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骑警开始正式履职，大部分英国军队就退出了澳大利亚的治安工作。军队并不像是在完成治安工作，在澳大利亚，至少步兵，似乎并不很擅长治安工作。更重要的是，伦敦也反对将部队当作警察使唤，并希望殖民地能自己承担责任和费用。士兵们在19世纪50年代被纳入由本地政府控制的殖民地内的统一武装力量，并取代了早期松散的治安组织。
当局为新占领的菲利普港地区额外组建了一支土著警察部队。尽管这样一支部队的组建早在1836年就有计划，然而却拖延到1842年才开始运作，种族冲突也很快被平息下去。这支部队由土著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组成，白人军官是由广受爱戴的亨利·达纳带领。这个办法不仅能增加警察人数，还能增加牧区人员的专业知识，同时“教化”了土著，为他们带来更多融入新社会的机会。这支部队在1842年约有140人。土著警察部队一直维持到1852年，直到达纳死掉。部队里既有白人警察，也有土著。土著警察维持着金矿开采时的治安，例如，尽管他们在丛林中更显价值，但在丛林中他们被相信能平息很多可能的种族冲突。在他们的古林人同胞眼中，他们是最有能力和值得敬佩的。他们在偏远的西南部地区，面对传统上敌视外来者的贡第杰玛若人时，发挥的作用比预期的还要好。他们被相信能帮助该地区结束敌对状态，尽管1843年的一次战斗造成了许多人员死亡。他们追踪被盗羊只到很远地区(如格兰皮恩斯)的能力，帮助结束了极为普遍的家畜被盗事件。出于某些原因，古林族人在传统上仇恨吉普斯兰库尔耐人，因此带领土著警察在东南部地区大量杀戮吉普斯兰库尔耐人，不过这种说法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持枪、骑马、穿着制服的男性土著激发了本民族人群心中的害怕、敬畏和骄傲的心理。
注：土著士兵押送一名囚犯到墨尔本，1851年。菲利普港的土著警察处理了未来维多利亚地区中多数的农村警务。(摘自威廉·斯图尔特的《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维多利亚的国会图书馆)
在维多利亚(或它的第一个名字，菲利浦港口区)中央南部的许多古林族人及许多位于北部地区的小部落联盟，开始欢迎新居民，并与他们合作。殖民开拓者约翰·巴特曼与他们约定，让他们在墨尔本北部土地上放牧，他又让逃犯“黑户白人”威廉·巴克利以他们的语言解释了一遍，还向他们说明与新居民和解的好处。古林族领导人是土著警察中的高级官员。
吉普斯兰(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差不多是现在的瓦南布尔），是种族冲突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在其他白人殖民者出现之前，检验员早已来过，甚至在这个沿海地区生活了好几年，所以牧场主可能无意中是被土著延续了对检验员的仇恨。这两个地区的天然食物都很丰富，因此比起其他地区，这里的土著吃得很好。两个关于引起冲突有不良记录的牧场主以前也曾与土著发生过冲突， 其中一人为避免被起诉，逃离了殖民地。
白人和他们的当地人警察在未来的维多利亚地区可能杀害了大约500到1000个土著，而到1834年开始永久定居之时，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估计也只有5000～10000人。大多数人员的死亡是由1838年到1843年之间发生在东南和西南部地区的数个恶性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的估计差异是由于无法确定在偏远的西南部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在吉普斯兰。
另一个发生冲突的主要区域是新南威尔士西北部的纳莫伊（Namoi）和圭迪尔（Gwydir）河谷的周边地区。这里是大卡米拉罗语系族群的家园，同时也是一片肥沃的草原。卡米拉罗人估计约有12000人，这表明相比那些同等规模，却更冷或更缺水，或更陡峭或更多丛林的族群，该族群的人口可能为它们的2到3倍。
有时候，冲突似乎是为了阻止白人的出现，土著对农场进行有组织的袭击，大量宰杀牲畜或使得牲畜乱窜，并谋杀农场工人。西北部的许多牧场主经常缺少来自悉尼和猎人谷的“大个子”，于是他们会聘请经理和监管来运营他们的新场地。后来他们受到批评，因为他们不够关心农场的实际情况。这与南部拉克兰山谷以“小个子”主宰的农场形成了对比。这些小个子对农场直接负责，并且用心地管理着农场。这似乎是更和谐的种族关系。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西北部的放牧区迅速扩大，比起前几年或非偏远地区，马匹数大量增多，当然还有牛。牧场主经常用牛建立一座偏远农场和“确保”这座农场的安全，因为牛比绵羊更不容易被土著和澳大利亚野狗杀死或偷走，但需要有马匹管理。照顾牛的农场员工被称为“畜牧工”，他们有着很高的地位。不仅是放牧，他们还学会了骑马，哪怕他们刚从英国贫民窟出来不过一年。娴熟的马术对于未成熟的年轻人，无论牧场或农场员工，土著或白人，都是一种令人兴奋的体验，都是他们骄傲的资本。骑马并持枪的男子并不可怕，可相对于那些步兵，也是霸气十足的。并且西北部广袤且少有丛林的大平原——未来成为一个满是小麦和棉花的地区——正好是一位骑手的大舞台。
