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化背景下，1841年，南澳大利亚公司出现财政困难。然而不久之后，铜矿的发现引发了澳大利亚的第一次采矿热潮。新移民们离开康沃尔郡衰退的铜矿区，纷纷来到殖民地，在这里他们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保障。
1843年，澳大利亚遭遇了一场灾难性的经济衰退。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在1839年重创了英国纺织业，使羊毛价格暴跌，同时促使英国金融家们被迫暂时转移国内资本到澳大利亚，结果导致澳大利亚产生信贷泡沫。随着经济危机波及英国和欧洲，流入英国的资金骤减，尤其是羊毛价格降低，带给牧场主们极大的苦恼。牧场主经常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此外社会上还存在广泛的失业现象。为了生存，私占公地的牧场主只好廉价出售羊和牛以获得资金支持新兴产业，该产业生产被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照明行业的动物油脂。许多人在这次经济大衰退中遭受重创，有些人甚至彻底破产，其中还有一些之前非常富有的家庭。大量放牧许可证基本作废，新的牧场主开始进驻当地。蓄养纯种美利奴羊的牧场主原先青睐澳大利亚银行，而这家银行在经济危机中倒闭了，使得牧场主们更为苦恼。此外，土地销售量也在下跌，1843年到1847年间，几乎没有资金可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殖民地不再吸收外来移民。此次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相当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衰退。
如同所有经济衰退的历程一样，澳大利亚的经济最终迎来了复苏，尽管由于严重干旱，起初经济复苏的过程极其缓慢。此时，一个崭新、自由、民主的澳大利亚社会正在形成。澳大利亚社会经过未来几代人的建设将变得更有特色。
注：乌鲁慕鲁地区命名为爱德华·莱利的移民定居点。
①英尺，长度单位，1英尺约为0.3米。
4 土著居民对殖民的回应
在仅仅几年时间里，一种全新、生机盎然的生活方式闯入了地球上延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体系中。这个文化体系已经和外界隔离了近两三千年。土著对殖民的回应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敏感的问题，然而反映这种巨变的历史信息却有限又零碎，且往往相互矛盾，并不可靠。这些信息为历史学家勾勒出的是复杂的关系，危机四伏的社会。即使人们试图对其进行总结，也总有例外出现，历史信息中保存着大量的误解。关键是人们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了解土著的想法以及他们做出的各种回应。然而，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土著的生活方式消失了，土著总人数减少了一半，他们在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民族。
总的来说，土著并不总是抵制白人和畜牧业的，他们也在谨慎地接受白人社会的优点，尤其是可靠多样的食物供给。在部落生活中，严重的饥荒很常见。一天的狩猎失败、干旱或洪水的侵袭，都会导致食物紧缺。土著们喜欢，甚至渴望能有羊肉、牛肉、玉米和茶等美食。他们喜欢像移民那样，抽陶土烟管里的烟草，但可悲的是，土著们也耽于酗酒。他们看重铁制工具，特别是斧头和枪，甚至也喜欢欧式的服装和名字。无论何时何地，现代化进程都势不可挡。土著人似乎并不介意将欧洲文化像外衣一样披挂在本族文化之上。
注：库克河南岸边的植物湾。(JosephLycett)
他们将英国人的名字加入自己的命名体系中，土著的命名相当灵活，他们还学会了简单的英语。有些土著甚至接纳白人，使之成为反对敌人部落的盟友。然而，无论土著最初对殖民的反应是什么，殖民地的官员称他们为土壤上的原始居民，希望土著们能尽可能保有本族的特点。
土著对殖民的回应差别极大，并难以预料。有些平静地接受，有些在融入新社会的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冲突、抵抗和屠杀斗争。通常白人会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了部落间残忍的争斗和阴谋。殖民早期，相对于新来的移民，土著还是更关心部落间的关系。白人在殖民初期对土著居民有多少敬畏已不得而知。土著部落们认为新来的移民拥有魔法般神奇的力量，以为白人拥有浅色的皮肤是其死而复生的缘故，还有土著认为骑着马的人是一种独立的生物。然而，土著很快了解了有关白人的一切。关于白人的各种传言很可能在带着牛马的牧场主到来前就已在部落中流传。不同部落的语言也不一样，因此打手势表示话语的意思在部落交谈中使用普遍。部落中也因此产生了许多语言学家。
