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由土著居民及其支持者长期组织各类抗议活动，以及由惠特兰发起调查之后，弗雷泽政府在1976年和接下来的几年分别授予北领地和其他州土地权利。这在那个时候主要意味着保留土地产权，那些偏远的无人认领的土地则被转移到土著名下，通过土地委员会进行管理。矿产的归属和相应的使用管理费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协商，北方矿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该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土地产权制度虽然体现出了领导人的雄心壮志，但它远远不及实行土著居民州自治那般富有远见。
土著人口的快速增长是这些活动的大背景，部分原因是土著人口出生率高，另一部分原因是更多的混血后代都希望自己能被贴上土著的标签。通常对土著的定义是一个人至少拥有土著的血统，且自己希望成为土著，又能被其他的土著接受。除此之外，国际化趋势在定义土著居民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和南非当时所处的这个时代主要充斥着种族斗争，特别是在北美，“第一民族”运动高涨。时代趋势也极大地影响了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和左翼分子。
越南战争的日子里，新左派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而狂热分子充满了毒品、性和摇滚的生活使整个社会接近一种无政府状态，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年大骚动”民众运动带有征兵和战争意味，渐渐淡出这个放松了的社会，只在教育中有所体现，特别是在年轻教师和人文学者当中尤为突出。课程内容和教室纪律也理所当然受到了持续的攻击。经过了十年的创新，1980年的教育和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大麻和其他毒品鲜为人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普及，犯罪率急剧增加。强硬的性语言和描述在广播、舞台和屏幕上的传播已变得不足为奇，这在几年以前是被认为完全有害的，也是几乎不可想象的。70年代中期，彩色电视问世，格梅尼·吉尔用她的女权主义流行风格进行写作，1970年出版的作品《女宦官》诠释了她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吉尔的写作也因此被认为是墨尔本战后宁静郊区的产物。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书籍带给一般读者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已经发展多年。无论是好是坏，这显示着以前的那种家庭生活已一去不复返。
13 风雨二百年
风雨二百年 1988年1月26日，200万人拥在悉尼港观看由11条帆船组成的舰队驶入闪闪发光的夏季水域。200年前，亚瑟·菲利普总督领导了一个同样的舰队驶向安静矮小的悉尼海湾。办公室和公寓大楼屹立在湛蓝的天空下，那里曾经是几百个狩猎人的家，他们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空中飞行的喷气式飞机和各种规模的小型舰队表示着对这些高大船只热情的欢迎。人群中成千上万的国际游客和人们携带的袖珍收音机显示出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分子了。混凝土塔就像商店橱窗，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拥有400万人口的大都市，从沿海到内陆，机动车辆的数量几乎和人口数量一样多。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欢呼雀跃。为了与两个世纪前船队的示威显得不同，成千上万的土著带着长矛从遥远的北领地到城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中的一些人穿着带有传统绘画的衣服。这算是一种比较具有亲和力的游行，与其说它是一次反越南战争的游行，不如说它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进场。据警察和土著领导人估计，这两次游行的人数分别为15000人和50000人。
澳大利亚的200周年纪念聚集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几股势力。在过去的100年中，人们对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或许正逐渐“成熟”，或许已经“成年”的说法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到1988年，这样的说法就不是很准确了：人口达到1650万，社会高度多样化，吸引了很多掌握了熟练技术本领的人，政府和法律机构世代保持稳定。人口的规模、组成和繁荣支撑了一个比50年前发展得太多太多的社会，经济发展顺利地经历了几个阶段，廉价的机票、快速的航班使航空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使这个国家的民众能有机会去了解这个世界，这要是在以前，可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当今的社会，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全球化”也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描述和总结，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商业、工业、建筑、文化、服饰和观点的全球化。澳大利亚面临的挑战和其他地方一样，就是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保留自己的特色。