1837年期间，土著在圭迪尔-纳莫伊区杀害了几名白人农场员工。有些文献估计，19世纪30年代在那里被杀害的白人约为15人。丑陋并且自相残杀的种族冲突不断升级，各土著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由于这些区域还没有政府的警察部队，因此牧场主有争议地组建了一支私人、秘密的治安维持部队，成员是一些骑马的畜牧工。此时一些关于白人暴行和土著大屠杀的未经证实的故事传播了开来。土著协会是非官方的牧场主群体的名字。白人也被戏谑地称为骑着马恐吓和杀害土著的“丛林伏击”者。这些人抱怨的是土著不仅杀害他们的人，还打死或带走了大批牲畜。
悉尼政府的一位临时总督——乔治·吉普斯为恢复秩序，在1838年1月向西北部特别指派了一支较大规模的超过20人的骑兵队伍。后来畜牧工和民兵也加入进来，变成了一小支军队。这次行动不仅没有恢复和平，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起初，他们抓捕了一些囚犯，但随着远征队越向北，它变得越有侵略性，之后远征队就杀害了几名土著。士兵们包围了躲避在滑铁卢溪和米莉溪的一个泻湖地区(位于后来的莫里镇的西南方)的毫无防备的卡米拉罗族人，然后开枪射击或用刀剑砍杀他们。
在后续的三天战斗中，根据参考的文献不同，描述的死亡人数从6～300人不等。士兵们的恐慌情绪、复仇心、军队领导不力和指令含糊不清或单纯嗜血都有可能是引发这一屠杀的原因。这次远征完全不像骑警平常低调的行事风格，具体资料也不充分，不过它可能是一次为结束暴乱，而故意向土著炫耀武力的行动。它甚至本来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同时一些间接证据也明显说明了这一行为的险恶。后来新总督吉普斯下令彻查此事，然而并没有上报结果。
悉尼得到的非官方报告称白人威胁要灭绝土著，而到1838年末，莫里因弗雷尔区已有多达500名土著被杀害。不完全的证据主要来自后来的老灌木丛传说，以及牧师兰斯洛特·思雷尔克德的指控。他在麦觉理湖附近的纽卡斯尔拥有一个传教基地，并且收集了相关故事。他可能是对的，但通常的情况会符合下列情形：故事越传越离奇，偷盗牲畜的老犯人往往会添油加醋，然后更夸张地向上级反映。思雷尔克德被指控利用未经证实的谣言来支持他亲土著而后传教的事业。然而尽管他掩盖得足够好了，在这样一个小而八卦的社区却并不奏效。
滑铁卢溪事件是首次尝试在限定区域外进行的重大治安行动，使用了比平常更大规模、更霸道的军事力量。冲突似乎在1839年开始减少，恐惧可能已经粉碎了土著的意志。到干旱结束，边防警察开始在指定的区域内执行任务，尽管此时暴力已向着未来昆士兰州的边界蔓延。
注：“墨累河之役”。画家W.A.考索恩是根据1841年的鲁弗斯河战斗作出这幅画的。因为在成画前画家经过了三年的研究，所以它被认为是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不像那些事件发生后许久才出现的虚构作品。 (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图书馆)
牧场主在19世纪40年代疯狂涌入昆士兰。悉尼于1848年新建立了一支维多利亚风格的土著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创了大量人员死亡的纪录。
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完整的有记录和公示的土著大屠杀发生在没有农场主居住的迈奥河农场。这里是平原向着新英伦高原隆起的地带。这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最残忍的暴行之一。在1838年6月，一队骑着马的畜牧工，他们多数有着囚犯的背景，突击了当地一个共有28个土著的族群——这些畜牧工甚至与其中一些人十分要好——畜牧工用枪对着、用剑指着土著，威逼土著进入一间小屋，并将他们捆绑起来。然后，畜牧工们用马拖着土著，将他们拖到一个偏远地区，杀害并肢解了他们，最后又点了一把大火烧毁了尸体。大屠杀的消息很快就传开，总督吉普斯是一名公正的军官，他强制性通过了对十一名作恶者的起诉，殖民地因此闹得沸沸扬扬，并且为此分成好几派，相互宣传。最终有七人被处以绞刑。
我们无法获知这是一次单独的暴行还是一系列暴行的一部分，且畜牧工民兵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然而，大多数从其他地区农场赶来的人，似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在犯人受到谋杀罪指控时，给予了他们强烈的情感支持和资金援助。有证据表明在该区至少发现了一具正在焚烧的尸体，可能是为了掩盖证据，但这种情况也不普遍。迈奥河事件的疑似领头人是一个二十岁的澳大利亚出生的牧场主，他来自一个雄心勃勃且具有囚犯背景的霍克斯伯里农民家庭，该家族在西北部有着利益关系。他避开了被起诉的命运，最后寿终正寝。
在信息闭塞的时代，这似乎是世界人类史上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在动荡和法制薄弱的时代，只能依靠私人执法。冲突双方都选择诉诸恐吓和威胁。当恐惧达到危机点时，一个更无情、好战和狂热的年轻团体成立了。成立的动机也可能是因为害怕。被杀害的人大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多数男人都在砍树皮以供农场使用——这是那时常见的土著被雇用的形式。他们属于Ngarabal(或称Kwiambal)语系族群，住在卡米拉罗领地的东部，表面上正常地与白人和睦相处，友好对待农场的人。鉴于土著一旦意识到危险，就很难在土著大族群中找到这些人，并且这很危险，治安官们也许是选择了毫无防备的目标。有报告称在该地区就发生了几次类似的屠杀，农场工人们在马上对土著乱射。