殖民地上土著和移民间最典型的交流情况是：当一个未来的牧场主在选择牧场地块时，他希望能和当地土著成为朋友，让土著了解、欢迎他。而他却发现土著们只会对他投掷长矛，或是掠走他的牛羊甚至谋害他的雇工。另一典型的交流情况是：土著按照传统，会把他们的女人借给移民中的男性欢好，以示接受男性移民完整地融入土著社会，同时也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回报。结果，土著会发现，由于误解的存在，或是使用了欺诈手段，白人没有付给他们预期的回报，或没有按期归还土著妇女。甚至一些土著女性还选择留在白人身边。一些白人，尤其是遣送至此的罪犯，对那些信任他们的土著居民往往都是乖张残暴的。在牧场边境，土著常常袭击白人，很可能因为白人曾经在性或牧场劳役上虐待过土著。土著还指责白人强奸和强行绑架妇女。其实绑架妇女的行为在土著社会里很常见，但白人却要用生命的代价来偿还。类似的丑闻报道往往与牧场边界的白人移民有关。很难辨别这些土著女性是否有向白人男性卖淫的行为。
社会矛盾在缓和前一度变得越来越糟。19世纪20年代中期，土著和白人的矛盾结束后，畜牧者畅通无阻，将畜牧地扩张到如今的新南威尔士州。19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管理王室土地资产的委员兼职保护当地土著，委员们给悉尼和伦敦的年度报告中，描绘了这段时期殖民地太平安宁的情形。委员们和手下的骑警更在意殖民社会里的逃犯和前科犯，而不是土著们的情况。对于牧场的白人工人来说，潜逃到宽广无边的地方，用偷来的羊（或许还有土著的帮助）建立自己的小牧场并非难事。
在新南威尔士州东部的森林高地上，土著很少，这个地方是第一批到内陆开拓畜牧地带的放牧人的定居点。大多数土著住在海岸和内陆河流旁边。当私占公地的牧场主涌进这片遥远的平原和山谷时，白人和土著的冲突更加明显。
1837年爆发的旱灾加速了放牧范围的推进。牧场主丢弃快要枯死的牧场，把它们留给新来的牧场主，自己则去寻找新的放牧地。为了寻找新的放牧地，他们从新南威尔士行进到维多利亚。干旱急剧地恶化了土著间抢夺食物的竞争，也为移民和土著带来了心理压力。
到19世纪30年代，白人经常认为澳大利亚是只属于他们的国家。白人被谋杀是土著和白人发生摩擦的导火索。土著与白人早期关系较为亲密的时候，白人曾更愿意接受，他们和土著间偶尔的刀兵相见，或者流血丧命都只是刚成立的新国家要付出的一点代价，特别是当白人犯下虐待土著或土著妇女这样人尽皆知的暴行时。当殖民社会的生活社区变得更小、更有约束力时，社区里的两个族群会更好地了解对方，彼此的掌权阶层也会和睦相处。但是，谋杀白人的浪潮逐渐席卷了很多地区，在当时，只有少数官员目光长远，大多数官员对两边文化和风俗的差异知之甚少，更别说个人了。报复的情绪瞬间膨胀，白人开始认为，他们至少要杀掉一、两个或者更多土著来进行报复，这样才能阻止再次发生针对白人的袭击。如果白人没有杀掉土著或发起袭击的话，他们会被外界认为软弱无能。
总的来说，土著只是本能地反对白人入侵他们的土地。和往常一样，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更可能是：由于当地习俗和法律的差异，导致地方争斗频繁。双方都认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大多数地区争端的频繁程度，并没能促使当地建立解决纠纷的组织。
因为大多数的争端都有其特殊的背景。至少对于缓慢的入侵的行为，例如那些迁移到本地的羊群、牛车和轻装步行的白人，土著们采取持续的抵御措施还算成功。白人可能无意中闯入了对土著而言有特殊情感与价值的神圣之地，但是关于这些纷争的记录并不多见。
无论最终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放牧租赁协议的本意不是剥夺土著居民的土地权，而是要和他们共享那块土地。有证据表明：当私占公地的牧场主将土著驱逐出他们的土地时，对土著来说，他们通常会选择继续待在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园，然后融入牧场的生活。牧场主驱赶土著的报告在接下来指出：英属澳大利亚土地租赁法案及该法案在殖民地的后续指令于1848年生效，法案提到租赁的土地上，除去小型宅基地和种植地为私人保留，其余地块由白人和土著共享。然而法案颁布时，牧场主已经占据了南澳大利亚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土著居民的权利一直不明确，再次实施新法律的可能微乎其微。1848年的立法给了牧场主们长期租赁土地的特殊权利。
对土地的习惯性占有，在当时全世界都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形态日益复杂，几个世纪以来，土地所有权制度向着更具体、合法的方向发展，但与其相关的立法却与其发展极度不平衡。而在早期的澳大利亚，变化是非常快的。
