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亲密的公共生活和户外生活以及对预防措施和治疗缺乏理解都加剧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放弃了游牧生活的人们的早期定居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很差。尽管混血族群生存得更好些，但土著居民的与世隔绝对其遗传上的易受疾病伤害的影响程度是未知的。婴儿死亡率极其高，性病则是导致不孕或孩子体弱多病的主要原因。
在纪念菲利普总督抵澳百年之际，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已稳定。人们对外来病害的免疫力提高，掌握了更多对抗疾病的知识，并且没有增加新的天花传染病案例。(19世纪末白人世界在医学知识方面显著提高，包括对细菌感染的了解。)土著与白人的边境冲突以及部落间的杀戮退却到偏远的热带地区。随着部落灾难的降临和西方的影响不断扩大，杀婴，即杀死那些虚弱、被人抛弃或种族混血婴儿的事情逐渐减少。那些为人所知的种族混血婴儿成了土著居民特色复兴的核心。
政府政策通常是为了保持种族的“纯净”，其理由是土著种族注定要灭亡。政府认为他们有责任维护纯血统，但是半欧洲血统的人应归入主体群落中。
普遍认为，传教士们为了专门与土著居民共事而建立了第一批服务项目，但是随着传教工作的展开，殖民区划定了政府保护范围，为土著居民提供必要的食物和避难所、农用地和原始林地保留区。遇到的困难则是人们的福利问题，政府认为需要福利的人数众多，由于土著居民酗酒这一缺点，使问题更加棘手。问题包括疾病、部分地区的饥饿问题、经济萧条时期白人雇主的剥削或欺骗、不善资金管理、受到白人以及族人的性剥削以及女孩不宜怀孕等。然而官方保护者以态度粗暴闻名，即使出于好意，但土著居民仍怀恨在心。原则上，土著居民与牧场主享有同等使用租赁土地的权利。但是随着畜牧业的迅速发展，平等变得不切实际，人们也随之忽略了。
种族间混血儿的思想难免混乱且极易受到伤害。他们担心政府迫不及待地将他们同化，然而政府的做法并没有成功。虽然混血儿出生于土著家庭，但是却意识到了自己的差异性，更喜欢以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去融合。随后，政府划定的保留地工作人员开始使用独裁方式遏制这种可怕的“杂交”的产生，在“土著营”里这属于道德败坏而又十分异常的事情。然而，土著女性和半土著血统的女性仍继续与白人男性发生性关系。
种族间混血人成长的最终结果是会讲英语，有着英国姓氏，穿着英国服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基督教和英国法律的影响，但是保留着浓厚的土著气息，虽肤色较浅，外表仍十分显眼。保留地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地方，共同度过艰难时期，并且那里仍保留着诸多土著传统，特别是公共亲属关系和互帮互助的传统，即使这种共同分享的传统模式存在自身缺陷，例如，酗酒或生活拥挤等。
随着零散部落越来越多且部落间和部落内的杀戮不断，导致狂欢节、古老精神信仰和巫术等仪式逐渐消失。有限证据表明，女性是创造新社会的领导者。所以童年订婚和一夫多妻制理所当然在废除之列。男性，有时会作为女性和儿童的协助者，但大多时候他们的身份是灌木工人。虽然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但是与1850年之后出现的大部分人适应新式澳大利亚社会的过程差别不大。
此时的澳大利亚社会，对每个人而言都越来越“城镇”化了。澳大利亚乡下的大多数乡村小镇，不论大小，都建立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此同时，农场的选择和其他更加集聚的居住方式打破了过往的租赁牧场的模式。虽然无从考证这种集聚的居住方式最终有无导致传统土地所有者们离开故土，但哪怕是最暗淡的污泥和煤油灯光，只要是来自新形成的镇上，就能吸引白人或土著到访，与以往的城市无异。有学者认为，这么彻底的变化，在生灵涂炭的开发时期(frontier days)结束后才不到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发生，必定造成了更大的情感波动、压抑和痛苦；也有人认为改变发生得顺理成章。
一般来说，从租赁的大牧场附近迁过来的土著居民会先在城镇边缘或河边搭起帐篷，然后再慢慢用木头、麻布和白铁等物建造永久、坚固的住所。当时已察觉的问题，例如过量饮酒和滥交，变得愈加严重，以至于演变到官方采取行动的恶性循环。做法总是因时、地的不同而不同；但禁止土著居民购买酒类的做法一般会导致他们去非法购买更烈的酒，并公开喝酒。以法律禁令来断绝滥交的一些尝试，导致这种行为转入地下。这种种情形，让居民与警方的关系更为恶劣。白人父母常常反对土著居民在当地学校上学，说他们肮脏不堪、浑身是病而且不爱上学。有的地方政府允许对土著进行单独教育或建立土著学校，但见效者寥寥。自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小学教育已经变成义务教育，但这些规定很少强制让土著居民执行。
