。随着战前电影工业的消失，这期间的澳大利亚电影不多。战后主要的电影《旷野行者》(The Overlanders)受到了一定关注，但也受到了“橡胶树”风潮的限制，主演为奇普斯·拉弗蒂，电影讲述了战争年代内陆地区的放牧生活。1955年的《吉达》(Jedda)是一部彩色电影，将土著人的生活和土著演员搬上了银幕。战后的电影中，超过半数是故事片。1958年以后好几年没有拍摄电影，直到联邦资助重新振兴电影工业。
虽然“孟席斯时代”的标签广为流传——它往往被解读为空白和无趣，抑或一个良好的社会——1942—1949年执政的工党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战争时期的柯廷政府成立了一个战后重建部，筹划着让社会比起20世纪30年代更加平等和发达，让联邦政府的作用进一步扩大。战前的许多十分流行的想法都因为经济或政治上的阻拦而流产。战后重建部构想了这样一种情景：在经济作为支柱的条件下，政府影响扩大，实现充分就业和相对的经济繁荣。这段时期的一些成果包括通过《1945年银行法案》，对银行进行调整；对失业群体首次给予现金补助；更好的社会福利；战后移民计划；扩大、加强和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设立国家航空公司；为退役人士提供免费的大学培训；吸取了20世纪20年代所犯错误的经验并成功执行士兵土地分配计划。大学开始拓宽研究的领域，加强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在新成立的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不那么令人高兴，但却有用的一件事是，联邦永远接管了所得税的征收。数十年前，各州或各殖民区就已经开始各自征收所得税，联邦政府在1915年也开始征收自己的所得税，用于补贴战争所需。“二战”期间这种双重收税的终结所形成的单一税制不仅让事情变得简单，还让堪培拉有了调节经济的又一工具。
柯廷虽然是战争时期的领袖，但做了最多工作的是他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约瑟夫·本尼迪克特(本)·奇夫利，后者后来继任了柯廷的联邦总理一职，直到1949年。奇夫利曾经是新南威尔士巴瑟斯特的一名火车司机，是一名极为认真的政治家，善于与人合作并让工作最终顺利完成。担任家乡众多委员会——工会、公民协会、医院协会、体育协会等——的委员期间，他学会了为政的艺术。他时常叼着烟斗，他洞察力强、热心而慈祥、话语不多但散发着平易近人的魅力，他看上去要比实际上更为谦逊而随和，所以人们一般都喜欢他，也愿意与他共事。他像柯廷一样，在工党成了一名传奇式的英雄。二人各自有自己的谦逊做派，并且都深深地投入到工党的活动中——当时的说法，叫作“真诚”。在当时不要过于远离工人阶级(他们代表的就是工人阶级)的传统做派中，二人都过着比较朴素的生活。温斯顿·丘吉尔说柯廷是“天生的澳大利亚人”，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奇夫利。二人都认为澳大利亚与英国的纽带是无价的，但有时候在涉及权利的问题上，二人对此纽带的情感就都不怎么热烈了；再一个，二人都不怎么对自己的爱尔兰家庭遗风过分讲究。
不幸的是，奇夫利的政策没有向公众舞台和战后年代及时转变。他变成了顽固而死板的联邦总理，显得与新的时代脱了节，仿佛发生了早衰——“老奇夫”就是一个例证——虽然他1945年上台时不过58岁。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隔离。当时的堪培拉，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一个“丛林首都”。他整周整周地待在国会，而国会距离城里十分远；要么他就在距离国会山咫尺距离的斯巴达库拉将酒店里。周末他一般乘车穿过乡村的道路去巴瑟斯特，但他周日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间或参加一下弥撒(虽然他并非共产主义者)，就十分疲惫了。他的婚礼，是在天主教堂外举行的。
另外两位较有影响力、精力充沛但十分有争议，有时候甚至古怪的工党领袖——最后两人都成了总理——分别是赫伯特·维尔·埃瓦特和亚瑟·奥古斯都·卡尔维尔。作为职能范围扩大的外交部部长，埃瓦特博士为澳大利亚引入了众多明确、独立的外交政策，使得澳大利亚成为小国之中的佼佼者。1948—1949年间，他自己也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大会的主席。而担任移民部长的卡尔维尔全身心投入到战后移民工作中，让战后这个人心惶惶的国家和联邦进一步打开了移民的大门。
