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土著居民事务，基本上是从错综复杂的马博判决(Mabo Native Title)的迷宫中寻找出路的过程。不过，虽然该判决对于当事人事关重大，但影响却十分有限。随着亚洲(偶尔也有来自非洲的)移民和学生人数的飙升，澳大利亚文化变得更加多元。弗雷泽和(尤其是)霍克鼓励亚洲人自费来澳大利亚高校留学，且颇有效果。他们的到来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澳大利亚人对其他地区的理解，因而广受欢迎。而吸引他们来到这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毕业以后有机会永久居留。这个阶段澳大利亚采取了配额(而非招收)移民政策，熟练的英文和有用的技能帮助学生们取得成为移民的资格。另一大规模非白人移民群体则来自联合国世界难民组织安排的难民。移民者定居以后，通常会把家人带过来，因而移民的人群更加多样化了。到20世纪末，城市中心街道上大约有十分之一的面孔是亚洲人，而他们中的青少年往往带有明显的澳大利亚口音。
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提法自19世纪已经出现，但支持者甚少。基廷将其当作个人事业重新提出，而民意调查表示了公众的支持。他还推动了一部国家(民族)主义版本的历史——部分灵感源自与气质独特的堪培拉历史学者曼宁·克拉克的谈话——其中有一个观点认为，在“二战”新加坡基地，英国人在加里波底战场上辜负了澳大利亚人。他还试图推举将1942年科科达小径战役——而不是加里波底战役——作为战时的国家象征。
虽然上述种种政策为基廷政府带来了富有野心的新面孔，也令人们对基廷印象深刻，但对于选举人气的作用很难估计。要赢得公众支持，基廷的难题在于他在公众印象中的傲慢形象，以及公众对于经济波动的记忆。1988—1990年间，正当储备银行努力控制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之时，借贷利率却上涨到17%以上。随之而来的是高失业率(高达11%)和几次惊人的大银行倒闭事件，许多小银行倒闭或大难不死，利率又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下跌。时任财政部长的基廷称其为“我们必须经历的衰退”，衰退过后，多年以来的严重通胀结束，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在那段时期，全球都少有人能把这种起伏波动如过山车般的经济驾驭得当。基廷很善于放出这样的豪言，但公众心里——尤其是那些受到先是高得令人生畏而后一落千丈的利率所影响的人的心里——却只记住了基廷是一个傲慢自大的政客，就是他造成的这一切。而在其背后，部分是因为波及全世界的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导致了如1929年的恐慌，以及为控制跌势而推出的一波加大货币供给大潮。但是，股票市场的暴跌并未延伸到实体经济，后来人们认为这不过是因为计算机加快了交易速度而导致的一种无心的后果。殊不知，真正的衰退还在后面。
像霍克一样，基廷也因为对手而走运——1993年大选，他的对手选择了经济理性主义的立场，认为这是正在复苏当中的经济体所需的一剂良药。其提出的计划名为“反攻”，包括削减国民健康保险(Medibank)福利，精简医疗体系，削减公共开支，以及15%的商品和服务消费税结合所得税和进一步的关税减免。为了说服澳大利亚人民，工党领导层选择了约翰·休森。约翰·休森英俊而有风度，具有深厚的经济学背景和商业银行经验。但无论他有多好，他和他的计划都只不过沦为基廷技艺高超、咄咄逼人的恶言攻击下的鱼肉。“朋友，我要慢慢地干掉你”，他这样警告休森，“我们之间难免一战，再过几个月，我要亲眼看着你从你那一堆垃圾中屁滚尿流地爬出来。你别想有个好下场。”
但在1993-1996年间，基廷似乎变得更加沉浸在自己的“全局”之中，开始失去民意。工党并没有快速确定新的领袖，但在1995年，工党再次选中了此前担任弗雷泽政府财政部长的约翰·霍华德。虽然他看上去十分呆板，还常常被人比作“杂货商人”或“郊区家庭律师”，但霍华德十分机敏而老到，是个能力很强的政客，在支持基廷的初选辩论大战中取得的大胜令人印象深刻。基廷则嘲笑霍华德是个反动的郊区居民，要将这个国家带回到孟席斯时代。作为社会保守派人士和孟席斯一生的追随者，霍华德本人对此倒无所谓。这个国家对此也无所谓。1996年3月，霍华德上台执政，其执政时间接近12年，是自孟席斯——霍华德少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联邦总理。他成了新千年的风云人物。
注：图左边的联邦总理保罗·基廷是个空想家，为自己在经济、社会和外交上的“大局”观念和做法洋洋得意。1996年大选，基廷的对手是工党的约翰·霍华德，基廷的支持者们将他比作胆小而平庸的郊区居民。但是，霍华德胜利了。他将澳大利亚带入了21世纪，担任联邦总理长达11年。(艾伦·莫伊尔漫画，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vn3621593)
14 21世纪
