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摆脱荷兰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以后，印尼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迷失了方向。其时任总统苏加诺是独立运动中富有魅力的领袖，但后来却成为一位资质平凡——虽然也很有名气——的和平年代领导人。强大的共产党让印尼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对苏加诺的支持逐渐退潮以后，这位领导人投靠共产党，想借此压制作为反对派的军队和穆斯林群体。眼看着自己的政权摇摇欲坠，苏加诺决定实行扩张。他要求荷兰将新几内亚西部——当时仍为殖民地——归还于他。澳大利亚对此十分担忧，尤其担心印尼那一半的岛屿会滋生出边界冲突，并最终造成澳占的那一半岛屿的动荡。在文化上和基因上，美拉尼西亚人和岛上其他人并无不同，新几内亚西部与马来人和印尼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地区很不一样。有一种看法认为，继续让繁荣的西方国家统治将让落后而人口略微拥挤的地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联盟成为可能。但是，荷兰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去开战，美国人也不愿这样做。1962年，在美国主导国际社会不情不愿的一纸协议的支持下，苏加诺的印尼军队打了头阵。
苏加诺随后将其扩张的步伐北进，到了更大但同样落后、资源丰富的婆罗洲岛，而当时的沙捞越、沙巴、文莱是由印尼和英国分占的。英国人的计划是，将这些领地和马来半岛本土、新加坡岛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马来西亚。但是，共产党在半岛上的游击战，以及对于是否将新加坡包括进来的争议拖延了这一进程，到1965年事情终于理顺，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和文莱保持独立。苏加诺打起了歪主意。在新几内亚的成就和野心的驱使下，他要求将婆罗洲岛的领地交给印尼。对此，1964年打着“与马来西亚对抗”的旗号进行了(战斗)准备。对抗是一种低层次的冲突、边境的小规模入侵，同时伴随着政客的大声喧哗。
这一地区的动荡局势导致西方对共产主义的封锁加强，从而加剧了冷战。共产国际于1948年决定鼓励亚洲、欧洲、拉美和世界各地的革命，支持各地的共产党，而亚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有共产党了。这种额外的信心和力量，来自超级大国的支持。实际上，这种支持雷声大雨点小，虽然这一点在以后的追溯中才看出来。西方国家担心共产主义会通过“局部战争”——一种地方性游击战，其他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力量提供武器和协助——蔓延开来。当时的共产党占领一个国家后，就会用武器和斗志鼓励邻国也产生革命，这就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各方都相信，民族主义的浪潮和对欧洲殖民的敌对反应将与地区的贫穷相结合，从而成为产生共产主义的沃土。
但事情不会那么简单。暴力起义主要发生在马来半岛，虽然有中国的主导，在国内却不能得到虔诚的穆斯林、保守的多数马来人的支持，连年战争之后，英国领导的(澳军提供协助)部队击败了起义军。中国领导的共产主义者们，在除了中国本土以外的亚洲地区不太可能成功。此外，20世纪50年代结成的苏中联盟已经于60年代分裂。俄罗斯人对此地极不熟悉，也没有什么诉求，虽然60年代末他们也寻求在此建立海军基地。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成功发生在越南，越南人同时进行了共产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谋求从法国的独立，表达越南民族的存在感。被打败的法军于1954年承认越南独立，越南分为越共统治的北方地区和非越共统治的南方地区。北方发起了试图接管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全境的攻势，南方似乎不保。虽然莫斯科或北京对此地方性共产党运动的影响力有限，但影响力仍然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印尼国内也有着本土人构成的强大的共产党，看上去印尼同样摇摇欲坠。
正是这种局势促使当时的孟席斯政府于1962年向南越派出指导部队——苏加诺在新几内亚发出了战争的恐吓。苏加诺的对抗马来西亚政策，导致堪培拉于1964年11月决定号召澳大利亚20岁以上的男子入伍，因为看上去似乎军队数量远远不够。但是报名的人太多了，能征召的人只有小部分，因此决定进行投票表决哪些年轻人可以应召入伍。于是，在1965年上半年，正当南越开始告急的时刻，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宣布，美军将直接开赴越南参战，帮助击败北方的起义军。1965年5月，孟席斯也宣布，澳大利亚直接参战。
