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格里菲斯是一名聪明且有天分的自由派人士，和保守派的苏格兰商人托马斯·麦基尔雷斯一样，两人都是早期昆士兰的代表人物。两人有时敌对，有时携手合作。理查德·德莱是19世纪60年代的总理，早期塔斯马尼亚的杰出公众人物，出生于塔斯马尼亚的于1798年被流放的一个爱尔兰叛乱家庭。
金子（Gold）。将刚独立不久的澳大利亚改头换面的金矿，于1851年4月在巴瑟斯特被发现——其过程之曲折不亚于新宪法的形成。该地早就有存在金矿的迹象，但人们普遍没有这个意识，官方也不鼓励去发掘。1849年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改变了这一状况。很多左派的澳大利亚人开始去加利福尼亚淘金，引起了淘金意识。其中一位是爱德华·哈蒙德·哈格雷夫斯，他是早年移民澳大利亚的英国人。虽然鼓吹者人数远多于实际的矿工，但他看到巴瑟斯特与加利福尼亚极为相似的地形，预测此地有金矿——此外，他从当地的溪流中的淤泥里，用淘金技巧洗出了黄金，令其一时出尽风头。
注：深挖，巴拉腊特，S.T.Gill的作品《1855年的维多利亚矿工与矿区》。(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第一波淘金热来临了，人们纷纷抛弃了农场，抛弃了自己的工作去淘金，不久，人们就在巴瑟斯特以北的土伦河有了重大发现。这里被称为 “Ophir”(俄斐)，《圣经》中的黄金之源。
注：政府黄金运达殖民地在悉尼的金库，马歇尔·克莱斯顿女士为 《伦敦新闻画报》(1852年1月24日)画的插图。 该画报在当时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澳大利亚。
在这一年年中，一名探矿者在墨尔本税吏的资助下，于亚拉河畔，墨尔本东部的沃兰代特发现金矿，此前曾有牧羊人在巴拉腊特地区附近发现金块。一年之内，维多利亚州的金矿区就使得北部的矿区黯然失色，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可以与传说中的加利福尼亚矿区相匹敌。一个半世纪之后，这里仍然保持着最大的金矿的历史记录。巴拉腊特、林溪卡索曼、本迪戈、克伦斯、阿拉瑞特、Pleasant Creek(思朵市)和比曲尔斯这些地方都榜上有名，人们还持续发现了更多的金矿，几乎所有的金矿都发掘于19世纪50年代。到了1860年，移民潮开始向北移动。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的蓝滨滩、福布斯镇、格伦费尔镇、布雷德伍德镇是矿工群集的矿区，紧随其后的便是希尔安迪镇、古尔冈镇、怀厄朗镇和皮克希尔镇。在昆士兰，金皮和库提港 (后来的格拉德斯通)也是如此；随后探矿者和矿工们前往热带区北部的查特斯堡、帕默河(库克镇)和其他地方。这些矿区规模不小，而维多利亚州矿区则规模巨大。许多人在这里工作到了20世纪。在1851年到1890年间，超过四分之三的澳洲黄金来自维多利亚州。
澳大利亚发现黄金的消息震惊了还在为加利福尼亚州金矿而兴奋的世界。1852年，淘金移民开始抵达澳大利亚矿区。在几年内就有30万移民独自来到维多利亚州，又过了许多年，在这片矿区采矿的人数达到10万。早期移民的名字读起来像是一张墨尔本家族名人名录：罗伯特·孟席斯，曾是苏格兰水手，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他的孙子是20世纪的澳大利亚总理。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戴维斯·卡尔韦尔，他的孙子是孟席斯的竞争对手。威廉·布鲁克斯，是来自英国中部的杂货店的学徒，詹姆斯·巴耶出生于威尔士，是比利时舞蹈教师的孙子，创建了著名的墨尔本家族。挪威的海员彼得·拉森，是亨利·劳伦斯的父亲，后者可以算作是澳大利亚最好的民谣作者。维多利亚的新移民们改变了殖民地的人口结构，这里曾是人口只有7.5万人的流放殖民地，约有一半的人是罪犯，其他人口组成包括以前曾是罪犯的人、他们的子女或孙子孙女、以前的行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墨尔本在发现黄金之前被称为“大牧场的集中地”。
1851年到1860年间，约60万人从海外移民澳大利亚，几乎一半的移民都是非辅助性的自发移民，这一情况在过去的数十年有明显的逆转，那时澳大利亚是尽可能地吸收辅助移民(资助或通过方案移民)。移民中大约一半的人来到了维多利亚州。相比于早期到达这里的人，他们往往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掌握更多的技能。大部分移民来自不列颠群岛，尤其是英格兰，有一部分来自德国、中国，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来自北美、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其他地方。康沃尔和德文郡的英国移民选择移民澳大利亚，是因为这两个郡的铜矿资源已经耗尽；由于人口增加，移民区的面积扩展到了南澳大利亚。在英国的达勒姆和诺森伯兰郡出现了待业的矿工，这是移民人口的另一大来源。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来自康沃尔的矿工人数急剧增加，这时的采矿已经抵达了更深的地下。19世纪50年代后期，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再次涌入，移民大多是来自蒂珀雷里和克莱尔克莱尔这些矿产资源耗尽的老矿区。参与南澳大利亚铜矿开发的可能有来自康沃尔的矿工和爱尔兰马车夫(他们运送矿山废石、提供木料给矿山和加工厂)。德国人也在南澳大利亚矿山做过木匠工作。
