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政府指派了少数人员在法令限制的地区管理王室土地，照看公家利益。然而三年后，政府不得不向公地非法占有的合法化妥协，出台了用费用换取畜牧许可的做法。这和早期畜牧者将畜牧范围扩大超过蓝山的情况相似。起初政府想要借用英国国内的做法，允许畜牧，但土地属于公共用地。然而数年后却变成了承认土地所有权私有。公地非法占有者们乐见其成。交费后，畜牧者可以取得土地的租赁权长达十四年，使用边界也更为明确。
错过草场平原的畜牧者在灌木丛中定居，很多灌木丛在此前数个世纪起就被当地土著有规律地焚烧，形成了开阔的地面和草坪。在19个郡县以外，当畜牧团体发现他们喜欢的畜牧地点时，他们会建立起大牧场（station或者run）。首先到来的人占领的是高质量的田园，随后到来的人占领了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地方，其中混杂了不同土质的内陆土地。政府的政策起初规定畜牧者要有4000只羊和200头牛才符合申请用地放牧的条件。此后要求变更为10000只羊和500头牛，并至少要有一个大牧场。政策规定的条件有相当的空间，不需要特别巨大的财富，一旦财政稳定下来，很多早期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克服。有钱人正日渐积累更大的地产和更多的财富。他们喜欢沿着水道建设自家宅院，并认为最完美的宅院就是建在河边。
新移民们在大牧场上选择合适的地点建造牲畜栏、宅地，甚至给工人们建造容身的小房子。这种小房子通常使用当地木材做成的木板搭建。工人们用泥和草的混合物填补板材的缝隙，再用树皮或者茅草覆盖屋顶。当租赁体系在19世纪40年代末确立时，超出法令限制区的牧场的面积大部分小于20000英亩，但有些牧场的面积超过20000英亩。在法令限制内的区域，牧场面积通常要小些，但牧场主的土地所有权是受保护的，因而也促进了牧场的发展。
澳大利亚终年常绿的优质牧草、充沛的阳光、企业成熟的技术、足够多的羊群饲养员、世界对羊毛原料的迫切需求都刺激了畜牧业的蓬勃发展。处在羊毛产业核心的是美利奴羊。西班牙统治者极少同意让美利奴羊的良种畜随商船出口到国外，直到18世纪末，西班牙革命期间，法国的介入终止了这种垄断行为。然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到国外的美利奴羊数量依然稀少。1797年，中途停靠在开普敦的商船将美利奴羊带到了澳大利亚。英国在拿破仑掀起欧洲战争的时期占领了荷兰的开普殖民地，以防其落入拿破仑之手。在时局混乱中，这批美利奴羊群被售卖。开往悉尼的两艘商船的船长出资购买了其中一些羊，尽管大多数羊在航行中死去，但幸存的羊群还是被军团和当地官员抢购一空。这些羊群后来成了澳大利亚羊毛产业的核心。随着西班牙霸权的衰落，饲养员们进口了很多美利奴公羊，大多数引进自德国东南部的萨克森一西里西亚地区。那里是西班牙外，第一个主要的优质羊毛产地。澳大利亚饲养员们将美丽奴羊和殖民地常见的南非人印度羊进行杂交。后两者的毛较为粗糙强韧，逐渐改良了新品种的特性，增加了新品种的繁育数量。到了1830一1840年间，市面上澳大利亚出产的高品质羊毛产量已经超过了萨克森一西里西亚地区。在1840一1850年间，西里西亚地区放弃了竞争。澳大利亚终年常绿的牧草地克服了牧羊需要迁徙的不利因素，而西里西亚地区的牧草地有限，在冬季还需要专门建房来保护羊群免受寒冷。澳大利亚进口了大量的萨克森公羊，随后不久，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德国人也开始移居澳大利亚了。
起初，羊毛产业主要集中在悉尼西部地区，此地可以远眺蓝山。服役期满的罪犯们转变成农民，在肥沃的低地种植粮食。而看管他们的前狱卒，带着正服役的罪犯工人在陡峭、土质较差的乡间畜养牲畜。由于澳大利亚牧草场终年常绿，阳光充足，满足了美利奴羊群对日光的要求，澳大利亚的牛羊数量在这个时期飞速增长。大部分的欧洲地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欧洲地区往往更为潮湿，不是最理想的畜牧场所。美利奴羊群在干燥地区的繁育数量比在潮湿的海岸地区多。
19世纪40年代末期，畜牧业的兴盛成为经济繁荣的典型特征。由于发展迅速，也出现了不顾后果的产业扩张和大量坏账。羊毛产业的生命线维系在英国对羊毛的高需求上，反映了时代对纺织材料的极度需求。时代对纺织面料的需求也带动了美洲地区棉花产业的兴盛。1839年，英国的纺织原料爆发了过剩危机，羊毛价格也随之下跌。但当时信贷宽松，所以羊毛产业依然继续扩张。好景不长，两三年的痛苦日子取代了先前令人兴奋的时光。澳大利亚依然有足够的新生羊群，有足够干燥的边远土地用于畜牧，但经济变得困难，日子不如往昔。
畜牧业对澳大利亚土地的影响并不大。在18401850年间，定居在新大陆乡间地区的白人约为5万人。从土地承载量方面考虑，这个数量没有对土地造成压力。为了清理出更多牧草场，人们环割树皮、砍伐树木，清除了很多灌木丛，然而直到20世纪，澳大利亚大部分土地依然覆盖着森林和矮树丛。畜牧业要求人们按一定的规律焚烧土地，促进牧草生长，如同千年来当地土著的做法一样。澳大利亚羊群的数量从1820年的9.9万只增长到1828年的80万只，并在1850年达到了1500万只。即便如此，这个数量还达不到一个世纪后羊群总量的百分之十。
