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次大战之间，澳大利亚人的生活可谓喜忧参半。好消息是生活更加便利了，摩托车、收音机、电影和电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照片、杂志和报纸数量增加了。女性更为自由，在家里更加不受拘束，穿短裙已经十分平常。新发明的打字机，这一“伟大的解放者”，为女性创造了无数的办公室职位。各行各业不论工农业均迅猛发展。坏消息是失业状况。1921年的一次短暂而迅速的萧条导致许多退役军人失业。随后而来的是慢慢出现的繁荣，但繁荣持续时间不长，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济增速放缓，失业又开始增加。那以后出现的并不是预期中的复苏，而是1930年开始的大萧条，其间失业率高达30%——这一数字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两倍。1934年开始有所复苏，但到了1938年又一头扎入萧条的谷底。此后，1914—1918年的伤痛记忆尚未褪色的人们又迎来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慌。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恐慌的国家，实际上这是当时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不稳定的原因哪怕不全在于战争，至少也有部分是由于战争的冲击。
1914年，机动车还是富人或者富裕机械师的玩具。但到了1930年，即便爆发了大萧条，几乎每4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拥有机动车。载货机动车正飞速地取代马车，机动牵引车替代了农场的马匹，公共汽车和铁路的广泛分布终结了马车的时代。1914年以前，电灯仅被大城市或政府机构使用，如今已经走向更多的地方，点亮了大多数乡镇和城市，只有一些农场还使用着煤油灯和蜡烛。电力带来的“便利设施”有商业和家用电冰箱、电熨斗(一般使用吊灯上垂下来的电线供电)、吸尘器。存在的问题是，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便利设备价格比较昂贵。
“一战”期间，航空业在经历了1914年以前的蹒跚学步以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身穿飞行员制服，戴着墨镜的战斗机飞行员在当时是名人，也是商业航空和远距离飞航的先驱和杰出人物。1919年的一次令人难以想象的壮举中，阿德莱德出生的罗斯·史密斯和基思·史密斯兄弟二人在135小时以内从伦敦飞到了达尔文港，联邦总理休斯为此发给他们1万英镑的奖金，并授予二人爵位(两年后，兄弟二人死于首次尝试环球飞行)。那以后，哈德森·费许和P.J.麦金尼斯注册成立了昆士兰和北领地航空服务公司(QANTAS，即当今的澳洲航空)，开始在国内从事航空邮件和客运业务。飞行员是当代新的探险家。1928年，来自班德堡的博尔特·辛克勒将飞到伦敦的时间缩短至16天，查尔斯·金斯福德·斯密斯和查尔斯·乌尔姆二人飞越了太平洋。虽然在大萧条时期金融业受到重创，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封闭式的单翼飞机仍然广泛使用，运送邮件和乘客的商用飞机不仅联通了首都，还联通了伦敦与亚洲。那时候，一趟颠簸的飞往珀斯的飞行可能要一个白天的时间，其间还要频繁地着陆加油。飞到伦敦可能要两星期时间——是乘船耗时的一半——但中途除了降落加油，还可以在舒适的酒店过夜。QANTAS 在达尔文港与英国皇家空军建立了联系。
1914年以前，电影虽然早在世纪之交就已经引入，但一般只在公共放映厅里放映，而且放映的多是简短的“电影短片”，很容易闪烁和损坏。电影工业在20世纪20年代迅速发展，放映时间更长的“长片”常态化，放映过程更加流畅，屏幕的颗粒和杂讯更少。乡镇和城市郊区建立了越来越富丽堂皇的“电影院”(在大城市的中心，则是更加宏伟的“电影广场”)，1928年出现了“有声电影”，还带有字幕或者朗朗上口的钢琴配乐，于是默片的时代很快结束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兴起的好莱坞，此时已经站在了电影工业的顶峰。规模很小的澳大利亚电影工业，以及诸如雷蒙德·朗福德之流的导演，逐步被挤到了籍籍无名的境地。这其中反映了澳大利亚电影业长期以来的通病：因为利益空间小，电影很难进入剧院放映，而电影能得到的赞助也很少，因为电影的受众有限，质量又不能让人放心；反过来，由于缺乏赞助和资金支持，电影的质量每况愈下。
20世纪20年代，虽然遭遇的大萧条阻碍了戏剧行业的发展，但戏剧仍然十分流行。音乐喜剧例如《群山的女佣》和《风流寡妇》等叫好叫座，在多样化程度、杂耍和舞蹈女演员的水平方面不亚于蒂沃利马戏团。班德堡出生的格拉迪斯·蒙克利夫(“我们的格拉德”)是一位音乐喜剧名角，罗伊·雷内(全名哈里·凡·德·斯鲁伊斯，艺名“莫”)则是当时的杂耍名角。莫那独特无比的眼神放出的秋波，让人称赞她“能够令最干净的话语变得下流”。严肃的戏剧和常常自觉走向国家主义的澳大利亚戏剧则往往得不到足够的经费登台，只能出现在小戏院里面。