几个月以后，东南亚的命运产生了大转弯，印尼未来的独裁总统苏哈托领导了武装政变，控制了全岛。政变的短时间内，大约有至少50万共产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遭到杀害，可能更多。印尼不太可能再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了，冷战期间澳大利亚的“北方威胁”消失。印尼政变军队是否受到了美军加入越南战场的鼓动，人们不得而知。增强反共力量一直是华盛顿(和堪培拉)的政策，但谁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无比血腥的方式来实现。
接下来的7月，孟席斯的继任者哈罗德·霍尔特访问了华盛顿，简报过后，他兴奋地宣布，澳大利亚将“始终站在LBJ(约翰逊)的身旁”，这是当时的美国竞选口号。10月份，作为回报，约翰逊成为首位访问澳大利亚的美国在位总统。这与平常的名人来访，比如皇家巡游，大不相同。12月，霍尔特宣布堪培拉将派往越战战场的兵力增加三倍，到4500人，其中包括一支1500名征召入伍军人编成的部队。派出征召入伍的澳军军队到海外作战，是极为重大的决策。
受到美国煽动性的反越宣传的影响，涌入悉尼、墨尔本和堪培拉瞻仰约翰逊来访的大多是年轻人，年长的人则充满了明显的敌意。“LBJ，LBJ，今天又杀了几多孩子？”人们大声唱起了控诉的歌。在墨尔本，一队人突出重围，在总统的专车上涂上了油漆。征召入伍政策已经在年长的人中引起了愤怒和分裂，尤其是那些被应征入伍的年轻人的父母。大麻和“强力”毒品迅速扩散，虽然吸毒的现象在一两年前几乎闻所未闻。大部分毒品来自于驻扎在澳大利亚的美军R&R(休闲娱乐)军人，他们自己就常常吸毒，而毒品在越南随地可见。派出应召入伍军队参战的决策，引起了澳大利亚人极大的不满，不仅如此，还再次激活了早前已经停顿的工党反对行动。反对澳大利亚征召军海外作战又开始成为工党的中心活动；1916年和1917年的记忆，对于1966年又开始回归传统的工党来说，从未远去。
11月就要举行大选了。抗议民众们涌进公众会议，宣泄他们的愤怒，对霍尔特的讲话抱以强烈的敌意。抗议者们常常戴着标志性的胡子，披着长头发，穿着某种程度上在一年以前已经消失的便服。年届七旬的反对派领袖——亚瑟·卡尔维尔——自1916年以来就是反征召入伍政策的活动家，此时他成了英雄。但是，他们未能胜利。战争仍然为主流观点所支持，而主流观点是竞选的关键。反对的声音更是卡尔维尔的个人意愿。尽管有望成为一名卓越而严守教规的天主教徒，但他无法化解政党的分裂，而民主工党强烈反对他——正如在此前的多次大选中那样。此外，民主工党过分地支持越战，将它视为阻止被他们看作来自北方的共产主义势力威胁的关键的一堵墙。而另一方面，左翼的工会仍然掌握着他们1955年赢得的工党组织翼(权)。卡尔维尔领导的维多利亚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左翼工会仍旧控制着议会议席的初选权，甚至包括卡尔维尔本人的席位。此外，卡尔维尔也不是一名富有吸引力的联邦总理候选人。他伺机很久，挫败了其优雅而前途光明的副手高夫·惠特兰的崛起。工党很喜欢卡尔维尔，但他对中产阶级没什么吸引力，虽然他在1961年那个经济滑坡的年份举行的大选中差点赢了孟席斯。5年以后，他的竞选承诺变得不切实际，他变得喋喋不休、令人生厌、难以服众。
注：霍尔特总理和他的三个媳妇。他热衷于冲浪和叉鱼。(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1963年，霍尔特在他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选中，以6%的微弱优势战胜工党，成为联邦总理。从那以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他在国会中很有竞争力，但有点儿死气沉沉，对待管理问题又总是犹豫不决。这个国家逐渐意识到，他并不是孟席斯。虽然一开始他表现得像是充满生机的新生代，但很快就表现出老迈而不忘炫耀的花花公子形象，加上他可爱但不检点的妻子，都让他很快就过气了。在他对一些国内事务的处理上，选民开始出现不满情绪，选举结果也开始令人不快。而后就发生了澳大利亚政府历史上最严重也最戏剧性的悲剧：1967年12月17日星期日，正在维多利亚莫宁顿半岛上度周末的联邦总理在酷暑中冲浪时失踪，从此再无音信。当时他59岁。
霍尔特执政期间，曾经在政策组合上有不错的表现，比如劳工(当时和兵役为同一部门)和移民政策。他是孟席斯最忠诚的副手，孟席斯也希望他来接任。他天生十分友善和体贴，通常十分礼貌，能容忍小缺点，必要的时候也十分强硬。同事、公务员甚至对手都喜欢与他共事。追溯起来，他本来可以把越战的事情处理得更好，但他受到约翰逊总统的压力太大，只好承诺增兵。大约8000名澳军士兵被派出作战，其中死亡约500人。相比之下，美军派出了250万人，大约牺牲5万人。霍尔特和其政府盟友描述越战时一般使用“残酷的亚洲共产主义威胁”等字眼，和华盛顿没什么不同，但这些语言不许用在其他重大事务中。不过，即便在他们最喋喋不休、引人注目的反对者中，也没人对此进行什么微妙的分析。
越战和他离奇的死，令霍尔特短暂的执政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其施政记录总体是不错的。作为部长也好，联邦总理也好，他削弱了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对这一曾经是标志性的政策的支持自“二战”以来就开始减退，伴随着这个国家在移民、经济上的自信，以及对亚洲人的信心不断增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只有两个最古板的守旧派还坚持着。移民部也欢迎变革。有的人发现，当1966年新上任的联邦总理放开了对非欧洲人移民的残余限制以后，政府还允许那些与澳大利亚有着“密切关系”的人，或者那些拥有澳大利亚急缺的专业技能的人才移民。
