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当其他政党争端不断之时，工党执政了4个月，这可能是全世界第一个工党执政的国家政府，虽然昆士兰已经在1899年短暂出现过类似情形。工党的联邦总理是约翰·克里斯蒂安(克里斯)·沃森，时年37岁，早年从悉尼印刷行业协会进入政坛。
行业协会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发展迅速，从高技能贸易行业从业人员到低技能和临时工人，甚至白领工人，都覆盖其中。当时已经有少数几个“工党”成员被选入国会，但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动荡导致多起大罢工事件，事件中政府和雇主败退。组织更完善而且有着行业协会支持的工党在好几个殖民区迅速发展，从而在投票中往往能够得到高支持率。在经济萧条期间，工会主义变得更加自信，工会和工会之间的政党也在工作环境问题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01年工党在联邦中的支持率只有19%，但到了1910年，安德鲁·费希尔(出生于苏格兰，早年是一名昆士兰矿工)主政期间，工党支持率高达50%。工党既赢得了社会主义者、主流的工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对手的青睐，对年轻人也充满了吸引力。
费希尔于1910-1913年间领导的政府在多个重大事务上取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就：联邦提供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接管北领地，投建连接珀斯的跨大陆铁路，成立皇家澳大利亚海军和联邦银行，并使联邦银行具备某些中央银行权力。1912年，乔治五世国王授权联邦将袋鼠和鸸鹋作为国徽图案；相比各州，在象征意义上，联邦的“皇家”性质减弱。随着新的政府银行的成立，联邦背书的纸币于1913年印发，成为唯一的政府发行纸币。这些措施其实早已广泛为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党争——早期的政府未能落实。
在名义上更为保守的一方，乔治·里德于1904年成为总理。那一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分裂，使得自由贸易党推翻了沃森政府，主政近一年。里德政府又被称作“里德-麦克莱恩”政府，是后来的代表城市和乡村利益联合执政的先驱。里德的副手是前维多利亚总理阿兰·麦克莱恩，一名“乡村保护主义者”，代表吉普斯兰昂贵的甜菜糖工业的选民对抗北方的蔗糖工业。
新联邦国会颁布的早期法案之一，是《1902年联邦平权法》。该法案规定，所有本土或自英国入籍的国民，凡在联邦居住超过6个月者均可参与投票。终于，成年人获得了普选权。法案给予全澳大利亚成年女性同样的投票权和成为议员的权利，这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尚属首次。南澳大利亚早在1894年就赋予女性选举权，西澳大利亚则是在1899年。其他各殖民区在法案颁布后相继赋予了女性投票权，但直到赋予女性投票权几年之后才给予女性当选议员的权利。
法案规定，精神不健全者和正处在一年以上监禁的服刑犯人的选举权被剥夺，但它也同样排除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和太平洋岛屿人民(新西兰除外)。这一排除植根于当时日渐加深的种族偏见，以及(尤其是北方地区)对廉价的亚洲和岛屿劳工的担忧。巴顿政府原打算给予土著居民同样的权利，但工党在国会上表示反对，政府只好让步。工党不仅害怕廉价劳工，也担心畜牧业主强制不熟练的、目不识丁的土著居民到农场工作，并投工党的反对票。不过，这一法案并没有禁止土著居民在除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的其他各殖民区内进行投票，这是宪法保证的权利。欧洲移民的地位则是一如既往地语焉不详。政府在众多事务中均倾向于把民众分为两种，如果按照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就是土著居民，其余的就是白人。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难免戳中土著居民痛点的问题是，宪法将他们从联邦人口普查中剔除了。这并非出于某种轻蔑，而是由于切实意识到在偏远的部落地带对他们进行普查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分配问题。
《1903年移民法案》实行了所谓的“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严格禁止非白人移民。这并非出自某个政客的个人喜好，更多的是公众舆论的一种反映，尤其是行业协会和企业主的意愿。对非欧洲移民的意见自淘金热期间就开始产生，那时候许多地区都对中国移民的涌入产生了抱怨。矿工们针对中国人的到来爆发了好几次暴动，最激烈的一次要数1861年蓝滨滩(今新南威尔士杨格市)的骚乱。殖民区政府颁布了配额、税收和其他各种办法来限制中国(有时也包括他国)移民。同样的，对于美拉尼西亚契约，种植园工人也多有不满，从经济上、文化上、种族上，不一而足。价格低廉的印度和中国“苦力”涌入斐济、新加坡和南非，这对澳大利亚工人敲响了警钟。对于40年前的美国种族问题和南北战争，澳大利亚人倒也有充分的意识，但是，主要来自雇主们的对有色人种移民的支持微不足道。最为尖锐的反对意见是经济方面的，但其实质仍然是种族偏见、恐外情绪，或对于某种难以定性的特定行为的反感。另一种广泛的担忧是所谓的“杂交”：人们认为种族混合而来的后代会在身体上，尤其是精神上弱化。对于仅有400万人的一个新形成的民族而言，这种看法并非不可理喻：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来限制移民，从而维系自己民族的血统。但是，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白色澳大利亚人政策逐渐变得严酷、死板、狭隘，最后成为无用的教条。
