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总督和他的管理团队并不喜欢植物湾。班克斯勋爵以年轻的自然主义者的眼光看待植物湾，认为它是个令人着魔的地方。然而菲利普和其他船长是以海员或者招募农民的眼光去看待这块土地的。植物湾完全暴露在风口中，四周都是浅滩或沙地，淡水资源不够充足，水质也不够好。菲利普和他的帮手，约翰·亨特，向北进行了一次短途航行，考察库克船长标注但未进入过的杰克逊港。经过一段时间的航行，他们进入了一片广阔的、水面晶莹闪烁的海湾。它被群山环绕，看起来像是林木茂盛的圆形竞技场一般。这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港，菲利普写道。
菲利普一行人选择了一处水流较深、林木茂盛的海湾作为移民定居点。此处离海岸8公里远，并被命名为悉尼湾。海湾的名字源自内政部的悉尼勋爵，他是菲利普一行人的上司。悉尼湾有几个优点，首先它是深水港，其次它离海岸较近，同时还有流动的淡水资源（河流）。这条河流被命名为汤克河（TanKStream）。菲利普和一支先遣队在1月25日回到原驻地，隔天，菲利普一行到了岸边，升起了不列颠的旗帜（当时的旗帜是安妮女王治下的英联邦国旗，先于和爱尔兰的更紧密的联盟）。他们举杯畅饮并鸣枪以示庆祝。先是男性罪犯，然后是海员，接着是女犯人和孩子，在两星期内来到这个海岸，此时灌木林被清除干净，简陋的居所也建好了。
多数移民的第一所房子都是用巨朱蕉棕榈建的，但这种材料就快就被砍伐光了，而且它们材质较软，不能维持太久。新移民们很快发现澳大利亚森林木材的特性——坚硬、粗糙多瘤，在用作坚固的建筑材料前需要数月的干燥。然而不久，许多新移民都建起了用巨朱蕉棕榈或硬木架构的房子，墙面用到了刺槐枝条，移民们把刺槐枝条编成的篱笆墙叫作“wattle”。这个词在古不列颠表示用枝条编织成墙面的基本架构，然后用厚厚的石灰涂上青草和树枝的混合物，再用灯芯草或树皮做成的草垛覆盖成屋顶。这种简陋的住所和英伦三岛的穷人住的村舍没有太大区别，也是人类几千年来延续的生活方式。渐渐地，人们把桉树木材劈成垂直的厚木板做墙体，树皮房顶也变得普遍起来。适时地，木板屋顶（模仿瓦片)取代了之前的草垛房顶。这种木顶房和美国的木屋一样，是澳大利亚特有的，用纵切的板材取代了横截的木板，这种样式的房子给澳大利亚许多勉强维持生计的新移民提供了栖身之所。直到二战时，这种样式的房子仍有留存。早期移民的生活并不像喜剧演员索比什.比尔表现的那样。
菲利普总督面临的另一个紧迫问题是殖民地的食物短缺。肉类供给在航海过程中一直是充足的，但也不能维持太久。那时的悉尼可以容纳百万移民，但却不是个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方。它临近大海，虽然有广阔的地块，但地面不是太多岩石，就是沙化严重。降雨虽然充沛，但通常是不规律的倾盆大雨和干旱期彼此交替。此外，第一批蓄养的羊因为吃的是粗劣的海边野草，纷纷死亡，蓄养的牛则逃到灌木林中。船队没有带农具，所以菲利普只能让这些不情愿的新农民们锄草，并在政府的农场里从事种植，此地后来成为植物园（经过数十年的土壤改良，可以用来种植植物)。第一批种植的植物并没有顺利地生长繁殖。
悉尼的水道构成难以捉摸。菲利普起初沿着悉尼湾水流的方向向内陆进行探索，他希望能顺流向找到大河浇灌的沃土。然而他只找到小溪流和它灌溉的30公里长的土地。所幸这块土地在1788年菲利普设立政府农场和移民点的时候被开垦得不错。一年后，服刑的工人们收获了200蒲式耳的小麦以及一些大麦和玉米。又一年过去后，移民们首次栽种的葡萄成熟了。菲利普把移民点命名为玫瑰山，名字取自一位伦敦的财政部官员。但在1791年，菲利普开始热衷使用当地地名，他把玫瑰山改为土著地名帕拉玛塔，意思是河流的源头或是鳗鱼栖息之地。第一个混合命名是rosella，指的是当地的一种彩色鹦鹉。当地语言把它叫作RoseHiller。
当地土著对这些不请自来的邻居们是什么看法呢？尽管对早期土著们的态度有很多猜想和疑问，但我们很难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土著们没有文字记录，而且他们的看法往往各种各样，并不统一。第一舰队的官员记录了一些土著的评论，但更多的是船员自己的想法。因此，土著的态度究竟如何依然没有定论。最接近真实的土著想法要等到几十年后才能窥见一斑。几十年后，悉尼土著马赫如被吸收进白人社会，他给新南威尔士立法委员会提供了证据。他出身植物湾，大概出生在1796年。“土著认为白人是地狱来客。当土著看到白人初次登岸，他们不知道白人是由什么东西制造出来的，他对立法委员们说，当土著们看到船员攀爬到桅杆上，他们还以为船员是负鼠。”