由黄金带来的愉悦仍在持续，1860到1900年间，澳大利亚移民人口总数达76.6万人，约有一半的移民是受到政府援助的辅助移民。约四分之三的移民去到新南威爾士和昆士兰，因为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维多利亚州只援助妇女。后来维多利亚州完全停止了辅助移民，因为难以吸纳激增的人口。当时的移民人口接近100万，还不包括1860年之后移民到北部金矿区的人。在新南威尔士及昆士兰，煤炭和黄金是最吸引人的地方。铁路和蒸汽船的使用，以及蒸汽船带来的更多的出口和总体贸易的增长，都极大地拓展了地方需求。一位观察员评论说，澳大利亚吸引着“工人阶级中的精英”：其辅助移民的援助政策有利于技术工人、受过教育的人和身体强壮的劳工。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殖民统治始于1840年)吸引了超过四分之一的英国移民。加拿大的经济不景气和美国的内战风暴也助长了澳大利亚的移民热潮。
黄金的发现使一些人荒唐地一夜暴富。尤其是在早期——这些人在酒馆里点着钞票，寻欢作乐。另一些人跨越了国家甚至横跨了大半个地球来到这儿，却变得更穷。但许多人还是从中赚到了一些钱，或者足以让其建一间农场，经营小型企业，或在找到工作前盖一座房子。通常黄金提供的资金被用来进行小麦耕作。黄金也为精美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建造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府、商行、酒店、住宅——这些建筑仍然保留着，被人们尊敬和保护着，使其免遭清拆。黄金也被用来贿赂企业和政府。政府通过收取黄金消费税以及对多数货物征收关税收揽钱财，因此采金业越繁荣，政府越是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建设上。
一开始，个人住房往往是木板房，甚至是帐篷搭的房子，随后人们搬到了多墙结构的锯木房中。如果收入允许，人们会建更多带维多利亚时代特征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凉台外都带有花边。起初原始的小屋屋顶用树皮覆盖，后来已普遍使用镀锌铁或石板。在更大一点的城市，带有成行铁质花边装饰露台的层叠式房屋或大量砖木结构的房屋代替了原来的简陋小屋。大约在1838年，第一只圆锯到达澳大利亚，这项简单的蒸汽驱动的技术逐渐改变了澳大利亚房屋的面貌。
尤里卡起义(Eureka)。1854年，骚乱蔓延到了维多利亚金矿区，在喧闹的户外晚间集会上，矿工们举着点火器，下面放着炬木或是煤油照明弹。人们在集会演讲中强烈谴责总督和其他不给矿工“公平对待”的人，甚至那些戴着礼帽的家伙也成了被谴责的对象。人们抱怨当局向采金工人收缴每月30先令的执照费。这对大多数横跨半个地球却未找到多少黄金的采金人来说，是一笔重税。有些警察还非法地收缴税费，例如到矿洞中追捕负隅顽抗的矿工。矿工也害怕被挡在选举的大门之外，因为参与选举的条件是要有固定的居住地，矿工们希望重新分配土地，以便他们务农。此时的政府部门极度渴求征税，以便管理急剧增长的人口。墨尔本商界并不想将“这块不错的殖民地(这块肥肉)”移交给数十万粗暴而又年轻的移民，尤其这些人往往还是些冒进的新来者。
就像紧张的局势下常出现的情形一样，在巴拉腊特的尤里卡金矿区，局面愈发动荡，甚至转变为骚乱和暴动，当地的纠纷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矿工们控诉执法人员的种种拙劣行径，恃强欺弱，贪污腐败，并怀疑收税官吏与行政部门走得过于亲近。一名醉酒的采矿工人的非自然死亡导致愤怒的矿工们烧毁了尤里卡旅馆，随着这一事件的发酵，由于担心当局报复，矿工们在矿区竖起了栅栏围墙，12月3日清晨，墨尔本的一支军队向起义者发起猛攻，约有30名矿工和数名士兵牺牲。陪审团拒绝给这些叛乱分子定罪，起义军领袖爱尔兰人彼得·莱勒27日受伤出逃。巴拉腊特后推选他担任新立法议会议员。
注：《尤里卡旅馆暴乱，巴拉腊特，1854》，Charles Doudiet。 (巴拉腊特艺术画廊)
社会上充斥着关于尤里卡事件的探讨，认为它为澳大利亚带来民主的说法很难站住脚，《宪法》已经完成，由于部分涉及政府管理，宪法最终只赋予成年的男性公民选举权。那时人们主要是从英国的示例中领悟民主精神，并迅速普及。英国1848年的人民宪章运动提出所有成年男性都应具有普选权，并要求议会改革，但最后失败了。尽管如此，这次失败的运动影响广泛，并波及了整个欧洲。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民主精神已经明显在移民中间萌芽，人们希望新的国家要比旧的国家更加民主。皇家委员会，这个在尤里卡起义之前便已经成立的机构，改革了金矿区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些改革包括用黄金特许权和低价的探矿许可证取代招人怨恨的采金执照。探矿许可证还允许持有人在其规定的短期时限内参加议会投票。但无论其具体影响是什么，尤里卡起义都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旷日持久的传奇，此外，也推动了民主精神、改革精神的前进。