联邦利用听写测验作为排外的工具。这种方法源自西澳大利亚殖民区。对于不受欢迎的移民，政府会选择一种欧洲语言来进行听写测验，比方说，很少有亚洲人懂威尔士语。英国意识到自己对于亚洲和非洲的巨大责任以及敏感性，于是直接颁布了一条禁令——这是伦敦对澳大利亚内政极少的几次干预之一。
然而，自1905年(新南威尔士)和1912年(塔斯马尼亚)重新开放并帮助移民以后，“自家亲朋，自家子孙”的浪潮卷土重来，甚至席卷了英国。19世纪90年代移民带来的人口净增长仅为2.5万人，从1900年到1905年之间，离开澳大利亚的人数比进入的人数还要多(主要是去了新西兰)。但是，1906-1910年间的净增长人数达到5.7万人，1911—1915年为13.7万人。大多数得到殖民区政府帮助的移民均要缴纳费用。移民几乎都来自英国诸岛，但1890年后到来的数千欧洲人(包括一批意大利人)中，大多数去了昆士兰北部的蔗糖种植区，以及乌克兰犹太人西姆哈(西尼)·梅耶·贝夫斯基这个后来成为澳大利亚富甲一方的商人那儿。
随着繁荣的到来，澳大利亚开始考虑增加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可是好景不长，1914年又遇大旱，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的再次疲软。随后，在那一年的8月，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德国执迷不悟地突袭中立国比利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由此触发。
9 迷彩服的召唤
迷彩服的召唤1914年8月3日，正值联邦竞选期间，澳大利亚宣布参战。德国突袭中立国比利时，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希望通过击败法国来避免由中欧危机引起的两线作战计划付诸东流。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向德国宣战并且当时大英帝国的大部分领地都卷入战争中。澳大利亚内阁立即同意与英国联合，其自由党总理约瑟夫·库克宣布了在海军方面的初步承诺，并且派遣2万名士兵出战。当时正值竞选期间，在四天前的国家选举会议上库克已经承诺，因欧洲危机愈演愈烈，若开战，澳大利亚会投入所有财力物力支持英帝国。在官方声明发表之前，其工党的竞争对手，安德鲁·费希尔在竞选集会上承诺，“一切已准备就绪，若发生最坏的结果，澳大利亚将不遗余力地支持，这也是一种荣耀”。
即使是欧洲也不希望开战。那一周，澳大利亚刊物主要报道的都是有关选举、英格兰板球对决赛或者足球俱乐部的新闻。直到最后三天，“欧洲危机”仍处于次要位置，甚至在伦敦，相比之下英国内阁更加关注北爱尔兰危机。
费希尔虽赢得了选举，但却置自己于险境当中。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将近6万名澳大利亚青年殒命，15万人受伤，终生残疾者无数，伤亡人数占参战总人数(32万)的三分之二，这一数字高于任何英联邦国家。全世界因战争死去的青年士兵达550万，平民死亡人数达1000万。更糟糕的是，虽然1918年11月11日的休战协议终止了这场战争，但20年后又发生了第二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达一亿之多。
为什么澳大利亚要参战？一部分是情感原因。英国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强大的。例如，库克和费希尔年轻时都是矿工，前者来自英格兰，后者来自苏格兰。防御也是一大原因，正是英国同盟的帮助，特别是皇家海军的防御，巩固了澳大利亚国防。这种关系与几十年之后的美国同盟类似。在发生战争之前，亚太地区不存在任何紧迫的威胁，德国殖民占领了新几内亚东北部和其他岛屿，法国和荷兰拥有大片殖民区，日本自取得1904—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成为军事大国。这些都是常见的国防问题，并不是因为当时风靡一时的“黄祸论”。
1914年，澳大利亚主要依靠由临时民兵组成的自卫队支援常备军进行防御。费希尔领导的工党政府在早期志愿兵编排的基础上，要求18～25岁的男性必须遵守临时义务服兵役制度，组成了青少年军训队。这一举措是为了响应英国将军基钦纳勋爵的号召。此举措不仅易实施，成本低，取代了之前支离破碎的志愿兵训练体系，而且在建立和平时期军队的原则上与反对派达成一致，一些其他国家则认为这是“军国主义政策”。就国防而言，强制军训过于严格，在原则上工党也反对对外战争。