最大的一次白人屠杀是在1838年4月，发生在维多利亚东北部的贝纳拉附近。土著袭击了一群从新南威尔士带来牲畜的牧人，杀害了大约10到14人。这震惊了白人社会，使他们近乎歇斯底里。这一群人被全部屠杀的原因尚不清楚，但有报道说，是为了土著妇女。在乔治兄弟和威廉·斯福尔的带领下，新南威尔士私人军团的年轻一代，这一群人从猎人谷出来沿陆路出发，几个月内都相安无事。之后队伍分开，他们就开始攻击那些在独自旅行中的工人。斯福尔军团与土著之间的报复性战斗在继续，许多土著被杀，但旺加拉塔区的其他一些居民没遇到多少事故。土著也开始攻击在大陆上游走的这一群人，他们准备沿着墨累河和马兰比季河将牲畜带往南澳大利亚，不过许多土著在白人的还击中丧生。最惨烈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841年的鲁弗斯河，一条靠近现今米尔迪拉的墨累河支流，那里有一大队警官和畜牧工从阿德莱德骑马出发，他们的目的是查看到底是什么在威胁着南澳大利亚与悉尼之间重要的新生交通路线，甚至这可能威胁到本就岌岌可危的新殖民地的存亡。他们大约杀死了30名 Barkindji(达令河)的土著人。
人们相信，迈奥河大屠杀以及其后续战役，比如鲁弗斯河战役，可能是和1841—1842年间的明显有组织的抵抗有关。一种解释是，随着耸人听闻的迈奥河绞刑的消息传遍了各个部落，土著居民们开始不断倾诉之前所受到的苦难，并相信政府会保护他们，但实际上政府并没能够保护他们。这时，政府和土著居民开始有一种相互的埋怨。虽然不是很肯定，但几乎可以说，对迈奥河屠杀的起诉加剧了当地的暴力，但政府的坚定举措使暴力行为迅速减少。1845年后，澳大利亚东南部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暴力事件。
自1838年起，管理王室领地的地区专员增加了两倍，以保护土著居民。他们的年度报告中主要描绘了增进边境和谐的举措，并且让土著人在边察站工作，保卫他们自己的领地。一开始，大多数土著人对有着固定薪水的边察站全职工作以及永居于其指定居留地并无兴趣。相反地，他们更愿意继续在从前一直拥有的土地上漫游和狩猎，同时也为新来者打工以交换食物、烟草和衣服。不过，定期提供的肉食以及他们心中的恐惧久而久之使他们失去了杀死边察站牲畜的想法。与白人通婚也很常见，虽然出于对官方的恐惧，很多人认为白人是“最恶劣的人种”。政府委员们指出，混血儿童数量的增加，使下一代比完全的土著更好控制，也更易安定，女性也能更加迷人，从而和白人结婚。据记录，土著人学习了一些英语，很多人取了英国人的名字，还有一些人选择去学校接受教育。
1838年的事件引起了公众关于是否应该对“土地的原始所有者”给予更多认同，或为他们多做些事情的激烈讨论。争论双方还就土著人究竟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还是“自己的兄弟”争执不下。和以往一样，这场争论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似乎并没有人清楚实际上应该做什么，如何对土著进行补偿。任何一种形式的补偿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而公众舆论更赞成将土地买卖和租赁所获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协助移民，为即将到来的后罪犯时代做准备。
早年间，土著们的大趋势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传统文化中加入英国元素，并且抗拒突然发生的变化。土著们对于帮助对抗暴力和饥荒，带来安全保障并且提供工作和领地的“援助之手”十分感激。但他们不希望政府官员或好心人来过度规划自己的生活，比对白人规划得还多。政府就像原来一样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和人民的意愿，土著的个人事务对于他们并不是非常重要。
根据先前的惯例，很多边察站采用了土著所起的名字，并且很多名字都成了后期行政区和城镇名，这一现象展现了大部分土著和当局之间的相互理解。
在塔斯马尼亚，1823—1831年的“黑色战争”导致至少120个，甚至是更多的土著死亡，以及约180个白人被杀害。这些所谓的“战争”主要是众多的小规模冲突，如土著杀害牧羊人，突袭其住所并抢劫牲口等。土著经常爬上屋顶并点燃屋顶上的树皮或茅草，在房主逃离住所时冲进去趁火打劫，然后迅速消失在包围着农场的茂密的灌木丛中。主要冲突集中在中部霍巴特和朗塞斯顿地区之间的放牧区，尤其是东面的大河区。在这个地形崎岖的岛屿上，它是一片适宜农业和放牧，也可用于打猎和采集的土地。
除了据说的1803年在新里斯东发生过的大屠杀外，范迪门斯地区的白人殖民者们一开始过得很平静。后来发生的几次暴行都被归咎于少数人的罪恶。然而随着殖民者和土著的矛盾在19世纪20年代激化，被袭击的牧羊人、农庄和牲口也随之增多。造成紧张局面的一方是来自巴斯海峡的海豹捕猎者，他们绑架土著妇女，并擅长射击。19世纪20年代，那些古怪的捕猎者们数量翻了一番，并靠着二十年前剩下的稳健产业过日子，他们有很多人都是逃犯或逃跑的水手。白人和他们的牲口数量迅速增加，也加剧了他们和土著之间的不信任。