霍尔特还预见了后来引入的十进制货币：1966年2月，澳大利亚镑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两澳元纸币。当然，这一改革自孟席斯时代起已经酝酿多年，从联邦成立以来就一直反复论证。随着执政晚期愈加感情用事，孟席斯一度希望新的货币取名为“皇元(royal)”，但未能实现。直接沿用美国人的名字就显得不够严谨，最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的“元(dollar)”一词得以采用。虽然澳大利亚镑自从1931年大萧条开始就不再与英国货币通兑了，不过十进制货币的采用仍然是对其英国性的再一次打破。
英国同样做出了决裂行为。威尔逊的工党政府上台以后即宣布，因为经济原因，将在1970年前后从“东苏伊士”撤回英国部队，可能用于维护香港的稳定。英国军队，尤其是海军，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国防的关键力量，突然就变得不再重要了。考虑到仍然未决的局势、苏联海军偶然的远征、大部分东南亚国家政府的毫无经验等原因，美国的同盟和军事存在对于该地区越加关键。
不过，这样的局势也鼓励了澳大利亚自1945年以来苦心孤诣研究的亚洲外交策略。虽然只是看法，但普遍认为冷战已经逐渐过去，殖民控制正式结束。这种局势曾是孟席斯定期访问伦敦的部分原因，也促使英国军队始终存在于该地区。非洲的去殖民地化(孟席斯也牵涉其中)也行将终止，联邦总理开始访问越来越多除伦敦以外的地方。霍尔特经常访问东南亚，比孟席斯更强调个人外交。他那不那么高大的身躯和更平易近人的个性，促进了他与亚洲领导人的关系。
霍尔特死后，政府交由约翰·格雷·戈顿执掌。戈顿身形瘦长、和蔼可亲、性格外向，但有时缺乏老练，在战争时期是一名RAAF飞行员，在新加坡附近的空战中被击落，划破了脸。他1950年以后曾担任维多利亚州的自由党参议员，是参议院新选举出来的州长，还担任过好几个部长职位，最近的任职则是教育部长——这一切表明他即将在政坛大展身手。自由党国会议员将他选为党魁，因为他具备政治家们所寻求的全新形象，在电视上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这在当时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乡村党需要他。他被认为是工党的新星惠特兰的更有力的竞争者，是率直、果断而温和的改革派。他复杂深厚的背景也具有潜力——他早年是维多利亚州北部的果园园主、退役军人，有一位美国妻子，父亲是一位英俊的英国人，在悉尼海岸学校和季隆语言学校和牛津接受精英教育，他的母亲是一名墨尔本港出生的爱尔兰和德国人后裔。
注：约翰·戈顿。(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在竞争自由党领导人的党内争斗，以及竞争成为联邦总理的过程中，戈顿击败了外务部部长保罗·哈斯勒克，后者有能力，也受人信任，但在公众场合不爱讲话。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绕过极有野心的副总理，财政部长威廉·麦克马洪。联合执政作为过渡政府被接受，但乡村党党魁和经贸部长约翰·麦克尤恩的职位完全保留了下来。约翰·麦克尤恩十分亲民，20世纪30年代末就活跃于国会中了。1958年，麦克尤恩接替了更有名气的亚瑟·法登的位置，任乡村党党魁，并开始在农业人口减少的情况下致力于确保政党的政治实力。1960年取消进口限制以后，他逐渐成为保护主义卫道士的角色，试图让关税保持在战前水平。虽然这会损害粮食农场主和畜牧业主的利益，但对园艺业、制糖业和某些农业部门有利，而且是调整框架的一部分，鼓励进行小麦和其他一些产品的价格联营和采用国内价格来补贴奶制品出口。这种“有序的市场化”仍然是乡村党核心和外部支持——尤其是政党捐赠(麦克尤恩从制造业赢得捐赠，进一步巩固了乡村党的基本盘)——的心头爱。麦克尤恩的眉毛浓而突出，个头很高，表情坚毅，礼貌而不乏威严。麦克尤恩是乡村党的英雄。他将经济上偏向自由派的麦克马洪挡在了联邦总理位置之外。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对决在消失了几十年以后，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戈顿的执政被证明是另一次失望。在信贷领域，他的成就包括关键性地支持了公制度量(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采用)，推进联邦对电影工业的扶持，给予低收入人群额外的医疗优惠。他尝试扩大联邦政府的权力和国防，减少州的权力，这一点挑战了自由党。虽然他是个实干派，但他仍旧是一名顽固的个人主义者，冲动而难以预料，喜欢仓促判断，在政策和个人问题上都令越来越多握有权势的人感到失望。作为一名热情的国家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他认为联邦需要加大权力，为此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作为第一个插手教育事务的联邦总理——疏远了保守派州领导人和政党。他的某些国防态度也令民主工党感到失望。他的贸然行事、时而表现出的挖苦或蔑视的风格，疏远了公务员(公共服务部门)和乡村党。私下里，他对待饮酒、个人关系问题和工时的态度不拘一格，有时候竟然连公众也知道了；他相信，联邦总理应该忠实于自己。似乎天生有自信的他，可能有时候自信过了头，高估了自己未经充足准备就将重要政策推行开来的能力。他非同凡响的背景——作为参议员直接进入了众议院(通过赢得霍尔特此前的席位)并成为联邦总理——有时候也表现在国会事务的处理中。1969年的大选中，正在革新中的工党在高夫·惠特兰的带领下获得多数席位，战胜了政府，表明了这是一次真正的竞争。1970年的半参议院竞选中选举了更多的民主工党参议员，使得政党联盟进一步倒退。