澳大利亚首次海外战争是1885年的苏丹战争，新南威尔士派遣了一支分遣队支援英国(援军到达时战争已基本结束)，而不是新西兰的毛利冲突。1.6万名澳大利亚志愿军参加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布尔战争)，其中600多名士兵牺牲。殖民区政府承诺派遣大部分军队，但是之后是由联邦履行的这一承诺。在布尔战争期间，针对海外兵役制度首次产生严重分歧并且分歧一直存在。左派强烈反对带有殖民色彩和资本主义色彩的布尔战争，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没有一点好处。考虑到大英帝国的团结，大多数人都是支持的，但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控制好望角则是作为取代苏伊士运河的主要利益所在。
工党在1914年选举(后期称为解散选举)中大获全胜，并决定派遣志愿军参战。早期，自澳大利亚帝国部队正式成立以来，数千人参加新兵集训营，渴望加入澳大利亚帝国部队，通常来说加入目的有两个，一是效忠国王、国家和英帝国，二是冒险和出国旅游。
注：澳新军团通信兵埃利斯·西拉，生于英国，和平时期的职业艺术家，描绘了1915年在加里波底目睹的战争惨状。本图描绘的是澳大利亚轻骑占领土耳其战壕的场景。(选自《目击加里波底》，主编约翰·拉芬)
注：本图为1915年澳新军团登陆和作战的地方，即加里波底半岛和澳新军团湾地图。
1914年的干旱和经济萧条，使固定工资更加诱人。新移民所希望的回家之旅得到了满足。相对于恐惧，更令人担心的是战争持续的时间不足以进行更多的战斗。早期的新兵们仍然记得军营里简陋的环境：帐篷、粗糙的稻草垫子做的床、大锅炖肉、大条白面包、树莓果酱。
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太平洋，澳大利亚海军和远征军从德国手里占领了新几内亚、瑙鲁和其他岛屿。在澳大利亚接受训练后，大部分澳大利亚帝国军远征到埃及，支援受到德国盟军土耳其威胁的苏伊士运河，这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命脉。连续几个月来，澳大利亚军队一直在沙漠训练，错过了早在北半球冬季就已结束的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数月之战。尽管伤亡巨大，但自德国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双方战果旗鼓相当。经多方侧面袭击后，英国政府决定攻击达达尼尔海峡，该海峡是进入黑海的一个狭窄入口，这一举措可能会打破停滞不前的僵局。这一想法由俄国提出，其目的是想保持温水港的开放，因其北方港口易结冰。沙皇政府希望通过其盟友的攻击突破土耳其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认为这是一个绝佳时机：掌控达达尼尔海峡，可以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现称伊斯坦布尔)进行海上袭击，甚至是陆上袭击。尽管土耳其加入了德奥同盟，其支离破碎的帝国仍岌岌可危。
尽管澳大利亚提醒每年4月的加里波底就是一个灾难，但是其同盟急于求成，对此置之不理。英国最高指挥部派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前往埃及攻打西部，爱琴海，即加里波底半岛崎岖的一侧，也是组成该海峡的一侧，几乎可见最近的希腊岛。英国和印度军队负责攻打南部，法国军队负责攻打东部。1915年4月25日破晓时分，澳大利亚军团涉水上岸，爬上了窄滩上陡峭的悬崖和山丘后，与凶狠的土耳其军队相遇。那天，牺牲了数千名同盟军，随后数千名士兵参加到双方壕沟战中，经过几次尝试后也没能占领丘陵半岛，数千人也白白牺牲。
在英国下达撤军命令前，在加里波底共计牺牲8587名澳大利亚士兵，伤亡达19367人。唯一的胜利是在12月进行的为期两周的灵活敏捷而又悄无声息的夜间撤退，虽危机四伏但无任何伤亡。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略思想是好的，但却出现了纰漏。最大的失败就是3月进行的一次失败的海军突袭，在此之后，土耳其加强了警戒与半岛防御。被欲望冲昏头脑的英国在实施海上攻击或者陆上攻击前，没有进行调查并且低估了崎岖的地形所带来的困难。因导航失误，澳大利亚军队在错误的地点登陆，即现称的澳新军团湾。该地的同盟军数量极少，英国援军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要不就是缺乏训练。准备实施此次战役的英国官员已经意识到危险，但却没有向上级报告取消此次作战。
离开开罗和伦敦后， 在法国，大多数澳新军团老兵要度过三年的战壕岁月，数以千计的志愿军跟随着他们。在一个师中，轻骑兵还在中东同英军协同作战。这些在法国战斗的士兵们通常被称为diggers(淘金者)，这一称呼来源尚不明。那些参与加里波底战役的士兵都来自澳新军团。他们在法国遭遇的第一场大屠杀，发生在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希望在一股巨大军力的助推下，能在1916年下半年突破德国的防线，摧毁驻守在法国西北部的德国的据点。另一希望则是通过在西部不断施压对德军进行牵制，以使德军没有力量再深入法国东部，在那里法国的控制也岌岌可危。在这期间双方士兵大量被杀，当1916年北方冬季到来时，战争陷入僵局。大约2.3万名澳大利亚士兵死在索姆河战役的主战场。
此后的战役虽然规模缩小，但残忍的屠杀依然延续到1917年，双方的破敌策略和那些不彻底的维和决策均告失败。两个突然并发的事件却带来了希望，使得一方军队占了上风，另一方则土崩瓦解。一方面，俄国革命使得俄国，一个重要的协约国，退出了战争，并最终导致苏联成立。而另一方面，在经历过德军袭击美国商船事件之后，美国作为协约国一方于1917年4月加入战争。
