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初儒学的复兴第一节 汉初儒学的复起第二节 汉初儒家经学的兴起第三节 汉初儒学与黄老学的关系第二章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第一节 生平略考第二节 公羊学统第三节 汉武帝、董仲舒与“独尊儒术”第四节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儒学思想体系第五节 董仲舒儒学思想对汉代制度的影响第六节 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三章 《盐铁论》：儒家与法家经济理念的冲突第一节 《盐铁论》的历史背景第二节 武帝时期法家经济政策的基本格局第三节 儒家对法家经济政策的批评第四节 儒法财经理念的冲突第五节 儒法社会理念的差异第四章 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儒学的发展第一节 宣成时期的儒学发展及其统治地位的确立第二节 石渠阁经学会议第三节 孟喜、京房的《易》学思想第四节 刘向的儒学思想第五章 两汉之际谶纬的盛行第一节 “图谶”在两汉之际的盛行第二节 谶纬与汉代儒学第三节 《易纬》思想概述第六章 古文经学的形成及其与今文经学的纷争第一节 古文经学的形成第二节 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纷争第七章 扬雄、桓谭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扬雄的思想创构及其对儒学的弘扬第二节 桓谭对儒学的反思第八章 白虎观经学会议与《白虎通》的儒学思想第一节 白虎观会议与《白虎通》之书第二节 《白虎通》对汉代思想和制度的整合第九章 王充的儒学思想及其对谶纬的批评第一节 对儒家神学思想的批评第二节 王充的儒学思想第三节 王充思想中的矛盾第十章 东汉后期经学的发展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转衰与今古文经学的合流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余辉——何休的公羊学第三节 郑玄对汉代经学的总结第十一章 汉末官方儒学的衰败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第一节 清、浊二流的斗争与官方儒学的衰败第二节 王符融法于儒的批判思想第三节 崔氏门风与崔寔“达权救弊”的思想第四节 仲长统的社会批判和制度反思第五节 汉末士人的思想转向及其对玄学的影响第十二章 汉代儒学对道教和佛教的影响第一节 《太平经》中的儒家思想第二节 《理惑论》中的儒佛关系.2
这一变化给当时的社会和儒家自身的发展，带来了莫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儒家思想由于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政治、伦理、法律……乃至人们日常的生活风俗等等，皆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活动的指导思想，包括外来的佛教和自己本土上产生的道教，皆要汲取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作为自己的宗教思想，从而使得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走上了一条以儒家文明而著称的社会。（2）汉王朝开设的学校成为了儒家重要的教育阵地，儒家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学校成为了培养儒生和宣传儒家思想的场所。在这一点上其他学派是无法与之相匹敌的。而这一功绩则归功于董仲舒。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董仲舒这一功劳在儒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3）儒生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成为了各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汉代所谓的举茂才、举孝廉，自然选拔对象大多是儒生。儒学者不仅可成为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而且可成为各级官吏，上为丞相，下为地方官吏，儒生成为了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来源，这一做法成为了制度，也可以说是从武帝开始的，但武帝没有完全这样做，他还用了许多法家人物和酷吏人物。武帝之后，到元、成帝时，这种制度则广泛得到了推行，儒家的统治地位也真正得到了确立。由此可见，儒家地位的转变给当时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极大的。
三、汉代儒学发展的六个阶段
事物的发展，一般都是有一个产生、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汉代儒学亦不例外，它也有一个从复兴到繁荣昌盛再到衰落的历史过程。它的这一历史过程，大体上来说，还可以划分成若干历史发展时期。就其汉代儒学思想自身发展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如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一）汉初儒学的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处在汉王朝建立至武帝执政之前这样一个时段中。秦王朝推行法家政治，采取了打击儒家的政策。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令，用的是法家的高压政策，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尤其是焚书事件，“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53)这是一种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给予了儒家以致命的打击。汉承秦制之后，一方面要恢复经济与民休息，另一方面就是要恢复文化的建设，尤其是恢复我国传统礼义文化的建设，即要复兴先秦的儒家文化。这是当时时代之使然。其时的有识之士们总结了秦王朝暴亡的教训，深深懂得“可马上得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要治理好天下，不仅要有法治，而且要有仁礼的教化，还要有礼治。为此，汉初的儒学家们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纷纷起来总结秦王朝速亡的教训而提倡儒学，宣扬儒学的仁义礼治的思想，从事复兴儒学的工作，从而为而后汉代儒学的昌盛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汉代儒家公羊《春秋》学的昌盛时代
这一时期大致在汉武帝时期，其时《春秋》公羊学盛行，主要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五月诏贤良对策，“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史记·儒林列传》则说：“及今上（指武帝）即位，赵绾、王藏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可见，当时的儒学已经得到了复兴，其儒学思想则主要为《春秋公羊传》学，其主要代表就是以董仲舒为大师的《春秋》公羊学。董仲舒以解经的形式，解读《春秋公羊传》，发挥经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强调了《春秋》大一统思想，构建了一个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儒学思想体系，总结出了基于封建社会专制宗法等级制的“三纲五常”的政治伦理价值学说，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所以，这一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尤其在我国文化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汉代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时期