罪犯的祖先从私室里出来，第一次是在1788年，自那以后，这通常被看作是骄傲的象征。具有第一舰队血统的人通常具有很高的威望，事实上，新南威尔士的副州长，海军上将大卫·马丁爵士是中尉乔治·约翰斯顿和埃丝特·亚伯拉罕的后代，乔治中尉是第一个在1788年登上悉尼海湾的人，埃丝特·亚伯拉罕当时是开往伦敦货船上的一名女售货员。第一舰队的子孙组织了许多家庭、家族的大型聚会来纪念这一天。悉尼西部的壳牌克莱炼油厂的八名员工有着第一舰队血统，这个炼油厂的工人是澳大利亚最可爱的也是最容易发怒的，这样的一种巧合也让壳牌克莱炼油厂得以在国内走红。据一些粗略的估计，新南威尔士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有至少一位犯过罪的祖先，这个数目是塔斯马尼亚人口的大多数，相当于整个澳大利亚人口的五分之一。菲利普总督的船队名声不怎么好，但在世界上创立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社会。
1988年，澳大利亚土著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政府的态度具有启发性。1984年，维多利亚时代的工党政府为纪念白人殖民150周年，举办了盛大的公众聚会。四年后的堪培拉霍克政府对土著居民极其敏感，绝对谨慎。正是第一舰队的后裔，学术和历史企业家乔纳森·金组织了雄伟壮大的船队，于1988年1月扬帆起航，吸引了来自世界的目光。金是菲利普·金的后裔，菲利普是1788年的第二位小天狼星少尉，后来是新南威尔士的总督。2003年，维多利亚和塔斯马尼亚政府似乎也因为第一舰队仅在索伦托和里斯东短暂定居而对200周年纪念略显尴尬，因而拒绝通知居民来参加庆典。探险时代填补了这两个缺口，组织了富有生气的公共活动。第二年，塔斯马尼亚正式庆祝了霍巴特200周年纪念。
200周年庆典激发了白人和土著之间一种全新的关系。澳大利亚土著非凡的历史在“二战”后得到了人们更深入的了解。根据不同的统计，他们的历史渊源也逐渐变得更加悠久，有说他们一万年前就来到这里的，也有说他们是四万到五万年前来的，还有说他们在六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这些难以置信的时刻是以前人们梦寐以求的，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关于澳大利亚存在的证据，直到关于荷兰探险家和库克有文字可考。战后发展的碳测定技术和专业考古方法是基于古老的石头武器和极少数古代人类遗骸的发现——慢慢地，揭开遥远过去神秘的面纱。回首历史增加了土著的骄傲和自信，也让澳大利亚白人更加意识到他们拥有的宝藏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之一 。
很久以来，人们都认为1788年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大约是30万，这个估计在200周年庆典历史发酵前并没有受到质疑。然而，具有争议的那些新的估算方法，包括数学和建模表明18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已经接近100万，这比以往前殖民时期的人口规模都大很多。澳大利亚人开始对记录的土著人口数量明显的急剧下降感到不安。一些作家和评论家猜想由白人引起的屠杀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已经达到了一个超乎人们想象的毁灭性的规模。新一代独断的本土评论家经常增加人们的不安，内疚的白人们经常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白人评论家经常猜想源自第一舰队的天花病是造成土著大量死亡的最大原因，而且这种疾病还有可能是故意传播的。不过，这种假想显得有些站不住脚。
一场针对澳大利亚白人社会自身的道德水准及合法性等问题展开的辩论激烈起来，虽辩论技巧略逊一筹，却更激动人心。这场辩论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甚至早些时候，是有关欧洲殖民主义罪恶与否的国际争论的组成部分，有着较大的规模。越南战争时代的快感以及200年来殖民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祸患使这些问题更加激化。第一舰队及其跟随者们究竟是侵略者还是移民者？他们霸占并把一个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社会毁坏殆尽了吗？大型船队进港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问起这些问题。可是不管怎样，要想得出答案，没那么容易。
200周年庆典之后，这些问题很快被诉至高等法院。埃迪·马勃是一位生活在北昆士兰州的托雷斯海峡岛民，基于白人因王权所声称的所有制之前无数年就已存在的传统所有制，他和他的朋友们成功地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归还岛民们他们所居住土地的所有权。长期以来，岛民们一直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小块安排有序的土地上耕作。在白人听说托雷斯海峡之前，全世界早就认可了这种土地所有权，因为它不会影响任何现有的安排，不过昆士兰州政府的骄傲就不一定了。
然而，当地的土著居民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的介入导致该案情扩大化，索要该大陆所有尚未转让为不动产所有权的土地产权。该诉求由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其中之一是重新界定一条模糊的法律概念——“无主土地”， 控告称在库克时代，英国就澳大利亚所做的声明是建立在一种假设有效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没有组织化的政体和土地所有权。毫无疑问，这是英国的假设，因为(不是英国)也会有其他的殖民国家或扩张势力。可是，存在的纠纷是“无主土地”本身并没有在18世纪得到积极应用，且在英国正式的法律请求中不受保护。可是，高等法院却在其对1992马勃案所做的判决书中发现，远在1770年之前，一种本土的土地产权形式一直被沿用，且仍具法律效应，此后的各种土地产权均未将其取代。后来，土著居民的法律诉求中成功的一点是：按照规定，畜牧契约(这是不特指用于放牧)中约定土地由租赁人和可证实其长期且按照惯例拥有特定的相关土地的土著居民社区合租。这是基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为了畜牧业的首次大繁荣而出台的整顿畜牧业的法律法规而制定的。