菲利普从伦敦得到的指令包括“调和、安抚当地的土著，要和土著们友好地共同生活在殖民的土地上”。然而最初，要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在几次简短、小心但并不友好的相遇后，土著们不再和新移民接触。然而早在1788年，土著们曾在现今的瑞西卡特湾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谋杀了两个割灯芯草做茅草房顶的移民罪犯。60年来，马赫如一直支持立法委员会的看法，他的同胞之所以向白人投掷长矛是因为他们觉得害怕。但他也说道：“土著中确实有一些人非常野蛮，非常邪恶……他们根本不愿意一起劳作，一些野蛮的家伙之所以杀人，只是想获得被害人身上的夹克或毛毯而已。”
悉尼地区的土著居民数量在1788年增长到5000人。居住在港口南面的是塔鲁格人，在纵深的内陆，西部的塔鲁格人讲的是完全不同的方言。港口北部居住着讲顾林凯语的土著。罗沃人则从植物湾南部向南扩张到今天的伍伦贡市地区。有时候，他们会使用集体名词，比如Eora意思是人民。在大一些的土著族群中，社区人口大概能达到50人，当地土著是父系社会，所占据的面积相当于3到4个现代郊区的面积。尽管关于他们的记录很少，但可能在1788年时，土著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模式，没有太多变化地运行了一代又一代，他们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族群的风俗、信仰和仪式造就了他们生活的天地。土著们随季节变化在陆地上迁徙，短暂居住在树枝搭建起来的避风处或者洞穴中。土著们也不能区分自然和超自然的界限，因此巫术和魔法管控了他们的生活。但在早期来访的白人眼里，他们生活简朴，看起来很快乐。事实上土著的生活水平，不管是物质还是情感方面，确实要比当时的不列颠和欧洲的赤贫阶层要好。他们对个人财产没有太多想法（而大多数移民罪犯却正好相反）。
注：悉尼地区的土著语言分布区o1788年，土著人口约为5000人。（J.F.Kohen)
瑞西卡特湾谋杀事件发生后，菲利普决定和土著接触，他俘获了一个土著，并说服他新移民是很好相处的邻居。他的队伍抓到的第一个土著很快死了。第二个被俘获的土著，是来自曼利部落的贝尼朗，他逃走了。于是菲利普驾船捉拿，船行驶过曼利湾——此地后来成为重要的海滨郊区，而在当时却被原始森林和沿海生长的矮树林所包围。菲利普将港口命名为“曼利”（manly，有男子气概的）。在曼利湾，当地土著向他投掷长矛表示抗议，伤到了菲利普的肩部。似乎是理解了土著习俗的含义，虽然被攻击了，但菲利普没有报复当地土著，也没有再追寻贝尼朗。此后，贝尼朗重新用自己的方式主动接触新移民。渐渐地，土著和新移民间达成了和解。贝尼朗心态开放，聪明好学，他学会了一些英语，并成为总督府的常客。彼此的信任和友谊得到加强后，1792年，贝尼朗和另一名土著与菲利普一起回到了英国，觐见了英王乔治三世。贝尼朗一度居住在现今叫作贝尼朗海岬的地方，就是未来的悉尼歌剧院的所在地。
然而在1790年，危机再次出现。植物湾的土著用长矛向菲利普的猎场看守发起了致命的袭击——猎场看守是少数犯人中允许持枪并在危急情况下可以向土著开枪的人。菲利普随即炫耀式地派遣了一支船队，命令他们从植物湾带回土著首领。然而，他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土著的身影。历史学家一直在质疑菲利普从未公开此次行动的动机。这是一次可怕的报复性行为吗？还是政府首次想要戏剧性地展示“法律和秩序”？土著很容易避开这种华丽的制服游行——这也许是一种戏剧化的警告方式，提醒彼此注意，土著们不要认为菲利普是个“软柿子”。如果这是政府的意图，这次炫耀确实起到了作用。种族关系不再成为悉尼地区的问题，和内陆边境的情况截然不同。
不久，土著族群开始涉足白人定居点，和新移民们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包括性行为，且不仅限于白人男性和土著女性。土著们发现沉迷酒精是对他们最大的诅咒之一。古老的土著传统是将本族女性借给来访者以表示友好，或是作为回礼。而在白人眼中，这种堕落的行为和年轻的妓女们为了有钱买酒或者香烟出卖肉体相似。土著间的暴力行径，包括对妻子的频繁家暴和部落间的冲突，让白人的中层社会感到恐惧。而白人对罪犯实行绞刑和鞭刑也同样使得塔鲁格人心生恐惧。土著群体间通常因为嬉戏或战争发生冲突，但报复性刺杀只在有些地方盛行。有时候，大部落间的战争会导致大量土著的死亡。土著们相信，无法解释的死亡源自巫术的诅咒，因此仇杀是很普遍的事。
1789年4月，天花开始在悉尼肆虐，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当地土著造成了无法想象的打击。第一舰队的随行书记员估计约有半数的土著人口死亡。“印第安人（早期移民依照美洲的惯例将土著称为印第安人）的尸体在港口和海湾入口随处可见”，他写道。就像之前所注明的那样，天花可能源自北部海岸，那里有印度尼西亚渔民到访的足迹，他们带来了这种疾病，并在整个大陆上蔓延，造成了大量居民的死亡。天花的起因很多人都提出过看法依然是几个世纪来争议的要点，第一舰队不能完全排除在疾病源头的怀疑对象外，但是最可能的来源还是来到澳大利亚的印度尼西亚渔民。