21世纪“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查尔斯·狄更斯在其1859年(距作家写作时约70年前)的大作《双城记》的开篇中说道。“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对于21世纪的开端，他很可能会写下这样的句子。进入新世纪，澳大利亚前所未有地繁荣，但这种繁荣漂浮不定，令人不安，极不均衡，也增加了人民之间的不平等。生产技术和矿产出口领域的极大发展本应带来更多的闲暇，但这种闲暇常常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有着良好职业的人为了获得相称的报酬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还有许多人在经济的困境中挣扎，只好增加兼职和零散工作，或者提前退休。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那种职业不安全感——与战后初期相比——仍然持续存在。这个社会慷慨地回报了具有合适技能和大量财富的人群，尤其是那些在适当时间出现在适当地方的人，但对于技能欠佳、天赋不足的人，对于在错误时间出现在错误地方的人，甚至对于技能与时代不同步的人们而言，就十分残酷了。
由于过去几十年里对抗癌症、心脏病、传染病和其他致命疾病的进展，澳大利亚人的寿命不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长，且老年生活更加健康。年长者享有广泛的养老金和其他福利，生活得更好。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以及大量发展救生技术和药物研发的投入导致医疗保健领域的公共开支剧增，也为政府的预算带来了严峻挑战。到2006年，战后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即将年满六十，对于本已高得令人担忧的国家医疗保健账单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在这个联系愈加紧密的世界里，澳大利亚和全世界有着相同的步伐——更加全球化了。制造业在澳大利亚生产中的占比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下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同时进口工业产品——甚至农产品——连年增长。中国、日本和韩国是澳大利亚较大的贸易伙伴，印度很可能即将跻身其中。虽然澳大利亚在过去由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占据的英国红酒市场中分有一杯羹，但英国不过是澳大利亚的中等贸易伙伴。如今，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衣物和家用产品来自中国或其邻国。反过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通过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煤矿和其他自然资源，也使澳大利亚的繁荣一再扩大。
随着工厂转移到别国或外缘地区，从前的工业化城市郊区逐渐中产阶级化，居民生活得以改善，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们变得越来越时髦，走向轻微左倾的立场，并且不再像以前的居民那样养一群孩子，他们甚至一个孩子都不要。一栋带露台的房子，或者一栋单面木质房子，要卖100万澳元，这是老年人想都不敢想的。
做美国的盟友——虽然在贸易上的盟友关系并不总是令人愉快——仍然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外交政策，与1941年开始时的情况一样。澳大利亚继续鼓励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帮助维持区域的稳定，遏制其他大国的势力。澳大利亚和中国、印尼、印度、日本的关系仍然很受重视，但这种关系多年来都较为平稳而很少出现波折，这在以前来说是难以实现的。澳大利亚仍然扮演着重要的外交角色——作为一个相对信得过的中间人，在国际事务中进行斡旋。
1990年以后，世界从冷战进入到富有建设性的和平中来，但这段世事太平的日子才刚到来，好战的恐怖势力又为这个世界酝酿出新的威胁。2001年9月11日，全世界无比震惊地在电视上看到，被自杀性的恐怖分子劫持的喷气式客机撞毁了纽约引以为傲的美国经济和工业的标志——世贸中心大厦，以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在基地组织的计划中，纽约只是一种附带损害——五角大楼就是这么说的——原因是美国支持他们所憎恨的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的政权。
无论是出于保护自身免于类似恐怖袭击的需要，还是出于对美国同盟的支持，澳大利亚立即卷入进去了。东南亚的恐怖组织虽然人数只占小部分，但却十分活跃。纽约恐怖袭击过后，澳大利亚已开始警惕，但亚洲恐怖威胁还是到来了，而且十分严重：2005年10月12日，一个印尼恐怖组织炸毁了巴厘岛的一家夜总会，炸死了大约200人，其中有88名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还加入了美国时任总统乔治·W.布什所称的“反恐战争”中，派遣军队加入了美军领导的对阿富汗的报复性袭击，还协助了对伊拉克的进攻。奉行极端恐怖主义的塔利班政权早在基地组织策划袭击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向它提供了庇护。伊拉克战争的背景更富有争议也更加复杂，但总的来说是由于相信——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可能受了恐慌的影响——伊拉克独裁者正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两场战争均持续多年，其间许多澳军，以及更多的美军和他国盟军殒命，更别提死伤的数以万计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平民。在澳大利亚境内，当局也挫败了好几次针对发电站和军事目标的有预谋的或有嫌疑的恐怖威胁。