许多土著居住在政府限定的保护区，尤其是当政策温和地接受不同种族的时期，而男性——有时候是整个社区——会四处搬迁，为了工作或扎营。政府保护区内会提供配给(定时定量提供食物)和临时住房，但有时候这些保护区过于残破或距离人们工作、交易的乡镇太远了。保护区管理者也有好有坏，在保护区，政府对人们个人生活的干预十分常见，这种好坏参半的干预，在保护区要比在其他地方多很多。
彼时，官方意欲使土著居民融入主流世界，虽然，比起官方的推动，融入可能很大程度上要按照土著居民想要的方式和速度进行，但融入大部分发生在这段时间。不过，其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典型例子是，其间产生了两个互相憎恨的社群——一个是白人社群，体量大型，十分势利，经济上较为进取；另一个则是一些乡镇边缘的土著斗士。
注：1888年的白人到来百年纪念日，引起了人们对于白人为土著带来的十分明显且巨大的进步的担忧。当然，还有对于北方耸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和南方的一些成功融合的担忧。许多土著在精神上对自己的族群在自己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少、不被理解、日渐式微的这一事实感到不知所措。图为《自己国家的好奇》，1888年刊登于《通讯报》，作者为菲尔·梅。
不幸的是，在历史上，对于澳大利亚土著这一段突然的转变——同样的转变欧洲人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变迁——只有一些表面、矛盾的零星记录。这与人类学家们和历史爱好者们对于原始部落时期的洋洋洒洒不下千万字的描述和记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联邦时期，大屠杀和非法杀害土著已经成为过去，但在边远地区仍时有发生。许多年后，乡村的白人，即使在田间，也会在怀疑土著偷东西的时候朝天空鸣枪，以吓跑土著居民。这种关于枪声的痛苦的烙印，以及对于究竟谁拥有澳大利亚这件事上的互相误解，在人们心中久久徘徊。
8 大陆国家
大陆国家1901年新年这天，澳大利亚各邦走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国家。也正是在这天，新选出来的总督霍普顿勋爵，代表维多利亚女王在悉尼的世纪公园正式宣誓成立澳大利亚联邦，并准备选出首任总理来组织选举和成立政府。但是，“澳大利亚”与其他六个殖民地不同，它仅用一个世纪时间就完成了社会阶段的进化——自从马修·弗林德斯船长提出“澳大利亚”这个名字以来——而且进化仍然在持续。
虽然常常有着强烈地将自己区别出来的愿望，但人们却是慢慢地开始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非英国人或者英国殖民地居民。此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谈及“澳大利亚人”或“澳大利亚种族”的字眼时所指的仍然是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于是就经常引起混淆。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澳大利亚出生的婴儿仍旧称为“土著”(因为在当地出生)，但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这样的称呼，只是因为在表述上容易一些，比如说，“新南威尔士出生”这一称呼就要复杂不少，而常用的俗语，例如“玉米秆子(‘高个子’之意)”(在新南威尔士出生的婴儿的称呼)，又显得粗俗。当“土著”变成了大多数人，它也就不再有什么特殊含义了。
1900年，各殖民地(他们更愿意被称之为“省”)仍运行着独立的边防和邮政服务，独立监管着自己的经济，各自在殖民地边境征收关税，各自颁布移民政策。那时，许多人早就赞成各殖民地组成一个国家的想法，但直到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混乱、顽固——却民主——的政治以后，这一想法才得以推行。没有超凡脱俗的英雄纵横驰骋，亦没有鲜血遍地或暴力革命推翻暴政。没有如英国那般半神秘的不成文宪法，亦没有美国那般歌颂联邦的爱国光环。很少有人说什么搅动人心的话。只有至少十二个神父和几千民众就完成了这一变化。最终，联邦胜利了，但最初的胜利属于蓄着胡须、穿着正装的中年男人们，有的还戴着礼帽。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的话，这也是一场通过会议完成的革命。
关于召开“联邦大会”，或国家联盟的提案，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在伦敦和澳大利亚进行了讨论，大多数殖民地从那时开始走向真正的独立政府。早期的热心人士包括来自新南威尔士的W.C.文特沃斯和亨利·帕克斯，以及查尔斯·加万·达菲，这位爱尔兰反叛移民后来成了维多利亚的总督。1857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国会的特别委员会均提出了建立“联邦”的提案，但支持者甚少，多数人认为该提议不够成熟。