土著人口在这一时期减半，而白人人口却翻倍了。到了1790-1800年间，悉尼的土著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少数民族。1789年，“茱莉亚”号也曾在短期内被叫作“浮动的妓院”为澳大利亚带来了250名女性罪犯。第二和第三舰队在1790年、1791年为殖民地输送了1000名罪犯，其间船上充斥着人们对疾病的恐惧。憔悴瘦弱，有时已经处在临死状态的罪犯，作为殖民地的新移民被塞进人满为患、临时用帆布帐篷搭建的医院里，或是被安置到其他临时凑合的避难所。登上船舰的罪犯超过半数死在航行途中，或是在悉尼登陆后不久就死去了。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船舱过于拥挤，营养不良，船上的各项条件都很糟糕。对比第一舰队的低死亡率和健康报告，实在让人伤心。和第一舰队首次航海的严格管控不同，负责接收第二、第三舰队罪犯的私人东家只为登陆的罪犯付钱，而不理会运输途中发生的各种意外。妓女们也随船队来到了澳大利亚。这种运输方式后来得到了改进，船只运送的高死亡率不再普遍。
第二舰队带来了最初一批驻扎在新南威尔士的军团。这个军团是英国陆战队专门为澳大利亚招募的，以这个军团替代此前的海军。海军并不喜欢殖民地，认为他们在殖民地的作用仅限于防护。这个军团是澳大利亚第一批非罪犯的自由民。军团的素质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人们给这个军团贴上朗姆酒军团［的隐喻标签。军团的成员们，尤其是军团官员们是不是利用商人以高价向犯人们售卖朗姆酒和其他产品？他们是否无情掠夺了土著们的土地以图向可能成为总督的官员献媚？还是说他们是把水平先进的农业和商业引进澳大利亚的先驱？他们是否比其他军团承担了更多的义务？这些受猜疑的陈词滥调都有部分真实性。为军团辩护的人们认为，商人们通过船运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亟需的物资，包括从南非带来牲畜，让澳大利亚受益良多，没有比这获益更多的贸易了；而他们和政府官员间的往来有待斟酌，况且此地商人贸易与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地方相似，并无特别越矩之处；从记录上看，军团对土地的开垦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英国和法国因美洲独立在1793年开战，使得来到澳大利亚的移民更为复杂。很多美洲战场上的官员和军团一起来到澳大利亚。军团里包括年纪较大、不那么称职的军官和陆军监狱中一些军衔较低的人员。军团里也有最后选择留在殖民地的前海军成员，包括他们的司令官乔治·约翰斯顿中尉，一位亲切友好的苏格兰人。约翰斯顿决定留在悉尼的原因和其他海军成员一样因为一个女人。他和她同居，其后有了一个大家庭，并最后结婚。他的新娘是犹太人，以前在伦敦是一名扒手，名字叫埃丝特·亚伯拉罕，这样的女子在约翰斯顿所处的崇尚教养的英国上流社会圈子里并不受欢迎。约翰斯顿于1788年1月26日来到澳大利亚，他被认为是这批移民中最先到达的人。军团成员和女犯人间的隐秘非法的性关系或者婚姻是很普遍的事，也因此产生了很多这种新潮的家庭。
新南威尔士军团中最著名的人物要数年轻、脾气狂暴、自信又耽于梦想的中尉约翰·麦克阿瑟。他跟随第二舰队于1790年到达澳大利亚。不久之后，麦克阿瑟自掏腰包，从南非用船运送了第一批美利兰奴种绵羊到澳大利亚。在从南非的肥尾角、印度运送牲畜来之前，澳大利亚只有少量的羊，产出的羊毛有限，而且质地粗糙。麦克阿瑟看好殖民地畜牧业的潜力，认为可在澳大利亚生产出质量更佳的羊毛，当地也适宜美利奴公羊的繁殖。到了下一代，也由于麦克阿瑟的自我宣传，他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羊毛工业之父。约翰的妻子伊丽莎白则被认为是位更为优秀、用系统方法饲养并繁育羊群的饲养员。然而她没有约翰那样聪慧，不懂得如何使自己变得闻名。
澳大利亚亟需更好的农业耕作方式。18世纪90年代早期是饥荒时代。早期澳大利亚的农业耕作比较失败，即使是有帕拉玛塔那样成功的农场，依然不能满足澳大利亚的粮食需求。补给船守护者号带来食物补给，充实了第一舰队的粮食存量。然而守护者在1789年失事，新运送来的犯人数量超出了当地的食物补给上限。干旱的年份也随之到来。供应补给只能勉强维持民众生存在严格的定量配给时代，不管是犯人还是自由民，菲利普都一视同仁。为了保证供给，政府采取严厉措施对待违反法令的人。政府管理者随意使用鞭刑惩治用欺骗或偷窃方式获得食物的罪犯，以及那些在农场懒惰懈怠的犯人，全然不顾他们的健康情况。早期经历鞭刑的人很多都中风了。鞭刑不是殖民地特有的刑罚，在英国和其他国家被普遍使用，有很长的历史，尤其在海军中盛行（因为没有其他可行的严厉惩罚方式），在美洲的种植园中也被采用。随着时间流逝，鞭刑的使用也有所节制，中风的人数也减少了。