战争由几个事件引发，一件事是处决木斯奎托。木斯奎托是一名土著，同时也是范迪门斯的土著首领，是当地人心目中的英雄。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他领导的帮派。有些抢劫犯涂黑自己的脸后去抢劫边察站小屋，希望土著能因此被责备。数百起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反击。虽然袭击者们当时更多的是抢劫物品而不是进行凶残行为，这些事件后来还是经常被认定为土著们带有强烈恐惧、憎恶和怀疑情绪的“游击战”。不过他们也会在路上因特别原因而杀死白人。在1827年到1830年间，白人农场大约受到了600次土著的攻击。
对于土著而言，常见的本土策略是把燃烧的火炬扔到殖民者的屋顶，点燃上面的树皮，然后冲进屋中抢劫面粉、糖和茶等物品。诸如“盗窃”或“抵抗”之类的现代评判标准并不能用以评价此类事件。塔斯马尼亚人被称为天生诚实的人，他们可能是看上了白人所拥有的好东西，希望他们能以这些东西支付土地租金却又不知道其他获取这些好东西的方式。
在1830年，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口数估计已经下降到了300人以下。引起人口下降的原因与其他地方一样，除了暴力、疾病、直线下降的出生率、杀婴，还有以女人融入白人人口中的方式进行的人种合并。
在范迪门斯，就像在澳大利亚大陆上一样，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任何成比例的可能原因。虽然巨大的战争伤亡人数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但战争中的大致死亡人数只能占到人口减少总数中的一小部分。关于范迪门斯人口减少原因的一个说法是，经验丰富，有着犯罪前科的布须曼人在土著尚缺乏警惕之时对他们发动了突袭，但是这一说法缺乏证据。另一种观点是，土著的恐惧、紧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病情的恶化，婴儿的死亡和多灾难时代给家庭发展带来的限制对人口减少造成了比战争更大的影响。土著经常性地逃跑或藏身，进食和睡眠缺乏规律，造成了许多婴儿死亡。这一族群因为对疾病的抵抗力越来越弱而很可能不得不杀死患病的婴儿。
塔斯马尼亚人肺部似乎异常脆弱。早期有游客记录了一场很多健康而快乐的孩子们的比赛，但出于种种原因，据明确记载，到19世纪20年代晚期，疾病和很小的家庭数目将摧毁这种美好景象。
19世纪20年代，当局发布通告，警告土著和白人，杀人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副州长乔治·亚瑟在1828年颁布戒严令，试图阻止战斗，但此戒严令对大部分官方袭击起不到限制效果。1830年，上演了一出闹剧——《黑线》。在疯狂的殖民者带来的压力下，亚瑟迫切希望能尽早结束这种局面，于是提出了将过着游牧生活的土著集中在霍巴特区附近的塔斯曼半岛，希望土著们能过上更加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在11月到12月间，2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察和白人殖民者形成了一张移动网络，将约350名幸存的土著向俘获地驱逐。但他们的猎物太了解灌木丛了，以至于所有的白人殖民者一共只捕获了2个土著！
在接下来的三年，保护者乔治·奥古斯都·鲁滨孙说服了150～200个土著迁居到一个位于巴斯海峡弗林德斯岛的聚居地。这些人就是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传统土著。他们当时的设想是将这个岛变成一个受外部世界保护的繁荣社会。塔斯马尼亚民族的主要人口一直在那里待到了1847年，那一年政府将大约45名幸存者迁回了塔斯马尼亚内地。在弗林德斯岛的保护区——怀巴莱纳，人们建起了木屋，有医疗设备、学校、一个教堂牧师、牲口和用于耕作的器材，已然装备一新，准备迎接新生活。虽然这些设施比很多白人的还要好，但是土著死亡率却仍然很惊人。与在灌木丛中生活时不同的是，他们的死亡原因被记录了下来，主要是由于肺部疾病，流感常转为肺炎，后来也会转变为肺结核。我们并不知道是否会有土著在弗林德斯岛生存甚至以更好的方式发展壮大其队伍。有迹象表明那时他们对疾病的免疫力正逐渐提高，并且他们越来越愿意有一种欧洲式的生活方式。与许多早期殖民地的好心人一样，鲁滨孙试图将土著转变为基督徒，不过根据后来欧洲农民改信基督教的速度来看，这种转变太慢而不能即刻实现。
但是，随着塔斯马尼亚人的定居，他们被政府抛到了九霄云外而逐渐淡忘，经常被不尽责的官员、时常变化并且难以想象的政策、被忽视的局面、官员与土著之间漫无目的的争吵所困扰。补给船船员往往带来新一轮致命的传染性病菌。高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一种被囚禁在一个充斥着疾病的地方的感觉大大削弱了土著们对生活的信心。官方的忽视和吝啬随着19世纪40年代的经济和行政危机而加剧，当去往新南威尔士的犯人运输停止，三万多名犯人涌入了范迪门斯。