战争期间，原本规模很小的收音机行业也得到了发展。战后的几年里，到处充满着一种对“无线电”的狂热，收音机原本是只能放在后院悄悄用耳机听的晶体管装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对着热情的公众广播了。最初的广播节目仅限于订购人和某些显要人士，但在1932年，联邦政府成立了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同时期无线电频道开始开放广告。随着大萧条的离去，商业广播迅速发展起来，新的无线电台在全国各地成立，有商业电台、流行音乐电台、体育电台和时事评论电台等。“父亲和戴维”(Dad and Dave，意为淳朴农民)主要讲述农夫的战斗故事，曾经是剧院戏台上风行多年的节目，现在搬上了电台，成为广受欢迎的系列节目(同样也搬上了有声电影荧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人民都爱听“正在听”节目。“无线电台”那巨大的“身躯”，往往被摆放在客厅里。
糟糕的大萧条时期，对于澳大利亚体育而言却是快乐的日子。菲尔·莱普(Phar Lap)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赛马之一，在墨尔本杯赛马比赛上，它在51场比赛中赢得37场，以平均3个身位的优势摘得冠军。这匹“澳大利亚神驹”的主人于1932年带着它到美国参赛，它在美国奖金最高的阿瓜卡连特障碍赛中轻松赢得首场比赛以后，意外中毒而死。这样一匹澳大利亚神马的神秘死亡，导致受到大萧条影响的澳大利亚人对美国歹徒——当然并不确切——议论纷纷。墨尔本将菲尔·莱普的尸体保存起来，将皮剥下来制成标本，陈列在博物馆里。它大得不同寻常的心脏经过处理，最后放进了堪培拉的国家博物馆里。1930年，来自新南威尔士波拉尔的唐·布莱德曼在与英国的一场板球对抗赛上创造了334分的成绩，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击球手、全国的偶像，在1936—1948年间担任澳大利亚板球队队长。
注：板球队队长唐·布莱德曼是大萧条阴影下的30年代的国家英雄。《时代》杂志于1937年刊登了这幅纪念画。
“一战”后，由于大量物资需要用以填补因战争中断的进口，20世纪20年代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产量达到了1914年的三倍。虽然官方数字并未反映出财富究竟有多大的增长，但人民的生活在许多方面得到了改善。新行业的诞生，例如汽车制造业、收音机制造业和航空业，为人民带来了很多使生活更为舒适、有趣的产品和薪酬更高的职业。
在关税壁垒的保护下，澳大利亚制造业慢慢变得丰富多样起来。为了保护羸弱的国内工业，20世纪20年代早期和30年代早期，政府都增加了关税，甚至超过了联邦时期的高额关税。这在“一战”后是为了遏制随着经济复苏而大幅增加的进口；而在大萧条时期这样做，则是为了保护就业和贸易平衡。因为澳大利亚的工资水平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高，但生产规模——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却由于较少的人口而保持得很小，缺乏资金又导致设备经常过于陈旧，因此澳大利亚的制造业非常容易受到进口的打压。简单来说，澳大利亚工业仍然在蹒跚学步。20世纪20年代的一幅典型画面，是工厂主吃着三明治，而工人走在作坊大小的工厂外面的小路上。大萧条迫使许多效率不高的工厂倒闭或遭到兼并；但随之而来的世界范围的苦难，却使得经济回暖了。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钢铁工业。早期进入这个行业的人都失败了，但1908年霍斯金斯兄弟公司却在新南威尔士的利斯戈建立了一家颇为成功的钢铁厂，使用本地的煤炭和铁矿进行生产。联邦的资助和州政府的铁路订单是关键。1913—1915年，布罗肯希尔控股公司(BHP，又称必和必拓公司)将其重心从贱金属矿转移至钢铁行业，在新南威尔士的纽卡斯尔建立了大型工厂，使用从富铁矿区南澳大利亚威耶拉(Whyalla)运来的亨特尔公司的燃煤和矿石。接下来的几年中，随着战后进口产品的涌入，两家公司都遭遇了重重困难。澳大利亚钢铁公司(AIS，即利斯戈的那家公司)搬迁到了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南澳大利亚肯布拉港。AIS集中了肯布拉港伍伦贡地区丰富的煤矿资源和南澳大利亚运来的铁矿石，但很快，大萧条迫使其不得不寻求BHP的并购。萧条的阴影如此巨大，以至于失业工人们在肯布拉港周围建立了多座帐篷镇。BHP于1935年完成了并购，重开钢铁工厂，并计划在威耶拉增开一座工厂。许多人斥其垄断，但重组后的钢铁工业提高了效率，并在随后爆发的战争中，逐渐成为经济上和战争物资供应上的一个稳定、高效、国际性的重要力量。起初，荷兰籍总经理德普拉特(G.D.Delprat)将BHP带入了钢铁领域，其继任者，强硬而公平的炼钢工人埃辛顿·路易斯(Essington Lewis)将其发扬光大。后来，路易斯在“二战”期间担任军需与飞行器制造部的部长。