菲利普在1793年回到英格兰，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他的健康在治理澳大利亚的5年高压中受到了严重损害。他的继任者，同时也是第一舰队的船长约翰·亨特，从1795年到1800年治理澳大利亚。其后是菲利普·吉德利·金，他的任期是从1800到1806年。亨特是个严肃认真的苏格兰人，是秉承科学的自然主义者，他绘制了悉尼港口的地图并探索悉尼地区复杂的水路情况，包括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流向向北的河流。在菲利普离开亨特来接替他职位的两年里，政府管理困难，新南威尔士军团在陆军少校弗朗西斯·格雷斯的指挥下作为临时过渡政府，接替了原政府的管理职能，以军团自有的方式进行管理。军团带有明显的私人企业性质，在其治理下，售卖进口的朗姆酒（朗姆酒是出名的烈性酒，大多数朗姆酒来自印度）等贸易活动异常繁荣。军团还私自将土地授予军团内部人员。朗姆酒并不总是让人喝醉，而是成了以货易货、物物交换的媒介，因为殖民地没有稳定的货币。朗姆酒的消耗量很大，尽管从1796年开始，政府耗时两个世纪试图规范、教化澳大利亚人的豪饮之风。
政府对私人拥有土地的承认在逐步增加。主要原因是政府希望能激发个人的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消除殖民地政府粮食储备的压力，最终达到殖民地粮食自给自足的目的。同时此举可以为犯人们提供工作，鼓励退役的士兵们留在殖民地组建紧急部队。政府没有就授予土地的问题询问或补偿当地土著，他们本该给予土著相应的利益，而不是让土著族群在1790年依然处于饥荒、孤立的状态。当时悉尼地区的土著人数在5000人左右，白人移民的数量已经开始超过土著。很久之后，当土地应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时，没有人认为采集狩猎者们对原先大片未开发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此外，移民到其他地区不再像过去那样普遍受到官方的控制，他们就此涌入上述的这些神圣之地。
随着政府做出决定，将先前的犯人留在殖民地，在伦敦的菲利普决定允许殖民政府向移民授予土地。从美洲殖民地回国的犯人曾被视作麻烦，而在殖民地的勤奋生活让他们保持了一种革新精神，这是英国所需要的。事实上，确实很多犯人在刑期满后选择回国工作，而更多的人选择接受土地授予，留在澳大利亚。菲利普起初对促进前犯人们转变为农民一事并不热心，他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座监狱；他不希望手下官员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件事情上，同时也质疑这么多有前科的犯人是否有在土地上进行耕作的资质和能力。服刑期满的犯人数量增加得很快，很多人在1787年来到澳大利亚前就已刑期过半。殖民地也有对行为良好的犯人实行赦免的情况。形势的变化和对更多粮食的需求促使了首次的土地授予。尽管在实际操作上有过很多改变，但平均每个已服满刑期的犯人都被授予了20公顷土地。而前兵团士兵和自由民、政府官员、投资者们得到的土地更多，然而，200公顷已经是很少见的大面积土地授予了。
注：早期的帕拉玛塔，约瑟夫·莱西特（JosephLycett)。（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起初，土地授予的范围在帕拉玛塔周围。菲利普经过系统的安排，选择了这块土地以及有资格接受授予的农民，同时他也以父亲般的眼光关注着他们。刑满释放的犯人们并不是理想的耕作者。很多人都有懒惰、酗酒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合格的农民——但仍有少部分人坚持开垦土地——许多人失败了。有时候，他们会把土地转手给士兵们以换取烈酒。出乎意料的是，还是有很多人取得了成功，成为第一代奋斗的澳大利亚农民。早期殖民地把这些农民叫粗蓝布，因为他们总穿着蓝色粗布的服装。他们是澳大利亚小户农民的先驱，是有名的精明强干的一代人（据说，当时的农场主和农民们一起在土地上辛勤劳作，勉强糊口）。
第二和第三舰队损失惨重的航海历程也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正面影响。1790年，政府在环绕里士满和温莎两地的霍克斯伯里河灌溉的沃土上开辟了新的农业区，此地在悉尼西北50到100公里处。在这里，重获自由的犯人们在短短几年内转变为成功的农民。这里是殖民地最好的耕地，尽管严重的洪灾偶尔也会祸害这里的粮食种植区。几代下来，这些万幸的农民后代，成为当地的核心人口。从1787年开始，海外船只为殖民地带来了很多种子、插枝、植物、动物和家禽。这些船只大多来自英国的开普敦，其余来自英国的其他地方，或者巴西等地。纵观悉尼盆地，这些小农场的所有者都是服刑期满的犯人们，他们占据了较肥沃的土地及更多房产。为了农耕和放牧，他们也将高原和轻质土壤地块纳入囊中。免付薪水的罪犯也被安排到这些兴旺起来的地方劳动。他们从事大量的繁重劳动，很多人最后被训练成个体经营的农民，其余也成为农场和灌木林的雇用工人。到了1800年，果园和满是蔬菜谷物的田园遍布广阔的悉尼内陆。经过了20年，政府让渡了新南威尔士80000公顷土地，成为人们的永久不动产，大多数土地位于悉尼盆地。即使经过人为改造，这些广阔的土地上依然保有茂密的灌木林。