1972年，经历了与同事的多次交锋和害怕失利的阴影之后，因为1971年3月异议人士提出了一项针对他的不信任案，戈顿以1席的极微弱优势获胜。他认为，这样的结果不足以令他在执政中发挥作用。于是他将联邦总理的工作交给了副总理和对手麦克马洪——后者对此渴望已久，但没有料到真的实现了。戈顿后来告诉一位传记作家，说自己不是一名好的政治家。
那首著名的《我歌我行》成了他任期的辛酸的墓志铭。不过，政党联盟仍在继续走下坡路。
注：威廉·麦克马洪爵士。(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麦克马洪有担任联邦总理的自信，但问题是他野心太大。他有着不太高大的身形和其貌不扬的外表，音调很高，不太善于公众演讲和电视演说，对公众的吸引力不大。同事们虽然折服于他的行政能力，但从来不喜欢或信任他。再者，政党联盟的身影越来越模糊了。1970年发生的超过10万人的“延缓示威”活动，表明了对越战承诺的反对声不断高涨。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在破坏着经济形势。越战不再受到欢迎，中国也与强硬共产主义渐行渐远，印尼仍旧是稳定的保守社会。1971年，惠特兰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派出一个工党代表团访问北京。麦克马洪忙不迭地谴责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没想到没过多久，美国总统尼克松就准备访华了。“竹幕”正在悄然倒下。这些新形势的间接结果，则是越南的模糊立场。但是，1972年，澳大利亚则开始嗅到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政府变革的风向。
惠特兰是一位能带给人以振奋力量的政治家，其与孟席斯很相像，同为演讲家、国会议员以及传媒焦点人物；两人的仪态同样魁梧、威风凛凛，也都有着逼人的才智。1967年，他击败差强人意的卡尔韦尔，成为反对党领袖，并做出了获得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成绩，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并非仅仅是因为全党上下急求革新。1955年以来，左派的严格控制是通过党内组织及工会来实现的，然而此时，这种方法已经失去了效用。左派主张的“危机的消解需要一个激进、工会控制、中立、国有化之工党政府”现在看来很不切实际，惠特兰评论它不足为信。惠特兰的策略“对议会党团、分支机构及温和工会中渴求赢得选举的多数人进行激励”振奋人心、大刀阔斧、热火朝天地施展开来。这些多数人对惠特兰建立一个更加开放、更少工会控制之工党的愿景情有独钟。这愿景也催生部分左翼人士选择站在领导人惠特兰这一边，致力于简化异常复杂的内部政治问题。惠特兰的关键支持者阿德莱德国会议员克莱德·卡梅隆自1955年以来就是支持左派的重要人物，其平衡着南澳大利亚党组织的权力，而南澳大利亚党组织权力的平衡与否又直接关系着全国权力的平衡与否。此时的卡梅隆希望工党执政，而惠特兰也承诺让其担任劳动部部长。
“是时候了”是惠特兰的竞选口号。兴致昂扬的人群塞满了市政厅，聆听这位工党的弥赛亚抛出一连串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政策。他的政府将承认共产党所在的大陆为中国(当时的澳大利亚同美国一样，只承认台湾地区代表中国)。征兵制度将被立刻取缔而在越南的军队也将被召回(越南战争态势已日趋平淡，在越澳军此时仅余179人)。政府将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提高单身母亲津贴标准以及免收大学学费。大量的联邦资金将用于完善远郊地区的公共交通系统、医疗设施、下水道系统，将用于改善人口分布态势以及扶持教育、文艺事业。工党左派长期反对资助非政府学校，对天主教徒的支持者极力疏远，惠特兰通过其在组织中的优势并借助工党右派的帮助推翻了上述禁令；在“需求”基础上，他的政府将对非政府学校进行资助。联合政府自1963年起即对非政府学校提供援助，从而使得国家关于补助方面的一大世纪难题逐渐淡出公共生活。
工党史上的一件大事发生在1972年的12月2日，这一天工党所获席次从1969年的59席增加为67席，从而顺利击败自由党政府，惠特兰及他的团队列位于国务大臣席之上。大选之中，尽管民主工党赢得了百分之五的选票，但并没能扭转大局。惠特兰及其塔斯马尼亚代表兰斯·伯纳德在等待议会及党团会议推选部长时组成了二人政府。一连串快速、干脆、雷厉风行的决策，包括取消征兵制、废除避孕药营业税等随即出台。
此后，很多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惠特兰执政的三年中，政府的作为顺应时代潮流、受到人民的褒扬且大快人心，然而结局仍只是留给后世一个教训，告诫后人不应去做什么。惠特兰政府的严重错误在于过快地处置过多事项、花费过大、改变过多、有太多宏伟的规划却对内阁团结、参议院及宪法重视不足。中央集权主义、众议院立法的至高无上的效力以及联邦公共服务管理对惠特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惠特兰在堪培拉的童年经历及其任职皇家律师的父亲也都对惠特兰的从政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惠特兰也固执地、相当独树一帜地坚持兑现许多预选之时的承诺。