19世纪30年代，特别是悉尼和霍巴特，这两座城市经受着来自伦敦的高压，要求它们改善与土著的相处方式。当时英国政府受基督教福音派的影响巨大，所以1833年成功地在大英帝国内废除了奴隶制。一些侵略性较强的殖民地移民抱怨：当土著阻碍放牧时，埃克塞特厅（福音）的阻碍作用更强。他们还抱怨说，澳大利亚的城市居民可以无视他们如何对待土著。让他们爱你之前畏惧你是当时的一个共同口号。言不由衷的牧师和被驳回的现实主义者总是持对立的观点。
从1788年起，澳大利亚和英国政府达成一致协议要教化澳大利亚土著民众，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鼓励澳大利亚土著民众更高效地使用土地，并让他们学习英国法律及基督教义，使之成为基督徒，而不是像以往一样，侮辱、迫害他们。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殖民的最终结果，虽然过程漫长、痛苦。官员通常用野蛮或粗鲁这些词汇来描述土著，这种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描述并不公正，而恰恰这种生活方式又是官员们所想要融合的。
有假说认为土著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落后低级的，导致白人歧视土著的现象在澳大利亚内地十分盛行。对于外人而言，土著人的外观容易使他们感到困惑。与其他人相比，这种困惑不仅表现在其皮肤的颜色和面部特征上，还表现在其乱蓬蓬的头发、油腻的皮肤、单薄的衣衫及夸张的个人装扮上。随着欧洲的服饰和刀具涌入澳大利亚大陆，土著才开始改变上述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地区的白人成了人们所说的“土著人”。值得注意的是，
这与后来的“niggers（黑鬼）”慢慢混为一谈了。这个词更容易在种族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使用。后来他们使用“darKies”这一称呼，或者，还可以更恭敬地称土著为“thedarKpeople（黑色肤色的人）”。其后更长时间内，他们又成了人们口中的“Abos”。这一称呼在实际语境下，可以表示友好，同时也可以表示傲慢的态度。对官员而言，他们还是愿意自称为“新荷兰人”的。歧视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白人眼中，土著就是那些笨手笨脚、无能、只能靠苦力生存的人。但两个种族彼此大量通婚之后，在边疆地区的双方也存在信任、友谊及相互尊重。
实际问题时常需要解决。例如土著如何和牲畜共享自然提供的有限地表水，或是如何和牲畜共享富饶的土地，地面的作物来自土著妇人收集的食物根部和种子。牲畜会污染水沟，同样水边土著营地的存在也会吓走牲畜。土著很快喜欢上了欧洲品种的狗，狗游荡在居住地周围，有可能患病，身上也会带有异味。约1840年，巴那隆人在被暂时禁止进入传统的会议地——墨尔本时变得很愤怒，这是因为白人反对这么多的狗跟着他们待在卫生条件糟糕的地方。缺乏约束的狗也可能会杀害羊、惊跑牛。时间调和了白人和土著的这些摩擦，双方都没有引起严重的冲突。
历史文献中没有此时土著人口的可靠数据，但根据估计，在天花流行过后，1789年全国范围内的土著人口有30万人，1861年的记录是18万人，在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间，大约有5万至7.5万的土著居民生活在澳大利亚南部的牧场。当时半个大陆上的人口数量还没有现代的朗塞斯顿或巴拉腊特的人口数量多。在19世纪20年代末，第二次天花灾难随着放牧热潮席卷而来，让人口锐减了一半。同时天花也摧毁了人们的情绪，给人们造成难以估量的内心创伤。
内陆的土著和住在悉尼附近的土著一样，30到50个人居住在一起，是父系社会，他们是土著多样化的语言、文化团体、部落的次级团体中的一分子，这些土著团体的数量成千上万。
畜牧早期，土著人数大幅下降的原因众所周知，然而每个原因的比重却是未知的。这些原因分别是：与白人斗争。这是导致土著人口数量下降最引人注目、最简单可视、最著名的原因。总而言之，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第一次畜牧扩张结束时，南方大陆发生过的十多次主要，或未经证实但数量较多的种族暴力小插曲被记录了下来。
澳大利亚南部的土著死亡人数达到2000～3000人。这个死亡数字是以维多利亚确切的死亡人数（400人）为参考做的推断，由于推测的数字也可能低于真实的数据，这个推测遭到批判。其他殖民地的人口减少情况，也有一些粗略估算。但这些数字都不具有权威性。
大多数土著的死亡发生在法律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人们相信有能力的白人移民极少杀害土著。掩盖非法杀戮可能是普遍的事，但依然难觅踪影。胡乱的夸张之词经常通过以土著或白人在篝火旁讲故事或是在酒吧里讲故事的方式传播，这给估算死于白人手里的土著数量带来了困难。我们对于土著对人口减少的解释也要谨慎对待，因为他们解释时存在文化陷阱。在1820年至1845年期间，土著居民在类似地区杀害的白人数量大约有200人。这个数字是基于维多利亚白人死亡60人的基础上估算出来的。两个种族里死亡的主要是男人，这就减少了族群间武装冲突导致人口下降的可能。在一个一夫多妻、高度集体化的社会里，女人很容易找到新伴侣。