澳大利亚社会太新了，变革又太快。舆论当时还不足以广泛支持成立联邦，但各独立殖民地急于在自己的地盘上实现它。诸如选举权、参议院的角色、众议院的开销、土地政策、铁路建设和基础服务条款等种种问题主导了局面，这些问题与联邦的做法背道而驰。不够发达的西澳大利亚地区和昆士兰害怕被主导并导致自己羽翼未丰的工业被排挤，而新南威尔士不满维多利亚的突然崛起，担心墨尔本成为国家首都，因为那时悉尼很可能重新领先，成为首都。
1860—1880年间的殖民地内部会议并未决定成立正式联盟，却主要讨论需要一致行动的事务。关于成立更长期联盟的提案，要么因选举总理的问题而搁置，要么因急于求成而流产。1883年的两大发展加速了进程，其中之一是悉尼-墨尔本铁路的建成，加深了两个最大殖民地的联合程度，将焦点转移至在阿尔伯里接轨的问题上来。维多利亚总督詹姆斯·瑟威斯在庆祝会上说，“我们需要联邦，现在就需要。”几乎同时，德国和法国意欲分别进入新几内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消息不胫而走。尤为敏感的是，有报道称法国准备将囚犯送到那里去。昆士兰先发制人，占领了新几内亚，然后请伦敦的英国议会下令殖民新几内亚，同时正式开始成立联邦。(英国和德国最后决定瓜分新几内亚东部地区，荷兰人长期占领着西部。昆士兰占领了东南部的英国殖民区。)
瑟威斯于1883年11月召开了殖民地会议。他在会上主张的“单纯而简单的联邦”并未得到支持，但与会者支持成立联邦澳大利亚委员会，包括新西兰和斐济在内。委员会将仅作为立法机构，没有执法权或收税权。新西兰不加入委员会，但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南威尔士议会一票否决了成立委员会的提案。反对者们称，委员会过于稚嫩、羸弱，会成为建立更为坚实的联邦的阻碍。帕克斯说它“摇摇欲坠”。委员会数次会晤，但没有了新南威尔士，会晤收效甚微。尤其是当新南威尔士确有参加的殖民地内部会议继续召开时，委员会更形同虚设。悉尼对其感知到的新南威尔士早期被“分解”到其他殖民地去的经历心有余悸，这成为成立联邦进程的阻碍，影响深远。
注：亨利·帕克斯有意成为“联邦之父”，但狡黠的悉尼政客知道如何见风使舵地夺取他的公众支持率。载于《通讯报》，菲尔·梅。
随着1890年的到来，帕克斯认为联邦运动的舆论已经成熟，并决心成为运动的带头人。1889年10月，在特菲尔德(靠近昆士兰边境)的一场著名演说中，帕克斯号召用一种更为强健的联邦形式取代所谓的联邦委员会，这种联邦形式应具备实权，并为全澳大利亚人民负责，而不仅仅是为殖民地议会负责。他还说，国防尤其必要。帕克斯随后组织了一次殖民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会者同意向各自的议会请求派出代表参加全国性的澳大利亚全民大会。会上，帕克斯说“血脉的红线将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1891年3月，第一次联邦大会在悉尼召开，会议决议通过了组建澳大利亚政府的原则。原则包括，除各方一致同意应移交给全国性的联邦议会(国民联邦议会)的权利以外，现存的殖民地议会仍保留自己的权利。国民联邦议会应包括参议院，各“省”具有平等代表权。还应成立众议院，各地区根据本地人口选举众议院议员。国民联邦议会应具有海关权、外交权和国防权，但联邦的各殖民区之间的贸易和交往必须“完全自由”。最大的争议在于参议院的权力是否应包括通过财政法案的权力。经过多个方案的讨论之后，大会决定采用“联邦”一词作为联盟的正式称谓。
《宪法》第一草案随之而来——复活节期间诞生于正在悉尼北部霍克斯伯里河上巡游的昆士兰政府的蒸汽船“露辛达”号上。昆士兰总督兼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萨缪尔·格里菲斯(后来担任首席大法官)是主要作者。
格里菲斯起草的大多数法令，在最终生效的《宪法》中得到了保留。不过，过程同样波澜起伏。争议主要在于一些细节和经济问题上，例如在使用现有关税和消费税收入向新政府提供资金的问题上，各殖民区意见不一。最后形成了大致的一致意见，即所有殖民区政府应采用同样的模式——组建由上下两院构成的议会，从属于英国国王，但只对选民负责，并从自己的议员中组成执行部门。余下的人想组建共和国，但支持者寥寥。还有人想选举出一位总督，具备类似美国总统一样的权力，或建立类似英帝国国会的提法，俱遭否决。
注：《悉尼每日邮报》反对联邦，于1899年刊登了这幅《新南威尔士和她对后裔的责任》。其反对者《悉尼先驱晨报》则持相反立场。
最主要的障碍仍然是新南威尔士，当时其议会仍然十分分裂。其反对意见主要基于两点。其一，新南威尔士支持自由进口贸易，与维多利亚想要的征收保护性关税以保护制造业和其他工业的立场相左。自由贸易，作为某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在新南威尔士比在其他殖民区有着更广泛的支持。
这也是保持悉尼及其港口经济强大以及低廉价格的最佳方式。自由贸易者想进一步降低关税，并从土地和所得税上增加税收。联邦的存在使得这个愿望破碎，因为它将征收全国统一的关税，取代殖民区边境的税收。新南威尔士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对土地税，在全国他们的立场最为坚定，而且吸引了大量制造业的支持。天主教徒也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作为对自由贸易者们向教区学校提供国家资助的“自由”记录的抗议。这些分歧打断了联邦的正常进程，增加了许多混乱因素。