很多新建的大牧场使用土著语言命名。悉尼在畜牧业向西迁移的时候引进了这种命名方式，用来表明这些土地是畜牧者和政府达成租赁协议后才占领的，并不鼓励畜牧者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土著们通常用当地的自然特征命名而不是起一个现代意义的地名。这种命名方式影响了牧场附近的庄园和城镇等的命名。而其他城镇和大多数的郊区在建立后通常会起一个英国或欧洲名字。
澳大利亚羊群数量的增加有赖于健康、合格和多产的小羊羔，只有少部分羊羔被用作食物。和羊群增长的原因相似，牛群在澳大利亚的数量也从1820年的5.4万头增长到1840年的37万头。澳大利亚的鲜肉市场有限，而牛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四只脚的流通货币，人们直接把它用于商贸交换。早期畜牧者用小公牛拉载四轮或两轮运货马车、犁，当时马匹在澳大利亚是稀缺资源，且价格昂贵，难以养护。马不能像牛那样从当地粗糙的灌木和草地里汲取足够的养分，还需要人为提供谷物做饲料。两轮运货牛车比起四轮马车更适合澳大利亚原始的交通情况。在道路交通原始的乡间地区，四轮马车不能刹车，安全操纵也是个问题。
牧羊人通常是正在服役或此前曾服役的罪犯。白天，他们带领约500只羊在各大牧场间辗转，找寻适合的牧草地。到了夜晚，他们把羊群驱赶进简陋粗糙的围栏里，以防羊群被在此地徘徊的澳大利亚野狗袭击。牧羊人们住在用灌木搭建的小屋中，有时也会有守夜人或小屋的管理人一起作伴。牧羊是很孤单的生活，很多牧羊人曾在伦敦或都柏林做过小偷，却在这种枯燥的环境下成为了优秀的灌木清除工，甚至在不久后转变成早期的牧场主。牧羊人的食物全部来自草原牛羊肉，或者是切碎的袋鼠或鸸鹋肉，配上果酱或茶。袋鼠的皮毛也常常被用作衣料和寝具。大牧场内的工作人员通常年轻粗俗，有时情绪不稳定，或者天生就是流氓和恶棍，他们被艰苦的生活磨炼得格外残酷。虽然他们友好地对待土著，但同时也抱有谨慎疑虑的态度。很快，由于畜牧无意地冒犯了由来已久的当地传统，彼此间的这种友好转变为暴力。在新地区开展畜牧的人们通常要配有毛瑟枪以自我保护。
在畜牧业的推动下，范迪门斯地区的白人人口在1810年达到了2.4万人，占澳大利亚非土著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十年前该地区非土著人口只有几千人。此地的新移民大多数是罪犯，使得出生在当地的白人数量快速增加，同时当地也有很多新来的自由民。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政府的大力推荐，同时自由民们自身也有资产，并获得了政府的土地授予。
19世纪20年代，移民们的目标是成为英国式的自耕农。这类自耕农有资产购置最好的生产工具，还有良好的耕作技术生产粮食，土地和使用罪犯雇工带来的出口收入足以使自耕农们抵御来自城镇的诱惑。澳大利亚此时要和南非的开普殖民地、美洲中西部和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区展开人力资源竞争。长距离、陌生感、严酷的刑罚氛围对于还需要自费前往的移民来说是极大的障碍，某种程度上又放大了澳大利亚的吸引力：除了自由，澳大利亚的土地比北美更靠近海港，罪犯工人的成本低廉，温润的气候使草场终年常绿。这些优点抵消了其存在的缺陷。土地授予的面积不是成千英亩，而是一次性授予上百英亩。但在某些适合的地区，也会授予少量面积的土地。移民的生活并不容易。航海的过程意味着和一群满怀愤懑的乘客几个月待在狭窄幽暗的船舱里，频繁地承受海上暴风雨的冲击。船上的饮食是又干又咸的腌肉和土豆，一直吃到它们腐烂为止。低级船上的饼干和粥的材料是晒干的豌豆，要是配给不足，连豌豆都很少见。
1831年后，土地以最低价格进行拍卖。1英亩（0.4公顷）5先令。此时大多数的土地已被绘制在地图上。土地出让是为了给贫穷的移民们提供能持续经营和改善生活的资本。起初土地价格相对便宜，约等于北美土地价格的四分之一，但1842年之后，升到1英镑1英亩，和其他殖民地相比，此处的土地价格不再具有竞争优势。此时，羊毛产业有了兴盛的势头。
史诗般的海陆探索发生在强占公地的现象大量出现之前。悉尼殖民地稳定下来后，移民们对更深入的内陆有过很多推测。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想法是内陆有一片海，也许出口通向探险家们曾经标注过的北部大河。很少人意识到，澳大利亚大部分都是极度干旱的地区。
早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19世纪初，船队频繁停靠在悉尼和霍巴特的港口，使两地成为贸易城镇，码头和船坞林立。越洋船只和当地的小型船只一样，通常停靠在霍巴特。船只通过废弃的港湾，沿着弯曲的河流而上，甚至因此起到灌溉霍克斯伯里河沿岸农田的作用。造船业成为吸纳当地劳动力的重要产业。到巴斯海峡猎捕海豹是另一项重要产业。几年后，猎捕鲸鱼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船队（尤其美国）来到悉尼和霍巴特。当时鲸鱼油在世界范围内需求旺盛，被用作灯油。当地企业也支持海豹贸易，前罪犯和途经此地的水手加入到猎捕海豹和鲸鱼的行列中来。海豹的皮和油，鲸鱼的骨头和油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大多数捕猎者集中在南部海岸及塔斯马尼亚附近的海域上。