发现同伴尸体的白人很可能被土著谋杀。通常他们的头部会被棍棒打碎，肾脏会被扯出，在一些地区，在土著的一些古老仪式上，吃掉敌人身体的一部分，意味着能获得敌人的力量。肢解白人死去的朋友或熟人的尸体——也可以是活动物——是白人愤怒地反对土著部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时也是白人采取复仇暴行的原因。
种族之间的冲突通常在干旱时期变得更为激烈。确切的联系还未可知，但是土著人和新移民在旱期都更渴望得到食物和水，同时干旱也会对每个人造成心理压力，包括为了生存而负债累累的压力。有猜测认为——但没有证据——土著居民可能指责是白人带来了干旱。
注：1864年《墨尔本插画邮报》上的“当地土著攻击牧羊人的小屋”。注：1864年《墨尔本插画邮报》上的“当地土著攻击牧羊人的小屋”。
在澳大利亚南部发生的最严重的冲突和由此造成的死亡始于1837-1838年的严重干旱，并持续了五年。1841年和1842年是最激烈的两年。双方可能对彼此的态度都有些歇斯底里。白人担心这是土著长期的民众起义。他们认为土著们变得焦躁不安，与其说是由于白人占领土地这一行为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白人占领土地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因为土著人和白人打交道更为熟悉了。那时白人的武器正在改善，马也越来越普遍。在战斗中马的速度和压倒性的高度至关重要，而树木、岩石和其他堡垒对骑兵来说很困难，但当地土著人对此了然于胸。白人的雷管枪支比步枪更快、更可靠、更精确，几年之后被投入使用，但数量仍旧很少而且价格昂贵，制作也很粗糙。
那个时候土著和白人都认为他们从政府那得到的保护可能比从一两百个缺乏经验的警察那得到的保护多，这些警察坐在马背上巡逻那些在地图上未标注、无人居住又辽阔的地区，即现今布里斯班到阿德莱德，由海岸向内陆延伸的一块地区。白人诉诸掌握在他们的手中的法律，同时也有证据表明“gubnor”的信仰能让他们勇敢地面对土著。19世纪40年代早期，袭击羊群和宅田以及过度使用火器对抗牧场的情形被一个作家在19世纪50年代推出的书《波特兰（维多利亚）到怀德湾》（怀德湾在昆士兰的马丽伯勒附近）里提及。土著掠夺者对掠取食物、其他财产和牲畜的兴趣比对直接攻击人的兴趣更大。
土著想要枪，并不时地通过购买、借取和偷盗来获得枪。政府希望保持枪支不管在任何人手上的数量都能降到最低，但政府不阻止土著使用它们。土著使用枪支主要是用于狩猎，但在少数情况下也会用枪对付攻打他们部落的敌人。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土著用枪对抗白人的记录。通常的假设是，当土著和白人战斗时，他们更喜欢用他们习惯使用的武器。
引种的疾病。引种的疾病不同于天花，它具有毁灭性的影响。相对于白人来说，流感、肺结核和麻疹对土著的危害更大。由于殖民地没有医药史，所以感染疾病的原因和人数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估算。土著的肾脏先天性明显弱小的原因一直很难找到。土著对抗常见传染病的免疫力似乎比白人弱，而且起初还不知道怎么诊治这些传染病。他们赞赏政府每年发的礼物——毯子，他们有段时间喜欢穿欧式服装，但起初他们还不能理解人造布料为何不像袋鼠和负鼠皮那样防水。户外生活也妨碍了土著人身体的康复。有时生病的土著人进入丛林，试图恢复健康或是死去，他们和家人隔离以防传染。但是在树皮搭建的狭窄空间和在篝火旁的亲密群居生活也会传播病菌。在更为寒冷或全是高地的澳大利亚南部地区，特别是塔斯马尼亚，传染性疾病似乎更致命，而越往北疾病的影响就越低。在19世纪30年代，传染病更为猖獗，白人的人口数量尤其是儿童的数量急剧上升。有了这些经历后，澳大利亚人变得相当擅长预防严重疾病的感染，并且身体保持得比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更健康。
小型家庭。记录显示在白人占领的早期阶段，土著儿童的数量急剧下降。这可能是人口减少的最大原因。一些成年人没有孩子，似乎越来越多的孩子变得体弱多病。土著家庭从来都不是大型的——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白人——而且婴儿死亡也是常事。但性病，尤其是摧毁了女性的生育能力的淋病，也起着残酷的作用，因土著和白人有互换妻子的习俗，这些疾病在土著和白人间传播。有人猜测——虽然这些都过去了——1788年前的澳大利亚来客，如印尼渔民和欧洲的探险家以及他们的船员可能已经将这类疾病带进了这块大陆，但自1788年起，性病在犯人和来访澳大利亚的海员里太常见了。要做出可靠的估算不容易，但一些报告显示，某些土著社区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90%的人患有性病。