注：图片《我们自己的统治者》。强烈支持巴里的《时代》在与首相巴里和奈德·凯利的三重唱中也是个不受待见的角色。
丛林居民(Bushrangers)。丛林居民——灌木丛中的武装土匪——是澳大利亚传奇中的另一特色。一开始他们通常是些逃跑的罪犯，四处游走、流浪，与传奇中的浪漫英雄相比，他们显得十分凶残。其中，著名人物罗宾汉、塔斯马尼亚的马丁、脱身术表演者“大胆的杰克”、新南威尔士的多诺霍的故事最为传奇。 多诺霍在悉尼西南部的布林格里附近枪杀了一名警察，此事成为1830年不朽民歌“殖民地的狂野男孩”的灵感来源。后来的丛林居民一般都骑马，他们通常是罪犯的子孙，他们横冲直撞、胆大妄为，蔑视警察和政府，偶尔也劫富济贫。人们钦佩这种行径，虽然这种钦佩通常都是半开玩笑式的。该地区常常出现盗窃牛马的案子，暴乱时有发生。
注：奈德·凯利与本·哈尔。
本·哈尔、弗兰克·加德纳和弗莱德·沃德是19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丛林土匪，前者主要活跃在新南威尔士中西部的福布斯地区，“霹雳上尉(Captain Thunderbolt)”弗莱德·沃德的活跃地区在东北部。活跃在维多利亚东北部地区的奈德·凯利和他的帮派是最后一批，也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丛林土匪。1880年，奈德被绞死，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媒体都对他只字未提。当年，在与警察进行了长期周旋之后，这帮土匪躲进了山里，在尤罗阿附近的一场枪战中，他们摆脱了4名警察的追击，杀害了其中3人。遭到驱逐之后，他们用两年时间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银行抢劫案，并且骗过了追捕者，直到在新建的悉尼墨尔本铁路线附近的格林罗旺一家酒馆被一大群警察包围。在这举世皆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广泛流传的事件中，奈德最终身穿着犁铧做成的盔甲被逮捕，他的其他三个同伙被杀。如今到处充满关于丛林土匪的争论，说他们原本是富有魅力又真诚的，只是受到作恶警察的压迫，究竟是谁在劫富济贫，谁在欺行霸市？这些都是有争议的素材。人们也在探索他们身上的爱尔兰性格和他们受爱尔兰传统影响的程度——爱尔兰背景总是被过度滥用，此前尤里卡起义也是。此外，人们也关注贫穷因素的影响。
在众多盗窃牲畜的小偷——也被称作“骗子”中，最无耻的要数哈里·雷德福，他在1870年与同伙驱赶着1000头偷来的牲畜，从昆士兰沿着偏远的内陆到阿德莱德出售，以赚取利润。警方利用高超的调查手段逮捕了他，然而当时人们对这些骗子的认知含混不清，从罗马回国的陪审团无视铁证，宣判他无罪。雷福德又继续在北部地区操持着他的行骗行当。
注：图片《1860年伯克和威尔斯离开墨尔本》。1861年澳大利亚新闻简报。(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1860到1861年，伯克和威尔斯探险队的经历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值得被铭记的几次惨痛失败经历之一，这支探险队从墨尔本启程，穿越大陆抵达了时有潮水涨落的卡奔塔利亚湾。不同于往往步履艰难地跟在马车后面跋涉的早期探险者，这支探险队志得意满，手中握有黄金丰饶的维多利亚的深厚资源，有政府做推手，还有骆驼、马匹、应有尽有的供应品和科技支持，但最终探险失败。当时领队的是罗·奥哈拉·伯克警官，是一位有上流社会背景的英裔爱尔兰人。事实证明他顽固、独断、喜欢争辩，也常常慷慨又迷人，只是容易忽略有经验者提出的建议，无论白人或土著。伯克将大部队留在了达令河畔的村庄，并指示大部队在南澳大利亚干旱的东北部，库伯斯溪附近建立给养站，而他自己坚持要先带领一小队人急速前进，返回途中的伯克小分队已快要饿死，由于大部队对之前的指示理解有误，给养站已被遗弃了。小分队在给养站的一棵树下找到了一处食物供给点，上面标着“挖掘”的字样，然而由于通讯的失败，伯克和他副手，英国人爱德华·威尔斯还是饿死在了库伯斯溪的浅滩上，该地距救援人员仅有48公里之遥。伯克和威尔斯悲伤、懊悔的铜像仍立在墨尔本市政厅对面。
注：图片《1844年查尔斯特离开阿德莱德》，作者G.F.Angas。探险家（Explorers）。
维多利亚州政府酿成悲剧的轻率之举，部分是因为想与南澳大利亚争夺首次穿越澳大利亚大陆的荣誉。来自南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约翰·麦·斯图尔特领导了一支低调的探险队， 虽然后来失败，却也得偿所愿，他们深入澳大利亚最中心处，在伯克和威尔斯抵达数月之后，也抵达了达尔文海岸。但这次探险却毁了他的健康。