离悉尼盆地西面80公里距离的天然壁垒蓝山，对于以海军进行管理的殖民地而言是个天然障碍。该地区有极易被腐蚀的岩层，经过千年演变，形成错综别致而又危险的悬崖，对早期想要测量此地的探险家来说是极大的挑战。茂密的森林覆盖着山脉，就像布拉格兰和格罗斯山谷之间被巨大的悬崖隔开一样。
1813年，历史留下了3位年轻的探险家的足迹。他们和4位助手一起，通过由大型山谷构成的堤道，越过了山脉。他们到达了山脉的西部斜坡，在现今维多利亚山的附近。 这3位探险家分别
注：今天的蓝山。山峰的主路由天然形成的堤道构成，穿梭在险峻的悬崖和巨大的山谷中。（单位：英尺①）
是：约翰·布莱克斯兰，是移民到澳大利亚的自由民，从事畜牧业；威廉·劳森，也从事畜牧业，此前曾是新南威尔士军团的军官；最后是出身于诺福克岛的威廉·温特沃斯，时年23岁，后来成为殖民地的重要人物，此时他刚获得自家的田产。他们探险的动机有冒险和好奇心的成分，但他们更想通过探险找到新的草地，此时干旱再度来临，天灾对悉尼盆地的草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人们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土著做向导，一些当地的土著确实知道堤道的存在。
注：杰克森港的入口和部分悉尼城镇风光，新南威尔士。（梅杰．泰勒绘制，1823年，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几个月后，测量员乔治·埃文斯带领了另一只考察队沿着工程师威廉·考克斯带领的犯人队伍于1815年开辟的原始道路穿越了巴瑟斯特。两年后，沿着悉尼地区道路网的古尔本路被开辟出来。埃文斯和他的上司，主管测量队的约翰·奥克斯利将军一起，在1817年和1818年展开了更深入的考察。他们沿着麦觉理河和拉克兰河进入了殖民地的心脏地带，并在回程穿过北部山脉，到达麦觉理港。奥克斯利还主导了从海路前往杰维斯湾、麦觉理港和摩顿湾（位于此地的布里斯班不久开始兴盛）的考察。
注：工程师、田园诗人威廉·考克斯，是主导蓝山道路工程的第一人。
1824年，哈密尔顿·休姆，出身澳大利亚的畜牧业者，以及他的儿子，自由民威廉·霍维尔，一艘英国船的船长，带领了一队人马，完成了白人首次通过悉尼和菲利普港之间未知地区的壮举。他们的行进方向和今天的休姆高速路大致相同。然而，宽阔的高速路并不是最快捷的路径。他们通过一片错综复杂的丘陵地带，那里地势险峻、草木丛生。最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的东边。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可以通过更平坦的路线折返。1827-1828年，植物学家艾伦·坎宁安带领的团队到达昆士兰东南部。
这些探险队穿过了一片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的乡野地带。在那之后，内陆地区的真实面貌逐渐变得清晰。有一位名叫查尔斯·斯图尔特的英国军官，希望能找到期望中的内陆海。18281829年，他深入新南威尔士的西部进行探索，结果只找到一条水道，水道尽头是半沙漠地带。第二年，他的团队又进行了一次真正能被载入史册的探险之旅，他们沿着休姆和霍维尔曾经跨越的马兰比季河进入瑞福利纳，这条河流此前从未被开发过，之后他们乘船直入墨累河口岸，墨累河也是由他们命名。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这条大河最终只汇入了一个浅水湖泊，而非他们期望中的一望无际的大海。在船员们J极度虚弱，食物补给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斯图尔特的团队成功地向上游航行，完成了史上最英勇的探险旅程。
1836年，当时的测绘局长托马斯·米切尔少校带领团队进行了最后一次东南部探险之旅，他们进入了被他称之为J幸运的澳大利亚的瑞福利纳和维多利亚州西部地区，后来这里成了一片牧场。他在报告中写道，他曾号召牧场主来该地区定居。此前，米切尔的团队已经绘制了19个郡县的详细地图，并勘探过利物浦平原，这里是新南威尔士中北部另一片优良牧场。在18401841年间，相互竞争的波兰人保罗·斯切莱茨基和苏格兰人安格斯·麦克米伦分别带领团队闯入蒙埃罗另一面的高山地区，结果斯切莱茨基发现了科修斯科山，并以一位波兰英雄的名字对其命名，这便是澳大利亚第一高峰。之后，他们探寻到了吉普斯兰，并以总督乔治·吉普斯的名字对其命名。
以上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探险之旅，但还有一些由移民者进行的少数探险，他们通常得到苦役犯和土著的帮助。历史上还有一些测绘员，他们为广袤的乡野地区绘制地图，为许多山峰、河流和其他地质地貌正式命名。根据指示，他们要在兼顾实用的基础上，尽量使用土著名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这些测绘员是典型的英国政府年轻雇员，符合少校米切尔这样的领导人的要求。像那些探险员一样，他们长期睡在帐篷里，与苦役犯、土著向导和驮畜一起赶路。