美军花了约一年的时间征募新兵、训练军队、采购武器， 以保持充分的实力。德国早在1918年就把其军事实力部署在西部前线上，希望在此碾压协约国的盟军。尽管攻击就要接近成功，但这种猛攻也耗尽了德军的实力，而其盟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更是对战争感到厌倦。新盟军的攻击与美国的支持，最终击退了德国。德国人寻求停战，以期结束战斗，而不是正式的投降。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在靠近德法边境的一节车厢里，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澳大利亚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虽然没有重要到像某些人自称的“我们赢得了战争”。澳大利亚人在相当一部分功绩卓著的战斗中都有突出的表现。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在世界舞台的角色也更为独立。起初英国的想法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队，英帝国将会是更具实力的战斗部队。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底战役中已成为英国军队的重要力量，由英军全权掌控。在索姆河战役，澳新军团作为独立部队，由当时被借调到这儿的英国指挥官伯德伍德将军指挥。 其他大部分官员是澳大利亚人，往往最初是从民兵——有些是从比这更低的职位上提拔的。 到1918年，这支军队有了自己的统帅， 约翰·莫纳什将军，德国犹太移民后裔， 曾在墨尔本接受训练，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参加预备役部队后职衔逐步上升。有人认为，相比于较为传统的英国职业军人，莫纳什的平民背景和工程师经验给了他一种优势，而部队似乎是想找到这些优势的新用途。
当电报带来了和平的消息，从灾难中解脱了的、欢呼雀跃的人群聚集在报馆和邮局，然而这种喜悦很快又被丧失家人和朋友的残酷回忆冲淡了。这是场漫长的、残酷的、野蛮的战争，对于每个人都是这样。 在只有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近6万人死亡，对于那些从战争前线返回的失去双腿的儿子、兄弟和邻居，正等候前线消息的痛苦的父母和家人，和那些曾在战争的激烈冲突中战斗的人们，战争留给他们的残酷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国内的分歧还没扩大到超过战争本身，虽然有大量的少数派团体有着反战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情绪，但其程度仍可控制。儿子、兄弟和丈夫在国外的悲惨命运，点燃了普通民众战时的爱国热情，也刺激了极度焦虑的、多疑的、近乎是歇斯底里的公众，即便对于具有德国背景的澳大利亚出生者来说，那也是一段艰难的岁月。
最为残酷的争论焦点，在于是否在年龄18～30岁的男人中间推行义务兵役制，并将他们遣送到海外战场。对于义务兵役制，出于强烈的感情上的原因，政府先后在1916年和1917年举行了两次公民投票，两次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因为这成了一场消耗战，要有源源不断的新的部队补充所需，以避免战败，其实在战争中期，服兵役期限缩短以后，入伍参军的前景是十分吸引人的。 那些有男人应征上前线的家庭往往强烈不满那些没有参战的年轻人，战争中的部队兵力不足直接影响前线部队的安全以及战争的结果。逻辑很简单：更多的士兵意味着战争时间缩短，也意味着战争能获得更大的胜利。出于若干原因，一部分人激烈反对征兵制度：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家庭或城镇已经贡献了足够多的男子；来自农村或小企业的家庭至少要留下一些儿子或雇员为家里工作；寡妇和其他单身或生病的父母要靠儿子们的收入养活。一连串阶级矛盾凸显出来，如劳工们总是觉得他们被要求接受不平等的负担。1917年，由战争引起的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强了人们的这种感觉。有许多澳大利亚人不满政府类似推动征兵制度的欺凌行为。前线士兵也不愿接受来自被迫作战者的帮助，这使得军队面临分裂危险。大部分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和德裔澳大利亚人反对征兵制度，虽然和其他组织一样，其内部也存在着分歧。
征兵制度的分歧最终分裂了工党政府。活跃在工会和工党的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团体有时直接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字眼反对战争，领导反对征兵制度的运动。其他工党成员则参与和支持民兵组织为战争服务。很多人带着强烈的亲英感情。他们大多数都代表着自己的选区，选区的选民中的绝大多数都表示如果没有征兵制度，会支持战争。安德鲁·费希尔在重重压力下于1915年辞去总理职务，成为澳大利亚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伦敦。“超强原子”威廉·莫里斯·休斯继承了他的位置，他身材矮小、意志坚强、听觉不畅，但他的演讲诙谐流畅，充满讥讽，面对冲突雄心勃勃又毫不留情。休斯正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控制狂”，但他又是明智的。他曾说，他“用钢笔”统治国家。他领导了1916年的全民公投，以便绕过长期分裂的工党以及受其联盟掌控的外翼。全民投票运动给他的政党带来极大挫伤以致最终解散，政党解体后，休斯和他的23名属下同自由党合并为“责任党”和“国家工党”。它们一起组成了“全国政府”以应对紧急情况。休斯的党派后与自由党于1917年2月合并，组成了国家主义党。随后在1917年5月，国家主义党在激烈的“卡其”大选中赢取了劳工的选票。但在同年11月，休斯在对征兵的全民投票中再次失败，没能再次统领国家。