汽车制造业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火车头。战前，通常的做法是进口底盘，在澳大利亚生产车身。两次战争期间，这种通行做法继续扩大，福特和通用汽车等世界汽车巨头开始崛起，澳大利亚本土也开始生产更多的汽车部件。两次大战期间，陆上奔驰的汽车大部分使用澳大利亚本土制造的车身。当时的汽车部件寿命较短，因而生产替换零件成了重要的行业。福特公司在维多利亚的季隆市建立了大型组装车间和车身工厂。1931年大萧条期间，通用公司不得不寻求与其伙伴企业——阿德莱德的霍顿汽车车身工厂合并。1936年，在墨尔本的渔民弯道成立了现代化的通用霍顿公司，并开始策划制造全澳大利亚产汽车(早期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全澳产汽车的尝试，但失败了)。1939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于底特律成立，并在阿德莱德建立了一个工厂，组装克莱斯勒和道奇的汽车部件。虽然仍然笼罩着昔日帝国的光环，但澳大利亚人对美国这些更大更强的品牌表现出强烈的渴望。
这个欢迎先进技术和工业的民族，其大英帝国的特质出现了分裂。毋庸置疑，澳大利亚人对昔日的内地、乡村和采矿生活是有感情的。从前线归来的士兵往往比其英国同僚更加厚脸皮和随性，更没有阶级观念，更加独立，身体也更加强健，也更加嗜酒如命。他们的澳大利亚口音和满嘴的俚语在海外变得更加放肆，这种情绪逐渐蔓延到全社会，击败了教育者们尝试加强“文雅”语言的最后一搏。战争揭露了英国军队的诸多弱点，这些弱点同样存在于澳大利亚第一武装部队(First AIF)中，但士兵到了伦敦，对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有了现实的评价。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为与英国队对抗的本国板球队和其他体育队伍更加大声地喝倒彩，国内对于英国移民也没有人云亦云地鄙视，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移民有着更深的偏见。这种狭隘几近于滑稽，但在全世界似乎又十分普遍。
另一方面，对于大英帝国的那种自豪甚至傲慢，几乎达到了崇拜的地步。报纸、政客、教师和牧师(特别是新教徒)不断地强调帝国的美德、强大和成就。“英国种族”的辉煌常常受到称赞。英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进口国，主要从澳进口羊毛、粮食、肉类、兽皮和金属。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通过特惠关税政策增强了这一联系。事实上，英国以贸易转口港的历史性角色，将许多进口商品再次出口。对英国皇家海军及其保卫澳大利亚的能力的信任——尤其是新加坡基地的“坚不可摧”——已经变成了普遍的信条，只有那些消息最灵通的人才会怀疑。澳大利亚人对英国贸易和防卫的过分信赖，英国人并不总是买账，尤其当伦敦察觉到堪培拉在缴纳应付开支时不情不愿的时候。
英国和澳大利亚国内许多人对于两国团结成一个帝国的梦想早已破灭多年，因为双方的利益诉求太不一样。比如说加拿大，他们在国防和贸易上与澳大利亚完全不同。不过，与帝国的联系，以及向几个世纪以来强大的英国文化看齐所带来的力量与自信，对澳大利亚而言的确有巨大的好处。问题是物极必反，在实践中这种联系已经被逐渐打破。电影(尤其是有声电影)和收音机让美国更多占据了澳大利亚人的心，而且比起英国车，澳大利亚人更喜爱美国车。20世纪20年代，“加州平房”已经是最流行的房屋，直到21世纪早期仍然是中产阶级郊区住宅的首选。英格兰银行和“英国债券持有人”受到了既不公正也不准确的责备——他们被说成在大萧条中压榨澳大利亚。英国队应为1932—1933年英国板球巡回赛上的“追身投球”(bodyline bowling)负责——人们怀疑英国队投球时打伤了击球手——这些都激起了广泛的反英情绪。“别碰我们的高飞球，贾丁”是在悉尼板球场上球迷对不受欢迎的英国队队长道格拉斯·贾丁的一句起哄的话。
英国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重新分配帝国的白人”之类的言论，1919年，英国罕见地对出境移民给予资助以后的几年里，又出现了“将强健的年轻人留在英国”之类的呼号。不过，当时的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耕地不足的情况，虽然有着广阔的大草原，却又不适合于放牧。20世纪20年代落脚澳大利亚的新农民，不论是退役军人还是英国移民，通常都遭遇了小麦、乳制品或水果产量低微的处境，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城市。1919—1940年间的移民大约有40万，大多数是得到了资助的英国人。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限制了东欧和南欧移民以后，澳大利亚的欧洲东部和南部移民人口有所增加。这些新来的移民没有政府资助，只得自费。两战期间，大约15%的移民来自欧洲大陆。原本这些移民就不是很受欢迎，大萧条来临以后，政府进一步加以限制。澳大利亚人最大的担忧是，他们可能会从经济上搞垮澳大利亚——英国移民也有同样的担忧。在“种族”问题上的敌意渐渐滋生，甚至还有人担心南部意大利人会破坏掉“白色澳大利亚政策”，尽管这些新来的移民迟早都会融入进去。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在1945年以后成为移民的主力。意大利人一般到昆士兰的甘蔗园或南部的灌溉区，特别是马兰比季河流域。虽然缺乏确切的数字，但两战期间的欧洲移民大约是5万人。