“土著鲁滨孙”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位从前的伦敦瓦工，同时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意识、虔诚、自负而雄心勃勃的福音派牧师，号称是“伟大的调解人”，他在霍巴特发现了土著们漫无目的的乞讨，从而感到十分难过。他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学会了一些他们的语言，并愿意长时间和他们一起生活在灌木丛中。亚瑟总督让他作为土著正式的保护者，去和他们探讨和平共处的方法。1829—1834年，鲁滨孙深入了遥远的灌木丛，他的勇气和行动令人钦佩，但是他因为傲慢的性格以及因担任了塔斯马尼亚一族的救世主所获得的丰厚报酬而受到了怀疑。他的批评者认为，他在土著和总督面前夸大了他对弗林德斯岛所做的安排的价值，由此霍巴特当局又对伦敦夸大了土著的去留意愿。鲁滨孙是弗林德斯岛从1835年到1839年的主管，并且也算是一位较好的主管，但他给那些后来成了维多利亚首席保镖的霍巴特官僚们留下的仍然是一个处于迷失状态中的社区。鲁滨孙在殖民地和怀巴莱纳的日记和旅行报告，成为历史学家研究这一段时期的主要文献来源。有人批评他有时会夸大种族冲突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性，并且在怀巴莱纳扮演着一个也许友好但却无知的农耕导师角色，并没有在那里留下什么成功的规划。这是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真心、勇气、自我意识、追求名利的行为和官方的短视相结合，导致了土著对政策的失望。
1847年，为了省钱，政府将幸存者迁回到霍巴特附近的牡蛎湾内陆。在那里，懒惰、无聊的情绪和官员对其的冷漠日渐增加，人们开始酗酒无度。从那时起，有着鲜明特色的塔斯马尼亚人逐步走向灭亡。据未经证实的猜测，在白人到来之前，土著人口就已经在下降了，因为塔斯马尼亚人的基因很少又很孤立，从而制约了其生育，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随着人口进一步下降，这种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1803年之前，虽然没有确切证据，但是过往船只也会带来疾病，岛上并没有天花流行病的传播。有限的证据表明，塔斯马尼亚土著将女性出售给白人永久同居，而不是像内陆那样让白人租赁她们，这解释了为什么出现了很多欧洲的混血。其他混合族群在巴斯海峡的海豹捕猎社区内，那里的白人海豹捕猎者有时会强行收留被拐卖的妇女，尽管其他土著妇女似乎已经消失或至少愿意主动留下。土著塔斯马尼亚女人的生活环境比男人更加严酷，她们有些人似乎更愿意和白人男性生活在一起。
尽管如此，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人的灭绝仍然是一个悲剧。1803人的土著人口数对评估非常重要：如果人口为2000人或更少，灭绝则更显而易见；如果人口达到6000人或更多，那么白人对他们的灭绝则负有明显的责任。据估计，其人口总数大概是500到20000人，但3000至5000人则更有可能。人口总数可通过9个部族的大致规模估计，这9个部落都有其各自的语言。
注：塔斯马尼亚土著在1858年，拍摄于牡蛎湾。他们是怀巴莱纳的幸存者。在弗林德斯岛定居失败后，他们于1847年转移到牡蛎湾。特鲁加尼尼，最后的纯血统塔斯马尼亚人，位于前排的中间。
最后的纯血统的塔斯马尼亚人是欧洲化了的威廉·讷，他从怀巴莱纳幸存下来并在海边开始了新生活，于1869年35岁时死于霍乱。受强烈的兴趣驱使，同时也被他的种族特征吸引，霍巴特的科学追随者们在巨大的争议下违反法律，偷偷将他的头从尸体上切下来，打算寄到英国去研究。当地人强烈反对，结果威廉·讷的头颅被藏了起来，尽管后来盗墓者进一步肢解了他的身体，但也再未找到头骨。这一事件的风俗背景是本土塔斯马尼亚人有从尸体上切下头颅作为纪念的传统。活泼的女孩特鲁加尼尼在部落中长大，她死于1876年，虽然澳大利亚内陆可能有一两个塔斯马尼亚人活得比她更长，但她通常被认为是“最后的塔斯马尼亚人”。范妮·科伦·史密斯，1834年出生在怀巴莱纳，死于1905年，她是一位自信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而又受人尊敬的公民。她嫁给了一个英国的罪犯，有十个孩子和众多子孙，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作为土著，她享有可观的塔斯马尼亚政府养老金，而且她似乎对两种文化都十分适应。长寿的她记录下了塔斯马尼亚语言和歌曲。但她只是个例，能做到这样的人不多。
在新成立的西澳大利亚州，1834年的平贾拉战役导致了大约15至50名土著以及3名白人的死亡，这场袭击导致了不少士兵的死亡，之后，总督杰姆斯爵士打算组织一个报复性的团体，包括士兵、警察和珀斯以南地区的移民都参与其中，他可能还打算带上犯人们，最后因难度太大作罢。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英国人为了进行农耕而搬迁到了珀斯南部的墨累河区，这个地区就是后来成了度假胜地的曼德拉海滩的内陆。在冲突中，官员射杀了躲在水里准备朝他们掷长矛的土著。
珀斯历史学家内维尔·格林在研究有记载的事件时估计，1826年到1852年间，在西澳大利亚西南部，死于殖民者手中的土著大概共有121人。有一些其他的估算，加入了未记载事件中的死亡人数，统计出大概有200人。早期的南澳大利亚发生过几起严重的冲突，但是未记载有大屠杀事件。西澳大利亚的第一个白人定居点是奥尔巴尼、珀斯以及阿德莱德，那时总体局面是和平的。巧合的是，人们相信，19世纪20年代之前，天花曾短暂地爆发过。