部落的土著人也会杀婴，这是一种限制人口使用自然资源的古老方式。这种方式通常在危机时刻用得最多，而且同样适用于其他狩猎民族。关于它在何时何地发生的这类细枝末节的信息并未留下多少记录，然而最后杀婴却变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话题。闷死或是勒死新生儿是常用的方法。土著还专门使用杀婴的方法来杀死天然有缺陷的孩子，包括早期许多有欧洲血统的孩子。威廉姆·托马斯是一名传教士，他记录了1839年至1840年，墨尔本附近的莫宁顿半岛常见的杀婴事件，这显然是土著对白人移民的回应。没有暴力，但有一些限定的条件，土著人似乎接受了白人的到来。他们自己的长辈和传教士们提出反对杀害婴儿的建议，但并没有成功。更为常见的是当地还采用一些粗暴、危险的堕胎方法，例如在孕妇的腹部跳跃。
部落战争。部落间的战争虽然有仪式化和半娱乐的性质，但是却时有发生。很少人在这些战斗中丧生，但是在几年里因频繁的战争造成的死亡值得注意。更为致命的是鲜为人知的战争不时爆发。有猜测认为——但是几乎没有多少证据——白人的存在使得部落战争增多，例如增加了部落间因女性或食物而产生的战争。据托马斯教士记载，约1835年，当来自吉普斯兰的一群战士在后来迅速繁荣的墨尔本郊区袭击了还在沉睡中的巴那隆部落时，共有77人死亡。来自吉普斯兰的科奈人也认为这几乎消灭了待在西部港口的土著人。争执的起因和时间尚未可知。
报复杀害在部落间也很常见，仇杀经常出现，是部落间持久紧张的源头。除了老死或是在战争中死亡，土著们认为其余的死亡都是敌人的巫术造成的，因此会通过杀死可疑分子来复仇。有时白人被杀是因为当地土著人认为一个可能完全无辜、不知情的白人引起了巫术，导致部落人死亡或是其他灾难。这说明土著对待白人就像对待其他部落的人一样。然而，土著通常允许白人进入他们的领土，似乎对待白人比对待“澳大利亚土著”更为宽容。没有经过允许仪式进入部落领地的“外国”土著人会被立即杀死。绑架妇女是另一个土著报复谋杀的诱因。
种族融合。一群数量未知的、具有部分欧洲血统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进入这个殖民社会，不会被算作土著人。这对和白人成为伴侣或和白人结婚的混种女人来说是正确的。
当羊群和牛群踩踏土著人特地收集的根和种子并使得地面硬化时，土著正遭受着白人放牧入侵带来的食物资源匮乏。一些地区袋鼠和负鼠的数量在下降，但是它们在其他地方数量又上升，因为澳大利亚野狗被毒死了，所以证据反映的事实是复杂的。牲畜使得许多有用的水潭变得污浊。当土著人在水边安营扎寨时，牧场主发现他们的牲畜不再靠近水。19世纪30年代晚期，墨尔本附近白人数量的激增使得土著人的生活更加悲惨。
和新来的移民和平相处，土著可以从牧场获取肉类供应，不论这供应是作为工作的酬劳还是施舍，都允许土著们保持一个更安全、更多样性的饮食习惯，而不是旧的饮食习惯，旧习惯总的来说并不健康。当地土著通常“进来”，正如字面表达的意思那样，把他们的生活融合到他们的“家园”身份里。土著很快也开始在一些城镇里露营。有时土著和白人之间还会有一个正式的协议，例如居住在维多利亚中心和北部的库林人和墨尔本创始人约翰·百特曼之间的协议。官方否认这个协议，但是参与其中的土著人重视这个协议。这些驻地和当地人之间的协议虽然没有被记录，但可能有很多。
对野外生活至关重要的陈旧、严酷的实践——杀婴、部落冲突、死亡、其他因违反部落法律的行为会受到的残酷惩罚、土著对巫术和邪恶灵魂的恐惧渐渐消失了。支撑土著的古老文化和生活方式持续的情感力量依然存在。土著是否被悲伤压倒？或是他们明智地融入这个畜牧社会了吗?他们比以前吃得更好了还是他们大部分人还在挨饿，土著为了生存转而去乞讨或贩卖妇女了吗？证据确实存在，但反映的事实是复杂的。
白人和土著冲突激烈的时候，如1838年和1841—1842年间，白人对土著下毒的谣言被四处传播，但罕有证据充分的案件支持这一谣言。在这段历史时期，种族间流血冲突增加，下毒谣言激发了土著的恐惧和愤怒之情，他们粗言恶语地酝酿报复，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据称，下毒谣言的流传始于牧场主或官员为平息紧张局势，禁止罪犯携带枪支的时候。通常，大牧场会保证汞和砷的供应，用于治疗受伤的羊或用来毒杀澳大利亚野狗，牧场里有汞和砷引发了大多数下毒谣言。白人“嫌犯”多次坚称他们警告过土著，牧场给澳大利亚野狗的羊肉是有毒的，但土著不听。邻近新南威尔士格拉夫顿的一位牧场主被土著放逐，他被指控在1848年使用有毒的面包作为酬劳，支付给土著工人。这位牧场主拒绝缴纳保释金。被土著指控下毒后，这位牧场主的羊群迎来了土著的大规模攻击。土著发言人经常声称牧场主将毒下在水塘中，这种说法想必源自旧日部落间斗争的经验，却缺乏证据支持。鉴于当时地表水的短缺，甚至无法满足人类和牲畜的基本供水，这种说法必然受到质疑。
白人煽动种族冲突的最大原因是土著经常随意拿走或杀死牧场主的牛羊。对牧场主来说，这是盗窃行为，无论盗窃的人是白人或土著。而对土著来说，这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对所有动物行使的一个古老权利。
注：塞缪尔·托马斯·吉尔的“复仇者们”。该草图没有日期。夜间对露营的土著实施报复性反击经常会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的图示期刊上，这显得老生常谈。