傲慢情绪不无遗漏地在部长们身上表现出来，然而其中的一些人因能力有限并无法胜任他们的职位。奇怪的是，党团会议已决定所有的27位部长都应该身处内阁之中，与联盟里12位的部长数量相比，27是一个略显臃肿的数字。新上任的部长、国会议员甚至包括惠特兰在内，几乎完全没有政府管理的经验。同时工党政府面对改变国家经济命运问题也是挫折连连、措手不及。
“3C”（指惠特兰的3名内阁成员，名字首字母均为C）亦平添愁绪，人人之事皆百转千回，却无一例外都与不可信的方案盘根错节。1974年选出的惠特兰代理人吉姆·凯恩斯是当时的财务部部长，工作业绩乏善可陈，然而与他的秘书茹涅·莫洛西却在开展一段带有异国情调而几乎世人皆知的暧昧关系。大块头而常常不加修饰的雷克斯·康纳脾气暴躁，人送外号“扼杀者”，其任矿产与能源部部长的时候针对资源发展曾实行过一系列耗损巨大而不合理的政策。掌控劳资关系的工会干部克莱德·卡梅隆为提高全国平均工资水平而推出过有风险的扩张规划。有时提到的“4C”还包括和蔼可亲然而时运不佳的弗兰克·克林，其任财务部部长时各大部长皆耗资巨大，面对部长们强盛的需求，弗兰克·克林束手无策。
低迷的经济与严重的通货膨胀经常如影随形，1970年之后的20年间，滞胀阴霾笼罩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部分原因是复杂世界经济的自然兴衰，另一部分缘于美国在越南战争上的巨大消耗未能通过涨税或削减政府支出来保持收支平衡。中东国家已认识到极其失衡的石油分布状况所发挥的巨大威力，手中牢牢把握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些国家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当时世界石油需求飞涨而美国产油量下降的情形之下。中东国家开始逐步抬高油价，受1973年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及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展开的战争影响，油价从3美元/桶涨至12美元/桶。这一情形进一步加剧了通胀态势，并且将世界经济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后最不景气的时期。不同寻常的失业浪潮席卷了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20多年来首次达到了两位数。
自由国际贸易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这几乎是自联邦政府时代以来的第一次。最早关于降低关税保护和减少监管的建议是由自由主义者和学术或商业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这种呼声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政府的财政支持下进一步加大。在国内石油和资源逐步探明之后，澳大利亚自然资源的出口出现了繁荣，而且石油进口也在减少，这结束了国人在过去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担心，也使得就业问题成为继续使用保护关税政策的主要辩护理由。
第一次主要针对关税保护政策的攻击来自于惠特兰带领的政府，他在1973年突然宣布一夜之间全面削减25%关税的政策决定。这是一项有准备的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项反通货膨胀的措施，虽然比过去执政联盟走走停停的信贷危机处理方法更激进， 但在当时也正是为了给饱受“溺爱”的制造业敲响警钟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1973年削减关税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是使处在经济边际生产状态企业大幅紧缩产量或关闭，以及推动了第二年失业率的创新高纪录，但对于当时非常厉害的通货膨胀却没有造成多少影响。这一次关税减少的政策可以被看作是政治上的一次勇敢尝试，它指出了在未来，各行各业将变得更加高效，以及廉价进口会缓解通胀的趋势。同样它也可以被视为在没有进行事先协商或者未对后果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傲慢和闭塞的国会所作出的又一次快速决定。它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日益扩大，因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在逐步提升，这部分选民也将可能成为中产阶级。非公开服务顾问们前所未有地涌入总理办公室也是体现这种趋势的例子之一，而去往高级公共服务部门工作的任命增多则是关于这一趋势的另一例子。卡尔韦尔一代大多是热心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劳工运动而不是选举。惠特兰在这方面则倾向于处于中间立场。从他个人来说，更吸引他的是推动此事的合理性和成绩，而对于制造业或者经济形势他却少有同情心。