6 维多利亚女王的伟大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的伟大时代 19世纪下半叶，大约50万澳大利亚居民开始走向民主自治。随着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被发现，澳大利亚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这给澳大利亚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人口激增、财富和国际地位。使澳大利亚发展起来的不只是黄金。1850年，澳大利亚恢复了充沛的降雨，那时，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顶级服装羊毛供应商，羊毛的售价也十分可观。农业稳步增长加速了人口的增长，同时还带动了一些世界其他地区人口的增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上升。令人吃惊的是，有50万新移民在1850年到1860年间进入该国，并且在下一个10年间新移民数量也保持在这个水平。仅仅在1862年一年，澳大利亚婴儿潮就可以与“二战”后的婴儿潮比肩。很快，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人——“本土澳大利亚人”，将成为人口中的大多数。
不同于早期因专制统治者、罪犯以及土地被霸占而带来的艰难岁月，这几十年给澳大利亚人带来了足以代代相传的美好回忆。那是一个人们穿着红色的法兰绒衬衫，戴着蒲葵叶帽，留着大胡子去淘金的时代；是尤里卡栅栏起义的时代；是一个专横的人私自占用土地，住在大而舒适的宅子里的时代；是有骄傲的剪羊毛工人、选择者和流浪汉的时代；是有潇洒的丛林土匪和骑术高超的骑兵们的时代。1878年，苏格兰移民彼得·多兹·麦考密克引进了一首流行的爱国歌曲《前进，美丽的澳大利亚》，尽管这首歌曲唱出了一些关于维多利亚的感伤抱怨，但还是慢慢从流行边缘脱颖而出成了国歌。
注：一条不可思议的大街——19世纪50年代的墨尔本，柯林斯街。维多利亚州那时刚刚被分离出来，并且因发现了大金矿而蓬勃发展。此图出自S.T.吉尔的平版印刷画作。(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19世纪80年代，美丽的维多利亚街道建筑在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建了起来，而50年前，亚拉河畔破旧的街道上还仅有几条石板路和几间泥巴小屋，巨大的变化使这座城市有了“神奇的墨尔本”之美称。大多数乡村小镇和郊区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发展，并且接管了在独立家庭作坊和灌木棚屋出售的质量没有保障且可能并不合法的掺水烈酒。Cobb & Co.马车运输公司的马车沿着已修建好的道路飞驰，但很快就被铁路所取代。这些年里，城镇和郊区的名称通常是固定的，混合了典型的土著与英国的地理特征。郊区房地产开发商通常为其地产选择富有魅力的英国名字——有不少地方被命名为新布赖顿斯和查尔特曼，但是并没有威根或莱姆豪斯这样的名字！
犯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这段记忆被有关家庭出身的人的幻想故事所改写或掩盖。人们对于罪犯生活条件的广泛、平静的同情仍然存在，这彰显着旧世界的贫穷和艰难生活的一部分图景，但这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反运输联盟通过艰苦斗争，结束了英国将犯人向范迪门斯的流放，并且把英国将完成部分刑期或者已获缓刑的年轻“流放者”送到澳大利亚做苦工的计划扼杀于摇篮之中。这一举措使几千名犯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内陆，而殖民者们声明他们并不需要内陆。更多的殖民者来到了范迪门斯，而现在范迪门斯正努力从犯人们带来的阴影中走出来。1853年，最后一艘载着囚犯的船停泊在了霍巴特。为了庆祝不再有犯人的到来，1855年海岛殖民地改名为塔斯马尼亚(这是其欧洲发现者的名字)，并且转变成了自治州。
然而，西澳大利亚却在1850年到1868年间接纳了一万多名犯人。偏远而人口较为稠密的辛德瑞拉殖民地迫切需要劳动力来放牧、修路、建桥和修建其他基础设施。和三四十年前相比，这些最后送到澳大利亚的犯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也许最特别的是，抵达澳大利亚最晚的犯人是62个因为试图在爱尔兰发动起义而被判了刑的芬尼亚兄弟会成员。芬尼亚兄弟会领袖约翰·波义耳·欧莱利在1869年戏剧性的逃亡是最后那些日子里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而除了被列为战俘的犯人外，其他多数人不久后就被赦免。1876年，这些人里有六人登上捕鲸船，从澳大利亚逃到了纽约。早前，因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而被流放的犯人增添了范迪门斯的魅力(包括那些逃出澳大利亚的犯人)。这些犯人中的一个，凯文·伊泽德·欧多何第，后来成了布里斯班的政治家和公共卫生的领导人物。