边境冲突已慢慢消退至澳大利亚北部，尽管这种报复行为的小道消息甚多，但报复行为是违法的，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该行为的存在。塞缪尔·托马斯·吉尔到达阿德莱德时还是一个男孩，然而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他可能是当时最多产的殖民地艺术家，他主要创作了一些素描作品，他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录者。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对于牧场主，盗窃牛羊的情形令人绝望，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通常还有沉重的债务——都与牲畜捆绑在一起，毕竟牧场的土地、建筑及设备花不了多少钱。土著的大规模盗窃，或盗窃价值大的动物，如做育种的公羊，将摧毁一家负债累累的农场。最极端的情况是土著同时盗走数百只羊。土著肢解偷盗来的动物则进一步激怒了白人。如，土著部落经常会打断活羊的腿，或挖出它们的眼睛，以使得这些动物无法逃跑。起初土著只是偶然偷盗农场的牲畜，也会用长矛投掷猎物。但约在1838年，这类针对牧场牲畜的袭击大量增加，造成了19世纪40年代初白人和土著间的危机。土著们是否模仿了白人罪犯偷羊的做法，或被白人罪犯教唆，他们受此影响到了何种程度则是另一个未知的问题，但肯定值得怀疑。
土著偷走牲畜的行为存在各种动机。一部分人是因为饥饿，或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因为牧场主在他的土地上放牧。但通常土著偷盗牲畜是为了惩罚，甚至是为了赶走那些牧场主，因为土著觉得这些牧场主在某些方面虐待他们。盗窃羊的土著团伙——同样也有白人团伙——都是“野外伐木”的年轻人。白人逃犯是很好的盗窃教唆者，因为在大规模畜牧的早期，政府似乎更在意白人盗窃牲畜，而不是土著。
牧场主对盗窃行为展开反击，主要是开枪吓唬土著，然而步枪里装的子弹一不小心就会走火，让人重伤，甚至死亡。杀人是非法的，可以掩盖，但要想一直没人知道是很难的。这种报复性的攻击(不仅仅是械斗)到底杀了多少土著未知，但有些袭击几乎到了“大屠杀”的地步。
有时，有马的邻近牧场主们会带上枪结成一队，为了“给土著一个教训”，但是要找到土著的营地并不容易。对土著营地进行的拂晓突袭在19世纪后期是最常见的边境种族冲突诱因，然而土著已有几千年防范敌对部落突袭的经验，并且在陷入麻烦时，他们很擅于隐藏营地。带来大量人员死亡的械斗往往不仅是只靠愤怒，出于特殊原因，有组织的白人会带一大群人与土著们谈判。按照土著的风俗，面对部落敌人时，他们会在身上涂上油彩，然后像橄榄球队那样一字排开，他们在某些场合也这样面对白人。这有可能造成和白人的械斗。大多数时候，在作战时土著会精明地利用灌木作为掩护。
注：与博根首领的第一次会议。这个场景出现在托马斯·米切尔1838年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三次探险中。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土著对澳大利亚的了解比白人更深入，因此绝不会是带枪白人容易攻击到的目标；他们占据优势，尤其此时白人士兵和牧场主只有很少的几匹马。直到19世纪50年代之前，牧场主的枪支大多是毛瑟枪，这种枪经过一两次射击后就需要重新装填火药和铅弹，潮湿天气下，枪支发射并不灵光，并且超过50米射击就不太精确。政府禁止服役罪犯持有任意形式的枪支，并且牧场主也不会轻易地武装囚犯工人，不过他们会给独自且可能遇到危险的放牧人提供武器。大多数罪犯也不习惯一直使用毛瑟枪，毕竟这需要经验，并且他们的武器很少是最好的。那时对严重屠杀事件的报告显示，手持利剑或单发手枪才算拥有致命武器。但能运用这种武器的近距离接触并不常见。
事实上，在发生白人和土著的冲突时，白人的装备并不比土著的精良。土著投掷的长矛能准确到与步枪差不多相同的程度。他们通常携带三支或四支以上的长矛，可以非常迅速地把它们投出去。土著善于把握时机，以躲避步枪射击，尽管飞溅的子弹也会造成令人剧痛的伤口。而长矛不像步枪的子弹，一个动作敏捷的白人有时也能躲开长矛。不过落到身上的子弹往往一枪致命。
许多土著妇女喜欢白人男性，也许还喜欢他们的结实住房。即使是不起眼的木板小屋也比树叶做的草屋强。有些妇女想结束被迫且不幸的婚姻。她们甚至可能发现了一些牧羊人的内心比自己的丈夫要温和许多，毕竟部族社会常见的就是对妇女的暴力，即便也会有亲情存在。土著社会中的男人将自己的女人视为私有财产，男人们会永久和她们住在一起，彼此间没有甜言蜜语，也不会送礼物。很难弄清楚土著妇女融入白人社会的途径到底是被绑架还是自愿行为。