这些穿越大陆的探险家并没有为人们找到更多新的牧场，却为横跨大陆的电线修建铺平了道路。1870年到1872年，电报线路穿过澳大利亚大陆，一直修到了达尔文镇(后称帕墨斯顿，在达尔文港)，这里加入了新加坡海底电报网。澳大利亚在长期的与外部世界隔绝后，神奇地实现了与伦敦之间消息的瞬间递送——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是亏本的。此后，电报和铁路线散布到全国各地。1878年，电话出现并很快在数年间进入了大部分城市。蒸汽机的发明和苏伊士运河的连通戏剧性地缩短了澳大利亚到欧洲的航程。第一只越洋蒸汽船于1852年抵达悉尼，从那时起，蒸汽船便顺利取代了帆船。19世纪60年代，通往苏伊士地峡的运河开通，取代了绕过好望角前往澳大利亚的古老航线。
羊毛（Wool）。近年来羊毛产业逐渐发展。直到1890年，羊毛价格都保持良好，并且质量也越来越好。尤其是源自德国东南部，现今在新南威尔士东部寒冷的高地，维多利亚西南部和塔斯马尼亚中部地区畜养的萨克森-美利奴羊已经完成专业化、精细化的产业转移。由于墨累-达令盆地拥有广袤温和的牧场，这些进口绵羊在澳大利亚饲养员的培育下往往体型更大，体格更为强健，只有少数绵羊羊毛质地略显粗糙。
合理的价格、良好的收成、更加安全可靠的土地租赁或购买制度，使得新移民(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称呼他们)有能力斥巨资改善配置，搭建围栏，清理土地，种植更好的牧草，使用下沉的水坝或贮水池(他们在新南威尔士的称呼)等方式扩大饮用水的供应。人们环割树皮并在树皮上切割出一条环形带以阻止树液向上运输，给地面的牧草保留更多养料。一旦树木无法从大地汲取水分和养分，恰如一位诗人所描述，白色、光秃秃、被环形割皮的森林会被大片繁茂的草场所覆盖，直到几十年后，枯木腐烂。19世纪70年代末，铁丝网的引进带来了一种经济有效的隔离方式，人们不再使用旧的木桩和栅栏，铁丝网也加速终结了开放放牧的进程。基于以上种种进步，1890年绵羊数量增长到了1亿只，相比于50年前的绵羊数量，增长了10倍，羊毛平均产量也翻了一番。相比于1820年，牛的数量由5.4万头增长到1890年的1000万头。
租赁政府土地的新移民(“公地占有者”)在维多利亚中期建造了许多美轮美奂的宅第，其中一些模仿英格兰或苏格兰庄园或欧式风格，但大多数仍是杂乱无章、宽敞、有宽阔走廊的单层住宅。穿骑士靴、骄傲、富裕，是当时这些新移民的显著特征，但是也有许多贫穷的牧民。遭遇经济失败打击的新移民则是另一种情况，被抵押或拍卖产业的新移民往往求助于某一公司，或者羊毛、肉牛巨头；有时未能成功赎回产业的新移民被迫成为接手其产业的新业主手下的管理者。
放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随着罪犯劳动力的老龄化和死亡，当地吸纳了大量移民。傲慢且无党派的本土剪切工、家畜商人和丛林居民是这里的代表形象，“他的帽檐不倾斜于任何人”，而且“他们的骑马术可以如当地居民一般”。曾服役的犯人，现在是丛林里工作的工人了，他们拿着自己挣来的辛苦钱到附近的酒吧里去消费，任人宰割。
7 狂野的北方
狂野的北方对于土著居民来说，维多利亚时代并不总是那么好。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次土著居民迁移始于19世纪60年代，白人人口大幅增加，土地发展更加集约化，田园生活气息渐入北方。南北分裂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北方势不可挡的变化，冲突、动荡规模庞大，而南方的土著居民也在探索适应新社会的方法。
同时，澳大利亚北部的牧业和矿石开采同美国西部地区出奇得相似。除了一个比较有名的北部山匪(阿尔平·麦克弗森)，很少有擅长左轮手枪的射手，但北方有许多步枪和神枪手，有偷牛、马和羊的贼，有养牛巨头、驯马师、数量庞大的牲畜群。这里天气恶劣，也有淘金热，有用作牛市场的小镇，还有头戴大毡帽的白人。少数白人就占领了大半澳大利亚大陆近30年。
自1859年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后，昆士兰的欧洲人口在19世纪60年代得到了快速增长。牧场主带着他们的货物迁入热带地区。到1890年，他们的聚居地已经覆盖澳大利亚北部大部分地区。19世纪60年代，他们已占据了半个昆士兰。浩瀚的新草场和地下承压水池满足了牧民的想象。绵羊产量的激增，尤其是牛数量的增长以及黄金带来的财富也带给牧民无限动力。黄金的出现从两方面为北方筹得资金，一是直接给予新牧场主黄金，二是通过投资和信贷。新的昆士兰人口包括来自南方和英国的拓荒者以及南方牧业公司或合伙企业的经理。虽然他们从南方带来大量物资，但是对于热带地区来说，更像是一次海上入侵。新移民用船只将牛、羊运送到北方的新港口——大约建于1860年，然后把它们运到大草原。然而绵羊在远离南回归线的地区并没有茁壮成长。所以大多数北方大牧场里饲养的都是牛。土著人会利用牛给放牧人制造麻烦，而且养牛的麻烦远远多于养羊，牛受到惊吓尤其是见到土著居民的狗后就会逃窜，而失去任何一头牛的代价都高于失去一只绵羊。