马勃案的直接结果是给予土著居民社区(依照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土地权利管理办法)早已拥有的北领地之前的预留地以及周围一些无主皇家土地更具保护性的权利，以及一种认可沿袭千秋万代的传统的权利。该案的其他诉求则难以得到解决。英联邦及州法律均须对其他诉求(的判决)予以澄清，或者证实该案的诸多细节，尤其是那些影响放牧、采矿及住宅租赁协议和一些城市财产等的细节。马勃案使得各法院、议会、政治观点持有者和谈判代表们忙得不可开交，直到20世纪末以后才得以消停。但是，与其说该案件极具争议性，不如说其中的很多细节错综复杂且存在技术问题，颇具野心的土著领导人和牧场主未能如愿。
“失窃的一代”是一个更具争议性的议题， 闹得沸沸扬扬。由于与自身的文化和家庭相分离，许多土著居民对接受机构式照顾以及不时地与白人家庭一同居住所受到的委屈持敏感态度。“人权与机会均等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骚动时期的组织机构，它关注到这些诉求，并在1996年以多少让人难以信服的方式向议会做了相关报告，该报告呼吁官方致歉和补偿，在土著居民社区与英联邦政府之间达成协议。在20世纪早期和1970年之间，迁徙人口的数量或达到5万人。这项议题在案件申诉、反诉及数字估算方面迅速搁浅，它涉及多项英联邦及州法律、条例、政策，以及因不同原因在不同时期以多种不同途径遭受收容机构不良对待或被分离的孩子。然而，对于历届政府更为耸人听闻、心怀叵测的指控——强行创造深肤色的白色人种——未能经受住详细审查。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白人官员与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们对通过大规模的搬迁来给年轻人“一线生机”的理念不以为然。不仅这一理念并未取得多大进展，而且使得土著居民对带走他们孩子的监护人和警察的恐惧根深蒂固。
最常见的情况是福利和保护机构声称单身母亲的浅肤色孩子容易被忽视。保护他们的过程本身很痛苦，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这既是必要的又是艰巨的任务。在那些日子里，福利机构也带走了大多数单身母亲的白人婴儿，或供其他人收养，或安置在别的机构。争议的核心是这几个“阿姨”的仁慈究竟能够惠及多远，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土著社区的育儿风格。虽然通常至少有一份名义上的家庭协议，被带走的五万小孩子中，也大约有一半被安置到了各种培训机构。一些有着纯正血统的孩子或者那些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很少被收养。
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各种研究、数据、报道和知情人透露的情况表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在健康状况上——包括情绪健康和寿命，远远落后于其全国平均水平，在人口素质和教育、收入、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也是一样。北方偏远地区同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最为明显，同时与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差距。酒精、烟草和毒品在土著居民中肆掠、泛滥着， 他们的犯罪率比白人(犯罪率)高15倍，家庭中常出现暴力事件，出现孩子没人抚养的情况；在联系紧密的社区中也常出现欺骗和欺凌弱小的行为。一些父亲(土著和白人)没有尽到抚养子女的责任，给社会、子女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和痛苦。扶助社会的社会福利支出使得很多人(土著和白人)丧失了主动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动力，这种现象在北方的部落民族中最为明显，而且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屡次犯错，在北领地(自1978年以来开始自治)中形成了极坏的名声，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北领地的地理位置太过偏远，以及农业的机械化使得农业尤其是畜力农业的薪水减少。偏见、侮辱和误解的现象仍然存在，它们常常通过一些细节表现出来。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大多数土著居民都希望保留至少一部分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而非成为咖啡色的白人(通过通婚改变改变肤色)，但事实并不像所说的那么容易，在不同程度地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土著居民感受到了一种无奈和痛苦的情绪，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肤色的不同(浅色和深色)。甚至到了21世纪，对于现代社会的矛盾情绪仍然存在于土著居民的思想之中。