太平洋岛屿是另一大头疼的问题。那里虽然没有出现较大的意识形态问题，但出现了很多涉及地方管理的摩擦，导致需要军方或其他澳大利亚人介入和协助。贫穷的压力、人口的迅速增长、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顾此失彼的政府治理是大多数难题背后的原因。在这些岛屿上，弱势的政府常常受到各种势力的刁难，非法贸易和进入澳大利亚北部的非法移民也都是问题。种种令人担忧却不甚起眼的小问题并不总能得到堪培拉足够的关注。世纪之交，帝汶岛当地民众拒绝加入印尼，暴力叛乱和小规模战斗相继发生时，他们要求澳大利亚派军驻扎。20世纪70年代，当葡萄牙人突然放弃其落后的小殖民地(帝汶岛)，澳大利亚、美国等几个国家担心冷战中的共产党势力——很有可能是古巴——会为了夺取在涉事水域的影响力而对其加以攻占，因此同意印尼前往攻取(这是多个坏选择中较好的一个)。
1996年3月至2007年12月在位的联邦总统霍华德，对于一半人渴望重回霍华德的英雄和楷模孟席斯的时代，一半人想要成为社会和经济的独领风骚者的这个国家来说，即便不是最令人赞赏的，也是最适合的领导人。霍华德1939年生于悉尼一个中下阶层家庭，父亲是一名修车厂主，他则是坎特伯雷男子高中学校的冠军辩手。他与鲍勃·霍克一样，为自己能洞悉澳大利亚人民——“努力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的观点并与之打成一片的能力而骄傲。这一点也让他获益良多：他11年的任期长于霍克的9年任期，仅次于孟席斯的17年。霍华德并不是孟席斯，他身材中等，秃头，还戴着眼镜，没什么令人难忘的智慧，辩才不及孟席斯，追求高雅文化，或者说至少追求的不仅仅是普通的法律生涯。但是，他同时也是一名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问题把握精准。他很年轻时就进入政坛，在自由党和自己的个人职业生涯中积累的政治智慧很好地成就了他，也服务了他的国家。他给人一种顽强、稳健、有能力的感觉，同时还有一名自伊妮德·里昂以来最热衷政治的妻子。
霍华德政府也不乏艰难的时刻。从历史名望以及与知识阶层的关系(而不是赢得选票)的角度来说，其中最窘迫的境地是2001年竞选活动开始前，官方通讯称——后被证明不实，只是为了博取公众同情——一艘阿富汗难民逃难的渔船下沉时，难民将自己的子女抛入了渔船周围的水里，但霍华德拒绝让救援的船只(挪威货船“坦帕号”)将难民带入澳大利亚。“我们不需要这种人，”霍华德在无线电上说。2001年大选的竞选演说上谈到拒绝坦帕号入境时，他语出惊人：“我们才有权决定谁来到这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到来。”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太平洋解决方案”，将坦帕号难民送到瑙鲁去进行冗长的难民和移民身份调查。这一系列事件表明，霍华德在涉及非白人移民和土著居民的关系问题上的处理不再像过去那样小心翼翼，有迎合右派民众的恐外情绪之嫌。但是，他本人从未被严重指控过有种族主义偏见，他对土著居民和移民事务的投入程度丝毫不弱于任何其他领袖。
霍华德通过其精明的政治权术推动通过了消费税法案(GST)，于2000年7月开始生效。这项法案对大多数消费行为收取10%的税费，取代了多个过去的批发销售税种和其他政府费用，还削减了所得税。出于效率的考虑，党内两派——以及传统经济意见——多年来一直赞成这种零售税，但却一直被狡猾的政治家否决。 连霍华德本人都曾是反对GST的。广泛的批评声音认为，他将在他主政期间把扩大的国家财富巧妙地分配到“中产阶级福利”中，尤其是自己的老年支持者身上，而不是分配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上。
在21世纪，“船民”——期待移民澳大利亚的非法到来者——对政党两派而言都是难题，与十几年前到来的越南人一样。大多数船民来自中东国家，这似乎在许多澳大利亚人心中敲响了一种直觉式的警钟，这种直觉随着恐怖主义的日渐兴盛而一再加重。某些移民(尤其是来自黎巴嫩的移民)遇到过不少困境，但总的来说，过去30年里伊斯兰人口的迅速增加这一事实，比起当初到来的顺利要更为引人注目。非法移民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加以遏制，通过人口走私的非法移民数量将暴增，正如欧洲所发生的那样。大部分难民先是逃往印尼，然后乘坐松松垮垮的小船，从危险的航道上逃往西澳大利亚。政府通常会将他们关在基督岛的中转站或者大陆的检查站进行“处理”(也就是移民审查)，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似乎作为联合国条约保护下的特殊照顾难民而得到承认，并得到完整的居留权。不过，这些小船所遇到的各种灾难导致了许多人淹死，增加了船民的复杂性和悲剧色彩。
船民不仅仅是霍华德一人的问题。他的前任基廷政府也将船民关起来进行审查，霍华德的工党继任者们也继续这样做，试图在表现出强硬和同情之间走钢丝。反对者们——不论肤色——都欢迎这种做法。船民只是一小部分，在骤增的非白人移民中不值一提。20世纪90年代，大约一半的移民来自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同化他们并不难。凡此种种，游客和亚洲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进一步丰富了澳大利亚街道上的面孔，也丰富了澳大利亚人的食物。中国菜越来越流行，以前少有人知的印度菜、越南菜和泰国菜开始出现在购物区，这些餐馆还提供打包服务。家庭烹饪也变得更多样化了。