随之而来的边境暴力比南方更加严重。白人拥有更多的马匹，枪械技术迅速发展。1850年后，可以快速装弹的步枪已十分普遍，到1870年枪已经可以连续射击。土著居民人口相比于在南方时有所增长，1861年，昆士兰土著约为6万人。热带地区的土著居民以精力充沛著称，而且比在南方时更加积极。白人移民给南方带来的巨变可能使得土著更积极参与抵抗，或者至少要争得有利于共存的优惠条件。这里有辽阔的草原、多岩的山谷，土著居民居住在丘陵地带，以防新移民来犯，但之后就会下山随意掠取或宰杀牲畜。
19世纪70年代的淘金热吸引了上万新移民，使得约克角半岛的冲突尤为突出。在浓密的热带丛林或地形崎岖的地方，当地土著居民会袭击并抢劫进入他们领地的外来人。白人的报复行为也十分野蛮，而且他们的武装力量要比前几年强很多。在突袭中占优势的土著居民似乎对中国人的敌意更加明显，至少有100名中国人惨遭杀害，总数甚至达到几百人。北部地区的中国人数量远远高于白人，尤其是在库克敦的帕默河流域内陆地区，中国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他们大多数都来自香港，他们的费用由中国行会资助。他们大多携带贵重物品，这也使他们容易受到攻击。他们淘到很多黄金，并偷运回中国，白人对此怨恨至极。北方的糖产地虽有浓密的森林作为天然屏障，但也有种族冲突。遥远的北昆士兰很少有关于毒水潭的报道。
1857年和1861年，在罗克汉普顿内陆新成立的大黄蜂银行(Hornet Bank)和卡里纳林戈(Cullinla-ringo)大牧场发生了针对白人的大屠杀，从而引发了一场新冲突。一伙身涂油彩的土著夜间对大黄蜂银行进行了偷袭，强奸妇女，并用棍棒袭击白人，导致10人死亡，有一些土著还睡在白人家里。由于大多数死者都是弗雷泽家族成员，并且土著很少强奸白人妇女，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威廉·弗雷泽强奸、虐待土著妇女的一种报复行为。1861年，土著人又突袭了卡里纳林戈大牧场，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19名白人——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白人大屠杀。被杀害的白人当中包括霍雷肖·斯宾塞·威尔斯——他是澳大利亚足球创始人和一个罪犯的孙子，当时正带领来自维多利亚的团队建立牧场。威尔斯经验丰富，他认为自己了解土著，便放松了警惕。当地警员中的一名逃兵被锁定为罪魁祸首。此次攻击可能是认错了人，袭击动机是为了报复当地警察的劫掠，又或者是为了两个被绑架的土著男孩。
牧场主也投入到对这两次屠杀的复仇行动中，他们骑上马背，全副武装。在大黄蜂银行事件后近一年的时间里，道森谷内都有武装巡逻，杀害见到的每一个土著居民。据称政府允许弗雷泽可以在一年内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这并未得到证实。一位受害者，据说是一位土著妇女，看到他身穿自己母亲的裙子。一位观察者后来写道，白人扬言要为每个在屠杀中死去的白人杀掉十个土著以告慰其亡灵。这些流言可能只是为了恐吓土著，也或者在屠杀事件之后真的要报复他们，但当时执政经验尚浅的昆士兰政府只选派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事件，可见当时报复行为的影响并不大。
注：殖民讽刺作家们认为昆士兰是一个蛮荒之地，不为人所知，因而是很好的笑料。 西德·尼基(Sydney Punch)，1870。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政府在这一时期的执政能力不尽如人意。昆士兰在1859年才分离出来，处于放牧草场迁移前夕。新南威尔士之前很少关注这个遥远(并且地域辽阔)的边界地带，昆士兰新政府面对当时突如其来的困难局面既没有应对经验，也没有相关的组织机构，更不用指望政府能增进昆士兰的收入。新南威尔士政府反对昆士兰分离，但伦敦应羽翼未丰的摩顿湾社区的要求令其分离，1859年摩顿湾社区非本地人口只有2.4万人。
政府启用当地警察作为边境巡逻队掀起了“恐怖统治”的序幕，也造成了种族间的恐惧和怨恨。当地警方由骑兵和土著骑兵的武装分队构成，最初这支队伍不归当地管辖，高级官员由白人组成，从早期的边境警察发展而来。1848年，新南威尔士政府给予这支新力量部队建制，最先派遣其到维多利亚去巡视广阔的“北部区”，并减少种族冲突。就有限的证据来看，派遣这支军队取得的效果恰恰相反，暴力行为持续升温。比如在维多利亚，土著似乎对军队感到不满，和白人数量相当的外来土著的入侵使他们心生恐惧，特别是这些土著远离家乡，骑着马，身着制服，全副武装。随着时间的推移，昆士兰新政府增加了更多的当地土著和白人军官，并分阶段整合，使其成为昆士兰主要警力的一个重要分支。
要探索军队在这一时期做过的其他事并不容易，但可以确定，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段糟糕的时期。这段时期军队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土著居民杀害移民和他们的牲畜，驱散可能存在威胁的集会，维护和平，直到牧场的发展步入正轨。布里斯班距离较远，很难监测，而且活动记录少之又少，但大量证据表明在当时存在许多致命冲突。对土著居民的驱散在边境北移过程中有了更阴暗的名声。