休斯在世界舞台上成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于1916年，此后又再次于1917年访问了当时消极厌战的英国，休斯成了军队中呼吁“打赢这场战争”一方的代言人。他既可以被看作坚韧、果断的领导人，领导人民在绝望的日子里赢取战争的伟大胜利，也可以被看成是自私、霸道、无情的蹩脚英雄。在1919年到1920年间，作为“6万名阵亡士兵”的发言人，正如他所说，休斯是果断的，在战后的会议上，休斯最后站在战胜国一方，坚定支持战胜国的人们想要惩罚德国，要求德国付出巨额战争赔偿的诉求，这次会议也导致了《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条约中宣称要主张和平。他为澳大利亚成功争得了国际联盟的托管令，接管了德国在赤道南部的太平洋岛屿的控制权，他认为这一地区对澳大利亚而言具有重要的国防利益。而瑙鲁地区则拥有非常宝贵的磷肥资源。日本则通过授权接管了德国在赤道以北的大多数岛屿。令日本代表团沮丧的是，休斯华丽地、成功地挑战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声称种族平等可被用于移民的宣言，认为该宣言不适用于亚洲人移居澳大利亚的情况。
其后，在凡尔赛宫，澳大利亚另一有争议的人物，前总理约瑟夫·库克，作为自由党的领导人，发挥了他的所谓接近平等的作用。库克出任小组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划定了捷克斯洛伐克新的国家边界，新的边界是由分裂的奥匈帝国形成的。库克将自己的角色视为政客，并且作为可被利用的、有权力但经验丰富的政治家来担任委员会主席，因而不必假装成政策专家，或滥用职权。委员会将一部分德国边境的种族国家——苏台德区，划给了捷克人。
1933年，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通过巧妙而残酷的手段， 在选举中其赢得了三分之一的投票率，实现了对德国的全面控制。被经济萧条笼罩着的德国，焦躁不安的国内形势，是希特勒成功的主要原因。德国人对《凡尔赛条约》的惩罚性规定愤怒不已，认为那是不合理的、有争议的。 停战协议上还把德国认定为投降而不是休战。捷克和其他边界的问题以及巨额的赔偿款项的筹集问题也让德国人深为不满。西方对日本的种族歧视，日本仍郁结于心，但这种歧视也是于事无补的，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极端主义军事派系夺得了政权。
捷克边界问题，成为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迫于纳粹的压力，英国和法国做出了让步，希特勒在苏台德地区攫取政权。希特勒的许多要求是基于所谓的和平世界的不公正，他的部队在1939年9月入侵波兰，由此将世界带入了新的战争。
继击败法国及其他邻国后，德国要求进一步扩张。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称其威胁自身利益。全世界对欧洲战争的关注促使日本军国主义于1941年12月在东南亚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从而控制石油、橡胶和其他原材料。日本在入侵马来半岛和泰国的同时，也轰炸了位于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军基地，意图摧毁其太平洋海军，使其不再插手国际事务。该举动掀起了太平洋地区的新一轮恐怖战争。
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称其有责任悲壮地正式通知大家，由于英国(和法国)于1939年9月3日对纳粹德国宣战，所以澳大利亚不久后也会被卷入战争。孟席斯的此番陈述将澳大利亚与英国命运相连，部分原因是基于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是借机消除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志愿军们再一次投身到第二支澳大利亚武装部队。其中很多人的父辈或叔辈都曾参与过“一战”，也有一些人当时想参与战争，但尚为年幼，其中也不乏很多参与过“一战”的老兵。
注：1939年，总理孟席斯通过广播对澳大利亚民众称，澳大利亚已与德国交战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与过去一样，第一批澳大利亚部队被派遣到欧洲，但是其中多数人都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去了中东或新加坡。在独裁者墨索里尼的领导下，法西斯意大利已经占领了利比亚及北非其他地区的诸多殖民地。1940年，意大利决定伙同德国，并向同盟国宣战。墨索里尼对战争的狂热出了名的不得民心，在他的企图土崩瓦解之时，埃尔温·隆美尔领导下的德国军队挺近了北非战场。同盟国的目标当然是击败他们的敌人，但是更具体的是拒德意两大轴心国于苏伊士运河及远东地区的油田之外。这些对澳大利亚而言是最后的经济命脉及重要的战争目标，也是英国进行补给的迫切需要所在。