注：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是当时的主要政治分歧，但到1901年以后，这一分歧逐渐消弭。自由贸易者们的论点中肯而有力，正如这幅反贸易保护主义的漫画。(《通讯报》1903年，诺曼·林赛)
另一个阻碍因素在于新南威尔士支持单一体系的右翼或左翼意见，这种体系在英国或(至少)加拿大均存在，即国民议会掌握所有权力，以及以悉尼为都。在新南威尔士以外的地方，或者哪怕在悉尼以外的地方，这种论调都鲜少被支持，因为其他殖民区和新南威尔士除悉尼外的其他地区均害怕被主导，因而它从未成为现实。公众担心，从阿德莱德和霍巴特出走的一些小地区会被新南威尔士通过参议院占他们的便宜。新南威尔士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联邦必须成立参议院的想法，但对于具体细则持谨慎态度。联邦还陷入了自私自利的帕克斯和乔治·里德——帕克斯的继任者，1894—1899年担任自由贸易党领导人和总督，也是将来的国家总理——之间的争斗纠葛之中。有人认为，在1895年，年届八旬的帕克斯赖着不走，为了个人的虚荣而用力过大地推进联邦进程。然而，舆论受这种看法的影响并不大。
其他殖民区认为，没有新南威尔士的联邦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进程一度停滞不前。舆论开始有所进步，从而推动了联邦的进程。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协会(ANA)是其中的积极团体。协会在1871年，本地出生的青年居民成为多数人口的时期成立，既是卫生和医疗保险互助协会，也是一个社会、教育和辩论协会，有着澳大利亚爱国特质。ANA主要活跃在维多利亚，但19世纪90年代，其成员已经遍布全国，并成了这一代未来政治家的训练场。它坚定地支持联邦，有力地促进了联邦联盟的成立。1893年，联盟在新南威尔士的科罗瓦召开了一次著名的会议。诸如科罗瓦、阿尔伯里、特菲尔德这种边境城镇，对殖民区海关检查站深恶痛绝，是联邦的坚定支持者。除通过成立联邦的决议以外，科罗瓦大会还通过了一项提案，支持各殖民区根据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召开新的国民大会来讨论联邦宪法事宜，并为此组织全民公投。
随着赞成联邦的态度在悉尼不断增强，帕克斯1896年死后，新继位的领导人埃德蒙·巴顿成为第一任联邦总理。在那关键的时刻，在历史上他第一次提出响亮的口号：“一个大陆，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大陆。”巴顿的保守派竞争对手乔治·里德总督，对公众舆论有着众人皆知的敏锐嗅觉，在科罗瓦之后逐渐与自己的对手拉开了距离——虽然他因为踌躇不决而一度被冠以“是非里德”的称号。巴顿和里德像维多利亚的艾尔弗雷德·迪金一样，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势的公众人物，都能左右公众舆论。里德要的是联邦。他警告称，小城镇可能主导了新南威尔士，占了后者的便宜。
科罗瓦大会促进了1895年霍伯特总督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同意向各殖民区议会申请通过支持议案，允许召开国民大会。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于1897年3月选出了代表。选民大多把票投给了已经成名的政治家。这些人于1897年早期在阿德莱德举行了会议，并就宪法起草问题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委员会：一个负责最高法院的组建，一个负责起草必要的法律。巴顿、其悉尼好友理查德·奥康纳和阿德莱德友人唐纳尔组成了最关键的宪法委员会。宪法的起草主要参照美国宪法，虽然表面上相去甚远；此外还吸取了当时存在的其他联邦宪法的经验，尤其是德国和瑞士。可以说，它是优于其他宪法的，因为它避免了它们的不足，而且比其他宪法——例如美国宪法——更加严谨，因此并不需要过多的宪法解释。这部宪法根据1891年形成的基本原则形成法律，提供了一种“双全民公投”方式——即大多数州的大多数选民——来更改宪法，跟瑞士的情形一样。这部宪法袖珍而精致，因为它没有像美国宪法和其他国家宪法那样，充满关于国家气概和权利的华丽辞藻。
随后，提案进入到殖民区立法的讨论和修订阶段，总共进行了286次修订。但是，其症结仍然在于参议院是否应具备财政权，缓解上下两院之间僵局的条例，以及国家首都的选址问题。新南威尔士的反对者们试图要求大多数选民投票来批准新宪法(而不是自愿投票)，但未获成功；不过，他们成功地将此前要求的至少5万“赞成”票提高到至少8万。大会持续了一年，在好几个城市接连进行会议。最后采取了妥协的方案，包括给予参议院否决但并非修正财政法案的权利；以及，如果两个连续的重要法案未获通过，上下两院解散后应进行新的选举，并由两院联席进行；超过50%的“大多数”取代了原来的60%“大多数”。这些变化缓解了有关小地区认为新南威尔士会占主导地位的忧虑。