政府在沿霍克斯伯里及毗邻的皮恩河地区也开辟了新农业区。然而这里首次发生了严重的种族冲突。起初，白人和土著的关系很友好，但土著比悉尼沿海的白人们更依赖于当地的食物甘薯。他们采集甘薯的根（很有营养和种子。新移民们对土地的占有和利用彻底毁掉了甘薯生长的区域。土著们开始在丰收季节抢劫农场。干旱季节的到来更加剧了彼此关系的紧张种族冲突经常因为旱灾变得更遭。起初各种小冲突导致双方各有死亡，但到了1795年，一支新南威尔士军团开始激烈报复，导致了更多的土著死亡。这一时期正是菲利普离任，而他的继任者亨特尚未到澳大利亚上任的时候。陆军上校威廉·帕特森是过渡时期的管理者，而他对维护白人和土著间和谐的关系并不感兴趣。亨特则采用调停的办法，毕竟殖民地很依赖霍克斯伯里地区生产的玉米和小麦，他小心地推行调停政策，效果好坏参半。种族间的紧张得到了暂时的缓和，但在1805年又再次死灰复燃。当时，金总督为移民安置的事情和土著做最后商议，最终紧张态势得以缓解。植物湾土著潘坶嵬和他的儿子，多年来领导着西部地区攻击性极强的土著族群。他们对抗新移民的起义有复杂的原因。潘坶嵬很可能是杀死菲利普猎场看守人的元凶之一。他是否领导了反抗英国殖民的战争？他是否是当地丛林居民的领袖？还有个不易弄清的历史谜团，他的队伍里是否有发配到此处的白人罪犯？此类起义在后来的一百多年里时有发生。简单地用现代的二元观点来解释是不够的。尽管如此，潘坶嵬作为英勇反抗殖民者的领导人形象在两个世纪里有着很强的感染力。潘坶嵬最终被放逐并在1802年被想要领取赏金的移民杀害。那时，西方世界对澳大利亚土著极其好奇，国王下令将潘坶嵬的头保存起来，并寄往英国以作研究。潘坶嵬的儿子后来成为约翰·麦克阿瑟的朋友，并在当地的纠纷中对他施以援手。
此时的澳大利亚归金总督管制，他出身海军，是个严格执行纪律的人。他的脾气虽然暴躁，但是个善良的人。他审视着新开发的殖民地及新堡垒的建设。英法在北美殖民地进行的独立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在金总督的建议下，虽然热情寥寥，但对战争心存忧虑的英国政府还是在1803年派出了两艘载有罪犯和自由民的船只前往澳大利亚，参与建设新的移民点——菲利普港。这个移民点距离将来的墨尔本市南部100公里。金总督还派出一只载有罪犯和士兵的船只到达里斯东港口，于现今霍巴特地区的对面，开辟新的定居点。开拓新定居点的首要目的是及时预知法国是否要在此地移民，因为如果走水路的话，此地通过巴斯海峡就能到达法国殖民地，相隔不远。金总督和英国的报社都对未来在澳大利亚南部扩展殖民地的可能性抱有热情，并已秘密探寻过巴斯海峡的情况。金总督预见了殖民地开拓更多农田的潜力，他将更多的罪犯组织起来，分配到悉尼附近。
在不列颠对澳大利亚南部推进之前，一些杰出的航海家已经到过南部。殖民地年轻的外科医生乔治·巴斯，海军上尉马修·佛林德斯用一只巨大的露天划艇（他们给它起名叫拇指汤姆探索过南部地区。此后他们在1796一1799年间的航海中仅运用了风力帆船。这有利于年轻的航海者厘清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水路网络，并通过环游该区域证明了范迪门斯地区（塔斯马尼亚实际上是一座岛屿。两位航海者在来澳大利亚的船上相识，他们的科学探险出自对南部海域的探索热情和浪漫想象。将塔斯马尼亚隔开的海峡被命名为巴斯海峡。由于他们是以悉尼为方位参照，巴斯将当地海湾命名为韦斯顿波特（意为西部的）湾，事实上这个海湾位于墨尔本的东南面。其后的探险家们探索了菲利普湾，这个海湾的命名源自创立殖民地的总督之名。1802-1803年间，佛林德斯在侦查者号上环游，调查了整片大陆，填补了早期探险家的信息空白，特别是关于南部海岸的信息。佛林德斯在当时很出名，他的发现让大家接受了澳大利亚作为这片大陆的名字，而新荷兰则逐渐不再被提起。
两个新的移民点被证明并不适于生存。在菲利普湾的移民点，接近现在的索伦托，是将来这个国家最昂贵的房地产地段之一，但在1803年，这个地方沙化严重，不适于耕种。淡水供应不足，海湾的水也很浅，不能承载大吨位的货船，船被迫停靠在离岸较远的地方。在码头工作的犯人们不得不远距离运送货物。内陆复杂的地形不利于航海，法国人不会选择此地作为突破口。1804年，索伦托的司令官大卫.柯林斯放弃了这两个移民点，选择条件更好的霍巴特作为新的城镇定居点。在建设里斯东定居点时，士兵们可能向土著们开火并杀害了几个土著，但通常关于这种事的证据都不足。皇家海军成员柯林斯是随第一舰队来的律师，霍巴特和墨尔本的主要商业街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官方通常忽略了一点，他一直是“霍巴特镇”（命名源自罗伯特·霍巴特，当时的国务大臣）的司令官，直到1810年他去世为止。