澳大利亚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也出现了分裂的情感。一方面是对往日的怀念，那些黝黑的布西曼人和满脸胡须的探矿者，这种对内地生活的不切实际的想念，伴随着城市郊区的日益繁盛。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墨尔本和悉尼，大型郊区不断发展起来，延伸到农场和未开垦的原始林区，其中主要是靠电力列车带动。虽然没有确切的记录，但最后一批流放的犯人大约也在这段时间内作古了。
这段时间对于土著居民而言也是好坏参半。好消息是，经过了一整个悲惨的世纪，其间经历了减半甚至可能灭绝的土著人口开始回升了。他们活了下来！“土著居民后代预计最低人口数”于1921年达到谷底的75604人，随后开始慢慢回升(虽然一开始的速度很慢)。(官方数据可能太低了，因为很多土著混血的居民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计算在土著居民人口中。)土著居民在两战中也有不错的表现，不少人战斗在前线。
一部分土著居民仍然在保护区以部落的形式生活，在那儿，酗酒且滥交的白人不受欢迎。他们与社会的主要联系是传教士，在那期间传教士的人数和效率均得到了提高，传教士提供了基督教学校教育和其他的一些培训，有时候还提供医疗帮助。还有一部分土著居民在北方的养殖场里工作。根据资料显示，他们在某些白人雇主和牧场主的手底下受到了虐待和欺凌，但也有许多知足的土著养殖场工人慢慢融入了白人的生活方式。
人们往往认为大屠杀已经成为过去，但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并不总是正确的。人类世界最惨无人道的屠杀之一，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大屠杀，就发生在1928年澳大利亚中部的科尼斯顿牧场。那时候，持续四年之久的大旱令人们的脾气变得暴戾，一群土著居民谋杀了一名白人野狗猎人(dingo-trapper)，他们声称此人欠债不还——当时很常见的摩擦——结果最后警方介入调查逐渐升级为一场血腥的种族战斗。根据各种统计数据，其中警察和白人牧场主杀害了17～70名土著居民。据称早在两年前，7名土著居民在西澳大利亚金伯利市温德姆附近的弗罗斯特河教区遭到杀害。据称这也是导致局势恶化的因素，但谋杀的证据遭到了质疑。
两战期间很少发生谋杀白人的事件，但1931—1932年间，土著居民在北部海岸地区一共杀害了20名日本采珠人和渔民，这演变成重大的国际性事件，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大萧条严重地影响了南部土著居民，导致了乡村工业劳工的大批失业。饥饿促使大批人员返回到保护区和教区，在那儿，政府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这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澳大利亚人——不分黑白——终于开始更加关注土著居民的生存状况，更加关注社会对于他们的公民权利——尤其是在保护区——的伤害。1932年，威廉·库柏等领导人将早前组织起来的较为松散的机构统一，成立了土著居民进步协会和其他类似机构。机构的宗旨一般是经济和法律上的，例如增加公民权利，但也显示出某种土著居民的骄傲和身份认同。他们在1938年1月26日这一天，用哀悼日抗议活动来将这种骄傲和身份认同发挥到极致，抗议这个国家自从第一支舰队抵达悉尼湾以后持续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官方庆祝活动。“混血儿”及其忧虑则是土著居民进步协会的基础。
居住在树皮小屋里，吃着木蠹蛾幼虫和蛇，对想要惩罚的人则用长矛刺穿或者“戳骨头”，这种不开化的形象是白人对土著居民的基本看法。但是很快，这些现象仅限于一小部分人了。近年来，人类学研究的进步让我们发现，在那些未开化的土著人生活中已经开始了深刻而微妙的文化改变。在北部的教区和牧场生活的土著居民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虽然进步缓慢。在南部，混血儿在20世纪20年代则成了多数人。在那讽刺成风的年代，衣衫褴褛的牧场“黑家伙”们——或者是叫作“土佬(Jacky)”，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往往是漫画家甚至广告商的最爱。这与过往仍然是一致的，但在当代漫画家们对他人展开类似讽刺的时候，已经不是特别的贬抑了。
当时的一位杰出土著人，叫作戴维·乌奈庞，被誉为“澳大利亚达·芬奇”或“土著天才”，他是一位机械发明家、哲学家、作家、传教士、活动家。他为提高自己族民的生活，以及打破陈规，加深白人对土著人的理解而奔走呼号。他于1872年出生在南澳大利亚墨累河下游的麦克雷点(Point McLeay)教区，一生奔波忙碌，直至92岁去世。乌奈庞是该教区第一个改变信仰的人，后来被训练成为公理教会的牧师。50澳元面值纸币的背面有他的画像，以示纪念。
注：戴维·乌奈庞，是来自南澳大利亚麦克雷点教区的一名土著居民。他是发明家、作家、音乐家、传道士和公众人物，荣登50澳元纸币的背面。(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将澳大利亚带进战后阳光普照的帝国土地的，是联邦总理比利·休斯。在成立国家主义党以前，他从工党退党，被人称作“前工党叛徒”。由于其在工党分裂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由于其独断和分裂的形象，这位“小矿工”广受欢迎，也颇受批评。他严词攻击“不忠不义”的行为，丝毫不照顾左翼人士、和平主义者、爱尔兰人以及德国人的情绪。他还与墨尔本的爱尔兰人丹尼尔·曼尼克斯——一名同样热衷于挑起事端的爱尔兰人，言辞锋利的天主教主教——争吵不休。