1947年8月，奇夫利促使内阁通过并宣布了一项震惊全国的决策：政府将对商业贸易银行国有化。社会上下一片担忧，认为这是全盘“社会主义”，政府正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此外，这与复原以后的联合政府一直想要走的一步距离遥远。支持者们和此前疲软的企业资金则踊跃支持。重整旗鼓的联合政府还采用了其他刺激手段，比如税收分级、汽油配给(为了节约美金储备)，以及用于控制通胀的种种措施，而战争期间缺乏的贸易平衡则得到了维持。奇夫利的工党赢得了1946年的大选，得到了51.4%的选票；1949年12月10日，所向披靡的孟席斯所领导的联合政府以50%对46%的支持率将其击败。
作为真正的保守派，孟席斯尽可能保留了能起作用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改变。他实际上变成了温和社会主义派柯廷-奇夫利社会的总理，虽然他乐意接受公众认为在这个方向上所走的距离已经足够远了的看法，但他也拒绝了更为热情的企业自由化的提议。有一段传奇故事：孟席斯召集了联邦主要部门的部长——有的是他的右翼，想要成为“社会主义的策划者”——并对他们说：“我的身边全是一群蠢货。你们只管管理好国家，我来负责国会和执政党。”
当时的“执政党”又成了自由党。虽然在1940—1941年的大选中惨败，之后的8年在野的反对党生涯(这期间，1943年他再次当选为自由党党魁)令孟席斯变得更加智慧、老练、隐忍和深思熟虑。同事们越来越少见到他的专横、轻蔑或讽刺了。1949年，他已经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能力极为突出的政治家。1928年他就加入了维多利亚州议会，那时他才34岁，并相继在不同的职位上得到历练，而后于1934年进入众议院，坐在了库扬那系着蓝色丝带的议席上。联邦总理里昂斯立刻任命他为首席检察官(或司法部部长)。他突出的快速消化能力、对状况的评估和左右能力、他的野心和高大的身形，以及那不同一般的性格都早已注定了他会成为保守政治的代表人物。
孟席斯来自乡村，凭借着出众的能力、投入和奖学金，他在30出头的年纪就成长为墨尔本律师界的领袖。1894年，他出生在维多利亚威米拉的一个名为杰帕利特的生产小麦的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从巴拉瑞特搬来的熟练马车工匠和机械刷漆工人，后来在杰帕利特开了杂货店，并被选举成为该地区在维多利亚州立法议会的代表。他的外公是在巴拉瑞特从事矿工工作的康沃尔人，一个坚定的工会主义者，正是跟着这位外公，小孟席斯逐渐掌握了辩论的技巧，在黄金城上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成了能言善辩的少年保守派。
孟席斯从里昂斯手里继承的澳大利亚联合党需要重组。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从自由党到国家主义党再演变成UAP，它的架构并不完美。1909年的自由党融合继承了19世纪的组织形式，通过国会的领导人将几个支持政党的卫星组织松散地联系在一起。30年代的UAP还沿用这种近乎垂死的分支结构，仅通过志愿者参与选举的方式将分支机构聚集起来。遮遮掩掩的、由商业支持者们组成的全国工会(各州的名字亦不同)负责筹款。其大多数地区力量则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妇女联盟——一个联邦成立不久即成立的组织，致力于为他们选定的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支持。公共事务研究所(1943年于墨尔本成立)等类似机构则成为其智库和政策部门。独立的青年国家党则是青年人走向政治高峰的发射台。在1941年的惨败之后，加上几个中间偏右派对手在灾难性的——至少对他们而言——1943年大选上的挑战(虽然他们的喜好在不断变化)，这种笨拙而难以控制的组织进一步瓦解。重新当选为国会议员以后，孟席斯面临着将大约20个不同的组织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种类似联合政党——其对手工党和乡村党长期以来的状态——的任务。在全国巡游、讨论、劝导和谈判以后，在许多支持者的帮助下，1944年末，孟席斯在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边界的阿尔伯里正式宣布了新的澳大利亚自由党的成立。
新政党成立后，开始着手撇开工会和大企业的媒介，重新拉拢澳大利亚中部地区的民众，孟席斯曾经称那儿的人为“被遗忘的人”。虽然自由党极为显著地表现出反社会主义，投身于自由企业，但其实行的政策在实际上与工党的政策并没什么两样。当然，许多问题也导致了非常激烈的论战，左翼则喜欢把孟席斯描绘成压迫工人的特权阶级的卒子，代表大企业的利益。共产主义者则骇人听闻地将他形容成法西斯，即便不是纳粹的法西斯，也是华尔街法西斯。实际上，工会在他的领导下运行得很好。