1898年6月，在随后的公投上，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均产生绝大多数“赞成”票。新南威尔士仍然处于两派分歧，71595票赞成，66228票反对。因此并未达到适用宪法规定的最低8万票的要求。《悉尼先驱晨报》和《悉尼每日邮报》分别坚定地站在反对彼此的阵营里。巴顿及其一腔热情并未能够将新南威尔士拉进来。
不过在另一次会议上，各方更多地彼此妥协，并举行了另一次公投。各殖民区总督于1899年上半年进行会晤，讨论新南威尔士、西澳大利亚和昆士兰提出的新想法。在这些地区，民意较为冷淡，而且只是偶尔参会。新西兰逐渐地完全退出，斐济从来都不太感兴趣。成功激励了新南威尔士的一个消息是，新首都将在联邦本土，虽然在新南威尔士省内，但至少距离悉尼100英里(160公里)远。
联邦将收取关税并对海外贸易征税，这仍然是澳大利亚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前十年，政府可保留税收的25%作为日常开支，将其余部分按照照顾经济落后殖民区的策略分发到各地。经济力量(而不是什么宏大原则)很快将联邦带入了贸易保护政策中，因为政府需要财政收入，而自由贸易带来的失业将拖垮本土现存的工业。
宪法修正案于1899年9月进入公投，结果大多数殖民区一边倒地投出了“赞成”票，包括新南威尔士的107420票赞成和82741票反对。只有昆士兰的结果比较相近——38488票赞成，30996票反对。布里斯班有着众多稚嫩的新生工业，因而强烈反对，但北部同样强烈地支持联邦。西澳大利亚只在1890年形成了代议政府，它的乡村和受地方保护的工业均立足未稳，因而珀斯政府未组织投票。但是，在卡尔古利周围的新生的、蓬勃发展的、充斥着东部来的“外乡人”的采金区，媒体和甚嚣尘上的民意要求加入联邦，还威胁要退出西澳大利亚。迫于金矿地区的压力，更迫于伦敦的压力，珀斯议会最终退让，在1900年7月31日这一天进行了公投，结果44800票赞成，19691票反对。
殖民区议会要求帝国(即英国)议会批准宪法——而后者也确实这么做了——虽然巴顿带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不得不在伦敦艰苦作战，防止出现限制澳大利亚权力的变数。他们唯一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变数，是英国枢密院具备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向其上诉的权利。在事情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表面上镇定自若的政客们，皮笑肉不笑地携手跳了一支捷克舞。1900年6月5日，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了授权澳大利亚宪法的法案，维多利亚女王于9日签署。1900年9月17日，女王宣布：随着西澳大利亚的加入，自1901年1月1日起，“六个殖民区人民联合起来，结成联邦，名为澳大利亚联邦”。
虽然政界表现得欣喜若狂，但澳大利亚国内并没有太多的狂喜。公投的选民投票数(当时选举仍然是自愿的)比较一般。可能澳大利亚人已经对此感到厌倦，或认为联邦姗姗来迟了。许多人对联邦抱敌对态度，有的甚至期待更加单一化的制度。因而有人觉得无聊——无非是些政治、政客，或者更高的税负——也就不足为奇了。同年5月9日，第一届联邦议会开议的当天，很多人来到街上排队游行，或许是为了庆祝假期，或者是为了热闹，又或者只是因为能见到约克公爵夫妇——这位未来的乔治五世和玛丽皇后——约克公爵在墨尔本的皇家展览大厦正式为议会揭幕。
注：1901年5月9日，约克公爵(未来的乔治五世国王)在皇家展览大厦宣布第一届联邦议会开幕。
但这一切并非徒劳。过了一百多年以后，这套宪法仍然沿用。天生仿佛喜欢怨声载道和冷漠的公众对此常常抱怨，但却拒绝任何改变它们的尝试。政府提出了超过40个宪法修正案，公众在公投中对80%的修正案投出了反对票，那些侥幸通过的提案，也往往饱经曲折。2001年，澳大利亚的治理问题中，宪法条例和宪法的遣词用句仍然是最不起眼的问题。
20世纪初才艰难地从一个大陆变成的这个国家，当时拥有400万人口——是50年前的10倍——这主要是由于人数众多的移民和高出生率。随着囚犯时期的逐渐远去，这个国家对自己的身份变得越来越自信。平等主义和“伙伴情谊”的传统逐渐变成陈腔滥调，而且多半在夸大其词；恃强凌弱、阶级意识和趋炎附势仍然充斥整个社会。但是，增长和变革的确打碎了19世纪时人们常有的排外心理和自命的优雅。大多数人恪守着一种自囚犯时期发展起来的文化：不出风头，帮助他人(尤其是不幸的人)，喜欢对权贵持有嘲弄性的、直截了当而又落在实处的质疑。
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广阔的郊区地带沿着铁轨和电车路线慢慢发展起来。电灯和电话面世了，摩托车和飞机很快也要到来。由殖民区变成的各州在自己崭新的角色中欣欣向荣。实事求是地说——撇开党政不谈——对社会的干预令澳大利亚得到了“没有教条的社会主义”的美誉，国有机构提供的服务、劳资关系的仲裁、福利和全国中等教育的开端等均积极发展起来。试举两例：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值得纪念的有一位维多利亚总督“汤米”本特，他是土生土长的土著，囚犯的后代；还有詹姆斯·辛克莱尔·麦克戈文，锅炉制造工人的后代，在1910—1913年间担任新南威尔士工党领袖。