这一时期大约在汉元帝、成帝时期。虽说汉武帝初即位时，“上亦乡之（指儒学）”，“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对策更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建议，当时汉武帝也采取了一些尊儒的做法（如举孝廉、茂才，设学校等等），但毕竟汉武帝是“外仁义而内多欲”的帝王，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独尊儒术，儒学的统治地位并未确立，反而武帝重用了不少法家人物和酷吏人士，他们掌控了大权。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54)由此可见，汉宣帝尚是继承了武帝以来的霸王道杂之，即法家、儒家结合起来治理社会的，并不是独任儒术的。当然宣帝之用儒学又要比武帝进了一步，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而宣帝则召开了著名的“石渠阁经学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指宣帝）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55)石渠阁会议论五经同异，而宣帝亲自称制临决，可见他对经学的十分重视。这次会议对后来的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会议”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汉宣帝毕竟没有独尊儒术，如班固所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56)可见，宣帝是儒法兼用的。真正独尊儒术，使儒学和儒生确立在朝廷中统治地位的，恐怕应推汉元帝了。汉元帝“柔仁好儒”，他为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曾向宣帝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建议，还遭到了宣帝的批评。元帝即位后，大讲德政教化和天人感应的灾异之说，并重用儒生，委以重任，使儒学真正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所以班固说：“（汉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贡禹）、薛（薛广德）、韦（韦贤）、匡（匡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57)由此看来，朝廷独尊儒术，儒生掌握了朝政大权，就是从汉元帝开始的。所以皮锡瑞说：“经学自汉元、成至后汉，为极盛时代。……元帝尤好儒生，韦、匡、贡、薜，并致辅相，自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58)又说：“由汉武开其绪，元、成及光武、明、章继其轨，经学所以极盛者……”(59)云云。由此可知，自汉元帝开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走上了独尊的地位，真正成为了官方的统治思想。
（四）汉代儒学的变种——谶纬神学的泛滥时期
这一时期大致处在西汉末年汉哀帝、平帝之世，之后王莽“改制”和光武“中兴”皆用谶纬思想为其提供合法依据，谶纬曾盛极一时。谶，或称谶语，是一种“预决吉凶”的神秘的宗教预言。纬即纬书，对经而言，是对儒家经典五经的一种宗教神学的解释，主要是对董仲舒儒学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使之进一步宗教神学化而已。纬书不仅神化天，提出了“中宫大帝”、“天皇大帝”之类的神灵，而且还神化了儒家的圣人孔子，如《春秋纬·演孔图》中把孔丘说成是首类尼丘山，长十尺，大九围，在端门受上帝之命叫他为汉代刘家立法等，俨然把孔子当做神人了。为此，人们一般把谶纬思想，称之为谶纬神学，是一种宗教神学化的儒学。
（五）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纷争和《白虎通义》的儒学“国宪”化时期
古文经学是指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流派，是相对今文经学而言的。今文经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出的，在古文经未出现之前，汉代的经学皆是今文经学，如董仲舒等等。古文经则是用先秦古文写成的，按照古文经学家的说法，秦火之后，六经残缺，尚存者或藏宅壁，或散佚民间，至汉代这些古文籍陆续发现，相传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旧籍。时至哀帝时，古文经为刘歆所重视。王莽新朝时，刘歆力主立古文经学博士，排斥今文经学，自此开始有了经学上的古今文之争。今文经学重在阐发经中“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的特点在名物训诂，两者的解经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今古文经学之争，不仅是文字之争，而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的不同的解释。由于其时思想不统一，再加经学章句繁多，议欲减少等原因，为此汉章帝于建初四年（79）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经学大会。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后汉书·章帝纪》中记载说：“（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倏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可见，五经博士的建立，有师法有家法，造成了各家解经注经的不同，又加五经章句之越来越繁琐复多，使人得不到要领，为此有必要“使诸儒共正经义”，讲论五经同异，使思想统一起来。要做到这点必须要有最高权威的参与，所以最后汉章帝要亲自“称制临决”。有至高无上的皇帝来裁决，这样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也就有了最高的权威，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法典，人人都必须服从遵循而不得违背，从而把《白虎通义》的儒学思想提高到了“国宪”的地位。
《白虎通义》综合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思想，应当说主要吸取的还是今文经学派的传统的汉代官方儒学思想，并引用了不少纬书中的宗教神学思想，如董仲舒和纬书中所宣扬的灾异说、天人之际说、五行说、三纲说等等，皆是如此。
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可以说，一方面起到了统一经学和儒学思想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儒学在汉代的地位，使儒学思想法典化、国宪化，成为了绝对的权威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使儒学思想走上一条僵化的、教条化的、形式化的道路，汉代的官方儒学已经基本上走到了它的尽头，走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