那些在澳大利亚更偏远地区的探险并不那么顺利，也没有发现富饶的牧场。爱德华·约翰·艾尔是一名具有探险精神的移居牧民，他带着一行人进入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的广袤地带，寻找新的牧场。1841年，他成了从东到西横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的第一人。由于炎热干燥的纳拉伯平原不宜居住，艾尔将大部分人遣返。他只带上了他的土著助手怀利一同前行，最终他们抵达了西澳大利亚的奥尔巴尼。一路上的艰苦跋涉，严重损害了艾尔的身体健康，之后的很多年他都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8441845年，德国人路德维格·莱卡特带领一支队伍横跨北海岸的新殖民地埃辛顿港（之后被废弃）。这支队伍野心勃勃，
但是缺乏组织性。虽然一路上遭遇了很多麻烦，包括在卡奔塔利亚港湾附近与土著居民的冲突中，有一人被杀、两人受伤，但是此次探险让人们对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有了更多的了解。1848年，莱卡特的探险队开始尝试从西到东跨越澳大利亚大陆，但从此杳无音信。同样是在1848年，土著们杀害了埃德蒙·肯尼迪，此人是发现约克角半岛的探险队首领；13人的团队最终有10人在艰苦跋涉中去世，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杀害。
当时，探险家们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都是英雄般的人物。远征探险还是小学课堂主题之一，老师们通过这些充满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故事，向孩子们灌输国家历史和地理知识。然而，20世纪末，新一代的教师和历史学家们却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些历史。他们认为这些探险家是土著家园的野蛮入侵者，在漫长岁月中，这片土地曾是土著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不论是非功过，大部分南部地区的探险旅程并未受到太多消极影响，一切仍旧顺利地进行着，探险队会在旅途中遭遇土著，有的队伍里甚至还出现了土著成员。然而，在维多利亚罗宾威尔地区的一次探险经历却遭遇了意外。据报道，当时米切尔和他的团队认为当地的土著居民对他们造成了威胁，因此他们开枪射杀了对方七个人。米切尔是一位与土著保持良好关系的探险家，他本人也引以为傲。这次事件让悉尼当局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
这些探险家们的主要目标是寻找新牧场，然后将这些牧场变为农业用地。后来，这些农业居住点逐渐向海滨地区延伸，因为海滨地区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当时，一些有犯罪前科的伐木工人开始对悉尼北海岸一大片茂盛的红雪松进行砍伐。雪松的成长期非常长，但是这些木材在伦敦能卖到很高的价钱，因此在经历一两代之后，大部分红雪松都绝迹了。与其他许多苦役犯工人一样，雪松伐木工人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
1820年之后，政府的角色开始逐渐发生改变。拉克伦·麦觉理是18091820年间新南威尔士的总督，他也是新南威尔士在任时间最长、最具远见、最伟大的总督之一。但是在他之后，总督的控制权开始逐渐被减弱。19世纪20年代中期，伦敦将范迪门斯地区划为一个半独立的殖民地，由副总督管辖，每个殖民地成立一个小立法委员会。总督任命一些政府官员和领袖公民为议员，必要时可通过当地法律提供咨询和协助（有时还进行批评）。人口增长、犯罪率下降（虽然犯罪数量并未减少）、领土及工业的极大扩张，这些逐渐将总督府掌权形式转变为多样化的掌权方式，19世纪30年代，人们对成立代议政府和民主政府的呼声开始高涨。
拉克伦·麦觉理是阿尔瓦赫布里群岛苏格兰麦觉理世袭首领的宗亲。在殖民地政府任命他为新南威尔士总督之前，他在北美和印度的英国军队中服役，且官至陆军准将，在一群海军军官竞争者之中，他是第一位成为总督的军人。在经过了布莱叛乱的动荡时期和新南威尔士军团临时政府掌权之后，他应时代召唤成为最适合的总督人选。他自负、独裁，但是坚定、务实、深谋远虑。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并对它充满责任感。在麦觉理眼中，新南威尔士不单是一座露天监狱。他鼓励被释放的囚犯们融入社会主流
注：总督拉克伦．麦觉理。霍克斯伯里．内皮恩的移民者委托画出这幅麦觉理的画像，以表示对他的尊重。这幅画像比当时大部分官员的画像更自然、更富有表现力，它至今仍悬挂在新南威尔士温莎郡的政府大楼内。