比铁路更能把这许多个殖民区联系起来的是沿海航运。这可能是最经济的旅行方式，而且当时各殖民区之间鲜有铺设得当的道路。另一条纽带则是运动。19世纪见证了许多伟大运动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从1810年麦觉理总督时期开始的第一届赛马到1861年的墨尔本杯，到19世纪80年代的澳英板球对抗赛，以及争强好胜的足球赛事。英式橄榄球和澳式橄榄球之争引起的分歧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团结，但到了联邦时代，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体坛上不容小觑的运动强国。促成这一切的原因包括广阔的土地、一年到头的好天气，以及在周六下午不工作这一早期习惯，等等。
联邦议会的早期工作之一，是首都的选址。1909年，政府决定落户堪培拉，是在莫朗格山谷那优美的澳大利亚内陆风景里的一座开放的放牧区，周围被群山围绕。远处的山峰上终年覆盖着积雪。选定堪培拉作为首都的过程历经8年，反反复复地甄选了大约40个竞争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按照宪法，它必须在新南威尔士境内，但至少距离悉尼100英里。1912年，城市设计的全球竞赛结束，设计负责部门选中了富有远见的芝加哥建筑师，时年32岁的沃尔特·伯里·格里芬(Walter Burley Griffin)的设计。“堪培拉”是当地土著对此地的称谓的英译，至少从19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了，它的大致意思是“聚会之地”。其官方名称“Canberra”的重音落在Can上。
另一项工作是确定国旗。联邦举行了竞赛，吸引了3万多幅作品参赛。评委们选出了5个类似的设计，随后将它们进行融合，使国旗的设计更加能体现出持续性，但当时还有红色和蓝色两种基调颜色可选。在国旗上加入米字旗(英国国旗)和南十字星是殖民时期的早期传统，虽然各自的目的不一，结合方法亦多种多样。新国旗还加入了一颗大七角星，代表联邦和6个殖民区。当时的主流态度仍然是大米字旗，于是政府让民众自由选择。最终蓝色基调的旗帜慢慢被大多数人接受，不过，直到1953年官方才正式宣布它成为国旗。红色基调的旗帜后来成了商船队旗帜。
当时的临时首都在墨尔本，它是当时最大的城市，比起悉尼，它更容易通往其他各州。这一临时首都的角色，令墨尔本从19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复苏，甚至有点儿急不可耐地成为国家的行政中心、议论焦点、输出国家影响力的中心。
悉尼是《公报》周刊的老家。《公报》吹毛求疵、张扬炫耀，是一份不乏天分的全国性“布西曼(意为丛林居民)圣经”式的周刊。《公报》刊登了亨利·劳森、A.B.班卓·帕特森和其他人的抒情诗集和故事，激发了澳大利亚人的浪漫主义情怀。批评者说，这些作家非常恋旧地美化了那些过往的——正在让位于城镇和小型农场的——放牧生活，不过，他们的作品的确受人喜爱。好几代的学生都爱上了这些作品，甚至能背诵《闻名的克兰西》(Clancy of the Overflow)和《来自雪河的人》(The Man from Snowy River)。“波西米亚式(放荡不羁)的《公报》”一词十分贴切地描绘出这一悉尼文化的神韵，正如约翰·诺顿那轻浮而聪明的《真理》周刊。布里斯班受到19世纪80年代伦敦移民和英国工业城镇的萧条的影响，逐渐变成了激进派和社会主义者的中心；在那之前，昆士兰接纳了大多数来自乡村的移民。阿德莱德和霍巴特则成为小州获得联邦消息的情报中心。
班卓·帕特森写了一首《丛林流浪》(Waltzing Matilda)，完美地揭示了当时的国民情绪。其背景故事是，1895年，帕特森待在昆士兰中部文顿附近的达格沃斯车站期间，听到了一个关于一名偷羊的流浪汉淹死的故事，以及在那儿常有鬼魂出没的传闻。他听见车站管理员的妹妹克里斯蒂娜·麦克弗森在车站钢琴上弹奏古老的苏格兰歌谣Cragielea。帕特森于是下笔写下了这些澳大利亚人始终热衷的故事。其中的一处不同是，被淹死的人是个军人，可能是从4年前羊毛突袭事件中逃出来的德国剪毛工纵火犯。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先是经历了泡沫式的繁荣，后来又经历了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堪比19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衰退。大约三分之一的劳工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失业，而在1890年失业率仅为5%。这是巨大的灾难。政府提供的粮食或福利几乎没有，慈善机构自顾不暇。在维多利亚，繁荣和萧条是最常听到的字眼，即使淘金热出现以后，也常常提及。这段时期，就是臭名昭著的“土地吞并潮”的兴盛时期。英国和欧洲在19世纪80年代的缓慢发展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大量的借款，当然利息也高。