总的来说，在60年的战后计划中，大约700万人移民澳大利亚，这一数字相当于1945年澳大利亚的总人口。移民中一半来自非英语国家，大部分人都能很好地融入，公开的冲突几乎没有，虽然私下的摩擦不可避免。
多元文化是这个时代的潮流，这对某些澳大利亚人疑似的种族主义形成了冲击。多元和种族在定义上都较为模糊，因而成了政治家和媒体脚下的一个足球，被踢来踢去。种族主义的反对者们声音之尖锐刺耳，和一个世纪以前种族主义者们的声音一样。实际上，主流人群和许多少数派群体之间相当和谐，只有一些轻微的争辩。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和平融入，以及正统澳大利亚人和外族人之间频繁的通婚。不过，因为多种实际和构想的原因，对于打扮显眼的穆斯林——尤其是那些穿着包裹全身的穆斯林服装(如面纱)的穆斯林女性，以及非洲土著，澳大利亚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安。当他们与社会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背景极为不同的人群近距离生活时，这种不安愈加明显。
白澳政策的缓慢终止是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但进入喷气机时代以后，世界范围的人员流动速度暴增是另一大原因。环球旅行变得如此廉价、安全和方便，澳大利亚可以轻松获得足够的移民人数，再不需要招纳和补助。今天，申请资源和自费入籍的人如此之多，澳大利亚可以根据融入现有社会的能力(如技能、英文能力)和是否有澳大利亚亲属等条件对移民加以限制。这意味着，能移民澳大利亚的亚洲人基本上是相当西化、能讲一些英文的人。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农村能以优惠费用招纳到移民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而澳大利亚当时在欧洲就是这样做的。甚至半个世纪过去后，澳大利亚移民仍然存在高度选择性，因为政策仍然不利于亚洲穷人。
霍华德及其继任者的另一大挑战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周期。世纪之交，媒体和通信源的发展速度令人炫目。孟席斯在国会只能依靠演讲、报纸和无线电新闻，他很少举行媒体发布会，也甚少公开露面，即便接受了采访，电视上也很少见到他。惠特兰和霍克可谓深谙电视采访的艺术，他们在屏幕上出现的次数如此之多，以至于采访人本身都成了名人。霍华德也不例外，但他同时也使用无线电台，对此过去的领袖们很少使用。霍华德似乎永远在收音机里。他认为无线电台让他与选民有了直接的对话，不会被报社评论员的断章取义和电视台强调播映效果大于传播信息的倾向所左右。这对无线电广播在自澳大利亚有电视以来的阴暗中恢复的程度也是一种证明。广播电台吸引听众的另一种方式，是逐渐增多的言辞尖锐的时事评论节目，观点主要偏向右派。此外，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新生媒体——因特网、电子邮件，以及似乎没完没了地增长的电视频道。社交媒体，例如Facebook和YouTube，开辟了另一层面的交流渠道。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手机，现在变得可以轻松装入口袋，手机上还有摄像头、国际无线电和因特网接收器、街道地图和交通时刻表。连小孩都有了手机。政客和幕僚们不得不拥抱这些新生事物，这样通信和公共关系行业的官员就成了另一增长领域。
即时通信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是，许多澳大利亚人怀疑这种便利是不是过了头。“Spin”(意为回旋，即顾问式销售技巧)，这一种策略性的宣传信息计算方案也得到了显著应用。随着“信息超载”逐渐广为人知，这种做法也慢慢被人们理解，但是公众憎恨长期在政治和商业中过度纠缠。教师和学者们怀疑，年轻人的注意力范围、精神和心智是否因为过度暴露于电子媒介而变差。能使用计算机的新一代罪犯开始攻击计算机系统，不论贫富都一起欺骗。老一辈澳大利亚人担忧，过去的那些澳大利亚俚语和口头禅日渐式微，会慢慢让位于胡乱的谩骂或美式口头语。
继霍华德后成为联邦总理的陆克文在表现其亲民形象时就无意间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广播中说“fair shake of the sauce bottle (酱油瓶子的公平交易，美式口语)”，而老式的澳大利亚口语却是“fair suck of the sauce bottle”，因而批评者们添油加醋地指出，新生代(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正在丢弃自己的母语。
最大的不利因素是时间。澳大利亚人开始感到，他们再也无法逃脱信息超载。邮件和手机信息数量暴增，有的是有用信息，有的是垃圾信息。人们感到必须随时随地带着手机和手提电脑，否则就要错过重要的电话。无论是在黄金海岸边躺着，还是在原始森林中徜徉，你听到的只是频繁响起的电话铃声(也有可能是旁边某个人的电话)。火车上、公交车上或者聚会上，哪儿都能听到响亮，有时甚至是愚蠢的电话交谈，忙碌的人把工作带回家去，在笔记本电脑上或者手机上查看邮件。