生活，并对他们发出总督府高级民事任命和邀请。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塔鲁格土著之间的团结，比如在帕拉玛塔西部的土著聚集区给他们分配小块土地，鼓励农业发展；设立当地教育机构；还举行一年一度的私人聚会。他经常深入殖民地各地，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盖尔语非常流利，这使他可以顺利地与爱尔兰人交流。最重要的是，麦觉理是一个建造者。他赞助蓝山探险队，修建了巴瑟斯特和许多其他道路，并第一个乘坐马车从路上驶过。继布莱总督激进的建设开端之后，麦觉理继续进行悉尼的规划和建设。在他任职期间，以亨特街为基础的正规道路规划开始实施。由于麦觉理，澳大利亚才有了第一批经久不衰的建筑。颇为贴切的例证是，至今悉尼街道旁仍矗立着一些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佐治亚风格建筑。在毗邻的皇后广场，始建于1817年的囚犯营也是出于对他的纪念。在许多项目中，麦觉理的得力助手是有犯罪前科的铁匠弗朗西斯·葛林威，他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建筑师。麦觉理建造的第一座举世瞩目的建筑是莱姆医院，这座建筑的一部分现今已成为新南威尔士国会大厦最醒目的廊柱型中心区；最初，这里曾是外科医生的住所。麦觉理还将霍克斯伯里零散的临时居住点规划成真正的城镇中心。刚刚到达时，麦觉理非常震惊地发现殖民地唯一一家医院居然是用帐篷搭建起来的。在未有现成资金的情况下，他准予一队建筑商和朗姆酒垄断商人雇用一批无需支付工资的罪犯工人，建造了一家正规医院。
麦觉理建立了利物浦、里士满和温莎郡以及其他一些更小的乡镇。他的名字不仅被用来命名主干道，还有河流、海湾、港口城市、通往伊拉瓦拉地区的山口以及其他许多地标建筑。甚至在现代，也有一所大学和一家银行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最重要的是，在注意到马修·弗林德斯使用了澳大利亚这个名称之后，他鼓励人们用这个名字指代澳大利亚大陆，弃用新荷兰这个名称。1818年1月26日，他举行了一场舞会，是庆祝第一舰队抵达澳大利亚大陆30周年的纪念日。这形成了正式庆祝登陆周年纪念日的传统，
在此之前，只有一些退伍老兵会举行一场狂欢午餐会进行庆祝，为我们可爱的故土喝彩。这一天后来发展为澳大利亚国庆日。
注：悉尼国会大厦，一部分是在麦觉理时期建造的，开启了麦觉理时代以其名字命名街道景观的先潮。（新南威尔士国会）
1817年，在麦觉理的支持下，悉尼商人成立了新南威尔士银行。两年后，他们成立了一家储蓄银行。随着通孔银元的出现，旧货币体系被废弃。由于当时大部分的现金都随着贸易船只从殖民地流失，因此朗姆酒成为物物交换的主要流通货币。后来，他们想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即在西班牙银元硬币上钻孔，如此一来，这种货币在殖民地以外就一文不值了，之后通孔银元成了主要的国际货币单位。由此形成的银元环价值5先令，这也是它的面值，
废弃的中间部分价值1先令3便士。
麦觉理赢得了新南威尔士人民永恒的爱戴，但是与其他许多政府领导人一样，他也有他的问题。虽然与塔鲁格土著居民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是他在处理偏远地区布拉格兰问题时则犯了大错，
导致了悲剧性后果。他将一位脾气暴躁的牧师驱逐出境，这让许多得到合理安置的爱尔兰人感到非常失望。最重要的是，因为在殖民地发展方面的巨大开销以及对犯人的笼络，他惹怒了许多社会上层人士，以及伦敦政府。这成为那些排外精英人士分裂的导火线，这些人没有犯罪背景，他们对麦觉理的统治表示不满，且伦敦政府对他在殖民地的巨大花销也十分关注，因此政府指派了一位名为约翰·托马斯·毕格的律师对澳大利亚的情况进行调查。毕格是保守派，与那些排外者观点类似。据他报告，罪犯的生活总体上过得太舒适了。麦觉理因此被召回，且遭受了残酷的迫害，之后政府不再免费授予前科犯土地，而且对于罪犯的惩戒更加严厉。毕格建议重用那些拥有资金和技术的自由移民，他认为这些人比那些埋头苦干的罪犯们更能有效地发展农业。英国官员开始担心那些罪犯不再害怕被流放，这会使得母国政府在英国的威慑力下降。
在麦觉理之后，总督们更加关注伦敦上级的要求，尽管在现代人眼中，历时四个月的决策过程确实非常漫长。托马斯·布里斯班也是一位苏格兰军官，他在1812-1815年间担任新南威尔士的总督。布里斯班脾气随和，常年专注于他的观星嗜好，特别是在伦敦或者当地奔特街官员做出决策之前，他更是完全沉浸于此。
此时，行政机构的发展也远远超出了一位总督能管辖的规模。社会发展对土地测量和罪犯监狱的需求不断加大，这些罪犯给新南威尔士带来了严重威胁，人们要求对他们实行更严厉，甚至更残酷的惩罚。这些发展集中在新南威尔士麦觉理港口、塔斯马尼亚岛的麦觉理港湾，以及后来以总督名字命名的布里斯班。昆士兰州设立于1824年，第一次选址是在雷德克里夫布里斯班市郊，但是在1826年，布里斯班成为首府所在地址。
注：托马斯·布里斯班将军，18211825年间任新南威尔士总督。昆士兰首府以其名字命名。(新南威尔州立图书馆）
在布里斯班之后，芮福.达令继任。他是一位较为贤明的保守派总督，同时也是一位军事家。他的任期一直到1831年，直至爱尔兰自由主义的英国国教徒理查德.博尔克被任命为总督。一位批评家称，达令拥有军士长的灵魂。他的保守派标签意味着他想要捍卫上流社会的统治地位、由教会（英国国教）提供教育的传统社会秩序，就像英国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博尔克的教会法案也为天主教和其他教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教会也能提供教育机会。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的教会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所有教会的神职人员前往位置偏远、人口稀少的地区任职。虽然之前的体制对其他教会也有一些资金补助，但是作为主要的教育提供者，英国国教徒从中得利更多。博尔克还建立了刑事犯罪的陪审制度，允许有前科的罪犯作为陪审员，而此前只有具有军事背景的人才能担当陪审员。