报应到底还是来了。1900年以来，农村议员和农村事务议题在各州和联邦都越来越有特色。1919年，来自农村的国家主义党党员宣布退出，成立新的乡村党。联邦领导人厄尔·佩吉医生——一名来自新南威尔士格拉夫顿的外科医生——是诡计多端的政客，也是现代联合政府原型的缔造者。部分由于乡村党的压力，投票制和强制投票制出现了，并于1919年和1924年分别引入联邦和各州。
1922年的大选中，乡村党在平衡党派力量上起到了决定作用，于是佩吉以此迫使休斯退出。联合执政的国家主义党想要的则是更加圆滑的墨尔本子爵斯坦利·布鲁斯。布鲁斯时年39岁，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前军官。他在战时担任纺织品仓库负责人，是墨尔本子爵的正式继承人，在英国服役了一段时间。他以从不与人结怨闻名。布鲁斯和佩吉相互配合，使联邦政府较为成功地执政，一直到1929年。那一年，休斯借机挑起事端，在联合政府内部挖下一个“坑”，使得联合政府内部瓦解。休斯再次走上台前，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击败了联合政府。布鲁斯一直想废除联邦对各州体系的偏袒，称工资太高了。总督同意提前大选，结果工党胜出，布鲁斯失去了席位。
新上任的工党联邦总理是詹姆斯·亨利·斯卡林，他为人谦和而中庸，是典型的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协会辩论学校毕业生，气质上更像一名法官而不是战士。虽然父母是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但斯卡林更多受维多利亚社会党的热心的影响，这种心态极大地影响了当地的工党。工党在其他各州的政客们并不总是一贯的热心，但斯卡林在悉尼领略了党争的苦痛。对这期间错综复杂的局面，历史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更糟糕的是，华尔街的崩盘导致大萧条的到来，此时斯卡林刚刚上台。这是上台执政的糟糕时期，但失业或听天由命显然更不明智。1931年前后，澳大利亚和全世界的大多数政府均以倒台告终。1933年，西澳大利亚人认为堪培拉对待他们不公平，于是投票退出了联邦，但政治上的困境很快让他们打消了退出的念头。
联合政府留给斯卡林大堆的债务，大部分来自各州的全国性建筑工程，例如铁路、公路和学校。在1927年间经济增速放缓时期，这些工程也是为了保证失业率不得已而为之。令斯卡林政府情况更糟的是，联合政府借着当时仍然采用的优惠投票权制度，控制着参议院。雪片般飞来的债务利息票据已经是很大的挑战，这时候大萧条来临了，失业率在1930年剧增到了1929年的三倍之多，政府的税收大幅下滑。民间的悲观情绪开始蔓延。斯卡林政府的左翼干部会议想要“放开信贷”，用他们的话来说，叫作创造财富，或者“增加印钞”。国家主义党控制的参议院、联邦银行董事会和大多数商业和农业则普遍担心出现严重的通胀，对此激进之举不予支持，但行业协会却急不可耐地想让它通过。工党右翼代表农村议席的一伙“稳健货币”的支持者，对此也表示支持。
斯卡林政府的另一大头疼问题，是斯卡林远离澳大利亚去参加1930年在伦敦举行的帝国总理会议上的重要会议。这些会议讨论了许多重要事务，包括未来联邦国家(当时英帝国正在转变为英联邦)的完全独立问题，以及新加坡军事基地的问题。斯卡林成功地令任命当时澳大利亚自选的总督，也是第一位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总督——伊萨克·伊萨克斯的提案通过。选择伊萨克斯这一决定，是澳大利亚走向完全独立的重要一步。
他回国以后，发现政党正在自我分裂——新南威尔士的党争问题和金融政策问题合为一体。雪上加霜的是，他的财政部长——前昆士兰州长“泰德”，即E.G.西奥多，是他幕僚中金融方面的核心人物——因卷入昆士兰的一桩矿业丑闻而下台。当时的代理财政部长是前塔斯马尼亚州长约瑟夫·里昂斯，他要求堪培拉支付已到期的地方债务的全额利息和其他费用，结果被核心干部会议否决，于是愤而辞职。此后，他联合四名“稳健货币”支持者退出工党，走到了反对派阵营。国家党更名为澳大利亚联合党(UAP)，并选举里昂斯为党魁。随后，在政府支出的问题上，工党中的一派更左的人士与善于蛊惑人心的新南威尔士州长杰克·朗达成一致，联合反对政府，于是斯卡林政府倒台。1931年11月，里昂斯赢得大选成为UAP联邦总理，并一直执政到1939年——那年的耶稣受难节当天，疲惫不堪的里昂斯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58岁。
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新南威尔士的工党总理杰克·朗，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而施行种种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导致本州人民严重分裂。有些人认为他富有远见，有些人觉得他鲁莽而不切实际。1932年，朗拒绝向联邦政府支付税款，于是总督将之解职，结束了这出闹剧。(维吉尔，《史密斯周刊》，1931年）《史密斯周刊》是一本言辞尖锐的周刊，以常与政府唱反调而闻名。