这里也发生了可喜的事情，随着通信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善，更多的土著居民受到更好的教育，变得更加自信，从而创造出数量空前的土著居民艺术，其中的一些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商业价值，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著名的、传统的甚至严肃庄重的音乐、诗歌、戏剧、新闻出版和电视新闻业这些项目都在社会主流中占据着一席之地。而且土著居民在许多大型体育运动尤其是澳大利亚足球运动中表现出了较高的竞技水平。大学使很多土著居民成了专业人才和学者，尽管他们在全国所占的比例很小。但随着土著居民逐渐树立起自信，他们的民族特色开始显现，正如之前白人所做的那样，土著居民也开始去寻根溯源，恢复失去的语言和传统。土著居民从来都不缺乏公众的关注，而且在两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受到的公众的热心关注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鲍勃·霍克上台后在澳大利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让前工党领袖为之震惊。霍克和他的财政部长兼继任者保罗·基廷都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主张放任式经济，支持自由贸易，是经济理性主义者。他们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并且破除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工业关税壁垒。上一届工党领袖一直以来想国有化的银行获得了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自主权。
鲍勃·霍克
工人运动也发生了变化。随着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的骤然减少，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和进口竞争这两种因素的影响，蓝领工会成员急剧减少。为寻求高效率，这些蓝领工会成员融入其他工会(白领)，形成更大的、新的工会。这些蓝领工会成员不再从事之前的制造业，脱离了他们之前的工作环境。工会主义不再有那种“革命友谊”般的浪漫色彩，而揭露了赤裸裸的现实——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白领工会成为整个工会界中最大的工会，然而它与蓝领工会一度各自为战，组织着各自的工会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它们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妇女在工会中尤其是白领工会中的人数大大增加，而蓝领工会的妇女人数却在减少。霍克拥有法律和经济学从业资格证书，是一位研究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曾领导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开展改革创新工作，在他的领导下，该理事会的发展不断走向成熟，也逐渐中产阶级化。到20世纪90年代，从事教育和护理行业的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提高。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和当地工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代表事业单位职工，向政府而非他们曾经誓与之对抗的“资本家”争取相关权益。澳大利亚工党反映出自身的发展趋势，即逐渐褪去部落色彩，走向中产阶级，尤其当曾经是工人阶级的年轻的专业人才辗转到城市中心地区后，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霍克-基廷政府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在国际货币市场上实行澳元的自由浮动机制，而此前澳元的价值受到严格的控制。为了消除在银行业上的大多数限制，由悉尼商人基思·坎贝尔领导，弗雷泽发起，经济学家支持的金融体系质询提出了以上的提议。霍克就任国家领导人之后重新审视了澳元问题，并采纳了大多数提议。绝大多数反对派支持这些提议，尽管乡村党在澳元浮动机制提议上没有表态。财政部担心过快的改革步伐可能会对经济造成损害。然而，世界货币市场变得如此庞大、复杂和敏感，这使得储备银行很难或要花费高成本保证澳元不发生较大、快速的波动，而澳元的大量持有者则恰恰希望出现这种波动。另有一个论调是，澳元的浮动机制将会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冲击。例如，在经济活跃期，澳元的国际价值会上涨，使得进口更便宜，从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低迷期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一切都在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经济、国际贸易交流和澳大利亚的外汇交易能力，这所有的一切必须处于一种合适的状态，霍克和基廷看起来在这些方面做得不错。
在1983年10月到12月之间，澳大利亚政府撤销了对澳元的外汇管制，并且不再对澳元的浮动进行管理。1945年奇夫利政府颁布了银行法案，而现在关于银行业的限制条例已不再适用，因为现在的金融体系更为庞大和复杂。过去的限制条例太过繁琐，例如，储备银行会定期设定一个官方的基准利率来影响物价和经济活动，因此，储备银行用于管理信贷投放而要求上缴法定存款这一条例已经不再适用。市场竞争已经突破了利率的上限机制，绝大多数这类条例的废除都得到了认可，但是其中却存在陷阱。一个陷阱是消除银行只能提供短期贷款和从隔夜存款吸取资金的限制。该限制的消除解除了市场上商业银行的桎梏，在放宽管制之后，这些商业银行要么选择退出市场，要么选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另一个陷阱是1985年堪培拉向海外的16家银行发出邀请，允许它们进驻澳大利亚。支持这一主张的人说澳大利亚的银行过得太安逸了，它们在贷款上太过谨慎，它们应该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然而，被允许进驻澳大利亚的银行的数量较之前经济学家提议的(数量)多，因为贸易伙伴国要求澳大利亚给予它们的银行更多的机会。现存的澳大利亚国有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决定它们自己的战略，即保护自己的市场份额不受外来银行侵占，即使暂时获取低利润也在所不惜。