1804年，金总督在范迪门斯地区建立了一个额外的定居点，用以强化对抗法国的地理优势。第一个点是乔治镇（命名源自当时英国国王的名字），在泰马河的河口。但1806年，定居点搬到了更好的地点——上游的朗塞斯顿镇（命名源自国王在康沃尔的家乡）。1807年，诺福克岛上的小股农业移民（他们大多是随第一次赴澳船队到达此地的）抛弃了诺福克，约有500人搬到范迪门斯。这些诺福克新移民，就住在霍巴特的上游地区。早期的范迪门斯地区，氛围非常轻松，罪犯们和自由民单纯地彼此为邻，形成微小、边远的社会。
欧洲各国的在新地盘上建立长期统治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认为占领欠发达的、采集狩猎者所有的土地是理所当然的。永久居住在这些地方是促使该地区转变为农业社会的关键步骤，尽管这会导致与当地土著的战争。1800年，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合法占领、世袭所有或强行占有间的区别依然很模糊。这也可以解释巴斯海峡的小股移民热。19世纪初，范迪门斯地区的白人人口在1000人左右。1803年，当地土著的数量估计在500～20000人之间，通常2000～5000人的土著群体更为常见。他们祖先的足迹可以追溯到3万年前，但海平面的升高，在长达12000年间隔绝了土著群体间的交流。和大陆土著相比，范迪门斯地区的土著个头更矮，肤色更浅，头发更卷曲，生活方式也更为简单，此外他们并无太大差别。范迪门斯地区的土著数量一度很大，但长期隔绝影响了族群的繁育能力。
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尽管发生在遥远的欧洲，依然让新南威尔士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政府担心罪犯们会趁机叛乱或法国人会攻击殖民地。更多的担心是害怕法国声东击西。法国国内的麻烦让它无暇顾及殖民地，尽管悉尼曾在拿破仑1810年的航海计划内（但并不是排在最重要的位置）。18世纪90年代，从遥远的欧洲不时传来恐怖统治、不停有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消息，处在边远地区的殖民地政府时刻处于紧张状态，移民城镇的人口基本上是现役罪犯或此前曾是罪犯，因此政府一直保持着严厉的防御状态。
1801-1802年间，一只法国科学探险队在尼古拉斯·博丹的带领下对澳大利亚和范迪门斯地区的南部海岸进行探查。博丹向当时的悉尼政府保证他没有殖民野心，但他的队伍里一些年轻的民族主义官员并不认可他的做法。这使英国对范迪门斯地区的殖民地一直采取防范措施。其他的法国探险先锋也在这个时期来到范迪门斯地区。他们对太平洋的科学探查做出了贡献，该地区的很多地理标志都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比如帮助绘制了该地区海岸地图的马里恩·迪·佛伦（1722），孔特·惠·拉贝鲁兹（1788）以及布鲁尼·邓特尔卡斯托（1791）。研究表明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及之后都没有在澳大利亚殖民的野心。
革命的影响依然在殖民地留下了印迹。1800年左右，一艘载满了爱尔兰起义（1798）犯人的船到达澳大利亚。爱尔兰起义联盟的成员大多是市镇里的中产阶级。不管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起义的目的是追求一个更民主、更独立的爱尔兰政府。他们联合了天主教农民群体，农民群体的要求是和地主达成更有利自身的租赁条件，其中夹杂了两者的长期矛盾。起义的领导者做好了迎接拿破仑的准备，拿破仑打算派遣军队帮助爱尔兰从正在欧洲作战的不列颠中独立出来。在政府的杀戮镇压下，起义失败了。其后，1803年的再次起义也被镇压。两次起义的领导者都被判处死刑，近千名起义者被判处流放悉尼，这些人大多在帕拉玛塔附近的政府农场工作。
悉尼的政府官僚并不喜欢这些新来的政治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刺激，悉尼政府的神经相当紧绷。殖民地的爱尔兰犯人对殖民政府的怨恨源自他们无法知晓自己被判处的罪名和刑期。由于审判是在军事管制的氛围下匆忙结束的，以至于判罚没有很好地区分流放犯人中哪些可以得到特赦。
1801年，金总督残忍地镇压了一次可疑的暴动。殖民地的紧张情况开始缓和。然而1804年3月，一支由200个罪犯组成的军队纵火焚烧了政府在凯斯尔山的农场，该农场就在帕拉玛塔附近。这支军队的领导人参加过爱尔兰起义，但队伍中包括了英国其他地区的罪犯。他们的武器一开始是木棍和园艺叉，一路上招募其