政府（Government）。1843年，伦敦议会在新南威尔士的立法委员会成员增加到了36名，由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开始以有限的方式运行，三分之二的政府成员由居民选举产生，另外三分之一由总督提名，只有一半的被提名者可以成为官员。南澳大利亚有一个较小的立法委员会，1825年，塔斯马尼亚也有一个指定的立法委员会。在这一时期，总督仍然行使行政权。新南威尔士选民必须是住址固定的成年英国籍男性，其财产或收入应和绝大部分户主相当并足够其投出选票，如果要申请成为立法委员会成员，则需要拥有更多的财富。
这一政策在当时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被长期执行，这是一个“家庭投票”制度，但统治机构的成员资格只限定于有能力、有财产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最佳评判者。此政策给予了大部分人参与选举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它否决了大多数人的参政权，比如女性、绝大多数年轻的男性、经常搬迁的灌木工人、最穷困的穷人、土著(大多数殖民地的土著被排除在外)。投票是开放的，也就是说，当候选人在台上进行完群众演说后，投票公开举行。总督仍然全面行使行政权，但独立自主的局面并不遥远。
新南威尔士立法扩大会议在悉尼举行，从1829年起，议会就在麦觉理街的一些房屋中举行会议，而在21世纪仍然如此。但当时它面临两个问题。大部分人民需要一个即使不完全民主和独立，但也要更具代表性的政治团体。分配到菲利浦港的六个成员要离开家一周去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于是经常发生的事就是住在悉尼的代表代替他们参加会议。这推动了新兴的分离运动，此运动推崇建立独立的殖民地，并将其总督和立法机构设立在墨尔本。伦敦并非不赞同这些愿望，它在美洲殖民地就建立了很多地方政府，早在1619年，在美洲殖民地刚刚挣扎着建立起来的十二年后，弗吉尼亚就有了它的地方政府。美洲的问题则更多是关于谁该支付其账单和增长的赋税的问题。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革命于伦敦官方而言仍然是需小心翼翼地面对的敏感话题。
澳大利亚的问题是它之前一直是用于流放犯人的殖民地，所以当它不再是犯人的流放地时，建立一个更好的自治政府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通常，当人口达到大约5万时，一个殖民地就能充分实现自治。菲利浦港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达到了这个基准，所以虽然悉尼不太乐意接受这个局面，但对于伦敦来说，它的独立不是问题。摩顿湾(后来的昆士兰)达到了一个大致充足的人口后，成立独立的代议制政府也自然地被提上了日程，不过这又引起了悉尼的嫉妒和不满。这场独立运动是墨尔本的一个流行运动，也是第一代殖民地政治家的训练场。阿德莱德在1840年首先拥有了一个市议会，两年后，悉尼和墨尔本也拥有了自己的市议会。
澳大利亚殖民地政府的做法于1850年在英国议会通过——如果需要建立两院代表制议会，独立殖民地可以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去。南澳大利亚也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体系。1850年11月，一个信使骑马来到墨尔本港口，带来了令人喜悦的消息——从1851年7月1日起，在维多利亚殖民地，新宪法将开始实施。然而另一个不那么令人激动的消息是，旧的立法委员会对细节进行管理并且在墨累河设置边界线，而墨尔本却志在管理马兰比季河地区。昆士兰也即将面临一样的境遇，因为其边境被设置在特威德河之口而不是更远的南边。旧议会继承的另一个无用的传统是它一直沿用的不平等的选民体系——城市选民比乡村地区选民多得多。有批评者认为，灌木丛中的居民只有投给牛羊的选票。
19世纪50年代间，各殖民地持续实践着新的体系。立法委员会开始为两院制议会起草宪法。不同殖民地之间的宪法差异并不大。它们之间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那就是议会(众议院)应该具有广泛的选举权和席位，并让大多数(虽仍然不是全部)成年男性拥有投票权。在实践中，投票所需的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条件非常难以管理，而且只对少数人有影响，人们对于“一人一票”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到1859年，大多数殖民地已放弃投票限制或者压根不再设限，从而使广泛的成年男性都拥有了投票权利。在新的议会中，议会成员的准入资格已早早被废除。在最初几十年，议会成员并没有工资，这往往导致大多数人不愿加入议会，也致使重复选票和选民居住区外的额外选票夹杂其中，民主人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大伤脑筋。尽管如此，在最后一批犯人登陆仅仅几年后，澳大利亚殖民地就变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之一。
