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经由武帝的支持，逐步渗透到汉帝国的政治思想中，但在整个社会、思想和学术方面，儒学并没有全面地占据统治地位。按《汉书·循吏传》的说法，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居高位，也只是“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缘饰吏事”而已；按今人的见解，与其说是汉武帝推动了儒学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实质性的进展，不如说他利用了儒学有使其天下显得文质彬彬的美饰之用。(1)毋庸置疑的是，武帝的“尊儒”，的确为后世儒家的发展奠定了一个权威性的基调，也为后世儒者参政议政、传播思想和文化奠定了制度基础。(2)于是，经过宣帝、元帝和成帝三朝的逐步扶持，儒学开始真正全面地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是具备儒学背景的士人积极参政，并占据宰相、御史大夫等重要职位；二是儒学（经学）传承的途径和方法得以形成，诸经立于博士官，使得儒学传承得以在国家体制内畅通无阻，而“师法”也逐渐成为当时儒者学习典籍、阐论思想和传承学术的主要方式之一；三是对思想学术争论的评判有了比较权威的标准（皇帝“临制称决”），皇权在儒学的发展变迁中开始充当扶持人和裁判的双重角色；四是儒学在确立其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儒学思想本身也得到了发展。其间尤其以孟喜、京房的《易》学和刘向的五行灾异说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