（六）汉代官方儒学的衰落时期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由盛而衰的，汉代的官方儒学亦是如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的儒学思想，自董仲舒提出之后，得到了武帝的首肯，后经过宣帝的石渠阁经学会议，至元帝、成帝之时，在朝廷中赢得了统治的地位，后又经过了西汉末年的发展和谶纬神学思想的泛滥，至东汉章帝召开“白虎观”经学会议达到高潮。但是随着东汉王朝的衰落，汉代官方儒学亦随之而走上了衰颓之路。东汉王朝进入中期后，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东汉王朝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是士族势力的日益强大，成为了士族集团参与了朝政，其势必与朝中的宦官集团和外戚集团发生纷争，最后闹出了“党锢之祸”，沉重地打击了士族知识分子。又为了争权夺利，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之间的纷争十分激烈。正由于这些社会矛盾与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东汉王朝发生了危机，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社会中，士人们也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儒学的认真研读，而学风日趋浮华（“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由此，汉代的儒学也就走上衰颓之路。
汉代官方儒学的衰落，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宣告了儒学宗教神学化在我国历史上的失败。汉代官方儒学的衰落，其主要原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宣扬儒家天人感应的宗教神学思想是直接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封建汉王朝服务的，为其提供理论根据的，而现在汉王朝衰落了，说明董仲舒的尊天神思想已不能维护住汉王朝的王朝统治，天神已经失去了作用。以此，东汉末年的黄巾农民起义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宣称已经到了应“变天”的时候了，从而宣告了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的破产。第二，董仲舒的宗教神学化的儒学，遭到了来自儒家内部的批评。应当说在先秦的孔孟儒学中，并没有把“天”改制为天神，说成是什么“百神之大君”，孔孟只是强调从义理上来谈天，视天为人的道德的来源。孔子不讲“怪力乱神”，荀子更提出了鲜明的无神论的天人相分说。为此，汉代的一些儒学家如扬雄、桓谭等人都对汉代官方儒学宣扬的宗教神学进行了批评，扬雄说：“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60)人事的成败与天无关，并认为天地只是阴阳二气一判一合而成（“一判一合，天地备矣”）。这即是说，天完全是一个自然物，不可能谴告人的。桓谭则极言谶之虚妄，抨击谶纬迷信说：“观先王之所记述，咸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61)王符更在《潜夫论》中完全用元气说阐发了宇宙生成论。他说：“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兆，万精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浊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62)天地是元气自然演变中的产物，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就完全否定了董仲舒、纬书等宣扬的尊天神思想。可见，儒家内部是有着两条思想路线的纷争的，正如唐代刘禹锡所总结的“世之言天者二道焉”：一是主张天能主宰人间的“阴骘”之说，一是主张天人相分的自然之说。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属于前者的儒家宗教神学思想，自然要受到后者持无神论思想的儒家自然之说的反对了。第三，董仲舒的儒家宗教神学思想还遭到了汉代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的挑战。先秦诸子百家中在汉代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道两家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取得了独尊地位，成为了汉代官方哲学，而道家在汉初（主要是黄老道家）也曾一度得到官方的支持。自汉王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虽说失去了官方的支持，但在社会上，在士人中影响仍然很大，研究和发扬老子道家思想的亦大有人在，如刘安主编的《淮南子》、严遵的《道德旨归》、何上公的《老子章句》等，皆是其时重要代表作。然公开揭起批判董仲舒儒家宗教神学和谶纬思想的则要数东汉朝深受黄老道家思想影响的王充了。王充批评儒家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主要就是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王充反对“天地故生人”、“天地故生物”的神学目的论，而主张“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认为天地是“含气之自然”，“气也，恬澹无欲，无为无事者也。”(63)可见，天道是自然无为的，没有意志的，不可能主宰人事的，“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64)王充在这里坚持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无神论思想，有力地批驳了汉代官方儒学的宗教神学思想。第四，古文经学的产生和兴盛也遏制了汉代官方儒学的宗教神学化。自西汉末年刘歆倡导古文经学之后，在东汉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贾逵、马融、郑玄（古今文兼学）等皆为古文经学的大师。古文经学虽说“不立于学官”，但在民间影响颇大，成为了官方经学（今文经学）的反对派。今文经学讲天人感应灾异说，讲经中之微言大义；古文经学重名物训诂，重历史事实，重考据。今文经学神化孔子，说孔子“受天命为新王，为汉制法”；古文经学认孔子为史学家，是古代文化（六经）的整理者、保存者，孔子不是神，尊孔子为师。由此形成了两者思想的不同，古文经学在东汉的兴盛也就起到了遏制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的发挥的作用。古文经学兴盛，今文经学也就随之而衰落。
以上我们述说了汉代官方儒学走向衰颓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方面的几个原因。正由于这些原因作用的结果，使汉代官方儒学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崇尚自然主义的魏晋新道家。这说明儒家的宗教神学化在我国历史上并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儒家从其思想本质上说，它并不是宗教，虽说它带有浓重的宗教性（诸如讲天命、祖先崇拜、祭礼等等），但它重视现实人生，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不把世界两重化，不讲彼岸世界（如佛、道两教讲佛国净土和神仙世界）。所有这些，都说明儒家不同于佛、道两教的宗教性质，它实际上仍是一个政治伦理学派而已。它的宗教神学思想不过是为了论证它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合理性、神圣性、永恒性而已。既然在历史上儒家的宗教神学化没有走通，当然我们也就谈不上把儒家变成与佛、道两教一样的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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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建社会：“封建”本指西周的分封建国（诸侯国）而言，这种制度到战国时期逐渐为郡县制所代替。因此，“封建社会”这一用语并不能反映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这里仍用“封建社会”，只是沿袭前人的惯用语而已。