当时的主要国际形势，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冷战。当然，这又是一个戏剧性元素。孟席斯是个出了名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是反共产主义联盟的坚定成员——而他还知道如何利用这一国际形势作为政治筹码来打击工党。除了极左派以外，澳大利亚人基本上同意澳大利亚应站在西方的一边，保持与英美的同盟关系。英国仍然是苏伊士运河与新加坡之间的强大军事存在，而后两者都极为看重澳大利亚，美国的军事力量则深入到菲律宾。这就形成了一道鸿沟：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绝对的防御承诺。澳大利亚希望，如果新独立的印尼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或鲁莽妄为，英美其中一方能够站出来加以干预。印尼的大量共产主义政党以及整个亚洲都令堪培拉十分担忧，尤其是担心走向共产主义的行为一传十、十传百地影响其他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那种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最需要澳大利亚人担忧的，是共产党资助下，发生在马来半岛的游击战争——他们仍然在尝试摆脱英国走向独立。核武器的相继问世一度威胁到澳大利亚和全世界，但澳大利亚人对此并不以为意。
孟席斯在冷战进入白热化的时刻重新上台执政。西方刚通过空运物资，粉碎了苏联试图将其他三国赶出柏林的企图。“二战”后，和平条约签订之前，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占领，但整个柏林都在苏占区内，城外是苏联占领的东德。就在莫斯科宣布成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后，1949年共产党的人民军队占领了北京，从而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投票决定保卫韩国，澳大利亚也加入了美国带领的部队。1939年的记忆犹在，新的战争又来临了，全世界又开始陷入了恐慌。1950年，孟席斯政府推行了3个月的18岁青年全职强制军事训练，但最具争议的是政府取缔共产党的行动。
自大萧条以后，澳大利亚共产党急速扩大，当时受经济凋敝影响，许多贸易工会走向了共产的道路，被共产党所控制。1945年，澳共已经能够控制或影响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ACTU)全国大会的半数投票，主导了好几个地方工会大会。虽然澳共在学校、高校、自由主义和和平主义协会等也有影响力，但它的主要活动区域仍然是工会。澳共的党员有着军队般的纪律性，政党十分热切而不顾一切地忠于莫斯科和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争斗激化之时，它并不否定诉诸武力的可能。因而，政府非常担心它会利用自己在行业中的影响力，在与苏联的战争到来时，站起来破坏本国的国防。1949—1951年，正是以这样的逻辑，孟席斯提出将澳共解散，禁止其势力进入贸易工会管理层。
孟席斯心如明镜，这对于工党而言并不容易。工党控制着参议院，不少公众反对禁止澳共，认为这是对公民自由的一记重拳，是法律史上的一块潜在的污点。工党的主流和左翼均持此见。此外，许多非共产主义工会官员认为，这是政府对他们的事务的不公正的干涉。还有一种看法是，禁令将会难以执行，还会导致政府内反对派的反弹，因而不应这样做。奇夫利是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他强烈反对此举。可是，事与愿违，核心会议在压力之下投票决定让参议院通过此案。主要原因是，核心会议成员担心孟席斯在禁令被否决以后执行双重解散，对工党的参议院席位赶尽杀绝。但是，后来因为中央银行立法提案被工党拒绝通过，孟席斯到底还是动用了双重解散，不过在1951年4月的大选中，工党的得票率却上升了。
1951年5月，奇夫利在酒店突发心脏病逝世了——事出突然，当时的国会议员们还在国会不远的一个舞会上跳舞，纪念国会15周年。核心会议选出了阴晴不定的埃瓦特为继任领导人，但埃瓦特始终未能博得大家的喜爱和信任。不过，作为大律师的埃瓦特力促工党在最高法院成功弹劾参议院通过的“red bill”(红色提案)议案，为他赢得了大多数工党党员的尊重。法官认为，宪法仅在国家进入战争状态的情况下才会允许这样的(禁令)措施，而孟席斯则提出进行修宪公投，好让宪法批准国会针对共产主义立法。在第二场胜利中，埃瓦特成功地令反对立场胜出。微弱多数选民拒绝了修宪公投的提案，最终该提案历史性地流产了。随着公众舆论风向的转变，恶性通胀的出现和短暂的经济滑坡的到来，孟席斯的支持率下降，看上去埃瓦特很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1954年大选中取得第三场胜利，把孟席斯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但事情没这么简单。