对于温和如慈父一般的这个塔斯马尼亚人来说，政治生活如此艰难。他小心翼翼地——有人说未免太谨小慎微了点——将这个国家带出了大萧条的泥潭，随后却又走到了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他和他那令人钦佩、富有影响力的妻子伊妮德，要在堪培拉落后而原始的洛奇德文港养活11个孩子，有的孩子尚且年幼(有人说“浪费了一块很好的牧场”)。而众多政府部门的所在地却在墨尔本。批评家通常说，金钱上的“外部利益”者——包括报业大亨基思·默多克在内——操纵了里昂斯。更多的时候，他的问题是得到的建议太少，不论在政策技巧上捉襟见肘的公共服务领域，或者在堪培拉还不熟悉的工商业界都是如此，更别提北塔斯马尼亚了。新的战争又要爆发的前景，吓坏了拖家带口和有征兵时期工党背景的里昂斯和他的妻子。但是，里昂斯的继任者们——罗伯特·戈登·孟席斯和约翰·柯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注：1939年，联邦总理罗伯特·孟席斯政府坚持让新南威尔士肯布拉港的码头工人为日本人装卸生铁，看起来已经很有威胁性了。为此，批评家们称孟席斯为“生铁鲍勃”，这一标签持续多年。政府很重视与日本的贸易，也希望与日本交好，原则上不会接受行业协会的外交政策。(马奥尼，《每日电讯报》，1939年)
孟席斯继承的是一个疲惫不堪、摇摇欲坠的政府，其前任领导人已经筋疲力尽，病入膏肓的程度比他的同僚们所预想的还要糟。深深的震惊和悲伤影响了判断。在潜藏的紧张局势之外，里昂斯去世的六个月前，一名同僚死于空难，更增加了那局促不安的紧张气氛。孟席斯是个很有争议的人，他仪表堂堂，身材高大又西装笔挺，头脑聪明且口齿伶俐，但缺乏耐心，虽有智谋，却常常失败。尽管如此，党内大多数人仍然早就当他为未来的领导人。他早在维多利亚州有了担任州长的经验：1929—1934年，他一直是州议员，且1932—1934年间担任副州长一职。随后他青云直上，径直进入了联邦内阁。可是，就在里昂斯死去不久，他就因为一次不当举动而丢掉了首席检察官的乌纱帽。内阁因为金融问题取消了一项全国保险计划——这是大选时做出的承诺——而孟席斯正是此事的主导。有批评人士认为此举是一种挑战里昂斯的姿态——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后者是比孟席斯好得多的拉票手段。更为极端，甚至可能极不公正的一种看法是，孟席斯对里昂斯执政的百般挑剔加速了这位联邦总理的死。
乡村党拒绝与孟席斯共事，于是退出了联合政府，佩吉则对孟席斯进行了极为尖酸刻薄的人身攻击。新南威尔士的UAP党员认为悉尼不会把票投给孟席斯，也不高兴。在备战的问题上同样有着分歧，休斯——时年78岁仍然渴望着领导权力——的煽风点火，让悉尼对孟席斯的不信任扩大了。休斯是个心直口快的鹰派人物，1938年10月慕尼黑危机期间，里昂斯政府实行姑息政策，休斯公开称：“我不相信希特勒，哪怕他在从这儿(新南威尔士的因弗雷尔)到堪培拉的距离那么高的一堆《圣经》面前发誓。”1940年8月，命运再次来袭，孟席斯的三个部长和一名高级司令死于另一场空难。一股闯劲伴随着致命的风险，是当时航空业的特质。
1940年9月的大选，重新团结起来的工党毫无悬念地胜出，孟席斯只得到了乡村党和两个无党籍选民(independents)的支持。乡村党重启了联合政府，佩吉的继任者——直率而亲切的昆士兰人阿瑟·法登为领导人。紧张局势继续，工党拒绝加入跨政党的战时内阁。1941年8月，孟席斯再次当选为UAP领导人，法登接替他担任了“40个昼夜”的联邦总理。战争危机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在政府的脆弱加上地方事务的困扰下，无党籍选民倒戈，工党上台执政，约翰·柯廷成为联邦总理。仅仅2个月以后，日本战机突袭了珍珠港和马来半岛。
UAP罕见地重新让休斯执掌帅印，期待着这位年近八旬的领导人再次成为可以信赖的战争领袖(休斯称，“孟席斯没法领导一群恋家的鸽子”；在为什么不加入乡村党却加入其他党派的问题上，他说“我总归是要跟某些人划清界限的”)。在1943年的大选中，工党获得了压倒性大多数的支持。柯廷神经质、敏感而口齿伶俐，专断且坚定，是一名改过自新的酗酒者。他也在担任联邦总理期间去世，很可能是当国家受到威胁时，紧张的公务拖垮了他的身体。柯廷不像温斯顿·丘吉尔或休斯，不是那种“亲力亲为”的战争领袖。当别的战争领袖忙于战事时，柯廷的功绩却在于，他通过将政党凝聚在一起——在做出决策或解释重大政策时，确保党内的反对声音比对手的声音小——而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稳定的领导层。他是温和而有牺牲精神的领导方式的榜样。然而高处不胜寒，他个人对于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澳大利亚人牺牲的决定痛心疾首。他的电台起初以“澳大利亚男女老少”为名，专门向公众解释战事发展，以此获取公众的支持。
柯廷的早期成就很简单，但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奋不顾身的精神——把政党重新凝聚起来。政党在新南威尔士和南澳大利亚严重分裂，党内常年的争斗并不是基于什么伟大信念或原则，仅仅是一种生活常态。这个成就，也是一种牺牲——自从1935年斯卡林退位到柯廷去世这段时间里，柯廷大多数时间在工作，远离自己的家庭，常常独自住在珀斯、堪培拉、酒店或通宵列车上。