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新媒体就将印刷业那古老的堡垒啃噬得体无完肤。1990年前后，全澳大利亚的晚报都停刊了——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而二十年以后，历史可追溯到的殖民早期的大城市早报也陷入了困境，发行量暴跌，传统的分类广告——过去被称为“黄金河流”——如今转移到了网上。在线报刊吸引了大量的点击量，但带来的收入却十分有限，因为内容是免费的，而广告商不太愿意使用因特网。图书贸易、出版和销售也遭遇了滑铁卢。全球范围的在线销售侵蚀了图书销售市场，电子书的挑战也来临了。但是，印刷材料的数量却丝毫没有下降，每天塞入全国各处信箱中的宣传册有十几份，还有许多不请自来的电话推销或者捐款请求信。在线销售开始将大型传统零售业冲击得七零八落，比起过去，现在要从欧洲买一件衣服既不贵也不难。
注：2007年，陆克文成为工党领导人，并成为联邦总理。但三年后，许多问题开始困扰他(许多问题还是他自己造成的)，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了威胁。(马克·奈特，《先驱太阳报》，2010)
人们忧心旧的文化——从贝多芬到《圣经》——处在严重的衰落中。20世纪50年代从摇滚乐开始成形的流行音乐已经拓展成为一个巨大、丰富而有利可图的国际性产业，但是当粉丝们可以从因特网上免费下载歌曲以后，这个行业就进入了风暴期，因为唱片销售崩塌了。结果之一是，乐队变得极为强调现场演出。对老一辈人而言，现代音乐显得过于吵闹了。澳大利亚人对体育的兴趣仍然强烈，大型赛事仍有无数观众，但低级赛事和小型比赛的观众下降了，尤其是地方性赛事。大型赛事在电子屏幕上仍然是大型赛事，获利空间非常可观。明星运动员的收入可以达到7位数，足球和板球运动的许多规则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啤酒消费在下降。过去澳大利亚男人引以为傲的(也略微心虚的)开怀畅饮和你来我往式豪饮开始减少。历史悠久的大型啤酒厂也逐渐将业务重心转移海外，不时还有兼并现象发生，进一步弱化了消费者对老品牌的忠诚度。随着一众精品啤酒和海外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主要啤酒厂商的销售收入也在降低。几十年前，酒吧里只有一两种牌子的干啤，而现在动辄十几个牌子。酒类消费的落差主要由葡萄酒弥补，部分是因为，充足的供应和低廉的税收使得红酒价格比啤酒更低。老式的酒馆逐渐从城市的中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吧台——它们往往喧闹而昏暗，或者高级酒店里面昂贵的高级酒吧。“时髦”是新式酒吧的代名词，但它们也有不少问题，因而并不见得每个喜欢老式酒馆的人都会喜欢。
传统宗教似乎也在衰落，新生代们通常对过去被认为是文化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的宗教基础知识一无所知。婚礼上，甚至葬礼上，牧师出现得越来越少。但是，人们对宗教常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趣，对教会学校、教会慈善机构、教会医院等设施的尊敬和支持显而易见。过往的宗派敏感性已经弱化到基督教和天主教开始共享教堂的程度。宗教一度发生了小范围的复兴——尤其在外围的郊区——出现了许多非正式的、情感上的宗教仪式，比如歌唱、拥抱，以及达成一致的黑白原教旨主义。不过，要想吸引那些喜欢从电视上获得信息的公众们的注意的话，无神论者必须发出尖锐的声音才行。
虽然娱乐性读物总体而言在减少，但许多经典却通过电视版本的推广而大红大紫。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在ABC的高峰周日晚间节目中时常出现。这反映了一种对英国和巨大的英国文化遗产的延续式的喜爱，长久以来这种喜爱就是靠文学传承的。过去的英联邦政治、国防和贸易关系大多已经消失，虽然澳大利亚也常常发现，英联邦对于自己的中型国家外交政策而言是一架很好的马车。在这个有着大型喷气式客机和极为多样化的旅行的时代，伦敦仍然是澳大利亚人第一大目的地。反过来，澳大利亚也吸引了大量来自英国和欧洲的年轻背包客、移民的父母和祖父母，以及其他各类旅行者。由于担心皮肤癌，澳大利亚人对躺在海滩上晒日光浴的热情消减，但从寒冷的伦敦、都柏林或汉堡来到此地的人们喜欢裹着浴巾在悉尼的夏季沙滩上休憩一番——其中有很多人是白人——虽不到一两天就发现皮肤被严重晒伤了。亚洲人，尤其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也都热衷于来此旅游。
英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想移居海外，过去澳大利亚常常催促他们去审批，现在他们不得不排长长的队伍参加审批。21世纪初，英国移民在澳大利亚移民中排第三或第四位，仅次于新西兰、中国或印度。总的来说，随着大多数官方关系的消失、旅行的便捷和社会的平等，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喜欢对方了。