随着时间推移，土著部落的人数在下降，此前土著妇女生下白人口中的“混血儿”，渐渐被抚养长大。尽管有土著妇女待在牧场主的家中作为其伴侣，但种族结合的主要形式是土著妇女与孤独的放牧人或犯过罪的畜牧工人结合。通常情况下，牧场工人们年轻、无知，甚至有时有点古怪或被艰苦的生活逼得残忍。其中某些人似乎已成为虐待狂。他们和当地土著成为好朋友，但是彼此对对方都极其谨慎，而且并不信任。当牧场工人无意间做出超出土著古老行为界限、威胁其生命的事，双方的友谊可能会很快变味，或演变成暴力。
5 法律的边缘
法律的边缘官方的深度参与曾帮助各种族变得亲近。然而在新占领的地区，无论是18世纪90年代的霍克斯伯里或19世纪2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的具有广袤无垠的丛林和平原的内陆地区，不知所措的官吏都无法有效使用以往的法律手段。
在悉尼西部，肥沃的霍克斯伯里山谷地区，与土著一起生活的白人农场主们遇到的最明显的挑战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干旱期内开始出现。从短期来看，这也是争夺生存权的时候，因为两边的人都需要这片土地上的潜在粮食产出。悉尼附近的Eora人的主要食物是鱼，而几千名白人并没有扰乱悉尼海港丰富的鱼类供应。鱼的数量在冬季会有自然性的减少，同时Eora人好像很喜欢新邻居提供的额外食物。然而内陆的塔鲁格人，则将河流滩涂上的山药根作为食物，如在第2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非常讨厌这些不请自来，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前罪犯们耕种土地和消耗着他们的粮食。这样几年后的结果，通常是双方发生致命的冲突。
尽管一开始很糟糕，但是慢慢地，内陆的塔鲁格人成了最融入英国社会的土著群体之一。他们中有些人接受了总督麦觉理和布里斯班提供的农场或教育，并且与白人的通婚在他们之中相当普遍。亚拉芒迪的女儿，也是尼比恩(他被一些人认为是一些早期事故的策划者)的长辈之一，1819年在100个白人及20个土著参与的教育考试中考了第一名。1826年，她以玛丽亚的名字嫁给了一个犯过罪的英国木匠罗伯特·洛克。他们占据了一个农场，并生了十个孩子，这是一个家族王朝的开端。这个家族最终扩张为数百人，其中既有土著，也有白人。她非常优秀，但也有许多其他人与罪犯结婚或做伴，建立起农民和伐木工的家族。这种官方希望看到的融合的主要障碍仅仅是因为当时大多数土著更偏爱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巴拉玛塔的麦觉理土著学院待上太长时间，巴拉玛塔也就是后来的黑镇(“土著小镇”)，或让他们永远留在官方提供的农场。
土著进行的第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816年一次大干旱之后，发生于悉尼西南部的阿平镇。从阿平延伸到亚斯，甚至远至蓝山山谷的区域中的罗沃语系土著偷袭了位于内皮恩山谷(毗邻霍克斯伯里)下游的河岸平地上的白人农场。罗沃人是塔鲁格人的世敌，他们在塔鲁格土地上进行的经常性袭击波及了新的白人定居者。最南端的布拉格兰族群(他们的家乡是在一个以布拉格兰为名的山谷中，这个山谷后来变成了悉尼的主要蓄水库)的袭击是最出名的。整个族群突然袭击了农场和农庄，收走农作物，刺死了动物，并且杀害了抵抗的白人。
麦觉理总督已经在其他事项上强调过，派遣两支部队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并且最好不要用暴力，而是尽量带回犯人(其中大部分应当会被严厉批评，然后被判入狱几个月)。当时的想法是，一个军团沿着下游行军，将罪犯赶入第二个军团的包围圈。不管传统的用军队维持治安的做法实际效果如何，这在悉尼西部盆地却是很不现实的。士兵们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徒步行军好几天，却没有看到任何人。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处夜间的篝火，就开始朝篝火射击，杀死大约16个土著，抓住了3人。死者中有几个是妇女和儿童。士兵们似乎在黑暗中随意射击，这是他们当时的唯一选择。这是第一次为控制土著，在澳大利亚部署了主流的英国陆军部队。新南威尔士军团在1808年的叛乱后解散，因此1809年麦觉理带来的是新南威尔士第一军团。土著与新近抵达的男性牧人之间的暴力冲突爆发于1824年的巴瑟斯特地区。在1813年的边界线划定之后，麦觉理一直保持着白人占领区的良好治安，但之后毕格报告称放牧和政府批地需要大量土地。牲畜数大量上升，导致土地及水的使用竞争加剧。
由于政府缺乏经验，监管不力，甚至吓坏了年轻白人，可能包括逃犯，他们做出的鲁莽、伤人、欺骗或不诚实的行为，似乎已经引发了一场大灾难。各种事件最终导致当地的瓦拉哲里族群和男性牧人之间的争斗。总督布里斯班派出了一小队军队，宣布戒严，历时四个月。士兵们长途跋涉，却见不到土著。这一时期估计有多达100个土著被杀害，尽管官方数字是大约14人，又或是被杀害的欧洲人数量的两倍。官方报告中较突出的杀戮是对马奇附近的里尔斯顿居民进行的一次杀戮。友好对待土著的定居者似乎没有遇到那么多麻烦。当时巴瑟斯特马奇惠灵顿地区的土著人口估计为500～600人，因此，即使不到20人的死亡数，对一个小型社会也是毁灭性的打击。据称最大的重创来自传言中由巴瑟斯特北部索法拉地区附近贝尔瀑布的居民和军队实施的大屠杀，然而相关的证据非常少，并且不太可信。这个地区的瓦拉哲里人的领导人为Windradyne(另有外号称星期六)，一位民间英雄，很久以后巴瑟斯特附近地区为其塑像纪念。在数月的紧张对峙之后，Windradyne和其他领导人与军队开始和谈，并在该年的晚些时候，与布里斯班总督在巴拉玛塔举行了会见仪式。然而不幸的是，此后不久，第二次天花疫情在瓦拉哲里人中爆发，并造成了惨重的死亡。