这种短暂的“快钱”，尤其在维多利亚，推高了房价和地价。开发商将如此大量的土地划分出售，以至于许多土地在50年后仍未开始建设。问题之一，是公司法未能充分定义“银行”，结果大量表面上富丽堂皇、实际上羸弱不堪的所谓“土地银行”出现，使用借来的资金用于土地开发。随着市场泡沫渐大到破裂，它们因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而倒闭，从而拖垮了那些借债给他们的正统银行。无数的建筑协会——它们吸收公众存款，并抵押贷款给想买房的人——未能发展起来，却浪费了大量的公众存款。每个银行都出现了“跑路”的情况，顾客排长队取出自己的积蓄，担心银行倒闭。到了1893年，维多利亚政府推出了4天的“银行假”，希望结束恐慌，却没想到，它不仅加深了恐慌，还损失了政府的公信力，导致了更深的危机。
虽然永远关停的银行只是那些最弱小的传统银行，但许多银行支付遭到中断、临时关闭和“重建”，也就是说，储蓄者没办法取出自己的存款，即使有约定，也不能在约定的时间拿到钱，还往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借着事后诸葛的优势，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可能有更好的应对办法。新南威尔士政府宣布钞票为“法定货币”，并给予它政府担保。昆士兰则发行了政府券来缓解恐慌。(1912年以前，澳大利亚政府只铸造硬币。各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各区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他们虽然将借款基本上花在了铁路、用水、排污、学校和其他重要事务上，但在萧条时期，仍然债台高筑。
正当萧条艰难地离去，却遇到所谓的“联邦旱灾”——前所未有的干旱年份——袭来，结果复苏又放缓，变成了新的灾难。19世纪90年代，原本兴旺的葡萄酒行业遭遇了根瘤蚜病，受到重创。干旱在1902年达到顶峰，直至1905年以前，看不到半点复苏的迹象。移民潮停滞了一代人的时间，墨尔本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其高出生率也未能保持。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差不多。1892年，新南威尔士的人口重新超过了维多利亚，到1911年，大都市悉尼的人口超过了墨尔本。
这期间也不是全无亮点。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可能是唯一来源——是西澳大利亚的金矿。19世纪80年代，探险者们在米卡萨拉等地发现了不少金矿，但1892年，亚瑟·贝利和詹姆斯·福特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库尔加迪矿场，直接导致随后帕蒂·汉南的队伍发现了附近黄金储量更为惊人的卡尔古利。酷热、蛮荒、遥远，被珀斯称之为“东方”的那些金矿产区，是世界上产量最高的金矿产区。这块“黄金地带”带来了又一次淘金热，人们不仅从萧条的维多利亚涌来，也从其他殖民区，从英国和欧洲赶来。西澳大利亚这个所谓的“灰姑娘”，人口在1890年到1901年之间增长了3倍，达到18.4万人。
除了西部的金矿，19世纪80年代在布罗肯希尔、塔斯马尼亚西部、昆士兰北部等地发现的贱金属矿，也帮助澳大利亚度过经济萧条的难关。小麦是另一个亮点，尤其在萧条和干旱结束以后，小麦迎来了春天。1890年至1914年间，小麦种植面积增长了3倍，所谓的“面包篮子”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北移，到1910年，新南威尔士和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主要的小麦产区，昆士兰紧随其后。广阔、上好的产粮区在等待着收割的时机成熟。随着铁路网络的逐渐铺开，各分离的地带联系起来，给经济形势带来了很大的不同。同样改变的还有澳大利亚的机械发明，例如收割机，而后是收割球，可以实现脱粒和打谷同时进行；跃障犁，可以跃过地面上的树桩或树根；以及能够压碎桉树矮林和其他矮树丛的设备。威廉·法雷尔的防霉品种——后来几乎能够抗旱——“联邦小麦”和其他经过改良的谷物品种，超级过磷酸肥料和更好的农耕方法的出现，等等，都增加了收成。低廉的羊毛价格、旱灾和低出生率导致许多大型放牧区转型成为耕地，政府又进一步鼓励这种“近距离聚居”。19世纪70年代晚期，南澳大利亚持续的旱灾，表明该地的小麦产区延伸太长，深入干旱区域，导致大批有经验的农民搬迁到新的内陆小麦产区。在西澳大利亚，黄金热增加了人口和基础设施，还带来了一些小型启动资金，鼓励人们拿起斧头和犁去开垦那些树木丛生、广阔却贫瘠的矮树林。澳大利亚西部的雨水相对充沛一些，而东部地区往往很容易受到太平洋厄尔尼诺现象(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人们才认识到)的危害。