白人警察的领导人大多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移民。他们并不总是公正无私，当巡逻广袤、炎热、有敌对情绪的偏僻地段时，尤其如此。他们指挥了一些颇具争议的行动，但是却不能节制手下的士兵。有些土著警察是从囚犯中招募而来，他们通过参军获得缓刑。其他人则是来自遥远的南方。一些观察者认为，华丽的制服、马匹和强大的步枪在敌对的部落中吸引着许多年轻人。虽然军队里一些好战的土著对工作感到快乐，但更多人持厌恶态度。由于军队中白人和土著都有流氓习性，做逃兵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有些人认为，当地警方会为和政府签订土地租赁协议的新移民(公地占有者)做一些肮脏的工作，以保证牧场的安全，但许多新移民手中也有枪，存在报复行为。一些残忍的土著居民杀害家人或朋友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甚至仁慈的人也会有这种行为，袭击者通常会肢解受害者。土著居民在屠杀白人时的愤怒同样在白人对他们的报复性屠杀中展现出来。
早在1861年，就有官方估测，土著在昆士兰杀害了250名白人，后来又有占总人口20%～30%的白人在昆士兰北部的一些偏远地区被杀害。据不可靠估计，40年内由于边境冲突在昆士兰丧生的白人达800人，比一个多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都要多。
基于1个白人死亡就有10个土著死亡这一不可靠估算，800名白人死亡的同时意味着有8000名土著居民死亡。另一个不可靠估计是有1000名土著死于当地警察之手，从某方面来说，当地警察就是主要杀手。由于可以查证的记录很少，这些受害者数量的数据差异表明要确切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存在诸多困难。1860年到1890年间，昆士兰土著人口约减少了一半，剩余3.2万人。在一些地区，整个部落的土著居民几乎全部灭亡。据估计，移民和当地警察的袭击是汤斯维尔北部的哈利法克斯湾人减少的主要原因，1865年其人口总数为500人，到1880年，仅剩22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昆士兰西部的卡可单人为驱逐白人而展开了一场土地战争，战争中约牺牲900人。
通常疾病和低出生率为影响人口的较大因素，虽然胸部疾病不会像在寒冷的南方一样肆虐。但也有证据表明，19世纪70年代起源于印尼的天花病第三次灾难性的爆发就在澳大利亚，主要在昆士兰西部边境。如果把这个事件作为可能的猜想考虑进去，会使得估算被白人杀害的土著数量变得复杂化。
白人被控绑架女性和儿童是引起土著人不满的另一原因。一些被带走的土著本身是孤儿，或因疾病被遗弃，白人没有领会将土著文化加入公共教育的重要性。无论出于何种背景的孩童都被派到大牧场或从事放牧工作。很多孩子实际上成了奴隶，但那并非是一件完全不幸的事。一个有着欧洲血统，名叫贝特·贝特的孩子，因边境的战乱成了孤儿，她在1902年左右去了北领地的埃尔西牧场与格恩一同工作。格恩小姐(亚尼斯)在《友情天地》和《土著小公主》中写到了她。贝特·贝特长大后在达尔文社区中颇受人尊敬，她身兼数职，作为祖母、救护车司机和圣公会信徒，与格恩小姐成为一生的朋友。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因牧场主将牲畜赶到北领地及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的靠北地区，土著人对白人及其财产的攻占一直在继续，导致死伤无数以及白人残酷的报复。这是在北方第三次天花传染病暴发后不久发生的事。该地区警察部队很少，但政府要求他们不要像在昆士兰时那样造成危害，警察部队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
比拥有昆士兰那种当地警察部队更糟糕的事情是根本没有部队维持秩序。直到1911年，南澳大利亚的部分地区成了北领地的领土。政府的管理人员远在阿德莱德，虽然政府对该地区的治理也有想法，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管控。新来的牧场主们经常无视法律，以武力制定准则，乱占土地。该地区环绕着卡奔塔利亚湾，穿越边境线，向昆士兰内部延伸，因种族冲突而声名狼藉。
有一种观点认为，新来的白人因远离法律规范的约束，变得“逐渐本土化”，在没有古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对人的生命和妇女担任狩猎采集者的土著原始社会采取了一种强硬的态度。
最后，澳大利亚的牧场圈占运动(公地私占)的走向越来越偏离，过度占地使许多土著产生了恐惧。在澳大利亚出身的领导者带领下，这群无畏又历经风险的移民们秉承着的征服者的态度不断演变，垦荒者、骑士、射手们一心扩大圈地范围，以帝国主义思维寻求牧场扩张。无论是作为牧场主、经营者，还是因南方的利益而来的远渡重洋的移民，他们对土著都残酷无比，这一点可与早前中世纪的征服者们相提并论。从土著人的角度出发，一些地位比牧场主低的牧民更糟：无知、傲慢、以械斗为乐，少数人还是虐待狂。偏远的内陆出了名的吸引着外地的陌生人，他们的热情、孤独和危险让这里的情况变得更糟。北领地如美国西部故事中所述，也成了许多逃犯的藏身之处。作恶的并不全是白人，与白人一起工作的海外劳工，以及混血人群都参与了种族暴力冲突。