在当时，自由党和民主工党仍然控制着参议院，他们制止了一些劳工措施的签发，而对于这些措施，惠特兰愤愤地认为他是有民意授权的。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还威胁说要暂停供给，以及暂停政府服务运营所需资金的投票。由于在参议院频繁受挫，惠特兰试图改变参议院议员的数量，1974年他骇人听闻地招募了最近被免职的民主工党领导人昆士兰州长前参议员文斯·盖尔，让他辞职后做了驻爱尔兰大使。这实际上相当于盖尔出现了变节。通过这种方式，惠特兰在之前参议院对其立法的反对和关于供给的威胁下，以微弱的优势保住和赢得了双重解散选举。
民主工党因为盖尔的变节，损失了四席议员席位并且迅速沦为不重要的势力。不过两名独立派议员控制了新参议院的权力平衡，但有一名议员重新加入了自由党。众议院有着参议院两倍的议员，其占据多数的优势主导了接下来的两院联合议政，并将其呈送至宪法讨论，这也将随之带来两院重新选举后的长期僵局。惠特兰利用联合议政在8月6日至7日通过了那些有争议的立法，包括国民健康保险制度。这是自联盟执政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的两院联合议政。这项制度为健康保险公司提供大量补贴，并取代了孟席斯时代的医疗系统。联合议政也通过了两名议员的任命，分别为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和北领地的代表，而这两个地方之前都没有议员代表。
更为复杂的是，非常规的政治活动也随之发生。政府任命了名声不太好的总检察长，参议员莱昂内尔·墨菲，昆士兰参议员就职高等法院，然后就有一名昆士兰工党议员死亡。执拗的昆士兰州长皮特森，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则打破常规挑选了对他们忠诚的新参议员，而不是按照州惯例任命一个与之前议员来自同一政党的参议员取而代之。
执政联盟因此保住了对惠特兰的控制和供给威胁(针对政府运行所需资金的议会投票)。他们全方位的诡计使得选民对之非常失望。继麦克马洪之后，反对党领袖比利·斯耐登没有成为一名令人信服而且可以替代麦克马洪的总理，很快就把执政联盟变成了贵族，而不是像坚韧不拔、年轻、急躁而且雄心勃勃的麦克马洪·弗雷泽一样。1955年，当麦克马洪·弗雷泽年仅25岁时，他就已经成为西维多利亚的一名国会议员。到1974年，他已经是一名深谙自由党内部阴谋的老手，并且有着敏锐识别工党弱点的能力。弗雷泽曾大力鼓吹他的主义论，这种主义论目前已经很久没有再听到，却在他的影响下逐步变成大家的共识。那就是澳大利亚需要更多的经济管制，压缩政府开支和雇员数量，减少法定工资的上调，削减工会的影响力，让他们更多地依赖个人并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而工党秉持的社会主义也曾经引起非议，执政联盟把它变成了大政府，包括大额支出。过去关于共产党在工会或者国外共产主义上影响力的问题已经逐渐消亡，因为当地共产党出现了分裂，中国和苏联的共产党活动也变得更像常规一样行事。所有政客都敏锐地意识到，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仍有能力阻止向政府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弗雷泽会不屈不挠而且急切地想这样做。然而弗雷泽却声称只有在非常特殊而且应当斥责政府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罕见且猛烈的一步。
不过，政府依旧运转顺利。不久后，在1974年一次私人会议上，惠特兰和三个高级议员就一项借款40亿美金的计划达成一致——这笔资金的金额在经过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后要变得比之前大得多——资金主要来源于油价上涨之后在中东建立起来的“石油美元”资金池。部长雷克斯·康纳非常反常但又独具远见地支持这一举措，并且他想用这笔借来的钱建立一个国家天然气网络，用来给悉尼至墨尔本的铁路项目和其他重要项目供电。在当时的传统思维中，这些项目的建设是不合理的，即便在20世纪末也不会被优先考虑。
康纳开始秘密地和一名巴基斯坦金融中间人蒂拉斯·基姆拉尼打交道以得到钱。他似乎是绕过了从1927年就有权批准政府贷款的联邦机构——贷款委员会，甚至是财政部。随着对项目的深入了解，财政部对此暴怒，认为该项目是鲁莽的，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倾向，代价巨大，其利息可能将巨额负债转嫁给后代。很快，伴随着秘密联络中东中间人的戏剧性发展，“贷款事件”的消息泄漏给了反对党和新闻媒体。政府又羞又恼，放弃了提案。然而，康纳仍坚持征询，惠特兰便要求他辞职。与此同时，因对方过度干预，他也解除了国务资政克莱德·卡梅隆的职务。而副总理吉姆·凯恩斯因办公室丑闻也被解职。
此时，弗雷泽有自己的“情况”。当参议院阻挠1975-1976年度预算案的通过时，这并非否决，而是一种“未能通过”的策略。弗雷泽要求政府下台，重新进行选举。这项决定符合总督约翰·科尔(John Kerr)的心意。当惠特兰推举他为总督时，约翰·科尔已是新南威尔士首席法官。而早些时候，他是悉尼的一名律师，为工会的一些客户和一位和善的知识分子服务。尽管一些自由党议员惶恐不安，双方僵持仍长达数周之久。科尔不想摊牌，但在1975年11月11日正午左右，他出乎意料地解除了惠特兰的总理一职，原因是他不能获得公共支出，包括数十亿待收工资和养老金。他让弗雷泽担任总理，并批准进行新的选举，联盟顺利取胜。