立法委员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富人普遍希望财产能继续成为进入立法委员会的限制条件，因为他们觉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委员会成员既无知又鲁莽，尤其是在使用公款的问题方面。大量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也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民主人士已多次警告占用土地的放牧者，他们占用的土地将被收回用于农耕。在多数殖民地，拥有很多财产、高收入或更优越的教育条件，能够为立法委员会成员选举带来更大优势。新南威尔士选择了延续总督提名委员会成员的旧制度，并将其看作是一种保持独立的方式。至少在20世纪结束前，立法委员会的作用和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当局否决了重命名议会参议院的提案，这充分说明了立法委员会的重要性。
投票采用印刷选票，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进行，是世界首创。在那之前，投票都是公开的。民主人士认为这种被其支持者称作“公开投票”的方式太容易受到地主、雇主和其他特权阶级的暴力操纵或威胁。无记名投票是英国《人民宪章》的主要目标之一。民主人士施加的公众压力使无记名投票于19世纪50年代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实施，而没有在西澳大利亚实行。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也采用了这种方式，并称之为“澳大利亚式无记名投票法”。
在每个殖民地，总督的官方作用始终保持不变，但在实践中，正如预期的那样，议会通过了法律并选出了总督。早期，总督在代议政府中总扮演着首席教练的角色，但随着政治体系的确立，他们成了象征性的国家元首，但保留任命或解散政府和签署立法的权力。他们还担任了英国在当地的代表。英国议会保留了驳回澳大利亚所立法律的权力，但无论是这一权力还是总督的保留权力都没有怎么被使用过，也因此没有引起过争议。而伦敦则更乐意对远方的争吵置身事外。
当然，地方性的争议也不少，尤其是在公共基金的筹集和支出以及以后的牧区租赁方面。举例说明这些问题：公共教育与教会教育之间的争议；工业保护与自由贸易的争议；铁路线路(建筑物、道路、医院和水厂)的选址和资金筹集问题；议会议员的报酬问题(起初议员没有报酬)；对于工厂和煤矿工人的保护；工作时间；发公共工资的工作；立法委员会宣称的“阻碍”等。从记录上看，这些早期殖民地政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是宪法，当代警察和公共服务、法院、公共建筑、老年大学、公共图书馆和其他许多事物的繁荣都是由19世纪50年代前后社会的发展打下的基础。
到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从澳大利亚撤军，殖民地自己培植羽翼未丰的陆军、海军或出钱留住英国在澳的残余部队。殖民地议会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外交事务和国防的责任。例如，在英国缓慢而勉强的支持下，在法国和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化，1883年昆士兰吞并巴布亚事件中，澳大利亚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著名的殖民政治家亨利·帕克斯，有着强壮高大的身躯，充沛的能量，宽广的视野，宏大的理想和野心，有自我，有家庭也有冲动，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伯明翰象牙体育协会会员，他作为辅助移民，于1838年来到澳大利亚。他成了19世纪中叶驱动民主的领袖，五次成为新南威尔士的总理，并因其在1889年发表的历史性的演说成为联邦政府之父。
注：年轻时的亨利·帕克斯，后来的新南威尔士总理，“联邦政府之父”。(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来自蓝山山脉远征队的威廉·查尔斯·文特沃斯领导了1820—1830年间、1840—1850年间的改革运动。在1850—1860年间，他担任了立法会的建筑优秀人才代表。他后来成为非常富有的牧场主，持有大量马兰比季河和纳莫伊河沿岸的土地租赁证，但他的衣着打扮、行为举止仍然是澳大利亚式的，像个简朴的伐木工人。
被批评者嘲笑为“蒂珀雷里布商”的杰克·奥沙南希1839年抵达墨尔本，在1843年时沦为棚户居民，后来重新进入布商行列，并在隔离运动中成了一名领导人物和富有的商人。作为一名天生的政治家，他是维多利亚早期最有名望的一位总理，他后来进入立法委员会，成为对其所拥有的财富争取所应有的权利的主要斗士。他的对手是有“伦敦杂货商”之称的格雷厄姆·贝里，后于19世纪70年代成为偏左派政府首相，推动了众议院议员的工资议题——因此穷人也能负担得起。贝里和奥沙南希及立法委员会之间的内斗几乎贯穿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