北领地广阔无垠，每个人都有发展空间，但是妥协却很难达成。一些位于偏远北方的牧场规模很大，能占到一个欧洲小国面积的一半乃至全部。一些牛群的规模也是如此，多达两万头牲畜集聚在鲜为人知的一小块区域中，那里的土著人总是充满敌意，这让原本不怀敌意的移民在频繁的挑衅下变成了土著的敌人。大自然不总是那样温和，也不总是被人准确预测。风暴、干旱和洪水的破坏力极大，鳄鱼在沿海水道里潜伏。过度的转地放牧导致经济状况变得糟糕，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严重且旷日持久的干旱时期。
为了能在东北部的阿纳姆地安置下来，以发展农业和更集中的牧业，北领地在阿德莱德的授权下，以“开发北方”为名，开创性地进行了开公司的尝试。傲慢无礼且满脑空想的北方牧场企业家约瑟夫·布莱德肖经营着一家企业，雇用中国移民去种植糖和稻米。历经严重的亏损后，Yolgnu的土著人实际上击退了开发者们，打赢了这场土地战争，一步一个脚印地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新型北方社会中。一个世纪过后，土著们的后代仍在那里，以部落聚居，独立、传统地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生存着。
北领地仍有数百名白人居民，其中多半是男性。到1901年，中国人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其中很多人原是19世纪90年代淘金热之际来到派恩克里克的。土著人的数量远超后来者，据估计，1901年土著人口为2.7万人，至少是一百年前的2倍。起初，新南威尔士对北领地负有不必要的责任，但南澳大利亚在1863年吞并了北领地。南澳大利亚在斥巨资后对北领地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于是在1911年将责任大权转交到英联邦手中。南澳大利亚的主要作为是修建了从达尔文地区通往派恩克里克，和从北穿过阿德莱德通往满是灰尘的乌那达塔的两条窄轨铁道，除了沿大陆电报线的一段轨道外，仍留有1600米的缺口。1911年，非土著人口达到3100人，其中包括混血儿和亚洲人。
当时的北领地有两位资深警官，一位是在1870年到1904年间管辖北方的警察局长保罗·弗莱彻，另一位是管理中部的治安官威廉·威尔特谢尔，他是当地警局的领导，也是土著人的保卫者。两人是南澳大利亚警局的成员，在土著人的问题上被视为专家。
注：检察官保罗·弗莱彻，1870年至1904年任北领地北部警察局长。
注：袋鼠角，布里斯班。(康拉德马顿斯，新南威尔士国家图书馆)
两人的性格都有几分暴躁，在土著人和畜牧者之间充当裁判的角色，同时也协调土著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们被控诉更像是征服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警官，他们对现存的司法底线熟视无睹，有时下达的命令还会引起复仇暴乱。但他们的使命并不简单，要用极少的兵力管控密集的丛林和草地，他们面临着抓捕和扣押犯人的困难，在执法过程中主要使用的都是最传统的武器。
多年以后，内地警察抓捕犯人才变得实际。在有汽车或铁轨这样的交通工具之前，他们用脖链将满是胡须、衣衫褴褛的土著罪犯拴起来送交法庭。后来的很多澳大利亚人看到相关的图像都会感到悲痛，但使用脖链的目的很简单。链子能让长途跋涉的犯人在远离成群蚊虫的灌木丛旁自由活动，但手铐却不能。土著罪犯在遥远的白人监狱里的遭遇很不幸。遵守法律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它能解决的问题比它创造的问题要多。一般情况下的犯罪是捕杀牲畜、偷窃或暴力(这些罪行白人也不是全然不知)。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极度种族主义？很显然是文化、外表和权力上的差异。19世纪80年代，当时暴力盛行，也是全世界对种族差异进行激烈讨论的顶峰时期。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种起源》问世，一种观点就此萌生，即土著可能在身体上、精神上、文化上和物质上都是欠进化的人类，他们注定与更高一级的种族无缘。一直以来，传统以及不准确的分析认为，几千年来，大多数的人类都是从社会中进化而来，他们经历了采集狩猎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直到迎来文化和城市生活。采集狩猎者因此在社会发展中地位最低。但之后达尔文引领的错误趋势开始将种族问题与身体、精神进化等同。狂热者们自以为是地撰写和传播着关于优等劣等种族的信条，在他们看来，土著与白人相比，尤其是和英国人比，处在精神发展的低位。这种观点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影响，但它对内陆习俗产生的影响就不得而知了，还有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给出答案。关于种族差异的担心似乎并不足以阻止混血儿的出生。征服者总是能找到土著女人做伴侣，建立一个明显的半欧式家庭。维多利亚时期激进的进化观在当时备受争议，土著认为他们和欧洲人一样，都发育得很健全。