新几内亚是澳大利亚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巴黎和会赋予澳大利亚代表国际联盟管理先前德国殖民的新几内亚东北部领土的权利，并实行自治。这是继澳大利亚管理东南部巴布亚岛后的又一指令。现在希特勒想要收回之前的德国领土。新几内亚应该被交还到史无前例的种族主义政权手中吗？这是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但希特勒借机煽动另一场袭击的风险也依然存在，而那恰恰可作为战略上的牵制。进一步讲，德国于1940年对荷兰的征服已将新几内亚的西部，以及整个荷兰的东印度群岛置于危险之中，后者之后被划归印度尼西亚。日本在北太平洋对大多数前德国殖民岛屿的占领(1914年通过武力夺取)也预示着澳大利亚邻国的命运。
日本于1941年12月参战时的情形已经如此。自从日本于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后，澳大利亚一直都怀疑日本军队的企图。但两国对彼此仍抱有积极的兴趣，因为日本是澳大利亚羊毛和矿产的主要消费者。经济大萧条期间，日本的军事政变加剧了澳大利亚的疑虑。一种令人生畏的设想是日本将与纳粹德国结盟，但澳大利亚能否像它应当做到的那样意识到了这一设想就另当别论了。
澳大利亚的国防处于劣势。大多数能招募到的士兵都是未经过训练的业余志愿军，因为强制性的军事训练在“一战”后逐步减少，并于1930年彻底废除。且澳大利亚的国家军火严重不足，空军和海军规模尚小，缺乏经验且军备废弛，生产军备武器的能力也同样有限。尽管很多国家的境况也大抵相同，但澳大利亚即使不发生经济萧条，情况也非常不尽如人意。其悲惨的境遇部分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紧缩，但在战争年月里，一种信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那就是极度强大的国防、军国主义及军火供应商是导致“一战”的原因。一想到世界危机是由造成伤亡的恐慌行动引起之时，人们就会积极强调在国际事务中避免战争并保持冷静。澳大利亚的鹰派人物休斯，在当时被赋予可怕的称号，即“想要送年轻人去战场的老家伙”。
受国家人口及工业生产能力的制约，以及考虑到国家的面积和海岸线长度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国防异常艰难。对北部岛屿以及主要的盟国，无论是英或美，所应尽的防御义务使澳大利亚面临着挑战和许多不确定因素。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防御，但每种情况下的防御对澳大利亚而言都是很困难的。
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社会欠发达的本质加剧了困难。例如，除了较低程度的贸易，其在国外鲜有代表权，且直到1935年，独立政府才开始着手一些外事部的事务。这个新部门与总理所在的部门相互分离，非常缺乏经验，且规模很小，无法作为独立信息的主要来源，所以堪培拉主要依靠英国的信息或报纸获取信息。继政府将总部于1927年迁至偏僻的堪培拉后，国防总部仍设在墨尔本，很多国防信息四处分散。无论是工业发展还是公众对于外事的探讨都不足以应对巨大的挑战。非常起作用的人是驻堪培拉国际事务顾问、前总理斯坦利·布鲁斯，即驻伦敦总代表兼日内瓦国际联盟代表。
澳大利亚将位于新加坡的并不完备的英国海军基地视为国防万全之策的想法过于乐观，甚至应该受到谴责。国防背后鲜有政治意向，尤其是在对孤立分子、和平主义者对反对党工党的看法上，从三方得来的支离破碎的意见以及吃紧的预算的综合考量下。日本轻而易举地迅速占领马来半岛，并于1942年年初占领了新加坡，击沉了英国威尔士亲王号以及驱逐号战舰，造成了巨大震惊。
注：焦头烂额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想要把正从中东返程的澳大利亚部队转移到对抗日本的缅甸战场上去，此时日本正向印度挺近。在一次著名的对峙中，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坚称士兵们必须回来保卫祖国。(马奥尼，《每日电讯报》，1942)
日本视战败的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包括澳大利亚第八军团在内的其他一些战队为四年太平洋战争的战俘。因更多的兵力未能及时就位，被划归印度尼西亚的岛屿随后迅速沦陷。日本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13万战俘中，澳大利亚士兵大约占了1.6万名。大约1789名澳大利亚士兵丧生、失联或阵亡，1306名士兵受伤。
日本随后向南挺近。1942年伊始，日本战机轰炸了位于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该地部分受制于新几内亚。日本军队入侵这些外岛及新几内亚内陆的北部海岸后不久，又轰炸了莫尔兹比港。