银行大胆地开展贷款业务将促进经济繁荣，尤其促进商业收购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公司间的收购已变得很常见了，且进行收购时双方会达成一致意见。从70年代起，公司收购变得常见，这使得市场上的敌意增加，一个公司着手收购其目标公司公开交易的股票并最终控制该公司，不论目标公司的董事是否愿意。在理论上讲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收购可能使得业绩不好、股价低的公司更有活力，并且收购程序受到良好的管理以防止程序滥用。然而，一种新的“洗牌者”企业家出现了。这些企业家向有竞争力的、愿意提供贷款的银行大额贷款来收购那些只能被迫廉价出售、清算的公司，这些新获得的资产能够暂时被收购公司用来增加利润和提高股价。同时，企业家能够从交易中获得丰厚利润、个人股票收益，同时用于购买股份的贷款产生的利息能够获得税收减免。艾伦·邦德、克里斯托弗·斯卡斯、约翰·斯巴尔文斯、罗伯特·福尔摩斯·阿·考特和劳里·康奈尔是这个时代大概12个优秀企业家(洗牌者)中的代表。这些人都是有名的政治家和政党基金的大捐赠者。这只能给霍克、基廷和其他几个国家领导人带来短期的名声，让他们受到企业家的关注，他们可能会在观察经济泡沫上做得更多。但是像银行家一样，政治家有很长的做得太少太晚的记录，以致经济走向衰退。
信贷繁荣给银行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使得成立150年之久的维多利亚州立银行(市场环境迫使其收购三洲商业银行)，南澳大利亚州立银行和西太平洋银行(该银行于20世纪80年代经新南威尔士银行和澳大利亚商业银行合并而来)遭受严重损失。三洲商业银行由于其沉重的债务而倒闭，从而为维多利亚州立银行所收购，西太平洋银行自从其商业部门遭到破坏之后，多年来一直扛着沉重的负担。
从劳工的角度来看，霍克和基廷显得有点轻浮，这是从他们处理与一些商业巨头的关系中看出来的。霍克因与TNT集团运输大亨彼得·亚伯有着长久而亲密的私人关系而感到自豪，他与基廷都涌向传媒巨头鲁珀特·默多克和克里·帕克。这样的举动可能有助于他宣传自己，至少减少了关于他的负面评论，但当时确实是多事之秋，即将发生多个商业变化，对于电视和报纸所有权法律的解释也迫在眉睫，其中还牵涉利益冲突。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广播电视集团的先驱报和每周时报，该集团在国内一度扮演领头羊的角色，显示出衰退的迹象，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1986年，政府允许默多克的新闻有限公司集团接收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先驱报和每周时报，从而成为市场上的龙头老大。
尽管霍克可能跟普通人一样自我又华而不实，但是他所领导的政府显然是合格的、有条不紊的而且有效运转的。他在资本和劳工、社会团体中有着长久的关注度。以前那个嗜酒成性的工会首领和极有女人缘的霍克不再喝酒，表现得更加稳重，他开始懂得为他人着想，这使得他的同事对他刮目相看。霍克让他的部长们放手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同时在背后给予他们坚定的支持，同时他尊重联邦政府和内阁的传统，尊重宪法、独立的公共服务和议会两院。不同于许多政府领导人，霍克也是一个善于同公众沟通的人，有着出色的商界和工会领导力，是一流的政府官员和能说会道的政治家。他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召开商界、工会和社会群体参加的多方会议来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他能够快速地理解复杂的问题，他在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20年的工作经验似乎让他形成了对政治的实用性思维，在这方面他比在议会多年的议员更有优势，尽管有时候他缺乏某些议会方面的经验。霍克手下精明强干的部长及精心挑选的官员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团队，这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他手下的这些人中有很多都受过高等教育(上一届政府则非如此)，大多数人都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尽管劳工日益走向中产阶级化，但却有不少的部长有在工人阶级中工作的经验，参与过工人运动，通过努力奋斗来获取资格证书，因而在他人看来他们不是“精英”和“资本家”。
惠特兰对时代造成了较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他所期望的那样。政府中的大多数人都强烈地警惕惠特兰执政时期的过度管控和随心所欲，他们不希望这种情况重复发生。许多前工党领导人往往会审视本党的发展情况，包括工人运动、劳工律师、社会团体情况；审视本党传统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思考本党同主流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对主流社会的理解随着时代产生的变化。霍克作为工会官员，既同商业巨头交往，也同中产阶级交往，因而常常受到他人的批评。他对于澳大利亚社会的理解，基于他所受到的关于法律和经济的培训以及对议题的把握，他的这种理解引导着其执政方向。