最为巨大也最长久的社会改变，可能在于女权主义，表现出女性真正激进的一面。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以后，社会似乎已经认同，女性的工作权和表达自我的权利与生儿育女同等重要。事业的更上一层楼和智力的提升可能已经成为女性的首选。学龄前儿童保健中心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幼儿常常遭受的短暂疾病可以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居住在附近，自愿(带孩子)的祖父母是维持家庭平衡的重要因素。生活变得匆促，尤其当儿童参加的体育和各种活动增多以后，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为适应种种新的情况，社会发生了改变。随着家庭收入的翻倍，生活水平上升，但房价的暴涨又将其蚕食殆尽。不过，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在假日里跨洲和越洋旅行。家常烹饪让位于无处不在的外卖。家庭变得越来越小，2个孩子成为家庭常态，而20世纪50年代时的家庭常态是3个以上的孩子。
进入21世纪，大量女性成了律师，法官，医生，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卡车、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或者工程师。招工时以任何理由对性别加以区分的做法都是非法的。男人们常常私下——甚少公开地——抱怨说女性对“平等”过于敏感，有时有欺负男人之嫌，但职业女性们仍然觉得受到了很大的歧视。
结婚率的下降震惊了老一辈人。婚姻和生育的时间推迟了大约10年，20世纪80年代离婚率就已经达到40%，而20世纪50年代只有10%左右。这其中原因虽然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女权主义——实际上意味着女性更好的就业和更自由的性生活——是一部分原因。许多人认为世界上人口已经过多，因而在生育儿女的事情上有了别的考虑。许多年轻人开始同居并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生下孩子。单亲家庭也非常普遍。“混合家庭(指父母是继父或继母的家庭)”十分常见。更有甚者，单亲妈妈可能抚养着来自不同父亲的好几个孩子，这常常导致孩子染上恶习或者遭受精神压力。
虽然异性恋婚姻仍然是主流，但社会上对同性婚姻的权利平等的要求日渐兴起。同性恋过去是秘不告人的事情，因为人们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同性恋者有十分正当的理由抱怨社会的偏执和盲从，但要求平等对待同性关系的道路仍然漫长，虽然已经有了广泛的支持，但社会不免要带着这个问题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正是为了维系这充斥种种矛盾的社会，新世纪工党的四位领袖都强调其在社会和财政上的保守主义。霍华德自不必说，2007年大选打败他的工党领导人陆克文——来自昆士兰乡村的一名实践信仰的圣公会教徒，此前是一名中文语言学家和外交官——同样如此。2010年中期，在“政党会议室政变”发生后，他的继任者朱莉亚·吉拉德成了澳大利亚首位女联邦总理，靠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工作实现仕途晋升，有一名男性情人，至今未婚。不过，她也同样宣传自己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例如反对像同性恋婚姻这样的创新。她与陆克文以及前任诸位联邦总理一样，对澳美同盟表达了坚定的支持立场。工党再也不和中立主义打得火热了。吉拉德女士也是自比利·休斯以来第一位在海外出生的联邦总理。她来自威尔士，1966年，4岁的她随家迁徙至阿德莱德，在那儿养成了自本·奇夫利以来总理中最粗粝的澳大利亚口音。她还是自柯廷以来第一个领导依靠独立选票的少数党政府。上台之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了女性首相或主要部长，澳大利亚也已有了女性州长，2008年，陆克文还挑选了第一位女性总督，昆廷·布莱斯。
注：2010年在党内会议中上演政变取代陆克文的朱莉亚·吉拉德喜欢使用如“前进”这样的陈词滥调。(马克·莱特，《先驱太阳报》，2010)
陆克文和吉拉德在联邦总理的位置上都似乎在不断地挣扎。二人此前都没有担任总理的经验。陆克文在政策点子上不乏宏图和冲动，但又不太热衷于推动政策落到实处。同事们发现他很难听取意见。吉拉德更有个人魅力，与绿党和独立议员的谈判中她是成功的谈判者——在2010年8月的大选中，在任何一个大党都不具备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她以微弱优势胜选，组成了“悬峙议会”。不过，她似乎被复杂事务纠缠得无处脱身，她那平淡、生硬的演讲——与她私下里的热情格格不入——导致公众支持率下降。民调显示，2013年即将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将惨败。绝望的党团在选举即将举行时重新转向了陆克文，后者的领导声望一直很高。但是，无论2013年9月的大选中吉拉德或陆克文是否能表现得更好，选民却给了两党联盟一个舒服的多数席位。
注：联邦总理朱莉亚·吉拉德和其前任一样，秉承了澳大利亚对令人头疼的阿富汗战争的承诺。(莫伊尔，悉尼早间先驱报，2011)
新上任的联邦总理托尼·阿博特承诺带给澳大利亚霍华德时期那种相对的稳定，以及坚持财政和社会上的保守主义。阿博特的母亲是澳大利亚人，但和吉拉德一样出生于英国，童年随家人来到澳大利亚。天生是个运动家的阿博特是悉尼大学的罗德斯学者，也是自里昂斯以来第一位天主教联盟的联邦总理。
注：托尼·阿博特于2010年成为自由党党魁，2013年成为联邦总理。在联邦总理为朱莉亚·吉拉德的政府中对待女性必须小心翼翼。(戈尔丁，《星期日时代报》，2010)