在北方的安土重迁也不乏和谐的例子，但更多还是在极端游走。北方的一些开创性的家庭因为他们与土著的交流而感到自豪。正如南方，会在放牧开始的几年内就停战。当地的土著成为放牧的劳动力，抑或独立的工作，再或者成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牧场工，这些都是当地典型的现象。在很多地区，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很多产业都会停滞不前。尽管土著与当地警官的相处不总是很融洽，但他们也会作为追踪者加入警察的行列中去，在维护偏远地区的法律秩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政府的租用地在当时都被共享，不论最终结果如何。当然也有很多例外：昆士兰牧场主公然抨击土著骑警，称其为“懦夫”。许多牧场主瞒着警察为被遗弃的人提供住处(有时只是为了让他们为自己工作)，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当地的土著人长期以来都占着优势。
昆士兰和其他政府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建立了保留地，当时放牧的思潮不再那样兴盛，土著人所称的“荒野时代”也已结束。保留地被人们视为避免后来者在不适宜放牧的地区进行破坏的最好方式，例如在约克角和澳大利亚中部这类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北方察觉到土著面临着各种威胁，其中包括鸦片、酒水、烟草、经济剥削、滥用钱财、不善资金管理，以及与白种人发生的毫无益处的性关系。教会的传教任务有条不紊地在保留地开展，教士们提供教育、培训、医疗服务，以及向那些崇尚信仰的人传播基督教。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区的传教活动并不受欢迎且急于求成，但是土著居民，尤其是女性，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慢慢理解并融入了其中。
一切尘埃落定后，另一大批土著居民开始在北部的畜牧场工作。他们通常是优秀工人的表率并且接受本土传统与新事物的融合。他们的报酬极其微薄，通常是除了钱以外的食物、烟草、衣物和其他用品。即使报酬是钱，土著居民工资也远远不及白人工资，但差距最大的当属昆士兰。有关剥削的研究表明，土著的扩大式家庭所需的成本、在文化仪式和丛林流浪上所花费的时间成本，并不比白人的工资少。政府有时也会为年轻人提供教育。在最理想的牧场生活中，这可能是一件幸福的事。在埃涅阿斯·古恩夫人的经典之作《有情天地》中描绘了世纪之交时北领地和谐的牧场生活之景。即使一些评论家怀疑其中有粉饰太平和浪漫主义情怀之嫌，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其所描绘的一切都是虚构之景。
自1850年，乡村牧场成了大多数南部土著居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其中一些人有固定工作，一些人则是被临时雇用。部分原因是在淘金热时期白人工人短缺，土著居民愈加适应新世界的生活，并且大多数人十分擅长牧场和其他乡村工作，英语说得越来越好，并慢慢接受了白人法律和基督教中有关婚姻和女性角色的思想。在这个时期令人激动的一件事就是1868年土著居民参加了英格兰板球巡回赛。运动员主要是维多利亚西部的牧场工人，此次巡回赛非常成功，运动在整个社会也十分受欢迎。
注：墨尔本板球场上的土著团队，1866年节礼日，同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比赛，共有8000名观众观赛。其中一些运动员是维多利亚西部的牧场工人，为下一年的英格兰巡回赛而选拔。令人惋惜的是接下来几年中许多人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国家体育博物馆)
在英格兰，他们比赛的水准达到了二级郡板球标准，仅低于最高水准两个级别。但是广受批判的官场做派仍影响着许多其他的土著居民，也就是俗称的对“白人最糟糕的描述”，他们酗酒成性，软弱无能，打架斗殴，满嘴脏话。
起初，南方土著人口不断大规模地减少，例如，据估计，1860年，新南威尔士人口为1.6万(土著居民后裔最低人口)，维多利亚为2304人，到1890年人口分别骤降为8280人和900人。高死亡率和小家庭则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白人人口数量增多，特别是儿童人口数，通常来说这意味着传染性疾病的增多。在当时，肺结核足以致使白人死亡，也是土著居民中的一种常见病。还有其他常见病，例如，肺炎、流感和麻疹也夺去了土著居民的生命，尤其是婴儿，死亡数远远高于白人。混合疾病更是常见，流感或麻疹会损害肺结核患者的免疫系统或致其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