虽然柯廷在战时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并审查重大决策，但他的策略却是完全地支持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负责前线生产、管理和政治工作的人。虽然他拒绝了孟席斯的加入战时国家政府的邀请，但二人私交甚笃；保守派人士与工党在顾问委员会中展开合作，共同讨论重大战争事务。
柯廷的主要政治难题是工党的反征兵立场。保守派在战争一开始就重启了强制征兵制，要求18～45岁的男性入伍，在国内服役。与澳大利亚第一武装部队一样，第二武装部队(Second AIF)是一支志愿军队伍，赴澳大利亚海外服役。但在1943年，柯廷政府顶住党内剧烈反对的压力，要求强征入伍的民兵(即平民武装)准备好参加西南太平洋战事。因而这两只战斗部队——全志愿的第二武装部队和强征军队——都存在非同一般的情形，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弱点。这一点美国人是不在乎的，他们强征入伍的军队没有本土和海外服役的区别。柯廷政府的另一项政治成就，是公然挑战丘吉尔的钢铁意志，坚持把在北非打胜仗的AIF第九师调回国内保卫澳大利亚——丘吉尔本想让他们与英军一同赴缅甸参加对日作战。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大战将至之时，柯廷在媒体上公布了历史性的决定：“我要毫不迟疑地、明确地指出，今后澳大利亚指望美国，我们要摆脱与英国传统的亲缘关系所带来的一切痛楚。”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作是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方面进一步独立的转折点，但这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历史的必然。当时的情形下，可以考虑的退路并不多，澳大利亚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英国正在穷尽每个士兵、每个兵工厂的力量在三条战线上对抗强大的敌人，没有多余的军队或船只可以支援缅甸。另一方面，美国在珍珠港之前也不需要与澳大利亚结盟或选择澳大利亚作为反攻基地，这也不是澳大利亚可以选择的。不过，战争联盟对于澳大利亚的当时的国防和今后的邦交发展，都至关重要。
1945年7月5日，60岁的约翰·约瑟夫·安布罗斯·柯廷因心脏衰竭，在堪培拉与世长辞。他的一生可谓充满矛盾。“一战”时他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而后却成了澳大利亚最伟大的战争领袖。在这个意义上，他称得上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联邦总理。他死后，澳大利亚进入了长期的繁荣和有充分就业机会的时期，这曾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但最后并没有通过他曾经期待过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实现，而是通过资本主义和较为保守的政府实现。
11 孟席斯时代
孟席斯时代罗伯特·孟席斯担任联邦总理的17年，是澳大利亚著名的“孟席斯时代”。这个称呼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和流传，因为它形容得十分贴切。战后时期是一个难得出现的繁荣时期，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充分就业。自1942年开始，全面战争吹散了战前的失业乌云，此后这种充分就业状态一直持续到1974年。1949—1966年连续在任的联邦总理那高大的身躯、敏锐的思维、发音清晰而不时夹杂粗俗用语的演讲，为澳大利亚人带来了某种父亲般的安全感。澳大利亚人经常挑孟席斯的错——说他看上去浮夸、守旧、傲慢而刻薄——但总的来说认为他的领导是安全的。他的语言锋利，非常善于主导进程。而且，与1939—1941年不同的是，幸运一直伴随着他。在对外事务中，他很少犯错或犹豫，也很少遭遇难堪；批评者们常常嘲笑他，说孟席斯能泰然自若地“与女王品茶”。
当然，1945年以后的长期繁荣并不是某个政府的独有功绩，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澳大利亚政府掌握和拿捏得相对较好。在国内，战前大多数挣扎求存的工业获得了发展，为生产战争物资而启动的项目开始成熟。这是澳大利亚制造业的黄金时代。1948年，澳大利亚第一辆完全本土生产的汽车——霍顿牌汽车——于墨尔本正式发布，通用-霍顿汽车公司从战前的好几年就开始策划这一款车型。其他汽车制造商相继效仿，首先是通过增加进口车型中澳大利亚产部件的比例。钢铁业、农机制造业、纺织业、服装业、鞋业和化学品工业均获得了新的繁荣，规模进一步扩大。在澳大利亚本土，涌现了更多的灌溉设施、更先进的灌溉方法和设备——如今，几乎每个农场都有一辆拖拉机——退役军人来到大型耕地周围形成的街区中，帮助澳大利亚提高了粮食产量。甚至连降雨都变得更加适宜了：这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战争年代饱受频繁干旱的困扰，但在战后，1965年以前很少出现干旱，即便出现，也是短期而轻微的。这段时间里，唯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几次洪水。1952年，90岁的比利·休斯去世了——去世前不久他仍然活跃在政坛，直至最后陷入昏迷。