注：凯斯尔山起义高潮，1804年，无名艺术家作品。（雷克斯·南·凯威尔收藏，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他农场罪犯，同时抢夺所到之处的武器，向霍克斯伯里进发。霍克斯伯里有和他们一样遭受不公待遇的前罪犯们，如果得到他们的响应，叛军的力量就会更强大，甚至可以控制整个殖民地。叛军领导人希望能在港口弄到一艘载大家回故乡的船，但有人向金总督告了密，总督派出一支军队，协助新南威尔士军团在今天的劳斯山附近俘获了近400名叛军。有15～70名叛军被当场击毙，9位叛军领导在夜里就被绞死。还有9人被判处鞭打200～500下不等。还有50人被发配到纽卡斯尔的矿场服役。这些犯人是以煤炭资源闻名的卡尔河地区的首批常住居民。
人们对于叛军起义的背景一直没有弄清，但有详尽的证据表明，起义军错误地相信拿破仑的军队会占领殖民地。金总督一度怀疑一个以莫里斯.玛格罗为核心的团体。这个团体协助英国的政治犯和法国取得联系。金总督最后决定将这个嫌犯团体流放到范迪门斯地区。这个团体中温文尔雅的玛格罗很可能是澳大利亚第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是人们说的“苏格兰殉难者之一。1793年，因涉嫌在爱丁堡煽动革命，玛格罗被流放到澳大利亚。
此后，出现在殖民地的爱尔兰革命者都受到当局重视。出身北爱尔兰的亨利.福尔顿，英国国教的牧师，因为发过（和革命有关）密誓而被判刑。他曾是金总督的继任者布莱总督的牧师。不久之后，作为内皮恩岛前沿卡斯尔雷区的牧师，他主管一所学校，指导当地乡野孩子和罪犯们的子孙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理查德.德里的孙子是塔斯马尼亚的州长，詹姆斯.米汉是测绘局副局长，而约翰.德维尔是帕拉玛塔的郡警察局长。很多居住在悉尼西南面利物浦地区的爱尔兰人及他们的后代都融入了新南威尔士西南部的生活。爱尔兰罪犯和第一舰队装载的英国罪犯一起构成了今日澳大利亚人口的早期源流。美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聚集的地方，19世纪40年代，在成熟社区里大量的农民是新教徒。而在澳大利亚，早期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就曾同船抵达此地，他们没有宗教上的区别，共同塑造了今日澳大利亚独特的风格。
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革命者中出现了澳大利亚第一位天主教牧师。在此之前，澳大利亚只有一位英国国教牧师。起先由理查德.约翰森担任，后来由塞缪尔.马斯登继任。不知是否因为天主教牧师的缺乏，政府疏忽了在殖民地鼓励宗教多样性。悉尼的詹姆斯·哈罗德神父和詹姆斯·迪克逊神父最初的工资是由悉尼政府发放。但金总督开始警惕爱尔兰人集会，并开始起用盖尔人，撤销了神父享受的政府福利。神父们不得不低调地进行传教。他们回到爱尔兰后，殖民地在好几年时间里都不再有天主教神父。
在有预兆的特别情况下，殖民地发生了总督被反叛军团驱逐的事件。1806年，威廉·布莱接任了金总督的职位，他喜怒无常，欺凌弱小，满口脏话，但同时也是位勇敢而坚定的船长，1789年邦蒂号暴动发生时，他作为船长和支持他的海员一起被流放。威廉总督试图压制新南威尔士军团的势力，在威廉和金总督交接的过渡时期，军团在军队首领乔治·约翰斯顿上尉的领导下，通过土地授予成了殖民地上一大势力。伦敦授予军团的实际领导约翰·麦克阿瑟在悉尼西南面的康登附近一片巨大的地产，让他实现增加羊毛产量的雄心。
这激起了布莱总督的不满，他决定对抗军团的势力。他愤怒地说：“你们想拥有人们之前闻所未闻的羊群或牛群吗？”在很多方面，布莱是个优秀、强有力、善意而富有革新精神的总督，他得到了西部地区小农户的支持。然而就是一些小事，激起了军团的反叛。
就像当年他在邦蒂号上遭遇反叛一样。历史不能还原布莱如何因他的独裁、狂暴的脾气和侮辱人的风格给自身带来麻烦的，也不能体现他改革的热情。
注：推翻布莱总督，1808年。新南威尔士军团声称总督为躲避他们而藏在床底下。布莱总督说他是藏起来销毁文件，躲过逮捕后可以召集军队对抗叛军。
以两个世纪之后的眼光来看，这些表面的不和并不值得犯兵变的险以及因为叛变牺牲生命。然而，在1808年2月16日，这一天是英国人初登澳大利亚的第二十个纪念日，新南威尔士军团在约翰斯顿的领导和麦克阿瑟的组织下，向总督府进发并逮捕了逃往霍巴特的总督。约翰斯顿和其他军团领导想要向伦敦解释兵变，而在经过了漫长的庭审后，军事法庭对叛变做出了并不严厉的惩罚反叛者们被剥夺兵役，责令其回到悉尼附近授予他们的土地上，保证良好的行为。
注：速写——澳大利亚第一座英国国教教堂，建于1793年。1798年，圣菲利普教堂随之建立。（来源：米切尔图书馆）
注：①英亩，面积单位，1英亩约合0.004平方公里
3 澳大利亚的形成