他和许多其他商界和劳工领导人意识到，在通货膨胀带来的工资增长造成1980-1983年的经济衰退后，澳大利亚再也不能支付战后年代的全面性薪资上涨。在20世纪70年代，对薪资的调整——同通货膨胀率同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薪资与价格同步增长的情况影响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失业率上升。早前一个工会“叛徒”代表左翼势力在公众场合公然抨击企业家，要求他们提高工人工资，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霍克向工会作出指示和引导，并召集其领导成员商讨薪资事宜，讨论决定生产力的发展比工资上涨更为重要，同时权衡了企业提供退休金和更好的医疗福利的问题。
工会中的霍克等人同时也认为，经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当前的仲裁制度已过于复杂且运转不灵，在该制度下有数百种关于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规定，且该制度太过死板。工会间的界限分歧——哪个工会的成员从事何种特别的工作，成为工会官员和企业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它也限制着产业效率的提高。工资上涨的前提是生产力和产出的提高，否则会造成失业率上升，引发低生产力带来的通货膨胀。工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个观点，只有极少数顽固人士仍然固执己见。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人都明白了，劳工曾希望政府进行的开支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是不实用的、难以支付，其代价是经济的衰退。霍克-基廷领导的工党审慎地思考着社会服务应该服务的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一度证明了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记忆，也湮没在历史之中。
霍克政府的主要社会政策之一是国家医疗保险制度的医疗与住院福利计划。与之前朝令夕改的一些措施相比，这一计划更加持久。最高法院曾经裁定奇夫利政府20世纪40年代的相对免费医疗计划违宪。与“二战”前相比，1951年政府增加了对保险和友谊协会的补助金，因为该协会自从19世纪起就一直在服务普通民众，给民众在诊断和就医费用上提供补助。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援助，包括给予领取养老金者的援助，同时也保留着自愿参加保险的原则。未参加保险的人也能在公立医院接受免费的治疗，而且个体医生有时也对某些特殊病例进行免费治疗。但是该计划并不适用于某些治疗费用昂贵或者是慢性病的医疗案例，而且这一政策的管理成本也非常高。1970 年，戈顿政府引进了另一个辅助方案来应对外科手术及治疗费用昂贵的病例，并帮助低收入群体。澳大利亚推行的最大的变革是惠特兰政府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在此制度下，医生可以选择以全额报销的方式结算医疗费用，他们可以根据每单医疗服务的金额将他们所有的收费账单寄给联邦机构，而对病人而言，医疗服务则是免费的。保险基金可以支付超过该计划预计费用的部分。参议院中的反对派否决了在收入所得税上加收2.5%税负来为此项计划提供经费的提案，因此其资金只能来自统一税收，这是一项昂贵的临时措施。次年，弗雷泽政府将这一项目独立出来，另立税目进行征税，但允许人们从此项保险中退出而选择私人投保。该计划在实施中显现出某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改变。1984年，政府引入医疗保险制度，部分经费来源于对收入所得税加征的1.5%税负，恢复了原先大部分的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但却更加灵活，而且对国库、医生和私人保险更为有利。
工党政府的关税削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以前，关税削减对于工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霍克政府执政的最初几年，其重点是帮助最容易受国际影响的制造业(汽车、钢铁、鞋类、服装和纺织品)进行规划调整。在历史上，这些产业向来是用工大户，尤其是对于缺乏技术的移民和小城镇居民而言更是如此。这一阶段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1988年至1991年期间，霍克-基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关税削减措施，几乎摧毁了澳大利亚制造业的核心。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尽管价格下跌时会承受巨大的风险，但自然资源出口的持续增长意味着过去的以保护本国工业为目的的国际收支平衡控制机制已不再适用于当时的形势。作为回报，贸易伙伴们则希望可以提高它们在澳大利亚销售商品的份额。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制造业扩张的趋势不可抗拒，这些国家能够生产许多成本很低的商品，只有制定非常高的关税才能够保护澳大利亚本土制造的同类商品。多年来，配额限制也一直是澳大利亚保护本土制造商品的有效措施。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工资水平不仅远低于澳大利亚的一半，而且中国的外汇汇率更是让它的商品成本有效地降低。亚洲的生产制造业面向国际市场，规模远超澳大利亚的制造业，这进一步降低了这些国家所生产商品的单位成本。与澳大利亚工厂进行竞争的亚洲工厂更加与时俱进，而且采用新一代自动化机械生产的比例大大提高。高额的海运成本对于本国贸易来说曾经是非常有效的保护手段，但船运业的进步却进一步降低了旧式保护的效果，集装箱和滚装式运输都大幅降低了海运成本。在澳大利亚进行组装的零部件配套元件的使用曾促进了政府的汽车计划，该计划鼓励了进口商在进口汽车中使用一定比例的澳大利亚生产的零部件。但是远洋货轮这一浮动的停车场，使得买了就能开的整车进口成为可能。