1843年，为建立一个规模更大、更强有力的立法委员会，澳大利亚开始实行普选。新委员会成员限制为富裕人群，但是大多数成年男性都可以参与投票，因此涌现了许多激烈的竞选活动。
对于那个流传已久的争论：哪些人应该授予多少土地，博尔克是第一个不用为此烦恼的总督。因为根据伦敦的指令，从1831年开始，澳大利亚土地基本上都要进行售卖。1827年，在达令统治时期，伦敦将新南威尔士的边界从菲利普时期的东经1410、南纬260延伸至东经1320。新的边界线将新南威尔士领土扩张至后来称之为西澳大利亚的地区，第一次将整个大陆正式置于英国政府控制之下。
1837-1846年，另一位将军乔治·吉普斯在职期间，爆发了最为严重的边境冲突，而且在牧民问题上，他比上一任总督面临的局势还要复杂得多，他希望从土著手中拿到更好的土地租赁条件以及自由裁量权。
在范迪门斯地区，18241836年间任职的副总督乔治·亚瑟虽然并未让所有人都对他爱戴有加，但他却是另一位值得人们纪念的领导人。亚瑟也是一名军官，同时也是一名严厉、专制的福音派信徒。就像麦觉理在新南威尔士的做法一样，他为此前毫无生机的殖民地小岛贡献颇多，但是他所拥有的名望大部分都来自其统治早期。1825年，范迪门斯还是一个独立的殖民地岛屿，亚瑟的权力比新南威尔士总督的要小一些，后者名义上是他的上司。在他任职期间，由于受到伦敦政策的影响，当地的罪犯和自由人口快速增长。虽然也受到了大肆批评，但亚瑟建立起了一个健全的行政机构，还修建了大量道路、桥梁和公共建筑，无论人们是否有人身自由，这样相对繁荣的发展给予了大多数人比在英国更好的生活。在他留给后人的这片殖民地中，罪犯们能够与那些人口相对较少的自由移民和土著居民融为一体，而且严重犯罪事件并未增加。然而，就像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亚瑟对土著居民的拯救并不十分成功。
1820-1840年间，在8万名罪犯当中，有四分之三都被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直至1840年，流放才真正终止。这是不列颠群岛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失业率和就业不足开始不断攀升，经济繁荣与萧条开始频繁交替。造成乡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将乡村重组为面积更大、更高效的单一“封闭式”农场。1825-1835年间，最大一批囚犯涌入澳大利亚。早前，当罪犯们能够更多地融入当地小社区的时候，他们活得更加轻松。1820年之后，罪犯们更多的是被缚以锁链，如集体修路，或者作为开荒团队砍伐森林（据称是要他们砍伐所发现的任何东西），或者带着家畜徒步进入内陆。他们成了第一代牧场工、修剪工、牧羊人以及赶牛人。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都是来自爱尔兰，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暴力犯罪分子，特别是在动荡不安、人头攒动的蒂珀雷里郡，他们是最躁动不安的一群人，甚至也有一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成为犯下轻微罪行的犯人。而之后，相比刑事罪犯而言，人们认为蒂珀雷里人更易相处，尤其是作为乡下工人，但是将他们看成是政治反叛者则有点言过其实了。流放的终结源于英国，而非澳大利亚。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更为保守的英国社会，孕育出以新教派基督徒为领袖的改革精神。从1833年开始，他们敦促国会立法，在大英帝国所有管辖地区禁止奴隶制度。不久之后，就轮到了澳大利亚。改革派担心在罪犯体制中存在隐形的奴隶制，许多虐待行为、土著的命运以及殖民扩张都游离于法律管辖之外。他们声称流放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
改革派还重新建立了监禁制度，之后，他们开始设立监狱。
1837-1838年间，众议院流放特别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有一部分叫嚣者对该体制抱有偏见和敌对态度，并怀疑它的准确性。对于流放罪犯极大地提高了无数人生活水平的观点，委员会成员们完全无法容忍。1839年，政府终止向新南威尔士输送罪犯（塔斯马尼亚岛并未停止），最后一趟运送罪犯的轮船于1840年抵达。1843年，除了小部分人以外，所有的罪犯都被释放，东部大陆上的罪犯时代宣告终结。
新一代的土著诞生了，土著是人们对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的称呼，他们中大部分人拥有纯罪犯血统或者部分罪犯血统。