工党执政时期，吉拉德和陆克文及其幕僚所领导的议会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主导。工会仍然控制着组织层面，虽然控制的程度有所下降。20世纪中期和中期以前的那种工党和非工党之间的部落特征正在消失。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开始投票给自由党——尤其是数量越来越多的承包人——他们相信自由党会带给他们更好的政府，而学者型的政府往往偏左。直接吸引“Assie battler(努力工作的澳大利亚人)”的，部分是来自约翰·霍华德的选举口号。可是，2007年霍华德的落败却部分因为他自己的“工作选择”立法。该法案废除了对劳工市场的监管，以至于工会工人们无法接受。同时，随着参议院议员们名望的重振，人们认为两党联合控制的参议院鼓励霍华德在大家喜欢的政策上走得更远。
许多澳大利亚人哀叹：21世纪的政治缺乏理想主义和好点子。但是，从政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理想主义要么让位于现实，要么羽翼未丰，因而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经济的吃紧导致公共开支或新福利的谈判余地少之又少，纳税人已经不堪重负。环境的挑战十分巨大，但环境问题通常比较有技术性，而且选择非常艰难。白澳政策一去不复返，与亚洲的关系逐渐成熟，也遇到了不少波折。半个世纪前，这是改革派所愿意看到的局面，但现在似乎改革难以为继，只剩下许多难以预料的突发事件。
与英国的联系不再，只留下通过君主制度维系的那一点正式关联。澳大利亚共和国的抱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1999年进行的澳大利亚共和国全民公投——其基础是联邦议会三分之二多数决定总统的任免——也失败了。保守主义只是一部分原因，对君主制的反感才是问题的关键。当时选定的模式被嘲笑为“政客共和国”，也很难令人接受。公众似乎更倾向于直接选举共和国总统，但这又引起了两难的境地：政府应是唯一的权威，还是应保留总督根据宪法规定的专制皇权？反正，现实中总督并不能真正行使皇权(而在危机发生时，联邦总理可以建议君主将行为不当的总督解职)。1999年共和国公投当中，虽然工党表示赞成，但两党联合却普遍反对；不过，公投的主要特点却是工薪阶层、移民和农村地区投出反对票，而富庶的城市地区却投了赞成票。
多年以来，土著居民问题吸引了众多白人理想主义者的关注，但在长达两个多世纪里，经过无数的、愈加昂贵的改善土著居民条件的尝试以后，土著居民的情况和1788年悉尼的情况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土著居民想要融入白人社会中去，但是以自己的步伐——大家的步伐太不一致，各自的条件分化严重。
20世纪末期，象征性的改革数量剧增，尤其在土地权利的问题上。同时，随着土著居民的人口迅速增长，口齿清楚的土著居民活动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数量上升了。土著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已十分普遍。民众对土著居民事务越来越关注。土著事务活动家们广受尊敬，他们和很多敏感的少数群体代表人一样，常常能在一些无意和轻微的事件当中看到偏见乃至种族主义。不过，进入新世纪以后，虽然不乏土著融入良好的个例，但总的来说土著居民的健康状态和寿命仍然大为落后于白人，土著居民的经济和教育情况也大抵如此。酗酒和吸毒仍然在蔓延，更不幸的是，对儿童的暴力行为和性侵经常出现。土著居民入狱的比例，是白人居民入狱比例的许多倍。
虽然各方均有过错，但歧视仍然存在，有时候甚至颇为明显。土著居民对白人世界总是感到不安和憎恨，在白人的企业中感到拘束，他们只有在自己的群体中才感到开心。白人对土著居民的放心程度也没好到哪里去。南北分化仍然在继续。半欧洲人的南方生活水平更高，也更为团结，不过上面的许多问题也令他们困扰。偏远地区缺乏合适的工作和基础设施，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乡村工作因为机械化而终结，导致人口向城镇流动，加大了竞争。
而在北方，大牧场的工作逐渐消失殆尽，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斗志。社会福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覆盖所有土著居民，但其效益——被福利接受者们自称为“安抚费(sitdown money)”——带来的却不是生活上的独立，而是进一步的依赖。长期的现代化生活——例如无线电台和电视——弱化了传统文化中残存的信仰：对白人而言，土著们的信仰只不过是些巫术和魔法；而土著(尤其偏远地区)对白人的教育和文学也没什么兴趣。北方还有着语言的问题，比如英语取代古语的压力，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的语言冲突。不过，北方不论白人还是土著都认为流传下来(处境也十分危险)的古老文化是一笔无价的遗产，应该得到珍惜与保护。
由于工党在执政中的种种问题或在追寻政权的过程中无法自拔，澳大利亚绿党通过吸引大量理想主义者或者有改革情绪者，迅速扩大了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取代了澳大利亚民主党，后者是自由党的一个左派分支，但多年来表现得更为自由主义，支持女权主义、平等主义和环境事业。绿党比令人厌倦的民主党技高一筹，他们有与民主党类似的政策，但推进得更为有力，2000年以后，通过比例代表制，作为少数党在参议院和某些州的参议院取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主流政党的眼里，绿党的政策既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