这段时间里，政府对这种繁荣的管理，为后来的经济纯粹论者和自由主义狂热者所不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混合经济”是最理想的，几乎没有想过要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领域，如电力、水资源、公共交通或电信业私有化。联邦政府拥有海外航空公司(Qantas)和国内航空公司(TAA，澳大利亚航空)，拥有澳大利亚国家航运公司(ANL)，还有联邦银行。到1952年，政府还拥有联邦炼油厂的一半股份，但它随后被卖给了英伊石油公司，后者持有另一半股份，正准备扩张成为BP(British Petroleum，英国石油公司)。各州还拥有政府收入或半政府性银行和保险公司，有的还有其他产业。政府触角的广泛延伸已经累积多年，这为政府抛弃更为意识形态的投机行为——例如由工党州政府早年设立的州立屠宰场——准备了充分而实在的理由。人们通常认为这种混合经济是“大体妥当”的，而除非有非常迫切的原因，否则政府也不想去改变这种看法。
为了缓和经济上偶然出现的上下波动，为了控制通胀——1950年前后通胀严重——也为了控制贸易的平衡，联邦政府对银行借贷、储蓄和海外金融进行了调整。政府在过去常常试图通过增加公共工程投入来渡过经济难关，大萧条时期，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的理论为这种做法提供了新的论据，增加了政府和支持者们的信心。虽然经济上的挑战较轻微，这种调整却也见效了。1952年、1956年和1961年的经济滑坡都只持续了几个月时间，失业率很少升到4%以上，一般在2%附近徘徊，这个数字被认为是非常轻微的。
在1931年大萧条期间达到顶峰的进口关税壁垒，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的本意是，通过对进口产品征收30%甚至更高的进口税，给予澳大利亚本土制造业和农业生产一些保护。但是，多年来这个办法收效甚微。战后的第一个5年中，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业出口之间的不平衡，伦敦主导的“英镑区”——澳大利亚也包括在内——遭遇了美元短缺。澳大利亚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加大了对从“美元区”购买产品的限制，对石油实行配额，进口英国的新车而不是进口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人钟爱的美国车。战后欧洲的恢复和20世纪50年代日本工业的发展，导致出现了一波进口潮。对此澳大利亚的回应则是扩大对所有进口的限制，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1960年。澳大利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贸易顺差——因为在1966年以前，澳元的价值一直取决于澳大利亚人在伦敦这个主要外币交易中心的储蓄。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进口的直接控制令关税保护问题已经不能算是个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堪培拉的态度仍然是保持1931年那样的高额壁垒，但可以看情况做出调整。这样的改变仍然是因为，一方面要继续保持贸易收支顺差，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人口迅速增加以后的充分就业。在战前失业的打击之下，这段时间里的充分就业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信条。这样做的另一个额外的好处，是大波的海外公司到澳大利亚来进行生产——反正他们的产品也没法出口到澳大利亚来。
这个时代的另一大收获，是通过仲裁体系进行的严密的行业关系调整，澳大利亚人对此颇为自豪。对此，唯一的批评声来自左翼的行业协会官员，他们当时——以及长期以来——谴责仲裁制度是“温顺的家猫”，是“老板阶级保持低工资的窍门”。在频繁发生的罢工期间，保守派媒体和政客总是一成不变地盛赞仲裁制度。一个最低工资的奖励网络几乎覆盖了全行业，对于超时工作、加夜班或占用周末假期等行为，通常会加以重罚。仲裁制度于1948年引入了40小时工作制，将战前的标准工作周时减少了4小时。这一做法立即终结了周六上午工作的做法(零售业除外)。三周的年假成为常态，而在几年前，工人要是能在圣诞和新年之间休假，那都是走运。充分就业，意味着雇主们常常需要四处寻找工人，而不是与之相反。这是工会主义的黄金时代：工会的成员不断增加，接受范围更广，覆盖的行业范围更大了。白领工会主义——基于仲裁裁决——迅速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工会将办公室员工和专业雇员纳入其中——雇主们也广为接受。以往许多人工进行的工作变成了机械操作，加上经济的不断进步，使白领阶层在劳工队伍中不断扩大。不过，这些工会和行业协会一般与通过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组织的蓝领工会保持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