土著或澳大利亚人这两个词通常是土著与白人的统称。货币男女和玉米秆是对白人土著的昵称。大部分土著都摆脱了罪犯的生活方式，身材也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加高大，他们自尊心很强，但对于他们的身份很敏感，乐于争辩，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森林地带居民。到1820年以前，受老一辈混杂口音的影响，尤其是伦敦腔和爱尔兰腔，他们的口音变平，形成了与众不同的鼻化音。到了1840年，澳大利亚形成了殖民腔英语，并在各阶层迅速普及。那时，自由移民的新时代开始了。1820年前，大约只有1000名自由移民抵达新南威尔士，这些移民不是士兵和官员（大部分人最后留在了新南威尔士），更多的移民去了范迪门斯。早前，英法间的战争使试图通过自由移民稀释犯罪人口数量的计划受挫，而麦觉理总督对犯罪同化的看法减缓了自由移民的输入。毕格报告显示，在1820年，拥有资金和技艺的移民在土地授予和出卖等政策的刺激下开始建立更大的农场和商业组织。同时，更多的优惠方案也有助于家庭妇女和罪犯家属进行移民。1830年后，整个扶持体系倾向帮助更为贫困的人移民到澳大利亚。在18世纪20年代间，大约有12000名移民者通过扶持体系的路费支持来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殖民地需要这些劳动力。大约在1830年至1850年间，自由移民者来到新南威尔士（其中也包括维多利亚和昆士兰）的数量达到117000名。之后，又有17000名移民者来到范迪门斯，38000名来到南澳大利亚，5000人次到达西澳大利亚。因此，就单单新南威尔士而言，在这20年间自由移民者的数量比过去51年流放罪犯的数量的总和还要多。澳大利亚政府对土地进行售卖为移民者的路费提供了来源和保障。
流放罪犯的遣送地点转移到了范迪门斯，1853年，约35000名移民在新南威尔士移民体系快要废除的时候，穿过巴斯海峡来到澳大利亚大陆的范迪门斯地区。这13年间的移民数量与之前37年的移民总数相当。澳大利亚大陆难以消耗数量逐渐增加的新移民。18世纪40年代，流放的罪犯较之前相比，以无报酬仆人的身
份被分配给当地定居者的数量明显减少。罪犯更多地在从事公共工程工作。其中一些罪犯较早地被施以缓刑和提前释放。在罪犯流放年代，唯一留存的监狱最终被开发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旅游景点。该景点于18世纪30年代建在临近霍巴特市的阿瑟港。此外，临近普尔角的地方还有一处少年教管所。
起初，尽管不用担心途中的路费，但罪犯的恶名仍使自由移民者望而却步。早期前往澳大利亚有路费补贴的人包括早期流放罪犯的朋友和为平衡性别比例而招募的女性。在官方看来，起初招募来的女性并不纯洁。但是，她们无疑会发现在殖民地的日子并不亚于往日在伦敦街上行走的时光。批评者称在此有太多的无业游民，但截至18世纪30年代，就业率得到提升，尤其在1837年至1843年及18世纪40年代晚期，随着大量移民者的涌入，经济开始走向繁荣。其中大多数移民都来自人口过剩的农村，他们大多数生活贫苦，其中还有一些是文盲。在英国蓬勃发展的民主精神在这些移民者当中也极为常见。目的地为墨尔本的移民潮始于1839年。不久，又转向布里斯班。这里的中级监狱已经关闭，而北方的大量区域则向移民们开放。自1838年后，公地私占的畜牧业主们已抵达未来的昆士兰。
1831年以后，土地售卖的部分收入已经开始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尤其使用在公路建设上。其中的多半收入用于建立支持移民路途旅费的移民基金上。如果没有这一基金支持，移民澳大利亚与移民北美相比就没有优势。前往美洲只需跨越大西洋，其间的距离是前往澳大利亚的四分之一，此外花费的路费也相对较少。在1815年到1850年之间，有超过200万的人从不列颠群岛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澳大利亚出现大规模移民有如下原因：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希望减少移民人口中罪犯的比例。而且在当时的澳大利亚，人们组建民选政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此外，澳大利亚男女比例严重不协调，为5：1甚至6：1，还需要更多的女性移民平衡性别比例。公地私占的畜牧业主对人力的需求也很旺盛，尤其是那些有技能的劳动力。同时，由于英国乡村失业率的不断增加，英国人口也不断增长。到1830年，英国舆论认为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应该是移植英国社会的全部样式。在此之前，移民都有其特定目的，或者前往美洲传播清教，抑或是将罪犯流放至澳大利亚大陆。
起初，公地私占的畜牧业主挑选了很多新来的移民。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对乡村和牧羊经历的歧视。与之前相比，移民中包括更多的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只有少量比例，早些年的移民都是爱尔兰的新教徒。德国移民也来了，他们主要分布在南澳大利亚。曾经，移民者一来就遭受着歧视。一些人抱怨道：这些移民者并没有强壮的身躯，他们大多来自爱尔兰。其他人则抨击这些移民来自一个监狱国家。一首俚语小调Jimmigrant成为流行的嘲讽语。随着时间推移，嘲讽的言语由omegranate石榴变成英国佬这种蔑称。