随着制造业的下滑，制造业工会在工会运动中的影响力下降，因此廉价进口商品对工人有好处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考虑到这些因素，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如果不能打败他们，那就加入他们”。而“廉价进口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最佳手段”这一观点尤其引人注目。虽然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理论出现的时间比澳大利亚的立国时间还要早，但此时却再一次在澳大利亚盛行起来。自由贸易理论主张跨越国界的自由贸易可以促进资源得到最经济有效的利用，并且游资和劳动力的新用途可以取代那些效率低下的行业。当时提倡的免于任何监管的自由主义风尚可能也在关税革命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是更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所预想的效果。
很多反对意见也不容忽视，其中之一就是对就业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许多产业的衰退和工厂的关闭确实增加了长期失业的人数，特别是在那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郊区和城镇。在1990年至1991年的严重经济衰退中，这一影响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的关税削减政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尽管削减关税并不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新的就业机会紧随着经济衰退出现，但也有人质疑就业机会是否足够多，或者新的工作是否适合；越来越多的工作是临时的或兼职的，或者是工作时间更加延长。工人获得的报酬有时会更好，但有时也会更差。一旦某些产业消失了，产业工人的技能将很难恢复。支持关税削减的观点认为，适应世界市场、更有效率的澳大利亚制造业会重新崛起。但除了少数几个产业因为有世界领域的合作而呈现繁荣景象之外，其他的产业并没有达成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从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效率低下，需要对其加以保护。其特色产品是中端市场的实体商品，如霍顿汽车、安东尼·斯夸尔斯服装、邦兹或者马里伯勒针织T恤。 取代这些商品的许多商品尽管廉价且外观上更具吸引力，但是这种取代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澳大利亚政府倾向于设想澳大利亚能够在新时代对其自然资源的出口产品进行深加工，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采矿场”。但是新世纪的来临却表明这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不论结果是好是坏，澳大利亚变得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如铁矿石、煤炭和液化天然气等。
霍克政府及基廷政府甚至试图摧毁澳大利亚工党执政成绩的标志，即对联邦银行和国有的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原名泛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进行私有化，并将两家航空公司合并出售。奇夫利政府对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进行了国有化改革，并建立了泛澳大利亚航空公司。而联邦银行则是“一战”前费舍尔政府所创立的，是费舍尔政府的骄傲。之所以会采取这种打破常规的举措，主要原因就是它们需要大量资金进行扩张，特别是航空公司，更加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满足竞争激烈的航空时代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纳税人的钱不能花在风险日益增长的航空业上，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在从航空业中撤退。澳大利亚政府还在1990年终结了两大航空公司(安捷航空公司及澳大利亚航空公司)的垄断政策，这一政策之前曾阻碍了其他航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国内航空市场的竞争。
霍克与基廷漫画像。(Geoff ‘Jeff’ Hook cartoons)
尽管党内非议众多，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还是采取了极为巧妙的手法，有时候甚至是两面派的手法，来争取党内的支持，并通过了这些政策以及其他打破传统的措施。批评者发现他们的观点很难反驳，而且批评者也很少有替代方案。反对者唯一的批评意见是政府改革不够深入，而且堪培拉的专家们的意见也是支持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的，这些都有助于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出台这些改革措施。霍克和基廷政府骄傲地宣称工党一直都是澳大利亚变革的代理人，处在时代进步的最前沿，这些说法也减轻了党内的疑虑。霍克政府还通过几个及时的环保举动来取悦偏左派人士，包括禁止在塔斯马尼亚州的富兰克林河大峡谷修建大坝，以及宣布在北领地建立卡卡杜和乌鲁鲁国家公园。
澳大利亚1986年的法案清除了这个国家最后的殖民地痕迹，其中包括伦敦的枢密院享有对其最高法院所审案件的上诉权。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使得这些殖民地痕迹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