同时猎人谷内部也报告有暴力冲突发生，这里的河岸平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居民设置的栅栏和障碍物。这一时期有许多富裕的移民，其中很多是新来殖民地的人。他们占用了猎人谷中的政府批地。他们的庄园，如毕格报告所描述的，大到足以雇用——消化——快速增长中的新犯人。当地土著一开始表现出欢迎新居民的态度，但后来转而反对其中一些人。边境地区常有抱怨称土著“很奸诈”，外表表现很友好，但随后就会发动袭击或谋杀。白人还指出了一些类似的“背信弃义”的情况。移民者们试图让当地的Wonnarua人离开他们自己的家园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总督布里斯班派出了一队骑兵支队，由好斗的罗威中尉带领着前往猎人谷。罗威曾试图射杀土著囚犯，后来以军官为主的陪审团宣判他无罪。边境发生冲突时，无论起诉白人还是土著都是很困难的。不仅因为殖民地陪审员的偏见以及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巨大障碍，还因为非基督徒的土著并不能给自己的作证宣誓。
收集足够的证据进行起诉也非常困难，如何逃避土著的自卫索赔请求更是如此。一个理论性的基本问题出现了：政府是否应该把土著视为享有充分权利的英国国民或自己土地的捍卫者？然而这也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快速而有力的血腥回击比长期的温和做法更能减少未来流血事件的发生。对于处理边境的种族关系，可选择的方式很多，然而，任何一种“原则性”的做法，其效果都有限。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执法多数由步兵、当地犯过罪的警员或土地治安官执行。殖民地的马匹十分稀少，并且没有几个士兵受过骑马训练。发生巴瑟斯特的事故之后，悉尼政府组建了新南威尔士骑警以更换规模小，且组织松散的马警。骑警或士兵，通常以四到六人为一个单位，这些都是当时从殖民地的英国军队特遣分队临时调派来的志愿者。土著经常会被招募来协助他们，以贡献其宝贵的跟踪能力。这些士兵在马背上工作，他们来自坎贝尔镇、古尔本、巴瑟斯特和梅特兰基地。塔斯马尼亚和其他殖民地也有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军团。与大多数平民不同的是，士兵装备的是射程较远，长筒的贝克陆军步枪，不过在马背上更为方便的是射程短些，更轻便的卡宾步枪。在丛林中，士兵穿着工作衬衫，蓝色或绿色夹克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巨朱蕉帽子，没有常见的“红色外套”制服，所以他们与其他白人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他们中有些人首先需要学会如何骑乘和照顾一匹马，不久后，在猎人谷学习了不少课程后，士兵就会变得十分有能力，成为澳大利亚传统中风度翩翩的先锋骑手。
在政府眼中，士兵主要负责检查工作，不仅检查土著，还要检查逃犯或最近释放的“亡命”罪犯，“丛林好汉和强盗”和盗窃牲畜的惯犯主要是白人，而不是土著。土著被认为是一个次要问题。小型的种族冲突从19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陆续有发生，尽管那时牧场主已经在澳大利亚东南部的许多地方放牧了成群的牛羊。
那些在巴瑟斯特附近地区被杀害的人的命运和随后的和平会议无疑已给新南威尔士中西部的大瓦拉哲里族发出了警告，然而天花的影响是无法评估的。19世纪30年代期间，通过进口，殖民地的战马数量大幅度增加，这给了白人一个重要优势。但委员们对公有土地的年度报告显示，随着士兵的经验增多，这批中等规模、穿着朴素的队伍起了安定边疆人心的作用，同时赢得了白人和土著的信任。有传言称士兵很严厉，但至少不会是像大多数警察部队那样不近人情。
骑警起初仅限于在一些指定的区域内活动，但在1839年，政府组建了第二支边防警察部队，并且他们有权在辽阔的新牧场地区巡逻。紧接着就是放牧热潮期间的劳动力不足，这里所指的劳动力也包括土著、囚犯——如果囚犯好好服务，他们的刑期能减短。其中一些人，是在南非服役时已被定罪的前士兵。如果边防警察身上能涂上油彩，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就不会太引起争议。他们的问题更多在于要在有效时间内骑马赶到遥远的事故发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