对于那些新来的贫困移民者而言，他们通常都要长途跋涉去谋份工作。这是令人非常震惊的事实。人道主义者卡洛琳成了移民的朋友，特别是女性移民的好朋友。然而，又像往常一样，他们很快就学会了生活在一起，移民和前囚犯快速融合，成了澳大利亚人的核心。
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新殖民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扩张性和创业精神。英国对西澳大利亚的占领始于1826年，在宏伟的乔治王湾港口，英国建立了奥尔巴尼的囚犯驻军基地。它的目的主要是压制法国，防止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动荡之后法国对澳大利亚殖民，这个基地从远离悉尼的地方雇用犯人，也用作西部的航运基地，英国和欧洲的捕鲸者在该区域的活动也很频繁。
英国并未正式占有大部分西澳大利亚的土地。关于澳大利亚大陆西部的主权问题，官方立场一直不清晰。因为荷兰从未试图开拓这块他们旧日发现的土地，而到访者通常认为这片区域是毫无价值的沙漠地带。官方的立场暗合了三个世纪前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海军成员路易斯·圣·奥罗艾林早在1772年就宣称澳大利亚西海岸归属于法国。但他在返航途中去世，法国也没有人宣称对此感兴趣。1791年，乔治·温哥华队长在前往悉尼的途中，发现了奥尔巴尼的西南角，并将其命名为乔治王湾，该地是现今奥尔巴尼市的旧址。同时，他宣称该海岸的一部分归属于英国。一年后，乔治·温哥华因其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探险活动名噪一时。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在1827年，杰姆斯·斯特灵率领的皇家海军到访了斯旺河，就是以后人们所称的珀斯。杰姆斯船长打算在此建立一个新殖民地。伦敦在1828年还派遣海军舰队从开普敦去往正式属地新荷兰的西面。基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东部陆地边界为东经1290线。该经线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以外的利益范围进行划分，梵蒂冈在400年前是两国缔结该条约的见证。随着荷兰进入印度尼西亚，该经线成为荷兰和葡萄牙在东帝汶殖民地利益范围的分割线。
斯特灵组织了一批有意愿的自费移民队伍，并许诺授予劳动者免费的土地。在斯特灵任命的州长陪伴下，他们于1829年抵达珀斯。然而，斯旺河殖民地的条件并不适宜生存。农民，甚至没什么事业心的水手都看得出来，当地土壤沙化，不利于农业的发展，河边木材也难以用于工程建设。之后，人们发现内陆具有更良好的农林业生产条件，移民们得以开始稳定的新生活。内陆的条件还吸引了上千名移民。在这些移民中包括捕鲸船上的逃兵。移民的观察结果之一是当地土著居民受到疾病的严重影响。这一观察结果直接指向19世纪20年代的“天花”灾难。
大约从1818年开始，南澳大利亚的移民未经政府授权就在袋鼠岛海域内猎捕海豹。甚至一些被绑架、被卖或自愿来此的塔斯马尼亚土著妇女，也加入猎捕海豹的队伍中去。在正式拥有西澳大利亚的土地之后，移民们的注意力又转向了澳大利亚的中心大陆，他们憧憬着在那里建立一块新殖民地。
一种非凡的价值观鼓舞着新殖民地向东挺进。1836年，移民在格莱内尔格的海边建立了殖民地。次年转移到多伦斯河畔的阿德莱德。该殖民地从新南威尔士分出，面积有限。直到1841年，
注：多伦斯河北部，阿德莱德，1841年。来自E.A.奥佩的现代版画。（源于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
这块殖民地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伦敦悉尼阿德莱德三方多轮谈判，最终确定了该区域现今的边界。探险家查尔斯·斯图尔特和其他人早已满怀热情地想在南澳大利亚建立一块殖民地，该地区的气候条件良好，满足英国人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又是一个小农构成的无罪犯社会。殖民理论家爱德华·韦克·菲尔德（他曾因为和未成年嗣女私奔被关进监狱）于1829年出版过论述系统殖民计划的书，该计划的基础是政府向小农户出售土地，土地的收益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思想对澳大利亚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福音会教派的商人乔治·法伊夫·安格斯热衷于该计划，他在利他主义精神和信仰自由等的基础上，帮助组建了旨在建立殖民地的商业企业南澳大利亚公司。1838年，新南威尔士来了一群转地放牧的风尘仆仆的畜牧业主，他们带来了大量的牛羊和已经成为他们雇工的前罪犯们，参与殖民地建设的当地居民对这种大规模转地放牧的行为十分厌恶。土地投机也成了殖民地社会的缺点。此外，从范迪门斯获释的囚犯移民也到此定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