在后霍克-基廷时代逐渐加快的步伐中，澳大利亚的大学体系完成了彻底的重组。1987年，西澳大利亚人约翰·道金斯就任教育和就业部长，大刀阔斧地终结了各州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废除了往日大学和高级教育学院(CAE)之间那陈旧的区分。澳大利亚的大学数量，从1946年的9所增加到19所，后来道金斯又通过对约50家CAE进行合并和多校区整合安排，将大学数量进一步增加到36所。委婉地说，学术界并不总是喜闻乐见这样的改革。令学术界更反感的则是HECs(高等教育贡献)——一项旨在为学生提供学费贷款的计划——的实施。堪培拉决定，预算将不再支持1974年惠特兰施行的免费高等教育政策。很快，联邦加强了对学校教育的直接资助和集中控制。多年以来，政治双方(各州和联邦)已稳步增加了对民办教育——多为教会相关的民办学校——的资助，允许民办教育体系发展起来。所谓的“道金斯式变革”，其初衷是令教育更加便宜而高效，而普遍的反对声音则认为，这种做法加剧了行政和管理的困难，最终的代价是沉重的。
计算机和周边技术的发展对20世纪90年代产生的影响，比过去25年的总和还要大。无论在创造就业还是摧毁就业上，科技的力量都是无与伦比的。每个人所做工作的经济价值，已经能够被精确地评估出来。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夺走了大多数会计员和打字员的工作。大多数计算机出现在银行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一波合并潮之后，许多百年老银行消失了。很快，澳大利亚原有的九家大型银行剩下了四家。70年代出现的新事物还有“塑料”、信用卡和迅速增加的ATM机。到80年代早期，ATM已经遍布大街小巷，这种“墙上的洞”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银行卡取钱。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不仅走进了办公室和工厂，还走进了千家万户。便携式个人电脑(PC)出现了，一同出现的还有移动电话和应答设备。对企业而言，购买最新技术的成本十分可观，尤其是在一波又一波的“科技旋转木马”的潮流下，新的款式不断推出。企业和各类机构往往发现，从财务角度而言，无论是跟上科技的步伐，还是裹足不前地使用纸笔，都一样险象环生，但无论如何，落后是绝不行的。科技变革的代价是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的消失，虽然它也产生了新的就业，但以往人们的那种安全感，乃至对终生就业的希冀，都已消失不再。
计算机时代的间接影响难以衡量，但巨大无比。有一种怀疑论调认为，由于自高自大而被解雇的那些计算机和数学模型武装下的经济学家们，应由于经济在繁荣和萧条之间的波动，及其对经济理性主义过度成瘾受到批评。批评的声音还指责电子设备的力量削弱了人的注意力，令人不屑于传统和户外生活，恶化了人类社会，甚至使毒品危害更广泛。但是，计算机和计算机促进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对商业生活的掌控，使企业管理更为精细化——有时计算机技术已然成为管理本身的终结——并使得会计师的重要性胜过工程师。
鲍勃·霍克似乎天生幸运(他于1929年出生于南澳大利亚的一个乡村)。53岁那年——正当人生最佳时期——实现了成为总理的野心，没有经历漫长而令职业生涯受尽挫折的在野时期，也没有从少数派部长开始的崛起历程，就在这个国家即将从干旱和糟糕的经济衰退中复苏的时候，他上任成为总理。澳大利亚民主党是从自由党中分离出来的一个少数党派，立场偏左，在参议院中是政府的长期支持者。与以往常常出现的情况相似，多年来霍克的顶层对手们已经严重分化。温文尔雅、更为自由派的安德鲁·皮考克和更为冷漠而保守的约翰·霍华德二人激烈博弈，在工党大选中交替领先。1987年，时年76岁的约翰·比耶尔克·彼得森——性情愈加古怪的昆士兰总理——领导了一场右翼倒戈“约翰要当总理”运动，结果适得其反，让霍克获得了第三届任期。1990年，衰退若隐若现但还没正式到来，他勉强通过大选，开始了第四届任期。工党历史上还从没有任何一个联邦领导人有如此长久的任期。
但到了1991年，公众支持率显示霍克的颓势开始出现，他自我标榜的“与澳大利亚人民的恋情”开始风雨飘摇。过去曾高效地携手合作的两个自大狂也开始互相攻击。保罗·基廷认为自己的时机已到，也认为自己理应成为霍克的接班人，于是开始公开向领导层发难。见发难没有奏效，他转而辞职，开始背地里组建自己的支持组织。在又一波经济衰退的侵袭下，霍克和政府的支持率均一落千丈，于是，1991年12月，基廷在党内会议上成功取代了霍克，成为新一任联邦总理。47岁的基廷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联邦总理，但他尖酸刻薄的作风和锋利逼人的演说却丝毫不亚于比利·休斯。二人都是澳大利亚工党中强硬的新南威尔士右派。
基廷的任务是从1993年开始保住政党的执政地位。一如既往兴高采烈的基廷，将重点转移到过去他成就卓著的经济问题上来，也就是他所谓的“放眼全局”。他提出了所谓的“3R”政策：(与土著居民)和解(Reconciliation)、区域(Region)和共和(Republic)。他的宏图是，澳大利亚以一个与土著居民妥善和解的、文化更为多元、市场更为自由的共和政体的姿态，强势进入亚洲。以现在的眼光回顾的话，这一宏图和大多数其他的大计一样存在着问题。基廷与印尼总统苏哈托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和外交关系，并通过国防条约加强了两国关系，但苏哈托很快就因为腐败和专制而被推翻。基廷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闹翻，说对方“冥顽不灵”。他与中国和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但邦交的性质主要由那些国家自己说了算。霍克和基廷在建立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重要性有限。实际地说，自1945年以来，所有国家都越来越严重地陷入亚洲泥潭——与亚洲国家的复杂关系和对美国同盟的支持问题。不同之处在于重点在哪，辞藻是否华丽，看法如何，以及亚洲国家要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