那本该是一段平静的时日。澳大利亚从战后紧缺和相关经济问题的泥潭中刚刚走了出来。日本和德国再次成了信得过的贸易伙伴。1954年上半年，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盛大访问澳大利亚，这是头一回英国君主来访。1953年斯大林去世，从那以后冷战就开始了，非常缓慢而艰难才缓和下来；虽然那时候局势不明朗，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迹象，表明它是可控的。朝鲜战争于1953年结束，其实在开战一年以后，战斗强度就减弱了，虽然有359名澳大利亚士兵牺牲。被人看好的埃瓦特，在1954年5月的大选中以微弱劣势败北，这让他陷入了重重麻烦之中。埃瓦特失利的一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并不是一名很出色的政治家。他思考速度极快，心胸十分广阔，施政用心良苦，但在同理心和常识方面极端自我中心、不调和。问题是，在经济问题上他的办法不多，而且遗憾的是，他表现出了失衡的迹象。
1950年，共产党公投宣传画
工党中意识形态上的紧张主要在于，在强烈反共人士中，在海外纠葛和任何散发着帝国主义的事情上，大多数天主教徒和一部分左翼分子都倾向于党派之间的那种天生的孤立主义。工党广泛的支持者中，有的人认为应针对“红色中国”进行所谓的“预防性战争”，也有人认为应该对共产主义力量给予谨慎的同情。这两种都是较为极端的。大多数支持者中，要么是为了与孟席斯所说的使澳大利亚与“我们伟大而强大的朋友”之间的同盟关系更为活跃，要么就是持出于针对同盟的某种质疑，甚至抱怨的态度。这是矛盾的典型事件，包括外交上对中国予以承认，以及承诺向马来半岛派兵。在政党之中，这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分歧了，虽困难重重，但却是可控的。
构成工党在议会之外的基础的工会，则处在一种更为错综复杂的挣扎之中。20世纪40年代中期，认识到共产党是经历过苦难而又高效的对手，工党组织方成立了一个官方的工党行业组团(ALP Industrial Groups)，与接管工会的共产主义者针锋相对。而在正式成立的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办公室中则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名为“行动”，组织对“组团成员”提供服务和协助。组织的领导者是B.A.(鲍勃)·桑塔马里亚，他有着双重身份，另一个身份是公教进行会的教区董事会成员，那时起他已经开始利用“行动”组织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工作，甚至渗透到布道坛上有同情心的牧师中去。这本身就是极大的争议，不仅仅在天主教中如此。与他们强烈反对的共产主义者并无不同的是，他们同样在新闻杂志上公开宣扬一种救世主式的、好勇斗狠的战斗作风。另一个独立而且更加剧烈的争议来源，则是工会官员之中那种并不少见的惧怕——他们担心“组团-行动”组织联合起来干涉因为各种原因排除了共产主义的选举。工党的政客们还开始担心该组织在国会议员预选辩论中横插一脚。
精明的领导人可能会将所有的这些紧张局势分开来，各个击破。但埃瓦特则不然，1954年大选失利以后，在一次明显的试图挽救自己领导地位的尝试中，他公开炮轰“行动”组织和他的议员之中有牵连嫌疑的人，把这些紧张局势都集中在了一起。其中的复杂自是难解，但结果却导致政党再次分裂了一代之久，还产生了一个充满报复心的极端反共产主义的“民主工党”（DLP），民主工党第二次为自由党送上了大礼——将5%～10%的大选选票拱手相让。
这场大灾难无意的催化剂是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一名中级苏联外交官，其妻子在任驻堪培拉大使期间变节了。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情报，澳大利亚官方则将其列入机密——虽然一个调查涉嫌间谍活动的皇家调查委员会已经公开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破坏了某些官员的声誉，但更多的是使这些外交官们打包回家。最敏感的方面则是，孟席斯就在1954年大选六周以前，宣布了彼得罗夫的替换。从那以后就一直盛传孟席斯主导了变节，令工党分崩离析，而埃瓦特则耸人听闻地称这简直是针对他的一场阴谋，包括“行动”组织、他的右翼、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和多个方面在内。