虽然联邦和州政府都不得不与民主党、绿党或独立人士谈判才能使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但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只是政治外围的一个插曲。在21世纪初，政府真正难啃的事务，与过去任何时候的难度至少是一样的。他们必须控制住通过向亚洲出售自然资源所实现的越来越大的繁荣，否则要么繁荣不可持续，要么损害澳大利亚本国其他工业。在政府的帮助下，澳大利亚制造业不得不从愈加自由化的世界里苦苦找寻自己的位置。联邦财政的力量和各州的所需之间严重错配的问题难以解决，但在公众的痛苦背后，似乎勉强还能够奏效。
随着世界人口越来越多，想要移民澳大利亚的人在数量和背景上都大大增加了，非法到来的船民威胁着澳大利亚人想要保持移民秩序的历史目标。有人开始发问：如果人口超过了现有资源的承载能力该怎么办？同时也有人期待着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直至澳大利亚成为“大澳大利亚”，人口达到2000年早期的2000万人的两倍。到那个时候，距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的郊区将多得令人惊叹，就业岗位和公共交通体量会大得惊人。随着新来的居民慢慢远离城市，沿海的旅游胜地感到愈加不安。耕地和水资源压力日盛，2000年以后，旷日持久的“千年旱灾”导致许多州开始建造海水淡化装置来利用海水。以全球标准来看，这些困局中的趋势不过九牛一毛，但也毫无疑问地显示出，世界正走向土地和自然资源消耗的极限，食物短缺极有可能发生。
全球范围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全球变暖和气候平衡的威胁，是不是如过去成百上千年人们所了解和理解的那样？在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上，澳大利亚的排放并不大，但从人均排放量上看，澳大利亚确实是个排放大国，因为澳大利亚主要使用煤来发电。同时，澳大利亚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载煤供应国，煤出口是澳大利亚的主要行业。虽然澳大利亚——以及全世界——已经收到了大量有关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方式建议，但全都存在技术上、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困难。至少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付诸行动的意愿很强烈，但政府的一步行错就可能造成经济上的灾难，拉低生活水平，导致严重的失业。
另一方面，看不见摸不着的温室气体的增加是否会严重影响气候还没有定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进行的广泛的研究和建模结论认为(并向各国政府建议)，如果全世界不降低工业(如发电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话，到21世纪末，很有可能出现全球进一步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大为升高的危险境地。然而，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技术性、越来越激烈的反对意见中，许多独立科学家质疑所谓的“人为变暖”理论的基础，认为这种论调过于强调二氧化碳的影响，却忽视了自然界本身的气候变暖趋势。
随着21世纪的渐次深入，难民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可能是堪培拉和澳大利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但是，困难还会更多。自亚瑟·菲利普和拉克伦·麦觉理时代以来的所有政府和群体都会承认：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澳大利亚人已经完成了诸多大业，但要实现全部夙愿，所需的资金和资源永远不够。
正如另一位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许多年前所说：“生活本不容易。”这句话来自萧伯纳的一出戏剧，它的完整版本是这样的：“生活本不容易，但只要鼓起勇气，它就能令我们喜悦不已。”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的其他领袖们，想必都同意这句话。
15 来源说明
来源说明本书本质上是源于笔者对澳大利亚历史阅读和写作的毕生兴趣。标准的参考文献包括《澳大利亚历史记录》(及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历史记录)、《澳大利亚百科全书》、《澳大利亚名人词典》、《年鉴》等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但许多工作仍需由报纸、杂志和本人及他人的观察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