澳大利亚大部分人群居住的地区在30年间持续变化着。1820年，欧洲人只占领了100公里的飞地，集中在悉尼附近。霍巴特、朗塞斯顿也有他们的前哨堡垒。当地土著住在千年前就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虽然没有文献记录。1850年，白人移民希望能将殖民地扩展到热带地区，除了山地和旱地，其他的土地都落入白人移民的统治之下。旧式由罪犯构成的社会结构已经在大陆上消失，这片安宁的大陆开始加入到世界中来。
引起这种惊人变化的媒介是无数靠人力踩出来的小径。1800年，澳大利亚只有几千只绵羊，大多数是早期随船只来到澳大利亚的绵羊后代。20年来他们繁殖了超过25万只绵羊，这些绵羊的毛质量上乘，能在伦敦的羊毛市场卖出很高的价钱。又过了25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羊毛供应地。
牧羊人驱赶牛羊群越过蓝山进入新南威尔士内陆，在1820年前后，牛羊群通过荒凉的砂岩地带悉尼盆地进入澳大利亚西南部，伊拉瓦拉和猎人谷地区。在范迪门斯地区，牛羊群的活动范围扩张到了有牧草的高地上，高地连接了两个犯罪移民的据点。18201830年间，白人移民在澳大利亚西部站稳了脚跟，并在不久之后扩张到了澳大利亚南部。1834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牧羊人和捕鲸者离开了有丰富食物贮存的范迪门斯地区，为了找到新的牧草，忍饥挨饿乘坐小船穿过风雨交加的巴斯海峡和海洋，发现了维多利亚州的波特兰港。接着范迪门斯地区的移民又发现了墨尔本。
英国移民们驱赶牲畜们闯过灌木丛，沿着车轮碾压出来的路径前行。其中一些路径以早期土著们踏出的小径为基础。林中树木还有斧头砍伐的痕迹，表明人们有意按照使用需求开辟了一些新路径。由于殖民地马匹不多，人们大多依靠步行，少数企业的领导者可以坐在马背上前行。公牛的繁殖引发了两轮牛车的兴盛。
这种车可以搭载少量货物。“heighhofornewcountree”就是一首讲述向丛林小径行进的骑兵队的歌。牛群哞哞叫着，尘土飞扬，
注：装载羊毛的马车从垫石山上下来（在蓝山脚下），S.T.吉尔0早期的牧羊人使用两轮牛车，因为乡村粗陋的道路不适合四轮马车的刹车和弹簧装置，也因此公牛在内陆的繁殖比马匹要多0（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狗在吠，羊群大声叫着，宣泄它们内心的不安。放牧迁移的大多数人都是正在服役或者服役期已满的罪犯，随后其他背景的人也加入其中。渐渐地，因放牧而迁移的人群中，无论阶层，都会戴巨朱蕉材质制成的平顶帽，穿红色或蓝色的T恤，用黑烟斗抽烟，大部分时间都胡子拉碴。其中一些畜牧者曾经是罪犯，或者是罪犯们的后代，更多人不是来自早期军团或者行政人员家庭，就是军团或这类家庭雇用的佣人。新南威尔士军团的背景在畜牧者中很常见，包括军团中的低阶成员。也有从不列颠群岛来的新人，他们中有人在母国就从事畜牧业，或者曾在印度服兵役，被澳大利亚蓬勃发展的羊毛产业吸引来。悉尼地区相当多的富有家族也将地盘扩展到内陆来。很多公司在悉尼当地和英国国内都有驻地，这样便于羊毛销售。有人想要增加家族的地产；有人则想得更为长远，在内陆建立贸易站点，然后再将之出售。
最受畜牧者喜爱的开阔草地地带，在新南威尔士被称为“plain”（平原）。但这样的地带是很罕见的。巴瑟斯特、亚斯和古尔本平原，远离新南威尔士南部的“蒙埃罗地区”，很早就被畜牧者占领了。从墨尔本延伸至南澳大利亚的玄武岩平原对塔斯马尼亚的畜牧者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这些生活在世外桃源的畜牧者们养育的羊群能产出最好的羊毛，比之前悉尼地区出产的羊毛还要好。
官方一直认为大陆上有不同类别的畜牧者。实际上由于缺乏调查和管理，畜牧者间的差别模糊不清。到了1830年，很多原属政府的土地被侵占，最后也得到了政府的授权，或是被买下。即使是未被分配的土地（按照法律需要得到批准使用的证明），也被用来放牧了。土地使用的标准变成使用者要有足够经验和资金使土地生产力最大化。“授权”通常指使用者先付给政府一笔钱（首付），然后在此后的年月里分期付清。然而，很多人，尤其是有犯罪背景的畜牧者，对还未分配的土地实行强占策略，他们是第一批“公地非法占有者”。
政府则参考在北美洲实行的政策，巩固扩张现有的土地，打击分散的非法占有公地。1826年，政府宣布了《移民点限制法令》，并指定19个郡县作为移民点，从悉尼向外推了150～200英里（250～350千米），以巴瑟斯特考兰地区，即今天塔里地区的曼宁河以及现今堪培拉南部的马兰比季河作为边界。土地的出售和授权都限定在这个范围内。然而，畜牧者和他们日益增加的支持者都反对这个限制法令，在1830年以前，他们就已经把畜牧地区扩展到法令禁止涉足的地区。起初，很多服役期满或逃跑的罪犯在这些地区窃取了很多牲畜、土地，而当地行为良好的前罪犯觉得为这些犯人们提供些牛羊是可接受的行为。虽然这些罪犯被贴上公地非法占有者的嘲讽标签，但他们得到了当地有声望的人的支持，这标签的含义开始等同于实际上的畜牧者，而不是社会给他们的贬称。这是《移民点限制法令少正反双方斗争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