注：连任17年的罗伯特·孟席斯爵士(他于1963年被封为爵士)1966年卸任联邦总理，澳大利亚人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悉尼每日镜报》的科莱特将之与中国古代的明朝相比较。“明”是孟席斯的一个广为流传的绰号。
工党动乱的最后结果，是让孟席斯得以一直掌权到1966年1月卸任。他也是唯一一位按照自己的愿望退位的联邦总理。埃瓦特1958年大选再次失利，但一直在竞争成为继任者，直至1960年。亚瑟·卡尔维尔后来成为领袖，1961年(经济衰退的年份)大选中与孟席斯得票相当，但是，他不可能克服民主工党的激烈阻挠，也无法把分裂以后的维多利亚州工会左翼们控制好，因而很难成为联邦总理的候选人。
除了向自由党送上大礼以外，民主工党还选举了足够多的参议员作为孟席斯在参议院可靠的大多数席位。孟席斯这种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活，恰逢国家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以及随着战争和经济衰退的噩梦过去以后，全国上下都变得更加惬意。1956年，电视来到了澳大利亚。大约同时期，更为多样化的民族构成带来了更丰富的餐饮娱乐，包括意大利浓缩咖啡。在新南威尔士——那儿的工党分裂得还不是那么严重——外表朴素但内心狡猾、安静而有远见的工党总理乔·卡希尔还哄骗悉尼歌剧院对他充满怨恨的政党加以投射。音乐方面，摇滚和民谣开始吸引年轻人远离那使人昏昏欲睡的、简单轻快的、可用口哨吹的战后通俗音乐。
工党的麻烦和战后的经济紧张结束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联合政府因而享受了宝贵的政治和经济氛围。孟席斯启动了堪培拉长期需要的扩张工作，几年以后，堪培拉已经演变成为颇具规模的首都了。在联邦资金的刺激下，大学的办学和入学规模迅速扩大。喷气式飞机投入使用，悉尼到墨尔本的航班缩短到1小时，悉尼到加州用时1天，费用也下降了。社会对这些进步可能表现得有些沾沾自喜了。至少巴瑞·哈姆弗莱斯让它显得沾沾自喜：20世纪50年代，他推出了讽刺郊区家庭主妇的《埃弗拉吉》(Edna Everage)，此后一夜成名。
12 越南与惠特兰
越南与惠特兰1966年1月26日，孟席斯卸任之时，澳大利亚进入了剧变的时代。安逸的战后年代几乎转眼之间就消失了。此后澳大利亚发生的改变和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相仿：电脑得到运用，科技进步快速；女权主义抬头，出生率急速升高；年轻人对个人自由、更多公平和减少形式主义行为有强烈要求；制造业在亚洲兴起，伴随着西方国家对工业化的限制；国家财富保持增长却更不稳定。除去这些趋势，给澳大利亚增添压力的是越南战争，越战对像澳大利亚这种国家而言是相当有争议性的，派出应召入伍的军队去参战的美国也一样。孟席斯本人对这种动乱没什么影响，但那样一个时代的远去，那样一个硕大的、父亲般的、熟悉的身影的离去，为变革的步伐增添了某种象征。
但是，孟席斯的确将澳大利亚带入了越战，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后来追溯起来那样富有争议，而且背景也更复杂。1962年，孟席斯政府派出了澳大利亚陆军作为非共产主义的南越部队的顾问部队。此举也是为了维持长期以来的澳大利亚作为其强大的盟友——无论是1941年以前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的可信赖的国防伙伴这一国策。背后的盘算则是，美国始终想要在菲律宾以东的太平洋地区实现统领性的军事部署，而英国(在当时)则想要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延长到新加坡。堪培拉最大的担忧是西太平洋明显的权力真空。当时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那种充满火药味的动荡，极大地加剧了长期以来其策略上的忧虑。澳大利亚一如既往地是势力有限的盟友，不论对英国还是美国而言——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统，而不是几张书面的保证。要维系这种关系，堪培拉必须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