他们随后就到了澳大利亚。1942年2月19日那个骇人听闻的早上，242架飞机，包括轰炸机、俯冲轰炸机、战斗机空袭了达尔文港，造成243人死亡。警报拉响不到几秒钟，炸弹就如雨点一般落下，空袭如此突然，以至于防守的飞机基本上来不及起飞。空袭摧毁了24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战机，摧毁了机场和港口设施，炸沉了8艘军舰，炸坏了24艘。数百人为此无家可归，人们向南逃走，达尔文港这个海军基地不得不废弃。空袭部队一部分来自航空母舰，一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岛屿安汶。
注：图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要战区。“淘金者”在米尔恩湾的科科达小径战役中的胜利，使得重要港口莫尔兹比港免于落入日军之手。
注：1942年2月，《每日邮报》上的达尔文港空袭报道。
虽然澳大利亚国内普遍担心日军入侵，但日军并没有登陆，只是进入澳大利亚领空内空袭了大约100次，并造成了数百人死亡，仅在达尔文港空袭中就有260人死亡。而澳大利亚国内的航空和其他战时事故造成了更大的伤亡。日军的企图是孤立澳大利亚，相对于攻占澳大利亚，日军宁可让它继续作为美军的反攻基地。根据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数据，1942年2月至1943年11月间，达尔文港一共被轰炸64次。日军轰炸或扫射了布鲁姆4次，汤斯维尔3次，黑德兰港2次，对其他各个远方目标亦有难以计数的袭击。基本上，日军把防御工事、港口、机场或加油站等设施，以及系泊船只等炸了个遍，但在达尔文港空袭中，达尔文港商业中心亦遭毁灭。1943年3月，零式战斗机在并无防御措施的布鲁姆扫射并摧毁了用于安置印尼难民的水上飞机。战时审查制度将这些袭击的消息封锁。澳大利亚各主要城市被断了电，布置了防空洞，举行了防空演习，还在海滩边缘布置了带刺铁丝网，做好了遭受最严重空袭甚至日军登陆的准备。
潜艇在航线下方潜行着。1942年5月31日，日本三艘双人小型潜艇悄悄潜入了悉尼港。一艘陷入了防潜网中无法挣脱，于是船员炸沉潜艇自尽。另一艘击沉了已经退役的悉尼港渡轮库塔布尔号，船上21名英澳海军死亡，10人受伤。其中的许多阵亡军人是英军舰艇“威尔士亲王号”和“驱逐号”的幸存者。袭击原本是针对附近停靠的美国巡洋舰“芝加哥号”的。在第三艘潜艇发射鱼雷之前，海军使用深水炸弹将其炸沉。日本侦察机队为空袭进行了事先侦查，一周以后，两艘大型母潜舰对悉尼港附近郊区和纽卡斯尔进行了炮击，未造成伤亡。至少有一次敌军侦察机飞跃墨尔本，侦查河边的油站设施。装备不足的澳军在泥泞不堪、丛林遍布的乡野山区艰难作战，以巨大伤亡的代价，在南北向的科科达小径和岛屿东端的米尔恩湾击退了日军。政府当时并不知道日军是否意图入侵澳大利亚。战后的资料显示，一支极端好战的日本海军部队本有此意图，但遭到了否决。日军的给养线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但是，日军控制了莫尔兹比港，有可能在那儿建立强大的海军和步兵基地，这样就使得澳大利亚的境地危险而充满变数，与美国的联系也被切断。
澳大利亚人英勇奋战，并在新几内亚取得了胜利，可真正的救星是美国，后者在1941—1945年间将日军先后赶出了太平洋占领区，并最终打败了日军。自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人就十分乐于与美国结盟，但华盛顿不感兴趣，直到日军将炸弹投向了珍珠港。美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坚定地站在避免卷入美国本土以外的战争旋涡的立场。“一战”中的非典型参战以后，美国的不参战态度有增无减，变得更倾向孤立主义。夏威夷很久以前就是美国的领地；另一个例外是菲律宾，是美国1899年在古巴战争中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而来。
1942年，日军将美军部队赶出了菲律宾以后，美国发现澳大利亚是个十分理想的反攻基地，但这不是出于喜爱，仅仅由于军事需要。矛盾的美军太平洋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先后建立基地，随后，作为西南太平洋盟军最高统帅，他制定了长线的“越岛作战”反攻计划。美军(尤其是海军)使用昆士兰的港口加油和补给，几十万“扬基(美国佬)”军人取道澳大利亚。1942年5月，珊瑚岛战役打响，美澳海军夺回了莫尔兹比港的控制权。6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中部中途岛战役中的胜利，是一个重要转折，其意义不亚于欧洲同期进行的斯大林格勒（现称伏尔加格勒）保卫战。美军帮助澳军击溃了日军在新几内亚的要害部队，不屈不挠、不惧任何伤亡的攻击使日军向北败退，一个一个岛屿的争夺，直至最后的空袭和1945年8月先后投下的、新发明的原子弹，终于迫使顽固的敌人宣布投降。
注：1942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与总理约翰·柯廷。
1942年以后，澳军的主要任务是清理战场。相对于危险而困难的对日作战——主要是击溃日军大撤退以后遗留在新几内亚，以及后来的印尼和马来西亚的残余部队——而言，这明显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日军袭击本土的菜园子，否则将导致本地人挨饿。1945年8月15日起，和平重新来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和整个太平洋复苏期间，仍在不断地铲除残留的日军士兵。