惠特兰评价弗雷泽是“科尔的走狗”。在被解职后，他怒不可遏。“保持狂怒”，他称其为愤怒，表露了工党拥护者的情绪。科尔开始设警察护卫队。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中最充满戏剧性、最为分化的时刻。在那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党普遍都认为，科尔早已秘密行动，早在自由党议员通过全面测试及工党可实施反击计划之前。与之相反的说法是过于持久的供应危机太具破坏性，容易引起不和，尤其是圣诞节来临之际。工党曾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但被否定的一种方式是，支持惠特兰建议女王解除科尔的职务。该事件本该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的，但的确是空前极端的。解职事件开始使工党的观点发生转变，即用共和政体取代君主——总督体系。
惠特兰政府刚闪烁光芒就含羞而终了，但它却影响深远。其成就包括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后称健康保险)实现全民医保；规定夫妻分居12个月后可视为无过错离婚；发放用来帮助单身母亲的妈妈救济金；规定将平均工资的25%作为养老金基数；确保18～21岁的公民有选择投票权。在贸易行为方面，政府对公司施加压力，让他们证明公司间协议的合法性。这颠覆了之前联盟的推动方向，那时公司只要公告此类贸易协议的存在即可。所以，堪培拉的责任是对这些协议进行质疑，因为它们触碰了公众利益。惠特兰推行澳大利亚勋章和其他荣誉称号，来取代皇室荣誉。这种做法很受欢迎，且影响持久。1973年立法指定最高统治者为“澳大利亚女王”。
国家援助非公立学校被牢牢定为澳大利亚政治的核心任务，结束了天主教长达百年的申诉。国外事务的提案，如从越南撤兵、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措，具有时代意义。但是很快，这些活动便绕开了其重要性。惠特兰批准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独立，因为联盟在那里早已步履维艰。他宣布没有种族歧视的多元文化新时代开始了，而事实上，澳大利亚白人政策已经瓦解。惠特兰政府真正地削减了所有外来移民的数量，将过去针对不列颠人的“十英镑”方案提高到150美元。慢慢地，随后的政府逐渐取消了对移民的费用援助。
惠特兰时代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创新、数以千计法案或颁布的法律，尤其是针对联邦政府扩建的相关法案法律，都半途而废了。很少有人想起它们，后来的政府无论是哪种性质，都不希望实施这些东西。免费的高等教育学习因开支过大而难以延续，后来工党政府用贷款的方式取代了免费教育。同时，免学费政策取代了政府、在职人员和其他高等教育奖学金相结合的广泛体系，工人上夜校也无需学费。
早期的矿产经济繁荣和通货膨胀意味着“惠特兰主义”在实施的三年间没有极大地影响预算，即使是三位司库出任职务。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当经济浪潮翻涌、各种账单席卷而来之时，巨大的赤字缺口产生了。各种救济金的实施要付出代价。然而，经过权衡和缩减，国家仍准备偿还这些亏损——只要数额不是太大。为了付清欠债，澳大利亚默许不断增加的税收，因为伴随着通货膨胀，收入也相应地增加，从而使人们的纳税更多。
弗雷泽政府的统治持续到1983年大选失败。尽管早期进行了艰苦谈判，弗雷泽政府的办事风格和节奏仍是谨慎保守的，更像是霍尔特和麦克马洪执政期间的风格。对很多自由党人士而言，弗雷泽的表现令人失望。相比较大众期待的多种措施，他在公共支出、关税削减以及规范方面绩效甚微，而对差不多经过一个世纪的仲裁规定和惯例建立的由工会和雇主官员构成的“劳资关系俱乐部”抨击较少。1975年事件后，对弗雷泽的谴责接连不断，这使得他行事更谨慎。
弗雷泽在任期间，澳大利亚的文化更是多元化。尽管惠特兰政府已广泛宣布文化多元性，并正式结束了白澳大利亚人政策，但事实上，他缩减了所有的移民名额。随着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大量的难民四处游走，许多人热衷于去澳大利亚。一些人通过正规的国际难民组织渠道来到这里，而其他人则是通过最简单、最直接或许是危险的方式——第一批偷渡者，到达澳大利亚。弗雷泽也接受了20世纪70年代黎巴嫩战争后迁徙来的大批难民。而此时，巨型喷气式班机的应用也使国际票价暴跌——机票价格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阻止了难民流入。
在政治方面，弗雷泽是新国会大厦的缔造者。整个国会大厦俯瞰堪培拉，像一个巨大的城堡。后来，他说他后悔做出这个决定。虽然这一次没有党派界限，这个项目在国会议员中造成不和。这栋大楼于20世纪20年代在伯利·格里芬湖沿岸而建。许多议员觉得它环境温馨、充满历史色彩，但就是过于拥挤，应该扩建一下。SBS(卫星商业系统)是政府所有的电视服务卫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移民和少数民族设计的。这也是弗雷泽的一大创新举措。
1979年到1980年，中东石油价格暴涨三倍。虽然这是因为在政治上受到了伊朗革命的影响，但是这一时局动向警示我们，再不能像以前一样完全依靠地球上自然资源的供应了。这使本来就已经很严重的全球通货膨胀雪上加霜，成了中东石油价格上涨最直接的原因。基于澳大利亚相对便宜的煤炭，澳大利亚政府和工会很快决定开辟由自然资源促进繁荣的道路，虽然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迅速，这样的繁荣最后也还算是实现了。政府和企业联盟自信满满，由于手伸得过长，以至于当地工资轮番上涨，最终引发新一轮的全球通货膨胀；企业纷纷破产，经济衰退加剧，从而又使他们再次自信心爆棚。