19世纪8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冷冻船运让大型肉类和奶制品出口成为可能。系统化灌溉于19世纪80年代在维多利亚北部地区开始实行：起初，在本地种植者的信任，或者在私人企业——例如加拿大的查菲兄弟公司——的主导下，把米尔杜拉、维多利亚、伦马克、南澳大利亚等地沼泽遍布的小桉树乡野变成了葡萄和柑橘果园。加州是重要的灵感来源。米尔杜拉和早期的灌溉系统均受到了经济萧条的影响，但随着全州的支持和广泛建造的堤坝，它们得到了数倍反弹。1910年开始，新南威尔士的马兰比季河灌溉区大大促进了瑞福利纳的聚居。昆士兰的状况好转，对“白澳大利亚”的偏爱和金矿发展的减缓，促进政府制定了改革策略，将制糖工业从种植园模式改造成小农场模式，用欧洲人替换掉岛民工人。
澳大利亚第一届总理埃德蒙·巴顿，1849年出生于悉尼。187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取得律师资格，后在新南威尔士立法议会上获得了一个席位。相对于政治家，人们普遍更认为他是个极有天分的律师。他将其职业生涯聚焦在联邦运动上，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担任领导人物。私底下，他极有名气而又和蔼可亲，能够解决极为困难的问题，有着极强的专注力，但有时精神也会十分涣散，嗜好喝酒及享乐。根据资历，总督霍普顿勋爵的第一选择本来是新南威尔士总理威廉·莱恩，但是乡野出生的莱恩一直反对联邦，而巴顿的支持者们又让霍普顿勋爵相信莱恩不具备必要的议院支持率。巴顿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政府，1903年，他成为最高法官，他的朋友奥康纳和另一名同事，来自昆士兰的联邦主义者萨缪尔·格里菲斯已经成为最高法院法官。萨缪尔·格里菲斯法官后来担任首任司法部长。
注：埃德蒙·巴顿与阿尔弗雷德·迪金，首任和次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从那时起，绝大多数的政商领袖都是澳大利亚本地人。巴顿的继任者，“友善的”阿尔弗雷德·迪金，本是联邦早期的高级官员。他于1859年出生在墨尔本。他的父亲是英国移民，担任殖民区运输服务业领头的科博公司的中层经理。 迪金有着不亚于巴顿的聪颖天资和知名度，也是一名律师，但同时更是一名作家——他曾经在《时代》担任记者职务——和政治家，一名伟大的演说家和国会议员。他领导了维多利亚的联邦运动，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与巴顿紧密携手。迪金于1903—1904年担任联邦总理，并在1905—1908年和1909—1910年两次连任。任期中途被打断，主要是因为联邦早期的政党动乱，各殖民区同样受到了政党动乱的影响。
政党的标签比较混乱。在殖民区政界，两条广泛的主流是自由与保守，但澳大利亚这一英国分部未能很好地保持。两大主流的共存十分艰难，比如在自由贸易者和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维多利亚，为了维系淘金热消退以后的人口数量，受保护的制造业和加工业鼓励保护主义和自由主义共存。而在新南威尔士，自由贸易是主流，因为它鼓励港口贸易，而港口贸易是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还能拉低价格；可是农民们却呼吁保护主义，因为海关收入意味着土地税收的减少。其他各殖民区在这些方面表现各有不同。自由派倾向于一人一票，支付会费，放开土地管制，弱化政府对工业和社会的干预，免费提供教育和支持世俗化教育，轻微提高税收和社会福利。自由派并不十分抵制所得税。而保守派倾向于支持保守的做法，因为它能对教会学校提供更多的国家资助。
到了1901年，殖民区政界的分歧被打破，民主已经充分实现。所有政府都需要海关收入——现在开始由联邦征收和分配——因此，为了收入和工业，一致的需求导致各方均同意了适度保护的策略。随着经济形势的紧张和国家体系的需要，对教会学校的国家资助进入了艰难境地。对于某些老派人士而言最为恐怖的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自由派和保守派，于1909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由党。
当时自由党的普遍反对者是工党(这一政党名称于1912年才被采用)。工党早期一直持中立立场，利用其席位优势，摆布一方而迫使另一方妥协，包括保护性关税和行业争端的仲裁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迪金一方是广泛支持的——以及养老金问题。维多利亚于1900年引入了养老金计划——自19世纪90年代收入锐减之后广受欢迎——其他的一些殖民区曾经独立施行，但在1908年，养老金成了联邦事务。
在工党的支持下，迪金的遗产是所谓的“迪金式和解”，即行业仲裁和保护被接纳成为常态，各州的工厂、工时、工作补偿法律均得到增强。迪金身后长期存在的自由党-工党分歧主要在于工党的社会主义志向——被解读为对国有行业的偏爱；其与行业协会的有机联系，及其严格的干部会议体系——在提交到国会进行讨论之前，议员们通过这个体系事先同意某个政策。而自由党对迅速萌芽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警惕得多，也更具有帝国思维——比如它在国防问题上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