战争带来了十分巨大的悲伤，虽然澳大利亚和许多国家“二战”的伤亡比起1918年的伤亡小一些，但不是每个国家都这么幸运。公众这一次也更加冷静、更加团结。战俘的家人和朋友们在等候亲人消息的过程中受尽煎熬。严重的饥饿、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对战士们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对战俘的影响更甚。战争中大约2.3万名澳大利亚士兵被日军俘虏，其中死于各种极端条件的就有8000人。三分之二的战俘被俘于1942年“二战”初期的几个星期内。还有8600名士兵被德军和意大利军队俘虏，死亡率相对较低。澳大利亚俘虏了大约2.5万名德军、意军和日军士兵。
“二战”中澳大利亚人总共约有100万男女青年参与了战斗或后勤服务，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其中3.9万人死亡，绝大多数成为战俘。
空军和海军在“二战”期间得到了发展，从微小的军事力量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军力。1914年年中，国防部在维多利亚库克点军校成立了航校，建立了空防，正好与战争的爆发同期。从1915年起，航校发展成为澳大利亚飞行军团，双翼飞机的飞行员们与英国皇家空军携手战斗，还填补了后者的人员空缺。澳飞行军团参与了中东和法国两个战区的战斗。军团于1921年成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AAF)，但由于飞机的陈旧或机型问题，两次大战期间空军力量仍然很弱，规模较小，经常受到要被收编成陆军的威胁。空军平时的任务主要是巡逻，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战争一触即发，RAAF选中了一种美国教练机，将其改装后，更名为“维勒威”(Wirraway)。这一名称来自墨尔本地区一种叫作“Woiwurrung”的土著语言，意为挑战。联邦航空器公司于1939年获得墨尔本渔民弯道(Fishermen’s Bend)的授权，开始量产此飞机，并为之开发了战斗机机型“回旋镖”(Boomerang)。虽然无法比肩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但维勒威和回旋镖飞机同样投入了战斗，它们主要用于携带轻型炮弹，作为多用途飞机和训练机，受到了一致尊重。
“二战”期间，RAAF使用的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飞机。初始阶段，RAAF严重依赖英国，根据“帝国航空公司培训计划”进行训练。飞机生产于1939年开始，但初期主要依靠组装进口机械（例如维勒威）和部件制造。很快，RAAF在英国的授权下开始生产英国波弗特“铁马”(workhorse)轰炸机——这是澳大利亚制造业的一个重大进步。随后的战争中，英国设计的“波弗特斗士”（Beaufighter）战斗机，就产自墨尔本渔民弯道的生产线。
1939—1945年间，RAAF在中东和太平洋战区都是重要的战斗力量。澳大利亚飞行员虽然只是协同作战，但同样与英国皇家空军并肩奋战，在极度危险的境地中，不惧伤亡地与纳粹德国战斗机作殊死搏斗。防空作战包括炮击和扫射敌军目标，与敌机、敌舰和敌军的空中格斗，对敌方的进攻，以及大范围的巡逻侦查。
原本就弱小的殖民地海军在19世纪90年代的军费削减以后状况更糟。联邦成立最初的几年中，海军一步一步地归为联邦指挥，其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争论，如澳大利亚应建立多大规模的海军，以及应该为英国皇家海军做多大的贡献，以及依赖后者到什么程度。最后的决定是相对独立。1911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RAN)建立起来。之后的几年里，RAN增补了大约12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其中包括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潜艇，以及一所海军大学。
RAN的早期成就之一是在1914年11月，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舰艇(HMAS)“悉尼号”在印度洋上击沉了德军巡洋舰“埃姆登号”。RAN战时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军舰和商船，但也深入太平洋战区打了几次遭遇战。此外，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还对本国水域和军事设施进行巡逻。
一纸国际战后协定限制了海军军备的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经此后的军备发展，到“二战”爆发时，RAN已经拥有16艘军舰。在多年以来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共同发展以后，那时的RAN已经完全成为澳大利亚军力。
虽然参战的军力基本上为男性，但在军属救护队和“二战”中身穿制服的辅助部队中，例如AWAS(澳大利亚妇女勤务兵)，当然了，还有在许多本土前线上——包括在农场工作的妇女劳动大军(Land Army)——女性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10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