在1983年，罗伯特·詹姆斯·李(鲍勃)·霍克接替弗雷泽出任澳大利亚领导人，他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当了12年的主席，他告别主席这个职务后不久，又很快进入议会当中。与在他任期前后的工会理事会官员不同，鲍勃·霍克有着丰富的公众生活，对电视和媒体的巧妙使用成为他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即使是在珀斯度过少年时代时，他也几乎不会隐藏自己向往最高职位的野心。获得过罗德奖学金，加上还有一个牧师父亲，他影响了澳大利亚恶棍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代表。哪怕经常饮酒过度，令人厌恶，他依然是众多女性同胞心中的男神，尤其是在他成为电视人物之后，更是受到广泛追捧，不过在公众场合频频抛头露面的霍克并不总能得到同事的理解。直到1983年弗雷泽宣布参加大选前不久，霍克在众人眼中才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领导。从精神上看，这对于人们来说近乎一场赌博。弗雷泽曾计划赶在霍克之前参选，好接替比尔·海登——一位自学成才的昆士兰警察，还曾从惠特兰手中接过工党领袖的担子。和倒霉的最后一位惠特兰财务部长一样，海登在赢得了公众的尊重以后才开始慢慢试图清理经济上的混乱。海登并没有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切断和公众的联系，这点倒是很像大多数受人尊敬的、性格温和的、决断明智的政治家，海登也因此赢得了绰号“牢骚比尔”。
相比1970年的情况，霍克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几乎是焕然一新。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从经济上看，虽然不如预期乐观，还受到经济衰退的冲击，但是自然资源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创造出了新的财富。大部分的资源由于地处太过偏远的地区，开发程度还未得到证明，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工业在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迅速繁荣，带来了对这些资源需求的飙升。西北地区巨大的铁矿石储量吸引了人们最多的关注，但人们更希望开采昆士兰南回归线和新南威尔士猎人谷无穷无尽的煤矿资源，因为那是冶金级的煤矿。20世纪60年代末是澳大利亚石油和天然气的第一个商业发展期，从起初数量适度集中在昆士兰中南部发展到后来在深海中也有巨大的储量。繁荣范围从起初巴斯海岸的维多利亚，逐渐扩展到西北部大陆架的大片气(油)田。受地质影响，澳大利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分布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不过深海里那些较年轻的岩石可不一定。
英国进入欧盟之后，澳大利亚失去了在欧盟的贸易优惠，那些有活力的亚洲经济体和其他地方对澳大利亚开放了食品、羊毛以及煤和铁市场。结束了与该地区的大部分军事联系，英国也削减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作为英联邦成员可得的好处，比如在准入方面以及澳大利亚人一直享有的无需工作许可证的权利。戈登、麦克马洪以及孟席斯是最后几位被授予爵位的澳大利亚前总理 (除他们之外，另外两位爵士总理是很早之前的乔治·里德和约瑟夫·库克)。工党从来没有支持骑士身份，随着时间的流逝，20世纪70年代以后，骑士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孟席斯之后的历任总理都不认为同时效忠于英国和澳大利亚曾是多数保守派的写照。
土著居民已经成为一个坚强自信的少数民族，他们鲜有新闻，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土著领导人。1967年的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中的赞成票占了大部分，给了联邦立法权，赋予澳大利亚土著相应的权利，把他们算入人口普查的对象也极具象征意义，能够带来一些实际效果。那时，包括禁止饮酒在内的大多数保护系统下的歧视已经被消除了。社会福利，包括养老和失业救济已经惠及所有土著居民。1965年，在美国“自由行”的基础上，为打破在酒吧、游泳池和剧院的歧视，土著研究生的先驱，查尔斯·珀金斯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一些臭名昭著的城镇领导学生“自由行”。60年代中期，仲裁委员会开始对从事畜牧业的土著实行同工同酬。在1972年的澳大利亚国庆日，活动人士为了让土著居民的需要得到耀眼的关注，尤其是对土地的所有权的重视，大胆地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外面的草坪上立起了一个土著居民的“帐篷大使馆”。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以外的州在1972年到1973年期间将各自的保护体系移交政府，惠特兰政府废除了大部分依然存在的限制。在惠特兰执政期间通过的1975年种族歧视法案是对不满情绪的进一步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