(2)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次儒家的繁荣昌盛时期：第一次在汉代，儒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赢得了独尊的地位；第二次是宋明理学（新儒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程朱理学成为了官方的哲学。
(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6页。
(4) 《史记》卷九七《陆贾传》，第2699页。
(5) 贾谊：《新书校注》卷第一《过秦下》，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
(6)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4—255页。
(7)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495页。
(8)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6页。
(9)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499页。
(10)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3页。
(11)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25页。
(12) 《孟子·尽心上》。
(13) 《左传·隐公十一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76页。
(1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玉杯》，中华书局，1992年，第31页。
(15)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二《基义》，第351页。
(16)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106页。
(17) 荀子：《荀子新注》第六《非十二子》，中华书局，1979年，第66页。
(18) 《孟子·尽心上》。
(19) 《荀子新注》第一七《天论篇》，第268页。
(20) 《荀子新注》第一七《天论篇》，第269页。
(21)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22)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五《郊义》，第402页。
(23)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一《为人者天》，第319页。
(24)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〇《深察名号》，第286页。
(25)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二《基义》，第351页。
(26)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一《王道通三》，第329页。
(27)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一《王道通三》，第330页。
(28)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三《五行相生》，第362页。
(29) 董仲舒：《雨雹对》，《春秋繁露 天人三策》，岳麓书社，1997年，第340—341页。
(30) 《荀子新注》第一七《天论篇》，第275页。
(31)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三《同类相动》，第358页。
(32) 《荀子新注》第二七《大略篇》，第468页。
(33) 《吕氏春秋校释》卷第一三《有始览·应同》，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678页。
(34) 《中庸》，《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35)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三《人副天数》，第356—357页。
(36)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八《必仁且智》，第259页。
(37)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一《为人者天》，第318页。
(38)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一《为人者天》，第318页。
(39)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六《祭义》，第439页。
(40)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六《止雨》，第438—439页。
(41)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一《王道通三》，第329页。
(42) 《孟子·滕文公上》。
(43) 韩非：《韩非子集释》卷二〇《忠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107页。
(44) 《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二《基义》，第351页。
(45) 班固：《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中华书局，1994年，第374页。
(46)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第2505页。
(47) 参见《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一三《五行相生》，第362—366页。
(48) 《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第1947页。
(49)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65页。
(50)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73页。
(51) 《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第3118页。
(52)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68—69页。
(53)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55页。
(54)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77页。
(55)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2页。
(56) 《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75页。
(57) 《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8—299页。
(58)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1页。
(59)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01页。
(60) 扬雄：《法言义疏》卷四《重黎》，中华书局，1987年，第361页。
(61) 《后汉书》卷二八上《桓谭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959—960页。
(62) 《潜夫论·本训》，见《潜夫论笺校正》，汪继培笺，彭铎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第365页。
(63) 王充：《论衡校释》卷一八《自然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776页。
(64) 《论衡校释》卷第三《物势篇》，第144页。
